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孫清芸 （三）

我的母親孫清芸

 

（三）最初的平和生活

我最初的記憶開始於灌縣（現在叫都江堰市），那是我三歲左右的時候。母親的內心憂傷我還體會不到，但她的辛勞我卻有深刻的記憶。時值1952年，父親由於設計施工任務緊張，長駐白沙，不能回家，母親帶著我們三兄弟去白沙看望父親，順便給父親捎點衣物和食物。母親抱著弟弟，而我和哥哥隨母親走路，由於年齡幼小，走不了多久就受不了，石頭小路坎坷不平，漫漫無盡頭，烈日高照，口渴難忍，母親滿頭大汗，背著給父親的東西，抱著小兒子，無奈之下就雇一挑夫，用籮筐擔著我們哥倆，一頭坐哥哥，一頭坐我，這樣走了很久，才到了父親的工作地方。

      井福街上的灌茂公路工程處租用的是一個有幾進出入的大宅院，黑漆大門，門檻很高，天井方正，房屋整齊。記得有一次突然要消滅狗類，全院大門層層緊閉，老少全體出動，青壯手持棍棒，吆喝呐喊，窮追猛打，向狗施暴，打得狗類四處奔逃，哀叫不止。母親不準我們出門去看。事後，青年後生們坐在堂屋用大碗飽餐狗肉，母親則斥之為“作孽”。

母親和她的三個兒子，攝於1953年

盡管母親已經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但最初的幾年似乎還不算太難為她。由於是住在單位裏麵，父親的幾位同事的妻子和她年齡相仿佛，彼此的孩子們年齡也相近，故來往頗多。
這幾位和母親來往頻繁的長輩我們均按照單位裏的習俗以媽媽相稱，至今記得的有陳媽媽和兩位劉媽媽，待人和氣，頗有教養，對我母親絕不以異類相視。他們的孩子們也和我們三兄弟很要好，這種友誼一直保持到後來。
 

到了1953年，父親仍然兢兢業業地奔忙於成阿公路的工地上，而母親帶著我們三弟兄回到了成都，由於青龍街的房子因減租退押和土改已經賣掉，我們隻能輾轉租房子居住，先後住過北大街、東二巷和江漢路。在江漢路的住處位於與寧夏街相接處的北側，此處當年有一深巷，入內右邊第一家，是一大門斜對來人的院落。打開緊閉的大門，迎麵是一庭院，行十餘步，麵南有一棟兩層樓的西式樓房。沿階梯而上，進入紅漆地板的甬道，甬道左邊就是我們的居室，甬道盡處下階梯則有一進小院，院內有廚房，院中安裝有一手壓式抽水機，小院與樓房的東側空地相通，其間遍植樹木，森森然，是我們玩耍的地方。房東乃是我去世的祖母的一個堂妹，我們叫幺姨婆，其丈夫姓張，是當時一位頗有造詣的機電工程師，因此頗有積蓄，且1949年之後無財產沒收之虞。幺姨婆住在重慶，此處居住的是她的一個寡姐，我們稱為二姨婆，二姨婆麵容嚴肅，不苟言笑。和她在一起居住的是她的兩個女兒，少婉和少澤，兩位嬢嬢笑容可掬，容易接近，特別是少澤小嬢，年齡比我們大不了幾歲，性格平和安靜，經常帶我們三弟兄一起玩耍。
 

到1954年9月，哥哥滿7歲了，上的是當時離家最近的西城角街小學。其實，此學校離家甚遠，還要經過一片稻田，其間水溝密布，使得母親經常擔心，每天下午放學，母親都要去接他。我們在這裏度過了一年多無憂無慮的時光，也沒有感覺到母親在社會上被人以另類歧視。但是，好景不長，到1955年冬，幺姨婆突然來信說，房子要作他用，母親不得不又考慮搬家。而這一次搬家，直接導致了她這一生厄運的到來。因此，後來我長大後，對幺姨婆成見極深，每次見到這個老太太來訪，我均板著臉不予理睬，直到母親批評，方稍作緩頰。
 

就在這個時候，母親在一次不經意的上街時，在西玉龍街一個中醫診所碰見了一個老太婆。母親麵善，待人熱情，容易和陌生人搭上話，於是兩個年齡相差頗大的女人就聊了起來。
母親訴說正著急找房子租住；老太太則說，她家住在梓潼街30號，正好有兩間空房招租，而且一聊下去我母親才發現，此處居然還住著黃家的一個親戚，此家親戚是我祖婆娘家兄弟的兒子，我去世祖父的表弟，我父親都得稱呼為張大叔，我們得稱張大公。於是雙方一拍即合，約定好時間看房，同時拜訪親戚。
 

記得這次拜訪是母親帶著我去的，一路行去，走到鼓樓北二街，仰頭看見高大整齊的連排二層樓房和高高的騎馬牆，鱗次櫛比，印象很深。母親就近買了幾斤橘子，牽著我，一轉彎就到了梓潼街。進入梓潼街30號，先是一窄窄的走道，寬僅數尺，但足有好幾丈深，入內左偏，突然寬敞，有一廢棄門廳，廳盡之處，一黑漆大門虛掩。母親牽著我進得門來，便見一個小巧精致的院落，庭院不大，幹淨整潔，西牆邊有一高台，上植花草。正房向西，兩側均有廂房。我們要租住的是左側的正房，前後兩間，後麵還外帶一個廚房，正房與主人住的右側正房相對，中間是一過廳。看了房子，拜訪了親戚，母親甚是滿意，當場講好房價每月10元。此房東老太太家中姓胡，是位於春熙路北段路口處胡開文文具店的老板，說一口下江話（下江是成都人對長江下遊的統稱），據說是來自安徽績溪的胡家。胡老太太對我母親的幹脆決斷也甚是滿意，後來我們彼此相處頗為融洽，胡家的兩個孩子和我們弟兄的年齡相仿佛，經常在一起玩耍，一起玩耍的還有張大公的獨生女兒，和我同年，但我得叫她小嬢嬢。
 

我們很快就搬入到梓潼街30號的新家。此時，父親參與修建的成阿公路也竣工通車，他又開始投入到宜賓至西昌的公路（宜西路）建設。父親在成都上班的交通廳公路局就在鼓樓南街，離家很近。鼓樓南街以在鼓樓之南而得名，此鼓樓據說是明清建築，造型莊重，巍然挺立，可惜1953年被拆除。我們搬到梓潼街後，經過此處，尚有城牆未完全毀掉。哥哥轉到升平街小學讀書，我則被送到順城街中華聖公會處開辦的一家幼兒園。
 

翻年到了1956年，這一年是新中國政治形勢相對寬鬆的一年。這一年母親頗為高興，她被戴上的地主分子帽子因她表現好而被摘掉，用準確的政治語言來描述，就是母親回到了人民的隊伍之中，她不再是階級敵人了。如果這一切就這樣維持下去，我母親對她這輩子應該會相當滿意，丈夫是個級別不低的工程師
（1950年代初定為六級工程師），工資在五十年代的成都也屬於高薪（146元），三個兒子健康活潑，而現在她自己又回到了人民的隊伍之中。母親甚至在積極謀劃，想出去當小學老師，又去進會計進修班，想當會計。但是，她完全沒有想到，情況不是這樣的，新的苦難就在前麵等待著她。
 

緊接著我上小學了，我上的是一街相鄰的紅廟子街小學，據說此處原有一紅色圍牆的廟宇，因以名之。小學內有葉家祠堂，我進校時宗祠已經麵目全非，和學校連成一體，但祠堂的規製仍在，廳堂森然，石製的神龕、牌坊依舊，天井整齊，屋舍儼然。小學規模頗大，裏外好幾進院落，甚至還有一個小小的足球場。我很是高興，我發現我喜歡上學，班上的同學多是臨近街道的孩子，僅梓潼街就有10多位。
 

隨著我們逐漸進入學校學習，母親並不每天督促我們做作業，卻要我們自己學會管理自己。她買來糖果，分成三份，母親說，這是你們一月的零食，按每天一顆給的，你們一天吃完我也不管。結果我們三弟兄都能基本控製自己，到了月底都還有糖吃。但我們也有控製不住自己的時候，母親做了醪糟，存放在一個酒壇中，我們會趁母親不在的時候去舀來吃，醪糟味甜，
酒香撲鼻。等母親回來，發現我們一個個滿臉通紅，特別是弟弟，居然醉醺醺躺在床上。母親看見，就知道我們幹了什麽事，連忙兌醋開水給我們醒酒。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小學生，作業並不多，書包裏麵除了薄薄的幾本書和兩三個作業本外，就是一個文具盒。語文課本中尚有不少饒有童趣的短文，如：“公園裏的花開了，有黃的，有紅的，有白的，弟弟要摘花，姐姐說不要摘，花是大家的，要給大家看”。又如：“秋天來了，天氣涼了，一群大雁往南飛。一會兒排成一個人字，一會兒排成一個一字”。課文簡短，語句平易，卻富有美感。

       母親教育我們有一套她的方法，課堂上老師教的她不再過問，卻比較注重課外的興趣培養。母親喜歡白居易和孟浩然的詩，常常拿一些淺顯的詩如《賣炭翁》，《觀刈麥》，《過故人莊》等給我們逐句講解，講完後她用拖長的聲腔朗誦，一邊在房間裏麵踱步，一邊韻味深長地吟哦。她用的是川腔，極有感染力，我至今認為，用川腔朗誦詩詞別有風味，和川劇有相似的美感。一些短小的詩母親還要求我們背誦，她的話是：“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做詩也會吟“。我很小的時候就能背《觀刈麥》，《大林寺桃花》等。母親還喜歡讓我們看連環畫，記得水滸，聊齋等連環畫剛出版時，她帶我們晚上到街上的連環畫鋪子去，趁鋪子關門前，租賃幾本回家，在燈下邊看邊講其中的故事，我們看得、聽得極有興趣。看完後，第二天一早，連環畫鋪子開門時，母親就去還上。

在成阿公路工作時的父親

光陰似箭，很快就過了1957年。1957年在新中國的曆史上是必須要記住的一年。這一年在中國全麵展開了反右派運動，五十五萬右派分子落網。國家的發展方向在往左的方向急速轉變。毛澤東以"右派向黨瘋狂進攻"為由，扭轉了中共八大最初設定的著重於建設和發展生產的正確路線，將階級鬥爭的烈火重新燃起。我父親為人謹小慎微，工作認真刻苦，待人溫和客氣。在鳴放時他不發一言，也不寫大字報，成天就是忙於與工程施工相關的工作，因此，在反右期間他沒有出現任何問題而輕鬆過關。

由於父親常年在邊遠地區主持公路施工，很少回家。母親要求我們要單獨給父親寫信，無論短長，也無論寫什麽。因此父親寄回家中的信也往往是厚厚的一封，除了給母親的信外，父親也給我們單獨回信。他曾經在一封給我們的信中說：“我一生以技術報國，對業務精益求精，對工作兢兢業業，平時則謹言慎行，如履薄冰”。這是我父親一生的寫照，也是我少年時代的榜樣，那時的我，在作文中寫“我的理想”時會經常寫到：“我的理想是像我父親那樣，當一名工程師”。

[freemanli01]

寫得太優美了，那些照片讓我想起某個想不起來名字的名人說得一句話：女人的平靜有時候讓人震驚。

[流雲朵朵]

慶幸沒有生在那個年代，為你的父親母親也為你們三兄弟未來要承受的苦難而擔心。

[wqz220]

文章讀的心好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