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藥理學家、台灣“中研院”院士羅浩是研究嗎啡成癮性分子機製及發現“無副作用”麻醉類止痛藥的先驅。本期，他接受《科技與金融》專訪，分享其超過60年的科研經曆及對大灣區生物醫藥發展的真知灼見。
作為世界著名的藥理學家、台灣“中研院”院士，羅浩曾擔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藥理係主任24年，並於2010年獲選明尼蘇達大學校董會特聘名譽教授（Regents Professor，明大最高榮譽，終身榮譽職位），2019年加入生物島實驗室神經代謝與再生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
羅浩曾獲明尼蘇達大學頒發的首位醫學院傑出資深（高級）科學家獎、美國藥物依賴問題學院的Nathan B. Eddy終身傑出研究獎（毒癮和依賴性研究領域最高和最重要的獎項）、美國藥理學與實驗醫學學會藥理學Otto Krayer獎、美國藥物研究與製藥商聯合基金會藥理學卓越研究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高級科學家獎、美洲華人生物學會成立三十周年頒發的第一位最高榮譽“總統獎”及第二位“終生成就獎”等。
2019年，羅浩入選廣州外專局高端人才A類，2020年榮獲廣東省“銀齡專項計劃”專家，並經廣州市科學技術局認定為廣東省外籍高層次人才。
羅浩教授長期致力於阿片類藥物作用和成癮的分子神經生物學機製研究，在國際知名雜誌上發表過600餘篇研究成果，並出版1部專著，取得7項美國專利等。本期《科技與金融》特邀羅浩教授分享其逾60年的科研經曆，他對阿片類藥物研究的熱愛以及為大灣區生物醫藥的發展出謀劃策。
本文首發於《科技與金融》 2021 年8月刊
采訪、文︱張孟月 編輯丨李慧
圖︱由受訪者提供
Q ：《科技與金融》記者
A ：羅浩（Horace Loh）
在美、中做科研，見證中國的發展變化
Q：我們了解到，您的祖籍是廣州番禺，您現在是否還會說粵語？
A：我在廣州番禺出生，在廣州讀西關培正小學，粵語說得很流利。我母親是香港人，在解放前一年我們舉家移居香港。1952年，我們又搬去了中國台灣地區，我在那裏讀完高中、大學後，就去了美國留學，在美國生活超過60年。我太太是澳門人，我們在家也會用粵語交流。
Q：您在美國、大陸和中國台灣地區都有過科研經曆，請問在這三個地方進行科學研究，有哪些主要的不同之處？
A：首先，我想介紹一下在中國台灣地區的科研經曆。作為台灣“中研院”的院士，我很積極地參與中國台灣地區的科技發展。台灣“中研院”院士的遴選範圍是全球的華人，20世紀前期，我們這些美國籍的院士經常回中國台灣地區參與科學發展。
在我看來，我們這些海外院士對中國台灣地區科學發展的貢獻是非常大的，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台灣地區科學研究的領域和發展的方向。另外值得一提 的是，我們還幫助中國台灣地區建立了同行評議製度(peer review system)，把美國嚴謹、可行的製度帶到了中國台灣地區。同行評議製度主要應用在學位論文評審、出版物的著述評審等方麵，在力求使最好的研究及研究人員得到資助的前提下，既充分尊重與維護科學及科學共同體的自主性，也力圖保證政府資助的科學研究更好地服務於社會需求， 發揮其作為政府與科學界之間橋梁的作用。
據我了解，最近幾年大陸在生物醫學方麵有幾個重點領域，如神經科學、再生醫學、人工智能醫療等，政府對這些重點項目投入了很多資金，聚集一批專業人才去解決一些重點問題。
而美國雖然也有部分“大型研究計劃”，但數量很有限。在美國做科研，主要是以研究人員興趣為導向，意識到某個領域的某個科學問題還沒有解決，想要去把這個問題弄明白，根據自己研究的需要，自主申請一個項目或課題，是“自下而上”的模式。
雖然我回大陸做科研的時間不長，但跑遍全球的經曆使我看到，祖國的科研在設備方麵絕對是一流的，世界上其他國家都無法匹敵。所以我經常對學生們說：擁有這麽好的設備，你們如果不好好做研發、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既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國家。
Q：您從上世紀80年代初就來大陸訪問，並積極促進中美及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從上世紀80年代到現在，您見證了祖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對此有何感受？
A：我好像是在1980年受中國科學院的邀請來北京、上海、西安等地進行學術交流，那是我第一次來大陸。當時每個人都穿著藍顏色的毛裝，女性常常是內裏白襯衫、外麵穿毛裝的搭配。
我還記得當時鞋子壞了想去買鞋，商店裏隻有塑膠鞋沒有皮鞋，還不允許上腳試。來訪問前，我問科學院的教授需要什麽禮物，本以為精心準備的洋裝書會受到歡迎，沒想到他們卻說，帶些圓珠筆給我們就好。
而現在，中國的變化隻能用四個字來形容：天翻地覆。人們的穿著打扮時髦多樣，超市、商場裏各式各樣的商品琳琅滿目。我看到中國的高樓大廈鱗次櫛比，高檔購物中心的數量比美國還多。
除了日常生活方麵，我還想從科學方麵談談感受。上世紀80年代時，中國的研究設備很落後，科研人員的科研水平也不高，但對待學業和科研都非常刻苦努力，像海綿一樣拚命吸取國外學術界的精華。
當時出國很難，我和很多華人同僚出國時，都帶著回國無期、無法回頭的想法堅定地在科研的道路上走下去。步入新世紀後，中國的科研水平逐漸提升，設備日漸先進，研發投入持續增加，重大科研成果也在不斷湧現，到今天可以說已經步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出現了一個問題，現代年輕人麵臨的各方麵誘惑更多了，若不想奮鬥還可以靠爸媽養活，吃苦耐勞的精神大不如前。
常年專注於阿片類藥物研究
Q：您長期致力於阿片類藥物作用和成癮的分子神經生物學機製研究。請問您是什麽時候開始對生物醫藥領域感興趣的？
A：我在加州大學醫學院讀博士後，師從世界著名的藥理學家梁棟材（Edward Leong Way）研究嗎啡類藥物。別人是吃嗎啡上癮，我是研究嗎啡上癮，研究的主題是人吃了嗎啡之後，腦子裏所產生的生物化學變化，以及這些變化與嗎啡副作用之間的關係，即嗎啡產生副作用的機製。
我是一個很執著的人，一輩子都專注於阿片類藥物的研發，越研究越深入，越研究越發現更多未知的領域。有的人為了發表論文，覺得某個方向難就換一個方向，這是不可取的。
我常常和學生們說，科研的意義不隻在於發表論文。很多人認為在有質量的刊物上發表10篇論文很難，然而，圍繞同一主題發表10篇論文更難。可我們不能因為困難就放棄，而是應該迎難而上，尋找問題、了解問題、解決問題才是科學研究的意義。
Q：請您向我們解釋一下阿片類藥物作用和成癮的分子神經生物學機製的研究意義。
A：首先，我認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藥是止痛藥，世界上平均三個人裏，就有一個人一輩子都要吃止痛藥，它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
其次，阿片類藥物是最有效、最重要的止痛藥，尤其針對中重度疼痛的治療。“阿片”一詞廣義是指與鴉片有關的所有化合物，希臘語中是汁的意思，是指從鴉片罌粟的汁中提取出的藥物，包括天然產物嗎啡、可待因，二甲基嗎啡和從中提取的許多半合成的同類物質。鴉片中含有20多種生物堿，其中嗎啡的含量最多(9％～17％)，而嗎啡正是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阿片類鎮痛藥物。
阿片類藥物有一個最大的缺點：易成癮，這使得長期吸食者身心都會對它產生嚴重的依賴性，造成嚴重的毒物癖，從而對自身和社會均造成極大的危害。嗎啡的耐受性和依賴性很大程度上限製了它的使用，臨床的戒毒治療尚未有很有效的方法。
此外，使用包含嗎啡在內的阿片類鎮痛藥還會產生諸如便秘、呼吸抑製、惡心和嘔吐、過度鎮靜、膽絞痛等不良反應。雖然阿片類藥物有很大的副作用，但目前臨床上仍然沒有一種藥物可以取代。
因此，我們研究藥理的人都有一個最高理想：針對臨床上治療中重度疼痛，研發一種沒有副作用的止痛藥。事實上，我已經找到了這種止痛藥，並且在美國已申請了發明專利（專利號分別是10544113和9827228），但該藥物尚未投入臨床試驗和大規模的使用。這不僅是科學研究上的重大突破，而且在經濟上也有重要價值。
據統計，2020年全球嗎啡類鎮痛藥物市場超過400億美元（接近3000億人民幣），隨著老年化的加劇，預計該市場未來還將持續增長。疼痛是人類最常見的痛苦之一，研發無副作用的止痛新藥，提供安全可靠的治療方案，也是每一個人的福音，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Q：您在2019年加入生物島實驗室擔任研究員，是什麽原因促使您加入？您所在的聯合實驗室的職責是對接中心實驗室並通過學術、臨床和工業合作輔助其完成自主研發的成果轉化及臨床應用。您是否了解，貴實驗室產學研合作、成果轉化的現狀如何？
A：2019年，當時我已經從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藥理係退休了，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的前同事、生物島實驗室常務副主任的裴端卿教授找到我，想邀請我到生物島實驗室來工作。
我一輩子隻做一件事：研究阿片類藥物，但我在美國的研究偏向於基礎研究，裴教授告訴我，來生物島實驗室，我可以做一些偏向於應用的研究，嚐試成果轉化。和他聊完後，我當即做出了決定，加入生物島實驗室。
我之所以選擇生物島實驗室，一方麵是非常認同實驗室的建設理念，這裏有很好的科技成果轉化平台，可以讓我在喜歡的地方做擅長的事情；另一方麵，廣州是我的故鄉，我希望有機會在出生之地做出一番成績。
由於剛加入實驗室不久，對成果轉化的現狀了解不多，我隻粗略談談對此的看法。在我看來，科研的最終目的是服務人民，造福人民，科技成果轉化就是一條必經之路。但這並非易事，因為很多科研工作者沒有企業工作的經曆，不懂如何轉化，而生物醫藥公司的老板雖然是成功的企業家，但不熟悉科學研究。因此，如何更好地把產業和研究結合起來，是我們正在努力的方向。
看好粵港澳大灣區生物醫藥發展
Q：您認為，政府或科研院所對外籍專家的服務是否有可以改進之處？
A：我加入生物島實驗室快兩年了，總體而言一切體驗都很好。政府和單位都有非常完善的外籍人員管理製度，很多證件的辦理審批流程也在不斷優化和完善，例如我的工作許可5個工作日就審批通過了。
此外，在簽證和居留等方麵也提供了很多便利。至於改進之處，如果每個辦事部門都能設置一位英語流利的工作人員就更好了，這將對完全不懂中文的外籍專家大有幫助。
Q：您對我國引進外國人才的製度、服務等有怎樣的建議和看法？在您看來，怎樣才能吸引在海外的優秀中國學者回國服務？
A：中國針對引進外國人才推出了很多政策，不同類型甚至不同年齡段的人才都有配套的人才項目支持。中國的引才政策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才來到中國工作，就是最有力的證據。
在我看來，海外的中國學者回國最關心的問題是科研資金的支持力度、科研成果的評審製度、平台的發展前景以及配套的生活保障。事實上，中國目前的科研軟硬件實力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正在縮小，許多非常優秀的中國學者都選擇回國，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Q：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實施，打造“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成為大灣區的戰略定位。在廣州工作的您怎麽看待大灣區的發展？
A：大灣區作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具有其突出優勢：首先，粵港澳大灣區交通便利、國際化水平高，擁有香港、廣州等國際航運中心和重要港口；其次，大灣區經濟發展水平全國領先，產業體係完備，集群優勢明顯；最後，粵港澳三地科技研發水平、科技成果轉化能力突出，擁有一批在全國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在以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和科學出版物為核心評價指標評選出的世界頂尖科技集群百強中，有17個位於中國，其中“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東京-橫濱科技集群”。
因此，我相信大灣區打造“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而作為廣州番禺人，我認為廣州在這個過程中必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生物島實驗室也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減少相關因素對科技創新產業的影響，我認為有必要建立“科技特區”，保障人才、技術、資金等的無障礙流通。
Q：生物醫藥與健康產業是當今世界最富活力的新興產業之一，也是粵港澳大灣區重點發展的領域。您認為大灣區的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水平如何，有怎樣的優勢？大灣區應如何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和土壤，將生物醫藥產業做大做強？
A：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生物醫藥產業聚集的重要區域，生物醫藥總體發展水平居國內第一梯隊。而作為龍頭城市之一，廣州有著良好的產業基礎和完整的產業鏈條，生物醫藥產業發展迅速。據報道，廣州去年獲批藥品臨床試驗批件共23件，占全省39.6%，上市藥品40個。同年，廣州還獲評中國最具投資價值生物醫藥創新城市。
在我看來，大灣區有兩大優勢：一是聚集，二是互補。灣區內各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如廣州和香港的科教優勢、深圳的科技創新優勢、東莞和佛山的製造業優勢、香港的金融優勢等，總體來看，各城市都有不同的產業聚集，但城市間不是同質競爭，而是互補協同。如果能在大灣區的框架下將現有的產業聚集更好地整合起來，必將迎來生物醫藥產業更大的爆發。
此外，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努力：
首先需要加大力度吸引海內外優秀的學術和技術帶頭人，探索製定分層分類人才吸引政策，健全和優化管理創新製度，同時還應加大對後備人才的培養力度；
其次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離不開資金的支持；
最後要強化粵港澳產學研深度融合，關鍵在於激發創新生態鏈的活力，優化科研人員的考核機製，強化企業主體與高校、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同時加大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等科研經費投入，完善“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發展的體製機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