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孫清芸
(九)管製分子的生活(4),被驅趕回原籍
到1963年時,成都的生活開始逐漸恢複正常。中國當時的領導者吸取前幾年頭腦發熱帶來的教訓,開始調整經濟政策。在這一過程中,城鎮出現了集市貿易,農民重新有了自留地,農村開始實行生產隊核算體製。鄧子恢主張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製,實行生產隊包產,組包工,田間管理包到戶[12]。鄧小平提出了他那著名的“貓論”,主張采用實事求是的方法來發展生產 [13]。由於采取了合乎當時中國客觀實際的經濟政策,中國的農業生產很快就有了明顯的起色,城市的供應逐漸豐富起來,城市中的老百姓很快就衣食無憂了。
1963年到66年的四年,在我的記憶中,是成都市在改革開放前最好的四年。三年饑荒的陰霾已經一掃而光,物資供應豐富,前兩年極為短缺的豬肉甚至到了降價促銷的地步,街頭賣的鹽茶雞蛋僅買六分錢一個。人們安居樂業,努力工作和學習,社會穩定。這時候,哥哥和我已經上中學了,哥哥上的是文武路上的二十六中,我則在馬鎮街上的成都五中讀書。成都五中原名四川省立列五中學,為辛亥革命誌士、曾任蜀軍政府都督的張培爵(字列五)所創建。
到1964年的時候,父親從康定調回到成都,在位於南郊武侯祠對麵的省交通廳公路工程局擔任工程科科長,負責全省的公路工程的施工技術管理。同年,他還被增補為四川省政協委員。這在當時不斷強化階級鬥爭的大形勢中,父親這時的際遇似乎有點特別。記得他拿著增補省政協委員的信給我們看時說:“今天我收到一封極其意外的信,要我當政協委員,根本想不到,你們媽媽的情況他們不會不知道的。”
政協委員和我們關係不大,但全家團聚卻是大喜事。我們全家五個成員,一直聚少離多,其間父親長年在外為四川邊遠地區的公路施工奔忙,母親又被遣送鄉下兩年多,以至於十來年間,我家一直沒有“全家福”照片。直到這一年,我家迎來了團聚,家中氣氛一下熱鬧起來,母親臉上的笑容也多了起來,母親走路似乎也比平時精神些。但是,母親的笑容沒有持續多久,她的笑容很快就又變成了愁容,甚至是淚容。她突然被通知,要把她,一個管製著的地主分子,再次驅趕出成都,這次遣送的地方不再是成都郊區的農村,而是遣送回她的原籍。
我查遍了網絡上有關成都市在文革前對五類分子的驅趕情況,想搞清楚當時這樣做的背景和真實原因,均無功而返。但找到的一些資料表明,這種驅趕行動在當時的中國不是孤立的現象。如“六十年代初的北京,市長彭真和公安部長羅瑞卿決定把北京變成一座沒有‘階級敵人’的‘水晶城’,下令各單位和居委會把各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清理出北京[14]。又如在重慶,當時在西南師範學院任教的吳宓先生在1964年10月24日的日記中記載:“中文係全體教職在文娛室聚聆蘇鴻昌副書記講說目前階級鬥爭加嚴,教職員之家屬及親戚中,其本人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者,必須速即回鄉,不能續留住學校內。此令立應遵行,雲雲”[15]。中國在這個時候已經進入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 [16],地主等管製分子是革命的敵人、社會的渣滓、城市的累贅,故務必去之而後快。
麵對這樣的驅除令,父親和母親無計可施。母親向居住在梓潼街42號的葉媽媽哭述,葉伯伯是父親的中學、大學同學,後來又是交通廳的同事,再後來是鄰居,再再後來他們的女兒成為了我的妻子,此是後話。葉媽媽建議我父親去找交通廳的領導,以高級知識分子的身份請求豁免。但父親終認為此事涉及政治大形勢,不願意給自己的領導出難題,終未去求情。
母親隻好拋子別夫,含淚再次離開。此時,母親的老家廣漢鄉下早已無人,母親的姐姐和哥哥,我的大嬢嬢和舅舅,當時均在廣漢城內居住,工作。於是,母親去到廣漢城內的大嬢嬢處。大嬢嬢此時已經寡居,帶著她的四個孩子,居住在廣漢城西側的內西順城街。她的丈夫,我的大姨父,已在1961年饑荒年間得病去世。1960年代的內西順城街地處廣漢城邊,大嬢嬢家附近已是農村,一畦畦的菜地緊鄰著一片片低矮的民房。
被趕回廣漢原籍時的母親
母親在離大嬢嬢家不遠處的菜地中,覓得一間孤零零的房子,住了下來。我們兄弟三人經常輪流前去看望媽媽,順便把父親給她的生活費按月帶去。記得是1965年的某一天,我去給母親送錢,父親給我的是30元,父親叮囑,25元是母親的生活費,還有5元是你來回的路費。我去時,母親引著我去了她居住的菜地小屋。小屋係瓦屋,呈長方形,有近十個平方米。屋內有一床、一櫃、一桌、一椅,屋外有一煤灶、一水缸。母親自己開夥,有時也在她姐姐處吃飯。我吃驚地發現,母親抽煙了,桌子上擺著煙灰缸,旁邊放著一盒打開的香煙。看著神情落寞的母親,看著她孤零零的生活狀態,看著從不抽煙的母親開始用煙草刺激自己,我當時的心情壞極了,眉頭緊鎖,一言不發。我感覺,母親在當時已經心灰意冷,她的精神狀態甚至不如在天回鎮農村獨居勞動的時候,也不如在街道上被管製勞動的時候。母親看出了我的心情,反而安慰我,要我好好學習,母親說:“你要初中畢業了,一定要好好學習,爭取上個好高中”。臨別時,母親要我把剩餘的錢全給她,她抽煙需要錢,大嬢嬢家窮,她也要貼補。我隻留下回程坐火車的錢,其餘的全給了母親。下一個月,父親把給母親的生活費變成了30元。
母親消沉的內心,從她與我們的言談中可以窺知一二。記得有一次,母親對我們說,我給你們出個謎語,你們來猜猜。我們喜歡猜謎語,就高興地聽著。母親說,這謎語是打一物:“憶往昔綠葉婆娑,看今朝青少黃多,往事休提起,一提起淚滿江河”。我們一下有點發蒙,不知是何物,母親好一陣才淒然地笑笑說,“這是撐船艄公用的竹竿”,我們才恍然大悟。
我不清楚母親在廣漢具體是怎麽生活的,是否也要參加當地的勞役,是否也要按時到當地派出所去聽訓話。我不知道母親是怎樣在這孤零零的菜地房子裏度過漫漫長夜的,當她想念她的丈夫,想念她的三個兒子時,她內心是一種什麽樣的心情。但我知道,這次母親被遣送回原籍,遠不如上次被遣送到天回鎮鄉下自由,母親沒有回成都一次。
但支撐母親挺住的精神力量是她的家庭,是丈夫的關愛和三個兒子對她的依戀。父親雖然不能去廣漢看望她,但每月都給她寫信,信不郵寄,由我們帶去;母親的回信也不郵寄,由我們帶回。記得父親當時專門對我們說過:“你們媽媽是那種身份,但她依然是你們的媽媽,是我們這個家的核心”。我們三兄弟開始長大了,逐漸懂事了,品格端正,身體健康,學習都很好,成績常常在班裏名列前茅。這使得身處逆境的母親感到高興,在忍辱負重的默默堅持中,她開始看到了她的回報。
大概過了半年多,父親終於還是去找了交通廳的領導,講述他工作繁重,經常出差,無暇照顧家中的三個孩子,而三個孩子正是逐漸成長的年齡,希望讓妻子回來,就地改造。交通廳的領導,包括幾個廳長,無論是老紅軍出身的還是三八式幹部,都還是通情達理之人。最終,還是交通廳出麵活動,幾經周折,我的母親獲得了赦免,母親於65年底返回了成都家中。
祝福你心安,意定,神閑,享受生活(enjoy you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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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老兄吉言,會的。
我有一次真的查過那個Enjoy. 詞根,En- 意思是 “to cause (a person or thing) to be in” the place, condition, or state named by the stem;
然後我意識到這個enjoy是個主動的過程,是自己創造快樂的生活,而不是被動的接受別人賜給你的joy(又自然聯想到黨文化、恩賜文化,那種心理認為happy要靠一個外部的非人的東西來恩賜。一種被動接受的文化心理。如果一個人膽敢主動追求幸福,就會被深挖狠批,當成資本主義尾巴給割下來。扼殺了個人的權利感,扼殺了個人的創造性。這大概也和巨嬰國有內在的聯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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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欲小欲,我當時發的時候估計到可能是詞義的使用上會有不同的角度。我是從孔子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角度說,意思是,這些基本的生理生存需求,是根深蒂固的,類似原子核,很堅硬,社會上的絕大部分人為此會放棄其他的需求。但這確實並非高等需求。禮記大概也是從社會學、客觀觀察的角度來描述這些事情,這我應該事先說明。
依我看,在一定的社會裏麵,製度建設是最重要的。至於政治家(或者政客)們的人性和社會理想, 咱們用不著去操心。他們胸中的那些意氣,抱負,雄心壯誌,指點江山,好也罷, 歹也罷, 咱們管得著嗎? 我們能夠做的是為製度建設搖旗呐喊,隻要有健全的社會製度製約著,就出不了禍國殃民的大事,就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折騰, 我等老百姓也才可以安生立命。
在一定社會製度中,人享有自己的自由, 尊嚴,權利。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需求,當然也是溫飽,安全之上的需求。應該是所有物質欲望之上的精神需求,或者叫精神欲望吧, 此是大欲。有此方能有你的飲食男女,琴棋書畫,茶酒詩友。
對,我也確實沒有想用個人的karma去理解國家的事情。我其實是想自己理解一種“安心”的生活方式。我說得karma,也是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得,意思是,或許因為我個人過去生世的一些理解誤區,對人對己都不夠和煦之氣,按佛法的說法,輪回的過程有些事情會返回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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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有些快明白了,但是又覺得心底還沒有完全透徹。想探討一種心安的生活方式和理解。
按說政治家的社會理想就是應該是滿足個體的、家庭的生活理想,不應該是在人性之外又有一個另外的社會理想。
而個體的生活理想,如果把修身理解成修養,修養又以養為根本目的,那麽養生,養育,等等就是滿足人的需求。
修養而不是放養(嗬嗬),大概是強調科學地、有計劃地,滿足人的需求、欲望。古人不知道科學這個詞,就用天理,其實也還是要用合乎生理、心理、經濟、物理規律的方式來滿足、調節人的各種欲望。人的需求,有大欲和小欲,大欲是飲食男女,小欲是琴棋書畫,社會朋友交往,這有點類似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對自由自主的渴望不知道算是大欲還是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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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說如果上麵說的是對的,那麽事情到此為止,還是簡單的。社會生活就是發現更好的、有效的、合乎人的當下情況的方法來滿足人的各種需求。
但是為什麽好像是要出事呢,又革命了,又戰爭了,又文革了,又折騰了。不能安生了?
然後,即使別人不安生,領袖不安生,我自己能不能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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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覺得我們必須平視。即使能力有差別,但是我們都有平等的、用心獨立思考的權利,用行動滋養、養護、愉悅自己的權利。即使領袖不安生,我們還是有權利安生。
但是, 中國革命自有它發生的邏輯;中國的革命者們, 自有他們的思維定式。 對上麵所討論的國學經典,他們往往是不屑一顧的。 所以, 僅僅從邏輯思考的角度, 或者用枯禪的karma,是不太能把整個中國近代發生的事情觀照清楚的。黃仁宇所主張的大曆史描述或許能給我們一些新的視角。當代一些關於中國發展教訓的反思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我們自己。這是我的一些淺見, 也是門外漢之見, 盡可討論之。
謝謝澤文,這篇差不多都忘了,又重新拿來讀。
我今天一天(其實很長時間了)也還是想體會鄧的特殊之處。能想到的是,他的心很定。不急不躁但是效率非常高。但他的心到底定在什麽地方,如何表現?一時還是沒理解。
我是想,比如對比鄧小平和毛澤東,其手腕都很厲害,但是毛澤東最後變成為革命而革命,說得不好聽一點,真的已經到了虛無主義“玩的就是心跳”,“過把癮就死”的地步。
前一段時間覺得鄧好像是實踐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過程。
覺得隻有注重自己家庭幸福的人,才會重視社會上別人的家庭幸福。像老毛根本不認為家庭生活重要的,那麽打爛別人的家庭也不是什麽不可接受的事了。就社會理想來說,毛和鄧的差別似乎是,以不斷革命(折騰、鬥爭)為社會理想,還是以百姓家庭安居樂業為社會理想。
今天google修齊治平,第一次意識到修是指修養,然後意識到以前理解的誤區(可能是很多人理解的誤區),修養身心,以前隻強調了修---修理,而根本忽視了養--滋養。我所接受的根本道理是佛法,但是我多少有點枯禪的味道,大概和這個理解上的誤差關係極大。
修養,現在看來,修是為了養,滋養身心,了解人之身心需求。否則,修來修去難道隻是為了折騰自己?但是在道學家或群眾盲目運動中,修就是修理人,整人。養,根本就沒考慮,或者也不知道怎麽養。
現在回味,像你父親當年能提點一句“以後到大學教書”,這也都屬於養,一個信息能把沙子變成cpu,我的父親就做不到,這隻是說一下現象(也是我枯禪的karma)。你的父母確實是以養育為中心,後代身上修養自然呈現。
同意“鄧小平是個政治家, 胸中極有韜略。”
我試圖理解、體會的是,胸中那些韜略的根本目的是什麽,或者說他的所有做法的根本目的是什麽?他的人生究竟為了什麽?很多別人心中也有計謀,也自以為聰明,但是和鄧似乎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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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媽媽建議我父親去找交通廳的領導,以高級知識分子的身份請求豁免。但父親終認為此事涉及政治大形勢,不願意給自己的領導出難題,終未去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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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我想起鄧小平的經曆,如下:------------
鄧小平寫給汪東興的信:
東興同誌,好久沒寫信了。由於主席的關懷和你的幫助,我的兩個最小的孩子毛毛和飛飛上大學的事已經解決了,毛毛進南昌醫科大學,飛飛進南昌理工科大學,學無線電專業,學校選拔通知二十天前就收到了……兩個孩子得到這樣的照顧,我們隻能對主席和黨表示由衷的感激!我們的情形一切照舊,不過我的繼母三天後就要去天津幫助我的妹妹生產和帶小孩,她七十幾歲了,身體一年不如一年,幾年來,在我們家裏很勞累,所以我們勸她去天津住一時期。她走後,兩個孩子上學了,家裏就剩下我和卓琳,照護一個殘廢大兒子,因此,我暫不能去工廠勞動,必得在家做事(卓琳身體也不好)。我們想請一個人做做飯,特別幫助照顧殘疾人,已向領導提出。據說找人不易,工資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結果如何。沒有別的,就怕我和卓琳萬一有一個人生病就難辦了。我的大兒子鄧樸方接過來近一年了。一年來的觀察,他的腰身以下雖然完全沒有知覺(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機能似乎並未完全消失。據說,在醫院診斷時也對此存疑,並曾有施行大手術、打開看看的擬議,後因送到救濟院而未果。
我們總希望還能有一次醫治的機會,如果有可能再送回醫院治療,或施行手術。對此,我實在不好意思向黨提出請求。
至於我自己,我仍然靜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幾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餘年,這裏的夏天,對我們都太不習慣了……
“保證永不翻案”
我入黨40多年來,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麵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作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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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說,以鄧小平的資曆,口稱“在你東興同誌的幫助下”。。。
這,真是“幹大事者不糾結吧”。。。
鄧要是把自己氣死了、憋死了,有好處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