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劉曉波道德勇氣，千古留名；中共現已命如薄紙，危如覆亡前的滿清王朝；我們強烈抗議中共對劉曉波的任何政治迫害

徐文立：劉曉波道德勇氣，千古留名；中共現已命如薄紙，危如覆亡前的滿清王朝；我們強烈抗議中共對劉曉波的任何政治迫害

   劉曉波與徐文立1995.4.24在北京徐文立的家 

   

   八九六四·“四君子”之一——周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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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曉波先生的道德勇氣，是世人皆知的。

   劉曉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四君子”在1989“六四屠殺”前夕和當時，學生和北京市民的萬難時刻，挺身而出，再次彰顯了我中華士人永不熄滅的道德勇氣。

   之後，曉波能以審美者的眼光反躬自問，檢討自己任何一點不足，更是彰顯了他作為一個獨特的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

   1989 “六四”血腥鎮壓，中國社會政治上一片黑暗，正是劉曉波等人如同普羅米修斯一般，高擎著自由、民主的火炬，讓中國民主事業的大旗在國內不倒，劉曉波做出了第一等的貢獻。

   1989年之後，堅毅的劉曉波變得更加溫和、平定，也就更加彰顯了他的道德勇氣和力量。隻有這樣，才有國內的303人不顧國內的政治高壓和迫害，之後有國內外8，000多人如同當年“公車上書”一般地聚集在了《08憲章》和劉曉波的大旗之下。

   劉曉波的道德勇氣，千古留名，中共的迫害是無濟於事的，中共現已命如薄紙，危如覆亡前的滿清王朝，請他們好自為之！

   為此，我代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強烈抗議中共政府對劉曉波的任何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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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六·四人物話當年：“絕食四君子”周舵（圖）

   2009-06-16

   為紀念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自由亞洲電台邀請當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參與者，講述他們的親身經曆。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話當年》節目裏，本台記者林坪采訪了在89年六.四清晨，跟戒嚴部隊談判，促使學生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四君子”之一周舵。 

   檔案照/周舵提供

   圖片：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四君子”之一周舵（檔案照/周舵提供）

   周舵1989年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兼公共關係部副部長，也是中共統戰部第六局（知識分子局）聯係對象，常作為黨外知識分子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發言。周舵回憶說，89年學潮初起，他和其他一些知識分子喜憂參半，喜的是學潮可以衝擊黨內日益坐大的保守勢力，憂的是學潮過火可能導致趙紫陽下台，重蹈86年底學潮導致胡耀邦下台的覆轍，使改革開放成果毀於一旦。周舵先是勸學生和黨內的改革派合作，把矛頭對準保守勢力，不要把鄧小平推到對立麵上去，否則學運會失敗。勸說學生無果後，周舵以《世界經濟導報》和《亞太經濟時報》兩家報紙特約記者的身份，動員新聞界介入學潮。周舵表示，他當時發起五.四新聞界大遊行，是希望通過"摻沙子"，改變單一學潮的性質，讓更成熟理性的社會力量起到引導作用，但未能奏效。

   5月13號、16號，通過周舵的斡旋，統戰部部長閻明複和學生代表舉行了兩次對話。閻明複並在周舵的勸說下，於5月16號，到天安門廣場，勸學生撤離。然而，閻明複和學生的幾次接觸，沒起到任何實質作用。周舵認為，問題的症結還是在於“4.26社論”,

   “4月25號，趙紫陽去朝鮮訪問，在火車站李鵬給他送行的時候，李鵬還問趙紫陽怎麽處理，趙紫陽說就按照政治局已經定的方針來做吧。結果李鵬是，趙紫前腳走，他後腳就帶上陳希同和李錫銘，跑到鄧小平家裏去煽風點火，大肆的煽動說，學生如何如何要推翻共產黨，如何如何把矛頭對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首先是指鄧本人了，這樣就誤導鄧說了一大篇昏話，然後就出台了這個‘4.26社論’。這一下子，等於是把學生運動定性成敵我矛盾了，於是不但是激怒了學生，而且激怒了知識分子，激怒了社會各界。趙紫陽回來實際上就是想要從這個定性上轉彎子，而且還說他可以承擔責任，就把這個‘4.26社論’責任攬到自己身上，把老鄧給解脫出來，但始終也沒有做成。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李鵬這夥人，在背後用了各種方式來破壞搗亂。趙紫陽的這個辦法剛剛有一點成效的時候，李鵬就搞點別的事情，又把學生的怒火給激起來。所以李鵬是個非常壞的家夥。”

   6月2號下午4點左右，劉曉波、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四人來到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並向在場記者表示，絕食是為了抗議戒嚴和軍管，呼籲學生和政府以和平談判、協商對話來解決雙方對立。此後，四人一直呆在廣場，直至六.四淩晨。

   周舵回憶說，6月4號淩晨，各種混亂的消息不斷傳入天安門廣場，人們雖然感到恐懼，但是誰也不知道，軍隊最後會采取什麽辦法，來完成清場任務。周舵感到，周圍的人都懷著聽天由命的心情，等待著最後的結局。

   “而且當時廣場上，整個氣氛是非常情緒化，比如說柴玲（6月3號）一下午就是在廣播站裏講‘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所以當時廣場上整個的輿論就是，誰敢說撤，誰就是叛徒。到了（6月4號淩晨）3點鍾的時候，一個叫邵江的北大的學生，我是因為5月13號找他參加閻明複的座談會認識他，他一直跟我聯係很多，他就跑到我們絕食帳篷裏來，看不見他表情，但是我聽他聲音都是顫抖的。他說他從打槍最厲害最密集的幾個地方，剛剛跑了一圈回來。他就跟我講，周老師，太可怕了，完全不是大家事先預料的那樣，真的是血流成河了，這些當兵的簡直像瘋狗一樣，見人就開槍，也不管男女老幼，真的是血流成河了。然後他就求我說，周老師，現在同學們太危險了，你無論如何想想辦法，救救大家，現在能救同學們的就你們幾個老師了。就指我們四個人。我當時聽了就想，我能救誰呀？我連我自己也救不了。再說，我怎麽能指揮你們哪，我們四個人是你們的客人，你們的總指揮是柴玲啊。所以我就先問他說，這個是你自己的想法呢，還是你跟柴玲商量過？他就很不屑的說，跟柴玲說根本沒有用，她根本不聽勸，而且她也指揮不動同學。”

   周舵說，經過考慮，他決定無論如何，要試一下，試不成，頂多被人說成是叛徒，自己也算盡到責任了；萬一能試成，不試豈不是錯失良機。於是周舵先說服高新，兩人再說服侯德健，三人最後說服了劉曉波。四個人統一了意見之後，周舵設計了一個行動方案，並建議四人分成兩批，兩人留下繼續勸說學生撤退，兩人去找戒嚴部隊談判。周舵提議，由自己和侯德健去找戒嚴部隊，

   “當時我是兩個考慮，一個是因為他（侯德健）名氣大，我說，當兵的應該都知道你，《龍的傳人》誰不會唱啊？我就覺得他就是一個活名片，誰知道周舵誰呀，侯德健活名片，不然的話，憑空來兩個人，你說你來談判，你能代表誰呀，你算老幾呀？（侯德健去）這樣才有可信度。第二，我說這樣呢，談判代表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當兵的，要是一個普通人，可能手指頭動一動就給斃了，要是侯德健，他們可能會猶豫一下。侯德健幾乎沒有猶豫，當時就同意了，我覺得真是挺了不起的，一個台灣人，大陸的事他也根本不清楚，和他根本也沒有什麽關係，去冒這種生命危險。劉曉波還說，建議由他和侯德健一起去，我問為什麽，他也不說，他就說反正周舵不能去。我估計他是覺得挺歉疚，把我弄到這麽一場大漩渦裏，所以這種最危險的事，他要不去他會覺得挺慚愧的。侯德健勸他說，你脾氣壞，你還是別去了，去了跟人家吵起來，我們全玩完，周舵溫文爾雅，看上去不像個暴徒。然後就是我們倆去找戒嚴部隊談判。 ”

   周舵說，四人正在商量怎麽樣動員學生撤的時候，廣場上險相環生，

   “忽然一大幫子學生糾察隊員從外麵跑進來，氣急敗壞的說不好了，幾位老師們趕緊去看看吧，出大事了！跑出去一看，5個市民敢死隊隊員，架著一挺重機槍，就架在紀念碑上，朝著人民大會堂，每個人頭上係著一根紅布條，手裏拿著鐵棒，誰勸他們都不聽，誰勸就說要敲死誰。他們就說是不想活了，要跟軍隊拚命。然後我們四個人，拚命上去，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其中我勸的那個市民敢死隊，他跟我講，說他十九歲，眼看著從小跟他一起長大的小夥伴就被打死在旁邊，所以他也不想活了，就是想要拚命。然後我問他，家裏都有什麽人，他說他有爸爸媽媽還有一個姐姐。我就勸他，我說中國民主化的路還長著呢，你死在這兒，毫無意義，你將來還可以做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你爸爸媽媽就你一個兒子，你想想，如果你死了，他們會多難過，你替他們想一想，快離開這地方。他一邊說一邊哭，我也陪著他一起流眼淚，最後總算把他們勸走了。”

   隨後，周舵四人找到柴玲和李祿，勸他們盡快組織學生撤離。周舵通過廣播，呼籲學生和平撤退，並向廣場周圍的軍人喊話說，將派代表去談判撤退事項。周舵截住了一輛過路的中巴，司機同意載他和侯德健去找戒嚴部隊談判，一起去的還有協和醫學院學生宋鬆和學生糾察隊的一個學生。當時並不知道具體找誰談，去哪兒談，於是周舵告訴司機開向天安門前邊金水橋一帶，因為那裏停著的都是坦克。在距離戒嚴部隊100米的地方，司機遭到軍人警告，被迫停車。於是周舵等人下車步行，遭到軍人警告，再往前走，部隊會開槍。幾人趕緊報上侯德健的名字，並說明談判意圖，一名上校指揮官，請示過指揮部後表示，上級同意，在廣場東南角留了通道，要求周舵等人趕快回去帶學生出去。周舵回到廣場後，通過廣播動員學生撤離，學生仍在爭論不休。周舵、侯德健、宋鬆又跑回去問戒嚴部隊，能不能推遲行動的時間，得到回複：軍令如山，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周舵三人跑回廣場，發現學生已經開始撤了，後來才知道，是封從德組織了口頭表決，並說是同意撤的聲音大，才說服了學生撤離。撤離過程中，走在隊尾的周舵和宋鬆均被軍人捅傷。

   周舵表示，如果當時沒能促成學生和平撤離廣場，後果不堪設想，

  “當時的情況，非常混亂，廣場我估計大概還有三五千人吧，不光是學生，還有很多很多各色各樣的人，還有市民敢死隊，市民敢死隊差不多手裏都有槍，除了這個重機槍之外，還有很多衝鋒槍之類的。學生們還準備了好多汽油瓶等東西。所以當時如果說，無論這邊開槍也好，還是用暴力反抗，那前景就真的是不堪設想。因為已經殺了那麽多人了，而且他們得到的命令雖然沒有直接說可以開槍殺人，但是那個含義意境很清楚了，就是‘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價’。而且我還聽說，政府事先派進來400多個便衣，就準備開始清場的時候，一聲令下，先把這些為首的，像我們這樣的，先給抓走，然後再收拾其他的學生，結果還沒到清場的時候，他們全跑了，也不知道是下命令讓他們撤了，還是他們自己也害怕就走了，說明連他們都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而且，跟我談判的那個上校他也告訴我們，要是學生不撤，奉勸你們四位自己走吧，否則不能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所以，如果我們不是做了這麽多工作，去完成天安門廣場和平撤離的話，所謂天安門大屠殺十之八九是一定會發生的。”

  在親友勸說下，周舵於6月13號逃離北京，6月30號，在煙台被捕，先後被關押在煙台市看守所，北京順義縣看守所，潮白河管理處招待所，昌平保險公司招待所，90年5月9號獲釋。之後，周舵與侯德健、高新（劉曉波當時尚未獲釋）因策劃六.四一周年紀念活動，於90年5月30號，被警方關入順義賓館，18天後，周舵和高新獲釋，侯德健則被警方送到福建，沒收了身份證件，塞上一條被扣押的台灣漁船，“偷渡”回台灣。

   六.四後，周舵多次受到有關部門調查和騷擾，也失去了正常工作機會。92年到93年，在高新的幫助下，周舵到哈佛大學做了一年訪問學者。周舵說，此後，自己不顧美國和台灣親戚的苦勸，決定回國，是因為感到中華民族苦難深重，而中國未來變成什麽樣子，很可能就取決於自己這一兩代人的作為，還因為六.四的經曆使他覺得，自己的參與確實會讓一些事情結果不同。

   周舵認為，造成六.四悲劇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當時中國執政黨的治國理念不是“依法治國”，而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即毛澤東所說的“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

   “一個法治國家處理像大學生示威遊行太簡單了，你遊行，人數多少，訴求是什麽，行經路線，起止時間都是有法律管著的。他有訴求要表達，表達出來，他自然就回去了，該上課就上課去了，哪會發生，大學生占據天安門廣場幾十天這樣的事情？如果說有個別人，他不依法去行使這樣的自由權利，警察就要來幹預他。如果不聽警察的勸阻，你如果還使用其他的包括暴力手段的話，警察就會對你使用暴力。警察使用的強製手段，也是由法律來嚴格規定的，不能超過當時所需要的限度去使用這個強製手段。這國家就會是井然有序，所有的事情，都會有法律非常清晰的規則來處理。”

   周舵說，“我們不是這樣的，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它完全沒有法律這一說，它認為法律就是統治階級的意誌，統治階級想怎麽做就怎麽做。它根本不承認有人權的，連人性都不承認的，很自然它會是這樣的，如果把你界定成‘敵我矛盾’，那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完全沒有人權一說，可以說‘敵人’就根本不是人，可以任意處置，那導致的結果就是濫用暴力。反過來，如果說，它定性成是‘人民內部矛盾’，那就隻能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你想想，如果警察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在這種情況下，他怎麽執法？他就會落到另外一個極端，就是完全無所作為、完全無計可施的這樣一個狀況。‘人民’不是天使，‘人民’是可以做很多出格的犯法的事情的。這樣一個國家怎麽治理呢?警方隻能在兩個極端之間做選擇，一個就是濫用暴力，無所不用其極，根本沒有人權保障，要麽就是無所作為，這樣一個國家怎麽治理？這樣你才能理解，（89年）為什麽它一定要把大學生的和平的示威遊行，行使自己合法權利的，一定要把它界定成敵我矛盾，4.26社論就是這樣，為什麽到了6月3號晚上，市民阻止軍隊進城，要把它界定反革命暴亂。根本原因就在於它這個治國理念是根本錯誤的，而要追究這個治國理念，必須要追到馬克思那兒去。”

   周舵認為，中國要真正實現“依法治國”， 首先必須解決政府有法不依、知法違法的問題，

   “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恰恰就在這個地方，政府不遵守自己所頒布的法律，包括憲法在內。我們的《集會示威遊行法》， 1989年10月31號就頒布了，你聽說過有一例被批準的示威遊行嗎？除了美國炸了南斯拉夫大使館那一次之外。所以這個法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自由權利是假的，根本不打算實施的。這造成的結果極其嚴重，這就上行下效，就意味著你這個製度是建立在欺騙和謊言的基礎上。這樣的一個民族怎麽能有誠信呢，社會基本誠信何從建立?首先要解決這個問題。”

   今年5月25號，周舵準備向北京市公安局遞交《遊行示威申請書》，申請6月4號早10點到晚10點到海澱區紫竹院公園（或政府指定之任何公共場所）靜坐絕食一天，遭到國保人員阻止。此前的很多年，周舵都是自己在家中絕食一天紀念六.四，今年為什麽高調紀念六.四？對此，周舵表示，

   “因為我失望了。我一直對胡溫新政寄予莫大的希望，我對他們是很肯定的。當然，我肯定的那些我今天依然堅持，但是在六四這個事情上，我是大大的失望。我不僅是六四這個事情本身，而且我這次根本沒有提六四平反，也沒有提六四的性質是什麽，我隻要求一條，既然已經頒布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政府應遵守自己頒布的法律，這算高調嗎？這已經是最最底線的起碼的要求了，難道世界上有一個政府可以出來說，我不遵守我自己頒布的法律？我也沒追究你頒布的是什麽法律，我隻是說你要遵守你已經公布的法律。你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我就要求你公布六四真相。而且我舉了一個例子， 六四淩晨，在六部口，一輛坦克壓死了據說是十幾個大學生， 壓傷的還不算。這個我手裏是掌握確鑿證據的，這個事情誰下的命令，坦克手是誰，依據什麽理由做這樣的事情？類似這樣的現象。第二條就是說，保障我本人的公民自由權利，我到現在為止，不能用我的名字在任何國內的媒體上發表文章，我的形象不能出現在任何電視，我不能開講座，我不能去講學，等等。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享有完全的公民權利的一個公民，你是根據什麽法律來剝奪了我的這些權利？我隻要求一條，就是政府要遵守自己所頒布的法律，包括憲法。這不過分啊，而且是跟中共十五大一直在講依法治國和胡錦濤所講的和諧社會完全是一致的。所謂高調是迫不得已，沒有辦法。內部寫了無數的跟他們溝通的信件，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所以，這又是一個問題，就是這個體製現在越來越變成了一個官僚習氣極其濃重的一個僵化的體製，上邊的人跟隔了一個層次（的人），他就沒有溝通。你想想，從中南海，那麽一個最高的決策層，到下邊的基層，中間隔了多少個層次，每一層都有信息衰減，每一層都有施政的所謂執政能力的衰減，這個社會將來是要出大問題的。”

   談到二十年來中國民眾政治素質的變化，周舵說，

   “有的方麵，比如說，像最近幾年維權運動的興起，可以說，中國人民的覺悟、政治素質比那時候高。但是你也看到，比如說，包括北大在內的這些高等院校裏麵大學生，他們的素質是大大降低了，現在他們簡直變成了幾乎是一片政治冷漠，說的難聽就是犬儒盛行。根本就不關心什麽國家大事，什麽民主的前途，國家的前途，每個人就是悶著頭發財。這就是六四鎮壓之後政府故意引導的結果，每個人隻看自己腳下，沒有人去仰望天空。所以我聽到溫家寶跟同濟研究生座談說了一番話，他說，一個民族，如果所有的人都是隻看自己的腳下，沒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這樣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但是，六四之後，那個江-李政權，就是要把這個民族改造成那樣一個沒有靈魂的、沒有希望的民族。”

   周舵認為，中華民族近代的一大悲劇是，學習西方文明，好的東西沒學到，壞的反而學了很多，其中最糟糕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周舵認為，哪怕是西方文化中最好的東西，不一定適合直接照搬到中國，應該根據中國國情，在中國本土進行嫁接，但是，“中國國情”不該成為執政者拒絕民主，不搞民主的借口。

   周舵表示，中國實施市場經濟以來的經驗表明，經濟領域的壟斷會導致腐敗，政治領域也是如此，需要引入競爭機製。周舵認為，在中國，當前比較切實可行的步驟是，從共產黨內部的選舉做起，並加強人大和政協的作用，使中國現有的八個不成樣子的民主黨派變成真正的黨派，實現初步的多黨製。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林坪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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