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文H
滌蕩襟懷須是酒，優遊情思莫如詩。
正文
（三）校園中的學生鬥學生（上）
作者黃澤文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套（轉引自網絡）
隨著毛澤東在八月一日寫信支持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並於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後，成都街頭開始出現第一批紅衛兵。他們都是中學生，血統純正，大都具有革幹（革命幹部）和革軍（革命軍人）的家庭出身背景。首批紅衛兵有典型的裝束和作派，用現代的眼光看，這基本屬於某種紅色行為藝術。身穿從爹媽箱底找出來的舊軍裝，腰係軍皮帶，臂戴紅衛兵袖套，騎著自行車，用腳的中後部蹬著自行車的腳踏板，在大街上結隊而行，呼嘯而過，前呼後應，氣勢淩人。
隨著第一批紅衛兵的出現，“血統論”開始在成都中學的校園裏流行。
文革初期的紅衛兵（沈漢武畫）
八月下旬，新的學期開始了，同學們都回到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我當時不到十七歲，高中剛剛念了一年。我一直是學校裏品學皆優的學生，從小學到初中再到高中，都因為學習成績優秀，遵守紀律，積極上進而受到老師的信任和同學的尊敬，一直是少先隊和班上的幹部。長期的這種地位滋養了我強烈的上進心和自尊心，不甘人後，好學上進，忠實聽話，做事認真。但我的母親是帶帽地主分子，是街道上的管製分子，屬於“管、關、殺”係列。她其實本是成都光華大學中文係的大學生，知書識禮，性格溫和，是典型的知識女性，後來因養育三個兒子而成為了家庭主婦。由於中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劃分階級成分的若幹條款的規定，黃家這頂沉重的帽子就給了她 [5]。我父親1943畢業於國立武漢大學土木係，畢生從事四川省的公路建設，解放後是省交通廳的一名級別不低的工程師，還是四川省政協委員。他常年在外修造公路，解放初期四川邊遠地區的幾條幹線公路，包括成阿（成都到阿壩）公路、宜西（宜賓到西昌）公路、東巴（東俄洛到巴塘）公路的許多路段，都是他負責施工修建的。由於家庭出身不好，我一直在政治發展的道路上磕磕碰碰。那時候，標準的學生政治發展道路是九歲入隊，十五歲入團，十八歲入黨。我是十歲半入隊，十七歲尚未入團，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家庭出身成了我心中揮之不去的魔咒。
我的母親和父親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中國的社會大環境發生了明顯的改變。自一九六二年我讀初中以來，中學裏已經開始在大講特講“階級鬥爭”和貫徹黨的“階級路線”，我入團的要求因此多次遭到拒絕，直到文革開始前，在高一的第一學期末，我才填寫了入團誌願書，但文革開始後就變得杳無音訊了。
此時的我，由於早就領略了黨的“階級路線”對我這類少年學生的歧視，自然對血統論極為敏感。首先，我感覺到社會上和校園裏氣氛開始變得異常。“黑五類”，“紅五類”的字眼一次次映入眼簾，鑽進耳朵。在學校裏，校文革，這個全由出身好的學生和老師組成的文革領導班子，經常召集一些出身好的同學開會，麵容嚴肅，態度神秘，行動詭異。班上幾個出身好的骨幹分子，包括過去曾經和我很要好的同學也有意和我疏遠了關係，其中還有因為學習成績差，和我結成“一幫一，一對紅”的同學，過去在我麵前熱情而友好，現在卻在我麵前突然變得冷淡而高傲。我是班上的學習委員，是班上唯一的一個不是共青團員的班幹部，其身份頗為尷尬，有點少年民主人士的感覺。班上的活動我都積極參與，現在卻明顯感覺到被邊緣化了。前幾天，選舉臨時班文革小組，我被有預謀地排斥在外，甚至一個“職員”出身的同學，盡管得票多也被刷了下來。我因自尊心受到傷害而感到苦悶，心事重重，鬱鬱寡歡。但我並無思辯能力去進一步思考這是什麽原因？這種變化的背後預示著什麽？對於這種突然被邊緣化的情況，我無法抗拒，亦不明究裏，隻得抱著無可奈何的態度。
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轉引自中國收藏在線）
八月下旬的一天，我懷著麻木的心情跨進學校的大門，迎麵而來的是物理實驗室麵對校門的牆上貼著的幾張大紅紙，紅紙前圍滿了觀看的同學。這是成都五中紅衛兵大隊的成立宣言。北京紅八月的風終於吹到了地處西南的成都。我的眼睛久久地盯在那幾項參加紅衛兵的條件上，紅紙黑字清楚寫著：隻有“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即紅五類）的子女才有條件參加紅衛兵。我晃了幾眼上麵充滿了使我難受字眼的成立宣言後，急忙地走開了，可心卻沒有走開。我不解，不解的是：為什麽捍衛毛主席和生於什麽家庭有關？我委屈，委屈的是：家庭出身不好就連當紅衛兵的資格也被取消了？我漫無目的地在學校操場上走著，機械地邁動著腳步。最後，我是這樣來安慰自己的：組織上我加入不了，我思想上一定要加入，要用實際行動向大家表明，我是無限忠於毛主席的，家庭出身不能妨礙我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戰士。這種精神安慰法使得我似乎又恢複了一點往日的朝氣，精神又有了一些寄托。
八月二十九日，串連到成都的北京紅衛兵在成都的東方紅大禮堂（文革更名前的錦江大禮堂）組織成都的紅衛兵們召開了一個“紅五類翻身大會”[6]。在這次血統純正的天之驕子的大會上，他們控訴十七年來資產階級反動教育路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排擠和壓迫工農革幹子女。為了翻身，他們把北航附中紅衛兵貼出的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作為判定我、友、敵的綱領在大會上提了出來。這種“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的血統論調立刻成了中學紅衛兵心中的圭臬。按照此論，把學生按照家庭出身劃分為紅五類— 革命接班人，麻五類—革命團結對象，黑五類—專政對象。北京工業大學的譚力夫更與劉京合作，寫出了大字報《從對聯談起》，提出要把這幅對聯的內容當作黨的階級路線來推行，要把它“提練為政策，成為將來的本本和條條” [7]。這裏需要附加點說明，以幫助現在的年青人了解文革中的專用名稱。紅五類前麵已經提及。所謂麻五類者，其說法版本當時就很多，比較公認的是指家庭成分為職員、店員、中農、醫生、教師等職業的人。而黑五類，則是指成分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的人。
該對聯和其主要鼓吹者譚力夫（轉引自網絡）
血統論在文革初期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現象。它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指導中國社會發展結出的一個惡果。曆年來，階級鬥爭在新中國社會中標定了具有原罪的黑五類，在宣布這些人是階級敵人並進行專政的同時，對他們的子女也采取了一係列的歧視政策。相反，革命政權對革命家庭的孩子則給予相當的照顧，特別是城裏革幹和革軍家庭的孩子，導致他們滋生優越感，儼然是天生的革命者。文革狂飆突起，最初的這些根正苗紅的紅衛兵，在革命、造反、打倒、批判、捍衛的狂熱中，把仇恨對準階級敵人，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也很自然地把仇恨對準了階級敵人的子女。帶有階級出身歧視的“血統論”正好迎合了他們的狹隘的正統接班人思想和偏激的革命情緒，成為當時有代表性的一種思想意識。
當年首都紅衛兵糾察隊的蠻橫“通令”（轉引自網絡）
開完這個所謂的“翻身大會”後，紅五類們紛紛返回各自的學校，情緒亢奮，摩拳擦掌，連夜策劃，於第二天一早，在成都的中學校園裏廣泛掀起了學生鬥學生，侮辱和打罵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的惡潮。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三十日，成都五中徹底亂了。
這天一早，我來到了學校。一進校門，使我眼睛呆住的是一副醒目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我本來就沉重的心一下子就更加沉重了。我懷著忐忑的心情到了班上，教室的門上也貼著同樣的對聯。我看見班上一些同學的臉上都不對勁，內心的陰影就更濃了。我不聲不響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來。剛剛在低頭回味，同學們的議論聲就使得我把頭抬了起來。我看見幾個同學正在議論這突然鑽出來的對聯。大家似乎都不認同這蠻橫決絕的論斷，有的同學甚至不滿地抨擊起來。我不由自主地站起來走了過去，共同的看法使我感到他們特別親切，終於按捺不住共鳴的心情說：“用家庭出身決定革命和反革命，這不符合事實。”
上課的鈴聲響了，我們停止了議論，回到座位上坐好。忽然我驚奇地發現，團支書帶來了兩位校文革的成員，他們的臉都死死地板著，如臨大敵。我心想，有事嗎？果然有事，而且是震驚教室的事。
一位校文革副主任殺氣衝衝地站到講台上，用激奮的腔調宣布：“現在你們班上有人要殺紅五類，要取紅五類的腦袋，我們要把這個凶手揪出來”。他口沫四射，極盡平生之力大呼：“殺紅五類的狗崽子給老子站出來！”班上的紅五類學生，似乎事先已經通了消息，這時候就高聲附和著：“站出來！揪出來！”聲浪形成了一股心理壓力，我緊張而莫名其妙，心跳不止。接著，一些紅五類同學紛紛站起來發言控訴，一場預先計劃好的陰謀在開始實施。
突然，就要爆炸的空氣中傳來段姓同學的聲音：“我沒有這樣說過，我當時不是這個意思”。就在段剛剛辯解的時候，同來的另一位校文革成員開始揭發：“段的家庭是工商業兼地主”。文革是處處公開地以家庭出身論英雄的特殊時期，揭某某人家庭的底細是文革期間最常用的手段。當兩人爭辯時，在相持不下之際，如果一方突然拋出這個殺手鐧，每每能收到奇效。家庭出身不好的那位瞬間無語，頓時矮了三分，而旁觀者也會立刻站到出身好的那邊，形成壓倒優勢。不等段同學張口否認，團支書就帶頭叫喊“狗崽子要翻天！”班上的同學大都給搞蒙了，大多數同學一腔不開，少數人也有故作一臉憤怒狀的。當有紅五類同學叫喊：“黑五類給老子站出來”的時候，我臉也紅了，心也狂跳不止，全身的肌肉都在收縮。一直到段姓同學毅然站出來時，我才清醒一些，鬆了一口很久沒有呼出來的氣。
後來我聽說，這本是當年五月底發生的事情，段因為有人在背後說他與某某女同學關係親密而找到團支書談話（段本人是團員），最後段說到氣憤處，就說：“誰要是再造謠，我就要他（她）的腦袋”。大概，造謠中傷的人是個紅五類，因此，到了文革中的紅八月，在紅五類揚眉吐氣翻身之際，這句話被重新提起，並構成了“要殺紅五類”的階級報複的大事。於是就爆發了今天的一幕。這種強橫的推理和結論，幼稚且可笑，今天的中學生都會覺得匪夷所思，但當年的確就是這樣發生了，發生在那特殊的紅八月，給一個同學定下了“要殺紅五類”的罪名。
緊接著，我班就在這種緊張而壓抑的氣氛中開始了班文革小組的改選。前幾天臨時班文革選舉出現的那種選票分散的現象再不會出現了，票數相當集中，五個紅五類當選，而且是今天跳得最起勁的當選了。段姓同學被剝奪了選舉權，一人坐在教室角落的一個特殊位子上沉默著。這位個性倔強的人很不馴服，但似乎也有點弄不清楚這突然而來的打擊。
接下來，由校文革支持，班文革導演的一場學生鬥學生的鬧劇在高68.級4班展開。在紅五類的帶領下，同學們圍著站在牆壁角落處的段姓同學，嘲笑，諷刺，挖苦，惡言橫語，冷嘲熱諷，七嘴八舌地向此同學撲去。隻是沒有動手，還算是高中學生的一點自我克製。而段則寡不敵眾，被逼於牆角，百口莫辨，窮於應付。我當時也裹挾於內，但自始自終未發一言。我看見了段當時那種惶惑、困擾、痛苦的神色。當一個人被群體孤立起來，千夫所指，進行批判時，其內心的感受，表現於臉上，就是這樣的神色。從一個班級的這種現象，似可窺知人性。在革命的淩厲氣勢下，人皆欲自保，而自保的最好辦法則是表現自己，或表白自己，劃清界限。雖然我等當時僅僅隻有十七歲左右，初涉人世，稚氣未脫，但已經頗為世故。
這轟動全校的八月三十日，就這樣驚心動魄地過去了。我沒有料到，同樣的命運就在第二天等待著我。
（未完待續）
（未完待續）
老子英雄兒好漢 --- 是指我們的正直有知識的好父親，我們也都是好學生；
老子共匪兒混蛋 --- 他們的子女有幾個好好學習的？
我已經讀過了一遍，這是再讀。
這已經不是政治分歧的範疇了 而是有沒有人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