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知] 無懼權威.憶黃現璠先生

 =          憶黃現璠先生

[追求真知]真知灼見.黃萬裏

[追求真知] 無懼權威.憶黃現璠先生

[追求真知] 長遠眼光.馬寅初

[追求真知] 2017學者何方, 中國人民會記住您

追求真知者.藍圖先生  2017

黃現璠, 單挑郭沬若. 寫下《中國曆史沒有奴隸社會》

黃萬裏,頑強抵禦百人, 寫下《論治理黃河方略》

馬寅初, 與毒蟲康生周旋到底, 寫下 《新人口論》。

何方2008年寫下《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和《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兩本著作

藍圖先生, 寫下 {地球解放重要參與角色團體.大探索草稿.(2016)}

-藍圖先生看見不一樣的世界   一個真知學派的學者

中國真知學派: 黃萬裏,黃現璠,馬寅初, 學者何方, 中國真知學派者無窮無盡。

[我編選的文章, 黃萬裏, 黃現璠的,已經被新浪光明會刪除;

學者何方的, 根本不讓發表。我的博客600篇文章,已被新浪光明會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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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如是,

1989 也如是,

2017 也是如是。 曆史在不斷重覆著。

最終,  在26000年太陽大周期完結之 [大審判Great Judgement]之中, 

所有曾經犯下罪惡, 迫害忠良,徇私枉法的人, 都被 [銀河大裁判團] 判處死罪; 不得揚升。

銀河的律法, 不會忘記嘉獎給每一個追尋正義的人們,

也不會忘記懲罰每一個陷害忠良的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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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現璠先生(1899-1982)是中國上古史“無奴學派”的首倡者, 重要導師;
在1957年他的學說主張被 左派極端份子 打成為 `右派份子`, 被奪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席位。
1979, 被重新平反, 他以八十歲高齡, 所撰《我國民族曆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
被公認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推出的第一篇主張“無奴隸社會”論文，影響十分廣泛。在與黑暗力量的鬥爭之中, 最後他能一直堅持了下來, 並且最終取得勝利;像他這樣幸運的人, 卻是很少。
很多時候,我們太天真了。
原來在地球的某些國度, 說真話講事實, 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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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們如果不知道 `黃現璠先生是誰,  
請不要讀以下這篇文章。免得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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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維基百科“黃現璠”詞條有多達一百六十餘種語言？
黃教授是知名度如此之高的世界級大學者嗎？
這問題維基百科上已經有過討論了。當時這個人在維基各語言的條目數量比孔子都多.
答1. :
壯族簡史啊，跟他們交鋒過，很難纏。
我記得客棧還曾經有討論。
僅就維基百科本身來說，符合收錄標準，有可靠來源，語調讀起來還說的過去的話，是沒有理由去提刪的。當然語言版本數多並不能證明什麽，所以隨他們去吧。編輯於 2017-04-04
以下本文, 1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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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黃現璠先生

戰爭的時代-憶黃現璠先生（50-52頁摘譯）
原作者：曆史的觀察者（歴史の観察者）
投稿日時: 2009-8-28 19:05
譯者：吉田茂樹
  吉田茂樹 散步者
  加入時間：2010-06-29 積分:30
http://www.cnposts.com/Translation/30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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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近日在日本著名網站“日本文化放送”（櫻）「日本文化チャンネル桜 」上讀到一長篇回憶錄《戰爭的時代》（『戦爭の時代』），文中回憶了有關中國學者黃現璠與日本學者宮崎市定的一些往事，讀來感覺有點文史價值，特此摘譯相關部分成中文，譯文後附以筆者對內容的小考，以供從事中日文化交流的學者們參考。

 

我進入中國大陸之前，既獲得了原陸軍的高嶋辰彥少將、原海軍的保科善四郎先生和福田良三中將以及福留守等先生寫的介紹信，還持有森徳治少將和金子繁治少將寫給中國友人的親筆介紹信。同時，又拿到了水交會的山梨勝之進先生寫給他的中國友人“○○親啟”（說出姓名後認識的人一定知道）的介紹信……。
除軍人關係外，我還從宮崎市定先生處拿到了他寫給中國學友黃現璠先生的介紹信。

 
我至今仍記得當時在宮崎教研室裏向宮崎市定先生請教曆史問題的情景。古代中國的周邊民族（稱為漢民族的原型適當吧？），即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的華夏以外區域的粵、滇、氐、羌、閩、越等國，相當於現在中國的青海省、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廣東省、福建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台灣島、海南省。

 
按《史記.五帝本紀》所載：三苗、九苗、百越的追放地為天下蠻荒之地。事實上大致相當於今天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的古楚之地應劃入蠻荒之地。這是因為當時的楚王自己曾說過“聯自身係蠻夷末代，沒有得到周的封候，從而成為了楚之王。”但是，《史記.楚世家》則記有“楚以顓頊（黃帝之孫）世家第6代季連為始祖”一事。在宮崎教研室中，有一位從南昌逃往台灣的中華民國留學生Y君，自稱是戰國末期楚國大詩人屈原先生的後裔子孫。無論從任何方麵看，都不能說Y君是南蠻魁夷。

 
我就有別於華夏以外的這些古代南蠻民族史方麵存在的疑惑向宮崎先生請教時，宮崎市定先生笑著回答說：“這種事情對日本人而言是很難明白的……即便今日有名的長江文明，當時也不過相當於日本古人說的高天原程度，不，應該說是相當於古代日本豊葦原瑞穂國的狀況。你去中國時，我介紹一位良師益友紿你。”

宮崎市定先生介紹給我的中國良師益友良師，名叫黃現璠，一位著名的中國曆史學家。黃現璠先生執教於廣西大學，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國文化史等中國古代史的專門研究，尤以南方少數民族研究權威享譽學界，名播東瀛……這與專門從事中國古代都市的民眾生活、都市民的征兵和納稅等研究的宮崎市定先生的東洋史專攻同符合契。

我對中國史的了解雖然如同門外漢，但是對曆史一貫抱有濃厚興趣。正因如此，20世紀60年代當然知道在中國非常著名的黃現璠先生大名。他曾任過北京師範大學研究院的史料編纂員，中日大戰前來日，留學於東大（東京大學簡稱）。黃現璠先生屬白鳥庫吉、津田左右吉、原田淑人等學係的東大學閥一路……而宮崎市定先生則屬內藤湖南、桑原隲藏、羽田亨學係的京大（京都大學簡稱）學閥一路……。我原以為兩者沒有學術接點，這種認識源於受到日本巷間廣為流傳的充滿逸話的“東大與京大對立說”的影響……實際上，學問世界絕非是我等平凡人所想象的那種爭權奪利分庭抗禮的下裏巴人世俗世界，而屬一個高尚又深奧的陽春白雪世界……宮崎市定先生與黃現璠先生兩人生前都沒有告訴我他們曾在何地親密無間高談闊論學術，作為愚弟子的我接受宮崎市定先生介紹如此名高於世的黃現璠先生時居然沒有問及此事，今天想來深感大恥，高尚的兩位先生想必會寬恕愚弟子。世間的學人雖然已無法得知宮崎先生與黃現璠先生生前的學術交流逸史，但我想兩位先生生前友誼一定十分親密……。啊，這隻是一個輕率男人的想像。

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本方麵稱為上海事變或第一次上海事變、淞滬戰爭）發生後，宮崎先生應召入伍。1933年退伍回國，返回京大。兩年後，黃現璠先生進入東大留學兩年，隨後回國，成為國立廣西大學史學講師，講授中國通史。不管怎樣，我推測：在黃現璠先生留日這兩年間，宮崎市定先生與黃現璠先生必定在何處見過麵。

宮崎市定先生於這一時期相繼發表了《古代支那賦稅製度》（1933）、《支那城郭之起源異說》（1933），特別是1934年他發表的以中國古代都市國家為論述主題的《遊俠論》大作，從而成為日本充滿活力的少壯中國史專家。而充滿活力的青年黃現璠氏則以研究中國上古代史、都市國家的軍製研究為專門。兩人的學術研必定在某些地方有共同之處。我認為兩位先生絕非相識於戰後，而是在戰前成為學友。

1963年9月我隨岡崎（岡崎嘉平太）訪中團訪中時從宮崎市定先生拿到的介紹信，抵中國後沒有派上用場……主要原因是訪中團規定嚴格，絕不容許訪中團成員個人單獨行動……。

再說黃現璠先生，1957年或1958年，由於在毛澤東的第一次右派攻擊中受到衝擊牽連，被趕出曆史學術界，不能滯在北京，被迫返回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南寧市圖書館，不，是廣西大學圖書館，成為圖書館的一位管理員，處於難知外界事的狀況。由此反而成全了先生能長期獨自埋頭於少數民族與壯族曆史文化研究的美事。

1963年岡崎訪中團抵中三個月後的12月，我約有一周時間在上海協助舉辦日本工業品展覽會。好像是一周……，當時的日記後來被紅衛兵抄家時燒毀了，具體是多長時間己無法記得……。同年返回日本的歸途中，我與同行前輩A先生兩人一道進入香港時，在廣州與岡崎訪中團一行（剩下3人在廣州和香港休養4天）告別，從雷州半島的湛江翻越十萬大山脈，再沿右江進入了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南寧市。

對於這樣的異國旅行，我沒有多少恐懼擔擾。因為在中學和大學時代，我便背著背包和睡袋獨自放跡於日本山區四處旅遊，時常在無人住的寺廟中過夜。當然，毋須忌言，旅行中偷食農田的西瓜和籮卜的壞事也曾幹過。特別是我在香港工作時，曾與另一位同事經常赴新界地區的錦田、上水、勒馬州、元郎等邊境地帶旅遊，雖說是兩人……但可說我已習慣於在異國四處旅遊。

……我曾在香港努力學習了兩年半，掌握了基本的中文日常會話，但聽力較差。同行前輩A先生（比我年長4歲，在香港的亞洲研究中心工作）的中文很好。我們抵達南寧市後，住進了南寧飯店，馬上休息。第二天天明，我趕往黃現璠先生處，A先生則前往中越交界的德天瀑布旅遊……

通過電話與黃現璠先生取得聯係後，隨即報上宮崎市定先生的名字。我的中文發音極差，報上姓名深恐黃現璠先生聽不懂……不料，對方傳來流暢的日語“啊，是宮崎先生嗎，想念您呀！”聽後不安之擾煙飛雲散。宮崎市定先生曾告訴過我，黃現璠氏的日語說得非常流利。當時我認為這或許得益於戰前日本留學時代的環境……我的這種想法很快被證明是毫無根據的。

在廣西的學校中，我與黃現璠先生的談話皆使用日語。據說黃現璠先生曾在1953年、1954年訪問中國的日本國會議員與中國外交部官員（陳毅與池田先生？）會談時擔當過翻譯。黃現璠先生笑著告知我，1937年盧溝橋“七·七事變”歸國後，仍不間斷地讀日文原著修習日語，所以日語流利。

黃現璠先生有留學日本的經曆，戰後又不斷與日本史學家進行學術通信。作為中國史學界右派巨魁落馬後而被放逐於史學界外的先生，毋須置疑，屬中國學術界的親日派分子。宮崎市定先生在寫給黃現璠先生的介紹信中寫有“拜托黃現璠先生出於日中友好目的而為派遣到中國的這位年輕人介紹一些適當的親日中國人的關係”……等語。

……黃現璠當時自身受到處分（史學界右派），交談時他告訴我目前隻能在當地（広西壯族自治區以及周邊省）一帶活動，處於輕度軟禁狀態。盡管如此，他依然秘密地向我介紹了許多不知是他的弟子還是朋友的知識人（不限於史學界），如○○大學のM氏、○○大學のS氏、○○大學のH氏、○○大學のS氏等人。如今，這些人與我依然交往親密，終身共享朋友之誼。他們來日本時多次在我位於關西的家中住宿。

我幫助過出走海外的一些中國人。同時，在我的委托下，工作在中國的日本駐在員也幫助過一些想去海外的中國人。我不便說出這些中國人的姓名。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中，我參與了協助中國教育界的7名學生離開了中國……這些人皆為我終生的朋友。我辭掉官職，還身於民，當然，香港九龍的T先生、R先生、K氏的兒子以及我的日本同夥和同窗議員一道參加過對一些政治受害者的人道救助活動，1989年政治風波後協助3人前往美國和馬來西亞，協助4人來到日本……日本公安知道這些事。
 
1989年的政治風波在中國是否已成往事我不知道……中國不像日本這樣流行以習慣思維來看對待大眾犯罪的國家……因此我不能放鬆警惕。重算舊帳而對我的中國朋友加以迫害的事是否會發生我不知道，出於安全起見我不能掉以輕心。針對這點我想借此機會說明一下，在“日本文化放送”（櫻）論壇的這一長篇回憶錄中，假如我為中國辨護，跟帖中罵我是“中國的狗”和“黨奴才”的回複必會蜂湧而至……。為了“東亞”這一地域的和平安定，長年苦惱以及苦戰也應該為避免戰爭而努力以及為了中日兩個東亞大國的長期友好而不顧自身生命危險（指日本右翼迫害——筆者按）而奮鬥至今的小生，讀到一些不理解的難聽罵語定會讓我傷心不己痛哭流涕……。

……（言歸正傳）後來我又兩次見到黃現璠先生。1965年，我利用休假，前往廣西桂林、雲南大理旅行時，曾專程在南寧停留，拜會黃現璠先生。他向我介紹了很多在北京、上海工作的有識之士……。第二次與黃現璠先生會麵時，他帶我參觀了第一次見麵時看過的一些名勝古跡，還去參觀了鍾乳洞和地底洞窟。當然，見麵時我也將先生的弟子以及宮崎市定先生的信交給了黃現璠先生。作為一位外國旅行者，自然擁有充當信使的便利。考慮到當時黃現璠先生的處境，我沒有與他在學術界的一些弟子見麵。這次見麵，我榮幸聆聽到黃現璠先生對我詳談了有關壯族的曆史文化。

由於這裏不是曆史論壇而是政治論壇，隻得省略黃現璠先生的具體曆史高論，跳過詳情。有機會我將詳細記述。……交談中，我受到了黃現璠先生的一次教誨，這也是宮崎市定先生批評過我的教誨，即學習曆史者，傳承的曆史與空想界限應該涇渭分明……而我對曆史的認識，好像浪漫到已進入科幻領域（笑）。

……我過去在京都問過宮崎市定先生的問題，這次見麵時同樣向黃現璠先生問及，即廣西的壯族在《春秋》和《史記》裏已有記載，是否與遼東的濊族有著種族關係？……先生邊笑邊回答，解說十分有趣，但我聽得一頭霧水，完全不明白。壯族有“布壯”、“布農”、“布越”等20餘種稱謂，總稱壯族。一般認為，壯族為古代百越部族的西甌、駱越支係的後裔，為居於廣西最早的土著民族。

……黃現璠先生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受到紅衛兵的徹底批鬥，圖書館的管理員職也被解除，處於在自宅被軟禁的狀態。先生曾回憶說，文革期間是家人養著我，換言之，因受到紅衛兵的監視看管而無法外出工作，反而能在家中趨力研究壯族曆史文化。然而，事實上，先生當時過著極端悲慘又苦惱的日子。先生的弟子和同道史家，許多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迄今為止，長年作為我的通信友以及再會友而交往的“中國心的友人”中的3～４人，文革中同樣受到了紅衛兵的迫害，下放到五·七幹校接受工農兵再教育，能返回原學校或原工作的受害者人最早也要4年，晚則8年。由於改造地生活待遇的極端惡劣或下放當地後受到審查拷問嚴刑逼供，我的3位朋友未能回來，命歸黃泉。這些朋友都是人格上非常偉大的中國人。

我從未見過麵的中國人廣為讚譽的著名文化人趙樹理、周信芳、蓋叫天、潘天壽、劉元陶、朱陽等人，雖然未在下放幹校和接受再教育地被迫害致死，但在城市紅衛兵的橫行霸道以及所謂專案審查組不斷審查逼供強加罪名的過程中，被慢慢折磨而死。

……我等日本長駐上海的海外駐在員長年累月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在中國築起的廣泛人脈關係，包括與上海黨內實力少壯官僚建立的人緣關係，皆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發動的總攻擊完全摧毀。小生、史家黃現璠先生和作家巴金先生等人於文化大革命中被羅織的罪狀，至到1975年後漸漸開始恢複名譽，這無疑是他們的弟子不斷向共產黨上層組織申訴和活動的結果。1979年，黃現璠先生得以完全平反昭雪，我有幸與他第三次見麵，那是在1980年3月日本國駐廣州領事館開設之時，我抽空到了南寧，拜會黃現璠先生，見到了他及其弟子O氏。這次見麵離先生逝世僅隔兩年，我為在先生逝世前兩年得見他一麵而感到萬幸。當然，這次見麵我同樣帶給了他來自宮崎市定先生的問候信。小生自認為既是宮崎市定先生的弟子，同時還是黃現璠的弟子，原想成為一名國際性日本人史家，結果研究成果為零，完全成了一個史學門外漢。於此懇望兩位老師，容許頭腦簡單不學無術的小生能以行動力優良而自稱為兩位先生的門生。（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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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日語原文（節選）--------------------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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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宮崎市定（正確日語名為1901年8月20日～1995年5月24日），日本東洋史學家，
戰後日本“京都學派”導師，20世紀日本東洋史學第二代巨擘之一。

宮崎市定的正確日語名為“宮﨑市定”，由於“﨑”在日文印刷中十分不便，因而多以“崎”字代之。他生於日本長野縣下水內郡秋津村（2009年改為飯山市）靜間。早年畢業於秋津小學校和縣立飯山中學校（即長野縣飯山北高等學校的前身）。1919年入新開設鬆本高校（現在的信州大學）文科一類學習，同校的晚輩生有後來的著名東洋史學家曽我部靜雄和仁井田陞。1922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學習，師從內藤湖南、桑原隲蔵、羽田亨、狩野直喜等人專攻東洋史。
1932年“一·二八”事變，宮崎市定應召入伍，任軍馬廠廠長。1933年退伍回國，返回京大。1936年2月赴法國留學，入巴黎東方語學校學習阿拉伯語。1938經美國回國。1944年5月任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教授。1958年以《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獲日本學士院賞。1960年10月赴法國任巴黎大學客座教授，後回國。不久又赴美國，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1962年7月回國。1965年於京都大學退休後任京大名譽教授，同時兼任德國漢堡大學和魯爾大學客座教授。1978年獲法蘭西學士院頒發的“ジュリアン賞”，1989年獲日本政府頒發的“文化功勞者”獎章。曾獲日本從三位勳二等旭日重光章。

宮崎市定對中國學的很多領域，包括社會結構、政治體製、經濟形態、權力關係、政府組織等方麵均有獨到的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盡管當時宮崎市定在中國史學界被定為“反動史學家”，但在1963～1965年依然內部出版了《宮崎市定論文選集》兩卷，作為黨內高級幹部和史學專家的參考讀物，可見其東洋史學研究的成果的影響力之一貌。
而在日本和國際漢學界，他的著述被廣為閱讀和頻繁引用。司馬遼太郎、穀沢永一、向井敏、鬆本清張、米長邦雄等史學界之外的著名日本作家，都是宮崎市定的書迷。而他執筆的麵對一般讀者的史學概論書，在日本廣為暢銷。他的生前著述全部結集為《宮崎市定全集》（全24卷，別冊1卷，共25卷，岩波書店、1991 - 1994年版）
（資料來源：摘譯自維基百科日語版“宮崎市定”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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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現璠（1899.年11月13日～1982年1月18日），中國現代著名曆史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民俗學家，教育家，中國現代曆史學界“無奴學派”開創者，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中國第一個民族學派“八桂學派”的創始人，壯族史學奠基人。原名甘錦英，廣西扶綏縣人，壯族。早年在北京師範大學攻讀史學9年（1926 ～1935），畢業後赴日本留學於東京帝國大大學院，深造東洋史。1937年回國後，曆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國立桂林師範學院、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等大學史學教授，為壯族首位大學教授，終身講授史學。1949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相繼任命為中央民族訪問團廣西分團副團長、中央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委員、“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組”副組長；並先後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理事。
1957年反右運動中，受到批判，1958年2月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做出決議：“罷免費孝通、黃現璠、歐百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職務”，因此被錯劃為中國曆史學界頭號大右派。1979年平反後，先後兼任第一屆中國民族學研究會（後改名為中國民族學學會）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編輯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顧問、第一屆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副會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82年病逝於桂林。黃現璠對中國史學的重要貢獻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麵：一、1932-1934年出版的黃現璠主撰《中國通史綱要》（三卷，合著），為20世紀冠名《中國通史》的第一部通史巨著,達百萬餘言，開拓意義斐然。二、1936年出版的黃現璠著 《唐代社會概略》，為20世紀第一部關於唐代社會史研究的專著，多次再版重印。三、1936年出版的黃現璠著《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為20世紀第一部關於學生運動的專著，多次再版重印。四、1957年出版的黃現璠著《廣西僮族簡史》，為壯族有史以來第一部論述壯族曆史文化的專著，從而被史學界稱為壯史之父。 五、1981年黃現璠推出的《中國曆史沒有奴隸社會》，為20世紀第一部論證中國曆史沒有經曆過奴隸社會的專著，勇於向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起了挑戰，從而開拓出中國曆史學界的“無奴學派”，故被學術界尊奉為“無奴學派”導師。六、1988年出版的黃現璠遺著《壯族通史》，為中華民族史上第一部壯族通史。七、在古史研究上，黃現璠是最早突破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而建立“三重證據法”的學者之一，從而形成“黃氏三重證據法”（指黃現璠將文獻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三者結合起來的治史法），這對中國史學研究證據法的突破意義重大。
（資料來源：摘譯自英文版《Chinese Anthropologists: Huang Xianfan》（《中國人類學家：黃現璠》），Books LLC，31 Ma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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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奴學派”是指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新時期共同主張“中國沒有經曆過奴隸社會”的一群學者。
1957年6月，廣西師範學院教授黃現璠出版了壯族曆史上第一本簡略通史《廣西僮族簡史》，對奴隸社會說提出異議。此為「無奴派」首度發聲。
這種公開與主流思潮對立的結果，就是黃現璠、雷海宗、李鴻哲三人都於同年被打為右派份子。因為這種對立，表麵上看是學術觀點的不同，實際上牽扯到了中共的命根。黃現 璠因「地方民族主義者」和「史觀反動」等多項「罪名」（見《人民日報》和《廣西日報》1957年8月～11月刊載的「批判極右份子黃現璠」等大量係列文章），被打成中國曆史學界「頭號大右派」。
「文革」結束後，1979年，無奴派領袖黃現璠發表改革開放後的第1篇「無奴論」長篇論文《我國民族曆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
黃現璠先生振臂一呼，眾多學者隨後跟進。無奴派與有奴派的力量對比發生逆轉，無奴派漸 具優勢。到了1988年7月在煙台召開的「全國史學理論討論會」，「多數」甚至「大多數人」都認為「奴隸社會並不是人類社 會普遍必經的階段」。
引自作者: 真言 {中國古代社會不存在所謂奴隸社會}201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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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考：

1.作者於文中所言：“黃現璠先生屬白鳥庫吉、津田左右吉、原田淑人等學係的東大學閥一路……而宮崎市定先生則屬內藤湖南、桑原隲藏、羽田亨學係的京大（京都大學簡稱）學閥一路……。”當屬實情。這從甘文傑撰《東洋史學與“東京文獻學派”初探——兼論黃現璠與這一學派的學術關係 》長篇論文以及《黃現璠教授誕辰百年紀念文集》所收“黃現璠自傳”墨跡中可資佐證。

2.作者於文中所言“我原以為兩者沒有學術接點”，當屬誤識。原因在於：宮崎市定曾自稱，自己的史學“最先從研究宋代開始”，而宋史一直他從事東洋史研究的重點。而1936年出版的黃現璠著《宋代太學生之救國運動》，則已被已被公認為20世紀中國學運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和宋史研究早期代表作，初版後不斷被再版重印。這就是宮崎先生與黃現璠先生早期的學術接點以及此後長期相互進行學術交流的契合之處。
至於兩位學術大家是否見過麵，筆者同意文中作者的推測：“在黃現璠先生留日這兩年間，宮崎市定先生與黃現璠先生必定在何處見過麵……兩位先生絕非相識於戰後，而是在戰前成為學友。”因而在此基礎上，始有了文中所言黃現璠先生“戰後又不斷與日本史學家進行學術通信”的事實，這從1957年反右運動中大批右派黃現璠的文章中可資佐證。

3.文中所記黃現璠被錯劃右派後降為“廣西大學圖書館的管理員”，當為記憶有誤。這情有可原。就連中國宋史專家虞雲國教授在近期發表的《中國古代學運的極盛時代》中介紹黃現璠時也將他1979年的任職單位誤作“廣西大學”（見虞雲國：《中國古代學運的極盛時代》，《東方早報》2010年5月16日網絡版），更別說一位日本人回憶40年前的事時難免有誤了。

4.文中作者認為黃現璠先生是“親日派”，筆者譯為“屬中國學術界的親日派分子”，自認為更為妥當。原因在於：對日本東洋史學（中國人稱為中國史）界而言，留日黃現璠先生與他的日本導師和誌同道合學友交往密切，自然屬中國學術界的親日派分子。而對日本軍國分子而言，黃現璠先生當屬堅定的抗日和反日分子，這從1937年黃現璠先生歸國後發表的大量“抗日”文章中斑斑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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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郭沫若叫板的著作——《中國曆史沒有奴隸社會》
樓主：hequanyou
1979年，黃現璠教授發表了《我國民族曆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文中指出：‘我堅決主張我國曆史上沒有奴隸社會，漢族沒有，少數民族絕大多數也沒有。’‘歐洲的希臘、羅馬由氏族製社會變為奴隸製社會，就不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世界通例，而是曆史特例。’文章發表後，得到張廣誌、胡鍾達、沈長雲等人的支持。而且擁護者越來越多，近年來發表的此類文章已近百篇……目前這一派（指無奴派——筆者按 ）正像趙光賢教授在《文史知識》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樣：現在又重新被人們所重視，擁護者好像越來越多，有一種漫燃的現象。相反‘中國奴隸社會論’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戰。”〔4〕改革開放後新時期“無奴派”領袖黃現璠向“有奴派”領袖郭沫若發起的挑戰，雖然可以看作是30年代以“馬列史學派”領袖郭沫若與“食貨派”領袖陶希聖為代表進行的“社會史大論戰”的繼續，但兩者又有所不同，表現在：30年代的大論戰當時雖然帶有更多的意識形態色彩，但論爭雙方可以暢所欲言，幾乎沒有政治風險。
而70年末黃現璠的挑戰雖然純屬學術觀點不同之爭，沒有意識形態背景，但當時卻冒著極大的政治受害風險。由此從一側麵反映出林彪、“四人幫”一夥對學術界的長期幹擾造成的極大恐怖和危害。...............
黃現璠所撰《我國民族曆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長篇論文，據他自言：從構思到發表斷斷續續費時近40年。他最初與師友陶希聖教授觀點一致，主張“中國無奴隸社會說”，後來陶希聖教授改變了觀點，又主張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說”，他亦受影響。特別是他到日本留學後，常訪當時滯日學者郭沫若先生，受郭氏影響，他長期持有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說”，隻是因為思考尚未成熟，研究尚未透徹，無意草率撰文公表，參與“社會史大論戰”。1949年12月，他兼任廣西大學中文係主任，兼講《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一段時期，通過對曆史唯物主義的深入研究，始對當時馬列史學派領袖郭沫若一貫主張的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說”產生了疑問，自己原來的認識和觀點開始了動搖。基於治史“貴在求真”的原則，1954年9月他到北京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時，便帶著疑問拜訪了郭沫若先生，試圖進行探討，見麵後郭氏對他說：“璠弟，我送您一本新版自著《奴隸製時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回去仔細讀讀，我的主張過去無人駁倒，今後更無人能駁倒。”
黃現璠回桂後不看則罷，仔細讀來更是疑問重重，閱後第一想法即是重操舊業，精研馬列，進行挑戰。繼而托思於文，邊學邊寫，最終便有了《我國民族曆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
1978年夏，舊友費孝通教授和同鄉吳西將軍同時到桂專程分別至黃現璠自宅探望時，他將這篇學術論文交與他們，托他們回京後能推薦給京城的學術期刊發表。同時，他還寄給全國多家學術期刊，結果無一家學術雜誌敢於刊登，甚至連他所在學院的學術刊物主編讀後亦直言“寫得很好,不敢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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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2月經本學院副院長覃宏裕力排眾議甘願承擔責任力薦給本院學術刊物方得以揭刊）。
為此，他還引來一些教條主義“偽學者”的冷嘲熱諷和謾罵。黃現璠當時憤而說道：“當今之世，學術上的‘凡是派’尚受政治上的‘凡是派’影響，所謂‘雙百方針’，不過是一句口頭禪。
*發現問題不予指出，人雲亦雲，眾口一詞一調，以他人之見為己之見，什麽都“自古以來”，張口“五種生產方式論”，閉口“五種社會形態說”；動筆“馬列導師語”，落筆“政治領袖說”，作為學者，哪您還研究什麽？”!!!
可見學術自由與求真信念，始終是砥礪黃現璠近40年持續不斷深入思考、探索和研究“中國曆史沒有奴隸社會”的動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