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耳朵特別名貴〕餘光中／Bobo

《你的耳朵特別名貴》 文:餘光中  誦:Bobo 七等生的短篇小說《餘索式怪誕》寫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書，對麵天壽堂漢藥店辦喜事，卻不斷播放惑人的音樂。餘索走到店裏，要求他們把聲浪放低，對方卻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幹犯他人之自由為借口加以拒絕。於是餘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隻好落荒而逃，適於山間。不料他落腳的寺廟竟也用擴音器播放如怨如訴的佛樂，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鬧，餘索忍無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樹林。 我對這位青年不但同情，簡直認同，當然不是因為我也姓餘，而是因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於無形，有時甚於刀槍。噪音，是聽覺的汙染，是耳朵吃進去的毒藥。叔本華一生為噪音所苦，並舉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傳記為例，指出幾偉大的作家莫不飽受噪音折磨。其實不獨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僅僅需要休息或放鬆的人，皆應享有寧靜的權利。 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認為好靜乃是聽覺上的優潔癖”，知識分子和有閑階級的“富貴病”。在這種謬見的籠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議，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投訴，一定無人理會。“人家聽得，你聽不得？你的耳朵特別名貴？”是習見的反應。所以製造噪音乃是社會之常態，而幹涉噪音卻是個人之變態，反而破壞了鄰裏的和諧，像餘索一樣，將不見容於街坊。詩人庫伯（William Cowper）說得好： 吵鬧的人總是理直氣壯。 其實，不是知識分子難道就不怕吵嗎？《水滸傳》裏的魯智深總是大英雄了吧，卻也聽不得垂楊樹頂群鴉的聒噪，在眾潑皮的簇擁之下，一發狠，竟把垂楊連根拔起。 叔本華在一百多年前已經這麽畏懼噪音，我們比他“進化”了這麽多年，噪音的勢力當然是強大得多了。七等生的《餘索式怪誕》刊於一九七五年，可見那時的餘索已經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十年以來，我們的聽覺空間隻有更加髒亂。無論我怎麽愛台灣，我都不能不承認台北已成為噪音之城，好發噪音的人在其中幾乎享有無限的自由。 人聲固然百無禁忌，狗聲也是百家爭鳴：狗主不仁，以左鄰右舍為芻狗。至於機器的噪音，更是橫行無阻。最大的凶手是擴音器，商店用來播音樂，小販用來沿街叫賣，廣告車用來流動宣傳，寺廟用來誦經唱偈，人家用來辦婚喪喜事，於是一切噪音都變本加厲，擴大了殺傷的戰果。 四年前某夜，我在台北家中讀書，忽聞異聲大作，竟是辦喪事的嘔啞哭腔，經過擴音器的“現代化”，聲浪洶湧淹來，浸灌吞吐於天地之間，隻憑其淒厲可怕，不覺其悲哀可憐。就這麽肆無忌憚地鬧到半夜，我和女兒分別打電話向警局投訴，照例是沒有結果。 噪音害人，有兩個層次。人叫狗吠，到底還是以血肉之軀搖舌鼓肺製造出來的 “原音”，無論怎麽吵人，總還有個極限，在不公平之中仍不失其為公平。但是用機器來吵人，管它是收音機、電視機、唱機、擴音器，或是工廠開工，電單車發動，卻是以逸待勞、以物役人的按鈕戰爭，太殘酷、太不公平了。 早在兩百七十年前，散文家斯迪爾（Richard Steele）就說過：“要閉起耳朵，遠不如閉起眼睛那麽容易，這件事我常感遺憾。”上帝第六天才造人，顯已江郎才盡。我們不想看醜景，閉目便可，但要不聽噪音，無論怎麽掩耳、塞耳，都不清靜。更有一點差異：光，像棋中之車，隻能直走；聲，卻像棋中之炮，可以飛越障礙而來。我們注定了要飽受噪音的迫害。台灣的人口密度太大，生活的空間相對縮小。大家擠在牛角尖裏，人人手裏都有好幾架可發噪音的機器，不，武器，如果不及早立法管製，認真取締，未來的聽覺汙染勢必造成一個半聾的社會。 每次我回到台北，都相當地“近鄉情怯”，怯於重投噪音的天羅地網，怯於一上了計程車，就有個音響喇叭對準了我的耳根。香港的計程車裏安靜得多了。英國和德國的計程車裏根本不播音樂。香港的公共場所對噪音的管製比台北嚴格得多，一般的商場都不播音樂，或把音量調到極低，也從未聽到誰用擴音器叫賣或競選。 愈是進步的社會，愈是安靜。濫用擴音器逼人聽噪音的社會，不是落後，便是集權。曾有人說，一出國門，耳朵便放假。這實在是一句沉痛的話，值得我們這個把熱鬧當作繁榮的社會好好自省。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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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那些年，港台流行歌曲潮湧一般地湧入大陸市場，上得街去，又是台灣的某個歌星，或是香港的某個天王，又或者是夠不上歌手卻自稱為歌王的某男或某女，扯著個喉嚨一陣咿咿呀呀，唉，再好的東西，成天地轟隆轟隆，也就成渣滓了。

有位台灣某綜藝節目跑龍套的，去大陸轉了一圈，回到那個節目，開口就大話了，吹噓他在那裏成了歌星，成群的粉絲等著求簽名呢，可你們還把我看成諧星，不服啊。看看，歌無論好壞，隻要敢開口唱，那就是招牌。唱得如何，沒人較真，捧的就是那個招牌。

李健去我是歌手，上得台來的第一句話是，我到這裏來是想表明，歌是可以好好唱的。就這句話，就該寫入音樂學院的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