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中譯稿 | 美國胡佛研究所報告《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

獨家中譯稿 | 美國胡佛研究所報告《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

原創： 國際視野中國情懷  IPP評論  1周前
IPP評論是鄭永年教授領導的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參與該報告撰寫的，是美國一批長期以來一直積極倡導美國增強與北京接觸的中國問題專家。參與報告撰寫的重量級學者包括葛來儀（Bonnie Glaser）、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及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等人。政治經濟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前美國駐華大使羅德（Winston Lord）及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主任麥艾文（Evan Medeiros）也名列其中。

研究背景：中國在美“銳實力”行動

自毛澤東時代結束後的35年時間裏，中國堅持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政策。鄧小平從最高領導人的位置退休之後的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這些原則繼續指導著中國的國際行為。

研究背景：中國在美“銳實力”行動

自毛澤東時代結束後的35年時間裏，中國堅持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政策。鄧小平從最高領導人的位置退休之後的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這些原則繼續指導著中國的國際行為。

通過告誡中國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試圖強調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和它對“大國權力地位”的靠近，不會威脅現存國際秩序或者亞洲鄰國的利益。但現在情況發生了改變，中國更自信地擴展了過去的政策，新政策不僅尋求重新定義中國作為全球大國的地位，而且還提出了“中國模式”的概念，聲稱它是一種比西方民主體製更有效的發展模式。

然而美國非常清楚，中國是在通過外交、經濟和軍事力量的投射尋求影響力。我們擔心北京近來尋求文化和信息化影響力的多種方式會破壞我們的民主進程。這些方式包括中國在努力滲透如美籍華人社區、中國在美留學生、美國公民社會組織、學術機構、智庫以及媒體。澳大利亞前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將這些行為的特點總結為“隱蔽、強製或腐敗”。

這其中的一些方式與其他國家的公共外交沒有區別，但另外一些則涉及使用強製或腐敗的方式給個人和組織施壓，從而幹擾美國公民和政治生活的運作。

當然，我們不必誇大中國這些新政策的威脅。中國並沒有試圖幹涉美國大選，也沒有像俄羅斯那樣試圖在民主話語中製造混亂或激化兩極分化。雖然中美兩國間存在緊張關係，但在友誼、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鑒方麵，中美之間也存在著深厚的曆史紐帶，這些都是我們樂見並希望培育的。對於與其他美國公民和族群一樣充滿自豪感的美籍華裔來說，免於可能導致相貌歧視或新麥卡錫主義的普遍質疑或侮辱很有必要。

然而，隨著在外交、經濟和安全領域麵臨越來越多的挑戰，中國的影響力讓中美關係陷入極度不平衡和對立狀態。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國還把美國關於言論、新聞、集會、宗教和結社自由的理念視為對政治製度的直接威脅。

隨著中美兩國在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深入往來，它們之間有了共同的重大利益關切。中美貿易總額（6354億美元，其中美對中貿易逆差為3354億美元）遠遠超過任何其他雙邊貿易額。超過35萬的中國學生在美國留學（包含8萬多高中生）。此外，數百萬中國人移居美國，他們的存在對美國來說本身就是一筆巨額資產。

然而，這些優點不能掩蓋這樣一個現實：中國在某些關鍵領域正在利用美國的開放性，以便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推進其目標。與此同時，中國的威權體製利用美國社會的開放性來尋求影響力。這阻礙了美國相關機構在互惠基礎上與中國社會接觸的合法努力。這種差異就是本報告關注的核心問題。

中國尋求影響力的活動已經不限於過去統一戰線政策所關注的華裔群體，它還瞄準了西方社會中更廣泛的領域，包括智庫、大學、媒體以及政府機構。中國致力於促進對中國政府、政策、社會和文化的同情，並拉攏重要美國人物支持中國的對外政策和經濟利益。

諸如考察團、文化和教育交流、付費媒體植入以及政府遊說等，都是許多國家能接受的軟權力投射的常規公共外交手段。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合法的，因為它們是透明的。但是，本報告詳細指出了中國一係列不透明的“銳實力”行動，中國在越來越積極地加強在美國的活動。這些都在利用我們民主社會的開放性來挑戰，有時甚至會削弱美國關於自由、規範和法律的核心價值。

除俄羅斯外，在嚐試影響美國政治和社會方麵，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與中國一樣廣泛且資金充足。在金融資源的廣度、投資深度和強度方麵，需要更嚴格地審查中國的影響力活動，因為它正在幹預更有資源和權力更大的部門，甚至比俄羅斯幹預的還要多。通過開展融入美國生活多元化結構的活動，中國已經獲得了更廣泛和潛在的長期影響。

報告的調查結果

本報告由一群美國傑出的研究中美外交事務的專家撰寫，是一年多研究的成果，旨在記錄中國在美國境內擴大影響力的程度。

雖然已經有許多優秀的報告記錄了中國尋求影響力的具體案例，但本報告在試圖解決整個問題，並縱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負責指導中國海外影響力的活動。其中還包括與中國對應的美國社會不同部門的各個部分。附錄中有中國在世界其他民主國家多樣化的影響力活動的調查。

• 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利用廣泛的黨、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來推進其擴大影響力的目標。近年來它大大加強了這方麵的投資力度。雖然報告中描述的許多活動都是以國家為導向的，但沒有一個單獨的機構對此負全部責任，即使“統戰部”已經成為中國尋求影響力活動的代名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還負有監督職責。中國許多名義上獨立的行為體，包括學術界、企業甚至宗教機構，都受到政府的影響，遭受壓力，以促進國家利益實現。

對外影響力行動的主要負責機構包括統戰部、宣傳部、對外聯絡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全國僑聯以及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所有這類機構都受到不同國家機構的支持，比如外交部、國務院僑辦等。後者在2018年3月被並入統戰部，這反映了統戰部不斷擴大的權力。

• 在美國聯邦和各州政治活動中，中國在尋求和培養處於上升期的政治家。與其他許多國家一樣，中國聘請知名的遊說和公關公司，並與有影響力的民間社會團體合作。這些活動配合了中國對國會議員及工作人員訪華的長期支持。在極少數情況下，中國也尋找美國公民或公司，利用美國法規的漏洞來介入美國國內選舉。

• 在大學校園裏，孔子學院為中國政府提供了接觸美國學生團體的機會。由於孔子學院在讓學生和社區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方麵具有積極的價值，因此本報告不反對。但報告確實建議對孔子學院執行更嚴格的監督並實行更嚴格的學術自由和透明度標準。在中國大使館和領事館的直接支持下，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CSSAs）有時會上報相關情況，進而損害其他中國學生和美國教師在美國校園的學術自由。美國大學舉辦被中共和政府視為政治冒犯的活動，會受到來自中國大使館及其六個駐美領事館以及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的壓力。雖然美國對研究美國政治或曆史的中國學者持開放態度，但中國卻限製美國學者和研究人員進入中國去研究中國的政治敏感領域。

• 在美國智庫、研究人員、學者和其他工作人員的報告中能看出中國外交官的影響。在中國開始在美國建立自己的智庫網絡時，它就一直限製著美國智庫在中國的運營數量和規模。並且還限製美國智庫人員和代表團對中國以及中國官員的訪問。

• 在商業領域，中國經常利用其公司在國外推進戰略目標，獲得政治影響力，並獲得關鍵的基礎建設和技術。中國允許外國公司繼續進入其國內市場，前提是要它們遵守北京在台灣和西藏的立場。本報告記錄了中國如何支持在美國成立的數十個與中國政府有關係的中國電子商務協會。

• 在美國媒體領域，中國幾乎消滅了所有曾經為美國華人社區服務的獨立中文媒體。它成功拉攏現有的中文媒體並建立了自己新的傳播機構。中國國有媒體也在英語市場建立了重要的立足點。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還嚴格限製美國和其他西方媒體在中國境內開展正常的新聞采訪活動。

• 在美籍華人社區中，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在派遣人員到美國向發表反華言論者或者支持台獨人員施壓，還向他們在中國境內的親戚施加壓力。北京把美籍華裔看作是全世界僑民的成員，認為他們不僅要保持對中國利益的認同，還要保留所謂的祖國文化，甚至是政治忠誠。這些活動不僅會幹擾美國境內的言論自由，而且還有可能引起當地對美籍華裔的懷疑。

• 在技術領域，中國正在進行多方麵的努力，以盜用它認為對其經濟和軍事成功至關重要的技術。除了強製眾多合資企業轉讓所需的技術之外，中國還通過對美國高科技公司的投資以及利用美國大學實驗室的開放性，獲得許多有價值的新技術。這遠遠超出了尋求更深層次、更具滲透力的影響力活動。美國在經濟和戰略上的損失越來越嚴重，這不僅幫助中國獲得未來全球領先技術的全球主導地位，還會削弱美國在商業和軍事領域的優勢。

• 在世界各地，中國在美國的影響力尋求活動也在許多其他國家以不同形式反映出來。為了讓讀者了解中國在海外尋求影響力活動的形式的變化，本報告還總結了中國在其他八個國家的影響力。這些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新西蘭、新加坡和英國。
 
建議：轉向建設性警惕

在權衡政策的反響以迎合美國各機構的需求時，本工作組一直試圖在被動和過激反應之間取得平衡。對我們的基礎充滿信心並對其可能的顛覆感到警惕，並且需要在不平等的競爭環境中解決一係列不公正性問題時還應保持開放。實現這種平衡需要我們將建設性的互動與危害性的互動區分開來，並且仔細地評估可能遇到的挑戰，以免我們在遇到各種威脅時又過度反應，既破壞了我們自己的原則，又不必要地破壞了美中關係。

以下的章節以三個大標題提出具體的建議。麵對現有的挑戰，前兩個提倡“公開透明”和“獨立完整”。陽光是消除外部行為者對美國操縱的最佳消毒劑。我們應該盡可能地找出中國施加影響力的地方，找出那些中國的組織或者個體並覺察它們是否是隱蔽的、有脅迫的或是會侵蝕的。並且我們也應該提升我們機構的活力，以及對中國“分而治之”策略的堅持。捍衛美國民主體製的完整性需要堅持我們的開放和自由原則，更加密切地協調機構內部的反應，並更好地向政府和非政府機構通報中國或其他外國行為體可能產生的有害影響。

而第三點建議，促進“互惠互利”，也是本工作組麵對並作出的一個很艱難的選擇。在許多領域，中國政府嚴格限製美國的平台和機會，而中國同行則可以在我們社會享受自由。那麽，在不降低我們自己的開放和公平標準的情況下，是否能讓這樣的競爭環境回歸平衡，並實現更大的互惠？在美國政府和私人機構的投訴和行動都沒有得到良好的結果時，是否可以通過施加不會破壞我們自己的開放原則的互惠限製來引起中國的注意？

本工作組並不總是意見統一，我們認為，在某些領域，針鋒相對地反擊才是有用的。不過這本身並不是目的所在，而是一種迫使達到互利互惠的手段。中國政府崇尚用堅定、公正的方式呼籲來實現互利互惠，而美國則認為應該通過施壓的方式迫使其實現。

本報告的每個部分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以增強中美關係的透明度，維護美國民主製度的完整性，以及給予美國的個人和機構類似於中國的個人和機構在美國那樣擁有更多的機會，來回應中國尋求施加影響的行為。

我們建議敦促應對中國的挑戰，以促進更大的透明、完整性和互利互惠。我們認為，以一種新的方式強調這種“建設性警惕”是開始保護我們的民主傳統、製度和民族的最佳途徑，也是建立更公平、更互惠、更健康的美中關係的最佳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