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文H
滌蕩襟懷須是酒，優遊情思莫如詩。
正文
我的母親孫清芸
（八）管製分子的生活（3），重回成都
母親在1962年春天被允許回到成都原居住地，結束了她兩年多的農村放逐生活。我至今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使得成都市的決策者們決定對我母親這樣的五類分子開恩？是上麵的指示？還是成都地區的額外雨露？也許，這和1962年年初在北京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有點關聯。七千人大會開後在全國引發出了一係列的反應，開始在不同的領域出現較為寬鬆的政治氣氛，其中包括對知識分子的正麵評價，給錯誤處理的黨員、幹部、群眾平反，調整統戰政策等[11]。也許，就在這個時候，寬鬆的新氣象也使得我母親得以沐浴“恩露”，被赦免回到她的原住地，得以和她的三個兒子重新團聚。我們非常高興，媽媽又回到我們的身邊了。
這個時候，持續了三年的大饑荒開始出現結束的跡象。成都市梁家巷的自由市場極為活躍，什麽東西似乎都可以買到，餐館也開始有東西供應，配給的東西也陸續在增加，包括伊拉克棗子，深黃色的“古巴糖”和白得發青的“加拿大麵粉”。逢年過節，政府開始給老百姓配以各種各樣的副食品，均需要票證購買。每逢這個時候，我家就上街一一排隊購買，這個一兩，那個二兩，這個半斤，那個一斤，買完後，也是滿載而回，那高興勁，那過年的年味，似乎勝過現在。
母親回到成都後，在市體育場的茶鋪得到一份摻茶續水的工作。上世紀60年代，地處皇城壩的市體育場還有寬敞安靜的氛圍，沿著高高的看台外側，土坡上遍植芙蓉樹和高大的桉樹，土坡下則是一條環繞整個運動場的寬闊土路，這是市民長跑的好地方。土路外側多有空地，除了經常舉行籃排球比賽的市體育館外，還有乒乓球、網球、羽毛球、排球、籃球等的訓練場地，其間的一塊空地便是茶鋪。茶鋪占地頗廣，沙土地上安放著十幾張小桌子，在熱鬧的市中心區域，不失為一個休憩的好地方。母親每天早出晚歸，認真地幹著她這輩子自從大學肄業後的第一份有固定工資的工作。我們有時候放學後，也跑去幫著母親替茶客們摻茶。茶壺是鐵壺，黑色，頗重，我們人小，得用兩隻手提著倒水。但是，這份工作並未持續太久，母親就被黜退了。想想也是，在高喊階級鬥爭的年月，地主分子怎能有領工資的固定工作？當時主管茶鋪的是個麵容頗嚴肅的中年女人，知道母親的身份，對母親態度生硬，時有訓斥，以至於母親生病時也不敢向她請假。
母親改為在梓潼街的街道生產組做工。上世紀60年代初，自大躍進後，街道婦女們組織起來，辦起了一些為當地工廠做來料加工的生產組。嚴格說來，街道生產組的人員構成比較複雜，除了家庭婦女外，還包括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閑散人員和1957年劃的右派分子，城市的無業貧民，勞教、勞改的釋放人員等，也包括我母親這樣身份的人。他們無緣進入國營企業和公私合營的大集體企業，就大都被收羅到這些街道生產組來自食其力，幹的多為費力，費時，報酬低的勞動密集型工作。母親在這種地方，似乎並未受到明顯的歧視，她因此就一直在生產組工作，一直幹到1980年代初退休。
最初的工作是編一種軟竹笆，用的是竹子內層，編排成席，長寬丈許，不知作何用途。母親帶編織材料回家，我們弟兄和母親一起，在家中騰出的空地上，挑燈夜戰。俯身，跪著，手握竹條，依序編織，一個晚上能編好幾床。
其後是剝雲母片。雲母是一種礦物，取自天然，有很好的電絕緣性和熱絕緣性，廣泛用於電氣絕緣零件，還用於某些光學儀器中。雲母塊為層狀結構，得製成薄片方可使用。這種費時、費力的工作正好叫街道生產組的人幹。母親被給予一個長2尺許，寬1尺許的多格木盒，用小刀，把雲母剝成薄片，按麵積大小分類放入不同格子之中。我們也幫著母親幹，在完成家庭作業後，就用小刀剝。有時會有劃破手指的事故發生，我們並不害怕，用膠布包裹後又繼續剝。
再後來，全國進入學習毛著的高潮，母親所住的生產組就開始製作毛著的各種版本的書籍。生產組隻有少數機械設備，主要靠雙手縫製。當新華印刷廠印刷好的大版紙頁到了街道婦女們的手中後，第一道工序是用專門製作的木片把整頁紙張刮成32開的書頁；第二道工序是按照頁序疊成書本，切縫；第三道工序是用專門的縫書針縫書，按照一定的順序穿針引線；第四道工序是給書上膠漿；隨後是鎮壓成型。爾後運回廠家去上封麵，最後成書。此乃光榮的製作“紅寶書”的政治任務，母親身份特殊，幹此工作異常小心，不敢稍有差池。有時，我們放學後也幫著母親刮頁，縫書。梓潼街生產組製作各種版本的毛著，毛語錄曆時過十年，其數量應在數百萬冊以上。
除了參加生產組的工作外，作為街道上的管製分子，母親經常要服一些“勞役”。強製五類分子這樣的政治賤民做額外的髒活、累活，這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後的新中國的一大特色。不僅在集中服刑的勞改隊是這樣，對散居於街道的五類分子也是如此。母親服的勞役，從1958年到1979年期間，給我印象深刻的有以下幾種。
第一是鋪路。1960年代初，市政當局對成都的小街道進行了一次路麵改造。當時缺乏水泥、瀝青等材料，隻能把原來的泥土路麵改為三合土路麵。三合土，顧名思義，是三種材料經過配製、夯實，用於鋪路的一種建築材料。這個技術據說最早來自古代羅馬，而在中國，明代已經廣泛使用。上麵給指示，而施工卻是由街道自己組織進行。梓潼街和童子街的三合土路麵采用熟石灰、黃土和砂子（有時還摻入蜂窩煤爐渣），加水後人工攪拌而成。母親等管製分子被召集起來幹這項吃力的工作。母親被分配作運料、夯實、拍打、平整等工作。其活既髒且累，幹不了多久，就汗流浹背，滿身灰漿，麵孔成張飛狀。我們三弟兄常去幫助母親做拍打和路麵平整的工作。當時拍打用的是一種自製的高腳長凳，凳麵向下，兩人抬著，劈劈啪啪地有節奏地拍向地麵。施工進展緩慢，兩條街搞了一個多月才完工。
其次是淘陰溝、陽溝、積肥。每逢初春，成都市的街道都要大搞“愛國衛生運動”。搞衛生搞到愛國的高度，是我國的特色。梓潼街一帶的民居均為瓦房，無論是沿街的還是院落中的，多有水溝，或陰或陽。水溝流水，也流殘湯泔水，其中多有汙穢，日積月累，漸漸會有堵塞，下雨漫出，臭味熏人。母親和其他五類分子，在居委會的組織下，要一個院落接一個院落地掏溝，搬運，堆積，常常搞得汙泥滿身，連頭發上也沾上。除了這些，還要洗刷柱頭，搬運石塊，清理浮土。每次完工歸家，母親都累得腰酸腿疼，麵色凝重，不再有多的言語。
第三是送肥。每次掏溝、積肥完成後，緊接著就是送肥下鄉。自三年饑荒後，成都市民開始養成積極支援郊區農業的良好習慣，送肥下鄉就是其中之一。母親和一些服勞役的青壯年用架子車運肥，清晨一早就得出發。架子車是一種裝有滾珠軸承和充氣膠帶輪子的人力車，長約丈許，寬約三尺，在上世紀50-70年代是成都市內運輸的重要搬運工具。重車一般需要三個人拉，按站位分為中杠和邊杠，一般是青壯男勞力拉中杠，母親隻能拉邊杠，成都人也稱拉邊杠的人為“飛娃”，取其側邊用力之意。拉架子車上坡時尤為費力，需要三人同心協力，身體前傾，低頭作牛喘，嘿喲嘿喲地一步一步地前行。記得有一次淩晨，我們還在床上，母親的同車夥伴就來了。其中一個是鄰街的小夥子，麵目清秀，活潑好動，手中拿著一天的幹糧 —— 幾個白麵鍋盔（成都人稱呼的烤製麵餅）。我們在床上說，給我們一個，他立馬就扔了一個給我們，母親立刻就製止了我們的無理要求，母親說，這是一天的幹糧，要下大力氣的，怎麽能讓你們吃。那時候送肥到郊區，往返就是一天，母親承受了極大的勞累，回到家中往往沒有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
第四是掃街。母親從1958年重新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後就開始掃梓潼街，被驅趕離開成都除外，一直掃到1979年摘掉地主帽子。每日絕早，無論寒冬還是酷暑，大約五、六點鍾就起來，用一種細竹捆成的“叉頭掃把”，和另外一兩個和她身份一樣的人一起，摸黑打掃整個梓潼街。其景象，從電影“芙蓉鎮”中似可窺知一二，但絕無薑文那種掃著掃著還有興致作跳舞狀的情形。母親不再多言，隻是埋頭做事，唯有閑暇之時，抱著一本書看，或者嘴中吟詠唐詩宋詞時，她的眉頭才是舒展開的。
母親極喜歡唐詩、宋詞、元明散曲，每有閑暇，或低聲吟唱，或展紙抄錄。母親的詩詞愛好極為廣泛，她喜愛李白的豪放，孟浩然的清新，也欣賞杜甫的沉鬱深情，白居易的通俗流暢，還喜歡王維的詩中畫意，韋應物的自然生趣。此外，對晚唐李商隱的律詩，杜牧的絕句也頗為看重。在詞方麵，她似乎偏愛南唐後主李煜和北、南宋之間的李清照。元明戲曲則尤喜關漢卿，湯顯祖。每每念及，便眉頭舒展，吟哦有聲，抑揚頓挫，神采揚揚，在屋中徘徊往複，不能自己。母親有一本白居易詩詞選集，視為珍寶，每有閑暇，便會翻看，還給我們講解。後來文革時，她不得不把此書上繳，多年後仍然心疼不已。她後來自己裝訂了幾個小本，閑暇下來時，靜心，展紙，磨墨，研筆，用娟秀小楷，恭錄唐詩宋詞，積累若幹。母親去世後，她的這些墨寶，我至今珍藏於身邊。每每打開，看著她留下的字跡，便能恍惚看見母親當年吟誦的神采，抄錄的麵容。我後來鍾愛唐詩、宋詞，似是早年受母親的影響之故。
母親抄錄唐詩的手稿
母親喜歡閱讀，涉獵廣泛，但似乎更喜歡讀曆史文學方麵的書籍。記得她讀過的書包括東周列國誌，聊齋，水滸，三國，紅樓夢，唐人傳奇，三言兩拍，徐霞客遊記，痛史，李自成，鏡花緣，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明清筆記等。母親還喜歡看民國年間的書，包括魯迅的朝花夕拾，巴金的家、春、秋，還有茅盾，沈從文，鬱達夫等的小說。母親也看當代出版的書籍，記得家中出現過的書有梁斌的紅旗譜，播火記，馮德英的苦菜花，慕湘將軍的晉陽秋，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柳青的創業史等。
母親沒有借書證，看書多依賴院內的一個鄰居的幫助。鄰居我們叫李婆婆，麵容沉靜，說話徐緩，是院內一個李姓工程師的寡母。李婆婆不姓李，大名叫羅慕昭，曾和鄧穎超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同校讀書，新中國初期曾任重慶渝中區第二實驗小學的校長。李婆婆比我母親大一輩，但卻和母親甚為相得，成了忘年交的好友。李婆婆在位於梓潼街西口的西城區文化館內的西城區圖書館有一個借書證，那年月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擁有一個借書證的。李婆婆經常把借書證借給母親使用，當年的借書證沒有照片，母親因此能拿著借書證去借書。
上世紀60年代初的西城區文化館，大門位於梓潼街68號，是個安靜的庭院，內植花草，綠意盎然。西城區圖書館就設在其內右邊的一個小院裏。由於我經常陪母親去借書，有時還代母親去還書，對這個安靜的圖書館印象極深。圖書館設在一個小小的四合院中，進門就看見一個長方形的庭院，清雅寂靜。庭院四周屋舍整齊，半截磚牆，半截玻窗，間以木柱，為民國年間典型的川西民居風格。正廳兩邊，各有兩個桶形青瓷鏤空方凳，疑為古董。圖書館的借閱處設在正廳左側，圖書管理員坐在裏麵，麵容安詳，態度和氣，從來不疑心我們在冒名頂替。
母親的那些年月，就是這樣在一種反差極大的氛圍中度過她的地主管製分子的生涯。平時，按時到生產組去做工，寡言少語，埋頭幹活，生產組的大媽們待她如常，並不特別示以顏色。當要她在街道上服勞役時，母親換好勞動的衣服，神態自如地去勞動。節假日時，當要到忠烈祠西街派出所去聽民警訓話時，就拿著小凳，低頭出門，至於在那裏麵受到了什麽樣的對待，歸家絕口不提。在家中的時候，當關上房門，抱卷讀書，展紙抄詩，低聲吟詠，才能看見母親眉頭舒展，有點笑容。其內心的感受，心中的苦楚，人生的無奈，有時隻能從她無端的歎氣中感知些許。
還值得一提的是居委會的董主任，她是負責具體管理母親這類管製分子的政府基層代表，街道上的勞役都是由她來安排，母親外出則必須向她請假。董主任家中是幹什麽的已不可考，但肯定來自根正苗紅的家庭。董主任年齡似乎比我母親稍大，人矮，麵黑，微胖，愛張著嘴巴笑，待母親比較和氣，從沒有見過她板著臉訓斥母親，每次母親向她請假外出，均照準不誤，是個心地善良的婦女。但就是這樣一個好心的大媽，文革初起，也被街道上一些人揪出來批鬥。扳著臉訓斥母親的人是派出所的一名管片的戶籍警察，此人係轉業軍人，個子很矮，長著一張不對稱的方臉。在母親麵前，常有居高臨下的氣度，鄙視不屑的神色，訓斥之時，如對仇敵。當然，這也可以理解，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響遍中國大地的時候，能指望他在一個地主管製分子麵前和顏悅色嗎？
感謝你的文章。對於那段曆史我們在家都絕口不提，但是沒人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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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過一些人，感到隻有解脫者，才能“從容談起”過去的悲歡離合、善惡經曆。“自我”到底是什麽，一直都是很多人心中的結。
我理解，所謂不要試驗人性，是因為沒有解脫的人（解脫就是徹底破處了迷惑的人），內心深處都有一絲自我的迷惑，這個迷惑隻要做合適的實驗，就能發掘出來，不過人在沒有準備好去解決這個問題的情況下，如果這個事情被指出，就會無法承受。
最典型的例子是當年耶穌大弟子彼得，他認為自己已經沒問題了，非常有信心，認定自己絕對忠誠於耶穌。其實耶穌看出來他還是有迷惑的。說你雞叫之前會三次不認我。
我估計像耶穌這樣的人，已經看到彼得雖然沒有完全鍛煉好，但也已經到了突破的時候，所以才會說出來。不過要突破也很痛苦，所以彼得發現自己真的有問題的時候，就出去痛哭。算是新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