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許小年《從來就沒有救世主》
偷心集團 2011-08-06 22:01:36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6427157/reviews
關鍵點：
1.信奉哈耶克，信奉自由市場經濟，堅決反對凱恩斯，反對宏觀調控。
2.反對政府壟斷，反對價格管製，提倡土地製度改革，發對發改委，提倡國家改革委。
所以這本書 真的值得一讀。
1. 作為經濟學散文而非專業的學術著作來讀
筆者是作為一個經濟學門外的女漢子來讀這本書的，本書通讀易懂，適合非專業人士作為專欄集和社會評論散文來讀，但是裏麵講到經濟學的基本學說和原理的時候，還是可以看出來，作者的專業功底十分紮實，而且與筆者之前所讀的經濟學流派比較契合——奧地利學派和製度經濟學派。
在這些散文中，許教授深入淺出的剖析了2007-2011年左右的國內經濟事件，評價了如四萬億竟以刺激計劃等經濟政策，用的都是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沒有什麽花哨的理論或者所謂的前衛噱頭，體現他作為一個經濟學教授深厚紮實的理論功底，以及一個作為有理性的學者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認識。
但是，這本書不能作為經濟學著作來讀，裏麵都是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理論不成體係，不適合作為學習之用。
2. 內容和思想有重複
可能有些問題許教授覺得非常重要，因此在多篇文章中反複重申。盡管如此，許教授的思路和觀點卻是保持一致和連貫，沒有出現前後衝突或者前言不搭後語，也沒有出現有基本理論知識錯誤。
之前買過一本郎鹹平的書《資本主義精神與社會主義改革》，感覺郎教授的書十分坑爹，前後重複，多次重複，無意義地重複，深感被騙。
但是兩本書雖然都存在重複的毛病，但是許教授的書在後續中明白說了，這些文章都是零散發表在報刊雜誌上的。所以對他的重複，表示理解。
3. 幾個問題
讀完本書，我發現了幾個自己不能理解的問題：
第一，斯蒂格利茨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知識乃是公共品，其使用（社會公眾對他人創造的知識的使用）不會產生邊際成本，但是許教授不讚同他的觀點並認為：知識可以歸為公共品，但是不該用邊際成本來為知識進行定價。
對此，我表示不能接受許教授的觀點，我認為斯蒂格利茨是對的，知識確實是公共品，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中也不是說用邊際成本為來知識進行定價，而是說，其他人對知識創造者所創造的知識進行使用，不會增加創造者的邊際成本，我表示讚同。許教授想強調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但是這個推論的出發點不應該是成本，而是收益。知識的這類產品的創造大多是一次性的，其後對該知識進行的革新，比如在一個專利的基礎上進行新的發明創造而產生新的發明創造，可以申請新的專利，而斯蒂格利茨所說的邊際成本不會增加，就是指在先的發明創造不會產生邊際成本的增加，這個理論並沒有錯。知識作為公共品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會失去的是潛在收益的增加，也就是會影響到激勵機製的完善運行。
或者還有其他的思考角度？
第二，許教授講到股市的良性發展，提到了加息和印花稅的股市的影響，我沒有弄明白，利率和稅收對股市的影響各自是怎樣的，或者在兩種影響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各自是怎麽影響股市的及兩者對股市的影響各自會對對方的作用產生什麽影響？
如果有人能解答一下，再好不過了。
第三，許教授用了“人天生是社會的動物”作為論據，撇開他要談的問題本身，我隻知道Aristotle說“人天生是政治動物”，這個“社會動物”是從哪來的呢？
而且，人真的天生是“社會動物”嗎？
4. 一個關心社會和民生的學者
在最後一部分，許教授針對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現實提出了一些自己對政治和法製的觀點，他的觀點非常中肯，但是還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來提出的，對於政治學的原理沒有給出更進一步的分析和論述，對於法製的發展完善也隻是進行了呼籲，而沒有提出具體可行的措施建議，不過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了，他已經說出很多學者沒有說的問題。
其中第五部分有兩篇文章比較長，都是論述社會的發展和改革當中存在的問題，推薦看一下。
《許小年：從來就沒有救世主》
許小年，中國經濟學家，現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曾任美林證券亞太高級經濟學家，世界銀行顧問。年初，一場許小年的演講，為其智慧和真實而關注，尤其對於中國當今經濟以及發展有著獨特的看法，說獨特，並不是說這些道理，人們並不了解，隻是因為有他這樣一個權威，用係統的邏輯和數據的支持，訴說著聽眾對於現今發生著的一切的真實感受。記得當時他講過，改革與革命的區別，還有中國這片土地上，從古至今，能稱得上較為成功的改革，就兩個——商鞅和鄧小平。當然，之後也讀了關於商鞅變法以及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書籍。這個月讀了他的這本《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依舊科學，依舊真實，依舊真誠。
“羅斯福接受凱恩斯的建議，在1933年推出新政，結束長達十年的大蕭條。”並不完全真實。美國經濟在1933年之後停止萎縮，失業率從25%高位回落，但真實的GDP則在1939年才恢複到1929年的水平，失業率在1941年才降到單位數。軍費開支以及大規模征兵創造了工作崗位，那結束大蕭條的是羅斯福還是希特勒。首先采用凱恩斯政策的是兩個國家——瑞典和納粹德國。凱恩斯經濟學中關鍵假設“動物精神”並不成立。當代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在“動物精神”的驅使下，華爾街貪婪，金融創新過度，而政府又疏於監管，造成金融體係的奔潰，然而遺憾的是，這都不是事實。凱恩斯主義者有意無意忽視危機的真正原因，並歡呼美聯儲防止了另一場19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不錯，在危機之中，美聯儲向金融市場緊急注資，緩解了窒息性的流動性短缺，也避免了大麵積的銀行破產。但卻忘記了，中央銀行的救急性注資根本不是凱恩斯的主張，是弗裏德曼的研究成果（自由主義經濟的觀點）。
從2001年開始，美聯儲執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大幅偏離貨幣政策上的“泰勒法則”，低利率造成流動性泛濫。（書中強調多次的內容）。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扭曲了金融市場的最重要價格——利率，在錯誤的價格信號指導下，家庭過度負債，金融機構提高杠杆運行，金融創興過度。沿著這一邏輯，似乎回到了奧地利學派（感覺作者觀點幾乎就是屬於這一學派）自然利率法，以及保證利息率在市場自然形成的金本位製。人為操作貨幣供應和利率，不僅沒有穩定經濟和促進增長，反而造成一場劫難。
在金融危機期間，我國政府也開閘放水，2009年廣義貨幣M2增速高達27%，顯然混淆貨幣政策的兩個目標——穩定經濟體係和穩定經濟，混淆了正常時期和非正常時期，我國金融體係基本健康，並無係統崩潰的危險，模仿西方的“救市”，匆忙推出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提拉短期經濟增長的同時，長期存在巨大隱患。
監管和製約美聯儲有著另一現實意義，防止美元利用國際貨幣地位，超發貨幣，以美元貶值的方式向世界各國轉嫁其金融救援和刺激經濟的成本。既然美元是實際上的國際貨幣，對美元的國際監管應道存在自然的邏輯推理。如果不可以，那麽可以重建金本位製。（後文有SDR的應用，貨幣發行與GDP增速契合）。
凱恩斯主義關於政府的假設在現實不成立，政府的動物精神並不亞於私人部門，中國1959年到1961年的經濟曆史就為最慘痛的例子。甚至，美聯儲在1930年貨幣緊縮造成的蕭條，日本央行1980年代的資產泡沫，格林斯潘2001年後的寬鬆貨幣政策等，都是動物精神的經典案例。同樣，經不起推敲的是“政府為公”的假設，政府有自利動機。
四萬億的財政刺激，2009年的10萬億新增貸款投放，在國內金融體係基本健康，不存在係統崩潰的條件下，助長了國進民退的趨勢，政府投資代替民間投資，降低了經濟的總體效益，長久來看，負麵深遠。
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出口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因長期從事低附加值和低技術含量的加工組裝，我國外向型企業的抗風險能力低下，隨著國內勞動力成本的增加和人民幣升值，企業利潤率擠壓，金融風暴下，部分企業遭到經營和生存困難。（在關於中國製造2025和工業4.0的演講中也有提到這個問題）我們本來可以化風險為機會，通過市場化的破產、重組和兼並，淘汰陳舊過剩產產能，提高行業集中度，促使企業進行產品和技術的升級換代，但在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啟動後，需求很快恢複，企業經營好轉，一切回到危機之前，而經濟結構的扭曲僅有一步惡化，我們錯過了調整的機會，浪費了一個危機。（真的是浪費了一次危機，這本書出版後的八年以後，情況依舊如此）
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不僅使結構調整更為困難，而且強勢的政府幹預改變了30多年改革開放的方向。不走法律程序，不問經濟效益，四萬億的巨額財政支出未經全國人大審議批準，資金來源和用途也沒有應有的說明（在後文中關於來源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商業銀行相互的作用，問題很難解決的原因，有詳細的說明）。一大批基礎設施項目倉促上馬。（GDP造假的懷疑也在後麵的章節中先見出，18年初各地GDP造假風波似乎也印證了八年前這些文字）作者是真的痛恨凱恩斯主義被無腦應用的事實，最基本的成本與效益關係的無視的無奈！
轉型，不是打破舊的體係，而是在於建立新的製度。市場的有效運行離不開製度的支持。市場經濟以自願的交易基礎，交易即產權的交換，交易順利完成的前提是產權的界定和保護，隻有產權得到有效保護，交易雙方才能履約的穩定預期，才會進入自願的交易。無產權的保護，欺騙成為資源配置的方式。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體係。違約成本。法律如同核武器，不能天天使用，法律通過威懾也就是預期違約成本組織違約的企圖，法律係統自身的公信力格外重要。
中俄改革的區別，中國保有現有社會和政治結構的基本不變，經濟層麵有限的自由化市場化的漸進式改革。但是，政府作為現有規則的執行者現有秩序的維護者，由於缺少製約，不斷延伸擴大職能，幹預和參與經濟活動，親自下場踢球的裁判！管製和審判“造租”，然後市場上尋租套現。且民眾對於改革失望日漸增加，貪汙盛行，收入兩級分化（對於貪汙可能與當年的情況有所不同）
在東方，權力至上的傳統思維阻礙著公民社會的形成。
麵對市場的不可知，人要有敬畏之心，最好的政策“清靜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對於政府應當做什麽，不應當做什麽有較多的分別。甚至在關於中國製造2025的演說中，發明以及創新中，政府的定位問題也相一致）人不會停止研究經濟，目的不是駕馭市場，而是順應市場。
中國資本市場發展道路的坎坷，根本原因在於政府和市場的緊密聯係。如何切斷？政府不僅需要作出公開和明確的承諾，不再以任何方式幹預股市，而且要進行體製改革，放棄幹預市場的手段強化政府承諾的公信力，徹底改變投資者的政策式預期。（後文提到，港府“救市”的成功原因）
銀行為什麽不得不放貸款？其受益方以及原因。
從政策上放開國有壟斷行業。在政策、法律、國有、民營要一視同仁。經濟領域無禁區。金融服務也不能講出身，法律上的出身論，國有企業的壞賬——工作失誤，民營企業壞賬——刑事犯罪！
我們到現在都搞不清楚資本市場是幹什麽的。到現在仍然把資本市場當做民生工具，當成政績指標。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監管的首要任務就變成了調控指數，而不是維護市場規則和投資者的權利。我們資本市場發展道路曲折，追本溯源，都是與資本市場的定位混亂有關。資本市場的作用是資產定價，通過資產定價指導全社會有效配置資金。
造就人才，不需要規劃，人才不是規劃出來的。人才成長靠的是個人興趣和好奇心，需要的是自由的環境和開放的空間，允許不同觀點的交流和交鋒，學術文化思想上不存在權威，也不存在研究和討論的禁區。
市場交易活動符合法律和監管的要求。除了國防、司法和公共品這三個領域，亞當斯密認為，無需政府幹預，在自身利益驅動下的個人能夠通過自發和自願的交易，實現資源的社會最優配置。政府職能不是協調、指導或管理市場交易，而是建立和保護市場交易的基礎——私人產權，沒有產權的界定和保護，市場就變成戰場，暴力而不是價格決定資源的配置。
為了防止“聰明大腦”搞亂貨幣供應，哈耶克主張某種形式的金本位製，而弗裏德曼則堅持貨幣供應的固定規則，比如每年3%，大致等於GDP的實際增長率。（還有SDL）格林斯潘不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貨幣政治上，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凱恩斯主義者。（可能與西方民主選舉的選票製度有很大關係，如何通過公共設施的支出獲得選民支持， 甚至有短期“立竿見影”的效果）。奧地利學派主張的金本位製，即貨幣發行以一國的黃金儲備為基礎，用黃金保有量約束貨幣供應總量，即剝奪中央銀行發行貨幣的權力（與GDP增速的聯係），擔心黃金產量增長緩慢，跟不上全球經濟發展，導致通縮，但是，為什麽可以容忍紙幣體係下的通脹，不能容忍金本位下的通脹呢？如果不夠，那就搞個金銀混合本位製！（這麽看，比特幣不更美好？？？）就物價而言，不是通脹通縮，目標是價格的穩定，而不是價格的絕對水平。
討伐“新自由主義”和華爾街，政府不僅為自己的錯誤政策找到了替罪羊，而且巧妙地為大眾洗刷了投機的負罪感。那一場泡沫，沒有大眾的參與呢？
政府在危機時刻，動用法律賦予的手段，盡快穩定金融市場，必須是臨時和應急的，而不是長久的和常規的，要防止將救火式的政府幹預製度化。政府可以為市場交易提供擔保，改變遊戲規則，如限製賣空，向金融機構注資，或者將商業銀行國有化，但要明確承諾，一旦金融體製恢複正常立即退出市場。而在這一點，香港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可謂典範，為了保衛聯係匯率製，港府在1998年入市幹預，大量購買恒生指數股，危機解除後，成立富盈基金，在危機期間買入的股票賣給香港公眾，退出市場。
凱恩斯主義應當終結，是宣告皇帝沒有穿衣服的時候了。
政府管市場，想管也管不住，因為監管局沒有信息優勢，官員也不比金融家聰明。
希臘破產，可能有人堅持認為以歐元代替本國貨幣，緊急情況少了救生圈。但是問題在政府管不住自己，有錢就花，沒錢負債，正如迪拜沒有使用同一貨幣，但不也鬧出了政府債務危機。借錢不等於創造財富！
金融危機的產生在於價格扭曲，資金價格被人為扭曲，貨幣超發，以格林斯潘為首的美聯儲2000年之後執行了低利率政策。
農民很辛苦，建國60年，欠了農民很多的賬。
中國需要鄧小平，不需要凱恩斯。意思是還需要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光靠政府燒錢解決不了問題，但是改革阻力卻來自政府，已經形成利益集團，改革要觸動利益。例如土地供應，未來降低房價，必須增加房地產供應量，增加房地產的供應，必須增加土地供應，讓土地解放，進入市場，通過市場配置土地。但是政府又不希望低的地價，抬高地價，要大打破僵局，需要進行財稅體製改革，不能讓土地財政成為常態，不能讓地方融資平台成為常態。（似乎與那本《中國房地產之厄》的一些內容有相同，比如土地真的不夠用嗎？）
固守湖堤政策帶來另一個嚴重後果，切斷了上下遊價格傳導，製造能源低廉的假象，削弱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傷害了國家的能源安全。長期人為壓低能源價格，高耗能項目因此大量上馬，企業缺房開發和應用節能技術的經濟動力，經濟總體能源利用效率長期低下。——必須提高能源稀缺意識。解除成品油價格管製，可能在短期的通脹數字難看，但是繼續緊縮銀根，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周邊的亞洲國家，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都提高成品油價格，減少財政補貼，同時運用加息等貨幣政策工具，抵消通脹壓力。最為壯觀的堰塞湖莫過於外匯儲備，多年的貿易順差使得外匯洪水般流入，但是匯率管製的堤壩切斷了宣泄的通道，造成外匯儲備與貨幣供應齊飛，而貨幣供應卻最終導致通貨膨脹。（政策實行會不會在短期內造成較大的社會動蕩以及穩定，甚至是無法控製和忍痛堅持呢？成為了遮羞的遊戲，觸動政治？）
經濟增長如果由投資驅動，發展的重點必然是資本密集型的重型製造業和基礎設施，但這些資本密集型行業不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是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這似乎就和，明明能完成100%，卻宣揚已經完成30%一般，可以引入機會成本的概念）發展的重點轉向服務業，並不意味者放棄製造業，製造業需要升級換代，而升級換代靠的是研發、現代化的物流，資本和金融的操作。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中的出口導向，國內外形勢已使我們低端的出口無法維持，在銀行信用緊縮的情況下，即使危機之後，美歐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也不會回到危機以前。再加上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和反傾銷。（關於中國製造2025的演講中有專門的部分闡述）
消費-投資失衡，說明轉變發展模式的必要性。GDP構成隻剩下一條消費。（記得有個觀點，為什麽一定要以GDP為考量？以及後文中也提到了地方政府以GDP考量難以為繼，要以人民滿意度為考量執政的標準）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從2000年46%到2008年35%。美國為70%，雖然不需要如美國那般高，但是50%是應該的。且提到中國民眾“不敢”消費的原因，比如醫療，教育等各種因素的牽製，也提出關於社會保障體係的一些建議。
具體而言，如果增長動力從投資和出口到消費：第一減稅，增加可支配收入；第二財政政策從投資領域退出，更多的用於充實社會保障體係，調整經濟結構以及提升消費；第三增加土地供給，平抑房價。最後，資產的再分配，財富向個人和家庭傾斜。（聯想到中國國家製度邏輯那本書，關於公務員超國民的退休等福利，一個非常重要的保證權力和保持穩定的內容）
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闡述。
經濟結構是靠市場調整，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從沒調整好過結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政府在市場上成為特殊的利益集團，對這個利益集團而言，目前這種半市場半管製的狀態最理想。通過管製和審批“造租”，然後到市場上“尋租”，把審批套現。
（對於央企和國企的看法比較犀利，但是對於壟斷企業的存在與否無法苟同，壟斷企業中除了大部分行政性壟斷以外，資源型壟斷企業應當存在，甚至說一些關乎出口信用以及政策性銀行是有存在的必要的，比如張夏準那本富國的偽善中，行政力量的央企國企在戰略企業初創和國家形勢需要中所起到的作用）央企擴張的很厲害，從2002年7萬億到2009年21萬億，還說沒有國進民退！市場經濟不需要央企，它壟斷資源，壟斷經營，沒有效率，政策飯，壟斷飯。國家安全、支柱產業種種措辭經不起推敲。央企從來不是宏觀調控的工具！
（民營企業）民營化始於1978年，中國農民的偉大創舉，包產到戶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效率，為農業人口向城鎮化轉移奠定基礎。民營企業大量吸納農村富餘勞動力，推進城鎮化。改革的初始萌芽來自基層和民間自發的探索，而非政府的有意識設計，政府的作用，體現在及時發現民間的製度創新，並將這些創新總結提高為政策和法律，在全國推廣。（又一次強調政府該做什麽！與發明和創新類比）民營經濟的生存環境，實行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應對當前金融危機，有一定必要性。但是兩個問題難以解決：第一，政策效果的可持續性，單純靠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拉動內需？第二，就業。民營企業在資金和資源獲得處於劣勢，就業靠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又都是民營企業。建議：第一，放鬆管製，打破行政壟斷，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傳統壟斷行業。（不應該分類，比如行政性壟斷和資源型壟斷企業嘛，當時中石油那種夕陽行業並不清楚怎麽弄，即使放開管製，不見得民營企業會願意大舉進入）第二，放鬆管製，促進金融機構的創新，為民營企業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後文提到，金融服務不需要創新，已經夠多了）
學術界三個任務：第一，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第二，批判凱恩斯主義；第三，重塑社會價值，傳統那些社會觀念，儒學都不適用了。似乎中國現在隻有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但是，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能夠靠這兩條作為精神支撐。
經濟發展的目的不是增長，改革的成就，中國經濟的成就，是不能夠完全用增長來衡量的。現在的病就是——增長病。
人民享受紅利，關於國資委開賬號，還有把四萬億直接發給人民的觀點。雖然看起來國內不可能，但是有過國外經驗，是可以實行的。
中國經濟將來需求的潛力，將來創造就業的潛力，不在傳統的製造業，在服務業。比如金融服務潛力巨大，百分之八十中小企業沒有金融服務。七億農民基本沒有金融服務，這市場多大！（對於pe為什麽要管製，地下錢莊為什麽不能合法化的一些看法）
產權問題的保護。改革開放道路還很長，要建設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係我們的工作還很多，30年隻是破了一個題，隻是一個工程做了奠基。我們的市場隻有商品市場，沒有要素市場，或者說要素市場不發達。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外匯市場、土地市場，土地市場基本上一級國家壟斷，不存在市場。政府對資本市場的各種管製和幹預。中國市場化的改革再往前走還有走300年。
發明與創新。發明是技術上的突破，根據熊彼特的原意，創新是新技術的大規模商業化應用。當今發展中國家當務之急不是發明，而是創新，是如何將技術應用於生產和生活，將技術轉化為生產力。最重要的就是知識產權保護！西方的知識產權以節約勞動為核心，可能導致較高的失業率。而中國需要的，是根據中國所處發展階段設計的，以發展為導向的知識產權製度，著重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但是知識產權和專利製度會形成扭曲，帶來暫時性的壟斷。
危機過後金融體係恢複正常功能的三個條件：第一，資產價格跌到底，反彈才有可持續性，還有與期望的關係；第二，金融機構充分暴露不良資產，並準備采取有效措施，處置和清理壞賬，修複資產負債表；第三，發達經濟尤其美國，儲蓄率的提升。
眼下中國經濟缺少的不是資金，也不是信心，而是投資機會。
上海為什麽不能如香港般發達的原因。
流動性過剩，廣義貨幣對GDP之比，市場的流行說法——貿易順差導致流動性過剩。通過數據，是由於貨幣增發，多餘回到銀行，貸款增長過快，貸款轉化為存款，進入廣義貨幣。但是，表麵上由於貨幣政策過於寬鬆，實際上反映我們投融資體係和經濟發展的不相適應，投融資體係不能滿足居民財富的積累，流動性過剩是結構性的、體製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解決，盡快建立私人股本基金的市場，加速推出保險產品，增加公司債和股票的一級市場發行。（但實際上，中國企業就是偏好股權融資，融資有序理論並不相一致）
要遏製通脹必須加息。
經濟建設不能搞群眾運動，因為現代經濟是專業化分工的經濟，是專才和專家的經濟。市場經濟的效率源於社會分工與交易的發到。（正如管理溝通中，區分產生效率）個人炒股權利不可剝奪，但是沒必要提倡，機構投資者才是構成市場的中間，越是成熟的市場，散戶的比重就越低。上億的投資者開戶數量並非市場發達的指標，卻正好反映了他的落後。散戶不能成為市場主力，有經濟學的道理。（固定成本、信息、道德風險）
最後一章，社會公平與社會轉型，時隔多年，許多現實問題，依舊如此，甚至是愈演愈烈，過於沉重，實在無意願研讀。如果感到孤獨，如果感到這裏一定存在問題，請相信，與你同誌向的不再少數。
——“我們需要改革，我們需要啟蒙，一場關於個人權利和法治的啟蒙”
<中國製造2025以及工業4.0>
中國製造配套完整，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綜合加工、製造與配套能力與日本、德國相比。但是現在挑戰在於：第一，勞動力成本的上漲，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低成本模式破滅；製造業外移與外遷；印度與美國人口結構和中國人口結構相比的優勢。但是這些企業都是加工鏈較短，工藝簡單的行業，如服裝等消費品，但專業化分工較細，跨企業與外包協作較高的企業很少外遷。麵臨挑戰，但是因為配套和門類齊全，國內市場協同作用勝於東南亞，且這一條並非主要挑戰。勞動力成本上升不可怕，可怕在於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企業差異化與核心競爭力不突破。 第二，主要挑戰，在於整體水平較低，基礎材料和基礎零部件，基礎加工工藝和國際一流水平存在差距。（可不可以衍生出學曆競賽和就業觀念的不正確，導致的專業型人才的缺失，直接導致藍領技術層麵的缺失）存在技術含量低，趨同化普遍，落後產能過剩，除價格外，無其他競爭手段，研發技術水平低，存在薄利甚至虧損的狀態。（研發考驗企業資本，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優惠政策出台格外重要）
三去一補（今天又曝出中國家庭負債率達110.9%，究竟是因為房價，還是政策出台本身存在的滯後性過於突出），以市場為導向，行業重組與企業破產，消除落後產能，核銷倒閉企業的債務。而現今並不是去產能，而是動用行政力量，限製產量，限製的還不是落後企業，有些甚至是經營良好的民營企業，而僵屍企業卻依舊存續著。方向是對的，但是過度依賴行政力量，忽視市場。市場與政府的邊界，政府在於基礎理論的研究，基礎技術的開發，但是創新（商業化的應用）主體應當是民營企業。
產業規劃，毫無任何意義。
工業1.0：機械化，工業2.0：自動化（中國現今為前兩個階段）；工業3.0：信息化；工業4.0：智能化。這些階段，不能省略，不能超越，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彎道應當減速，彎道超車容易翻車！無論幾點零，其為工具，並非目標，效益最大化，夠用即可！以企業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並非行政力量和產業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