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文H
滌蕩襟懷須是酒，優遊情思莫如詩。
正文
我的母親孫清芸
（五）管製分子的生活（1），以淚洗麵
過後的日子是母親經常以淚洗麵的日子。我記得很清楚的是，有時晚上醒來，看見母親坐在我們的床頭，含著眼淚看著我們，床頭浸濕一片。我們問她，她不說話，隻是含淚笑笑，給我們掖緊被子，叫我們好好睡。母親後來說，她當時想死，但一看見我們三弟兄幼小的樣子，又打消了輕生的念頭。
我放學後時常會發現，在梓潼街東口靠近任家巷口的一個空置的茶館裏，母親站在中間，被圍坐的街道群眾批判。我站在柵欄外麵，看著裏麵的母親，垂著手，低著頭，沉著臉，一言不發。而眾人則七口八舌，唾沫橫飛，其慷慨激昂之態，不可具狀。而批判了些什麽，因年代久遠，也早已記不真切。那是一種在中國上世紀50-70年代常見的場麵，中國的老百姓在偉大領袖和革命運動的折騰下，不斷地變換著批判和被批判的對象，互相折磨，彼此仇恨，社會的戾氣日益積聚。
母親決定搬家，她不能再看辜姓女人那張醜惡的嘴臉，和如此蛇蠍心腸的女人在一起，度日如年。我家搬得並不遠，從30號搬到幾十米外的一個院落，此院落是一個三進大院，歸省交通廳設計院管理，和父親所在的省交通廳公路局是兄弟單位。母親通過熟人疏通，獲得允許，於是全家很快就搬入此院中。此時院子裏麵已經住了七八家人，大都是交通廳的家屬，但真屬於設計院職工家屬的並不多，和母親年齡相近的人，母親要我們叫某某姆姆，再也不是叫某某媽媽了。
自從母親重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後，街道上的孩子們常常嘲弄我們弟兄。稍微好點的僅僅是走到麵前，一本正經地詢問，你的媽媽是不是叫孫清芸？似乎要確定我們的身份，每到此時，我會大聲回答，是的！眼睛直接對視對方的眼睛。更有甚者，同班同學中，住在梓潼街的都知道我的母親被揪出來批鬥，有同學就直接跟在我後麵高呼：“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紳”！每到此時，我會打架，即便我被打得頭破血流也絕不示弱，直到讓那些孩子發現，這樣做並不好玩。童年的遭遇養成了我內心的倔強。
長大懂事後，我有時會想，人的一生真是造化弄人。冥冥之中，無意識之時，機緣巧合，一件看起來不經意的小事發生了，當時隻是雪泥鴻爪，春夢無痕，過後卻是閃電雷鳴，洪水滔天，足以影響你的終生，讓你萬劫不複。假如母親在1955年冬的某一天不去上街；即使上街，不去西玉龍街那家中醫診所；即使去那家中醫診所，不去和陌生的胡老太婆搭話，那我家就不會搬到梓潼街30號和告密的女人同住，或許母親就能逃過此劫。 但轉念一想，在當時那樣的大形勢下，或許母親這樣身份的人本身就難逃厄運，正如母親後來經常在感歎時說的：“時也！命也！”。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自從留在康定後，很難回家休假；但每次回來，家中都像過節一樣，母親會變得高興起來，做很多好吃的東西，而且隨時叮囑我們，不要吵鬧，因為父親需要安靜休息，安靜看書。 父親母親會帶我們出去玩，草堂寺，武侯祠，文殊院，望江公園都留下了我們全家的身影。母親告訴我們，父親在修東巴路的時候，曾經遇險，他騎馬視察工地時，連人帶馬跌入穀底，導致一隻腿受傷，因此走路稍微有點跛腳。母親會悄悄叫我們追後麵觀察父親走路的姿勢，那時候，父親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做一個像父親這樣的有知識、有作為、有擔當的人，是我們三弟兄當時很自然的想法。
母親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後，在街道上被稱為管製分子，她走任何地方去都必須事先向街道幹部請假，獲準後方可出去。每逢節假日，特別是國慶節，她則必須自帶小板凳到忠烈祠西街派出所去聽公安管教幹事訓話，並呆在裏麵學習，不能出來慶祝新中國的生日。這在上世紀50-70年代，在節假日時，你如果在街上看見自帶小板凳低頭傴僂而行的身影，那大都是母親這種身份的人。文革中，成都有些地方甚至給五類分子戴上了胸牌，一種縫在胸口的寫有你是某某分子的標識，我在桂王橋街附近就看見過，這和德國希特勒法西斯給猶太人戴上標識如出一轍。按照革命的邏輯，他（她）們是人民的敵人，敵人分為五類，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統稱為“五類分子”，文革中更升級為“黑五類”。當時公開的義正言辭的宣稱是，“不準五類分子亂說亂動，隻準老老實實，在人民的監督中改造，爭取重新做人”。也就是說，在當時的中國，我母親已經淪落為“不是人”的地步，必須要徹底改造，爭取到重新做人的資格。這就是中國革命後的一個結果，一部分人做了主人後，讓另外一部分人成了賤民。
至於這些人是不是真是敵人，他們是不是真要與新中國為敵，那倒不一定，從一個淺顯的分析中就能看明白。五類分子之中，地主、富農僅僅是因為擁有一定的財富而成原罪，財產被剝奪後，人還要受到持續的侮辱，連尊嚴和自由都被剝奪，而且殃及子女。地富子女在當時的中國也成了一種獨特的政治身份，在讀書、就業、參軍、入團、入黨等等方麵均受到明顯的歧視，其中的辛酸，非當事者不能理解。反革命分子大都指前政權的人，也包括後來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中有人仇恨新中國，但也有很多人願意為新中國服務。中國曆來有改朝換代，但如此大規模收拾前政權的人，尚屬首次。而持不同政見者大都是在思想上對新政權持有異議，以思想入罪，而且往往以無限上綱的方式來定罪，則流弊深遠，難以服人。至於劃右派，那更是新中國曆史上錯誤率最高的一次政治打擊行動，二十二年後的幾乎全部改正本身就證明了掌權者當時的重大失誤，此處不說也罷。唯有壞分子，大都指刑事犯罪之人，如貪汙、搶劫、偷盜、強奸者，這在任何社會都是要懲罰的，也許在當時算得上罪有應得。但其中是否有冤枉，或量刑過重，則不得而知，從當年常以搞運動方式進行懲治（運動一來，往往嚴打）來考慮，或有不準。總而言之，新中國肇始之際，掌權者挾新製度建立之狂飆，對社會人群進行政治劃分，將階級出身作為民眾對新政權忠誠度的識別標誌，有差別地給予社會成員高低不同的政治待遇，對上述五類分子則進行專政打擊。這種打擊一年重於一年，一直到1979年，在鄧小平複出後，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後，方有根本的改變。
母親的風濕性關節炎仍然在折磨她，當時的醫療水平似乎不高,母親靠長期注射青黴素控製, 但似乎效果不佳，家中的櫃子裏堆滿了注射完了的青黴素針藥瓶。當母親不能洗衣的時候， 就由我們三弟兄動手洗，包括洗被蓋、床單等；當母親不能做飯的時候，哥哥搭著凳子做給大家吃。因此，我們三弟兄很早就有家務自理的能力，洗衣、做飯、清掃樣樣都能幹。京劇紅燈記中有唱詞：“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每每聽到這句，我都會想到我們小時候的情景，自以為：“我們這樣的孩子也能早當家”。
這時候，母親經人介紹，認識了一個有經驗的中醫，名叫王祉珍，人稱小兒王，據說他曾參加過一貫道，但認罪態度較好，政府放在獄外替群眾看病，讓他有機會發揮一技之長。此人看見我母親年紀輕輕（當時僅36歲）卻病到如此程度，醫者仁心，就放開手段給我母親治病。他要求母親先去拍一張照片，照片上母親瘦骨嶙峋，舉著雙手，雙手骨節腫大，麵帶苦痛。此名家開的藥方極為古怪，多有蜈蚣、蠍子之類毒蟲入藥，也有桂圓、大棗之類好吃的東西，並輔以針灸治療，外用洗搽之藥，幾個月下來，母親逐漸好轉，關節腫大漸漸消減，疼痛也漸漸消退，以至後來痊愈，再也未曾複發。此乃母親這一係列苦難遭遇中的一大喜事，母親對他千恩萬謝，欲酬以重金，王祉珍醫生卻拒不接受。他說：“再去照一張照片送來，再送一麵錦旗即可”。母親於是又去照一張照片，照片上母親雖仍然消瘦，雙手骨節卻已恢複正常，臉也有些光澤。王祉珍醫生醫術高妙，救人危難，醫德昭昭，至今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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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馬雲也有這樣的舉動。
我媽出身是地主，其實家裏是開藥鋪的，我父親當年是窮人出身，
新社會給了他吃的和用的，但是也用恐懼統治了他的心。他是不敢反抗的。
我這些年常常苦笑道，黨經常嚇唬他。黨讓他覺得自己是壞人。
其實黨是什麽？就是一些沒有文化，很多心理不健康的人組成的。
甚至劉少奇，那個“馴服工具”理論都是軟骨症患者發出的囈語，被人當成真理。
所以才會有那種黑色幽默，人對著山羊說，去，把你的後腿卸下來，涮涮給人民吃。
這個做法和佛的“以身飼虎”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佛是知道自己的高貴和自主能力，
而馴服工具熏陶出來的是充滿罪惡感的人。真正敗壞人心。
你們兄弟真是好樣的。
謝謝樓主的精彩文章。寫的過程一定很痛心吧。你講得對，曆史的碎片很有價值，應該記下來。慢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