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取消企業合夥人稅收減免

英國取消企業合夥人稅收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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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美東時間2025年9月4日,歡迎大家收聽今天的《Boss說英國》，就在昨天,工黨政府的“鐵娘子”——財政大臣雷切爾·裏夫斯女士放出了一個不大不小,但絕對夠“勁爆”的消息. 她宣布今年的年度預算案將在11月26日隆重登場，哎，這登場不要緊，要緊的是登場前得找錢啊！大家還記得今年春天發布的財政預測，已經是一個“慘”字了得。結果沒過幾個月，窟窿又擴大了
現在明晃晃地擺著一個350億英鎊的巨型財政黑洞。

350億英鎊是什麽概念？這筆錢差不多夠再辦一次倫敦奧運會還綽綽有餘；也幾乎相當於英國國防預算的一大半，麵對如此深不見底的窟窿，裏夫斯女士能怎麽辦？開源節流唄！節流嘛，大家懂的公共服務能砍的都快砍禿了，再砍下去，估計連白金漢宮的衛兵都要自己帶午飯了。那剩下的，就隻有一條路——開源，也就是，加稅！

但是，競選的時候工黨可是拍著胸脯跟全國人民保證過的：“我們絕不增加勞動人民的稅收！”這承諾言猶在耳，怎麽能說變就變呢？哎，這就要佩服政治家的語言藝術了。他們說的是不加“勞動人民”的稅可沒說不加“人上人”的稅啊！於是乎，一把鋒利、精準閃著寒光的手術刀，被悄然遞到了裏夫斯女士的手中。而這次手術的對象，就是那些站在英國金字塔最頂尖的群體——律師、會計師、金融家們
確切地說，是他們中的“合夥人”。

這次“手術”的方案，由一個名叫“稅務分析中心”的智囊團提供，這個CenTax可不簡單，它的兩位主管
一位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法學教授，一位是華威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可以說是學術界的“黃金組合”。他們給裏夫斯女士遞上了一本《武功秘籍》，核心思想就一句話：取消合夥企業的稅收減免，讓他們和普通打工人一樣繳納“雇主國民保險”。

各位觀眾老爺，聽到這裏可能有點懵，我給大家翻譯一下，在英國，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員工，你的老板除了給你發工資，還得為你向政府交一筆錢，這就是“雇主國民保險”，稅率高達13.8%。這筆錢
是你看不見但確實存在的用工成本，但是，如果你是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或者對衝基金的“合夥人”，情況就不一樣了，由於一個被CenTax稱為“曆史偶然”的奇葩規定，合夥企業不需要為合夥人支付這筆13.8%的費用，這是什麽概念？

我們來算一筆賬，假設有一個年薪20萬英鎊的銀行高管，他是一家公司的雇員，那麽，他的雇主每年需要為他額外支付 20萬英鎊 13.8% ≈ 27600英鎊的國民保險。再假設，有一個年收入同樣是20萬英鎊的律師，他是某“魔術圈”律所的合夥人，那麽，他的律所需要為他支付的這筆費用是多少呢？零！
一分錢都不用！看到沒有？，同樣是為英國經濟“添磚加瓦”的高收入群體，就因為身份一個是“雇員”，一個是“合夥人”，稅收待遇就出現了天壤之別，那位銀行高管背後的總成本比那位律師合夥人高出了近2.8萬英鎊。CenTax的報告直言不諱地指出，這種差異讓合夥企業享有了“顯著的優勢”，是一種不公平的稅收漏洞，所以，他們的提議很簡單：創造一個新稅種叫“合夥企業國民保險”，稅率和雇主國民保險看齊。說白了，就是把這個漏洞給堵上，那麽，這一刀下去，能“割”到多少錢呢？

CenTax給出的數字是：每年19億英鎊！19億英鎊，對於350億的窟窿來說，好像隻是杯水車薪，連個零頭都不到，但各位看官，這其中的門道可深了，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更是一場精彩絕倫的政治秀和經濟博弈，為什麽說這是一場政治秀呢？因為這把刀，揮舞得實在是太有“藝術感”了。

首先，目標精準，打擊麵小，根據CenTax的數據，這項改革將影響大約19萬人，19萬，在英國6700多萬人口中，連個水花都算不上，占比不到0.3%。這意味著，對於絕大多數普通選民來說，這事兒跟他們沒半毛錢關係，他們不僅不會反對，甚至可能還會拍手叫好。畢竟，“向富人開刀”的故事，自古以來就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戲碼。其次，道德製高點，無懈可擊，CenTax的報告裏有一組數據堪稱“王炸”：所有合夥企業利潤的46%，都流向了全國收入最高的0.1%的人群，這句話殺傷力有多大？它幾乎是在告訴所有人：我們動手的這群人，不是普通的有錢人，而是有錢人中的“頂流”，是金字塔尖上的那一小撮人，對他們加稅，不是劫富濟貧，而是實現“稅收公平”。

報告的作者，倫敦政經的安迪·薩默斯教授說得更直白：“很難想出任何原則性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麽這些高收入者應該比收入相似的員工和其他企業主繳納更低的稅率” 這話擲地有聲，讓任何想反對的人都很難在“公平”這個議題上進行辯駁。再來看，地域集中完美避開工黨票倉數據顯示，受影響最嚴重的12個選區。有11個都在倫敦，這些地方，要麽是傳統的富人區，要麽是金融精英聚集地，本來就不是工黨的核心票倉。在這些地方“得罪”人，政治成本極低，甚至還能在其他地區塑造自己“為民請命”的光輝形象。我們再深入挖掘一下這些“被開刀”的群體，畫像就更清晰了：

律師行業占了合夥企業總收入的五分之一，合夥人平均年收入超過30萬英鎊，這還隻是平均數，頂級的律所合夥人年入百萬英鎊是家常便飯，金融行業，更是重量級，在某些金融領域，合夥人的平均年收入可以輕鬆達到60萬英鎊。會計師行業，雖然平均收入略低，但“四大”的合夥人。同樣是英國社會絕對的頂層收入群體，所以你看，工黨的算盤打得有多精明，他們沒有違背“不給勞動人民加稅”的承諾，因為從法律上講這筆稅是向“企業”征收的，而不是向“個人”。

去年10月，裏夫斯就用過這招提高了雇主國民保險，然後辯稱這不算給勞動者加稅。同樣的話術，同樣的操作，簡直是路徑依賴了。這一刀下去既能拿到19億英鎊的“頭期款”來填補窟窿，又能塑造一個“追求社會公平、打擊稅收漏洞”的正麵形象。還能精準打擊一小撮富裕但缺乏廣泛民意基礎的精英，簡直是“一石三鳥”的陽謀。好了，誇完了工黨的“精明”，我們就要聊聊這把手術刀可能帶來的“後遺症”了。

任何經濟政策，都有其兩麵性，這19億英鎊，拿得可能沒那麽輕鬆，甚至可能引發一係列連鎖反應
第一個問題：人才和資本會“用腳投票”嗎？

CenTax在估算19億英鎊收入時，已經考慮了所謂的“行為反應”。也就是說，他們預計到一部分人會想辦法避稅，所以實際能收到的錢會比理論上的24億英-鎊要少。那麽，這些頂尖的律師、會計師和金融家會如何“反應”呢？

1 結構重組：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將傳統的“無限責任合夥企業”重組為“有限公司”。這樣一來，他們就變成了公司的股東和雇員，雖然也要交雇主國民保險，但在利潤分配、稅務規劃上會有更多的操作空間。但這會增加大量的行政和法律成本。

2 利潤轉移：
對於跨國公司來說操作空間就更大了，他們可以通過複雜的內部定價和利潤分配機製，將更多的利潤轉移到稅率更低的國家或地區。比如，隔壁的愛爾蘭，企業所得稅隻有12.5%，對全球資本的吸引力一直巨大，英國這邊加稅，不就等於把生意往都柏林推嗎？

3 直接“潤”了：
對於那些最頂尖的對衝基金經理、金融交易員來說，他們是全球流動的
倫敦的稅收環境惡化
他們為什麽不去紐約、新加坡、香港或者迪拜？
這些全球金融中心
為了吸引頂級人才
可是無所不用其極
我們必須看到一個現實：
後脫歐時代的英國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維持其作為全球金融和專業服務中心的地位
倫敦金融城的競爭力
不僅僅在於曆史、語言和法律體係
更在於一個穩定、可預測且具有競爭力的稅收環境
根據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倫敦雖然仍高居第二，僅次於紐約
但其領先第三名新加坡的優勢正在逐年縮小
在商業環境、人力資本等多個分項上
來自亞洲和中東的競爭者正在奮起直追
這時候
任何一個可能被解讀為“不友好”的稅收政策
都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又一根稻草
裏夫斯女士需要思考的是
為了這19億英鎊
去冒險動搖倫敦金融城的根基
這筆買賣，真的劃算嗎？
第二個問題：
這是否是更大規模“財富稅”的序曲？
市場是最敏感的
這次對合夥人動刀
結合工黨之前已經采取的行動——比如去年預算案中對“非定居個人”稅務優惠的打擊
以及將遺產稅擴大到農場——一個清晰的政策脈絡正在浮現：
工黨政府正在係統性地審查和取消那些被認為是“富人特權”的稅收優惠
今天可以是合夥人
明天會不會是資本利得？
後天會不會是股息？
再往後，會不會直接開征“財富稅”？
這種不確定性
對投資環境的傷害是巨大的
資本最害怕的不是高稅率
而是不確定性
如果企業家和投資者預期未來的稅收負擔會不斷加重
他們的投資決策就會趨於保守
甚至選擇將資產轉移出境
華威大學的阿倫·阿德瓦尼教授說：“對合夥人的稅收減免也意味著其他所有人的稅收增加
因此取消這項減稅政策可以用來支付其他地區的減稅費用
” 這話聽起來很有道理
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維
但在一個開放的全球經濟中
事情遠非如此簡單
這更像是一場“負和博弈”：
你對頂尖人才和資本加稅
他們可能會選擇離開
最終導致整個經濟的蛋糕變小
所有人的稅收都會受損
我們不要忘了
這些高收入群體雖然人數少
但他們所處的行業——法律、會計、金融——是英國經濟的支柱產業
是創造大量高薪就業、貢獻巨額稅收、維持英國全球地位的關鍵
2023年
英國金融服務業為英國經濟貢獻了超過2700億英鎊的產值
占GDP的12%以上
並貢獻了超過750億英鎊的稅收
對這個行業的“金主”們動刀
無異於在走鋼絲
所以，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
裏夫斯女士和工黨政府的這個計劃
到底是一劑“妙手回春”的良藥
還是一杯“飲鴆止渴”的毒酒？
從短期政治策略來看
這無疑是一步高棋
它精準、高效，政治風險低
還能賺取“公平”的道德聲望
堪稱現代政治的典範操作
麵對350億的財政黑洞
先拿出19億來堵一堵
至少向外界展示了“我在努力”的姿態
但從長期經濟影響來看
這步棋充滿了風險
它可能會削弱倫敦作為國際金融和專業服務中心的競爭力
引發資本和人才外流的擔憂
並為未來的稅收政策增添了巨大的不確定性
這就像拔了一根看起來無關緊要的螺絲
卻可能導致整座大廈的結構穩定性受到影響
在我看來
這背後反映出的是後脫歐時代英國更深層次的困境：
身份的焦慮和發展的迷茫
一方麵
它渴望繼續扮演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
吸引全世界的精英和資本；
另一方麵
國內巨大的貧富差距和公共財政危機
又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再分配政策
這種內在的矛盾
讓英國的經濟政策總是在“擁抱全球化”和“安撫國內民眾”之間搖擺不定
左右為難
這次對合夥人加稅
就像是這種矛盾心態的一次集中爆發
它試圖用一把小小的手術刀
去解決一個係統性的、結構性的頑疾
結果很可能是
手術刀劃開了一個口子
卻發現裏麵的問題比想象的要複雜得多
19億英鎊，也許能解一時的燃眉之急，但英國經濟真正需要的。恐怕不是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縫補，而是一場徹底的、深刻的、能夠重新激發經濟活力的結構性改革，但這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氣和長遠的戰略眼光。可惜，在今天的英國政壇，我們看到的更多是短期的政治算計和無奈的財政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