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文H
滌蕩襟懷須是酒，優遊情思莫如詩。
（八） 報複
作者 黃澤文
回到成都，休息了兩天。
九月二十日，我心情比較輕鬆地來到學校。走進教室時，甚至連以往規定的報告也忘記了喊，班上的紅五類同學都板著臉。我坐到我的特殊座位上，貼在上麵的“七條勒令”沾了不少灰塵。我打開我的桌子，猛然看見桌蓋背麵用粉筆寫了幾個警告性的字：“必須老老實實”，我驚住了，預感到報複就要來了。
果然，一群紅五類同學和緊跟紅五類的麻五類同學圍了上來，把我包圍在中間，七嘴八舌地指責我挑撥他們和貧下中農的關係。我開始申辯，但無濟於事。我隻聽見他們的指責聲，辱罵聲，諷刺聲，在我的耳邊嗚嗚嗡嗡地喳鬧著。有人說我兩麵三刀，有人說我陽奉陰違，還有人說我過去是假積極，真表演，唾沫四射，直噴我的麵頰。我越聽越冒火，內心倔強的脾氣突然發作，我用豁出來的口氣第一次蠻橫地說：“隨便你們怎麽說，我就是沒有挑撥，是你們自己不爭氣。”這是我這些天來第一次這樣來硬頂“掌權者”者們。他（她）們驚了一下，又馬上鎮定下來，酸聲酸氣地說：“啊，你也要發脾氣了，等會兒再和你算賬。”
上課鈴聲一響，我們七個人就被一個接一個地弄上講台去“辯論”。所謂辯論，文革興起後的時髦用語而已，但並不符合當時的實際。當時的實際是要我們七個人一一上台受審，交待“挑撥貧下中農”的問題，以消解他們在青白江所受的窩囊氣。他們一直就沒有搞醒豁，為什麽貧下中農們就不站在他們紅五類這一邊？按理，按照當時階級鬥爭的道理，親不親，階級分，咋個青白江那個生產隊的貧下中農們就弄不懂這個最基本的革命道理，反而幫著黑五類子女說話？
我的這些紅色同學們忽略了最基本的一點，那就是，貧下中農以勞動為生，春種秋收，夏栽冬藏，開路修渠，養豬牧羊，全靠足踏實地，任勞任怨，汗水辛勞。他們最尊重愛勞動的人，最討厭遊手好閑之徒。此外，勞動者與大自然為伍，沐天地之正氣，使得他們大都心地純樸，心性善良，看不慣以強淩弱，更看不慣弄虛作假。而當時那些在報紙文件、影視戲劇、文學作品中人為鼓吹的階級鬥爭，對地處鄉村的他們的浸染尚不足以掩其心性。因此，前幾天的事件，是青白江當地貧下中農的本性反應，和我等說的那幾句實情真話沒有太大的關係。
成都平原上的樸實農民（轉引自網絡）
輪到我走上講台交待的時候，我被嗬斥站直，低頭，一如前些天的專政待遇，但我沒有像以前那樣被完全降服。我抬起頭，比較鎮定地向五十來位同學說：“我們到青白江，專心勞動，不怕苦累，並沒有挑撥什麽關係。貧下中農有他們自己的觀點，豈是我們能挑撥得了的？”下麵就有人說我不老實，是“假革命”，還有一個紅五類同學站起來，裝模作樣地問大家：“他是不是？”大家就回答：“是”。我非常反感他們這樣用“假革命”的標簽來形容我，但我氣憤之中並未失態，我說：“革命真假，你們豈能判定。我生於紅旗下，長在新中國，我至少是要革命的。”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是一個革命氣氛彌漫張揚的國度。新中國就是通過被壓迫者訴諸革命性的暴力反抗而建立的，因此，“革命”兩字極為神聖。對革命的態度是判斷敵、我、友界限的最基本的準繩，擁護革命，是那個時代青年人最自然的選擇。因此，指責我是假革命，當時的我認為，這是對我極大的侮辱，我因此和他們極力抗爭，不容他們信口雌黃。由於抗爭，他們看見我態度和勞動前大不一樣，於是草草收場，我也悻悻然地回到我的座位上。我這次算是被折磨得較輕的，我們七人中，有的同學不僅被罰站，還被強迫把手舉起來，作投降狀。
就在這樣折騰時，教室對麵高68（3）班的一個綽號叫“小激動”的寧姓男生走了進來，要我們過去和他們班上的黑五類同學對質。我一進門就挨了一皮鞭，是該班一個張姓男紅衛兵打的。此人係軍隊子弟，下手狠重，皮鞭抽在背上，火辣辣地痛，恨氣直衝我的胸口，但我咬牙忍住了。全年級四個班的二十個黑五類同學全被押到此班的講台上，同學們把我們團團圍住。
文革初期校園裏的學生鬥學生（轉引自網絡）
首先，叫我們背誦“七條勒令”。一些黑五類同學似乎在有意反抗，在嗬斥的命令中沉默以對，皮鞭就響亮地抽在他們身上。還有的黑五類同學被強迫下跪。輪到我時，我順從地背了出來，幸免一打。我班的一個梁姓女同學，拿著黨中央頒發的文革《十六條》，質問這些打人的同學們遵守不遵守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卻被那個“小激動”的男生打得更凶。但她沒有屈服，仍然一口一個：“要文鬥，不要武鬥”，其敢於直麵抗爭之精神，至今回憶，令人感佩，遠勝過我這樣的須眉男兒。
值得提示的是，此號稱為“小激動”的寧姓家夥，其實還並非紅五類同學，按照當時的政治分野，他算是個麻五類。在大潮湧動之時，江河橫流，泥沙俱下，最能看清人的本性，此人就屬心性惡劣，手段殘忍，好動手打人之輩。此人如果還活著，現在也應該是接近七十歲的年齡，不知其在偶爾回想起五十年前的這段經曆，內心是否會有愧疚之感？
至於到底對質了些什麽，往事漫漶，已經記不清楚，應當是一些誰背著紅五類們說了什麽，誰背著紅五類們做了什麽的豌兒麻子之類的事情。對質完了，沒有我班這七個人的事情，就又把我們押解回到班上的教室。出門，我又挨了一皮鞭。這次，是我班一個紅衛兵打的，此人曾經還是一個和我比較要好的同學，不知是手下留情，還是施力不當，皮鞭抽在背上，挨了一下就飛開了。
回到教室，班文革的紅五類們命令我們寫揭發材料，要求背靠背揭發在勞動期間的行動和言論。揭發這一招，本是新中國政治運動中反複搞弄的套路，旨在要受批判的人，通過書麵或者口頭的形式“告密”，以同伴的“加重處理”來換取自己的“從輕發落”。
我拿起筆時，當時的心裏其實很矛盾。我心中忐忑不安的是，要不要據實寫出我和高68（1）班的淩、賀、白三位同學在周大伯家吃飯時我說的那些話？以及他們說的話？寫，則是我在告密，既害自己，也害他人；不寫，而他們三人中若有人寫，則是他們在害自己，也害我。但我此時心中更認為，我們所說的話並無錯誤，全是這些天來發生的事實。紅五類以及他們的核心——紅衛兵們，以血統論為綱領，把鬥爭的矛頭對準自己的同學，欺壓，折磨，羞辱自己的同學，這明顯是錯誤的。想到這裏，我心中就有了底氣，決定不寫，既不能告密害同學，也不能再給自己添罪名，於是，我避實就虛，寫了幾條無關痛癢的內容，交給班文革了事。
（未完待續）
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