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孫清芸(一)
作者黃澤文
母親離開我們已經三十年了。母親於1987年6月初因患急性胰腺炎去世,她去世的時候按照虛歲來算隻有65歲,還沒有我現在的年齡大。
在我心中,母親永遠是那種慈祥、善良、溫和的模樣,待人親切,禮數周全。看人的時候,帶著微笑,但眼角總有一點憂鬱的神色。她從不發火,更不會聲色俱厲,無論是對家裏人還是對外人,總有平和安靜的聲音。她雖然一直是家庭婦女,但神態和言談舉止卻透著知識女性的教養。
我的母親孫清芸
(一)早年
母親於1922年11月25日生於廣漢縣的一個地主家庭。她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哥哥,我稱為大孃孃和舅舅,她是父母身邊的幺女。我很少聽她講起她的父母,但推算起來,我的外公外婆應該是在土改後去世的,不然的話,我的舅舅應該被帶上地主帽子。
母親是一個文科大學生,1944年就讀於內遷到成都的光華大學的中文係,該校由退出美國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的數百名師生於1925年創建,抗戰時內遷到成都,既是現在的西南財經大學的前身,也是華東師範大學的前身[1]。母親沒有完成她的學業,這是她終身的遺憾。她輟學的原因很簡單,1947年的春天,我哥哥即將出世,她要當母親了。但她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次輟學,不僅影響了她的學業,還影響了她的一生,是她這輩子苦難生活的一個直接原因。
母親在幾歲的時候就和父親定了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娃娃定親,這是上世紀初葉中國農村社會的尋常習俗,但是,我的父母的這次定親卻並不尋常。按理,我祖父和外祖父生活在相距幾百裏的兩個地方,我祖父的家在四川盆地中部丘陵地區的安嶽縣通賢鄉,距離成都平原北部的廣漢縣足足有三四百裏地。但機緣湊巧,1920年代祖父的一個同鄉好友,陳離(字顯焯,號靜珊),時任鄧錫侯部的旅長,正駐防廣漢 [2]。在他的攛掇和幫助下,我的祖父在廣漢置田買地,其田產剛好和外祖父的田地相鄰,於是由此熟識,進而成友,進而議婚。當然,由於年代久遠,往事如煙,其中細節已經無從查考。但有一條卻很清楚,當時我祖父提出:“未來的兒媳婦必須要讀書,而且要讀大學”。顯然,我的外祖父同意了這一在當時有點過分的要求。就這樣,我母親從此就成了黃家未來的兒媳,她未來在20世紀下半葉的苦難遭遇的種子從此埋下。
我的祖父叫黃正國,字舉安,生於19世紀末,家中在安嶽縣通賢鎮上開醬園鋪,饒有積蓄,已經在通賢鄉下四方井黃家祖屋處購置了不少田產。他是我祖爺爺三個兒子中的長子,辛亥革命後得風氣之先,祖父到成都讀政法學堂,畢業後即從政,20來歲就曾當過早期四川省政府的參議員,在上世紀20年代當過兩任縣知事,祖父有兩兒一女,我父親黃世依是他最小的兒子,生於1919年,父親的哥哥和姐姐,也就是我的大伯爹和姑媽,分別生於1915和1917年。
1927年我祖父在任富順縣知事時,恰逢劉伯承與楊闇公、朱德等發動瀘(州)順(慶)起義(順慶即現在的南充),富順是瀘州的屬縣,他因此也卷入其中。我祖父和劉伯承私交甚好,兩人在成都相識,是拜把兄弟,當瀘州被圍四個多月後,城內起義軍糧食短缺,處境困難,劉伯承等人決定突圍,遂與包圍瀘州的劉文輝達成協議:“起義軍讓出瀘州給劉文輝,劉文輝則讓起義軍通過所部防線突圍”。劉伯承突圍的路線,須要經過冷寅東的防地,於是劉伯承派我祖父乘夜縋城而出,趨赴冷寅東師部與冷密談。冷事先取得劉文輝的默許,當即對我祖父表示,願負責保護劉伯承安全通過他的防地。冷寅東指派封鎖龍透關靠河邊小道的張仲銘旅長負責掩護劉伯承等安全通過。劉伯承采納了這個辦法,即於夜間按照預定的路線出走 [3]。
可惜,我祖父身處亂世且躋身政界,卻不諳四川軍閥你爭我鬥的險惡權謀,由於派係仇恨和利害衝突,在1931年在xx縣知事任上,被當時主政四川的劉文輝借故殺害於將軍衙門的24軍軍部。噩耗傳來,我的祖婆(祖爺當時已經去世)和祖母以及父親三兄妹悲痛萬分。老年喪子,中年喪夫,和少年喪父的悲痛籠罩著四方井的黃家祖屋。但是,這個時候不是悲痛的時候,為了防止意外,祖婆和祖母決定要盡快把我的大伯,我祖父的長子,遠遠送走。大伯當時隻有16歲,被一直送到上海,就讀於當時的同濟附中,幾年後,他考入到同濟大學電機係讀書,於1941年畢業於時在四川李莊的同濟大學,畢業後留在同濟大學當助教,後來在東北一家大型工廠從事技術工作,在機械摩擦和潤滑領域頗有造詣。
祖父慘死後,祖婆立下家訓:“黃家後代不準再有任何人涉政”。此後,祖母一人含辛茹苦把3個孩子培養成人,三個孩子均考上了大學。除大伯考入同濟大學電機係外,姑媽考入北京朝陽大學後轉到光華大學,我父親則在1939年從成都石室中學畢業,考入當時內遷到樂山的國立武漢大學土木係,並於1943年畢業。父親畢業後就進入到當時的四川省公路局,從幫工程師(相當於現在的助理工程師)一直幹到工務段段長和主任工程師,直到1949年。
讀中學時期的父親、母親 到了1940年代,我的母親已經長大,在廣漢中學畢業。我外祖父遵循當年和親家的約定,把我母親送到成都,準備繼續讀大學。以成都平原上的一個小地主的財力,他是沒有能力讓所有子女都讀大學的,我的大孃孃和舅舅,似乎都隻是粗通文墨,估計他們最多讀到了初中。母親來到成都後,開始出入於黃家在成都青龍街的家中。這時候,黃家三房人(祖父三弟兄)已經分家,但在成都仍然合住在一起。黃家在青龍街東端的房子是一個小裏巷中向內的一個院子,有十來間房子,大致位置在現在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住院部附近。這所院子是黃家三房人為子弟在成都讀書而購置的,母親來時,我父親的哥哥,三弟(二爺爺的長子),四弟(三爺爺的長子)均已經住在裏麵,這是一個大家庭。母親1944年考入了光華大學中文係,她喜歡文學,特別是中國的古典文學。她也喜歡唱京戲,而我父親能拉一手好京胡。
讀大學時期的父親、母親
到了1945年,抗戰勝利,舉國歡騰,但歡快的日子沒有過幾天,祖母卻因住院割除一良性腫瘤而意外地死在了手術台上,祖母死的時候僅僅才50歲。當時我的父親和尚未過門的母親悲痛萬分,但悲痛中的母親並不知道,她的未來婆婆的去世,對她的將來意味著什麽?這個含義要在1951年土改的時候才能揭曉。
在過了兩年無憂無慮的大學生活後,在1946年春天,母親和父親舉行了婚禮。我自然不知道當時的婚禮場麵,但從我看到的父母親的婚禮照片(可惜文革中都被父親燒了)可知,他們舉行的是新式婚禮。24歲的母親一襲雪白的婚紗,紗巾披頭,長裙曳地,懷抱鮮花;27歲的父親西裝筆挺,胸插鮮花,兩人相依,神色莊重,眼神清亮,看著他們的未來。旁邊還有充當儐相的小男孩、小女孩,可愛而溫馨。可是,後來我想,我的父母親在1946年結婚的時候,充滿了幸福感覺,他們知道他們的未來嗎?
婚後,母親繼續她的學業,一直到1947年4月我哥哥出世,她隻好休學。在哥哥斷奶後,母親想恢複學業,此時,我父親阻止了她,父親說:“我成天在野外搞公路施工,兒子這麽小,家中全靠你料理”,於是母親隻好作罷。這一次母親的退讓,使她終身耿耿於懷,以後每每談起,母親均是歎氣:“時也!命也!”
時間迅速地到了1949年9月,父母親的第二個孩子,也就是我,來到了這個世界。母親給我起名為澤文,其中含有她對被迫舍棄的文學的情感。此時,華夏大地時局陡變,人心惶惶,國民黨主政的國民政府大勢已去,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即將誕生。父親在1948年加入了農工民主黨,他反感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和專製,是積極盼望中國走上民主、自由、富強的知識分子。1949年的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史冊上把這一天定為成都解放日。這時,父親剛剛30歲,母親27歲,正值人生中的青年時期。他們以青年知識分子期盼中國富強的認知,以平和的心態,在成都家中迎來了新的時代。但是,他們很快就會發現,他們要過關了,而且,這關口不是那麽容易過得去的。
你爸媽非常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