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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記(節選)》 文:北島 誦:王旭東 一 八九至九五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國十五家。得承認,這行為近乎瘋狂,我差點兒沒搬出國家以外。深究起來,除了外在原因,必有一種更隱秘的衝動。我喜歡秘魯詩人瑟塞爾·瓦耶霍(César Vallejo)的詩句:“我一無所有地漂流……” 頭一站西柏林。住處在最繁華的庫當姆大街附近,是德國學術交流委員會(DAAD)提供的。我昏沉沉地穿過紀念教堂廣場,所有喧囂被關閉在外。一個“朋克”雞冠狀頭發鮮紅似血,他張開嘴,卻沒有聲音。那年夏天,牆還在,西柏林與世隔絕,像孤島。我帶著個空箱子,一頭鑽進語法嚴厲的德語叢林。我把從墨西哥買來的繩床吊在陽台上,躺在那兒眺望柏林搖蕩的天空。我前腳走,柏林牆跟著轟然倒了。接著挪到挪威首都奧斯陸,住大學城。我有時去市中心散步,狂亂的內心和寧靜的港灣恰成對比。 住下沒兩天,邁平就開著他那輛老爺奔馳車,幫我搬到另一處學生宿舍。這回,箱子成雙。繩床怎麽也塞不進去,正好撈些鍋碗瓢盆,拖進新居。我和五個挪威小夥子共用廚房。頭疼的是,剛塞進冰箱的六瓶啤酒,轉眼少了四瓶半。在挪威啤酒太貴。得,我順嘴喝幹剩下的半瓶,把另一瓶拎回屋裏。 冬天到了,北歐終於給我點兒顏色看看:漆黑。一個專門倒賣舊電視的中國同學,看我可憐,勻出一台給我。我喝著溫啤酒看電視。那挪威話還挺耳熟,帶陝北口音。 在挪威呆久了,邁平得了失語症。每天晚上,我倆一起做頓飯,對影成四人,無言。放寒假,他去外地看老婆。大學空城,我孤魂野鬼般遊蕩。鑽進一家中國餐館,除我,還有一人。他自言自語,動作古怪,目光瘋狂,充滿強烈的暗示性。慌張中我丟下碗筷,撒腿就跑。過了九零年元旦,我把繩床留給邁平打魚,搬到瑞典斯德哥爾摩,住進一家相當寬敞的公寓。主人一家去印度旅行。我實際隻用廚房,有時去客廳和餐廳遛彎,順便照料花草。 冬天的斯德哥爾摩讓人沮喪。太陽才爬起來,沒升多高,就被黑暗之魚一口吞下去,吐出些泡沫般的燈光。我日夜顛倒,索性整天拉上窗簾。三個月後,花草奄奄一息,主人回來了。一位好心的中國餐館老板借我個小單元,更符合孤獨的尺寸。有人從英國帶來瓶蘇格蘭威士忌,讓我一口喝光。我把自己關在屋裏,發瘋尖叫,在鏡子前嚇了自己一跳。 春去夏來,我照舊拉著窗簾,遮擋喧鬧的白夜。 那年秋天,我到丹麥第二大城市奧胡斯(Aarhus)教書,一住兩年。安娜幫我在郊區租了間可愛的小廂房。兩位女房東是女權主義者,一位心理學家,一位婦女博物館館長。她們帶各自的娃娃住正房,居高臨下,審視一個倒黴的東方男人。夜半,三盞沒有性別的孤燈,遙相呼應。小院緊靠鐵路,火車常闖入我夢中。驚醒,盯著牆上掠過的光影,不知身在何處。 我父母帶女兒來探望我。我臨時借點兒威嚴,住進丹麥海軍司令家隔壁的小樓。我們住二層,窗外是海和丹麥國旗。一層是老建築師烏拉夫,地下室租給年輕的女鋼琴家烏拉。他倆並無血緣關係,名字近似,像歡呼,自下而上,不過多了聲歲月的歎息。 父母和女兒走了。圖便宜,我搬到郊外的新住宅區。外出的房主是一對中國老人,隨兒子享受丹麥的福利。那單元特別,以廁所為中心,所有房間環繞相通。我心情好時順時針溜達,否則相反。那恐怕正是設計者的苦心,要不怎麽籠中困獸或犯人放風總是轉圈呢。 九二年十月初,從丹麥搬到荷蘭,送的送,扔的扔,我還是坐在行李堆裏發愁。沒轍,隻好向柏林的朋友求救。他從柏林租了輛麵包車,開到丹麥,裝上孤家寡人,再經德國開到荷蘭的萊頓(Leiden)。 萊頓的住處實在太小,根本沒地方溜達,我成了那些陳舊家具中的一員。房東瑪瑞亞住二樓,是個神經兮兮的老寡婦。她有個兒子,極少露麵。她每年都要去修道院做心理治療。這位眼見要全瘋的老太太,這回可抓住我這根稻草,一逮著機會就跟我東拉西扯,沒完沒了。我盡量溜邊走。瑪瑞亞有種特殊本事,隻要開道門縫,她準站在那兒等我,唱個法文歌,背首德文詩,要不然就講述她的噩夢。不管怎麽著,我絕不讓她進屋,否則就成了我的噩夢。瑪瑞亞摳門。冬天陰冷,我夜裏寫作,不到十二點暖氣就關了。第二天早上請示,不理。哆嗦了三天,再請示,恩準。她把定時器調到夜裏兩點——在妄想與噩夢之間。 臨走她請我上樓喝茶,我留了地址。她的信追著我滿處跑。我搬家速度快,卻還是被她的信攆上。她每次都附上回郵信封。我鐵石心腸,扔掉。這世上誰也救不了誰。孤獨的瑪瑞亞! 二 來美國前,在巴黎住了三個月。先寄居在我的法文譯者尚德蘭家。她離了婚,帶兩個孩子,住在巴黎郊區的小鎮上。她自己動手蓋的房子,永無竣工之日。每次來巴黎,她指給我其中的變化;新裝修的廁所、樓板上剛踩漏的洞。她喜歡抱怨生活,但不止於抱怨,而是英勇地奔忙於現實與虛無之間:教書、做飯、翻譯、割草。 我父母和女兒來到巴黎。宋琳一家去度假,把鑰匙留給我們。他家在市中心,五樓。旋轉樓梯像受傷的脊椎吱吱作響,通向巴黎夜空。我媽媽腿腳不好,爬樓梯是件痛苦的事。這和我的噩夢連在一起——是我在爬沒有盡頭的樓梯。夏天,巴黎成了外國人的天下。我幾乎每天陪女兒去公園遊樂場。我拿本書,在長椅上曬太陽,心變得軟軟的,容易流淚,像個多愁善感的老頭。書本滑落,我在陽光中睡著了,直到女兒把我叫醒。 那三個月,像跳遠時的助跑,我放下包袱,灌夠波爾多紅酒,卯足勁,縱身一跳。 九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帶著蓋有移民傾向標記的護照,混過海關,灰頭土臉地踏上新大陸,毫無哥倫布當年的豪邁氣概。先在密西根州的小城葉普斯蘭梯落腳。第一任美國房東拉瑞,用狡黠的微笑歡迎我。他是大學電工、市議員、民主黨人、離婚索居者、兩個孩子的父親和一隻貓的主人。他除了拉攏選民,還加入了個單身俱樂部,在政治與性之間忙碌。這一點他是對的:政治是公開的性,而性是私人的政治。 拉瑞很少在家。我常坐在他家的前廊看書。在東密西根大學選了門小說課,每周至少要讀一本英文實驗小說。英文差,我絕望地和自己的年齡與遺忘搏鬥,讀到幾乎憎恨自己的地步。把書扔開,打量過往行人。深秋,金黃的樹葉,鋪天蓋地。晚上,大學生喝了酒,顯得很誇張,大叫大喊。那青春的絕望,對我已成遙遠的回聲。 九四年初,我搬到十英裏開外的城市安納堡。不會開車,我在商業中心附近找了個住處。那片紅磚平房實在難看,但在由快餐店、加油站和交通信號燈組成的現代風景中卻恰如其分。我頭一回動了安家的念頭,折騰一禮拜,買家具電器日用品,還買了盆常青藤植物。由於這些物的闡釋,“家”的概念變得完整了。收拾停當,我像個賊,在自己家裏心滿意足地溜達。 我很快厭倦了同樣的風景和鄰居。而旅行仍讓我激動,每次坐進火車和飛機,都會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激動。一個美國姑娘告訴我:她最喜歡的地方是航空港,喜歡那裏的氣氛。其實,旅行是種生活方式。一個旅行者,他的生活總是處於出發與抵達之間。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都無所謂,重要的是持未知態度,在漂流中把握自己,對,一無所有地漂流。 我開始迷上爵士樂,想搬往昔日的美國。徐勇幫我查報紙,打電話,一家家逛去,終有所得。那條小街僻靜荒涼。木結構的小樓多建於二十年代,門臉頹喪,油漆剝落,但與爵士樂的情調相吻合。那天晚上看房的人很多,中意者按先來後到,我排第五。前麵四位猶豫不決,讓我得手。 寫作往往是個借口,我坐在窗前發呆。鬆鼠從電線上走過,用大尾巴保持平衡。一棵柿子樹在遠處燃燒。前廊有個木搖椅,坐上,鐵鏈吱嘎作響。我住二樓,房東老太太住一樓,卻未曾謀麵。 九五年秋天,我和家人團聚,在北加州的小鎮定居,先租公寓,後買房子。我有時坐在後院琢磨,這些年恐怕不是我在搬家,而是世界的舞台轉動。我想起瑪瑞亞。她在這舞台上孤獨地奔跑,舉著那些地址不明的信,直到信被冷風刮走,消失在空中。我頭一次想給她回封信:親愛的瑪瑞亞,我還好。你呢? |
想起一位作家寫過的一句話:“我心安處是我家。” 是啊,心安,這就是回家的感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