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學歲月（三）

三   在中學的學習（2）

在“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的教育方針指導下，政治課是中學生的一門主課，這關乎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宏旨大計。

當年初中三年的政治課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初一我們學的是“共產主義道德品質”，到了初二，學的是“社會發展簡史”；而在初三，學的是什麽已經遺忘。上網查閱，發現1964-1966年期間，給我們初三學生安排的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姑且采信，羅列於此。至於高一的政治課，也記不太清楚了，查詢後發現是“辯證唯物主義常識”。

共產主義道德品質課是對學生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共產主義思想品德的教育，無產階級階級感情的教育，和集體主義的教育等。雖稱政治，卻講故事。我們的課本是厚厚的一本書，書中選了很多革命先輩為理想犧牲的光輝事跡、革命者舍己為人的故事、老紅軍和老八路的回憶錄等，大都來自當年的《紅旗飄飄》叢書。故事樸實生動，充滿革命理想，凸顯獻身精神，境界很高，令我等仰望。但道德化人乃是持久效應，更要家庭、學校、社會的整體配合，且離不開社會的經濟水平和文明層次的提高。如何在農耕文明的社會中建立共產主義的道德精神？這似乎是個未能解決的大課題。

初二的社會發展簡史課講述馬、恩、列、斯係統的社會發展規律。從“勞動使猿轉變為人”開講，逐步講到人類從最初的無剝削的原始社會進入到有剝削的奴隸社會，再到封建社會，再發展到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滅亡，最後必然走向共產主義社會。雖然記不清楚具體是怎麽講的，但這著名的“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卻深入腦海，至今記得。初一和初二是哪個老師開的此課已經忘記，說來慚愧，這是唯一我至今回憶不起開課老師的課程。可見，影響一個少年的世界觀的形成，培育通向理想世界的道德品質，光靠這樣的開課灌輸，缺失社會環境的配合，效果不彰。

上初三後，我們的班主任換了一位年青的女老師，叫楊百芬。楊老師麵容姣好，穿連衣裙，背後拖長長的辮子，走路快時，一對辮子就搖擺起來。她教我們的政治，也就是上麵提到的“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門課程。楊老師是個認真負責的老師，善於輕言細語地做思想工作，和我們這幫初三的半大孩子在一起很有親和力。平時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總是微笑著說話；但每天早晨在朝會上，當談到班上存在的問題時，則嚴肅，聲調也高了許多。她的家住在羊市街中共成都市委的宿舍裏，她生病時，我曾和幾個班幹部去看望過她。但很遺憾的是，上此課的楊老師記得，但她怎麽給我們上的課，具體講了什麽內容，均毫無印象。對於班主任的課，而本人又常以記憶力自負，居然如此！的確慚愧！

上高中後，政治課似乎是講“辯證唯物主義常識”。但一樣遺憾的是，是哪位老師講的？具體講了些什麽？均已經記不清楚。可見，我當時聽課不夠專注，下課後也未付努力。這是當時不少中學生對政治課的應付態度。從這裏也看到，思想教育和政治運動、形勢教育混在一起，很難產生預期效果。

在中學的四年裏，課程並不完全都在教室裏進行。每年兩個學期中，有一個月的生產勞動課，或去工廠，或到農村。

在1960年代初，黨的教育方針明確提出：“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因此，生產勞動是教育中的政治，是避免隻學書本知識的重要措施，是消除體腦分工、進行階級改造的必需手段，是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大事。麵對領袖的教導，上級的指示，茲事體大，學校豈能掉以輕心，但是具體如何安排，卻也煞費苦心。

我的初一的生產勞動課其實和生產沒有關係。我們被安排在校內勞動，包括掃校園、除草、幫廚、燒開水、協助圖書館、搬運、看守校門等。我和另外一個同學的任務是協助傳達室的工友看守校門。沒有課堂約束，自由行走於空曠的校園中，並被委以看守大門的重任，別有一種興奮。

當年的五中立有校規：上課後大門必須緊閉，隻開側門，老師和同學必須佩戴校章，外來人員則必須出示介紹信，驗明正身後方可進入。我們坐在傳達室，一本正經地點驗遲到的同學，登記入冊，頗為威風，但有趣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一天早晨，時過八點，校門緊閉，側門半掩。一個中年男人，高高的個子，跨門而入。我立即詢問，所來何事？此人麵露莫名其妙的神色，說：“我是老師”。我說：“沒有校章，憑什麽證明你是老師？”這下難住了他，他看著兩個毛頭小子立於眼前，一臉的認真，不讓他進去，隻得無可奈何地訕笑著，卻又不便還以顏色。突然，他反應過來，忙摸身上的口袋，最後找到食堂的飯票，拿著說：“這就是老師的證明”。我們仔細驗看，的確是學校教工食堂的飯菜票，方才讓他進去，他邊走還邊嘀咕著。後來知道，此老師名叫陳道德，是教物理的老師。陳老師從此把我給記住了。

後來的生產勞動課的確和生產有關。第一次到工廠勞動去了成都卷煙廠，當時的成都卷煙廠位於城東府河內側的東安南街。此處地近城邊，街道狹窄，完全沒有今日以“嬌子”香煙為拳頭產品的如日中天的氣派。臨去之前，管理勞動的吳業劻老師笑眯眯地站在講台上，手拿一盒該廠生產的“浣花”牌香煙，說：“這就是該廠的最新產品，一角九一盒，我們就去這個廠勞動。”當年該廠的名牌產品其實是“紅芙蓉”和“白芙蓉”，價格也貴一些。芙蓉花是成都的名花，後來成了市花（圖1，來自網絡）。五代後蜀皇帝孟昶在成都時，遍種芙蓉，花開似錦。成都也因此得名為“芙蓉城”或“蓉城”。

圖1

我們列隊，整齊行進，來到煙廠。當時的成都煙廠，廠房簡陋，多為瓦屋平房，由幾進院落構成，但已經實現了機械化流水線作業。我們幹的工作，屬於輔助。我的任務是站在流水線旁邊，注視煙枝行進時的秩序，若有擁堵，用手調整，若有掉落，拾起歸隊。煙廠煙葉氣味頗濃，幾天後漸漸適應。幾天後也把卷煙的生產流程和技術關鍵基本搞明白了：烤煙、反濕、發酵、切絲、加香、混料、卷製、切枝、包裝等。勞動使我看到了工人的辛勞，明白了這個吞雲吐霧的玩意兒也一樣來之不易，這使人回想起小學學過的課文《千人糕》中所闡發的寓意。

高中一年級時，我們的工廠勞動去了東郊的69信箱。成都東郊，位於繞城的府河之東，這裏坐落著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布局的電子工業企業群。由於涉及軍品製造，這些工廠的廠名都是高度保密的，僅以數碼編號顯稱於世，如6、7、35、69、82、106、107信箱等，神秘而整齊地矗立在東郊主幹道建設路的兩側。圖2（來自網絡）顯示的是當年東郊的一座信箱工廠。聯結東郊與城區的兩座大橋則分別以“一號橋”、“二號橋”的番號命名，兩座橋的橋頭，豎立著用中英文寫的“外國人禁止入內”的木質警告牌 。

圖2

69信箱對外稱新興儀器廠，也叫719廠，為前蘇聯援建的156個大型項目之一，主要生產航空通信和導彈控製設備。去前，據我的日記記載，付校長兼校黨支部書記孫怡謀還專門給我們作了動員講話，鼓勵我們認真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並告訴我們：“這次去工廠，是挖防空工程，同美帝作鬥爭，同時改造自己的思想，在勞動中經受鍛煉。”可以看到，東郊的工廠領風氣之先，文革前的1965年底就開始挖防空洞和防空壕，到底是防美帝還是防蘇修，則不得而知。但此次“工廠勞動”，並不是去學習工人怎樣做工，而是去當土建勞動力。

時至隆冬，雨雪紛飛，道路泥濘。我們這批學生大都在十六歲左右，主要的任務是抬鋼材，抬石頭，運混凝土塊，平整場地，挖防空壕。東郊雖然地處成都平原，居然是黃泥地，摻合雨水的泥土，挖起來難度頗大。同學中有智者，棄一鎬一鋤之常規勞作，而先挖裏側，待深度達到一定程度，可整塊而下，省力而工倍，是謂之為“挖神仙土”。神仙土轟然而下，同學們歡呼聲起，驚動了班主任侯壽春。侯老師，一個極認真負責的中年男老師，看見此狀，乃大驚失色，立即嚴厲製止。作為一班之師長，他要對全班同學的安全負責。幫工廠挖反帝防修的防空壕，進度不是關鍵，全班同學的安全才是頭等大事。

從初二到高一，我們有兩次“下鄉勞動”。一次去了東郊的保和公社，一次去了東北郊的聖燈公社，兩處都在當時的市區之外，離學校大概有十來公裏。兩次去均是在初夏時節，前去幫助農民“雙搶”。所謂雙搶，乃是搶收麥，搶種稻的簡稱。成都市民素有“支農”的傳統，特別是在三年“餓肚皮”之後。後來，在七十年代我當中學老師時，還仍然繼續這個傳統，但名稱改叫“學農”。一字之差，用意頗深。

成都郊區地處成都平原的腹地，土地平整，阡陌縱橫，自流灌溉，莊稼一年三熟，這在全中國都是少見的膏腴寶地。每年的五月，是農家最忙的季節，首先要忙著收割小麥，一旦收割完成，立即放水浸泡麥地，改麥地為水田，犁耙平整之後，施肥養田，緊接著就是插秧。這段時節，農民起早貪黑，“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忙碌而辛勞。我們這時前去，正好助他們一臂之力，減輕農民的勞作負擔。

依據我在高一時（1966年5月初）去聖燈公社勞動時的日記，現簡要介紹一下當年我們的學農勞動。

我們睡地鋪，地上鋪上稻草，再鋪上自帶的草席即成臥榻。全班男生擠在一個房間裏，集體生活，感覺新鮮，熄燈後有說有笑，但疲勞困倦襲來，很快大家就呼呼而睡。鄉間蚊蟲猖狂，身上經常有一個個的紅包塊，但年少嗜睡，渾然不覺，直至天亮。

我們住下後，在房前樹起了國旗，大家對著五星紅旗莊嚴宣誓，一定要通過勞動鍛煉來增進青年學生的革命化。當年對革命化的理解是：像老工人、老農民那樣，能吃苦，不怕髒。最好，穿的衣服是那種洗得發白的，且有個把補丁，手上還有厚厚的老繭，平時說話時，在不經意間，要略帶粗口。

農村勞動時，比較大的挑戰是自己開夥造飯。每人按規定交上糧票和錢，由老師帶領幾個同學建立起火頭軍。自己砌灶，自己采買，自己做飯。班主任侯老師充任大師傅，但其手藝一般，飯菜味道差強人意，且經常吃不飽。聽班主任侯老師講，貧下中農聽說我們吃不飽，要送糧食給我們。是口惠還是實送？則日記中未記載。

我們經曆了兩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鄉間生活。開始是割麥子，打麥子。拿著彎彎的鐮刀，我們這幫學生就有感概發出：大概發明鐵器後，這工具似乎改進不大，農民就這樣年複一年地用鐮刀彎腰弓背地割麥子。割麥不難，但進度緩慢；彎腰容易，但久彎累人。腰酸背痛之時，就用當時的英雄人物麥賢得來勉勵自己。麥賢得是1965年8.6海戰的戰鬥英雄，一個頭部受重傷堅持不下火線的輪機兵。我的手割破了，我也咬牙堅持不離開麥田。幾天過後，大家都曬黑了，手打起了水泡，手腳上劃出了很多傷痕。隨後是下水田，但記不清是平整水田，還是糊護田埂，還是插秧，隻記載了農民楊大爺叮囑我們：“下水田要先用清水浸泡腿腳，以免中糞毒，引起炎症。”

勞動期間，我們參加了當地四清工作組在踏水大隊主持的對敵鬥爭大會，批鬥階級敵人。此階級敵人是一位放水員，此時低頭站在會場中間，我們和社員圍坐四周。據說，此人利用其所司之權，公然放水淹沒了十多畝麥地，還淹沒了秧母田，並毒死了生產隊的豬和社員的雞。真實情況如何，我等不知。我們隻是和社員一起，群情激憤，高呼口號：“保衛共產黨！保衛毛主席！保衛人民政府！打倒地富反壞分子！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此外，我們還到貧下中農家中訪貧問苦。在階級鬥爭形勢已日趨緊張的文革前夕，訪貧問苦是中學生極其重要的一種活動，通過聽貧下中農對舊社會“當牛做馬”的苦難回憶，激發我們這些“泡在甜水中長大”的青少年的鬥爭意識，“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從而更加熱愛新中國，更加熱愛帶來幸福生活的共產黨和毛主席。

當年的勞動課，普遍兼具三種教育功能：勞動教育，國情和艱苦奮鬥教育，以及階級鬥爭教育。幾年教化之後，當年的中學生，無論來自何種家庭背景，絕少嬌生慣養的習氣，一般均有相當強的勞動意識和吃苦能力，以及獨立生活和自主管理能力。這對後來我們毫無選擇地被“上山下鄉”，多有好處。當年的中學生，由此培養起了強烈的階級鬥爭意識，具有鮮明的好壞、敵我、苦甜、革命反革命的二元思維，遇人講立場，遇事挖思想，一切聽從黨的召喚，一切照毛主席教導辦事。

但即使是這樣，在文革肇始之際，我們接受的紅色教育仍然被毛澤東的1966年“五七指示”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的學校的現象”。那般認真賣力的領導和老師們，變成了教育黑線的執行者；而我等中學生，則不幸成為了十七年教育黑線培養的人。按照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發表的著名的“兩個基本估計”，我們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因此，兩年半年後，“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也就順理成章，“很有必要”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