王言之
心有所想，姑妄言之
白人警察執法過當令人致死。
如果這件事是偶然（不是致死的機理是偶然的，而是事件本身）的，跟歧視就沒有什麽關係了。
如果死者是白人，跟歧視也就沒有什麽關係了。
如果死者雖然是非裔，但是偶然的，跟歧視也就沒有什麽關係了。
而不幸的是，白人警察因執法而致黑人死亡，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
這就涉及到歧視了。
有一些人找到這次事件的死者的過往“犯罪紀錄”，說警察有理由對他實行特別的強力抑製，因為警察可能知道這個人很“危險”。這些人據此聲稱，其實這件事跟歧視無關，美國的白左表演泛愛演過頭了。這樣的言論又可以和其他比較“右”的觀點聯係起來，比如非裔群體“問題”比較多，“問題比較多”，被粗暴對待就顯得不是那麽與歧視相關了。
這話聽起來好象有道理。按照這個邏輯，我們甚至可以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比如白人犯罪率與被執法致死的概率，非裔犯罪率與被執法致死的概率。假如這兩組數據的比例大致相關（俺沒比過，所以隻是假設），那麽就可以說，這不是白人對非裔的歧視，而隻是執法過當，是一種與種族無關的現象。
“問題比較多”（俺也沒有仔細看過數據，隻是根據印象轉述一種聽來的觀點）比較容易導致被粗暴對待，被執法過度。有沒有道理？如果從人的本能來看，可能確實如此。比如，一件事，俺反複告訴娃該怎麽做，但是娃屢說不聽，俺就容易發怒。放大到群體層麵，如果一個群體出問題的概率大（強調：這是假設，是轉述），執法者的“發怒”現象似乎也可以理解了。然而，這個類比其實並不恰當。因為執法者如果無法控製自己的群體本能，就證明他們跟俺一樣不理性。不理性的人在家有空間可以欺負自己的娃，但沒有任何理由給他們空間，讓他們在社會上執法。如果我們聲稱教育已經讓我們更文明了，是不是應該表現出對這種本能的有效克製？如果做不到理性，做不到克製，就是執法群體的失敗，這跟某個群體問題多不多沒有關係。
退一步，即使本次事件中警察執法過當屬於 “事出有因”，是不是非裔群體的反應有點兒小題大作了？這需要分清執法中的歧視可能與一般性的歧視。即使本次執法中毫無歧視成分，但因為悲劇性的結果和種族對比，這次事件已經成了人們反對一般性歧視的一個引信。也就是說，事件本身有無歧視已經不重要了，它引爆了一般性的歧視在人群中埋下的炸彈，人們抗議的，已經不是一個事件，甚至已經不是一個領域中的歧視了。“一般性的歧視”是指什麽？俺也沒研究，但應該包括執法團體的非理性本能對某個群體產生的係統性的生存壓力，還包括執法體係之外的、各種機構培訓中提到的日常的不平等。這些應該避免而實際上沒有避免或者無法避免的歧視不是“執法過當”，但存在的範圍更廣，讓人壓抑憤懣，積累久了，可能釋放烈度也不遜於“執法歧視”。憑觀察+感覺，這種不平等造成的積怨不止於種族之間，也存在於貧富之間，而且更主要的是貧富之間。俺猜，這也是為什麽抗議活動既有和平的（理性反種族歧視）也有暴力的（涉及財富時，人更容易非理性）。再加上不同政治群體不同主張互相憎恨拆台，新冠給人造成的經濟和精神壓力，事情就複雜了。
再扯遠一點兒，這事兒跟美國倡導的普世價值也有關。自由平等是美國魅力的靈魂，美國人民也確實熱愛自由平等。但自由平等不是空的，不是喊出來就可以感受到的。它要落到實際中，比如選票，如比小政府，比如不能隔離太久，都是自由平等的實際體現。但隻有這些還不夠，人既然接受這樣的理念並把它作為生命的最高最終標準，就會在所有可以進行政治判斷的領域運用這個標準來判斷。執法中平等了沒有？選舉上平等了沒有？財富平等了沒有？一涉及財富，平等與自由就顯得有點矛盾了：要人為平等就得犧牲一些自由（民主黨），要絕對自由就不能那麽人造平等（共和黨）。兩種觀點爭來爭去，沒爭出高下來，而金融化國際化政策卻一刻不停地執行，富人精英可以而且樂於甩開本國中下層而發大財。自由與平等是全體的，但發財的機會隻屬於少數精英。中下層百姓的生活水平卻相當程度上停滯不前了。貧富差別必然表現出來，而且必然以“歧視”（其實就是不平等）的形式表現出來。
理論上搞不清（明明有民主有自由），事實上貧富分化卻一直在產生“好象不那麽平等”的困惑和鬱悶。越是推崇自由平等，這種潛意識中的困惑和鬱悶就越深：大家政治上平等沒錯，富人富屬自由沒錯，但對財富差別的意識與對富人生活的向往卻不是口號能彌平的，久慕而不得，這種情緒在某種程度上以忌妒恨的形式體現出來也不是那麽突然了。
是的，打砸搶是“一小撮”懶貪惡的行為，是不理性的。但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可以被視為一個先導版。因為它是仇恨的釋放，而仇恨，又可以視為不滿的極端形式。而不滿，一直醞釀於社會中下層。如果中下層一齊釋放他們的不滿，就真的會出大問題了。
因此，事情這樣發生，絕不是非裔作白左濫惡人趁機打砸搶那麽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