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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Keeva Unz 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何造就了現代中國

(2025-01-23 05:51:06) 下一個
社會達爾文主義:被時代拋棄的主流思潮
邵鵬/文  2021-02-20 13:42
 
最早關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係統分析和梳理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曆史學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所著的《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Darwinism inAmericanThought)》一書。此書由霍氏的博士論文擴展而成,1955年甫一出版即引得洛陽紙貴,並獲得第二年(1956)的普利策獎。
 
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Darwin-ism)泛指在19世紀末期在西歐和北美一度流行的,一種將英國博物學家、地理學家和生物學家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中“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理念應用於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理論。雖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不同流派在誰是“適者”、社會如何實現“適者”的支配機製等理論細節上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通常認為在人類社會中,“適者”占有更多的財富和權力,“不適者(被淘汰者,弱者)”處於被支配的地位,符合進化論的思想,有其合理性。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被用來做為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威權和極權主義、人種優化理論、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以及階級矛盾等存在合理性的理論依據,其形象是非常負麵的。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礎是所謂的“達爾文主義(Darwinism)”,最初由英國生物學家、人類學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在他1861年所撰寫的書評中提出,用以代指脫胎於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思想的、關於進化或發展的一係列被泛化的概念。赫胥黎積極維護他所理解的達爾文學說,被戲稱為“達爾文的鬥牛犬”。但同時,赫胥黎又不嚴格遵循達爾文的科學思想,將提出的這個概念拓展到自然科學以外的領域。這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後來得以出現的原因。
 
進化論、道德和社會
 
 
社會達爾文主義一直存在一個道德上的爭議。達爾文的學說像是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他本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關於道德和同理心的討論,但他的理論也似乎證明了強權的重要性。達爾文的理論在今天看來畢竟具有曆史的局限性,浸透著馬爾薩斯和霍布斯式的思想。他本人曾經在《人類的由來》中曾寫道:“我們文明人……為智障、殘廢和病人建立避難所;我們為窮人立法;我們的醫療人士竭盡所能救助他人直到他們生命最後的一刻……所以文明社會中的弱者也可以繁衍。不會有豢養過動物的人質疑,這對於人類這個物種是有害的。”他也表達過與馬爾薩斯的理論類似的觀點,比如無法養活自己孩子的人,不應該結婚。達爾文把群體的觀念、家庭的道德影響和智慧的利己,作為道德行為的生物學基礎。
 
 
反叛者
 
19世紀末期,隨著工業化社會的發展,美國的社會問題逐漸變得嚴重起來:比如市政建設落後、政治腐敗等。其中勞資矛盾成為社會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在這種背景之下,美國在19世紀末期興起了社會福音運動。神職人員開始從過往專注於抽象的神學理論,轉向關注社會議題,開始批評工業化社會。這場社會運動又深刻地被自然科學家對社會思想的影響所影響。在這個過程中,神職人員接受了進化理論的觀點,認為社會的進步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當然,發展的目標還是基督教特有的:神的天國。隨著這個運動的發展,它越來越多的推動了市政的社會主義傾向,以及對於工業的管控。
 
 
社會達爾文主義與中國
 
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的緣起、演變和現狀已有諸多討論。普遍認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盛行,始於清末風雨飄搖的舊中國。在戰爭和外交中屢戰屢敗的國人忽然發現這個理論足以解釋祖國慘遭列強蹂躪的原因:優勝劣汰,落後的就一定挨打。這一理論的引進源自於嚴複所譯《天演論》。它譯自赫胥黎的書,講述的卻是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此後,舉國上下,都信奉強權和實力就是公理的邏輯,認為隻有在國力競爭中居於上遊者,才能實現複興,站在“食物鏈”的頂層。在當時革命者、思想家的論述中這種思潮十分常見,梁啟超是其中一例。他的《現今世界大勢論》中就認為18世紀盧梭所論的天賦人權學說必然讓位於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隻有強者才有生存的權利。如文中所述“……謂天下惟有強權,更為平權。權也者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賦也。”
 
這些革命者的思想,顯然與中國傳統價值觀中以“德行”為核心的教導相背離——這與當時知識界接納新學、反對傳統的風潮頗為貼合。在這種嶄新的價值觀下,德行的微弱作用全麵讓位於競爭力。對於國人這種認識,也有反思的聲音。美國巴克納爾大學教授、漢學家浦嘉瑉(1941-2019)的《中國與達爾文》一書中錄有如下一段孫中山先生於1912年的言論:“20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爭之新學說……此種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指出,固適於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然而身為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對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評價限於當時的科學認識水平,也無法從根本上對其進行否定。這種理論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安徽的一個年輕人為自己取名“胡適”,取“適者生存”之意。

Ronald Keeva Unz 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何造就了現代中國

https://www.unz.com/runz/how-social-darwinism-made-modern-china-248/

Ronald Keeva Unz (Sept 20, 1961) is an American technology entrepreneur, political activist, writer, and publisher. A former businessman, Unz became a financial software multi-millionaire before entering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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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the US Framing Its Cold War with China as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羅納德·基瓦·安茲(1961 年 9 月 20 日生)美國技術企業家、政治活動家、作家和出版商。安茲曾是一名商人,後來成為金融軟件領域的千萬富翁,之後進入政界。 1994 年,他以共和黨人身份競選加州州長,但均以失敗告終。2016 年,他又競選美國參議員,但均以失敗告終。他發起了多項投票提案,推動結構化英語浸入式教育,以及競選財務改革和提高最低工資。

安茲於 2007 年至 2013 年期間擔任《美國保守派》的出版商,自 2013 年以來擔任《安茲評論》的出版商和編輯,該網站自稱提供“美國主流媒體基本上不予接受的有爭議的觀點”。反誹謗聯盟批評《安茲評論》刊登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內容,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將其列為白人民族主義出版物。安茲還因資助 VDARE 和其他被指控為白人至上主義的出版物而受到批評。

早年生活和職業生涯

羅納德·基瓦·安茲於 1961 年 9 月 20 日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出生於一個猶太裔烏克蘭家庭。他的家人在 20 世紀移民到美國,在北好萊塢長大。他的母親是一名反戰活動家[8],獨自撫養兒子長大。安茲說,作為一個沒有父親的單親家庭的孩子,安茲的童年依靠公共援助,這讓他“感到尷尬和不適”。[8]

他就讀於北好萊塢高中,高三那年,他在 1979 年西屋科學人才選拔賽中名列第一。[7] 他就讀於哈佛大學,1983 年獲得物理學和古代史文學士學位。[6][9] 隨後,他在劍橋大學攻讀物理學研究生課程,並在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之後放棄了該課程。[8][9]

安茲在學習期間曾在銀行業工作,並為抵押貸款證券編寫軟件。1988 年,他在紐約市創立了華爾街分析公司,五年後將其遷至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托。[8][9] 2006 年,該公司被評級公司穆迪收購。[10]

政治生涯

安茨在 1994 年加州州長選舉中挑戰現任州長皮特·威爾遜,競選共和黨提名,但未獲成功。他以保守派身份競選較為溫和的威爾遜,並得到保守派加州共和黨議會的支持。他以 707,431 票(34.3%)排在威爾遜之後,位居第二。報紙將安茨的競選稱為“書呆子的複仇”,並經常引用他自稱的 214 智商。

寫作和出版

《美國保守派》和“亞裔配額”爭議
他是《美國保守派》的投資者,2007 年至 2013 年期間擔任其出版商。[37] 他還撰寫了關於移民、最低工資和城市犯罪等話題的評論文章。[16] 在一封泄露給《國家評論》雜誌的電子郵件中,編輯丹尼爾·麥卡錫寫道,昂茲表現得好像他是《美國保守派》的編輯一樣,並威脅說,如果該出版物的董事會不支持他而不是昂茲,他就會辭職。[38]

2012 年,昂茲在《美國保守派》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精英統治的神話”的文章。他認為,常春藤盟校持有不言而喻的錄取配額,為亞裔/亞裔美國申請者提供名額,類似於早期的猶太配額,而且猶太學生的比例比成績所表明的要高,他聲稱這是由於管理人員無意識的猶太偏見造成的。[39][40][41]文章稱,這些大學的“明顯偏見”可能歸咎於猶太管理人員。[42][43] 他關於亞裔配額存在的論點隨後在《紐約時報》的特別辯論專欄“常春藤盟校對亞裔配額的擔憂”中得到轉載。[44][45] 耶魯大學的學者對昂茨的招生分析提出質疑,他們認為他的數據“嚴重低估了亞裔美國人的比例”。[46] 白人至上主義者大衛·杜克稱讚了昂茨關於常春藤盟校招生的文章,他說這證實了哈佛大學“現在受到了強大的猶太人影響”。著名反猶太主義者凱文·B·麥克唐納 (Kevin B. MacDonald) 表示,這與他自己的觀點類似,即猶太人“與絕大多數非猶太裔白人美國人的價值觀不一致”。

Unz 檔案

Unz 還編纂了 Unz 檔案 (UNZ.org),這是一個可搜索的在線期刊、書籍和視頻集合,到 2012 年,它已收錄了 120 多種出版物的約 25,000 期,包括《美國水星報》、《文學文摘》、《調查》、《科利爾》、《今日馬克思主義》、《新政治》以及各種低俗小說和浪漫雜誌。Reason 的 Nick Gillespie 稱其為“互聯網上最偉大的檔案項目之一”。

Unz 評論

2013 年 11 月,Unz 推出了網站 The Unz Review,他擔任該網站的主編和出版商。

《安茨評論》自稱呈現的是“美國主流媒體基本上不予接受的爭議性觀點”。 安茨說,他主要發布已經發表的文章,“我甚至都不讀我發表的大部分文章,當然也不會編輯它們。我很忙。”美聯社將其描述為“左右兩翼觀點的大雜燴”,紐約時報則將其描述為“極右翼”。 反誹謗聯盟 (ADL) 在 2014 年稱,該網絡雜誌是“某些作家攻擊以色列和猶太人的渠道”。 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將其稱為白人民族主義出版物。2016 年,反誹謗聯盟的一名研究員表示:“我沒見過羅恩·安茨本人寫過任何反猶太主義的東西,但他確實為反猶太主義者提供了平台。”

2017 年,《安茨評論》受到公眾關注,當時前中情局特工瓦萊麗·普拉姆在推特上發布了專欄作家、反恐專家菲利普·吉拉爾迪在網絡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美國的猶太人正在推動美國的戰爭”,遭到批評。

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何造就了現代中國

https://cchere.com/article/3871945

“中原國家”的千年任人唯賢  作者:Ron Unz 翻譯 天堂風暴

“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人,然未嚐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任門地。唯四夷則全以氏族為貴賤。如天竺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為 貴種:自餘皆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陀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 肯歸之;庶性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

至今如此。”--------沈括,《夢溪筆談》,雜誌一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Ron Unz指出,現代中國人的高智商和成就,來自於隋唐以後中國人麵臨的嚴酷自然選擇和生殖選擇。隋唐以後,中國貴族完全消亡,人口絕大多數在法律麵前是平等 的,社會階層間流動性超過任何西方國家,包括現代西方國家;但與此同時,中國人口也達到了自然環境承載能力的馬爾薩斯極限,再加上重男輕女的文化使得女性 少於男性,導致自然選擇和生殖選擇的競爭異常嚴酷;隻有最勤勞、聰明的人,才能免於饑餓,並娶親留下後代;智商不夠或懶惰的人無法留下後代,他們的基因會 被淘汰。1000多年積累下來的結果,塑造了現代中國人獨一無二的特性。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取得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快的持續經 濟增長,經濟總量翻了40倍,很快就要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10億漢族中國人在一代人的時間裏就從耕牛和自行車發展到了汽車時代。中國教育上的 成就一樣令人震驚.2009年的國際學生測試(pisa)分數表明,上海(一個1500萬人口)的城市的絕對分數位居世界之首.中國其餘地方的分數一樣令 人讚歎------數億來自年收入不超過2000美元的農村家庭學生的分數,達到甚至超過了歐洲最發達和成功國家----例如德國,法國,瑞士的水平,更 是遠遠超過美國。

而這個成功故事僅僅是以前類似故事的延續。過去幾十年,中國血統的台灣,香港和新家坡,乃至白人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 和澳大利亞)的華人在教育和經濟上一樣非常成功。黃帝的子孫看來注定要對人類的未來產生巨大的影響。

盡管這些情況會讓20世紀中期的西方 觀察家感到震驚------當時,中國在世界上出名的是可怕的貧困和毛主義的狂熱,但對於100年前的思想家來說,則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至少對於A.E. 羅斯,美國最偉大的早期社會學家來說是如此。羅斯在其《改變中的中國》一書中,視角超越了當時中國的貧困,悲慘和腐敗,他預期了未來會出現一個技術上與歐 美並駕齊驅的現代中國。羅斯的觀點也被當時其他公共知識分子(譯者注:原文為publicintellectuals)所接受,例如羅斯洛普.斯托達德。 他預測,當中國從幾個世紀的封閉的沉睡中醒來時,將對歐洲人種的世界霸權產生挑戰。分布如此廣泛的中國人的成功的原因,在今天的主流西方媒體上很少有探 討。因為政治正確,他們不願討論特定種族和民族的特性,而更願意討論政治體製的影響。但是,雖然後者對經濟發展肯定是有影響的-----毛主義的中國在經 濟上成就遠不如鄧主義的,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人的成功涵蓋了很廣泛的異質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製。

數十年來,香港一直是全球最自由的市場經濟, 而新加坡則被李光耀及其社會主義傾向的人民行動黨的鐵腕控製著,後者建立了一個一黨製國家,政府對經濟有很大的指導和控製權力。但二者的人口絕大部分都是 華人,二者也都經曆了高速的經濟發展,完全擺脫了戰後初期的貧困,從一個遍地貧民窟的地方發展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台灣的華人人口更多,他選擇了中間道 路的發展模式,經濟上也一樣成功。

此外,盡管一直遭到種族歧視和欺淩,在美國的華人群體一樣成功,雖然在1965移民法案修改後他們的人 數增長很快。最近,美國最好的學生中的相當一部分是華人。不管是按客觀的數學奧林匹克競賽獲獎者分布來看,還是按更主觀一些的長青藤聯盟大學錄取率來看。 定量分析,結果會更讓人吃驚:盡管美國每年中學畢業生中僅有1%是華人,但通過姓氏的分析可知,美國成就最高的學生中有15%是華人。這個比例是美國猶太 人-----白人中表現最好的種族群體的4倍。

中國人,不管在世界哪裏,不管經濟和社會體製如何,似乎都能適應

這些情況美國6、 70年代的知識分子根本沒有一個人預料到;而今天的美國知識分子一樣缺乏認知他們所麵臨的劇變的能力。他們短視的最好例子就是發展經濟學家 DaronAcemoglu和JamesRobinson的著作。這兩位對於中國快速崛起的簡單討論僅限於將這個事情描述為短暫的幻象,並斷言中國很快就 會崩潰,因為其體製和他們所推薦的原教旨自由市場經濟不一樣。中國政府對經濟決策的指導導致其必然完蛋,雖然目前看不到任何中國要完蛋的跡象;而美國高度 金融化的經濟必然會走向成功,盡管失業嚴重、增長低迷。按照他們二位的說法,所有國家的成敗都取決於其政治經濟製度,而中國選擇了錯誤的製度,所以其失敗 是必然的。

也許這些學者是對的。也許中國的經濟確實會像他們預測的那樣崩潰。但是,假如這沒有發生,而過去35年的趨勢在未來又保持了 5-10年,那麽,我們就應該從那些被遺忘的、曾經成功預測過這些的思想家那裏尋求解釋了----例如前述的羅斯或斯托達德。盡管日本入侵、長期的內戰加 上毛主義帶來的經濟災難把他們預測的事情推遲了1、2代人,但排除這些不可預測的因素,他們對中國潛力的分析非常有遠見。例如,斯托達德帶著讚賞的口氣引 用了維多利亞時代查爾斯.皮爾森教授的預言:“難道有人會懷疑,未來的中國會從其煤礦中獲得廉價燃料,利用鐵路和蒸汽船獲得廉價的運輸,並建立技工學校來 發展其工業?當那一天來臨時,中國會從英國和德國手裏奪去世界市場,特別是亞洲市場”

艱苦環境塑造出來的人民

100年前,西方的 知識界和今天完全不同,有著完全相反的學說和禁忌。而那個時代的精神也對知識分子有強烈的影響。民族性學說當時占有統治地位,幾乎被所有人接受,也被用於 分析所有問題,不管是歐洲還是非歐洲的人種。對於中國人,當時普遍的看法是他們的民族性被上千年的有組織社會和中央集權政治體製所影響,這兩點在世界上是 獨一無二的。實際上,盡管會有短時期的政治分裂,但東亞的羅馬帝國從未滅亡,也沒有1000年的野蠻、經濟崩潰和技術落後。

但在消極的一 麵,巨大的人口增長最終超過了中國極其高效農業所能維持的水平,使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處於馬爾薩斯饑荒的邊緣,這被認為塑造了中國人的特點。例如,斯托 達德帶寫到:“千百年來,這片承載能力達到極限的土地,對中國人進行了嚴酷的自然選擇。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距餓死隻有一步之遙。因此,當他們進入到更寬 鬆的環境時,中國人的工作能力會讓其競爭者感到難以接受。”斯托達德引用了很多著名觀察家的描述,包括西方的,也包括中國的,來證實他的這個說法。相比之 下,羅斯的分析更加客觀、科學,沒有斯托達德那麽文藝範;但他的觀點和斯托達德差不多。他在關於中國人的著作中,專門有一章“在中國的生存鬥爭”,長達 40頁,包含很多中國人日常生活中令人過目難忘的悲慘細節。

20世紀下半葉以來,意識形態讓美國知識界不願意承認,千百年不同的生存環境 會給一個民族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但隨著新千年的到來,這種觀點開始重新進入知識界主流。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是格裏高利.克拉克所著的《告別慈善》。在這本 出版於2007年的引人入勝的著作中,克拉克分析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深層起源。而且他的這個分析得到了知識精英的稱讚,《紐約時報》的經濟專欄作家泰勒.柯 文說這本書是“經濟學界的重磅炸彈”,而伯克利的經濟學家布拉德.德隆則稱讚此書“才華橫溢”。

盡管克拉克分析了很多不同的因素,但最吸 引眼球的部分,是關於英國人基因變遷的分析。通過仔細分析中世紀以來不同階層英國人的遺囑,克拉克發現,過去幾百年,富有的英國人留下的後代比貧困者留下 的要多很多,前者後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其原因估計是富裕者可以在更年輕的時候結婚,而且他們所享有的更好營養條件和生活水平降低了他們的死亡 率。確實,這一時期英國普通人的生活極其困苦,接近馬爾薩斯極限。因此,最貧窮的英國人甚至無法生育,他們(及他們的基因)逐漸被向下流動的更富裕者的後 代所取代。因為獲取和積累財富至少部分取決於勤奮、審慎以及工作能力等(先天)性狀,所以克拉克指出,這些性狀逐漸在英國人口中擴散,為後來英國的經濟成 功提供了人力方麵的基礎。

先不考慮克拉克的觀點能否成立------經濟學家羅伯特.C.艾倫對他這個觀點提出過非常強大、也非常有說服 力的反駁,但克拉克的理論架構至少是合理的。盡管克拉克的分析和斯托達德、羅斯等人對於中國的分析在風格上有很大不同,很多分析中使用的定量指標也不一 樣,但他們總的思路還是很接近的。因此,我們有必要考慮一下,克拉克的分析是否適用於中央王國的居民。很有意思的是,克拉克自己花了幾頁來考慮這個問題, 並得出結論,和英國不同,富裕中國人的生育率並不比貧窮的中國人更高,因此不會出現類似的現象。但克拉克並非中國曆史專家,他的分析數據僅限於中國王朝宗 室的出生記錄,對更廣泛的一般人口毫無代表性。實際上,對中國曆史材料更仔細的分析顯示,經濟情況和家族的大小有強烈的相關,而且在中國,這個相關係數比 英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大,都要明顯。

此外,中國傳統社會的一些特色也維係甚至加強了這種相關性,這是獨一無二的,不管是歐洲還是其他地 方的社會都沒有這樣的特色。中國實際上是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也是存在時間最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這對於現代中國人的塑造有很重要的影響。

傳 統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

中國社會很突出的一點就是其穩定性和持久性。從隋唐以來逐漸建立起來的官僚帝國一直維持到1948年(譯者注:原文如 此)tg革命成功,在此期間,一套穩定的社會和經濟體製控製著中國,定期改變政府上層的王朝更替及軍事征服對這個體製隻有很輕微的影響。這個體製最核心的 一點就是用按照能力選拔的文官替代了地方貴族,這些文官是通過競爭性考試選拔出來的,其權力來自於中央政府。本質上,中國比歐洲早1000年消滅了世襲封 建貴族及相應的社會製度,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皇帝及宗室之外所有人在法律上都平等的體製。

競爭性考試帶來的社會影響非常巨大,他決定了誰能 進入中國的統治精英階層;而在近代以前的歐洲,這完全是由血統來決定的。不同的體製給各國的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法國和德國的貴族會將他們的血緣追溯到 查理曼或巴巴羅薩時期的祖先,並記錄其後他們家族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興衰;而在中國,成功的家族則是炫耀他們祖先連續幾代高中進士、以及相應獲得的政府官 職。盡管歐洲有不少講述充滿英雄氣概的平民如何通過他們為國王的效勞而進入貴族行列的浪漫童話,但在法國大革命以前,這些故事也隻是童話而已。但在中國, 即使是最顯赫的世家也是由普通農民發跡的。

中國不僅是第一個利用競爭性考試選拔人才的民族國家,而且,世界其他地方的競爭性考試,恐怕也 都是起源於中國。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在18、19世紀的文官製度是模仿中國建立的,已經是學術界共識了;而最新的曆史研究則顯示,歐洲大學的入學考試及畢 業考試製度(比如,最早的歐洲大學考試,劍橋大學數學學位考試)也是如此。筆試,就和筷子一樣,是最純粹的中國發明。

因為中國人在過去 1500年通過考試來分配權力和影響,有人猜測,考試能力不僅在文化層麵,而且在基因層麵都已經內嵌成為了中國人的特性。但是,盡管這種猜測可能包含一些 真實的成分,其影響卻不會太大。因為在這一曆史時期,中國人口一直是數千萬級別的,從公元900年的6000萬一直增長到1850年的4億。而通過科舉考 試,獲得進士的人數通常每年不到100人,即使在最高峰的宋朝,也不過是每年200多人。即使我們將更低級的舉人包含進來,總人數恐怕也就是幾萬人左右, 不會超過總人口的1%。相比通過當工匠、商人謀生的中國人,以及占壓倒多數的農民,他們的數量微不足道。通過考試選拔統治精英在文化上有巨大的影響,但在 基因上的影響則可以忽略。

同樣的困難使得我們難以將格裏高利.柯克蘭和亨利.哈本丁對歐洲猶太人高智商的分析應用的中國上。歐洲猶太人是一小群生 殖隔離的人群,從事的職業集中於商業和金融,這些職業會產生對高智商的自然選擇,而他們和其他沒有受到類似自然選擇壓力的人群又缺乏基因交流。相反,沒有 證據表明,中國成功地商人或文人不願與一般人口通婚,而一定程度的通婚會很快稀釋掉從事商業或讀書產生的選擇壓力帶來的影響。因此,我們若要用克拉克的理 論來分析中國,我們就必須將分析目標鎖定在中國的農民身上-----在曆史時期,他們占中國人口比例始終在90%以上。

沒有貴族、不分階 級

實際上,盡管西方觀察者喜歡將注意力集中於中國可怕的貧困上,中國傳統社會有很多很罕見、甚至是獨一無二的特點,對中國人的特性產生了深遠的影 響。最重要的一點,恐怕就是沒有血緣貴族,和高度的階層間流動性。

法國大革命1000年前,中國的封建主義就結束了。幾乎所有的中國人在法律麵前 都是平等的。“士紳”階層------那些通過科舉的人,享有一定的特權,而“賤民”----奴仆倡優等,則受到歧視。但這兩個階層的人數都很少,都小於 總人口的1%。而“庶民”------上述兩個階層之外的其他人,包括農民,則享有完全的法律上的平等。

但是,這個法律上的平等並不意味 著經濟上的平等,而在社會所有角落都存在劇烈的貧富梯度,或者說貧富落差,即使在最小、最同質的村鎮中也是如此。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將中國農村人口按 照財產和“剝削收入”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雇農;在饑荒的年份,財富的差距通常就意味著生存和死亡的區別;但是,所有人都承認,不同階層間的區分 是純經濟性的,地主失去土地就會變成貧農;而一個貧農如果能發財,就能成為地主。Tg在政治鬥爭中,宣稱地主和富農占有總人口的10%,卻占有70%到 80%的土地;而貧農和雇農占人口絕大部分,卻隻占有土地的10%到15%。中立的觀察者一般認為這些數據出於宣傳目的有所誇大,但和嚴酷的現實相去也並 不算遠。

法律上的平等和經濟上的不平等,製造出了曆史上最極端自由市場經濟;不僅在中國的城市如此,在居住著絕大多數人口的中國廣大農村更是如 此。財富最基本的形式土地,可以自由地出售、購買、出租、轉租或抵押;貨幣貸款和借糧都很普遍,特別是饑荒時期,高利貸是正常現象,利息可超過10%的月 複利。在極端情況下,子女和妻子都可能被出售換取現金或食物。如果沒有親友幫助,沒有土地或貨幣的農民會很快餓死。與此同時,較為富裕的農民的農業生產則 是高度商業化和市場化,經常會出現很複雜的契約。

幾百年來,中國一直有極高的人口密度,在1850年前,中央王國的人口就從6500萬人 增長到了4.3億以上,這使得幾乎所有的土地都得到開墾。盡管中國在18世紀是完全的農業社會,但1750年的山東省人口密度是荷蘭的兩倍,而荷蘭是當時 歐洲城鎮化水平最高、人口最密集的國家。而在工業革命早期的英格蘭,其人口密度隻有江蘇省的五分之一。

中國的農業生產一直很高效,但在 19世紀,中國的人口終於超過了其農業在當時技術和經濟條件下的絕對承載能力。人口增長已經由於高死亡率(包括嬰兒死亡率)、營養不良導致的低生育率、疾 病以及周期性的饑荒(通常會導致5%的人口死亡)而停止。就連漢語都開始將吃飯作為頭等大事,像“吃了麽”就成為了日常問候語。

中國社會 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使得緩解這種人道災難很困難。同時期的歐洲貧民,不論男女,結婚都很晚,或幹脆不結婚。但對於中國人來說,早婚和建立家庭是他們生活的核 心。孟子說過,“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確實,結婚和生孩子被認為是成年的標誌。此外,隻有兒子才能傳宗接代,保證一個人及其祖先能獲得祭祀,而作為對意 外災難的保險,兒子不能隻有一個。更現實的考慮則是,嫁出去的女兒會成為她丈夫家的成員,隻有兒子能提供養老。絕大多數農業社會的價值觀都包括孝順、婚 姻、家庭、子女這些,並且在最後一項上都重男輕女,但中國傳統社會中,這些價值觀似乎特別強勢,成為生存以外最主要的目標。在嚴酷的貧困生活條件下,有時 候需要作出很艱難、很殘忍的決定;殺害女嬰(包括因為照料不周的隱性弑嬰)成為窮人控製人口的主要手段,使得適婚年齡女性比男性少15%到20%。因此, 對於女性的生殖競爭非常激烈,絕大多數女性在20歲以前都結婚了。這就產生了一個龐大且穩定增長的人口,隻受到馬爾薩斯三騎士(戰爭、瘟疫和饑荒)的限 製。

出色的向上階層流動性,以及無情的向下階層流動性

絕大多數中國人口可能都是貧困的農民,但對那些有能力、也有運氣的農民來 說,進入更高的階層是有相當的機會。村鎮中較富裕的居民可以讓他們的孩子接受古典教育去參加科舉。如果一個小地主或富農的兒子足夠勤奮,也足夠聰明,那他 就有機會通過科舉,獲得政治權力和財富。對明清時期的進士家庭出身記錄的分析,表明當時中國社會的向上流動性可以秒殺任何西方社會,不管是前現代的西方社 會還是現代西方社會。超過30%的中舉者來自平民家庭-----平民家庭是指三代以內沒有人擔任過官員的家庭。在更早的宋朝,這個比例一度達到過84%。 自劍橋大學建校以來,幾百年間,其錄取新生中的相應比例從來都是遠低於這個數字的;美國的長青藤聯盟高校的情況恐怕也是如此。與此同時,向下的階層流動性 也是非常強的,即使對於最顯赫的家族也是如此。明清600年間,每一代的統治精英家族中,隻有6%來自上一代的統治精英。

現代西方社會的 基礎原則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儒家的傳統中國社會則是完全相反,認為人生來就是有差異的。但在現實中,後者似乎能更好地實踐前者的意識形態目標。拓邊時 代的美國也許會產生出生於小木屋裏的總統的傳奇,但幾個世紀以來,中央王國的統治文官中的相當一部分都是確實來自於農村的稻田裏的,這對於法國大革命以前 的任何歐洲國家都是難以想象的;在法國大革命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也是如此。傳統中國社會中,上升進入政治統治精英的機會是非常可觀的;但更重要的是是 足夠勤奮和精明的農民可以在進入經濟上更富裕的階層。很諷刺的是,這種向上的階層流動性的最好的一個例子,就是tg領袖毛澤東提供的,他在回憶他父親如何 由一個沒有土地的貧農變成富農時候講述道:“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隻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 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攢積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擔穀。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擔——即 每人七擔左右——這樣每年還有二十五擔剩餘。我的父親利用這些剩餘,又積蓄了一點資本,後來又買了七畝地,這樣我家就有‘富’農的地位了。那時候我家每年 可以收八十四擔穀。當我十歲家中隻有十五畝地的時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親、母親、祖父、弟弟和我。我們又買了七畝地以後,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個弟 弟。可是我們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擔穀的剩餘,我的父親就靠此漸漸富裕起來。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就開始做販運穀子的生意,賺了一些錢。他成了‘富’農 之後,就用大部分時間做這個生意了。他雇了一個長工,還叫孩子們和妻子都到地裏幹活。我六歲就開始幹農活了。我父親做生意並沒有開鋪子,他隻是從貧苦農民 那裏把穀子買下來,然後運到城裏賣給商人,在那裏得到個高一些的價錢。在冬天碾穀的時候,他便多雇一個短工幹活,那時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飯。我家吃得很儉 省,不過總是夠吃的。”(譯者注:以上這段直接引自《西行漫記》,第四篇“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的第一章“童年”,一九三八年上海複社版譯文)

毛 在講述時,絕沒有將其父親社會地位的上升在任何意義上視作不平常的事件;他的父親很明顯幹的不錯,但毛出生的地方恐怕有很多其他家庭也是在一代人的時間裏 就改善了自己的經濟情況。這種高速的社會流動在任何一個封建社會或有鮮明階級劃分的社會都是不可能的,不管在歐洲還是世界其他地方。但是,農民擁有向上流 動性的反麵就是更大的向下流動性壓力,這個壓力非常巨大,在塑造現代中國人的影響因素中,恐怕是最重要的。每一代人裏,少數幸運並且有能力的人可能向上流 動,但更多的人則向下流動,而最底層的家庭則完全消失。傳統中國社會的農村是一個麵臨巨大向下流動壓力的地方:每一代中國人中,絕大多數的生活都比其父輩 更貧困。

25年前,這種向下流動的壓力為曆史學家愛德溫.莫斯所證明。他在這方麵的論文很少得到關注,原因可能是70年代的政治氣候使得 讀者不願意麵對他的論點會引申出的一些政治不正確的結論。在很多方麵,莫斯對中國人口基因變遷的分析和克拉克多年以後對英格蘭的分析不謀而合。他指出,中 國農村,隻有較富裕的夫婦的兒子娶得起親,因為對女嬰的弑嬰使得適婚女性數量始終比男性少15%左右。因此,農村中最貧窮的人群根本無法繁殖下一代,並且 經濟情況越差的階層,其生育率就越低(因為營養不良),嬰兒死亡率就越高。與此同時,富裕的人可以娶多個妻妾,留下多個孩子。因此,每隔一代人,最貧窮的 人的基因就會消失,而不那麽富裕的階層人數會減少很多;他們的生態位被向下流動的高生育率的富人的後代所取代。

這個現實對於農民自身來說 一樣明顯,莫斯記載了很多這方麵的例子,比如,一位農民說過:“我們這個村子裏,怎麽可能有人是窮三代呢?如果一個人是窮人,那他的兒子就娶不起親;而如 果他的兒子娶不起親,怎麽可能有第三代呢?” 因為女性數量較少,所以始終存在著一大批娶不起親的男人。這包括絕大多數雇農。最貧困的家族無法為自己的兒子娶親,最終絕嗣。下一代的窮人則來自破落的中 農、富農或地主的後代。

經濟處於最底層的家庭的兒子有很多已經過了婚齡還沒有結婚,限製了家族的大小。WongMi(譯者注:原文如此, 不知中文原名是什麽,下同)就是一個例子,他已經23歲了,他的父母都60多歲了,但他的家庭隻能租得起一英畝的土地,娶不起親,他和年邁的父母生活在一 起,他們家庭一共就三人。WongChun則是一位40多歲的無地雇農,他的情況和10多年前一樣,當時他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現在他的父母都去世了,他一 個人生活。在這個村子中,有15個家庭的獨子沒有結婚。

正如前麵所指出的那樣,Nanching村有20個家庭沒有任何土地,處於最底 層。他們中的少數租土地進行耕種;但大部分則連農具、化肥和種子都買不起,因此是出賣勞動力的雇農。通常,他們每年能獲得1000斤的糙米;如果他們沒有 房子,也可以獲得住所。這個收入比他們租種土地獲得的或許高一點,但在沒有其他雇用收入的情況下,不足以支持更大的家庭。因此,他們絕大多數都沒有結婚, 而無地農民中,未婚男子的比例最高。WongTu En,一個為富農幹了10年的雇農,已經50多歲,仍然是光棍;村裏還有很多類似他這樣的。他們是村裏其他人嘲諷和同情的對象,後者的生活以家庭為中心。 此外,中國農村的向下流動壓力還被“分家”傳統所強化。和歐洲的長子繼承製不同,中國的財產均分給所有兒子。

如果家族財產全部或大部分傳 給長子,那麽一個相對富足的家庭可以一直傳承下去,除非繼承人太過廢物,或者運氣太差。但在中國,富人會盡力生多個兒子,因此繼承時存在多個男性繼承人, 所以富人的兒子繼承財產以後,其財產隻有父輩的幾分之一。因此,除非他們能擴大他們繼承的財富,一個生育率較高的富裕地主的後代會很快變成中農,然後是貧 農。所以,若一個富人的財富來自好運,或者其他後天獲得的性狀,而非基因遺傳,他們的財富會很快消散,他們的基因會很快被移除。

經濟上成 功的家族要想維持他們的地位,每一代成員都必須從土地或他們的鄰居那裏通過智慧、敏銳、勤勞和堅韌來擴大自己的財富。對於錯誤判斷或不夠努力的懲罰,就是 基因被淘汰。正如一個美國觀察家威廉.辛頓所描述的那樣:“安全愜意的生活、社會地位以及悠閑娛樂,是在一片驚人貧困和饑餓的汪洋大海中的孤島;這些貧困 和饑餓隨時可能淹沒,一個放鬆努力或沒有榨取最後一粒稻穀、最後一個銅板的家庭。不繼續變富就要變窮,而變窮的結果就是死亡,或者至少是家庭的解體” 但是,在有利條件下,成功地家族可以一代一代地擴大規模,直到淘汰、取代了其不夠有競爭力的鄰居;這樣成功的家族後代最終可以成為一個村子全部居民。例 如,一對貧窮的楊氏兄弟以雇農身份來到某地100年後,他們的子孫發展到了80-90個家庭,有兩個村子的居民完全是他們的後代。在一個廣東村子,一個黃 姓商人家族逐步擴散並獲取土地,最終取代了其他居民,直到當地74%的人口都是來自其家族的------其家族中成員有富裕的,也有貧困的。

關 於中國人的預測,以及美國意識形態

在很多方麵,我們利用曆史和社會學資料描述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地區環境如何塑造其居民特質的完美例子。即使在 前述嚴酷的社會選擇開始前上千年,中國就已經成為世界上經濟和技術最發達的文明了。之後,6-7世紀時期建立起來的社會經濟體製基本沒有太本質的變化,中 國一直是一個有秩序和法律的社會,任何不願遵守規則的刁民都會被無情地剔除。在這1000多年裏,人口過剩的給每個家庭的生存都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而強大 的文化傳統又逼迫人們生孩子,特別是兒子,即使這會帶來下一代的貧困。農業生產效率很高,但需要有辛勤的耕作才行;而農民需要作出的經濟決策非常複雜 ----如何管理土地,播種哪種作物,以及投資決策等;中國農民麵臨的決策問題,比世界其他農業區的農民或農奴所麵臨的都要複雜很多;而正確或錯誤決策帶 來的後果是兩個極端,或是自己基因取代別人的基因,或是被別人的基因取代。中國人口的巨大數量以及文化上的同質性,導致任何有利於生存的新東西都會很快地 擴散,這“新”包括物質技術上的發明,也包括基因上的變異。

必須指出,雖然商業能力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農民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但這方麵的 選擇壓力和世界其他地方商人階層(例如歐洲猶太人或印度帕西人)所麵臨的是完全不同的。後者所占據的社會地位是高度特化的,要成功,隻需要敏銳地商業感覺 和機智的頭腦就足夠了。但在中國農村,即使是較富裕的居民,大部分時間也要和家庭成員以及雇農一同參與體力勞動。成功的農民固然需要較高的智力,但除此之 外,還需要能吃苦、有決心、有毅力,以及其他生理上的一些性狀,比如不怕受傷、食物消化效率高等。因為選擇壓力是如此複雜,所以相對隻有一個單一性狀決定 生存概率的情況下,任何一個性狀擴散的速度都會比較慢;但中國幾個世紀以來人口一直是世界第一,並且社會經濟體製基本穩定,所以這選擇壓力對基因還是會產 生明顯的影響。

如此強大的選擇壓力肯定也會在不同層麵上都產生影響;例如,文化層麵。因為文化“軟件”比基因“硬件”靈活很多,變異也快 很多;要把不同層麵的影響區分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要說上千年嚴酷的選擇壓力,在基因硬件層麵沒有產生任何影響,顯然也不合理;然而,二、三代人以 來,西方學術界主流出於政治正確,一直堅持這一教條。

很多時候,要發現意識形態給自己思維帶來的盲點,最好的辦法就是認真考慮和研究一下 那些意識形態和自己不同人的觀點。對於西方社會而言,就是考慮研究一下8、90年前我們知識界的先輩的觀點,感謝互聯網,現在我們能很方便地研究他們了。

應 當承認,有些時候,這些先輩的觀點太過天真,也太過想當然;然而在更多的時候他們的分析是符合科學方法、也是很有洞察力的,對於今天西方知識界的偏見是一 個很好的矯正。在一些特定的問題上------比如對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經濟發展軌跡的預測上,他們的預測比他們的後輩(過去50年的西方知識分子)都要準 確很多。這應該足以讓我們認真考慮一下他們的觀點。

這方麵,有一個很諷刺的例子,就是芝加哥大學的人類遺傳係的藍田教授,他是一位華人。 幾年前接受采訪時,他無意中提到,中國人遵守規矩的性格來自於過去2000年中國政府不斷的將有反骨傾向的人清除掉;這個觀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被認為是 很正常和合理的;除了在過去50年的西方國家以外。就在接受這個采訪以前,藍教授發現了可能對人類智商有影響的基因,並發現他們在不同種族中的分布頻率是 不同的。但他的這一研究結果激起了被西方政治正確洗腦的衛道士們的義憤,最終,他決定放棄這個方向的研究。

但是,在美國的華人科學家雖然 願意遵守美國意識形態定下的規矩,在中國的科學家可不會如此。所以,北京基因組研究所現在已經成為世界領先的人類基因研究機構,也就不那麽令人吃驚了。雖 然美國研究機構投入了幾十億美元,但他們的研究受到政治影響,很多領域是禁區。

冷戰期間,蘇聯政府在很多科研領域投入巨資,但最終一無所 獲,這是因為他們的很多科研必須服從錯誤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所幻想的世界和真實世界的巨大差距,注定了蘇聯必然滅亡。美國的領導人應該吸取這個教訓,不 要讓錯誤的教條給我們的國家帶到類似的命運上去。

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何造就了現代中國

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何造就了現代中國 “中原國家”的千年任人唯賢 作者:Ron Unz   鄧小平於1978年啟動改革以來,30年間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經濟規模以人類曆史上最快的速度翻了40倍,目前蓄勢待發,即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十億華人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裏,將自己的經濟生活從用牛耕作、騎車出行,提升到汽車即將普遍走入千家萬戶。 中國人的學業成就也同樣驚人。
 
根據2009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的測試結果,上海(總人口1500萬的大都市)學生雄踞全球之冠。1 中國其餘地區的PISA結果顯示,那些地區的學生的優異表現也相差無幾,中國廣大農村數以億計的學生(大多出自年收入低於2000美元的農民家庭)的平均成績足以與歐洲最發達國家(如德國、法國、瑞士)的學生相匹敵,甚或超過,與美國比較更是遠遠勝出。2 在上一代,鄰近中國的多個小型華人國家或地區(比如台灣、香港、新加坡)也取得了類似的經濟和技術成就。而在以白人為主導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規模較小的華裔少數族群同樣取得了巨大的學術和社會經濟成就。中國大陸不甘示弱,尾隨其後,取得了上述成就。黃帝的子孫看來注定要在人類未來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對於20世紀中葉的西方人來說,他們更加熟知的是中國的赤貧與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狂熱,故而中國新近的這些成就可能會令其吃驚,但對於100年前的傑出思想家來說,它們就遠不是那麽出乎意料了。當時的很多人都曾經預言,中國終將重新躋身一流大國之列。比如美國早期最偉大的社會學家之一A.E. Ross就曾在其著作The Changing Chinese(變化中的中國人)中忽略彼時中國的貧窮、痛苦、腐敗,而把目光投向了未來的現代化中國,預測其科技實力將足以匹敵美國及歐洲領先國家。當時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廣泛讚同Ross的觀點,比如Lothrop Stoddard就預言,中國若從長達幾個世紀的沉睡中醒來,則必將對歐美國家長久以來享有的世界霸權構成挑戰,而這一天也不會太遙遠。 中國現下取得的廣泛成功的可能根源,在當今西方的主要媒體上鮮見深入探討。這些媒體傾向於避開對華人民族特點的關注,而對其機構體係、政府形式更感興趣。不過,盡管後者的作用顯然至關重要(比如在經濟成就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顯然要遠遠遜色於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我們需要記住,中國人的上述成功故事所發生的社經/政治製度等背景多種多樣,並不是單一的。 舉例來說,數十年來,香港擁有世上最為自由的市場之一,其經濟體係接近於毫無政府幹預的純自由主義狀態;而與此同期的新加坡則處在李光耀及其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人民行動黨的嚴密控製之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政府的指引與控製隨處可見。但兩地的人口均大多是華人,兩地也都經曆了幾乎齊頭並進的快速經濟發展,均在50年間就從戰後的一片破敗淒涼、處處難民窟的景象,迅速轉變為全世界最為富裕的地區之一。台灣的華人人口更多,它走的是中庸的發展路線,同樣取得了類似的經濟成就。 在美國,盡管華人經曆了長久的種族歧視與虐待,但那裏的小型華人群體現在也同樣興旺發達,華人人數甚至在1965年移民法案通過後快速增長。近年美國的頂尖學子中,無論是按客觀標準,比如在奧林匹克數學競賽或英特爾科學大賽中獲獎的比例,還是按較為主觀的標準,比如常青藤學院的入學率,華人均占了相當數量。從具體數字來看就更加驚人:盡管美國每年的高中畢業生中僅有1%是華裔,姓氏分析表明華人在尖子生中的比例占到了近15%,這一數字是猶太裔美國人(學業表現最佳的白人族群)所占比例的4倍多。3 在世界各地,無論來自什麽經濟製度和文化背景,華人似乎都在繁榮興盛。 20世紀60年代或70年代美國的頂尖學者幾乎無一人能預見這些新形勢,而其後繼者盡管就生活在這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卻同樣沒能認清形勢。學者有多鼠目寸光,於首屈一指的發展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及James Robinson的著作中可見一斑。其著作中對中國經濟升至世界主導地位的描述著墨不多,且認為這種繁盛不過是曇花一現,很快便要曲終人散,僅僅因為中國遵循的機構體製與兩位作者所推薦的“超級自由市場新自由主義”大不相同。4中國政府在引導經濟決策方麵卷入過深,故而必將失敗,雖然所有證據都截然相反;而美國高度金融化的經濟必將成功,盡管我們的失業率高企,增長乏力。按Acemoglu和Robinson的看法,國際間的競爭成敗取決於政府體製,由於中國現有體製不對,故而必將失敗,盡管現在似乎沒有任何失敗跡象。 也許這些學究會被證明是對的,中國的經濟奇跡將如他們所預測的那樣土崩瓦解。但如果這種事情沒有發生,假如過去35年間一直持續的國際趨勢再繼續維持5到10年,那我們就應該轉而向那些久已為人遺忘的思想家(如Ross和Stoddard這樣的個人)尋求解釋:他們實際已經預見了我們今天所經曆的世界發展形勢。日本侵華、二戰、內戰致使中國蒙受大範圍破壞,隨後毛澤東思想又帶來了經濟上的破敗,這些使先賢預測的中國崛起向後推遲了一兩代人,但除去這些意外,他們對中國潛力的分析看來極具先見之明。比如,Stoddard曾心有戚戚地引用了維多利亞時代的Charles E. Pearson教授的預言: 終有一天,中國將從其煤礦中開采出廉價的燃料,用鐵路和輪船實現廉價的交通運輸,設立技術學校,發展工業,而這一天已近在咫尺了。對於這一點,有人懷疑嗎?不管那一天何時到來,到時,中國將從英國和德國手中,奪走世界市場(特別是全亞洲市場)的控製權。5 困境鑄就的民族 與今天相比,百年前的西方學術界相當不同,具有與當今截然相反的信條和禁忌,其時代精神也自然給當時的領頭學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跡。種族主義——即認為“不同民族所經曆的獨特曆史,往往會給該民族留下與眾不同的內在特質”的觀點——在那時占據主導地位,幾乎人人均將其奉為真理,並加於歐洲人及非歐洲人頭上,有時所用方式相當粗暴。 對於華人,當時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央集權式的中國社會在長達數千年間保持基本穩定而有序,在世界各民族中堪稱獨特,給華人留下了特有的烙印。盡管中國也出現過政治分裂局麵,但為時短暫。實際上,這個東亞的羅馬帝國從未真正淪陷,東方也因此得以免遭羅馬滅亡後西方所遭受的長達千年的野蠻蒙昧、經濟崩潰、科技退步的命運。 而其不利一麵在於,最近數百年來,龐大的人口增長逐漸使中國極為高效的農耕體係疲於應對,使得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離馬爾薩斯描繪的饑荒僅一步之遙;這些壓力和困頓據信也反映在華人身上。比如,Stoddard寫道: 中國大地人口密集,在巨大經濟壓力的重重逼迫下,人人艱難求存,如大浪淘沙,舉世罕見。在國內,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幾近食不果腹。因此,離開故土來到其他較寬容的環境中後,中國人依然勤奮努力,常常令其競爭對手瞠目結舌。6 為支持他本人的這些生動用詞,Stoddard還大量引用了其他重要觀察家(有西方人,也有中國人)的詳細描寫。Ross的描寫要更加謹慎、更富經驗性,寫作風格沒那麽文學化,但其分析也頗為類似。在他關於中國人的專著中,有超過40頁用於描繪中國人日常掙紮求生的動人細節,這部分內容的標題頗為聳人聽聞:“中國人的掙紮求存”(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China)。7 在20世紀後半葉的美國,種族主義成了思想理念上的禁忌話題,很少能在公共演講中聽到諸如“若某個民族置身於某個特定環境中長達數千年,將會給該民族烙上不可磨滅的印跡”這樣的觀點。但隨著新千年的到來,在權威性學術季刊上又能再度看到這種看法。 其中一個典型例子,要數A Farewell to Alms(別了,救濟)。作者Gregory Clark在其發表於2007年的這篇文章中分析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深層次根源。該文在精英圈子中廣受評點與讚譽,《紐約時報》的經濟學專欄作者Tyler Cowen稱其可能將是“經濟學中下一個熱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Brad DeLong稱其“精彩”。 Clark在文中雖然著墨於多個方麵,但最受關注的要數他從人口構成角度對英國曆史所做分析。分析依據的是他對流傳下來的個人記錄的一番審視。Clark發現,有證據顯示,在數百年間,較富有的英國人的後代數量要遠遠多於窮人的後代,因此,前者的後代在人口中所占比例隨每一代人而遞增。可以想見,這是由於他們有財力早早結婚,並且由於營養較豐富、生活條件較好,他們本人及家人的死亡率因此降低。確實,當時的普通英國人大多接近馬爾薩斯描繪的饑寒境況,故而,窮困的下層人民往往無有子嗣,其位置逐漸為富人子孫中境遇不佳者所取代。由於個體的經濟境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諸如是否勤奮、節儉、能幹等特質,Clark認為,這些特質逐漸擴散,在英國人中變得較為普遍,為英國後來的經濟成就打下了人的基礎。 姑且不論曆史證據是否支持Clark的假說——經濟學家Robert C. Allen就發表了一篇措辭激烈且相當有說服力的文章,與之針鋒相對8——他提出的理論架構看來相當言之成理。盡管文風不同、數字例證詳略不同,但Clark就英國的分析顯然與Stoddard、Ross等人對中國的分析遙相呼應。也許因此可以探討一番,看看對於中國人,我們是否也能套用一下Clark的那種分析方法。 有趣的是,Clark本人也用了幾頁篇幅探討這個問題。結論是,與英國不同,中國富人的子嗣並不多於窮人,因此不會在中國出現類似的某種特質逐代越發明顯的趨向。9但Clark並非中國專家,他的簡短分析所依據的是皇家鳳子龍孫的出生記錄,完全無法代表更廣大的普通民眾。事實上,隻要對來自中國的資料再細看一遍,就可找到極具說服力的證據,可以證明直接與經濟狀況有關的中國家庭子女人數的嚴重不對稱,而且這種模式甚至比在英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加明顯。 更有甚者,中國傳統社會的某些特點可能還對這種效應起到了維持和強化作用,其機製也完全不同於在歐洲或其他很多地方可見的同類機製。的確,中國可能要算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一個極端“社會達爾文”社會,這個因素在塑造現代中國人的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10。   […]
Mar 18, 201310:48 PM

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何造就了現代中國

“中原國家”的千年任人唯賢

作者:Ron Unz

鄧小平於1978年啟動改革以來,30年間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經濟規模以人類曆史上最快的速度翻了40倍,目前蓄勢待發,即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十億華人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裏,將自己的經濟生活從用牛耕作、騎車出行,提升到汽車即將普遍走入千家萬戶。

中國人的學業成就也同樣驚人。根據2009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的測試結果,上海(總人口1500萬的大都市)學生雄踞全球之冠。1 中國其餘地區的PISA結果顯示,那些地區的學生的優異表現也相差無幾,中國廣大農村數以億計的學生(大多出自年收入低於2000美元的農民家庭)的平均成績足以與歐洲最發達國家(如德國、法國、瑞士)的學生相匹敵,甚或超過,與美國比較更是遠遠勝出。2

Per capita GDP growth

在上一代,鄰近中國的多個小型華人國家或地區(比如台灣、香港、新加坡)也取得了類似的經濟和技術成就。而在以白人為主導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規模較小的華裔少數族群同樣取得了巨大的學術和社會經濟成就。中國大陸不甘示弱,尾隨其後,取得了上述成就。黃帝的子孫看來注定要在人類未來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對於20世紀中葉的西方人來說,他們更加熟知的是中國的赤貧與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狂熱,故而中國新近的這些成就可能會令其吃驚,但對於100年前的傑出思想家來說,它們就遠不是那麽出乎意料了。當時的很多人都曾經預言,中國終將重新躋身一流大國之列。比如美國早期最偉大的社會學家之一A.E. Ross就曾在其著作The Changing Chinese(變化中的中國人)中忽略彼時中國的貧窮、痛苦、腐敗,而把目光投向了未來的現代化中國,預測其科技實力將足以匹敵美國及歐洲領先國家。當時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廣泛讚同Ross的觀點,比如Lothrop Stoddard就預言,中國若從長達幾個世紀的沉睡中醒來,則必將對歐美國家長久以來享有的世界霸權構成挑戰,而這一天也不會太遙遠。

中國現下取得的廣泛成功的可能根源,在當今西方的主要媒體上鮮見深入探討。這些媒體傾向於避開對華人民族特點的關注,而對其機構體係、政府形式更感興趣。不過,盡管後者的作用顯然至關重要(比如在經濟成就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顯然要遠遠遜色於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我們需要記住,中國人的上述成功故事所發生的社經/政治製度等背景多種多樣,並不是單一的。

舉例來說,數十年來,香港擁有世上最為自由的市場之一,其經濟體係接近於毫無政府幹預的純自由主義狀態;而與此同期的新加坡則處在李光耀及其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人民行動黨的嚴密控製之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政府的指引與控製隨處可見。但兩地的人口均大多是華人,兩地也都經曆了幾乎齊頭並進的快速經濟發展,均在50年間就從戰後的一片破敗淒涼、處處難民窟的景象,迅速轉變為全世界最為富裕的地區之一。台灣的華人人口更多,它走的是中庸的發展路線,同樣取得了類似的經濟成就。

在美國,盡管華人經曆了長久的種族歧視與虐待,但那裏的小型華人群體現在也同樣興旺發達,華人人數甚至在1965年移民法案通過後快速增長。近年美國的頂尖學子中,無論是按客觀標準,比如在奧林匹克數學競賽或英特爾科學大賽中獲獎的比例,還是按較為主觀的標準,比如常青藤學院的入學率,華人均占了相當數量。從具體數字來看就更加驚人:盡管美國每年的高中畢業生中僅有1%是華裔,姓氏分析表明華人在尖子生中的比例占到了近15%,這一數字是猶太裔美國人(學業表現最佳的白人族群)所占比例的4倍多。3 在世界各地,無論來自什麽經濟製度和文化背景,華人似乎都在繁榮興盛。

20世紀60年代或70年代美國的頂尖學者幾乎無一人能預見這些新形勢,而其後繼者盡管就生活在這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卻同樣沒能認清形勢。學者有多鼠目寸光,於首屈一指的發展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及James Robinson的著作中可見一斑。其著作中對中國經濟升至世界主導地位的描述著墨不多,且認為這種繁盛不過是曇花一現,很快便要曲終人散,僅僅因為中國遵循的機構體製與兩位作者所推薦的“超級自由市場新自由主義”大不相同。4中國政府在引導經濟決策方麵卷入過深,故而必將失敗,雖然所有證據都截然相反;而美國高度金融化的經濟必將成功,盡管我們的失業率高企,增長乏力。按Acemoglu和Robinson的看法,國際間的競爭成敗取決於政府體製,由於中國現有體製不對,故而必將失敗,盡管現在似乎沒有任何失敗跡象。

也許這些學究會被證明是對的,中國的經濟奇跡將如他們所預測的那樣土崩瓦解。但如果這種事情沒有發生,假如過去35年間一直持續的國際趨勢再繼續維持5到10年,那我們就應該轉而向那些久已為人遺忘的思想家(如Ross和Stoddard這樣的個人)尋求解釋:他們實際已經預見了我們今天所經曆的世界發展形勢。日本侵華、二戰、內戰致使中國蒙受大範圍破壞,隨後毛澤東思想又帶來了經濟上的破敗,這些使先賢預測的中國崛起向後推遲了一兩代人,但除去這些意外,他們對中國潛力的分析看來極具先見之明。比如,Stoddard曾心有戚戚地引用了維多利亞時代的Charles E. Pearson教授的預言:

終有一天,中國將從其煤礦中開采出廉價的燃料,用鐵路和輪船實現廉價的交通運輸,設立技術學校,發展工業,而這一天已近在咫尺了。對於這一點,有人懷疑嗎?不管那一天何時到來,到時,中國將從英國和德國手中,奪走世界市場(特別是全亞洲市場)的控製權。5

困境鑄就的民族

與今天相比,百年前的西方學術界相當不同,具有與當今截然相反的信條和禁忌,其時代精神也自然給當時的領頭學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跡。種族主義——即認為“不同民族所經曆的獨特曆史,往往會給該民族留下與眾不同的內在特質”的觀點——在那時占據主導地位,幾乎人人均將其奉為真理,並加於歐洲人及非歐洲人頭上,有時所用方式相當粗暴。

對於華人,當時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央集權式的中國社會在長達數千年間保持基本穩定而有序,在世界各民族中堪稱獨特,給華人留下了特有的烙印。盡管中國也出現過政治分裂局麵,但為時短暫。實際上,這個東亞的羅馬帝國從未真正淪陷,東方也因此得以免遭羅馬滅亡後西方所遭受的長達千年的野蠻蒙昧、經濟崩潰、科技退步的命運。

而其不利一麵在於,最近數百年來,龐大的人口增長逐漸使中國極為高效的農耕體係疲於應對,使得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離馬爾薩斯描繪的饑荒僅一步之遙;這些壓力和困頓據信也反映在華人身上。比如,Stoddard寫道:

中國大地人口密集,在巨大經濟壓力的重重逼迫下,人人艱難求存,如大浪淘沙,舉世罕見。在國內,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幾近食不果腹。因此,離開故土來到其他較寬容的環境中後,中國人依然勤奮努力,常常令其競爭對手瞠目結舌。6

為支持他本人的這些生動用詞,Stoddard還大量引用了其他重要觀察家(有西方人,也有中國人)的詳細描寫。Ross的描寫要更加謹慎、更富經驗性,寫作風格沒那麽文學化,但其分析也頗為類似。在他關於中國人的專著中,有超過40頁用於描繪中國人日常掙紮求生的動人細節,這部分內容的標題頗為聳人聽聞:“中國人的掙紮求存”(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China)。7

在20世紀後半葉的美國,種族主義成了思想理念上的禁忌話題,很少能在公共演講中聽到諸如“若某個民族置身於某個特定環境中長達數千年,將會給該民族烙上不可磨滅的印跡”這樣的觀點。但隨著新千年的到來,在權威性學術季刊上又能再度看到這種看法。

其中一個典型例子,要數A Farewell to Alms(別了,救濟)。作者Gregory Clark在其發表於2007年的這篇文章中分析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深層次根源。該文在精英圈子中廣受評點與讚譽,《紐約時報》的經濟學專欄作者Tyler Cowen稱其可能將是“經濟學中下一個熱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Brad DeLong稱其“精彩”。

Clark在文中雖然著墨於多個方麵,但最受關注的要數他從人口構成角度對英國曆史所做分析。分析依據的是他對流傳下來的個人記錄的一番審視。Clark發現,有證據顯示,在數百年間,較富有的英國人的後代數量要遠遠多於窮人的後代,因此,前者的後代在人口中所占比例隨每一代人而遞增。可以想見,這是由於他們有財力早早結婚,並且由於營養較豐富、生活條件較好,他們本人及家人的死亡率因此降低。確實,當時的普通英國人大多接近馬爾薩斯描繪的饑寒境況,故而,窮困的下層人民往往無有子嗣,其位置逐漸為富人子孫中境遇不佳者所取代。由於個體的經濟境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諸如是否勤奮、節儉、能幹等特質,Clark認為,這些特質逐漸擴散,在英國人中變得較為普遍,為英國後來的經濟成就打下了人的基礎。

姑且不論曆史證據是否支持Clark的假說——經濟學家Robert C. Allen就發表了一篇措辭激烈且相當有說服力的文章,與之針鋒相對8——他提出的理論架構看來相當言之成理。盡管文風不同、數字例證詳略不同,但Clark就英國的分析顯然與Stoddard、Ross等人對中國的分析遙相呼應。也許因此可以探討一番,看看對於中國人,我們是否也能套用一下Clark的那種分析方法。

有趣的是,Clark本人也用了幾頁篇幅探討這個問題。結論是,與英國不同,中國富人的子嗣並不多於窮人,因此不會在中國出現類似的某種特質逐代越發明顯的趨向。9但Clark並非中國專家,他的簡短分析所依據的是皇家鳳子龍孫的出生記錄,完全無法代表更廣大的普通民眾。事實上,隻要對來自中國的資料再細看一遍,就可找到極具說服力的證據,可以證明直接與經濟狀況有關的中國家庭子女人數的嚴重不對稱,而且這種模式甚至比在英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加明顯。

更有甚者,中國傳統社會的某些特點可能還對這種效應起到了維持和強化作用,其機製也完全不同於在歐洲或其他很多地方可見的同類機製。的確,中國可能要算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一個極端“社會達爾文”社會,這個因素在塑造現代中國人的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10。

傳統中國的社會經濟

中國社會以其穩定、長久而著稱。從隋(589-618)唐(618-907)時期官吏政治製度逐漸建立,到1949年的共產黨革命,千年間同一種社會經濟關係一直揮之不去,僅在因王朝更替、軍事征服,導致政府上層建築出現周期性變化的時候才略有演化。

該官吏製度的中心特點,就是中央政府通過優勝劣汰的科舉考試,選拔人才,任命為地方官員,以此替代貴族對地方的統治。究其本質,中國早早便摒棄了世襲封建領主及其所代表的社會結構(比歐洲國家要早一千多年),代之以“除身為統治者的皇帝及皇族之外,幾乎人人均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製度。

科舉製度具有極大社會重要性,其作用相當於歐洲直至現代之前一直采取的、根據血統來決定某人可否邁入統治精英圈子的做法,其滲入本國大眾文化的程度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國或德國的大貴族家族也許能將其曆史追溯到查理曼大帝或巴巴羅薩時代,他們的祖先在那時被提升為貴族,隨後其後裔的社會及經濟地位在曆史長河中起起伏伏。而在中國,一個家族會自豪地一一列舉曆朝曆代該家族中曾出過的狀元,還有他們因此被任命的重要官職。在歐洲,像“英勇的平民小夥為國王立下汗馬功勞,並因此獲封騎士或更高等貴族”的傳奇故事雖廣為流傳,但這些故事直至法國大革命也隻是故事。但在中國,即便是最偉大的書香世家,其根源也幾乎均出自普通農耕家庭。

中國是第一個利用書麵考試來實現優勝劣汰的國家,不僅如此,世界其他地方所采用的類似做法,歸根到底也很可能是模仿中國。比如,在18世紀、19世紀,以中國的製度為樣板,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建立了唯才是用的公務員製度,使效率有了革命性提高。更有極具說服力的曆史證據表明,甚至連大學入學考試以及榮譽學位考試,也是借鑒中國的科舉考試。劍橋大學著名的Math Tripos(數學榮譽學位考試)便是最早的範例11。現代的書麵考試可能跟筷子一樣,是典型的中國產物。

既然在過去1500年間的大部分歲月中,中華文明均通過考試來選拔人才去占據具有全國性權勢的位置,有時不免讓人猜測,可能考試的能力已經溶入中國人的血脈,不僅在文化層麵如此,即便在生理層麵也是如此。不過,雖然這種猜測也許有一點真實成分,但它所描述的機製不大可能會有什麽重要意義。在科舉時代,中國的人口達好幾千萬,並且不斷穩定增長,從公元900年之前的6千萬人口一路增長到1850年的遠超4億人口。但在過去600年間,得以參加科舉中最高級的殿試、成為進士的中國人數目,每年卻常常少於百人。其中要數宋代(960-1279)的進士最多,但人數也僅超過每年200名。即便我們加上低於進士的舉人,這些高等書生的人數可能舉國也不過寥寥數萬12,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都不到,遠低於工匠、商人的人數,更別提占據人口絕大部分的務農者了。考試選才製度具有龐大的文化影響,但其直接的基因影響應可忽略不計。

同樣是這種相對比例上的不對稱,令任何拿生物進化模型去套中國的做法都困難重重。Gregory Cochran和Henry Harpending令人信服地用進化論解釋了歐洲Ashkenazi猶太人高智商的成因。13這些猶太人人數不多,不與外界通婚,絕大多數人從事很需要高智商的商業與金融業工作,僅有無足輕重數量的基因來自從事其他行業的外族。與之相對的是,並無證據顯示成功的中國商人或學者會不樂意從普通民眾中娶妻;而每代人中僅需些許此類婚姻出現,就會令有助於商業成功或學業成功的基因稀釋。若想找到可以與Clark關於英國假說中所述相提並論的機製,就必須仿效前麵提到的19世紀觀察家們的做法,把目光投向中國數目廣大的鄉間農民的生活環境:他們在數百年間均占人口的百分之90以上。

階層不固定,可流動變化

事實上,盡管西方的觀察家往往把目光集中在中國驚人的貧困上,中國的傳統社會其實具有某些非同尋常、甚至是獨一無二的特點,可能在塑造中國人的過程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也許其中最為重要的特點,要算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社會幾乎沒有固定階層,不同經濟階層之間具備極強的流動性。

早在法國大革命之前1000來年,中國的封建製度就已經宣告終結,在法律麵前幾乎人人平等。14士大夫——通過科舉獲得秀才或更高功名者——擁有某些特權,而小人——娼妓、樂伎、奴仆及其他各種社會底層人士——則遭受法律歧視。但這兩種階層均很小,各占據人口的百分之一不到,而平民——其他所有人,包括農夫——則完全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不過,法律地位的平等並不意味著經濟地位上的平等,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都能看到極為懸殊的貧富之差,即便是同宗的小村莊也不例外。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根據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中國的農村居民按其財產的多寡、按其“剝削”收入的多少,被分為:地主(他們的大部分收入或全部收入均來自地租,或剝削自雇工)、富農、中農、貧農。他們的財產及地租收入依次遞減,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必要性依次遞增。此外還有雇農,他們擁有的土地可以忽略不計,將近全部收入均依賴出賣勞動力。

若時勢艱難,財產的多寡很可能就意味著生與死的差別。但人人都認同,這種劃分隻是經濟層麵的劃分,而且並非固定不變:若地主喪失其土地,就會變成貧農;而發了財的貧農就大可與地主平起平坐。在革命鬥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宣傳說,地主與富農僅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卻占有百分之70到80的土地,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貧農與雇農僅占百分之10到15的土地。立場中立的觀察家認為,這些說法為宣傳效果而誇大了事實,但離嚴酷的事實也不是很遠。15

法律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再加上經濟地位的天差地別,兩者合一,造就了有史以來羈絆最少的自由市場體係,並不僅僅在城市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也是一樣(在傳統中國,幾乎全部人口均居於農村)。土地這一主要財富形式可被自由買賣、交易、出租、轉租、抵押。金錢借貸、糧食借貸,兩者均隨處可見,特別是在荒年。利息通常高得有如高利貸,往往超過每月百分之十的複利。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出賣妻兒換取錢糧的做法也不鮮見。若無親戚接濟,無地無錢的農民常常餓死。與此同時,那些境況較佳的農民往往投身極為商業化、極具企業色彩的農業活動,常常涉及複雜的商業安排。16

幾百年來,中國農村日常生活中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人口密度極高。隨著中國人口在1850年之前的5個世紀裏從6500萬增長到4.3億17,幾乎所有土地最終都被開墾出來,用於高效耕種。盡管中國社會是以農業為主的農村社會,在1750年,山東省的人口密度即已達到荷蘭的兩倍以上,雖然荷蘭是當時歐洲城市化程度最高、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在工業革命早期,英國的人口密度更是僅有江蘇省的五分之一。18

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向來極為高效,但到了19世紀,隨著中國人口的不斷增長,在當時科技水平與經濟製度的局限下,農業體係的絕對馬爾薩斯負荷容量終於被人口趕上並超越。19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受到死亡率(包括高嬰兒死亡率)、因營養不良所致的生育率下降、疾病、周期性的地區性饑荒等因素的極大製約,而地區性饑荒平均消滅占人口百分之五的生命。20甚至連中文都演變成以食物為中心,比如傳統上打招呼的用語是“吃了嗎?”,再比如人們常常用“去吃酒”來表示去參加婚禮、葬禮或其他重要社交場合。21

文化與思想觀念對中國社會的製約,也使得這種無休無止的生命悲劇更加難以終結。盡管與此同期的歐洲貧民無論男女,都很晚結婚,甚至一生單身,但中國人生活的一大主題就是盡早成家,生兒育女。亞聖孟子有雲,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確,娶妻生子成了長大成人的標誌。另外,隻有兒子才能繼承香火,在父母百年後給父母及祖先上供。為了預防夭折,還得生育多個兒子以防萬一。從實用角度來說,若生的是女兒,嫁出去後便成了夫家的人,父母老來隻能依賴兒子。

幾乎所有農業社會都強調孝順父母、娶妻成家、生兒育女的重要性,並將兒子置於女兒之上,但在傳統中國社會,這種趨勢顯得特別強烈,成為生存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的中心主題。由於極端貧困,為人父母的常常要做出殘酷的選擇,將女嬰殺死(包括任其自生自滅)的事情並不罕見,成為窮人的主要生育控製手段。這導致婚齡婦女的數量往往比婚齡男性要少百分之10到15。因此,為求得這些女性青睞,育齡男性競爭激烈。這些女性往往二十不到便名花有主,幾乎無一漏網。隨之而來的必然結果便是人口總數自然而穩定地大增,直到各種因素導致死亡率上升,將增長的勢頭遏製住。

出人頭地與逆水行舟

雖說大部分中國人都是貧農,但在中國這個基本無固定階層之分的社會裏,隻要有能力也有運氣,就大有向上攀爬、出人頭地的機會。每個村子裏的富人都會出錢讓孩子讀書,學習四書五經,預備科舉考試。若有哪個富農或小地主家的兒子很聰明,讀書又用功,就可能通過科舉,獲得秀才乃至更高的功名,大有機會去把握政治權力與財富。

明(1368-1644)清(1644-1911)兩代留下了考取進士(最高等的科舉功名)之人的出身記錄。從這些記錄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社會具有極強的向上流動性,舉世罕見,任何西方社會,無論是現代還是現代之前,都無法與之相匹敵。這些進士中超過百分之三十來自平民家庭,祖上三代未曾有人做過高官。在兩個朝代早期,這些“暴發戶”的比例更高達百分之84。這個數字要遠高於劍橋大學自成立以來的同類數字,即便與美國常青藤學院的同類數字相比也毫不遜色,無論是現在還是以前。與此同時,即便是居於社會最高層的名門望族,也常常於雲端滑落,泯滅於默默無聞。比如綜合來看,在明清兩代約600年間,每個時代的統治精英中,隻有百分之6的人是出自前一代統治精英的家門。22

現代西方社會的主導理念是“人人平等”,而奉行儒家思想的中國傳統社會,則信奉人人生而不平等,正好與之截然相反。但在事實上,後者似乎將前者的理念發揮得更好。極具開拓精神的美國人傳誦生於小木屋的平民總統的故事,但多個世紀以來,統治中國的官員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確實是出自鄉下的稻田。像這種事,如果放在大革命時代之前的歐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甚至在大革命時代之後很久也是如此。

這種出人頭地、邁入中國統治精英圈的可能性確實值得稱道,不過,在中國,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即便是普通農民,隻要足夠勤奮、勇於奮鬥,就可以積累財富,在地方上嶄露頭角。頗為諷刺的是,共產主義革命領導人毛澤東曾如此描述他的父親是如何從無地的貧農變成富農的,由此提供了向上流動的一個典型例子:

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隻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攢積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擔穀。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擔——即每人七擔左右——這樣每年還有二十五擔剩餘。我的父親利用這些剩餘,又積蓄了
一點資本,後來又買了七畝地,這樣我家就有‘富’農的地位了。那時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擔穀。

當我十歲家中隻有十五畝地的時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親、母親、祖父、弟弟和我。我們又買了七畝地以後,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個弟弟。可是我們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擔穀的剩餘,我的父親就靠此漸漸富裕起來。

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就開始做販運穀子的生意,賺了一些錢。他成了‘富’農之後,就用大部分時間做這個生意了。他雇了一個長工,還叫孩子們和妻子都到地裏幹活。我六歲就開始幹農活了。我父親做生意並沒有開鋪子,他隻是從貧苦農民那裏把穀子買下來,然後運到城裏賣給商人,在那裏得到個高一些的價錢。在冬天碾穀的時候,他便多雇一個短工幹活,那時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飯。我家吃得很儉省,不過總是夠吃的。23

毛澤東的話裏沒有隻字片語會讓人覺得他認為自己家的崛起有什麽特殊之處;他的父親顯然幹得很好,但可能在同一個村子裏,就有很多其他家庭也同樣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裏就由貧轉富。像這種社會階層間快速流動的可能性,在同期的其他任何封建製或階層僵化的社會均不可能出現,無論是歐洲還是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區。

然而,在農民有機會躋身上流出人頭地的同時,是可能性遠大於此的向下流動。境況愈下的可能性極大,這種可能性也許是塑造現代中國人的各種因素中影響最大的一個。每一代人中,少數能幹的幸運兒得以提升其經濟地位,但絕大多數人的經濟地位總是會下滑,而那些原本就靠近底端的家族則完全消失於世間。在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幾乎人人均無可避免地要往下墜落:數百年間,幾乎每個中國人到頭來均要比其父輩更加貧窮。

曆史學家Edwin E. Moise在約25年前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有力地展現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這種趨勢。24可惜的是,這篇文章白璧蒙塵,不大受人關注,這可能是因為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學術氛圍使得讀者難以讚同其中呈現的進化論觀點。

在很多方麵,Moise對中國人口的分析都奇妙地與Clark後來對英國所做分析相吻合,比如他指出,在中國農村,由於女嬰遇害屢見不鮮,再加上其他因素,導致育齡女性的人數通常要比男性少百分之15,隻有最富有的人家才能負擔得起為兒子娶妻的花銷。因此,村子裏最窮的那些人往往無法生兒育女。另外,若有人家的經濟境況由好轉壞,隨之而來的貧困與營養不良通常也會導致生育率降低、嬰兒死亡率升高。與此同時,村子裏最富有的人則是妻妾成群,百子千孫。每一代人中最窮苦的人斷子絕孫,窮人的數量無從自行補充,金字塔的底層被富人成堆的子嗣中不擅經營或經營不善者所替換、填滿。

這是中國農村生活的基本事實,對於中國農民來說顯而易見,對於外部的觀察家來說也同樣如此。文獻中可見大量軼事,可作為描繪這一基本事實的證據,有的可見於Moise的文章,別處也比比皆是,比如以下幾個例子:

‘村子裏又有誰能說自己家是三代貧農呢?貧農可拿不出給兒子討媳婦的彩禮;如果連媳婦都沒有,又哪來的第三代呢。’25

……因為男多女少,總是有很多光棍漢。比如長工就大多打光棍……最窮困的家庭因為沒辦法給兒子娶妻,隻能斷子絕孫。新一代窮人往往是破產的中農、富農、地主的後代。26

……在家境金字塔的再下層,是很多窮困家庭,他們的兒子雖早已過了普通的婚齡,還仍然打光棍,因此家裏人口有限。黃米(音,Wong Mi)是個典型例子。他現年23,父母已經年過六十五、六;但一家人隻能租種一畝薄田,無力給他娶妻。所以,他與年老的父母同住,一家僅三口人。黃春(音,Wong Chun)年過四旬,無地,務農。十年前他也出於同樣的原因與父母同住。現在父母均已過世,他孤身一人。村子裏總共有約10到15戶人家的兒子還在打光棍。27

……如前所述,南京有約20戶人家是完全沒有土地的,按土地擁有量來算,他們處於金字塔底層。其中幾戶人家是佃戶,但大多數連工具、肥料、種子都買不起,隻能給人當長工,一幹就是一年。他們一年的收入一般是1000斤穀子,如果沒房子,東家還提供住宿。如果他們自己租種一小塊地的話,收入也許僅僅跟現狀持平,甚至可能還比不上,但做長工的收入確實不夠支持一個普通大小的家庭,除非家裏其他人也出去找活幹。因此,很多長工終生未婚,無地農民中光棍的比例是最高的。黃圖恩(音,Wong Tu-en)是無地農民,他替一家富農做工已經有近10年。雖已年過五十,依然光棍一條;村子裏還有其他人也跟他一個情形。有家室的村人取笑他們,也可憐他們。28

另外,中國農村社會這種向下流動的趨勢也因“分家”這一傳統繼承製度而強化。分家的時候,父輩的財產在所有兒子之間均勻分配,完全不同於歐洲人普遍實施的長子繼承製度。

如果父輩的全部或大部分財產都為長子所繼承,那麽較為富有的農民家庭的香火必可長久延續,除非繼承人是個純粹的敗家子,或運氣特別不佳。但在中國,文化上的壓力迫使富人多多生子,農村的富人往往留下2個3個乃至更多的男性繼承人,每人在經濟獨立的時候隻能獲得父輩的一部分財產。所以,若是哪個富有的地主子嗣特別眾多,他的兒子可能就要淪為富農了(除非他們有辦法讓自己繼承來的財產翻上幾番)——而他的孫子,可能就會變成忍饑挨餓的貧農。29因此,若有某些家族的財富是偶然得天之幸而來,或因某些不持久、還不曾深深在其行為特征中留下烙印的特質而來,那他們的富有就不過是曇花一現,他們的子孫終將因貧困而從村民的名單中消失。

富有的家族若想保住其經濟地位,而不是隨時光推移被風吹雨打去,其每一代人就都得發揮極高聰明才智,利用極其敏銳的商業觸覺,努力工作,勤奮不懈,從擁有的田地及他人處榨取大量的財富,才能做到這一點。若在商業運作上出現大的失誤,或是懈怠不努力,將麵臨個人喪身失命、甚或斷子絕孫的下場。美國觀察家William Hinton栩栩如生地寫道:

在一片悲慘饑餓困苦的可怕汪洋中,安全、相對的舒適、權勢、閑暇,這些都是奢侈的孤島。任何家族,如果放鬆了警惕、對窮困的鄰人施以憐憫、未能將租金與利息的最後一枚銅板都榨取出來、或是在積累糧食與錢財的過程中有片刻鬆懈,則即刻麵臨被這片汪洋吞噬的威脅。不進則退,退則往往以墳墓為終點,至少也是妻離子散的結局。30

不過,若是順風順水,商業上大獲成功的家族也許會興旺發達、代代添丁,逐漸將地方上那些競爭力不夠的鄰人都排擠出去,最終整個村莊的居民幾乎都會屬於同一家族。比如,曾經有一對貧寒的楊姓兄弟,到異鄉做雇農。在100年之後,其子孫後代在一個村子裏占據了80到90戶人家,鄰近的一個村子裏的居民更全部是其後代。31廣東某地的一個村子裏,有一戶黃姓商戶遷入,不斷買地,繁衍生息,而原村民則越發貧窮,最終消失。數百年後,村民不論貧富,大部分(74%)都已是黃姓商戶的後代。32

對華人種族、對美國理念的意義

從很多方麵來看,種種曆史記載及社會學記錄中所描繪的中國社會似乎必然會在其居民的特質中深深烙上獨有的印跡。即便是在當今毫不留情的發展進程開始之前,中國早已雄居世界上最先進的經濟與科技大國之一的位置達數千年之久了。公元6世紀末期以來建立的社會經濟製度在長達千餘年的時間裏基本保持穩定,變化甚少,造就了傳統中國穩定的法製社會,順之者繁榮昌盛,逆之者莫不消亡。在千餘年間的大部分時期,因人口過多,每個家庭都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掙紮求存。在另一方麵,強大的文化傳統強調把多多繁衍後代——特別是兒子——作為人生的最大目標,即便下一代會因此變得貧困也在所不惜。農業生產具有極高的效率,但要求投入極大的努力、需要辛勤耕耘,農民麵臨複雜的經濟決策——如何管理田地,選擇何種作物,將資源投入哪個方麵——這些問題遠較世界其他地方的農奴所麵臨的問題為複雜,決策成功或失誤帶來的回報或懲罰也極為巨大。中國龐大的人口、統一的文化,都理應會使有利的新事物快速出現並不斷擴散,包括在純生理層麵出現的變化。33

但需要明白的是,盡管是否具備良好的商業能力關係到一家中國農戶能否久遠傳承香火,不過其中涉及到的製約因素大異於那些會對固定的商業階層——如東歐的Ashkenazi猶太人,或印度的Parsis——造成影響的同類因素。這些固定的商業階層所占據的是高度專業化的經濟生境,個人要成功發財,所需的可能隻是一個對數字敏感的頭腦,或是無情的商業觸覺。但在中國農村裏,即便是較富有的人,其一生大部分時間通常也在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要與家人及雇農一道在田地裏勞作。頭腦聰明,對想發財的農夫自然是有利無害,但他們還需要具備幹好重體力活的能力、要有毅力、勤奮,甚至連皮糙肉厚胃口好等純生理方麵的特質也包括在內。由於存在這麽多種製約因素,任何單一因素的擴散速度就會比在該因素本身即可決定成敗的情形下要慢得多,要看到顯著的結果,需要以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為基數,優勝劣汰長達幾個世紀才會可見。

這個優勝劣汰的過程如此激烈,必然會在多個層麵體現出來。文化等軟件方麵更靈活、反應更靈敏,因此受影響更大,而較固定的生理層麵的變化就緩慢得多。要從中國人的行為表象來判斷是軟件方麵的機製在起作用,還是有其生理基因層次的原因,顯然會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艱難任務。但是,中國人在上千年間一直麵臨這種無休無止的淘汰壓力,要說這個過程完全沒有在較深的生理基因層麵留下其痕跡,那應該是說不過去的。如果對這種重要的可能性嗤之以鼻,顯然不是理性的做法。但這種非理性的做法似乎正符合過去兩三代西方學者的主流思想。

有時候,要發現自己的理念盲點,最佳方式莫過於認真研究一番“身在廬山外”之人的看法。就西方社會來說,八九十年前的大多數著名知識分子正好都可以算山外人。多虧了神奇的因特網,我們現在又可以對他們的思想有所了解。的確,在某些方麵,他們的看法相當幼稚,對某些觀點的展開也相當粗糙,但在更多情況下,他們的分析極為準確、符合科學、極有洞察力,對當代的某些誤以為的真理可以起到借鑒、修正的作用。而在某些事情上,最突出的比如預測中國這一世界第一大國的經濟發展軌跡,他們幾乎就有未卜先知的本事了。而過去50年間,在他們的後繼者中,對此卻幾乎無一人曾夢見過。這些應足以令我們停下腳步思索一番了。

另外也可看看Bruce Lahn的例子。他是華裔,才華橫溢,在芝加哥大學研究基因學。幾年前,在一次訪談中,他提到,大多數當代中國人似乎都很順服,這可能是由於在過去2000年間,更具有叛逆精神的人都被執政者周期性地消滅掉了。這個看法在世界各地都會被認為是顯而易見且無害的,並得到認同,唯有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除外。就在那次訪談之前不久,Lahn有了一項突破性的發現:他發現,某些基因可能是人類文明誕生的根源。Lahn由此廣受讚譽,名聲大噪,但隨後他的發現引發了激烈爭論,他選擇了停止研究。35

不過,盡管身在美國的華裔科學家願意遵循美國社會的理念約束,中國國內的華人科學家可不用理會那些。因此,北京基因組研究所(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會在人類基因組研究方麵領先全球,也就不足為奇了。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的同類機構,盡管花了數十億的研究經費,但因為受思想理念上的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隻能落乎其後。

在冷戰時期,蘇聯政府在多個領域投入巨額資金,但成果寥寥,因為他們當時的思想理念僵硬、不容辯駁,歸根到底又完全不合乎現實。隨著思想理念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蘇聯政府最終轟然垮台,看似萬世不易的龐大政權於瞬息間分崩瓦解,距今已有20多年。美國的領導人應引以為鑒,決不能固執地遵循不符合科學的錯誤思想理念,若不然,很可能會令我們的國家重蹈蘇聯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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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Sam Dillon,“Top Test Scores From Shanghai Stun Educators”(上海學生的傑出成績令教育人士震驚),The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 2010年12月7日號,A1:https://www.nytimes.com/2010/12/07/education/07education.html。

2    Sean Coughlan,“China: The world’s cleverest country?”(中國人:全世界最聰明的民族?),BBC News (BBC新聞),2012年5月8日:https://www.bbc.co.uk/news/business-17585201。在BBC的訪談中,OECD的PISA測試主任Andreas Schleicher強調說,結果不僅顯示上海學生的得分雄冠全球,即便中國各大省份的得分也“相當高”,其中包括農村地區及落後地區。這些省份的分數並未公布。隨後,博客作者Anatoly Karlin發現,在中國網站上可以找到這些分數,並做了詳細探討。見Anatoly Karlin,“Analysis of China’s PISA 2009 Results”(對中國學生2009年PISA測試成績的分析),2012年8月13日:https://akarlin.com/2012/08/13/analysis-of-chinas-pisa-2009-results/ 及Ron Unz,“Race/IQ: Irish IQ & Chinese IQ”(種族與智商:愛爾蘭人的智商與中國人的智商),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美國保守派),2012年8月14日:https://www.ronunz.org/2012/08/14/unz-on-raceiq-irish-iq-chinese-iq/。

3    Ron Unz,“The Myth of American Meritocracy”(美國任人唯賢的神話),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美國保守派),2012年12月號,第14-51頁,附錄E:https://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meritocracy-appendices/#5。

4    Acemoglu,第436-443頁,2012年

5    Stoddard (1921) 第 頁

6    Stoddard,第28頁,1921年

7    Ross,第70-111頁,1911年

8    Allen,2008年

9    Clark,第266-271頁,2007年

10  本文接下來的大部分觀點呈現於1983年為哈佛大學的E.O. Wilson而寫的一篇論文中,該論文並未發表。2010年,我將該論文放上網,得到一定關注。Rindermann發表於2012年的一篇學術評論文章中將我的論文稱作是關於特定人群中高智商現象的演化理論的最早範例。我因此決定將論文補充更新,改掉原來過於自我中心的文句,發表於此。我要特別感謝人類學家Peter Frost,是他鼓勵我將原論文從本科時代的文檔中翻找出來。還要感謝理論物理學家Steve Hsu,是他在博客上發表文章,引起了大家對我的原論文的興趣。請見https://www.ronunz.org/1980/04/01/social-darwinism-and-rural-china/及https://infoproc.blogspot.com/2011/02/sociobiological-implications-of.html

11   Teng,1943年

12   Hucker,第318-320頁,1975年。最初級的科舉功名稱作生員,他們不享有太多直接特權,僅能免除徭役,但即便我們把生員人數也包括在內,獲得科舉功名之人的總數可能也不過數十萬而已。見何炳棣,第340-343頁,1959年。即便在總人口超過4億之後,帝國官員——有科舉功名、因學業而獲益之人中最直接者——的總人數依然略少於2萬人。見費正清,第38頁,1948年/1979年。

13   Cochran,第187-224頁,2009年。

14  Elvin (1973) pp. 235-267中列舉了諸多證據,表明一種“領主-雇農/佃戶”的土地租賃體係(有時候雇農或佃戶的工作條件可比農奴)直至清朝早期依然可見於中國大部分地區。但他認為這種體係是清早期之前中國最主要的土地擁有模式。他的這一觀點似乎屬於現代學者中的少數派。

15   Yang,第41頁、第45-46頁,1959a;Hinton第27頁,1966年。

16  見Elvin第129、167、177頁,1973年。另請見Huang(1985)及Huang(1990年)。其中詳細探討了可稱作“管理型農民”的生產模式。這種模式在中國很多地區都是農村生活的重要內容。

17   見何炳棣,第219頁,1971年。另外,某些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遠超全國平均值,比如河北,從1393年到1790年間增長了約1100%。請見Huang,第321-325頁,1985年。

18  Pomeranz,第33頁,2000年;Clark,第141頁,2007年。Smith第18-19頁(1899年)中也估計,在他那個時代,中國很多農村地區的人口密度是比利時的四倍。比利時是當時歐洲人口最密集的國家。

19  歐洲何以能借工業革命逃脫馬爾薩斯陷阱,而中國卻沒有,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重要問題。Pomeranz(2000年)中給出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假說。

20  Moise,第5頁,1977年。

21   Hinton,第25頁,1966年;Smith,第196頁,1899年。

22  何炳棣,第342-348頁,1959年。

23  訪談記錄見於Snow(斯諾)出版於1938年/68年的著作,第130-131頁。

24  Moise,1977年。

25  Crook,第133頁,1959年。

26  Crook,第11頁,1959年。

27  Yang,第18頁,1959a。

28  Yang,第51頁,1959a。

29  William Hinton用第一手資料記錄下了共產黨“割封建主義尾巴”活動(這個活動所針對的是地主及其他剝削者的後代)所麵臨的這個必然難題:“在中國社會裏,由於存在著將父輩家產平分的做法,財富總是趨於分散。因此,沒幾個人能毫不猶豫地說,自家祖上從未剝削過別人。”請見Hinton發表於1966年的著作,第203頁。

30  Hinton,第38頁,1966年。

31   Yang,第13頁,1945年。

32  Moise,第20頁,1977年。事實上,Yang (1945) p. 12中明確將農村曆史表述為“宗族的生態更替”。更替的過程是:較成功的家族人丁興旺,越來越大,逐漸將在競爭中處於劣勢的家族“擠出”去,令其最終消失於世。

33  根據進化論中的加速演化說,種群基數越大,則有益突變的出現幾率也隨之成正比增長。在中國有史以來的大多數時期裏,這個國家可被視作是龐大的單一人口池,占據了全人類總數的1/4強。見Cochran,第65-76頁,2009年。

34  如此解釋當今中國人何以成就出眾雖說得通,但要將這種邏輯套在其他高度成功的東亞民族身上就困難重重,這也成了該因果模型最大的反麵證據。日本人與韓國人在經濟發展、科技進步領域都成果卓著。他們在美國及其他地方的移民小群體也很混得開。但是,若說這兩個國家的農村社會與中國農村共享某些對中國曆史的塑造可能起到了極大作用的特點,比如無固定的封建階層、農業產品與土地租種活動的高度商業化、因兒子均分父輩財產導致的向下流動,卻毫無證據可予以支持。確實,日本社會一直為固定的貴族武士階層所統治,而中國的統治精英出自唯才是舉的科舉考試,兩者完全不同。所以,有鑒於(即便)現代日本人與韓國人的行為與成就均跟中國漢族人不相上下,我們必須另找(文化、經濟、基因等方麵的)原因去解釋這種雷同(比如Richard Lynn及其他人提出的“冷冬”假說),而不是照搬本文中所探討的傳統社會經濟體製來加以解釋。見Rindermann,第363頁,2012年。

35  “Scientist’s Study of Brain Genes Sparks a Backlash”(科學家對腦基因的研究引發強烈反對),作者Antonio Regaldo,見於The Wall Street Journal(華爾街日報),2006年6月16日號,A1:https://online.wsj.com/public/article/SB115040765329081636-T5DQ4jvnwqOdVvsP_XSVG_lvgik_20060628.html

How Social Darwinism Made Modern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meritocracy shaped the Middle Kingdom.
 •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 MARCH 11, 2013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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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three decades following Deng Xiaoping’s 1978 reforms, China achieved the fastest sustained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n human history, with the resulting 40-fold rise in the size of China’s economy leaving it poised to surpass America’s as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A billion ordinary Han Chinese have lifted themselves economically from oxen and bicycles to the verge of automobiles within a single generation.

China’s academic performance has been just as stunning. The 2009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 tests placed gigantic Shanghai—a megalopolis of 15 million—at the absolute top of world student achievement.[1] PISA results from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have been nearly as impressive, with the average score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rovincial Chinese—mostly from rural families with annual incomes below $2,000—matching or exceeding those of Europe’s most advanced and successful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France, and Switzerland, and ranking well above America’s results.[2]

ChinaGDP_2eThese successes follow closely on the heels of a previous generation of similar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gains for several much smaller Chinese-ancestry countries in that same part of the world, such as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nd the great academic and socioeconomic success of small Chinese-descended minority populations in predominantly white nations, including America, Canada, and Australia. The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mperor seem destined to play an enormous role in Mankind’s future.

Although these developments might have shocked Westerners of the mid-20th Century—when China was best known for its terrible poverty and Maoist revolutionary fanaticism—they would have seemed far less unexpected to our leading thinkers of 100 years ago, many of whom prophesied that the Middle Kingdom would eventually regain its ranking among the foremost nations of the world. This was certainly the expectation of E.A. Ross, one of America’s greatest early sociologists, whose book The Changing Chinese looked past the destitution, misery, and corruption of the China of his day to a future modernized China perhaps on a technological par with America and the leading European nations. Ross’s views were widely echoed by public intellectuals such as Lothrop Stoddard, who foresaw China’s probable awakening from centuries of inward-looking slumber as a looming challenge to the worldwide hegemony long enjoyed by the various European-descended nations. 

The likely roots of such widespread Chinese success have received little detailed exploration in today’s major Western media, which tends to shy away from considering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groups or nationalities, as opposed to their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forms of government. Yet although the latter obviously play a crucial role—Maoist China was far less economically successful than Dengist China—it is useful to note that the examples of Chinese success cited above range across a wide diversity of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s.

For decades, Hong Kong enjoyed one of the most free-market, nearly anarcho-libertarian economic regimes; during that same period, Singapore was governed by the tight hand of Lee Kuan Yew and his socialistic People’s Action Party, which built a one-party state with a large degree of government guidance and control. Yet both these populations were overwhelmingly Chinese, and both experienced almost equally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ving in 50 years from total postwar destitution and teeming refugee slums to ranking among the wealthiest places on earth. And Taiwan, whose much larger Chinese-ancestry population pursued an intermediate development model, enjoyed similar economic success.

Despite a long legacy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mistreatment, small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merica also prospered and advanced, even as their numbers grew rapidly following passage of the 1965 Immigration Act. In recent years a remarkable fraction of America’s top students—whether judged by the objective winners’ circle of the Mathematics Olympiad and Intel Science competition or by the somewhat more subjective rates of admission to Ivy League colleges—have been of Chinese ancestry. The results are particularly striking when cast in quantitative terms: although just 1 percent of American high-school graduates each year have ethnic Chinese origins, surnam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y currently include nearly 15 percent of the highest-achieving students, a performance ratio more than four times better than that of American Jews, the top-scoring white ancestry group.[3]

Chinese people seem to be doing extremely well all over the world, across a wide range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Almost none of these global developments were predicted by America’s leading intellectuals of the 1960s or 1970s, and many of their successors have had just as much difficulty recognizing the dramatic sweep of events through which they are living. A perfect example of this strange myopia may be found in the writings of leading development economists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whose brief discussions of China’s rapid rise to world economic dominance seem to portray the phenomenon as a temporary illusion almost certainly soon to collapse because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followed differs from the ultra-free-market neoliberalism that they recommend.[4] The large role that the government plays in guiding Chinese economic decisions dooms it to failure, despite all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while America’s heavily financialized economy must be successful, regardless of our high unemployment and low growth. According to Acemoglu and Robinson, nearly all international success or failure is determined by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nd since China possesses the wrong ones, failure is certain, though there seems no sign of it.

Perhaps such academics will be proven correct, a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will collapse into the debacle they predict. But if this does not occur,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lines of the past 35 years continue for another five or ten, we should consider turning for explanations to those long-forgotten thinkers who actually foretold these world developments that we are now experiencing, individuals such as Ross and Stoddard. The widespread devastation produced by the Japanese invasion, World War II,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followed by the economic calamity of Maoism, did delay the predicted rise of China by a generation or two, but except for such unforeseen events, their analysis of Chinese potential seems remarkably prescient. For example, Stoddard approvingly quotes the late Victorian predictions of Professor Charles E. Pearson:

Does any one doubt that the day is at hand when China will have cheap fuel from her coal-mines, cheap transport by railways and steamers, and will have founded technical schools to develop her industries? Whenever that day comes, she may wrest the control of the world’s markets, especially throughout Asia, from England and Germany.[5]

A People Shaped by Their Difficult Environment

Western intellectual life a century ago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oday, with contrary doctrines and taboos, and the spirit of that age certainly held sway over its leading figures. Racialism—the notion that different peoples tend to have different innate traits, as largely fashioned by their particular histories—was dominant then, so much so that the notion was almost universally held and applied, sometimes in rather crude fashion, to both European and non-European popul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Chinese, the widespread view was that many of their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had been shaped by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in a generally stable and organized society possessing central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a situation almost unique among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In effect, despite temporary periods of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East Asia’s own Roman Empire had never fallen, and a thousand-year interregnum of barbarism, economic collapse, and technological backwardness had been avoided.

On the less fortunate side, the enormous population growth of recent centuries had gradually caught up with and overtaken China’s exceptionally efficient agricultural system, reducing the lives of most Chinese to the brink of Malthusian starvation; and these pressures and constraints were believed to be reflected in the Chinese people. For example, Stoddard wrote:

Winnowed by ages of grim elimination in a land populated to the uttermost limits of subsistence, the Chinese race is selected as no other for survival under the fiercest conditions of economic stress. At home the average Chinese lives his whole life literally within a hand’s breadth of starvation. Accordingly, when removed to the easier environment of other lands, the Chinaman brings with him a working capacity which simply appalls his competitors.[6]

Stoddard backed these riveting phrases with a wide selection of detailed and descriptive quotations from prominent observers,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Although Ross was more cautiously empirical in his observations and less literary in his style, his analysis was quite similar, with his book on the Chinese containing over 40 pages describing the grim and gripping details of daily survival, provided under the evocative chapter-heading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China.”[7]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d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largely eliminated from American public discourse the notion that many centuries of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might leave an indelible imprint upon a people. But with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such analyses have once again begun appearing in respectable intellectual quarters.

The most notable example of this would surely be A Farewell to Alms, Gregory Clark’s fascinating 2007 analysis of the deep origins of Brita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ich was widely reviewed and praised throughout elite circles, with New York Times economics columnist Tyler Cowen hailing it as possibly “the next blockbuster in economics” and Berkeley economist Brad DeLong characterizing it as “brilliant.”

Although Clark’s work focused on many different factors, the one that attracted the greatest attention was his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British history based upon a close examination of individual testaments. Clark discovered evidence that for centuries the wealthier British had left significantly more surviving children than their poorer compatriots, thus leading their descendants to constitute an ever larger share of each generation. Presumably, this was because they could afford to marry at a younger age, and their superior nutritional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reduced mortality rate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Indeed, the near-Malthusian poverty of much ordinary English life during this era meant that the impoverished lower classes often failed even to reproduce themselves over time, gradually being replaced by the downwardly mobile children of their financial betters. Since personal economic achievement was probably in part due to traits such as diligence, prudence, and productivity, Clark argued that these characteristics steadily became more widespread in the British population, laying the human basis for later national economic success.

Leaving aside whether or not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actually supports Clark’s hypothesis—economist Robert C. Allen has published a strong and fairly persuasive refutation[8]—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he advances seems a perfectly plausible one. Although the stylistic aspects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certainly differ, much of Clark’s analysis for England seems to have clear parallels in how Stoddard, Ross, and others of their era characterized China. So perhaps it would be useful to explore whether a Clarkian analysis might be applicable to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

Interestingly enough, Clark himself devotes a few pages to considering this question and concludes that in contrast to the British case, wealthier Chinese were no more fecund than the poorer, eliminating the possibility of any similar generational trend.[9] But Clark is not a China specialist, and his brief analysis relies on the birth records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ruling imperial dynasty, a group totally unrepresentative of the broader population. In fact, a more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source material reveals persuasive evidence for a substantial skew in family size, directly related to economic success, with the pattern being perhaps even stronger and more universally apparent than was the case for Britain or any other country.

Moreover, certain unique asp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may have maintained and amplified this long-term effect, in a manner unlike that found in most other societies in Europe or elsewhere. China indeed may constitute the largest and longest-lasting instance of an extreme “Social Darwinist” society anywhere in human history, perhaps with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people.[10]

The Social Economy of Traditional China

Chinese society is notable for its stability and longevity. From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the bureaucratic imperial state based on mandarinate rule during the Sui (589–618) and T’ang (618–907) dynasties down to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of 1948, a single se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appears to have maintained its grip on the country, evolving only slightly while dynastic successions and military conquests periodically transformed the governmental superstructure.

A central feature of this system was the replacement of the local rule of aristocratic elements by a class of official meritocrats, empower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elected by competitive examination. In essence, China eliminated the role of hereditary feudal lord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they represented over 1,000 years before European countries did the same, substituting a system of legal equality for virtually the entire population beneath the reigning emperor and his family.

The social importance of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was enormous, playing the same role in determining membership in the ruling elite that the aristocratic bloodlines of Europe’s nobility did until modern times, and this system embedded itself just as deeply in the popular culture. The great noble houses of France or Germany might trace their lineages back to ancestors elevated under Charlemagne or Barbarossa, with their heirs afterward rising and falling in standing and estates, while in China the proud family traditions would boast generations of top-scoring test-takers, along with the important government positions that they had received as a result. Whereas in Europe there existed fanciful stories of a heroic commoner youth doing some great deed for the king and consequently being elevated to a knighthood or higher, such tales were confined to fiction dow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But in China, even the greatest lineages of academic performers almost invariably had roots in the ordinary peasantry.

Not only was China the first national state to utilize competitive written examinations for selection purposes, but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almost all other instance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ultimately derive from the Chinese example. It has long been established that the Chinese system served as the model for the meritocratic civil services that transformed the efficiency of Britain and other European states during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But persuasive historical arguments have also been advanced that the same is even true for university entrance tests and honors examinations, with Cambridge’s famed Math Tripos being the earliest example.[11] Modern written tests may actually be as Chinese as chopsticks.

With Chinese civilization having spent most of the past 1,500 years allocating its positions of national power and influence by examination, there has sometimes been speculation that test-taking ability has become embedded in the Chinese people at the biological as well as cultural level. Yet although there might be an element of truth to this, it hardly seems likely to be significant. During the eras in question, China’s total population numbered far into the tens of millions, growing in unsteady fashion from perhaps 60 million before AD 900 to well over 400 million by 1850. But the number of Chinese passing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 and attaining the exalted rank of chin-shih during most of the past six centuries was often less than 100 per year, down from a high of over 200 under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 and even if we include the lesser rank of chu-jen, the national total of such degree-holders was probably just in the low tens of thousands,[12]
 a tiny fraction of 1 percent of the overall population—totally dwarfed by the numbers of Chinese making their living as artisans or merchants, let alone the overwhelming mass of the rural peasantry. The cultural impact of rule by a test-selected elite was enormous, but the direct genetic impact would have been negligible.

This same difficulty of relative proportions frustrates any attempt to apply in China an evolutionary model similar to the one that Gregory Cochran and Henry Harpending have persuasively suggested for the evolution of high intelligence among the Ashkenazi Jews of Europe.[13] The latter group constituted a small, reproductively isolated population overwhelmingly concentrated in the sorts of business and financial activity that would have strongly favored more intelligent individuals, and one with insignificant gene-flow from the external population not undergoing such selective pressure. By contras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successful Chinese merchants or scholars were unwilling to take brides from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any reasonable rate of such intermarriage each generation would have totally swamped the genetic impact of mercantile or scholarly success. If we are hoping to find any rough parallel to the process that Clark hypothesizes for Britain, we must concentrate our attention on the life circumstances of China’s broad rural peasantry—well over 9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during all these centuries—just as the aforementioned 19th-century observers had generally done.

Absence of Caste and Fluidity of Class

In fact, although Western writers tended to focus on China’s horrific poverty above all els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ctually possessed certain unusual or eve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at may help account for the shap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was the near total absence of social caste and the extreme fluidity of economic class.

Feudalism had ended in China a thousand years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early all Chinese stood equal before the law.[14] The “gentry”—those who had passed an official examination and received an academic degree—possessed certain privileges and the “mean people”—prostitutes, entertainers, slaves, and various other degraded social elements—suffered under legal discrimination. But both these strata were minute in size, with each usually amounting to less than 1 percent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while “the common people”—everyone else, including the peasantry—enjoyed complete legal equality.

However, such legal equality was totally divorced from economic equality, and extreme gradations of wealth and poverty were found in every corner of society, down to the smallest and most homogenous village. During most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traditional Marxian class analysis of Chinese rural life divided the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graduated wealth and degree of “exploitative” income: landlords, who obtained most or all of their income from rent or hired labor; rich, middle, and poor peasants, grouped according to decreasing wealth and rental income and increasing tendency to hire out their own labor; and agricultural laborers, who owned negligible land and obtained nearly all their income from hiring themselves out to others.

In hard times, these variations in wealth might easily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but everyone acknowledged that such distinctions were purely economic and subject to change: a landlord who lost his land would become a poor peasant; a poor peasant who came into wealth would be the equal of any landlord. During its political struggl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laimed that landlords and rich peasants constituted about 1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and possessed 70–80 percent of the land, while poor peasants and hired laborers made up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nd owned just 10–15 percent of the land. Neutral observers found these claims somewhat exaggerated for propagandistic purposes, but not all that far from the harsh reality.[15]

Complete legal equality and extreme economic inequality together fostered one of the most unrestrained free-market systems known to history, not only in China’s cities but much more importantly in its vast countryside, which contained nearly the entire population. Land, the primary form of wealth, was freely bought, sold, traded, rented out, sub-leased, or mortgaged as loan collateral. Money-lending and food-lending were widely practiced, especially during times of famine, with usurious rates of interest being the norm, often in excess of 10 percent per month compounded. In extreme cases, children or even wives might be sold for cash and food. Unless aided by relatives, peasants without land or money routinely starved to death. Meanwhile, the agricultural activity of more prosperous peasants was highly commercialized and entrepreneurial, with complex business arrangements often the norm.[16]

For centuries, a central fact of daily life in rural China had been the tremendous human density, as the Middle Kingdom’s population expanded from 65 million to 430 million during the five centuries before 1850,[17] eventually forcing nearly all land to be cultivated to maximum efficiency. Although Chinese society was almost entirely rural and agricultural, Shandong province in 1750 had well over twice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the Netherlands, the most urbanized and densely populated part of Europe, while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ngland’s population density was only one-fifth that of Jiangsu province.[18]

Chinese agricultural methods had always been exceptionally efficient, but by the 19th century, the continuing growth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had finally caught and surpassed the absolute Malthusian carrying-capacity of the farming system under its existing techn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19] Population growth was largely held in check by mortality (including high infant mortality), decreased fertility due to malnutrition, disease, and periodic regional famines that killed an average of 5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20] Even the Chinese language came to incorporate the centrality of food, with the traditional words of greeting being “Have you eaten?” and the common phrase denoting a wedding, funeral, or other important social occasion being “to eat good things.”[21]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constraints of Chinese society posed major obstacles to mitigating this never-ending human calamity. Although impoverished Europeans of this era, male and female alike, often married late or not at all, early marriage and family were central pillars of Chinese life, with the sage Mencius stating that to have no children was the worst of unfilial acts; indeed, marriage and anticipated children were the mark of adulthood. Furthermore, only male heirs could continue the family name and ensure that oneself and one’s ancestors would be paid the proper ritual respect, and multiple sons were required to protect against the vagaries of fate. On a more practical level, married daughters became part of their husband’s household, and only sons could ensure provision for one’s old age.

Nearly all peasant societies sanctify filial loyalty, marriage, family, and children, while elevating sons above daughters, but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se tendencies seem to have been especially strong, representing a central goal and focus of all daily life beyond bare survival. Given the terrible poverty, cruel choices were often made, and female infanticide, including through neglect, was the primary means of birth control among the poor, leading to a typical shortfall of 10–15 percent among women of marriageable age. Reproductive competition for those remaining women was therefore fierce, with virtually every woman marrying, generally by her late teens. The inevitable result was a large and steady natural increase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except when constrained by various forms of increased mortality.

Remarkable Upward Mobility But Relentless Downward Mobility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might be impoverished peasants, but for those with ability and luck, the possibilities of upward mobility were quite remarkable in what was an essentially classless society. The richer strata of each village possessed the wealth to give their most able children a classical education in hopes of preparing them for the series of official examinations. If the son of a rich peasant or petty landlord were sufficiently diligent and intellectually able, he might pass such an examination and obtain an official degree, opening enormous opportunities for political power and wealth.

For the Ming (1368–1644) and Ch’ing (1644–1911) dynasties, statistics exist 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chin-shih class, the highest official rank, and these demonstrate a rate of upward mobility unmatched by almost any Western society, whether modern or premodern. Over 30 percent of such elite degree-holders came from commoner families that for three previous generations had produced no one of high official rank, and in the data from earlier centuries, this fraction of “new men” reached a high of 84 percent. Such numbers far exceed the equivalent figures for Cambridge University during all the centuries since its foundation, and would probably seem remarkable at America’s elite Ivy League colleges today or in the past. Meanwhile,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was also common among even the highest families. As a summary statistic, across the six centuries of these two dynasties less than 6 percent of China’s ruling elites came from the ruling elites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22]

The founding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of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has been the “Equality of Man,” while that of Confucianist China was the polar opposite belief in the inherent inequality of men. Yet in reality, the latter often seemed to fulfill better the ideological goals of the former. Frontier America might have had its mythos of presidents born in log-cabins, but for many centuries a substantial fraction of the Middle Kingdom’s ruling mandarins did indeed come from rural rice-paddies, a state of affairs that would have seemed almost unimaginable in any European country until the Age of Revolution, and even long afterward.

Such potential for elevation into the ruling Chinese elite was remarkable, but a far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ety was the open possibility of local economic advancement for the sufficiently enterprising and diligent rural peasant. Ironically enough, a perfect description of such upward mobility was provided by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leader Mao Zedong, who recounted how his father had risen from being a landless poor peasant to rich peasant status:

My father was a poor peasant and while still young was obliged to join the army because of heavy debts. He was a soldier for many years. Later on he returned to the village where I was born, and by saving carefully and gathering together a little money through small trading and other enterprise he managed to buy back his land.

As middle peasants then my family owned fifteen mou [about 2.5 acres] of land. On this they could raise sixty tan of rice a year. The five members of the family consumed a total of thirty-five tan—that is, about seven each—which left an annual surplus of twenty-five tan. Using this surplus, my father accumulated a little capital and in time purchased seven more mou, which gave the family the status of ‘rich’ peasants. We could then raise eighty-four tan of rice a year.

When I was ten years of age and the family owned only fifteen mou of land, the five members of the family consisted of my father, mother, grandfather, younger brother, and myself. After we had acquired the additional seven mou, my grandfather died, but there came another younger brother. However, we still had a surplus of forty-nine tan of rice each year, and on this my father prospered.

At the time my father was a middle peasant he began to deal in grain transport and selling, by which he made a little money. After he became a ‘rich’ peasant, he devoted most of his time to that business. He hired a full-time farm laborer, and put his children to work on the farm, as well as his wife. I began to work at farming tasks when I was six years old. My father had no shop for his business. He simply purchased grain from the poor farmers and then transported it to the city merchants, where he got a higher price. In the winter, when the rice was being ground, he hired an extra laborer to work on the farm, so that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seven mouths to feed. My family ate frugally, but had enough always.[23]

Mao’s account gives no indication that he regarded his family’s rise as extraordinary in any way; his father had obviously done well, but there were probably many other families in Mao’s village that had similarly improved their lot during the course of a single generation. Such opportunities for rapid social mobility would have been almost impossible in any of the feudal or class-ridden societies of the same period, in Europe or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However, the flip-side of possible peasant upward mobility was the far greater likelihood of downward mobility, which was enormous and probably represented the singl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shaping the modern Chinese people. Each generation, a few who were lucky or able might rise, but a vast multitude always fell, and those families near the bottom simply disappeared from the world. Traditional rural China was a society faced with the reality of an enormous and inexorable downward mobility: for centuries, nearly all Chinese ended their lives much poorer than had their parents.

The strong case for such downward mobility was demonstrated a quarter century ago by historian Edwin E. Moise,[24] whose crucial article on the subject has received far less attention than it deserves, perhaps because 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the late 1970s prevented readers from drawing the obvious evolutionary implications.

In many respects, Moise’s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China eerily anticipated that of Clark for England, as he pointed out that only the wealthier families of a Chinese village could afford the costs associated with obtaining wives for their sons, with female infanticide and other factors regularly ensuring up to a 15 percent shortfall in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women. Thus, the poorest village strata usually failed to reproduce at all, while poverty and malnourishment also tended to lower fertility and raise infant mortality as one moved downward along the economic gradi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wealthiest villagers sometimes could afford multiple wives or concubines and regularly produced much larger numbers of surviving offspring. Each generation, the poorest disappeared, the less affluent failed to replenish their numbers, and all those lower rungs on the economic ladder were filled by the downwardly mobile children of the fecund wealthy.

This fundamental reality of Chinese rural existence was certainly obvious to the peasants themselves and to outside observers, and there exists an enormous quantity of anecdotal evidence describing the situation, whether gathered by Moise or found elsewhere, as illustrated by a few examples:

‘How could any man in our village claim that his family had been poor for three generations? If a man is poor, then his son can’t afford to marry; and if his son can’t marry, there can’t be a third generation.’[25]

… Because of the marked shortage of women, there was always a great number of men without wives at all. This included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long-term hired laborers… The poorest families died out, being unable to arrange marriages for their sons. The future generations of poor were the descendants of bankrupted middle and rich peasants and landlords.[26]

… Further down the economic scale there were many families with unmarried sons who had already passed the customary marriage age, thus limiting the size of the family. Wong Mi was a case in point. He was already twenty-three, with both of his parents in their mid-sixties; but since the family was able to rent only an acre of poor land and could not finance his marriage, he lived with the old parents, and the family consisted of three members. Wong Chun, a landless peasant in his forties, had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when he lived with his aged parents ten years before, and now, both parents having died, he lived alone. There were ten or fifteen families in the village with single unmarried sons.[27]

… As previously mentioned, there were about twenty families in Nanching that had no land at all and constituted the bottom group in the village’s pyramid of land ownership. A few of these families were tenant farmers, but the majority, since they could not finance even the buying of tools, fertilizer, and seeds, worked as “long-term” agricultural laborers on an annual basis. As such, they normally were paid about 1,000 catties of unhusked rice per year and board and room if they owned no home. This income might equal or even exceed what they might have wrested from a small rented farm, but it was not enough to support a family of average size without supplementary employment undertaken by other members of the family. For this reason, many of them never married, and the largest number of bachelors was to be found among landless peasants. Wong Tu-en, a landless peasant working for a rich peasant for nearly ten years, was still a “bare stick” (unmarried man) in his fifties; and there were others in the village like him. They were objects of ridicule and pity in the eyes of the villagers, whose life [sic] centered upon the family.[28]

Furthermore, the forces of downward mobility in rural Chinese society were greatly accentuated by fenjia,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inheritance, which required equal division of property among all son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practice of primogeniture commonly found in European countries.

If most or all of a father’s property went to the eldest son, then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a reasonably affluent peasant family was assured unless the primary heir were a complete wastrel or encountered unusually bad fortune. But in China, cultural pressures forced a wealthy man to do his best to maximize the number of his surviving sons, and within the richer strata of a village it was not uncommon for a man to leave two, three, or even more male heirs, compelling each to begin his economic independence with merely a fraction of his father’s wealth. Unless they succeeded in substantially augmenting their inheritance, the sons of a particularly fecund rich landlord might be middle peasants—and his grandchildren, starving poor peasants.[29] Families whose elevated status derived from a single fortuitous circumstance or a transient trait not deeply rooted in their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enjoyed only fleeting economic success, and poverty eventually culled their descendants from the village.

The members of a successful family could maintain their economic position over time only if in each generation large amounts of additional wealth were extracted from their land and their neighbors through high intelligence, sharp business sense, hard work, and great diligence. The penalty for major business miscalculations or lack of sufficient effort was either personal or reproductive extinction. As American observer William Hinton graphically described:

Security, relative comfort, influence, position, and leisure [were] maintained amidst a sea of the most dismal and frightening poverty and hunger—a poverty and hunger which at all times threatened to engulf any family which relaxed its vigilance, took pity on its poor neighbors, failed to extract the last copper of rent and interest, or ceased for an instant the incessant accumulation of grain and money. Those who did not go up went down, and those who went down often went to their deaths or at least to the dissolution and dispersal of their families.[30]

However, under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a family successful in business might expand its number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until it gradually squeezed out all its less competitive neighbors, with its progeny eventually constituting nearly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a village. For example, a century after a couple of poor Yang brothers arrived in a region as farm laborers, their descendants had formed a clan of 80–90 families in one village and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a neighboring one.[31] In a Guangdong village, a merchant family named Huang arrived and bought land, growing in numbers and land ownership over the centuries until their descendants replaced most of the other families, which became poor and ultimately disappeared, while the Huangs eventually constituted 74 percent of the total local population, including a complete mix of the rich, middle, and poor.[32]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American Ideology

In many respects, the Chinese society portrayed by our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sources seems an almost perfect example of the sort of local environment that would be expected to produce a deep imprint up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inhabitants. Even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is harsh development process, China had spent thousands of years 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s.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 established from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A.D. onward then remained largely stable and unchanged for well over a millennium, with the sort of orderly and law-based society that benefited those who followed its rules and ruthlessly weeded out the troublemaker. During many of those centuries, the burden of overpopulation placed enormous economic pressure on each family to survive, while a powerful cultural tradition emphasized the production of surviving offspring, especially sons, as the greatest goal in life, even if that result might lead to the impoverishment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was remarkably high but required great effort and diligence, while the complexitie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how to manage land, crop selection,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were far greater than those faced by the simple peasant serf found in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the rewards for success and the penalties for failure being extreme. The sheer size and cultural unity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would have facilitated the rapid appearance and spread of useful innovations, including those at the purely biological level.[33]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although good business ability was critical for the long-term success of a line of Chinese peasants, the overall shaping constraints differed considerably from those that might have affected a mercantile caste such as the Ashkenazi Jews of Eastern Europe or the Parsis of India. These latter groups occupied highly specialized economic niches in which a keen head for figures or a ruthless business sense might have been all that was required for personal success and prosperity. But in the world of rural Chinese villages, even the wealthier elements usually spent the majority of the lives in backbreaking labor, working alongside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hired men in the fields and rice paddies. Successful peasants might benefit from a good intellect, but they also required the propensity for hard manual toil, determination, diligence, and even such purely physical traits as resistance to injury and efficiency in food digestion. Given such multiple selective pressures and constraints, we would expect the shift in the prevalence of any single one of these traits to be far slower than if it alone determined success, and the many centuries of steady Chinese selection across the world’s largest population would have been required to produce any substantial result.[34]

The impact of such strong selective forces obviously manifests at multiple levels, with cultural software being far more flexible and responsive than any gradual shifts in innate tendencies, and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vidence of these two mechanisms is hardly a trivial task. But it seems quite unlikely that the second, deeper sort of biological human change would not have occurred during a thousand years or more of these relentlessly shaping pressures, and simply to ignore or dismiss such an important possibility is unreasonable. Yet that seems to have been the dominant strain of Western intellectual belief for the last two or three generations.

Sometimes the best means of recognizing one’s ideological blinders is to consider seriously the ideas and perspectives of alien minds that lack them, and in the case of Western society these happen to include most of our greatest intellectual figures from 80 or 90 years ago, now suddenly restored to availability by the magic of the Internet. Admittedly, in some respects these individuals were naïve in their thinking or treated various ideas in crude fashion, but in many more cases their analyses were remarkably acute and scientifically insightful, often functioning as an invaluable corrective to the assumed truths of the present. And in certain matters, notably predicting the economic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untry, they seem to have anticipated developments that almost none of their successors of the past 50 years ever imagined. This should certainly give us pause.

Consider also the ironic case of Bruce Lahn, a brilliant Chinese-born genetics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an interview a few years ago, he casually mentioned his speculation that the socially conformist tendencies of most Chinese people might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for the past 2,000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regularly eliminated its more rebellious subjects, a suggestion that would surely be regarded as totally obvious and innocuou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except in the West of the past half century or so. Not long before that interview, Lahn had achieved great scientific acclaim for his breakthrough discoveries on the possible genetic origins of human civilization, but this research eventually provoked such heated controversy that he was dissuaded from continuing it.[35]

Yet although Chinese researchers living in America willingly conform to American ideological restrictions,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Chinese researchers in China itself, and it is hardly surprising that BGI—the 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has become the recognized world leader in cutting-edge human genetics research. This is despite the billions spent by its American counterparts, which must operate within a much more circumscribed framework of acceptable idea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enormous governmental investments of the Soviet regime in many fields produced nothing, since they were based on a model of reality that was both unquestionable and also false. The growing divergence between that ideological model and the real world eventually doomed the USSR, whose vast and permanent bulk blew away in a sudden gust of wind two decades ago. American leaders should take care that they do not stubbornly adhere to scientifically false doctrines that will lead our own country to risk a similar fate.

Ron Unz is publisher of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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