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學生的文革造反經曆（十三）“五·六”流血事件之後

十三  “五·六”流血事件之後

“五·六”流血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毛主席批準的《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史稱《紅十條》，緊急發布。正式撤掉了當年西南局和成都軍區第一把手李井泉的職務，把這位中央政治局委員歸入到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走資派”陣營。在支左中，支持“三軍一旗”的成都軍區被定性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同時，點名授予川大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團、紅衛兵成都部隊等“革命組織”的頭銜。雖然未點產業軍等組織的名，但定性卻非常肯定：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操縱的保守組織”，這實際上判了這些組織的死刑。[1]

消息傳到成都，號稱有數十萬之眾，曾經風光一時的產業軍等，在市區遭受了人人喊打似的圍剿，已經無法生存。大多數人員順風而動，反戈一擊。少數中堅分子，撤退到四周郊縣農村，和忠實的農民同盟軍—秋收軍聯合，遵照紅色革命傳統，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樣一來，城內恢複平靜，郊野硝煙再起，武鬥時有發生。但作為一股政治力量，產業軍等組織，大勢已去，實際上已經退出了成都的文革政治舞台。

這段時間，我一直呆在132廠。我和“五湖四海”兵團的戰友們一起，參加“五·六”事件調查團的工作，同時參加11.19兵團的所有活動。6月中旬，由於縱隊的工作需要，我決定離開生活了兩個月的黃田壩，返城。

6月13日晨，我騎著一輛破舊自行車，到132廠去搬取我的行李物品。在路上，碰見了我借宿的同寢室的老王師傅，他進城辦事，我們寒暄問好。一路上，成黃公路兩旁，稻田青青，微風習習，氣氛正常。我當時並不知道，我這一去，不早不晚，剛好碰到產業軍和秋收軍聯合圍城，嚐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滋味。

到廠時，太陽已經老高了。我走進203棟宿舍樓，幾個工人在樓道口下象棋。我剛把自行車放好，突然外麵有人驚呼：“緊急集合，紅聯回廠了！”工人們聞訊，從各個房間奔出，迅速集合好隊伍。

我站在路旁，看見紅聯的隊伍，打著大旗，繃緊麵孔，昂首挺胸，沿著廠門口的馬路，精神十足地走了過來，大約有幾百人。觀看的人群中，有人鼓掌，有人歡呼，紅聯在該廠從來不缺乏支持者。此時，11.19兵團的各個戰團從幾個方麵包圍了過來，用前些時候紅聯對付他們的霸淩辦法，衝擊隊伍，肉搏對抗，不準遊行。由於人少，紅聯的人這次嚐到了被欺負的苦頭，遊行隊伍被分割包圍，一個個被揍得鼻青臉腫。一會兒功夫，他們就被本車間、本室的11.19戰士捉光了，押著離開，準備清算。

其實，這隻是前哨戰。十來分鍾後，正當喘息稍定，人已散去之時。從招待所方向衝出來黑壓壓的人群，足有上千人，均手執鋼釺、梭鏢、扁擔。這是紅聯的同盟—秋收軍的農民，突進廠來支援紅聯。可惜的是，工農聯盟雖好，但兩軍配合欠默契，如果早幾分鍾，11.19的人會被兩麵夾攻。

11.19的戰士們聽見喊叫聲，紛紛拿起鋼釺、鐵矛，從各個宿舍樓跑出，奔向醫院、足球場一帶，列隊和秋收軍的農民對峙。我是11.19的一名戰士，也拿起一根鐵矛，和203戰團的人一道，站在了迎戰的隊伍中。

秋收軍的農民，黑壓壓的一大片，向我們壓了過來，手上拿著鋼釺、梭鏢、扁擔，有的背上還有大刀，聲嘶力竭地吼叫著：“衝啊！殺啊！”一步步地逼近，然後突然加速，變成了衝鋒。我站在隊伍中，心中緊張，端著鐵矛的手竟有點發抖。眼看著，一場血腥的遭遇戰就要開始，接下來會發生什麽，我大腦處於空白。忽然，11.19的隊伍中，有幾個人後退了，膽子比我還小。這一退，立即傳染大家，於是紛紛後退。原來的嚴陣以待，變成了爭先恐後的後退，最後幹脆成了放開腳步的逃跑。秋收軍追了一程，害怕中埋伏，停止了追擊，得勝收兵。農二哥們狠狠地教訓了工人老大哥一次。

中午，11.19兵團全體總動員，兵分幾路，進入到戰備狀態。秋收軍見形勢不好，撤退了，廝殺的風暴平息了。我無心久留，於是回寢室收拾好東西，告別兩個月來朝夕相處的工人師傅，踏上了回去的路程。

一路上，進城的人很少，十分清靜。我騎著破車，緩慢地行進著，剛過鐵路不遠，迎麵而來的人告訴我：“秋收軍控製了清波橋，設置路障，檢查過往行人，專抓11.19的人。”我一聽，心中發毛，急忙跳下自行車，緊張地思考起來，思前想後，進退兩難，但我已不想再折返，經過一番內心鬥爭，還是決定繼續回城。我把周身檢查了一遍，把所有證件和有關文件，包括幾頁我寫的文稿，都藏在自行車的坐墊裏。然後，懷揣僥幸，向橋頭騎去。

清波橋橫跨清水河，是一座頗大的公路橋。當我騎到橋頭附近，一個怒氣衝衝的莊稼漢吆喝著攔下了我，旁邊有好幾個手持鋼釺、梭鏢的青壯，單衣敞肚，黝黑麵孔，均在攔截行人。我下了自行車，故作鎮靜，告訴他：“我是成都五中的學生，是探親的，要回城去”，邊說邊掏出我的學生證給他看。哪知道，不說則已，一說我是城裏的中學生，這家夥條件反射地一口咬定，我不是八二六的，就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的。我極力否認，說自己是個“逍遙派”，任何組織都沒有參加。這廝根本不聽，極為粗野，動手搜身，我隻得任其翻檢。我這時心中倒還沉著，因為早有準備。

可是，這人粗中有細，搜查得一絲不苟，居然從我的皮包中找出一張買漿糊的發票。他立即斷言：“你肯定有組織，不然，買這麽多漿糊幹什麽？”我傻眼了，沒法回答這個問題，隻是含混地嗯了一下，心中直埋怨自己的疏忽。他馬上把我扣下，大聲對同伴說：“抓到一個嫌疑犯”。一個小個子青年走來，命令我跟他走。我鐵青著臉，在梭鏢的押解下，心懷忐忑，向橋旁農舍走去。

橋下不遠處，是一個生產隊的打麥場，麥收已過，堆著不少麥草。剛走近，就聽見痛苦的喊叫聲。一個被查出的11.19工人，正在被毒打，打人者滿懷仇恨；被打者，苦苦告饒。我的心一下收緊，恐懼頓生，知道什麽樣的待遇在等待著我。想著自行車坐墊下的證件和那些紙張，均是“罪證”，一旦被他們查出，一頓胖揍是免不了的。

我急中生智，順手把破自行車撂在角落處的麥草堆邊，車倒草掩，極不顯眼。爾後，我向前走了一二十米，迎接攔路強橫們的審問。我的運氣不錯，來審問我的是一位132廠的老工人，年齡在50歲左右，矮矮的個子，長著絡腮胡，麵容顯得忠厚沉穩，眼睛無凶光，說話無狠勁。他仔細而緩和地訊問我，我也仔細而緩和地回答他。

就在我麵前不遠處，一對年輕的工人夫婦，在皮鞭和棍棒的威脅下，男的跪在地上，正在低聲下氣地申述著。說自己“被迫加入11.19兵團”，“我早就同意你們的觀點了，紅聯就是好”。邊說，還邊把11.19的胸章拿出來撕扯。打手們似乎信了他的話，決定放他們走，他竟然流淚了，邊走邊說：“一定反戈一擊”。這大概也算是一種應對方法，看著他倆的表演，我覺得有點滑稽。

我仍然堅持說，自己是逍遙派，未參加任何組織。我一邊機械地扯著麥草杆，一邊回答老工人的問話，話中真多假少。我報我的真實姓名，家庭住址，所在學校，並說：“這次是來探望生病的叔叔”。他馬上追問叔叔姓名，在哪個部門工作？我信手把同寢室的老王抓來抵擋。老王情況我知道得一清二楚：203車間，三級工，專業軍人，真話自然沒有破綻。老工人反複詢問，我反複回答，一來一往，倒有點像聊天，隻是這聊天的周圍場景嚇人。這老工人沒有發現什麽可疑的地方，又沒有發現確有可疑之處的自行車（在混亂的人群中，誰也沒有注意那遠處的破自行車），就決定要釋放我了。

臨放行時，他還一本正經地教育我：“產業軍就是好！老產不產，你吃鏟鏟！”他還滿懷信心對我進行形勢教育，說：“最近的形勢對我們非常有利，成都已經被我們包圍了。最後的勝利屬於產業軍！”我不置可否地哼哈著，跟隨一個送我的人向公路走去。走到麥草堆處，順手提起我的自行車，然後，加快腳步離開，害怕他們反悔。

當我離開清波橋時，心中別提有多高興了。但我故作鎮靜，緩緩地騎著，離開這幫攔路的強人。一過公路拐彎處，大鬆一口氣，拚命使勁地蹬著這輛哪兒都響，就是鈴鐺不響的車子，快速離開。不時回頭看看，也不時伸頭看看，我擔心前麵還有這些攔路的強人。

一路順利，我騎到了省醫院處的路口。在路口處，堆擁著一大群人，是想回廠而遲疑不決的人們。我又碰見了早晨進城的老王師傅，以及其他一些132廠的熟人，正在議論紛紛。他一看見我，就釋然地笑了，說：“我們正在擔心你呢，知道你今天就要返回。”並轉身對旁邊的郭師傅講：“你看，我就說過，小黃靈醒，不會出問題，如何？”我把一小時前的經曆講給大家聽，大家都誇我。我勸王師傅等人：“今天別回去了，不必去冒這個險”。人群中，大家七嘴八舌地咒罵著，有些人折返回城，有些人則想繞道回廠。

退出成都市區的產業軍中堅人員，的確不甘心就這樣失敗。他們聯合在郊縣占絕對優勢的秋收起義戰鬥軍，真還活學活用了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戰術，在成都周邊的廣大農村建立了根據地，與占據城市的造反派相抗衡，試圖東山再起。

然而，畢竟政治上大勢已去。失去了軍方強有力支持的產業軍，終於難成氣候。就在我這次被攔截的6月份，軍隊和造反派組織不斷派出人員和車輛，組成宣傳隊，下到郊外的各個鄉鎮，宣傳中央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隨著“紅十條” 的宣傳貫徹，各縣、區、公社的保守組織在基層的勢力逐漸瓦解，有的倒戈，大多解散。到6月以後，基本上銷聲匿跡。成都開始進入到造反派互鬥的新階段。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中發［67］147號，1967-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