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文H
滌蕩襟懷須是酒，優遊情思莫如詩。
正文
我的母親孫清芸
（十二）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母親的晚年
母親的命運也在1979年被改變。根據當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的《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 [18]，政府給她摘掉了戴了21年的地主分子的帽子。這是中國正在發生著根本性變革的又一個標誌性事件。這次全麵的摘帽行動，實際上取消了建國後所劃分的地主、富農階級成份。連同此前給右派分子的摘帽，新中國第一次實現了沒有出身和階級成份差別的公民平等性。母親成年之時，恰逢中國的社會巨變，她不幸被卷入其中，成為一個時代的犧牲品。當一個時代結束時，她的賤民身份也結束了，回到了人民的隊伍之中。從此，她再也不必每天淩晨早起去掃大街，再也不必定時去服勞役，再也不需要按時去派出所聽訓話，再也不需要外出請假獲得批準，也再不需要按時上交自汙、自侮的思想檢查了。
母親並沒有因此顯得特別高興，她甚至有些木然。從1951年算起，近三十年來和這頂沉重的帽子打交道：被戴上，被摘下，重又被戴上，重又被摘下。她在29歲到57歲這段人生最好的年華中，聽過多少次嗬斥，看過多少人白眼，站過多少次批鬥會，服過多少天勞役，寫過多少頁思想檢查，流過多少眼淚，就因為黃家那一百來畝田地，就因為那並不屬於她，她也從來沒有經管過的田地，從一個青春煥發、學有所長的知識女性，變成了人人唾棄、個個厭惡的地主婆，成了新中國政治術語中邪惡的代表。兩次戴上這頂沉重的帽子而成為階級敵人，兩次被驅趕出成都而流落他鄉，剝奪了她為社會貢獻自己知識和才智的機會，剝奪了她做人的尊嚴，甚至剝奪了她做母親的權力，就因為她所嫁入的家庭擁有比一般人多一些的財富。
父母親的合影，攝於1980年
有錢就有原罪，有錢人就是壞人，有地的人就是階級敵人，這種政治邏輯合理麽？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年代，社會的掌權者是需要有階級敵人的。因此，位於黑五類之首的地主被明顯妖魔化。在我從小所受的教育中，地主是個醜陋、貪婪、奸詐、惡毒、陰險、猙獰的模樣，是《半夜雞叫》中的周扒皮，是《白毛女》中的黃世仁，是《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是《收租院》中的劉文彩。在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的革命運動中，這個中國農業社會中的群體形象因階級鬥爭的需要而臉譜化了，而且臉譜被描摹得麵目全非。
但在我們三個兒子的心目中，母親就是母親；在我父親的心目中，妻子就是妻子，這和她有沒有那頂勞什子帽子無關。因此，摘帽，不僅母親顯得木然，我們全家也都反應冷淡，既沒有舉酒為此慶賀，也沒有四處通告她的“新生”。母親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知書達禮，溫文爾雅，心地善良，明曉世事。她長期忍辱負重，以一人的委屈和犧牲，支撐著我們這個家，輔佐丈夫而立業，教養兒子以成才。沒有她在家中的支撐，父親不可能常年安心在外，盡心力，輸才智，為四川的公路建設奔波勞累，作出貢獻。沒有她在家中撫養、教育我們三弟兄，我們不可能在運動頻發，社會動亂，學業荒廢的上世紀60-70年代逐漸成長為有專長、負責任、重知識、明事理的專業人員。到後來，哥哥成了一名局級機關的專業會計，我取得博士學位後成了大學教授，弟弟則是教授級高工。其中父親和母親的辛苦付出，養育之恩，永生難忘。
母親摘去帽子後，決定出去旅遊。1980年，母親和父親在哥哥的陪同下，乘火車到重慶， 再由此換輪船，順長江而下，遊三峽，觀白帝城，入酆都鬼城，再出川隨大江東去，直達宜昌。這是母親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川。母親飽覽了祖國的大好河山，照片中的母親，目光深邃，神態安詳，笑容燦爛，盡情享受著她這一生中遲來的不可多得的自由。
1980父母親在三峽
母親和父親也到我所工作的峨眉山腳下的西南交大來看望我（1981年我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即留校任教，實現了當年散步時父親對我的期許）。西南交通大學，原名唐山交通大學，建校於1896年，乃民國時期一所國內外享有聲譽的綜合性大學，1952年院係調整時被變為單一的鐵路院校，文革前為備戰所需，內遷到峨眉，建校於報國寺前的山巒穀地之中，後來不堪環境閉鎖，方才搬遷到現在成都的九裏堤和犀浦。我陪同父母，悠遊於山水林泉之間，倘徉於古廟樓台之中，看天上的雲卷雲舒，聊人生的悲歡離合。我們相攜慢行，訪伏虎寺於楨楠林間，聽流水於清音閣內，登洪椿坪沐潤物細雨，入白龍洞尋白娘子蹤跡，進萬年寺看宋代普賢銅像和無梁磚殿。所到之處，父母親皆一一點評，把曆史故事慢慢講來。但在登山途中，我發現母親身體情況不佳，氣喘籲籲，需要不斷地休息。
1984父母親在峨眉山
到80年代，父親已經退休，我們三弟兄則均已娶妻生子，家中成員已經由原來的五人一下增加到十一人。每到周末，家中熱鬧非凡，母親和父親很喜歡這樣的周末聚會。周末之前，父母就早早作好準備，在菜市買來雞鴨魚肉，蔬菜水果，等待我們挈婦將雛一一歸家。我和弟弟掌廚，哥哥幫廚，弄上一桌佳肴，全家圍桌而坐，觥籌交錯，笑語喧嘩，其樂融融，其情切切。父母此時，往往微笑著逗三個孫兒玩，傷心往事似已隨風而去。
母親遭遇了如此多的苦難後，痛定思痛，有點勘破人生。佛教的人生本苦，因果輪回，今生解脫以修來世等觀念對她頗有影響。我漸漸發現，母親常常出入於離家不遠的文殊院。經人引薦，母親拜謁了當時院中方丈寬霖大法師，開始以在家修行的居士身份經常參加文殊院的各種活動，後來，經人引薦，她還拜了當時駐錫於文殊院的海燈法師為師，成為海燈法師晚年不多的幾個弟子之一。海燈法師是一個頗有傳奇色彩的高僧，多為人知的是其高超的武功，但很少人知道海燈法師也有很好的文學修養。法師曾經在四川政法學堂中文係讀過書，因此母親和他頗能交談。母親在家設有一個小小的佛壇，靜坐焚香，默念誦經，偶然被我撞見時，我就趕快退出，不想幹擾母親的清修。
1986年的父母親
時光荏苒，轉眼到了1987年。年初春節期間，全家決定陪父母親去一趟灌縣憶舊，順道登青城山。表姐長昭找來一輛麵包車，全家十多人浩浩蕩蕩，乗興而出。灌縣是當年父親修築成阿公路的起點，父母帶著幼年的我們在此處居住多時。當年的父母比現在的我們還要小好幾歲，現在卻已白發蒼蒼，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井福街老院子麵目全非，舊跡已不可尋。我們過南橋到了離堆公園，當時離堆公園的門票隻要五分錢。我們沿著離堆公園遊玩，然後下到飛沙堰，冬季水淺，可以走過。一行人又上到魚嘴，沿魚嘴行至安瀾索橋，過索橋又遊了二王廟。二王廟是紀念李冰父子的廟觀，依玉壘山而建，廟貌巍然，屋舍古樸，鱗次櫛比。在此處放眼，都江堰盡收眼底，蒼山煙雲，岷江一線，浩浩湯湯，奔騰進入成都平原，滋養千萬生靈，蔚為壯觀。一路行來，沿途景觀對父母來說，皆是舊跡，隻是物是人老，世事滄桑，覽物之情，感世之懷，非語言能夠盡述。
隨後我們驅車到了青城山，青城山以清雅幽靜聞名於世，乃道教名山。時值隆冬，遊客稀少，我們連同小孩子們都想上山，但母親此時神情倦怠，已經無力再上，於是父母就呆在山腳的建福宮處喝茶，而我們帶著孩子們上山去了。
春節過完，我就收拾行李到廣州外國語學院，參加出國前的英語培訓。在與父母親告別時，母親叮囑，“好生努力，到國外去見大世麵”。父親當年大學畢業，也有考庚款出國的願望，因此向來鼓勵我去海外深造。但我當時哪裏知道，在父母房中的揮手一別，竟然是和母親的永訣！
此時，我已經通過了國家教委的出國進修人員的英語考試，即所謂的EPT（English Proficiency Test）考試，分數是119分。根據當時的規定，拿到120分的人員可以直接出國，我僅低於此標準1分。當我抵達位於廣州白雲山的外國語學院報到時，廣外的老師卻告訴我，“你這成績也可直接出國”。當時的我頗為猶豫，但一想，既然來了，還是在這裏改善一下英語吧，於是便留下了。此念至今想來覺得後悔。
待到1987年6月初，我正在培訓大廳中進行一次托福的模擬考試之際，廣外培訓中心的老師突然在講台上通知，請我到外麵去，我不知究竟，放下試卷走到外麵。培訓中心的孫子謀副主任遞給我一份電報，隻見上麵是哥哥落款，寫的寥寥數語:“母病危，速歸”！我當時頭一下大了，熱血充頂，渾身緊張，手竟然有點哆嗦。我急忙收拾行裝，但卻發現身邊的錢不夠了。又是孫子謀老師，一個嶺南的小個子中年人，一個我永遠感謝的老師，此時把我叫到他家中，遞給我一疊鈔票，要我迅速回家。同來培訓的西南交大的同事沈國武，一個瘦小的四川人，此時蹬起自行車，把我快速送到廣州白雲山機場。機場裏麵人頭攢動，我遞上那份緊急電報，售票員立刻給我優先處理，但她說，到成都隻有頭等艙的票了。於是，我就買了一張頭等艙機票，飛回了成都，下了飛機，坐民航班車到人民南路時，已近午夜。午夜沒有公交車，我拉著行包，在空曠的大街上邊走邊跑，邊跑邊叫：“媽媽，等著我啊！”待我終於跑到家中時，家中燈火通明，推門一看，母親沒有蹤影，母親變成了牆上黑紗圍繞的遺像。我放聲大哭，跪倒在地，以頭撞地。父親走了過來，拉我起來，然後我們父子倆又抱頭大哭，很久才平息下來。
這時我才知道母親突然去世的原因。6月1號，父親的一位老同學、老同事，賴伯伯，請我父母去他家中做客，估計是母親多吃了幾口較為油膩的菜肴，回家後傍晚突發腹痛，父親就陪著母親去看病。要命的是，母親選擇了我家附近的草市街口的成都市二門診部，而非同在不遠處的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此門診部的醫生的醫術荒疏，責任心並不強，檢查了一下，給開了止痛藥就推出門外。母親回家後，痛了通宵，由此貽誤了寶貴的8個小時，待到第二天早晨，父母仍然還是到此醫院看病，這時候才確診為急性胰腺炎而被收治住院，但病情急轉直下，已難控製，拖延了3天，母親於6月5日去世，去世的時候發現，她的整個膽囊早已壞死。母親近幾個月來常喊消化不好，胃不舒服，我們沒有給予重視。我們三個兒子平時忙於自己的工作，忽視了對母親的照顧，後來每每中夜想起，悔恨交加，轉輾反側，難以入眠，仰望夜空，此恨難消。
我責備哥哥不及時召喚我回來，錯過了見母親最後一麵的機會。哥哥告訴我，是病榻上的母親製止的。在母親心目中，她的二兒子，經曆文革失學三年，下鄉又耽擱三年，回城後又徘徊四年，十多年後居然還能奮起努力，掙紮著擠進大學去讀研究生，爾後留校教書，更能被國家公派出國留學，機會難得，不容兒女情長影響大事。母親視野的大格局由此可見。
嗚呼！母親從此離我們而去，今生永別，陰陽兩隔，逝者已矣，生者何堪。此後兩三個月中，我時常精神恍惚，情緒低沉，很難適應母親就此逝去的殘酷現實。晚上睡覺，常常夢見母親，夢中的母親永遠是那種慈祥、安靜、微笑的模樣。
1987年底，我告別父親，告別妻子兒子，告別哥哥弟弟，負笈英倫，到伯明翰大學冶金材料係進修。四個月後，轉讀博士，到1991年初，完成學業，獲哲學博士學位。我在博士論文的扉頁上，寫下此話：“此論文謹獻給我的父親和母親，感謝他們永恒的愛”。
（全文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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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共中央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 -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cpc.people.com.cn›... › 黨的曆史文獻集和當代文獻集。
要細細讀來！
記得我很受刺激的一次閱讀是，當年看到柏林禪寺的淨慧法師在文革中的故事，被強迫勞動的空餘時間，就自己一頂草帽蓋著頭，靠牆角打坐。並沒有像有些所謂的大英雄那樣，遭遇不期而遇的迫害就受不了。
大概他是早就知道人（沒有解脫的芸芸眾生）早晚是會出問題的，一旦真出問題，也並不驚訝。
佛教在人性上其實看得很透。知道無明眾生會出問題，出問題正常，不出問題是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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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並沒有因此顯得特別高興，她甚至有些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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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來讓人傷感，“你們”給或不給，我已經看不上了，知道“你們”是怎麽回事了。
傷心，就是傷了人的心。
所幸你母親熬過來了，最後幾年過上比較舒心的日子。
我的母親、我的家庭有些類似的遭遇，也熬過來了。非常有共鳴，一直也想寫寫，還沒開始。
我比你早生好多年，七七事變前一年，生在北平。
最後，感謝樓主寫成這樣好的紀念文章，深情而不做作，平實而又精彩。這是對父母非常好的紀念，也是對我們後人最好的警示與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