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文H
滌蕩襟懷須是酒，優遊情思莫如詩。
正文
我的母親孫清芸
（六）管製分子的生活（2），被驅趕到農村
1959年下半年，母親病好了，可以正常勞動和做家務了，但不久後，成都市當局開始驅趕五類分子到農村，母親也在驅趕之列。其中原委，並不是很清楚，也沒有找到相關的資料來厘清其來曆，此處隻能作一點推測。據“當代成都簡史 ”載 ： “1958年冬，全市農業衰退的局麵已經形成”[10]。成都市的糧食和副食品供應均很緊張，壓縮城市人口是當政者的一種選擇。當時，全國各地都在壓縮城市和工礦企業的人員，而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像母親這樣的政治賤民。
此時，我父親仍然在康定主持西康地區的公路修建工作，而母親卻要被趕到天回鎮農村去落戶，家中三個孩子，最大的12歲，最小的8歲，就成了無人照管的孤兒。母親被逼，又不敢說話，真有走投無路的感覺。此時，幸得鄰居彭姆姆出手相助，同意讓我們弟兄在她家搭夥，算是一種安排。彭姆姆家和我家僅一牆之隔，彭伯伯為人忠厚，也是交通廳的一個工程技術人員，彭姆姆待人溫和，善於持家，她家有四個孩子：兩個姐姐，一個哥哥都比我們大，隻有她的小女兒比我們小，我們相處融洽。
我們就這樣每天堅持上學，放學回家就自己完成作業，在彭家吃飯，在自己家中睡覺。似乎是父母言傳身教的緣故，也許還有為母親爭氣的動力，盡管年齡不大，父母遠離，但我們三弟兄都熱愛學習，努力上進，絕不上街晃蕩，更不荒廢學業，這直接培養起了我們自學、自立、自勵的良好習慣，以後受益終生。但是，畢竟還是孩子，冬天晚上怕冷，懶於起夜，就常有遺尿在床的尷尬事情發生。遺尿之後，我們又偷懶，並不馬上洗床單，以至於母親返家看望我們時，看見床單上畫著一圈一圈的“地圖”，聞到尿臭，但母親從不責罵，隻是埋頭為我們洗床單。母親忙碌完後，很快就又到她該趕回天回鎮鄉下的時間了，母親離去時總是反複叮囑，邊走邊說，要我們三弟兄一定好好讀書，注意安全，注意身體。在母親的叮囑聲中，在和母親告別的揮手之際，我們站在街頭眼巴巴地望著母親的離去，那場景，那滋味，至今想起，仍然心酸。
由於母親不在身邊，我們不那麽注意衛生。我患上了頭癬，頭上一塊塊的地方出現感染，騷癢難忍，而且開始掉發。頭癬俗稱“癩痢頭”，屬於一種真菌感染，是一種傳染性極強的皮膚病，它是頭皮和頭發的淺部真菌感染引起，嚴重時會導致永久性禿頭。這可把我嚇壞了，我去醫院看病，效果不佳。延宕數周後，母親知道了，很是著急，就四處尋找方法，後來，她不知用了什麽偏方，調製了一種藥膏，內有毒蠍，其味古怪，給我敷頭，方才根治。稍大後我想，幸好根治了，要不真成了“癩頭”，那將終生受累。
母親去的地方在天回鎮外六七裏處，地名叫白塔寺，當時稱為天回公社白塔大隊。此處離成都並不遠，但當時卻是十足的農村，田疇平曠，阡陌縱橫，河溝交錯，屋舍儼然，綠竹環繞，竹林盤中時有雞鳴犬吠。
我們在假期中常到母親的生產隊去看望她，或者母親探家後，帶著我們去她那裏小住。從梓潼街家中到天回鎮白塔寺，距離至少有15公裏，其中有10公裏沿川陝公路蜿蜒而行。上世紀50年代末的成都，沒有方便的郊區公交車可乘，全靠步行，這對年僅8-12歲的孩子來說，是一種遠征。
我們常常絕早起來摸黑出發，經梁家巷，過駟馬橋，越洪家坡，此處路的右邊是昭覺寺，遠遠望去，古木森森，連綿裏許，林梢上寒鴉盤旋，頗有意境。路的左邊是一座規模頗大的工廠，名為成都動力機械廠，其內有三棟形狀一致的廠房，呈垂直走向麵對公路，廠房牆上麵書寫著巨幅標語：“總路線萬歲，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被呼萬歲的三者乃是中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最有聲勢的“三麵紅旗”。此工廠後來改名為成都紅旗柴油機廠，和我有不解之緣。我在下鄉後招工進入的就是此廠，從1972年2月進入到1979年9月考上研究生離去，一共呆了七年多，此是後話。當走到將軍碑，大致就走了全程的一半，稍作休息後，再繼續前行。此時路兩旁漸有小山凸起，山不高，僅幾十米左右，但綿延不斷，左邊的叫鳳凰山，右邊的叫磨盤山，在成都平原上也算得是名山。當看見成都軍區總醫院後，就知道離天回鎮不遠了。天回鎮因避居蜀地的唐玄宗聞平定安史之亂，過此地回鑾而得名，乃成都北邊的一個古鎮，熟悉李劼人小說《死水微瀾》的人對此鎮應該不陌生。古鎮規模頗大，一條長街，伸延一、二裏路，街上店鋪頗多。在鎮中部，左轉彎有一側道，向西北方沿路逶迤而行，再走6裏小路，才能到母親所在的生產隊。
母親所住之地是個頹敗院落中的一間偏房，綠竹掩映，旁有小溪流過，屋後就是大片麥地。母親白天要出工，生產隊的農民，包括隊長，待母親自然親切，並不為難她，派她幹的大都是一些較輕鬆的農活，如拔草、鬆土、栽菜、澆麥等。母親邊學邊做，居然很快就熟練起來。母親下去沒有多久，生產隊的食堂就開不起鍋了，農民們開始各自在家吃飯。母親當時也在住處自己開夥，我們去時，母親會想方設法到農民家買一隻兔子，用點米粉，加點佐料，蒸來吃，那是美味。有時，母親會帶著我們去趕場，周邊的場鎮，如三河場，斑竹園都去過，買回一些紅薯，紅蘿卜，厚皮菜，給我們充饑。母親還學著農民的辦法，在野地去摘一些艾蒿菜，當地人叫棉花草，合著麵粉蒸艾饃饃給我們吃，可以節省糧食。
農民認母親是個知書識禮的人，他們尊重知識，也尊重有知識的人，並不視她為異類。母親很快就和當地農民打成一片，經常幫他們寫信，念信，讀報。數月以後，母親已在一楊姓人家認了個幹女兒，還要我稱她為姐姐。甚至母親還在生產隊長和一個姑娘的婚事上出謀劃策，姑娘家中父母反對，而青年男女則堅決要好，甚至以死相抗。母親苦口婆心，力勸姑娘的父母，講述利害；又給隊長出主意，以委婉方式爭取女方的雙親，不要硬抗。最後花好月圓，有情人終成眷屬，母親成了婚禮上的座上客。母親還幫助一戴姓農家的長子（當時大概有20來歲）到成都治療肺結核，幫助他尋找醫院，並陪來成都看病。陪來成都時，吃住都在我家，母親對我們隻是叮囑，戴大哥的碗筷一律在用後要高溫煮沸消毒。
母親的經曆證明，農民大都是心地善良的淳樸之人，他們心中有自己的是非標準，並不為當時社會上高叫的階級鬥爭所左右，對地主也無宣傳中所形容的那種深仇大恨。後來我在文革中，當自己淪為狗崽子在青白江大同公社光榮大隊被紅衛兵監督勞動時，川西平原的農民也曾為我仗義執言，力鬥手握皮鞭的紅衛兵。類似的親身體會，使我永遠感念川西的農民，無論他們後來如何衣著寒酸地出現在城市的豪華之中，無論他們說話多麽土氣，我總是尊敬他們。
母親和我，攝於1960年
上麵的照片攝於1960年的春天，是我剛加入少先隊的時候，母親正好從生產隊回來看望她的兒子們。照片中的母親此時年僅38歲，身份是成都市天回公社的農民，地主管製分子。母親剛從風濕關節炎康複不久，身體消瘦，麵容清臒，但已經從最初重戴地主帽子的痛不欲生中恢複過來，雖然也在微笑，但和初入人世的我的天真微笑相比，含蓄而有滄桑感。
在彭姆姆家寄飯終非長久之策，不久後我們三弟兄先後到所讀小學搭夥。我的班主任是個很和氣的中年女老師，叫董天碧，臉寬，人胖，愛笑，在家長座談會上，和我母親很能聊在一起。她知道我家的情況後，就和校長講，破例同意我在學校搭夥，和老師們一起吃飯。當時，少年的我已經能感覺到家庭出身的影響，除了某些同學的譏笑和辱罵外，最使我感到不平的是，我到10歲還遲遲不能加入少先隊，盡管我一直是班上學習成績最好的學生，而且一直是班幹部。每次少先隊輔導員都推托說，還要對我考驗考驗。董老師一接手我班後，很快就讓我加入了少先隊，記得那是1960年3月16日，那時我已經10歲半了。入隊沒有兩天，我就成了我班少先隊的中隊長。
你的文章太深入吾心，不得不回視相似之人生歲月。唯一的差別是我母親年紀小些，雖然也屬地主階級，但成都解放之初，共產黨需要有知識的青年搞建設，她加入了徵糧工作隊，在家鄉華陽工作，後來又被送去重慶西南革大進修。
現在還保留著母親留下的日記，解放之初積極上進，認真學習新憲法的心得記錄著一代輕年的上進心。但最終不屬於那個階級，一輩子低頭做人，了此一生。
沒有被劃成＂黑五類的黑五類，我，才有了天不怕地不怕的自信，直至中學要入團時，外調揭開了家底，我才意識到，該張揚的人不是自己。父母低調人生，保護著我們幼小的心靈。
階級出身這樣的事你父母沒有給你有所交代，顯而易見是混不過去的嘛？我家從小就讓我們明白這一現實，我家當年的處境似乎比您的家庭還稍稍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