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奈波爾「印度三部曲」之一。
吳宣萱 / 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
維迪亞德哈爾?蘇拉易普拉薩德?奈波爾，一位傑出的印度裔英國作家，出生於英國千裏達，於 1950 年進入英國牛津大學工讀英國文學。紐約時報曾評價奈波爾，稱其為世界作家、語言大師、眼光獨到的小說奇才，他的作品多為小說和遊記體裁，旅遊文學「印度三部曲」—《幽黯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及《印度：百萬叛亂的今天》是他在遊記方麵的最著名作品。奈波爾在 2001 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
閱讀印度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印度：受傷的文明》，體認到奈波爾用一種極為敏銳、理性和感性並存的視角來記錄他走訪過的印度，他的文字婉轉卻又一針見血，直指印度社會的核心問題。回訪印度第二次的經驗對他來說理智尚士回歸祖國，然於心理層麵，讀者得以清晰感覺到那道梗於奈波爾與印度間的文化厚牆。在英國出生成長，受到英國完整國民教育及牛津大學高等教育的奈波爾，麵對印度祖國時似乎帶著西方民主古國的有色眼鏡，許多新穎的現代觀念與文化古國的傳統思想格格不入，或許正因如此，其感受之文化衝擊更加劇烈。
- 受傷的文明：甘地主義誤國？
閱讀過稱中，雖奈波爾未明確點出《印度：受傷的文明》一書主題和核心關懷為何，身為讀者，我認為整部作品以種姓製度為討論對象，透過三個部分呈現種姓製度在不同階段麵對的對抗力量，而該製度是如何被鞏固，以至於仍深植於印度社會各個角落。第一部分：受傷的文明，奈波爾透過印度作家納拉揚的小說，向讀者解釋「甘地主義」如何在印度社會發酵，用意似乎是想要質疑甘地為反抗殖民母國，強化了印度民族主義，藉由印度教製度來團結印度人民，間接導致現今仍有種姓製度存在。
首先，當我讀到「甘地主義」這名詞，我有些驚豔，我知道聖雄甘地的故事，他曾經是我床邊的睡前故事，是我帶著對世界美好想像入睡的英雄人物，但真要問我何謂甘地主義，我想我僅支吾出「非暴力不合作」一詞吧。所以，到底什麼是甘地主義？
（印度聖雄甘地所提出的甘地主義。圖片來源）
甘地的主張稱為甘地主義，關於甘地主義的主要內容實際上是很覆雜的。一般來說，人們把甘地主義概括為四個基本內容：（1）宗教泛愛觀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真理觀相結合的政治哲學；（2）爭取印度自治、獨立，進而建立以村社為基礎的分治聯合體的政治思想；（3）以經濟正義和經濟平等為支柱的農村經濟思想，以及奠基於「不占有」和「財產委托製」的經濟自主思想；（4）發揚民族文化、重視民族教育、致力於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團結、反對歧視「不可接觸者」，以及和愛國主義結合在一起的小生產勞動者互助互愛的平等社會思想。
印度中文網〈印度歷史：「甘地主義」是什麼？〉解釋，甘地提倡「非暴力」、「人道」、「和平」和「平等」等概念，並且呼籲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群眾和諧相處。然而，更深層的從歷史、從政治共同體的角度審視，甘地主義在爭取印度民族獨立與社會進步的同時，似乎也強化印度教的古典製度—種姓分級的觀念，形塑印度民族主義：
但是，實際上，甘地主義的核心內容是爭取印度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他以印度教傳統與非暴力抵抗手段相結合，充分發動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從而使印度的民族運動真正奠基於群眾運動之上，改變了原先那種脫離群眾的上層資產階級政治改良活動。
不論甘地如此的主張，有意或是無意讓印度教主義興起，惟在我看來，這些主張潛藏的危機是：印度教的所有古製度，並不會隨著時代、科技變遷而有所改變，相反地，種姓製度像是印度這頭覺醒大獅背上插著的芒刺，似乎不會造成太大的損害，但卻也令人不痛快。
種姓製度源自於西元前 1500 年的印度教經典《梨俱吠陀》，末卷出現了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四個種姓分類。印度教的經典對於印度人民來說就像是生活的依歸、國家的律法，宗教與生活、文化有著緊密連結，即便於印度 1947 年獨立建國時，法律明文禁止高種姓歧視其低種姓之人，但事實上，印度高種姓者欺淩低種姓人的報導仍層出不窮。就連我近日與校內的印度留學生談天，討論到種姓製度時，他說年輕一輩都不相信也不遵守種姓製度了。可是當我追問更多細節，如種姓製度的瓦解是否有顯現在他的求學環境裡，他卻以一種近乎崩潰的方式閃躲著要我別再問相關問題。我當下被他激烈的反應嚇愣，有正因他太過於誇張的反應，我很質疑—「種姓製度漸漸式微了」嗎？
奈波爾用印度小說家納拉揚的兩本書回答我的疑問：印度教傳統的的確確還存在呢！《賣糖果的小販》和《桑帕斯先生》同樣在描寫兩個虔誠的男性印度教徒麵對現代文明衝擊印度教世界的回應：冒險進入有為世界，最後以退守終結。對於外在的衝擊，這些秉持著甘地精神和印度教傳統的男性，抗拒進入他生命故事裡的種種現代文明，將其視為禁忌，並在親情與宗教的抉擇上，掙紮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宗教，他們寧願退守回自己的印度教世界。
- 土地新主張：換湯不換藥？
第二部分：土地新主張，奈波爾與一位印度工程師走訪孟買，進入孟買由濕婆軍管轄的貧民窟，這一個空間有些與世隔絕，在貧民亂竄的大都市裡，建立一套階級製度嚴明、排外護己的「桃花源」。走訪鄉村，農村是階級最嚴明的地方，法律鞭長莫及的土壤澆溉著種姓製度繁茂茁壯。
在孟買這個大城，一個急速發展的大都市，看似繁華、吸引大量錢潮，卻也在摩天大廈間並存著全印度最大的貧民窟。我不知道貧民是有分階級的。透過奈波爾的筆，我發現除去在路上灑掃的不可接觸者，還有偌大一群人是賤民中的賤民。城市裡每個角落都有更低階級的人，但因著時間遷移演變，歷史記憶在口與口之間成為傳說，印度教體係崩解，低種姓者建立了自己的新宗教 — 濕婆軍。
濕婆軍源自對於 17 世紀反抗蒙兀爾帝國的遊擊隊領袖濕婆吉，濕婆吉如今被封神列聖，從抽象的信仰情感轉化成孟買無處棲身者心中的「歸屬感」。濕婆軍排外建立屬於自己的地域（馬哈拉施特拉邦），擁有自己的委員會來處理「居民」的事務。濕婆軍所管理的這一大塊區域，人們遵守經再製過的印度宗教，享受著「便捷的地理位置」和「先進的公共設施」。最低階級的掃地者沒上工的日子，居民處之泰然地走在排泄物堆積的街道；居住在貧民窟裡的所有人，如呼吸般自然地奉行階級製度。走訪貧民窟一趟後，奈波爾觀察並寫下：「濕婆軍已經都是需求加以儀式化」。都市化、現代化的衝擊或許打了印度人一巴掌，讓他暫時忘了自己是誰，但是身體會記得習慣、身體的反射不會消失。當他麵對新的環境，他八成還是會以一樣的習慣、態度過生活，但是給這個生活方式和以前不一樣的名字。
奈波爾走入鄉村，距離新蒲那約莫一兩小時車程的地方，當地人從事農耕以維持生計，和想像中農人清貧的形象不同，因為新的耕種技術引進，當地經濟能力提升不少。一切拜大地主帕特爾所賜，他是村裡最大的地主，雇用村裏無地的勞工，這些勞工作為他的僕人，他承擔部分義務，例如借錢給僕人們讓他們的女兒出嫁時能夠有適當的儀式，饑荒時帕特爾家裡有一份他們的存糧，帕特爾就是法律，高高在上的管理著這個村莊。在印度，幾乎每一個農村都有著這麼幾個「帕特爾」。
- 不是觀念，是執迷：執迷有悟
最後一個部分：不是觀念，是執迷，奈波爾回過頭來討論甘地精神在印度的影響，他不喜歡甘地，這是一種很膚淺的講法，但是我從文字裡深深體會。甘地的留學經歷、心境轉折、後來成為聖雄引領印度獨立一連串的事件，奈波爾用時光機，帶著讀者晃過一眼，以他自己的方式詮釋甘地的人生。他筆下的甘地，麵對英國殖民母國的文化衝擊，保守、退卻、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作所為隻是為了呼應自己作為印度教徒的需要。
因為尊崇、因為兢兢業業地繼承這一份甘地精神，雖然印度隨著時代潮流有些許改變，但所有暗示新觀點的新態度，往往變成圖託空言。在全球化潮流的衝擊下，人們也試圖要尋找自我，然而往往陷入迷惘。奈波爾在與中產階級家庭的談話過程中，他深刻體會到沒有所謂的思想交流和討論，僅有那家人個人私利受損的後的滿腹牢騷，這些不實抱怨，誘導人沈溺於國家悲劇中。印度的貧富差距同樣讓這個國家的發展麵臨很大的挑戰，新德裏的人們想著希望無窮的美好前程，然而多少個貧民窟裡，賤民望著夜和著垃圾的氣息無助入睡。
印度從來沒有從舊製度裡跳脫過，印度沒有歷史觀，他們的歷史以詩歌寫下傳唱，如羅馬史詩，然是真是假撲朔迷離；由於沒有歷史觀，印度人將認同奠基於印度教信仰普世主義；沒有種族觀念，隻有印度教信仰，所以奈波爾認為印度人也沒有國家觀念。在我這個外人看來，我並不完全認同奈波爾批判印度人無國家觀。印度人在電影院放映電影前，會先高聲唱國歌，聽到國歌立刻立正，哪怕是法規所規範，口號畫作行動。相較我這一代的學生，國歌的旋律或許還能哼唱，然歌詞裡的精神卻無法體認了，印度的愛國情操和國家觀念尚能從生活細節感受到。
- 結語
我認知的印度，處在新舊文化衝擊、交融、創新的重要階段，國際評論往往將其比擬為一隻剛覺醒的猛獅，但我認為這隻獅子並不是非常的健康，體質並非絕佳，若要能成為獨當一麵的萬獸之王，體質的調理非常重要。傳統印度教慣習、製度便是一個非常大的困難。甘地精神從印度人的行為中如煙一絲一縷散發出來，有些僵固、令人哭笑不得，濕婆軍淡化種姓階級色彩，灌入賤民們對現代化生活需求的軀殼中，但他們還是賤民、不可接觸者、路上清掃排泄物的灑掃者。
若說我希望印度未來能如何如何美好，總看起來太過於自傲自大，普遍的台灣人和我一樣，認為印度是個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然而，同樣是批判，我的思維方式顯得平麵且膚淺，奈波爾提供給我一個更深入的視角看印度，看見精神層麵的印度，看見宗教信仰對印度發展的重大影響。時間如水逝去，印度還僵固在那裡，受傷的文明，治療中但未能痊癒。
【參考資料】
[1]：擷取自印度中文網，〈印度歷史：「甘地主義」是什麼？〉
聖雄甘地
| 莫罕達斯·甘地 Mohandas Gandh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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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年10月2日  英屬印度博爾本德爾[1] |
| 逝世 | 1948年1月30日（78歲） 印度自治領新德裏 |
| 死因 | 遇刺 |
| 國籍 | 英屬印度 （1869年－1947年） 印度自治領（1947年－1948年） |
| 母校 | 拉傑果德阿爾弗雷德高中 巴夫那加爾薩馬達斯學院 倫敦大學學院法律係 |
| 知名於 | 印度獨立運動領袖 真理永恒、不害、非暴力哲學 和平主義思想 |
| 政黨 |  印度國民大會黨 |
| 信仰 | 印度教、耆那教影響 |
| 配偶 | 卡斯圖爾巴·甘地（1883年結婚） |
| 兒女 | 4 |
| 簽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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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古吉拉特語：??????? ?????? ?????；印地語：??????? ?????? ?????；英語：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a]，尊稱聖雄甘地（印地語：??????? ?????），印度國父、印度民族主義運動和國大黨領袖，他帶領印度獨立，脫離英國殖民地統治。他的“非暴力”哲學思想影響了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者和那些爭取和平變革的國際運動。
成功的印度獨立運動亦激發起其他殖民地人民為國家獨立而奮鬥，最終大英帝國分崩離析，取而代之的是英聯邦[b]。甘地的主要信念是“真理永恒”，此鼓舞了其他民主運動人士，例如馬丁·路德·金、昂山素季和曼德拉等人。他經常說他的價值觀很簡單，那就是“諦”（意為“真理”）和非暴力。
生平
[編輯]早年
[編輯]
1869年10月2日，甘地出生在英屬印度西部的港口城市博爾本德爾（當時是印度的土邦，今屬古吉拉特邦管轄）的一個印度教家庭中。他的父親卡拉姆昌德·甘地（Karamchand Gandhi，1822年－1885年）是當時的土邦首相。他的母親普特利巴伊·甘地（Putlibai Gandhi，？－1891年），是他父親的第四任妻子。他們是商人的後代（“甘地”的意思是食品商人）。在1883年5月，13歲的他與14歲的卡司杜巴·甘地（1869年4月11日－1944年2月22日）成婚。他們有4個孩子，全是男孩。哈裏勞·甘地（Harilal Gandhi，1888年8月23日－1948年6月18日）；馬尼拉勒·甘地（Manilal Gandhi，1892年10月28日－1956年4月5日）；拉姆達斯·甘地（Ramdas Gandhi，1897年1月2日－1969年4月14日）；最小的德阜達·甘地（Devdas Gandhi，1900年5月22日－1957年8月3日），甘地4個兒子都有生育，他有15名孫輩。
在1888年9月4日，19歲的他留學英國，在倫敦大學學院學習法律。在倫敦期間，他恪守著離開印度時母親對他的教誨，不吃葷和不酗酒。盡管他試圖英國化，例如上舞蹈課程，但他卻不吃房東太太給他的羊肉與卷心菜。她給他介紹一家倫敦的素食餐館，在那裏，甘地了解並且成為素食主義者。他參加素食社團，並且當選執行委員會委員，他還成立了一個地方分會。據他說，這給了他組織與運行社團的寶貴經驗。他遇到的素食主義者，有些是神智學社團的成員。神智學社團由海倫娜·布拉瓦茨基於1875年成立，作為大學兄弟會的一個延伸，他們致力於研習印度印度教與佛教的經典。他們鼓勵甘地閱讀《薄伽梵歌》。此時，甘地還沒有皈依宗教，但是開始閱讀印度教、基督教與其它宗教的著作。
回國後，他取得大英帝國的律師資格。他試圖在孟買做律師。但當地的法律與英國本土的法律不太相同，因此工作有點辛苦。
南非的公民權利運動
1893年4月，一家印度公司派甘地到南非工作。他看到印度移民在南非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剝奪的現狀，很是灰心。這些移民主要是契約傭工和個體商人。於是他開始抗議和遊說，反對針對南非印度人的法律和種族歧視。有人因此批評他沒有將抗議的對象擴展到針對全體非洲人的法律。在他在南非的早期，有一件事常被人提起。那就是他買了一張一等車廂的車票，拒絕換到三等車廂，被人從彼得馬裏茨堡火車中扔了出去。1903年6月，甘地組織一場抗議運動針對“黑法令”（The Black Act），這個法令強製所有在南非的亞洲人接受登記。1913年9月，他參加一場抗議不按照基督教儀式結婚就無效的運動。
1913年11月6日，甘地被捕，當時他正領導一群印度礦工在南非遊行。1914年，政府允諾減少在南非對印度人的歧視。
在南非的這些年裏，甘地從《薄伽梵歌》和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汲取靈感。托爾斯泰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轉變成一個個人形式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者。甘地翻譯托爾斯泰的《給一個印度人的信》[3]。這封信是托爾斯泰在1908年寫給一個激進的印度民族主義者的。他們一直通信到1910年托爾斯泰去世為止。托爾斯泰的信引用《吠陀經》的印度哲學和印度教大神毗濕奴的名言來表達他對逐漸高漲的印度民族主義的看法。除此之外，甘地還受到美國作家亨利·戴維·梭羅作品《論公民的不服從》的啟發。總之，在南非的歲月是甘地作為一個社會政治活動家的形成時期。此時公民不服從以及非暴力的抵抗的概念和技術開始形成。
他1915年回印度，並很快地成為正在從事獨立運動的國民大會（國大黨）的領袖。通過聯合抵製英貨，甘地促進印度農村工業的發展，同時，通過宣傳非暴力抵抗，來抑製恐怖活動的暴虐，雖然他不能阻止這些恐怖活動。
雖然他經常攻擊英國政府，但是他一直聲明他尊重英國人。因此大多英國人也佩服他，雖然他們並不明白甘地行為的內部因素。
甘地開始穿一道纏腰布在印度鄉下四處演講，鼓勵使用手紡車來解除印度對蘭開夏紡織廠的依賴。他發動運動，號召印度人參加英印陸軍積極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戰。他認為這樣表現對英國的忠誠就會使英國同意印度作為大英帝國的一個自治政體而達到印度自治。但是，戰後英國拒絕放棄對印度的殖民統治，甘地號召的印度人參加一戰做出重大人員犧牲的政策沒成功。
印度獨立運動
一戰後，他參與國大黨的獨立運動。他以他的公民不服從、不合作，和絕食抗議等的政治主張，獲得世界範圍的關注。他被英國當局多次逮捕。
甘地別的成功的獨立運動的戰略還有“排斥英國貨政策”，即抵製外國產的商品，特別是英國產品。與此相關的還有他的關於所有印度人應該穿土布的宣傳。反對用英國的織布。甘地宣傳說印度婦女，不論貧富，應該每天花一定的時間織布，來支持獨立運動。那時很多人認為獨立運動這些事，不適合婦女參加。甘地的這個策略把婦女加入到獨立運動中來。
1919年的阿姆利則慘案後，他支持獨立的立場更加堅決。當時英國政府和廓爾喀雇傭兵向和平政治集會的人群開槍，數以百計的錫克教徒，印度教徒，還有穆斯林被殺。除了抵製英國產品外，甘地還極力鼓勵人們抵製英國學校，法律機構，辭退政府工作，拒絕繳稅，拋棄英國給的稱號和榮譽。
1920年4月，他當選印度自治同盟的主席。1921年12月，他又被授予國大黨在同盟內的執行代表。在他的領導下，國大黨重組，製定新的章程。新黨章規定他的目標是爭取獨立。任何人隻要交納一定的象征性費用就可以入黨。用來規矩和管理混亂無序的運動的委員會的層次結構也被建立。國大黨由一個精英組織轉變成一個大眾化政黨。
1922年，在北方邦的Chauri Chaura爆發暴力事件後，甘地第一次宣布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他轉向社會活動。在艾哈邁達巴德建立Sabarmati Ashram（高僧修行所），還有報紙“年輕的印度”（Young India）。他為曆史上被踐踏的種姓爭取平等的權利，尤其是為被冠“賤民”者（他稱之為“神的孩子”）爭取權利。
1922年3月18日，他被英印當局判刑6年，但是隻服了2年刑。
1929年，甘地複出，再次開始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甘地再次參加獨立運動是在1931年。國大黨當時拜訪他，希望他領導另一場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他於是在1930年3月21日到4月6日領導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運動─為抗議殖民政府的食鹽公賣製，甘地從德裏到艾哈邁達巴德遊行達400公裏，被稱之為德裏遊行（或稱“鹽隊”）。數以千計的人們徒步到海邊自己取鹽而不是給政府交稅。在全國性的抗議進行時，甘地與英國駐印總督舉行圓桌會議談判，英印當局同時重手出擊把抗議運動鎮壓下去，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告終。甘地也於1930年第二次被逮捕入獄。
1933年甘地發起第三次“個人文明不服從運動”，在雜誌上宣傳反暴力、反法西斯、要求獨立的願景，結果該周刊被英印當局查封，30000人被逮捕。1933年5月8日，甘地開始為期21天的絕食抗議英國政府對印度的壓迫。1933年甘地第三次被逮捕入獄。1934年夏天，他又進行他一生中三次不成功的絕食。
甘地選擇在國大黨內的繼任者是尼赫魯，就是後來的總理。尼赫魯和他的政治對手Sardar Patel對於獨立的印度該走哪條路公開承認有不同意見。但是甘地更相信尼赫魯能建立保障印度人民自由的政府。1934年10月，尼赫魯主張該猛擊敵人時，不可拘泥於道德，違反甘地的純消極抵抗，甘地退出國大黨。[4]
1939年3月3日他又在孟買絕食抗議印度的獨裁統治。
他曾先後在1922年、1930年、1933年和1942年四次入獄，在獄中通過絕食展開他的文明不服從運動。1931年赴倫敦參加有關印度將來的一次圓桌會議，但並沒有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
[編輯]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二戰爆發。雖然甘地對法西斯侵略的受害者深表同情，但是他經與國大黨的同誌們深思熟慮後，宣布印度不會支持表麵上為自由而戰的戰爭，盡管印度當時也還沒有自由。他聲稱，如果戰後印度可以獨立的話，他會與英國並肩戰鬥。
英國政府的反應是完全負麵的，他們還試圖在印度的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穆斯林之間製造分裂。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發動南方作戰入侵東南亞。1942年2月，日軍全麵侵占了英屬馬來亞和英屬緬甸，重挫南亞的英軍，日本在緬甸仰光成立傀儡政權印度獨立臨時政府，即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甘地相信這時獨立是印度唯一可能的出路，他起草了一個讓英國從印度退出的草案。即第四次的（英國殖民者）“退出印度”運動，1942年8月8日草案剛剛宣布開始，8月9日國大黨領導層和甘地在孟買就全部被英印當局逮捕入獄，一直持續到1944年。這個草案立刻引發印度有史以來的最大的一次獨立運動。這個運動導致很多人的被捕和史無前例的暴力。這一時期印度各地展開大量暴力反英爭取獨立的罷工和暴動，僅1942年就有250個火車站被破壞，500個郵局受到襲擊，150個警察局被攻擊。甘地和他的支持者們清楚地說，如果印度不能獨立，就不支持戰爭。這時他甚至暗示他曾經想結束他對非暴力的支持。他說，他身邊的這個“有序的混亂狀態比真正的混亂狀態還壞”。
1944年3月，日軍入侵英屬印度，英帕爾戰役開始，為了應付日本，英國殖民當局認識到國大黨對穩定印度局勢的正麵作用。以生病名義釋放甘地。甘地出獄後宣布（英國殖民者）“退出印度”的決議作廢。
印巴分治與遇刺
甘地對印度的印度教信徒和伊斯蘭教的穆斯林都有重要的影響。據說一次他一出現就使得雙方的衝突平息。他強烈反對任何把印度分成兩個國家的提議。他主張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團結合作，提倡社會改良、自我道德完善和精神感化。
1946年印度皇家海軍和英屬印度陸軍發生全麵兵變。1947年到任的印度總督蒙巴頓勳爵說：“猶如坐在一艘著了大火，並且裝滿火藥的大船中，一旦火藥爆炸，就有船毀人亡的危險。”
二戰之後，甘地希望印度能夠獨立並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但為了印度獨立，甘地還是與英國駐印度最後兩任總督（阿奇博爾德·珀西瓦爾·韋維爾和路易斯·蒙巴頓）合作製定印度獨立和分治方案。
1947年8月15日公布，印度正式獨立。此時，甘地的許多追隨者開始尊稱他為“聖雄”。在政權交接的那天，甘地沒有慶祝印度的獨立，而是獨自在加爾各答為分治而憂傷。甘地的接班人——尼赫魯成為獨立後的首位印度總理。
一些人不滿他接受印巴分治法案，也拒絕他的非暴力哲學。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又開始暴亂衝突，甘地開始他的第15次絕食，告示大家直到停戰之後他才會進食。他成功使局勢一度穩定。但是在1948年1月30日，剛結束絕食的甘地在新德裏前往一個祈禱會途中，遭到一名印度教狂熱分子南度藍姆·高德西槍擊死亡。中彈的瞬間，甘地還以手勢表示寬容凶手並說著：“啊…神啊…為他祝福。”在後來的審判中，高德西自稱：“在我開槍前，我真心祝福他（甘地）並當麵恭敬地向他鞠躬。”隨後印度總理尼赫魯透過電台廣播向全國發表談話時說道：“光芒已經走出我們的生命，現在遍地一片漆黑。”[5]
人生信條
甘地奉行的個人克己生活製度包括素食、獨身、默想、禁欲，一周有一天不說話，放棄西方式衣服而穿印度土布做的印度傳統服裝，用紡車紡紗，參與勞動（這些信條後來被稱為甘地主義）。
甘地的哲學和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深受《薄伽梵歌》為主的印度教信仰以及耆那教的影響。非暴力的概念在印度的宗教中長久以來就有，像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對此都有所著墨。甘地在他的自傳“我的對於真理的實踐經曆”揭示他的哲學和生活方式。
盡管他去倫敦時曾嚐試吃肉，但後來他變成一個嚴格的素食主義者。他在倫敦求學時對此寫過幾本書。在印度教和耆那教中素食主義是根深蒂固的，在他的家鄉就有很多印度教徒是素食主義者。他嚐試不同的飲食，最終相信素食足以滿足人體的最小要求。他也曾很長時間禁食，並以此作為政治武器。
36歲時，他決定禁欲，變成一個徹底的禁欲主義者，禁欲是受到印度教的影響。但是他沒有離婚，據說他的這個決定沒有同他的妻子討論，而是直接向她宣布的。
甘地每周守默一天，他相信沉默帶給他內心的平靜，這來自於印度教中的力量“沉默”和“平靜”。他在沉默時靠在紙上寫字來交流。從他37歲開始的3年半裏，甘地拒絕讀報紙，他認為塵世的喧囂比他內心的不安更加不堪。
在從南非成功的法律工作回到印度後，他放棄代表富有和成功的西方式衣服。他的意思是要穿的能夠被印度最貧窮的人接受，他宣揚使用家庭紡織的土布，甘地和他的跟從者使用紡車自己紡的布做衣服。這對英國的權力集團是一個威脅，因為印度人在沒有工作而空閑時，他們會從英國那裏買衣服；如果印度人自己做衣服，英國的工業就空閑了。因此國大黨早年的黨旗中就有紡車的圖案。
甘地崇尚各個宗教彼此尊重，因而沒有宣稱自己有特定的信仰，這種超越宗教的情操，源於他所著眼的並非個別宗教的名聲，而是重新著重以人為中心的向度，而非以宗教為中心的工具化思維；他不歧視、不排斥任何與自己民族不同的信仰。因此，甘地曾宣稱：“我是伊斯蘭，是印度教徒，是基督徒，也是猶太人。”[6]這表明他的個人信念實在超越世俗的文化框架，並能實踐此精神於行動之中。然而在甘地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裏，他反對不同種姓之間通婚，亦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維持印度教中賤民階層的傳統，被後世認為是在其思想中較為爭議的部分。
此外，甘地在19世紀後期對於南非方麵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用極具種族主義色彩蔑稱非洲的黑人。甘地也曾在代表雅利安人的行動主義試圖證明雅利安人作為一個種族應該得到更好的待遇，而不是代表印度的所有黑人，使他在後世被部分人士批評他是種族主義者[7]。
個人榮譽
他的頭銜聖雄（Mahatma）來源於梵語的敬語mahātman，原意“偉大的靈魂”，卻常被誤以為是他的名字。這在他授予泰戈爾“Gurudeva”的稱號，意即“偉大的導師”後，1915年印度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贈予他的尊稱，意為合聖人與英雄集於一身。
這個頭銜的使用在印度以外也被廣泛地接受，可能部分的反映出在他的時代印度和英國的複雜關係。無論如何，這個頭銜的廣泛使用是同世界上對甘地這樣一個對於非暴力和自己的信念的極其執著的人的廣泛接受相一致的。
甘地以實踐非暴力的和平方式，使印度獲得獨立，同時鼓舞世界許多國家人民勇於挺身爭取自身的公民權利，這股自由運動浪潮影響深遠。世界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於2003年，追授甘地“人類文化資產國際獎”[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