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文H

滌蕩襟懷須是酒，優遊情思莫如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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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五）

(2018-03-01 07:59:20) 下一個

（五）校園中的學生鬥學生（下）

作者黃澤文

我被班文革指定為“黑五類”小組的組長，也不知是他們是有意與我為難，還是因為我過去的班幹部身份，要我負責我們七個黑五類同學的行動，組織討論，組織掃地，出了事就拿我是問。

自被隔離出來後，打掃教室就成為了我們七個黑五類子女的職責。本來，按照過去的規定，教室打掃由班上各個小組輪流進行，每一個同學都應該參與。現在，據紅五類同學說，這是對我們進行“勞動改造”。用勞動進行懲罰，這曆來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用慣了的手法，而紅色後代們學得極快。

從這天以後，我每天很早就趕到學校，當走到在教室門口時，就屈辱地站著，連聲喊報告，獲得準許後，方才走進教室。學生對老師喊報告，下級對上級喊報告進入辦公室，極為正常；但學生對學生喊報告進入自己的教室，強迫我們履行這套儀式，卻是我班當時的奇觀，是掌權的紅五類同學對黑五類同學的刻意折辱。我的這些紅色同學們，現在是無師自通，拿對付犯人的手段來對付自己的同窗，以此顯示他們的權威。但在狂飆突起，飛揚跋扈之時，誰能逆抗？待被允許進入教室，我什麽話也不想說，什麽臉色也不想看，低頭徑直走向我的座位，我的眼睛常常盯著貼在桌麵上的“七條勒令”發呆，有時候又把眼光轉向外麵的籃球場，看著同學們生龍活虎的身影而羨慕不已。我是一個籃球愛好者，要是以往，早就跑到籃球場上去了。現在，我們被明文規定不準打籃球。後之覽者看見此文，一定會覺得奇怪，文革初期，紅色後代們“以革命的名義”收拾異類，居然連打籃球的權利也給剝奪掉？但當時就是如此，這是我班“七條勒令”和“四項紀律”之外的額外規定。

文革初期第一問（沈漢武畫）

我常常就這樣呆坐一兩個小時，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紅五類同學叫我做什麽，我就做什麽。腦袋裏隻有一個麻木的想法：“這輩子我完了”。當時的我既膽小又單純，全然沒有獨立思考，分析和判斷事情的能力，也沒有用當時已經發表並廣為宣傳的文革《十六條》為自己辯護的能力。對班上這些紅五類們的所作所為，隻有逆來順受，聽其所為。

我這個組長有一個最難受的職責，每當紅五類訓話完畢，我必須按照他們的規定，領頭說：“黑五類的狗崽子們聽見沒有？”而其他六個黑五類同學則必須齊聲回答：“聽見了！”往往這時候，全班就哄堂大笑，如看滑稽表演。有幾次我說得含糊了，或者六個人回答得小聲了，或者不整齊，還得重來一次。在惡作劇的笑聲中，紅五類的同學們一臉得意，似乎從羞辱我們的表演中獲得了某種快感，體會到了他們的權威。我後來經常會尋思，前幾天還是友好相處的同學，怎麽突然之間就成了對立的兩極？他們怎麽對我等就有如此大的仇恨？是誰，是什麽力量把他們變成這樣的惡劣？

學校成了恐懼的象征，一股無形的壓力籠罩在我的心中。每當我拐過石馬巷，走到馬鎮街上，看見迎麵就是五中的大門時，心一下就壓上了一塊石頭，剛剛從家裏得到的一絲兒輕鬆就跑得無影無蹤。我不知道今天又是什麽事情在等待著我？我不想進去，但又不得不進去。校門口經常是一大群手執皮鞭的紅衛兵在守候著。

九月初的一天，我硬著頭皮來到校門口，想埋頭快速走進去。突然，一個我不認識的紅衛兵指著我說：“他是黑五類！”於是我被嗬斥著站住，我惶恐地站住了。一大群低年級的男女紅衛兵惡狠狠地圍了上來，沒有動手，卻圍著我罵了起來。他（她）們強迫我立正，我立正了，又叫我稍息，我隻得稍息，然後又叫我立正，周圍立刻響起一遍嘻笑聲，如看耍猴。我規矩地立正著，眼睛裏包著淚水，望著周圍各種嘲笑的、同情的、旁觀的目光，羞怕難當，無地自容。

他們突然放我走了，命令我跑步到教室，有個人還故意喊了一聲：“預備---跑”，我沒有動，屁股上早挨了一皮鞭，火辣辣的痛。毒打的威脅使得我衝了出去，我瘋跑著，跑到大操場，我再也控製不住的眼淚奪眶而出，一人在籃球場中傷心地抽泣起來。我呆立在一棵法國梧桐樹下，望著陰沉的天空，天空中偶爾傳來一兩聲刺耳的烏鴉叫。我想，要是我能有飛鳥那樣自在就好了，就不再受這人世之罪了。我的眼睛一動不動地停在某個地方，思索著這樣的日子我怎麽熬過。突然，我想到了死，一死就啥也不用怕了，也不會受到羞辱。我想到了府河漲水的激流。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想到自殺，發生在離我滿17歲還有一天的時候。但我又想到，我有什麽罪？我沒有幹過任何壞事，我僅僅是出身不好，我有一個清清白白的人生，為什麽要走絕路呢？就在我胡思亂想的時候，刺耳的鈴聲猛然把我驚醒，“別遲到”，我一下想到遲到的嚴重後果，又急忙向教室跑去。

過了幾天，校文革組織全校師生到附近的和平電影院去看電影，電影名字叫“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這是一部上海科教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根據山東階級教育展覽編撰的階級教育片。那個年代，為了配合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治國方略，此類電影、展覽、文學作品如汗牛充棟。其實，我們在1965年冬天就看過這部記錄片。現在，到了文革初期，校園血統論盛行之際，又組織我們再看。反複進行階級鬥爭教育，加強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引發對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的熱愛，以便於一心一意緊跟上意，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學校政治教育的重點。這本來並不奇怪，但奇怪的是，我班新掌權的紅五類們要用皮鞭押解我們七個隔離出來的黑五類子女，去看這場電影。其他的同學則可以自己去。

上海科教電影製片廠電影“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轉引自網絡）

我們沒有反抗，聽任紅五類同學的侮辱性安排。曾經一班受教，均為同學少年，生於新中國，長在紅旗下，但在人為煽動的階級鬥爭的仇恨中，因各自的家庭被貼上當時規定的“紅”與“黑”的標簽，俯仰之間，成了仇敵。對敵人，自然就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雷鋒名句）。在天天耳濡目染的階級鬥爭教育中，這些少不更事的紅衛兵們，在他們心中，迫害和折磨我們這些同學是一種類似對待敵人一樣的革命行動，甚至是捍衛無產階級專政的正義之舉。而身為家庭出身被標上“黑五類”的我們，心中也惶惶然地為自己的家庭出身感到羞愧，害怕被置於革命的對立麵上，變成反對革命的階級異己分子，從而成為革命的對象。因此，當時的我們，逆來順受，規規矩矩，極少反抗。

這天，初秋的烈日高照，太陽下我們七人在校園中排好隊伍，成一路縱隊出發。我作為黑組長，走在第一。班上的兩名紅衛兵，手執皮鞭，走在我們的兩邊。這隊形，像押解勞改犯。我們從馬鎮街校園出來，一路向西直行，沿小關廟，東通順街，正通順街，北東街，左彎到草市街上的和平電影院。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們低著頭疾步前行，兩位紅衛兵不時搖動著鞭子，惡聲嗬斥著，一會兒要我們跑，一會兒又要我們走。街上的婆婆大爺，男女老少都吃驚地看著我們，看著這群在押解的皮鞭下作長街遊行的“小犯人”，也有人指著我們說，這些人是黑五類子女。目光中有愕然不解，也有嘲弄嬉笑。文革初期，革命狂飆之中，這種人侮辱人的街頭演出其實並不鮮見，步行遊街隻是其中之一。但在中學，把同學押解起來作“遊街”之行的，還極為少見。

熟悉的街道在我的身邊迅速地後退著，本來不遠的路，今天卻覺得特別遠。我希望早點到，希望早點淹沒在黑色的電影院裏，路人的目光我受不了。和平電影院離我家不遠，我極為熟悉。從小起，我在這裏看過無數的電影，包括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令千人排長龍購票的《劉三姐》、《五朵金花》等，還包括宣揚階級鬥爭的《奪印》、《箭杆河邊》、《年青的一代》等。但今天看這電影卻大不一樣，全無愉悅，隻有沉重，還帶屈辱感。

終於，我們到了和平電影院，但是，我們到早了。兩個押解的紅衛兵命令我們站在電影院街對麵的空地上，烈日當頭，立正罰站，聽其訓話。在罰站訓話時，路人紛紛圍觀，用各種眼光看著這奇怪的場景。訓話的要點是：狗崽子們要認真看，看你們這些人家當年是如何欺壓窮人的。看完電影後，每個人必須寫心得體會，第二天早晨交給他們審查。其語言邏輯，大有父債子還的意思。言者鑿鑿，聽者藐藐，我心中極為抵牾，但心得體會還是得寫的。訓話完畢，方才把電影票發給我們。我們隨著最後一響的電影院鈴聲，如釋重負走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