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俄羅斯之路30年：國家變革與製度選擇（下）
走出經濟困局
據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資料顯示，占人口2.5%的巨富階層控製著70%的俄羅斯資產。200位最富有的俄羅斯人掌握的財富總額高達12.5萬億盧布，這超過了俄羅斯聯邦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
經曆了戈爾巴喬夫6年的“改革”和葉利欽近9年的自由化經濟改革，俄羅斯經濟跌入崩潰的邊緣，俄羅斯在世界國民總值中所占的份額不及2%，在世界貿易總額中隻占1%，國際地位降低。俄羅斯工業產值減少了70%，農業下降了50%。俄羅斯的國內總產值下降了一半左右。 1999年12月31日，剛剛代理俄羅斯總統職務的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的演說中指出：“俄羅斯正處於數百年來最困難的一個曆史時期，大概這是俄羅斯近二三百年來首次真正麵臨淪為世界二流國家，抑或三流國家的危險。”
1、打擊財閥寡頭、掌控經濟。痛定思痛，2000年，普京正式當選俄羅斯總統。在2000—2008年的兩個總統任期中，普京著力恢複俄羅斯政府的經濟掌控力，連續采取了一係列新的政治治理和經濟整頓的舉措。
普京強調，國家權力不應被少數寡頭收買或私有化。普京巧妙利用矛盾，抓住機會，“穩、準、狠”出擊，各個擊破，有效打擊了寡頭勢力，防止寡頭操縱媒體、插手政治和恣意妄為。他動用安全、檢察、稅務等部門的力量，在 2000—2003年的兩三年時間裏，先後下令查處了傳媒大亨古辛斯基、號稱“克裏姆林宮教父”的別列佐夫斯基和全國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這些不可一世的俄羅斯寡頭，可謂是殺雞儆猴、敲山震虎；頂住了國內外包括來自西方國家的強大政治壓力，順利地收回了一些重要部門如電視台和石油公司的控製權，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掌控能力。2004年以後，在第二個總統任期內，普京進一步強化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主導作用，重新控製了戰略性資產，通過市場和司法手段，拆分私人寡頭企業；促進國企強強聯合，組建超大型國家公司；強化國家對戰略性行業的掌控。借助打擊寡頭的機會，俄政府成功收回並控管了大多數傳媒機構和能源、銀行、航空、核能、軍火出口等主要戰略性產業及裝備工業，同時確定涉及國防、石油天然氣、運輸、電力、外貿、銀行、漁業、鋼鐵製造業等領域的 1063家大中型企業為國有戰略企業，規定政府無權對這些戰略企業實行私有化。2004—2007年間，國有股份在俄資本市場中的占比從24%上升到40%，2009年達到50%。1997—2009年，國有經濟比重從30%回升至67%，在銀行業、加工業、石油天然氣行業中，國有股份占比分別達到60%、50%和40%。
普京的社會經濟政策，主要集中在發展教育、醫療、社會服務、公共交通和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政府職能的物質基礎，也是政府調控經濟的工具。俄羅斯政府通過將能源私企重新國有化，通過立法保證戰略性國企的核心地位、讓重要領域的核心國企擁有壟斷地位，扶助國企實施資源、市場和資本擴張，以提高國企對經濟的調控能力。
2、重新工業化，還是後工業化？堅持現代化，還是發揮原材料優勢？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工業在短時間內下降了60%，產業-技術鏈崩潰，產品失去競爭力和傳統市場。普京在2012年1月30日刊發的《我們需要新經濟》一文中提出：“俄羅斯超過1/4的GDP靠的是向世界市場出售天然氣、石油、鋼鐵、木材等原料或初級產品。如今俄羅斯依賴世界經濟，依賴程度比多數國家更大……我國的大體地位是原料型國家。實際上我國經曆了一場大規模的非工業化，喪失了發展質量，全麵簡化了生產結構，從而高度依賴消費品進口，依賴進口技術和複雜產品。”
2012年，在總統競選前夕，由梅德韋傑夫親自擔任監事會主席的智囊機構——現代發展研究所出台了一份名為《探索未來：2012戰略的研究報告》。報告作者認為，俄羅斯不應選擇（普京倡導的）國家主導的重新工業化道路，而是應當走後工業化發展道路、後工業化戰略：建立在開放性、私人企業家的廣泛參與以及競爭基礎上的道路更具吸引力。”
普京認為，處於原材料產地的國際分工定位對於俄羅斯則是“不可接受的”。普京提出，俄羅斯要想在世界範圍內贏得競爭，必須在高科技領域占據一席之地，但由於私人資本不願進入高科技領域承擔風險，所以政府製定優先發展方向並提供扶植是發展高科技產業所必需。普京還具體提到了幾個應該占據領先地位的產業：製藥、高科技化學、複合材料與非金屬材料、航空工業、信息通信技術、納米技術，以及仍然保持傳統優勢地位的原子能與宇航工業。普京認為，發展這些戰略性高新技術產業必須有國家的引導和支持。普京引用韓國和中國這些國家順利實現經濟現代化的經驗，指出必須由國家推動戰略性產業的發展，這將利大於弊。普京認為，俄羅斯要想恢複國際競爭能力，就必須發揮國家和國有戰略性大企業的作用。
民主化陷阱
2005年，普京總統在國情谘文中強調，蘇聯解體是 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之一，這對於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民來說是一場真正的悲劇，許多人失去了信仰和價值追求。
1、民主夢幻及思想迷失。1988年，也就是戈爾巴喬夫上台兩年多之後，蘇聯社會的思想輿論徹底轉向，蘇共在改革模式、發展道路的選擇問題上迅速“右傾”。1991年底，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新思維”使蘇聯徹底走進死胡同。
在政治改革過程中，戈爾巴喬夫把一些民主原則如多數原則、公決原則、選舉原則、公開原則等絕對化和簡單化。他把 1800萬蘇共黨員貶為“保守力量”。15年後，普京反思說，我們在民主自由問題上犯了“幼稚病”，多數原則、選舉原則、公開原則在任何國家都不是絕對的，都要根據國情施以具體的規定，避免濫用。
戈爾巴喬夫使“公開性”成為其推行政治改革的關鍵，結果“公開性”成為瓦解蘇聯社會思想的突破口。1987年，戈爾巴喬夫所著《改革與新思維》一書在蘇聯和美國同時出版。書中倡導用所謂全人類的價值代替“階級觀點”，在外交戰略上主動向西方讓步，西方輕而易舉地贏得了冷戰。戈爾巴喬夫發起的“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使蘇共逐漸喪失了主流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1988年以後，蘇聯社會上某些勢力利用反思曆史的機會，積極推動所謂“平反曆史錯案運動”，造成了強大的聲討蘇共曆史的輿論聲勢。值得注意的是，推動這股“曆史熱”的並非專業的曆史學家，而是一些作家、電影人或記者編輯。當時的蘇共主要領導人親自策劃、組織和領導了這場反思曆史和平反錯案的運動，借否定過去否定蘇共曆史，否定社會主義。“曆史熱”徹底顛覆了蘇聯社會部分人的信仰，民族虛無主義和崇拜西方、詆毀國家之風甚囂塵上。
2.權威散落與治理失敗。開弓沒有回頭箭，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政治改革迅速演變成一場“政治拆毀”的大戲。此時，各地方抗繳稅款、你爭我奪、各自為政，經濟割據現象嚴重；地方分離、民族分裂的危險步步逼近，蘇聯已危在旦夕。以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聯邦起了領頭羊的作用，他們與蘇聯境內的民族分裂勢力遙相呼應，反蘇共、反中央，拉起了“獨立”“自由”的大旗。這樣，蘇聯和蘇共已是腹背受敵，“民族獨立”和“民主化”像兩把利刃直逼而來。蘇共的失敗是從黨內的分裂開始的，而民族主義、分離主義則是導致蘇共分裂的重要創口。1989年末，立陶宛共產黨脫離蘇共宣布獨立，拉開了蘇共分裂和蘇聯解體的序幕。
3.政治改革與民族分裂。蘇共二十八大以後，各種政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各派政治鬥爭日趨激烈。“8·19”事件加劇了危機，最終，1991年12月25日，蘇聯國旗從克裏姆林宮上空黯然落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完全解體了。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組涉及了蘇聯政治體製的關鍵性要素：蘇共、憲法、選舉、議會等。首先是修改憲法，取消蘇共領導地位。蘇聯憲法原第六條規定，蘇共是社會的領導力量，是政治體製和國家機關的核心。這一原則性的規定，成為戈爾巴喬夫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主要障礙。1990年1月13日，戈爾巴喬夫在全會的報告中公開提出蘇共的“地位不應當依靠憲法來強行合法化”，蘇共應“放棄某種法律和政治優越地位”，蘇共執政地位的獲得，要“嚴格限製在民主程序範圍內”（即依靠選票）去“爭取”。蘇共中央提交蘇共二十八大的行動綱領草案進一步提出，“蘇共不攫取國家政權的全權”，“它不追求特權和在蘇聯憲法中規定自己的特殊地位”。這意味著蘇共要放棄對國家的領導權，變為與其他參政黨平等競選，才能獲得執政地位。1990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戈爾巴喬夫正式提出設立總統製以賦予“總統一切必要的權力來貫徹改革的政策”。1990年，蘇聯境內非政府組織發展到9萬個，其中多數是有目標、有組織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這些組織遙相呼應，目標一致對準蘇共和聯盟中央。蘇聯各地的政治熱潮很快匯成洶湧澎湃的海嘯，直逼聯邦國家和蘇共中央。1990年2月4日，莫斯科有20萬人舉行集會遊行，喊出了“取消蘇共領導地位、審判蘇共、實行多黨製”等口號。
4.執政黨的瓦解與分裂。戈爾巴喬夫上台後，蘇共成為政治改革的對象，5年左右的時間，蘇共遭受了“被改革—被改組—被邊緣—被分化—被拋棄”的悲慘命運。戈爾巴喬夫把 1800萬各級管理人員都看成“改革的阻力”，使他們經常受到“激進派”的攻擊和幹擾而無法正常工作。政府每天都受到攻擊，打開報紙，都在罵政府。當社會上自上而下地出現了意識形態危機和政治多元性後，蘇共黨的宗旨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戈爾巴喬夫欲將蘇共轉變為議會黨，向西方的議會製模式靠攏。在咄咄逼人的民主派麵前，蘇共先後在許多共和國、州、市喪失了執政地位。
5．國家裂變與經濟崩潰。1988年，戈爾巴喬夫在經濟決策上出現重大錯誤，他宣布，“黨的工作是意識形態”，不允許政府官員幹預生產和經濟活動。一些政府部門被解散，僅僅在一年內中央部委的人數從170萬削減至70萬。他打亂了蘇聯的外貿秩序，宣布“經互會”內部實行用西方的硬通貨結算，導致“經互會”成員之間的經貿關係混亂不堪。1988年10月，愛沙尼亞宣布主權獨立後，各地紛紛拒繳稅收，有的甚至開始發行自己的貨幣，國內局勢失控。戈爾巴喬夫急忙向西方大國哀求經濟援助。他一直相信西方“神聖的諾言”。1991年3月底，戈爾巴喬夫請求美國提供15億美元貸款。他說，如果美國不提供援助，俄羅斯可能出現饑荒。布什總統冷漠地說：“應該給他上一堂古典經濟學課，他應該明白生意是生意。”當時西方的外交官都為戈爾巴喬夫的膚淺和可憐感到震驚。蘇聯經濟陷入困境，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也走向盡頭。
6．民主迷途與亡黨亡國。2005年和 2007年，俄羅斯總統普京曾兩次在公開發言中強調，認為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之一，對於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民來說，這簡直就是一場悲劇，許多人失去了信仰和價值追求。
2006年，《環球人物》雜誌第五期刊登了中國記者對戈爾巴喬夫的專訪。戈爾巴喬夫表示搞“民主化”是慘痛失誤。他說：“我給中國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麽‘民主化’，那樣不會有好結果! 我深深體會到，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在這裏，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
民主畸變
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俄羅斯政治變革，特別是“民主化”轉型的研究成為俄羅斯國內、中國學術界以及西方學者共同關心的熱門課題。
1.民主：從浪漫到毀滅。在俄羅斯領導人看來，“告別社會主義”，選擇一條新的、西方式的發展道路，俄羅斯會在兩年的時間內踏上文明、複興之路。此時在俄羅斯的官方輿論中到處充斥著打碎舊製度、與社會主義決裂的聲音。夢想加入到西方民主大家庭中去，等來的卻是“野蠻資本主義”和“寡頭資本主義”。
俄羅斯政治學者威廉·斯米爾諾夫在《俄羅斯政治改革：從浪漫到現實》一文中指出，“就其性質而言，這屬於一場反革命政變。這場政變的絕大多數擁護者都曾浪漫地相信，同時對蘇聯政治體製實施全麵拆除，在經濟領域進行激進的市場改革，在社會政治領域建立民主的法治國家和公民社會，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伴隨著經濟私有化和政治改組行動的狂飆突進，俄羅斯經濟不但沒有實現市場充裕，反而陷入了全麵的“休克”。1992年，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14.5%，工業生產下降18%，固定資本投資大約下降了40%，與此同時，麵對社會急劇轉軌中出現的大量複雜而棘手的問題，“浪漫的民主”顯得無能為力。各級新的政權體係幾乎陷於癱瘓，各種黑勢力乘虛而入，葉利欽從為“民主”而戰，轉為為權力而戰。1993年10月，坦克開進莫斯科街頭，炮打“白宮”，解散最高蘇維埃，逮捕了副總統和議會議長等人；同年12月，強行通過了為自己定製的、以加強總統權力為核心內容的新憲法。以葉利欽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最後選擇了依靠武力驅散議會的方式，形成了以超級總統製為核心的政權體製。
俄羅斯百姓經曆了短暫的民主之夢後，發現夢想加入西方大家庭但等來的卻是“野蠻的資本主義”和“寡頭資本主義”，不但國力急劇下降、政局反複、社會秩序混亂不堪，而且國家的完整與統一都受到巨大威脅。俄羅斯人民開始懷疑從西方移植來的民主是否能夠帶領俄羅斯走出困境。
20世紀末，這場俄羅斯民主化浪潮來勢凶猛，卻黯然退場。10年間，俄羅斯政治舞台上，一些政客說唱著各種政治言辭，試穿不同顏色的政治外衣，顯得熱鬧非凡。廣大普通百姓是“沉默的大多數”，被迫遊離於政治和經濟生活的邊緣。
1993年新憲法所確立的超級總統製，賦予總統比原蘇共中央總書記、比任何西方國家總統大得多的權力。在這種總統大權獨攬的情況下，國家各方麵的大政方針都依靠總統個人的決策，這導致了政治失衡。20世紀90年代後期，葉利欽常常繞過議會，在電視上即席簽署“總統令”，俄羅斯被弱化的國家權力既不能從製度上推進民主和治理，也不能在實踐中解決國家所麵臨的各種問題。
2．黑幫政治與寡頭幹政。葉利欽時期，俄羅斯在“私有化”過程中以瓜分國有財產的方式造就了一批金融工業集團和金融寡頭，俄羅斯也由此獲得了“寡頭資本主義”的稱號。俄羅斯寡頭不是一個經濟現象，而是一個政治現象。這些寡頭通過從事商業活動接近政權或對國家決策施加影響。他們的行為是一種篡奪政權的行為。暴富的私人財閥已經不再滿足於擁有巨額財富，他們開始將觸角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開始渴望影響或直接掌握權力。90年代中期，俄羅斯財閥積極在幕後操縱政府的人事安排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在1996年的總統選舉中，金融工業集團積極活動，出資高達5億美元，利用他們控製的新聞媒體肆意抹黑政治對手，阻止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當選，保證維護他們利益的葉利欽以微弱的選票優勢繼續執政。而再次當選後的葉利欽則投桃報李，為財閥們繼續侵吞資產和進軍暴利行業大開方便之門。這種回報是通過將俄羅斯最有價值的一些國有資產（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進一步私有化給“少數人”來實現的。俄羅斯私人金融工業資本的代表開始直接進入俄羅斯政治經濟領導核心層。
20世紀90年代後期，俄羅斯官僚壟斷和金融寡頭一方麵貪婪地吞食社會財富，另一方麵極力插手政治，將政府置於他們影響之下，公開表示要分享國家權力。七大財閥寡頭控製了俄羅斯經濟的70%，圍繞瓜分國有資產，爆發了一次次的“銀行大戰”“股權大戰”。俄羅斯寡頭的貪婪，政府官員的貪汙和瀆職，導致俄羅斯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1998年，俄羅斯政府搭建的短期國債金融“金字塔”終於崩塌。
3．民粹政治與資本控製的傳媒。葉利欽執政時期，俄羅斯媒體進行了向私有化和自由化過渡的嚐試，新聞傳媒在相當程度上與國家和政府脫離了所屬關係，失去了國家和政府的財政支持，委身於資本和權勢，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寡頭和各大財團廣泛參與媒體運作，寡頭們也熱衷於通過向媒體滲透操控輿論，影響政府的改革政策和政治進程，並在這一過程中贏得政府給予的好處。寡頭和大財團通過投資、融資等形式在短期內掌握、控製了大量的媒體。由於有雄厚的資金做後盾，這些媒體的規模急劇擴大，成為“傳媒帝國”。幾乎俄羅斯所有重要傳媒都被各大財團瓜分，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也乘虛而入。
普京總統表示，如果（俄羅斯）新聞受控於“兩三個”錢袋子，那麽，新聞媒體本身就不會存在任何的自由，相反，媒體會成為利益集團的保護者。新聞媒體隻有在確定自己角色之後，才能實現新聞自由。
4.貪腐盛行。私有化過程中，各級官員和黑勢力相互勾結，貪腐行為更加肆無忌憚。俄羅斯私有化暴露出西方勢力參與俄羅斯私有化進程，甚至內外勾結從事國際“洗錢”等不法行徑。1999年 8月下旬，美國《紐約時報》披露，據美國執法官員調查，一些人內外勾結，利用紐約銀行的賬戶進行非法“洗錢”，俄羅斯黑社會勢力滲入歐洲商界，瑞士有約500家公司受俄羅斯黑社會勢力控製，涉案資金達 400億美元。1991—1996年期間，俄羅斯流失外匯1500億—3000億美元。權錢勾結、大量資金境外循環。葉利欽統治的8年是腐敗的高峰期，也是俄羅斯私有化快速推進的時期，其關鍵在於掌權的權貴階層通過分割社會財產，占盡先機，及時將權力轉化為資本。葉利欽宣稱的“人民資本主義”蛻變成了“腐敗的資本主義、野蠻的資本主義、犯罪的資本主義（索羅斯語）、權貴資本主義、寡頭資本主義”。俄羅斯不僅沒有被西方攬入懷抱，反而被逐步擠到國際舞台的邊緣。
十多年來，貪腐在俄羅斯蔓延泛濫，愈演愈烈。本來肩負維護法律、打擊腐敗的一些部門如海關、稅務、消防、緝毒、檢察、內務公安、交管、法院、軍隊等也成了腐敗的重災區，且相互掣肘。更加嚴重的是，腐敗的癌細胞已經浸透到了社會肌理，蔓延到社會的各個層麵，嚴重惡化了社會道德風氣。行賄受賄、金錢鋪路甚至演變成了社會規則，成為一種社會常態。有許多數據都表明了俄羅斯社會的腐敗程度有多嚴重：近一半的國家財政預算撥款被貪汙轉移，三分之一的軍費流入不法之徒手裏，企業約30％的成本用來行賄各級官員，等等。
2007年11月21日，普京總統在莫斯科的一個講話中，毫不留情地指責以葉利欽為代表的20世紀90年代身居高位的當權者，為了迎合寡頭而不惜損害俄羅斯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把國家財產揮霍殆盡。普京憤怒地說，他們把胡作非為當成民主，把洗劫千百萬人的血汗和一小撮人的暴富當成市場和市場關係，放縱瓜分和盜竊本屬於全體人民的巨大資源和財富。普京把這些當權者稱為“人民的敵人”。普京的批判並非隻是其個人意誌的體現，而是代表目前俄羅斯社會主流的思想共識。
俄羅斯一些學者提出，社會發展的“目標模式”不能等同於社會發展的“過渡模式”；過渡時期經濟改革需要強有力的政治保障；俄羅斯有近一半意見認為，缺少社會方向共識，缺少政治凝聚力是造成社會危機的主要原因。
主權民主與威權穩定
1.社會亂象與政治遺產。2000年，普京執掌國家大權之初，正值俄羅斯社會處於危機的曆史關頭。普京接手的俄羅斯社會是一種什麽樣的狀況呢？
1998年，俄羅斯經濟總量下降到世界第16位，到 1999 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約合蘇聯時期的25％。普京上台時估算，俄羅斯的GDP隻相當於美國的 1/10，中國的1/5左右。當時俄羅斯在世界 GDP的比重不足2％，在世界貿易和金融領域的比例則更低。俄羅斯的國際影響大大降低。據俄羅斯高層戰略專家預測，俄羅斯如果要避免墜入“二流”國家，保持一極地位，那麽按人均購買力計算， 俄羅斯 GDP 應占世界總量的4％—5％，隻有這樣，才能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要實現此目標，按現在的發展速度，俄羅斯需要追趕40—50年；俄羅斯必須保持 5％—6％的經濟增長速度。葉利欽掌權不到10 年期間，上演了一場場“私有化”大戲，實際上是一次空前的“財富大瓜分運動”。7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積累的巨大財富被瓜分殆盡。普京上台之際，城鄉到處是落魄、衰敗的景象。自1992年起，俄羅斯人口逐年減少，死亡率高於出生率；在 2000 年的總統國情谘文中，普京承認，俄羅斯人口每年減少75萬人。當時俄羅斯專家預計，15年後俄羅斯人口將減少2200萬，相當於俄羅斯現有居民人數的 1/7。2001 年，剛剛接任總統大權的普京指出，蘇聯留下的“家底”已經被戈爾巴喬夫的“改組”和葉利欽的“改革”折騰殆盡。20 世紀末，步入政治絕境的葉利欽將權柄交給普京。普京接過了葉利欽的權棒，也接過了葉利欽留下的爛攤子，他麵臨的是大國崩潰後的一場空前的政治災難。
2．普京的治國理念。普京最大的特點就是務實的精神，以解決問題為目的，以俄羅斯實際為坐標，普京的曆史觀和社會價值觀集中反映在普京初期的治國理念中，具體體現在其對時代、階段、戰略、目標、方向、任務、手段、策略等問題的認識上。普京認為，在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社會裏是不可能有建設成就的，應當尋找能夠凝聚全社會的“俄羅斯思想”。俄羅斯新思想是一個合成體，它把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觀與經過時間考驗的俄羅斯傳統價值觀，尤其是與經過20世紀波瀾壯闊的曆史考驗的價值觀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普京的價值觀概括為“愛國主義是旗幟，強國意識是核心和支柱，國家主義是手段和動力，社會團結和穩定是基石”。
普京上台後明確提出了“強國富民”的口號。俄羅斯的目標是，保住自己有價值的東西，不丟掉肯定的成就，找到俄羅斯自己建設民主、自由、公正的社會和國家的道路。
普京提出，俄羅斯決不能簡單地回到過去，必須尋找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漸進改革道路，不能照搬別國的經驗，更不應照抄外國教科書。2004年普京高票贏得大選，蟬聯俄羅斯總統。在執政的5年中，他先後出台了一係列果斷而強硬的政治舉措：出兵打擊分裂勢力、維護國家統一；整頓聯邦秩序、恢複和加強中央權威；出台相關法律，強化政黨管理；打擊寡頭勢力，規範和控製傳媒；提倡愛國主義，凝聚國民意誌等。這些撥亂反正的政策和治理整頓的措施，適應了俄羅斯社會擺脫危機的現實要求，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治國理念和執政風格。普京表現出堅定的政治意誌和獨一無二的政治魅力，通過靈活而有效的政治手段和鬥爭策略，在穩定大局和恢複秩序方麵贏得了民心，取得了政治優勢。
今日俄羅斯社會的症結與其說是在經濟領域，不如說是在政治領域。因此普京首先從政治領域入手，出兵車臣、打擊分裂勢力、維護國家統一；出擊寡頭、整合傳媒秩序。他上台伊始，就宣布將與各財團、寡頭“保持同等距離”。幾個月之後，開始巧妙地分別出擊寡頭勢力，迫使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等財閥寡頭流亡境外，贏得了全社會多數人的讚譽。2002年，在普京的授意下，俄羅斯最大的國有控股公司天然氣工業公司出資將原來由古辛斯基私人控製的“橋傳媒”公司改組，實現控股。2004年10月，俄羅斯政府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和西方的壓力，由幾個強力部門聯合對俄羅斯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掌控的“尤科斯”（ЮКОС）石油公司進行查處，逮捕了霍多爾科夫斯基。之後，將囂張一時的霍多爾科夫斯基等人投入監獄，並且以偷稅、洗錢、詐騙等罪名幾次延長刑期。
2001年，普京敦促政府和有關方麵，開始對俄羅斯的老大難問題——自然資源壟斷行業進行改組。著手改組天然氣、電力、鐵路、運輸等傳統壟斷部門，在複雜利益爭奪和政治較量中，普京表現得十分穩重，步步為營，強調“行業改組要以社會利益為主，而不是以公司或公司領導人的意願為主”。2001年夏天，俄羅斯宣布成立國家統一的價格和收費委員會，防止壟斷部門自行定價。
普京多次強調加強政府對媒體的管控，對於與官方不和諧的聲音，當局開始采取行動，並迫使個別財閥寡頭放棄了對包括電視台在內的媒體的控製。在政黨製度方麵，普京多次呼籲建立成熟的政黨體製，逐步使俄羅斯形成三個或四個大黨的體製；推進行政改革、增強政治效率和執行力；推進司法改革及社會領域的改革。
3.西方的政治圍剿。普京執政以後，西方政要和媒體對俄羅斯進行了連篇累牘的批判。2005年2月，美國國務院正式表態，將停止對俄的援助。在美國眼中的“民主國家”，應該是一個聽從美國領導的、不對美國構成威脅的“乖孩子”。
2005年5月，普京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采訪時說，“民主是不能輸出的，民主是一個國家社會內部發展的產物。”在極力向俄羅斯兜售自由民主的同時，美國在民主問題上慣於使用“雙重標準”的手法也暴露無疑。親美的、美國扶持的國家輕易地被美國貼上“自由民主”的標簽。
麵對西方的批評和指責，俄羅斯針鋒相對，在政治和外交上積極開展與西方麵對麵的交鋒。普京多次與小布什在不同的場合就民主話題直接交鋒。俄羅斯政府也利用各種機會，通過國際傳媒闡明俄羅斯對民主問題的看法。
麵對來自西方愈來愈強的政治壓力，普京強調，俄羅斯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有權根據自己的曆史和國情決定自己的民主道路。普京提出，俄羅斯不去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但這並不意味著，俄羅斯的民主化之路陷入了停滯。他不止一次地對西方記者直言，與通過選舉人選出總統的美國選舉製度相比，俄羅斯通過不記名的全民直接投票選舉總統的辦法參與性更加廣泛、更加民主。
普京在政治思想上最重要的成果便是“主權民主論”。“主權民主論”的提法既是對西方兜售民主、發動“顏色革命”的回應，同時也表明要與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西化、民主化”和葉利欽時期的“寡頭式的自由”劃清界限，體現了以普京為代表的俄羅斯政治精英的思想共識。
俄羅斯專家認為，“主權民主”追求的不是一種特殊的民主形式，而是提出未來的政治發展方向，是保證長遠的發展條件。俄羅斯輿論認為，“主權民主”的思想體現了普京總統的政治哲學，就是在混亂後首先實現政治穩定，通過政治治理，完善體製，鞏固國家，而民主化要有序地進行。俄羅斯學者認為，在蘇聯解體後 20年，“主權民主”的概念首次明確回答了一直困擾俄羅斯社會的問題，即“我們是誰？從哪裏來？到哪裏去？需要建設一個什麽樣的社會”等。一些媒體提出，這是俄羅斯首次無須別人的教導，實現真正的思想上的獨立。俄羅斯圍繞“主權民主”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俄羅斯的“國際觀”和“時代觀”。時任俄羅斯第一副總理、國防部長謝•伊萬諾夫撰文，論述俄羅斯思想和未來俄羅斯的國際定位。
“主權民主”的提法反映了俄羅斯力爭俄式民主的權利和要求，也反映了俄羅斯與西方在民主問題上的差異和較量。這種爭論與較量有著很深的戰略考慮和文化根源。除戰略和道路上的差異外，無疑西方和俄羅斯在民主問題上的爭論還是意識形態和思想上的差異所致。
民主標準與發展困境
近兩年來，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俄羅斯各階層的社會不滿情緒也在增長。得到西方輿論支持的自由反對派勢力頻頻舉行遊行示威活動，他們喊出了“不要普京”的口號，矛頭直指普京。他們提出，普京實行的是強權政治，對於平息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混亂局麵起到了很大作用，而現代化和技術革新需要的是個人的自由、創造性和自尊心，因而俄羅斯要改變社會主義的製度、發展方式和道路，麵向西方走歐洲的現代化之路。普京總理對自由派的批評毫不留情。他幾次強調，自由派的目的就是借機重新掌權。
普京掌管俄羅斯後，政治上開展整頓治理，經濟上強化國家掌控，逐漸穩定了社會秩序。依靠幾年間巨額的石油收入，俄羅斯終於在15年後恢複了元氣，站穩了腳跟。在西方的打壓下，普京敢於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在國際事務中俄羅斯重新樹立了政治大國、軍事強國和能源大國的形象。
2012年12月12日，普京向議會發表第三次就任總統以來的首份國情谘文。普京說：“21世紀在全球經濟、文明和軍事力量的格局重新配置的背景下，俄羅斯應當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主權國家。我們不僅應當堅定不移地發展，同時也應當保留自己民族和精神的特點，俄羅斯民族不能迷失自己，俄羅斯永遠依舊是俄羅斯。”
2013 年，美國《福布斯》雜誌將普京選為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將他排在美國總統奧巴馬之前。2014年，由於普京果斷應對烏克蘭危機，敢於與西方較量，順利收回了克裏米亞，普京在俄羅斯社會的支持率也達到曆史高峰。
政治大國之夢
在2013年世界政治的賽場上，俄羅斯總統普京無疑成了一顆耀眼的明星。普京秉承“穩、準、狠”的一貫作風，在決策效率和領導能力上顯然更勝一籌。
“普京道路”正成為新時期俄羅斯立足於世界舞台最大的“政治品牌”。然而，俄羅斯能否再度實現政治上的大國夢，這不僅取決於“普京道路”的政治道義與核心價值，能否真正轉化為促進俄羅斯內部團結與社會政治整合的動力，而且取決於“普京道路”特有的政治發展力與競爭力能否帶領俄羅斯順利通過新時期的重重考驗。
俄羅斯近200—300年來首次真正麵臨淪為世界二流國家抑或三流國家的危險。經過8年、兩個總統任期的撥亂反正和勵精圖治，普京由一個勇猛果敢的政治“救火隊員”，逐漸成長為政治的中堅和全民的領袖。
普京通過鐵腕式的治理整頓，實現了俄羅斯社會的政治穩定，又通過提出“主權民主”，回擊了西方的政治打壓。如今，又重新唱響了振興俄羅斯的大戲。當然，俄羅斯未來發展的內外環境並不太平，掣肘因素很多，振興俄羅斯僅靠宏大的計劃和美好的目標是不夠的，齊心合力的團隊和精幹向上的官員幹部隊伍是普京成功必不可少的條件，否則俄羅斯的振興無疑將是普京一個人的獨舞。
2017年2月14日，據俄羅斯《觀點報》網站2月14日報道，俄羅斯輿情調查機構——列瓦達中心公布了一項民調結果。調查的問題是：“最近100年來，我國經曆了不同的國家管理體製，您認為，哪個時期俄羅斯的生活最好？”結果顯示，俄羅斯人選擇現階段即普京執政時期的公民最多（占 32%）； 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支持者略微少一些（占 29%）；認為1917年革命前和斯大林執政時期生活最好的公民均為 6%；選擇戈爾巴喬夫改革和葉利欽時代的公民分別僅占2%和1%。這是自蘇聯解體後，公民首次認為當下好於過去。從社會認知的角度來看，這一轉折非常重要。尤其是人們對當前生活質量給出正麵評價時，其實經濟沒有處在最佳狀態。相關統計數據和社會調查表明，當前俄公民的實際收入和消費水平均出現明顯下滑。”
2017年2月14日，美國作家莉薩·迪基在美國沃克斯網站刊登文章稱，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曆證明，普京在俄羅斯擁有強大的支持率。他在文章中說，在俄羅斯的三個月期間，他目睹了普京擁有的巨大的公眾支持。迪基得到的印象是：很多普通俄羅斯人堅信，普京已經讓俄羅斯變得再次偉大。
曾經夢想一步邁入西方式民主天堂的俄羅斯，在短暫的“自由民主之夢” 後驀然驚醒。曾經長期作為西式民主“小學生”的俄羅斯，在付出了蘇共垮台與蘇聯解體等沉重“學費”之後，並沒有實現對大多數人的民主，結果隻是“財閥當政和寡頭式的自由”：個人專權、寡頭政治、犯罪猖獗、黑手黨為非作歹、腐敗貪汙盛行。因此，普京當政後，俄羅斯當局痛定思痛、改弦易轍，力圖探求一條符合俄羅斯實際的“普京之路”。俄語中，“普京”這一姓氏，與“道路”一詞有著同樣的詞根。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決定探索一條屬於自己的“俄羅斯發展道路”。
為什麽俄羅斯人需要普京？俄羅斯有著自己的回答：因為他給俄羅斯人帶來了民族複興的夢想和自豪感，並使國人振奮精神，重新燃起對大國地位的強烈渴望。
俄羅斯人不會忘記，正是普京結束了葉利欽時代的內政混亂、經濟衰退及國際地位的下降，開辟了“普京道路”，俄羅斯人知道，普京之所以敢強硬地同西方國家抗衡，是因為他內心充滿重塑國家大國地位，重返先進國家之列的決心。俄羅斯人希望擁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一位有才華的領袖以及永不熄滅的造福人類的渴望。他們希望享有尊嚴和榮耀，他們拒絕平淡、毫無色彩的生活。普京就像一麵鏡子，他讓俄羅斯人看到了內心的渴望，因此他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普京之所以能征服俄羅斯人的心，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無私無畏，他敢於代表人民利益。在普京當總統期間，俄羅斯收獲了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增強以及人民的富裕。普京還打擊了靠國家大發橫財的寡頭，平息了民憤。
西方指責普京推行的是“可控民主”，但在俄羅斯人看來，普京象征著穩定、發展和秩序。他們認為，沒有“秩序”就談不上“穩定的民主社會”和“繁榮的市場經濟”。民主社會離不開國家實力，民主是一種建設性力量，不應該與國家精神背道而馳。
路線關乎命運，道路關乎存亡。近年來普京領導的俄羅斯與西方圍繞政治道路和民主問題而發生的激烈鬥爭，突出反映了國際政治領域思想和政治較量的險惡程度。普京陷入西方大國政治圍攻和輿論圍剿並非源自個人恩怨，這乃是冷戰後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折射和寫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顯然不喜歡俄羅斯的特立獨行甚至離經叛道，它們既害怕俄羅斯的重新“崛起”，又不滿俄羅斯“脫離西式自由民主模式”。因此，西方政要和媒體多年來對普京進行了連篇累牘的批判，而批評和醜化普京的目的，顯然在於妖魔化和瓦解俄羅斯。西方更願意看到一個衰弱、破碎的俄羅斯，他們極不希望俄羅斯重新崛起。
經過十多年磨煉，普京已經成為國際政治中的“柔道高手”，他以鮮明性格和獨特領導風格征服了俄羅斯，也常常成為世界輿論的聚焦點。西方國家一些人總在聲稱，俄羅斯在政治和國際影響力上已經淪為“二流國家”，在經濟上更是無足輕重。但普京領導著俄羅斯以突破西方重重圍剿的方式，努力塑造著自身政治大國形象，彰顯出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編輯 季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