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遛鳥人談戲〕汪曾祺／張子通

《聽遛鳥人談戲》 文:汪曾祺  誦:張子通 近年我每天早晨繞著玉淵潭遛一圈。遛完了，常找一個地方坐下聽人聊天。這可以增長知識，了解生活。還有些人不聊天。釣魚的、練氣功的，都不說話。遊泳的鬧鬧嚷嚷，聽不見他們嚷什麽。讀外語的學生，讀日語的、英語的、俄語的，都不說話，專心致誌把莎士比亞和屠格涅夫印進他們的大腦皮層裏去。 比較愛聊天的是那些遛鳥的。他們聊的多是關於鳥的事，但常常聯係到戲。遛鳥與聽戲，性質上本相接近。他們之中不少是既愛養鳥，也愛聽戲，或曾經也愛聽戲的。遛鳥的起得早，遛鳥的地方常常也是演員喊嗓子的地方，故他們往往有當演員的朋友，知道不少梨園掌故。有的自己就能唱兩口。有一個遛鳥的，大家都叫他“老包”，他其實不姓包，因為他把鳥籠一掛，自己就唱開了：“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就這一句。唱完了，自己聽著不好，搖搖頭，接茬再唱：“包龍圖打坐……” 因為常聽他們聊，我多少知道一點關於鳥的常識。知道畫眉的眉子齊不齊，身材胖瘦，頭大頭小，是不是“原毛”，有“口”沒有，能叫什麽玩意兒：伏天、喜鵲——大喜鵲、山喜鵲、葦咋子、貓、家雀打架、雞下蛋……知道畫眉的行市，哪隻鳥值多少“張”——“張”，是一張拾圓的鈔票。他們的行話不說幾十塊錢，而說多少張。有一個七十八歲的老頭，原先本是勤行，他的一隻畫眉，人稱鳥王。有人問他出不出手，要多少錢，他說：“二百。”遛鳥的都說：“值！” 我有些奇怪了，忍不住問： “一隻鳥值多少錢，是不是公認的？ 你們都瞧得出來？” 幾個人同時叫起來：“那是！老頭的值二百，那隻生鳥值七塊。梅蘭芳唱戲賣兩塊四，戲校的學生現在賣三毛。老包，倒找我兩塊錢！那能錯了？” “全北京一共有多少畫眉？能統計出來麽？” “橫是不少！” “‘文化大革命’那陣沒有了吧？” “那會兒誰還養鳥哇！不過，這玩意禁不了。就跟那京劇裏的老戲似的，‘四人幫’壓著不讓唱，壓得住嗎？一開了禁，你瞧，呼啦，呼啦——全出來了。不管是誰，禁不了老戲，也就禁不了養鳥。我把話說在這兒：多會兒有畫眉，多會兒他就得唱老戲！報上說京劇有什麽危機，瞎掰的事！” 這位對畫眉和京劇的前途都非常樂觀。 一個六十多歲的退休銀行職員說：“養畫眉的曆史大概和京劇的曆史差不多長，有四大徽班那會兒就有畫眉。” 他這個考證可不大對。畫眉的曆史可要比京劇長得多，宋徽宗就畫過畫眉。 “養鳥有什麽好處呢？ ”我問。 “嗐，遛人！”七十八歲的老廚師說，“沒有個鳥，有時早上一醒，覺得還困，就懶得起了；有個鳥，多困也得起！” “這是個樂兒！”一個還不到五十歲的扁平臉、雙眼皮很深、絡腮胡子的工人——他穿著廠裏的工作服, 說。 “是個樂兒！釣魚的、遊泳的，都是個樂兒！”說話的是退休銀行職員。 “一個畫眉，不就是叫麽？怎麽會有那麽大的差別？” 一個戴白邊眼鏡的穿著沒有領子的醬色襯衫的中等個子老頭兒，他老給他的四隻畫眉洗澡——把鳥籠放在淺水裏讓畫眉抖擻毛羽，說： “叫跟叫不一樣！跟唱戲一樣，有的嗓子寬，有的窄，有的有膛音，有的幹衝！不但要聲音, 還得要‘樣’，得有‘做派’，有神氣。您瞧我這隻畫眉，叫得多好！像誰？” 像誰？ “像馬連良！” 像馬連良？！我細瞧一下，還真有點像！它周身幹淨利索，挺拔精神，叫的時候略偏一點身子，還微微搖動腦袋。 “瀟灑！” 我隻得承認：瀟灑！ 不過我立刻不免替京劇演員感到一點悲哀，原來在這些人的心目中，對一個演員的品鑒，就跟對一隻畫眉一樣。 “一隻畫眉，能叫多少年？” 勤行老師傅說：“十來年沒問題！” 老包說：“也就是七八年。就跟唱京劇一樣：李萬春現在也隻能看一招一勢，高盛麟也不似當年了。” 他說起有一年聽《四郎探母》，甭說四郎、公主，佘太君是李多奎，那嗓子，衝！他慨歎說：“那樣的好角兒，現在沒有了！現在的京劇沒有人看——看的人少，那是啊，沒有那麽多好角兒了嘛！你再有楊小樓，再有梅蘭芳，再有金少山，試試！照樣滿！兩塊四？四塊八也有人看！——我就看！賣了畫眉也看！” 他說出了京劇不景氣的原因：老成凋謝，後繼無人。這與一部分戲曲理論家的意見不謀而合。 戴白邊眼鏡的中等老頭兒不以為然： “不行！王師傅的鳥值二百（哦，原來老人姓王），可是你叫個外行來聽聽：聽不出好來！就是梅蘭芳、楊小樓再活回來，你叫那邊那幾個念洋話的學生來聽聽，他也聽不出好來。不懂！現而今這年輕人不懂的事太多。他們不懂京劇，那戲園子的座兒就能好了哇？ ” 好幾個人附和：“那是！那是！” 他們以為京劇的危機是不懂京劇的學生造成的。如果現在的學生都像老舍所寫的趙子曰，或者都像老包，像這些懂京劇的遛鳥的人，京劇就得救了。這跟一些戲劇理論家的意見也很相似。 然而京劇的老觀眾，比如這些遛鳥的人，都已經老了，他們大部分已經退休。他們跟我閑聊中最常問的一句話是：“退了沒有？ ”那麽，京劇的新觀眾在哪裏呢？ 哦，在那裏：就是那些念屠格涅夫、念莎士比亞的學生。 也沒準兒將來改造京劇的也是他們。 誰知道呢！ ——載 1982年第2期 《北京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