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文H
滌蕩襟懷須是酒，優遊情思莫如詩。
正文
我的母親孫清芸
（十）管製分子的生活（5），文革前期的母親
很快，時間到了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中國大地，狂飆驟起，華夏震動，舉國狂熱。1966年6月，成都的中學就停課了，我當時正在成都五中讀高中一年級。哥哥64年初中畢業後，考入四川省財政學校，此時也停課鬧革命。
成都街頭最初很熱鬧，到處都在“破四舊”。所謂“四舊”者,在文革中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四舊”被認為是“封、資、修”的東西，全都在破除和橫掃之列。於是，上至帝王將相、先賢大儒、佛道神仙、才子佳人；下至庶民百姓、市井裏巷，其街名、地名、店名、人名、生活方式、以至於穿戴習慣，都在大破之列。最初一批根正苗紅的紅衛兵成了破四舊的主力，哪些該破，哪些該砸，哪些該改，全由狂熱的紅衛兵小將在街頭來決定。初生牛犢，情緒昂奮，燒書、裂匾、毀坊、破廟、砸像、打人、……，狂飆所至，肆無忌憚。
緊接著破四舊，抄家開始出現。文革初期的抄家無需任何法律手續，抄家的對象除了黑五類家庭之外，也包括資本家、學術權威、走資派、民主人士等的家庭。一旦抄家，輕者翻箱倒櫃，沒收財物，揭露隱私，當場羞辱；重者打砸毀損，恣意破家，群毆傷人，抓捕投獄。而所謂投獄，往往是投入私設的監獄，文革初期，我所在的成都五中校園的地下室就曾經關押過紅衛兵抄家抓來的人。街頭的狂熱把我父親嚇得不輕。回到家中，父親把家中任何有可能帶來麻煩的東西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全部銷毀，包括祖父的照片、父親和母親的結婚照片、父親小時候當童子軍的照片、畢業證書、父親和母親的結婚證書等。有些照片，如父母年輕時候的照片、結婚照片，母親很珍惜，想讓父親留下一些，父親態度絕然，母親無可奈何，隻好眼睜睜看著這一切化為灰燼。
燒完這些“罪證”，父親和母親就成天提心吊膽地等待著，等待著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突然光臨。父親每天下班，都遠遠地看看梓潼街我們大院門口的動靜，然後小心翼翼地邁進家門。那種神色，那種心態，那種膽顫心驚，一如我後來觀看德國排猶的小說和電影時的畫麵。終於有一天，父親下班回家，遠遠看見大院門口停著一輛大卡車，看熱鬧的人群擁擠在大門口，人聲鼎沸。父親一看不好，掉頭就走，不敢回家。直到傍晚，我們四人正在焦急等待父親一起晚餐而不知究竟時，父親無聲地踱進了家門，用探尋的眼光看著我們，問道：“沒有抄我們家麽？”母親回答：“沒有，是抄院內徐工的家，聽說徐工今天跳樓自殺了”。徐工，一個和我父親年齡相仿佛的交通廳設計院的工程師，瘦高的個子，每天低頭進出，麵無表情，是個態度謙和，寡言少語的人。因被單位造反派（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多是單位中根正苗紅的一批人的組織）指控為漏網地主，被揭發批判，隔離審查，不堪其辱，因而采用此極端方式進行抗爭。父親聽後，好一陣方才唏噓歎道：“搞不清楚這世道了！”
我家終於沒有等來抄家的“革命行動”，父母似乎有點納悶，但更多的是慶幸。也許，這是因為母親是死老虎，父親在單位小心謹慎之故。風雨飄搖中守住家的母親每天按部就班去生產組上班，按照規定到派出所去聽訓話，習以為常地每天清晨掃大街，低頭出，低頭進，寡言少語，連眼睛也不亂看，街上的大字報是絕對不能張望的。詩詞不再吟詠，書籍不再閱讀。當時，政府的基層組織自顧不暇，紅衛兵和造反派似乎對她也沒有多大興趣，倒是把街道居委會的好心的董主任抓起來批鬥。此時，家中無恙，父母安全，但我卻成了“黑五類狗崽子”而被隔離起來。
1966年的8月底，北京的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傳到了成都，成都的中學泛起了“血統論”的狂熱。8月29日，在成都“東方紅會堂”（錦江大會堂）開了一個“紅五類翻身大會”，文革期間所謂的紅五類，是指家庭出身為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的人。翻身大會後，五中的由紅五類組成的紅衛兵大隊就在各班開始了對黑五類子女的專政行動。我一直是班幹部，又長期在爭取加入共青團，我的家庭情況眾人皆知，於是在8月31日，被所在的高68級4班的紅衛兵們隔離出來，和另外6名同學坐到了“黑五類子女”的靠窗的特殊座位上。班上的紅衛兵對我們發布了“七條勒令”，內容包括“不準戴毛主席像章，不準唱革命造反歌，不準參加革命造反隊，不準到處串聯，等等”。同時還宣布了針對我們的四條紀律，沒收了我們的校徽，限製我們的行動自由。甚至我們到和平電影院看“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的電影也是以單列縱隊行走於長街，在皮鞭押解下去看的。到青白江大同公社支農勞動則是晚上獨屋羈押，白天皮鞭押送，監督勞動。我們還不時地被拉上講台批鬥，羞辱，其嚴厲程度類似我母親所受待遇。我終於明白了，1951年母親被劃為地主分子的影響現在開始在下一代身上直接顯示出來。
哥哥此時安然無恙，他倒加入了省財政學校的紅戰友組織，這是他從不積極申請入團的好處。當年的紅戰友係紅衛兵的外圍統戰組織，不紅不黑的麻五類家庭出身的人有資格參加，所謂麻五類，向來沒有統一的說法，按照當時中國的政治分野，家庭出身為職員、店員、中農、醫生、教師等職業的人大概屬於此類。
母親知曉我在學校的遭遇，因為有時我回家很晚，甚至被關押而通宵不歸。班上的紅衛兵還到我家黑著臉訓斥過我，當時幸好母親不在，母親聽鄰居說後隻是歎氣，要我不要硬頂。母親知道我心性外柔而內剛，自尊心極強。母親說：“忍住吧，硬頂會吃虧”。那時候的母親，已經把她在新中國的人生體念在向她的兒子傳授。我記住了母親的話，為避免給家庭惹禍，為避免殃及多災多難的母親，在學校我一直忍著，逆來順受，哪怕在挨皮鞭和被批鬥、羞辱、嘲弄的時候。但我當時不能理解，曾經的同學怎麽一下變得如此仇恨？曾經的校園怎麽一下變得如此恐怖？家庭出身怎麽就成了判定人好壞的唯一標準？革命的中國怎麽會發展成今天這個模樣？
直到10月初，班上的紅五類紛紛出去串聯，我們這些“黑五類狗崽子”的日子才好過一些，開始可以彼此說話，也可以自然地笑了。到了10月下旬，班上的紅衛兵解散了我們這個“黑五類狗崽子”管製小組。在被管製整整兩個月後，我們終於獲得了自由。
在10月底，我卻得了闌尾炎，右腹部劇烈的間歇性疼痛使得我給自己下了準確的診斷，清晨起來，我獨自一人邊走邊蹲，挨到了位於慶雲南街的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就診，爾後被安排在桂王橋北街的地段醫院作了闌尾切除術。在11月13日，在我出院後的第五天，我告別了父母，帶著弟弟，和幾個同為“黑五類狗崽子”的同學一起，取道重慶，再轉北京，出去串聯了，和兩個月的屈辱生活告別。母親給了我們兄弟倆足夠的錢，叮囑我們一路小心，到了重慶，務必到重大看望七爸，走累了就回家。
人生十六、十七歲的年紀，正是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噴薄而出，朝氣勃勃，正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此時努力，疊積跬步，持之以恒，可致千裏。可惜，生逢革命，遭際停課，狂熱街頭，荒廢學業，談何文化？那時的中學生，處處歡呼緊跟，天天胸懷天下，時時不忘捍衛，口口聲聲要拯救天下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勞苦大眾。兩三年後，這些中學生卻發現，得首先自己救自己了。1969年初，這批老三屆中學生，含初中和高中的66，67和68級，一共六個年級，在偉大領袖一揮手時，全都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其中絕大多數人的一生，由此決定。
成都五中的學生被安排下到仁壽縣的方家區。1969年1月22日，我隨同班同學，到了該區的方家公社插隊落戶當農民，弟弟去的地方離我有20裏路。當時，在省財政學校的哥哥已分配到成鐵局下麵的一個工程段當工人，在川北昭化附近搞鐵路施工。同年4月，父親也下放到了米易縣的省級機關灣丘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在我們下鄉前夕，父親母親決定全家去照一張合影，這是我家五人首次在一起拍下的全家福。照片上，除了母親，我們每人都戴著毛主席紀念章，那是當年每一個中國人作為“人民”之一員的標準配置，而母親，作為被管製的地主分子，她沒有資格戴。
記得下鄉的頭天晚上，家中燈火通明，父親和母親為我們準備行裝，一人一口箱子，一個被蓋卷和一個手提袋子。父親母親把我們兄弟倆叫到一起開了一個家庭會議，父親說：“明天你們就要去當農民了，我也要到幹校去勞動，你們的哥哥已在川北當工人，全家就你媽媽一人在成都，要多給家裏寫信。此外，我要特別提醒你們兩人，由於身體還在發育，在鄉下勞動時首先要注意身體，別出任何問題。此外，你們今後也要注意，不能在農村談對象，要有發展變化的眼光，你們讀的那點書這輩子是根本不夠用的。”後來想起父親的這些話，覺得他挺有遠見。
就這樣，在成都家中隻留下母親一人。一家五人呆在五個不同的地方生活，天各一方，彼此想念。我家這樣的情形，在當時的中國其實並不算特殊，中華大地上有千千萬萬這樣親人離散、勞燕分飛的家庭。當年我在仁壽鄉間曾吟詠白居易的詩句，“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心中就有著特別深的感悟。
在文革的最初幾年，母親因為是身份明確的地主分子，低頭認罪，已經由街道管製，而且處處小心，凡事規規矩矩，從不亂說亂動，屬於死老虎。因此，此時社會上興起的各種整人的運動，包括公安六條下的群眾專政，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等，她均沒有受到什麽影響，甚至在林彪一號通令發出後，也沒有再次把她驅趕出成都。暴風雨中，母親躲在家中，靜悄悄地過著她的孤獨的生活，這也算母親在不幸中的大幸。
這類事對個人，對整個國家，整個民族， 甚至包括對整個共產黨都不是好事， 不知為何還是有人叫好喝彩？！
成分不好咋地啦，不服氣出去練一練？
黑五類子女也有機會憑考試入高校，再後來，得天獨厚的海外關係，絕非身為無產階級的農、工、兵可項背，終於我們有了逃離的機會，終於明白舊政權治下，中國社會棟樑當屬農村鄉坤和城市資本家族，社會主義發展到今天才明白，中國走了近四十年的倒退路。
但願新貴以後不要讓別人再來一次社會變革，從而奪去其擁有的財產和尊嚴，不再造就新黑類，新的被剝奪一切權力的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