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猶太人問題的過去、現在及將來
王凡西 （1938年11月25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ngfanxi/mia-chinese-wong-19381125.htm
〔說明〕載於馬克思著，郭和〔即樓國華〕譯《論猶太人問題》，亞東圖書館1939年1月出版。本論文為王凡西所撰寫，載於該書代序。
〔錄入者附言〕：我對一些人名和事件加了注釋，並更新了某些人或地點的譯名。對一些原文事件錯誤的問題進行訂正並注釋。
寫在本文之前
在光怪陸離的世界政治中，猶太人問題大概要算是最最難解的一個謎了。尤其是最近德國發生的排猶運動，新聞傳來，人們竟像是閱讀著《山海經》，駭怪得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巴黎一位猶太青年暗殺了德國使館的一個秘書，希特勒竟以“夷全民族”的辦法來從事報複，這真是古今中外未之前聞的奇事！人們於痛惡那瘋魔希特勒之餘，往往又不免要問一聲“為什麽？”的吧。
這時，我們來介紹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的名著，想來不是無益的。因為馬克思不僅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思想家，而且本人還是猶太人，那麽他對這問題所發表的意見，自然是萬分值得注意的了。不過，馬克思此書寫成於九十餘年前，從那時到現在，正如法國人的諺語所雲：“橋下的水已經流過許多了。”
因此，不揣淺陋，想把猶太人問題作一個通俗的與曆史的說明，使讀馬氏論文的人，較易了解，結果就寫成了這篇字數超過了正文的長序。
雖然花費了不少的精力與時間，但因關於這問題的材料根本太少，所以有些地方——如猶太教一章——還是不能滿意。這隻能等日後補充了。
此外，在這裏還想附帶地提一提猶太人與中國的關係。最近因全世界各國都對他們關閉了門戶，所以有大批見逐於德、奧的猶太難民，已經來到了無需入境手續的上海，據說還有不少要來的。中國仿佛成了猶太人最後的避難所了；不過，猶太人與中國發生關係，還遠在漢朝明帝末年的時候，那時有許多猶太人從陸路來到了河、洛之間，雖經長時間的同化，在目前的開封，還能發現這些猶太人的後裔。關於這個問題，我希望將來能做一個專門的研究。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五日
凡西
※ ※ ※
這年頭，民族問題似乎構成了國際糾紛的中心；猶太人問題更是複雜錯綜，教人糊塗。希特勒既迫害於前，墨索裏尼複效顰於後，弄得猶太人到處碰壁，走投無路；另一方麵偏偏又有一個大英帝國，出來替這幫可憐的猶太人撐腰助勢，用飛機、大炮幫他們“打回老家去”，結果巴勒斯坦演成了阿拉伯人與猶太人間不斷的殘殺。
到底那所謂猶太人問題，是怎麽一回事呢？猶太人為什麽會遭到法西斯徒黨們的仇恨，又為什麽能贏得倫敦紳士們的青睞？這一些，說起來都很話長，絕非三言兩語所能弄得明白的，因為猶太人之成為問題，無奈是為日太久了呀。
受難的民族
首先我們要談談猶太人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民族。不過這問題也不是幾句話可以說明的，主要因為猶太人的曆史太古遠、太複雜，而且他們唯一的曆史就是《舊約聖經》[1]，其中大半是荒誕不經的傳說，很難當作信史看的。猶太民族的家譜既經有點神秘，再加以中國人對於西方知識之一般的缺乏，所以大家聽到了這個名詞，便覺得有點莫名其妙。有些讀過點西洋文學的人，知道猶太人隻是夏洛克[2]式的重利盤剝者；另一些聽過一點福音堂布道的人們，則以為猶太人都是像耶穌基督那樣的“上帝的選民”。其實這都不過是片麵的印象，不足以了解猶太人真實的情形的。因此，為要更容易明白目前猶太人問題的結症起見，我們不得不先把猶太民族的曆史、宗教與性質諸方麵，加以簡單的敘述，而尤其重要的，就是要在歐洲社會進化的各個階段中，指明猶太人命運的演變。
現代的所謂猶太人，乃是指古代定居在小亞細亞巴勒斯坦的一種閃米特人[3]而言的。在某些方麵，他們被稱為希伯來人，又有些地方被稱為以色列人。關於這種人的曆史，普通史家分為三個時期：第一，自《舊約》的傳說時代至波斯統治時猶太教的創立；第二，自羅馬與希臘人的統治至耶路撒冷的被毀；第三，自中世紀分離運動至目前。不過在本文中，我們隻能述及它那幾件最重要的史績。
巴勒斯坦位於地中海東岸，正處在歐、亞、非三洲的交點，西洋史上幾個古代的強國，都做了它的鄰邦。因此，猶太民族自從它有史的第一天起，就成為其他較強民族互爭的戰場，與用兵的對象。最初統治猶太人的是巴比倫，等到巴比倫衰亡之後，埃及又起來做猶太人的主宰。後當巴勒斯坦分成以色列和猶太兩國，互相爭雄的時候，實際上他們是給西方的腓尼基與北方的阿拉姆所操縱的。等到亞述崛起，猶太人又淪為亞述人的奴隸。此後經過了短期間加勒底人（即後巴比倫人）的統治，猶太人又成為波斯君王的臣民了。兩世紀後，希臘的雄主亞曆山大征服了巴勒斯坦；一直統治到耶穌紀元之前，猶太人的故國才轉入於羅馬帝國的版圖。中世紀以後，猶太人的最大部分差不多已經脫離了這痛苦的老家，四散到小亞細亞以及歐洲的各地去了，他們到處流浪，受著人們的歧視。至於巴勒斯坦的老家呢，則自羅馬帝國瓦解以後，始終受著阿拉伯人的統治，巴勒斯坦的居民，也以阿拉伯人占最大多數了。目前這塊“聖地”是歸大英帝國管理的，那是上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結果。
總括的說來，猶太人的曆史就是一部被壓迫、蹂躪、流亡與不幸的悲慘史。而這個悲慘的命運，也就是去了解猶太民族的一個鎖鑰。因為這命運使猶太人對宗教作了無上的貢獻，是他們成為善於理財與經商的民族，且促成了他們目前那種散居各地的狀況。
猶太人的離散與猶太教的建立
猶太人悲慘史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兩個時期：
（一）迦勒底（即後巴比倫）[4]王尼布甲尼撒[5]在紀元前586年間之毀滅耶路撒冷與擄走猶太人；
（二）紀元後135年，猶太民族首領巴爾·科赫巴[6]反抗羅馬統治之失敗。
這兩件事情之所以值得特別注意，因為它們一來是使猶太人變成流亡民族之直接動力；二來是使他們從事於宗教活動的主要原因。第一件大事，據《舊約聖經》的《列王紀》[7]下篇所載：
這次被擄的人數，據史冊記載，約達兩萬七千餘人，差不多已經是當時耶路撒冷的全體了。這對於猶太民族當然是一個極大的打擊。而這打擊的重要結果，即是使猶太人變成為宗教的民族，並奠定了猶太教的基石。據許多研究《舊約》的私家說，它使猶太人發生深刻的宗教上的反省。他們認為這次遭難乃是上帝對於猶太人所犯罪惡的一種處罰，所以他們必須在痛苦中加以懺悔、省悟、皈依耶和華。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之後，才開始拋棄原始的偶像崇拜，拋棄了多神的信仰，逐漸形成那崇拜一神的猶太教的規模。
本來在絕望的痛苦中，人們如果還不甘於死亡的話，那他們隻有在宗教中重找其內心的和平。猶太人在顛沛流離中之趨向於宗教，自是人情之常。不過除了這一消極的原因之外，猶太教之肇端於此時，還有一種積極的原因在。這一積極的原因，即所謂“將政治自由的夢想，寄托在宗教獨立的希望中。”（見《大英百科全書》猶太人條）
猶太人這種政治的夢想，在他們被擄到巴比倫的70年之後，即在紀元前536年，相當得到了實現。據《舊約》所載，那時波斯王居魯士[9]征服了巴比倫，讓那些願意回故鄉的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這次回去的據說共有“42360名”，還帶有許多奴仆、財富。這些人中的領袖就是“敏捷的文士，通達耶和華所賜摩西法律書”的以斯拉[10]。後來還有一個在波斯王朝做官的尼希米[11]，他與以斯拉同為重修耶路撒冷的英雄，與猶太教之實際創造者。
猶太教因為在這樣的情形中成長，所以它的教育簡直是些法律的條文，而是這些條文的用意，主要是在維持猶太人民族性的獨立，以及對異族的排斥，例如《舊約·以斯拉傳》中說：“……對以斯拉說，我們在此地區娶了異邦女子為妻，幹犯了我們的神，然而以色列人還有指望，現與我們的神立約，休這一切的妻，離絕他們所生的……”。又如在《尼希米記》中，也有同樣的話：“……並不將自己的女兒嫁給異邦人的兒子，也不為自己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
猶太教此種偏狹與保守的民族精神，在猶太教的聖經——《塔木德經》[12]——中，得到了最後的結晶。而《塔木德經》的編成，卻是我們上麵所提到的，即猶太民族史上第二件大事的後果。
那是在耶穌紀元後135年的事。當時猶太有個名叫巴爾·科赫巴的英雄，企圖以武力推翻羅馬人在猶地亞的統治，恢複猶太人在政治上的獨立，不幸完全失敗，猶太人慘遭屠殺，被迫流亡。按照當時禁律，凡猶太人行近耶路撒冷，及至能望見其城牆時，即處死罪。猶太人無奈，隻有向巴比倫、阿拉伯以及歐洲各地逃命。從此之後，猶太人永遠過著流浪放逐的生活，再不能成為一個民族的政治集團了。
受著外族這樣的蹂躪與虐待，猶太人那種偏狹與自保的精神，愈加發揮出來了。尤其是避難到巴比倫的那些人，因為人眾誌大，生活比較的自由美滿，所以更有餘間致力於宗教思想的探索。他們把猶太教中原有的利未人的法規，再加一些羅馬法的觀念，就在第四五世紀之間，逐漸做成了一部猶太教的聖經，即《塔木德經》。
《塔木德經》是猶太教的精髓，是猶太民族在壓迫下力求自保的表現；猶太人亡國數千年，散居全世界，仍不曾見吞於異族者，恐怕要歸功於猶太教那種偏狹保守的精神，特別要歸功於此種精神的結晶——《塔木德經》了。
猶太教與基督教
不過，猶太民族的宗教活動，並不僅以猶太教為限，如今成為世界第一大宗教的基督教，也公認是猶太民族的產物的；可是，在一千多年來猶太民族的曆史中，充滿了基督教徒逼害猶太人的故事，而且基督教常常是猶太教之不共戴天的敵人，這是什麽緣故呢？為什麽猶太人創造出來的基督教，反成為猶太人逼害者的宗教？為什麽其他民族采取了猶太人的宗教而逼害猶太人？更為什麽猶太人不願意信從新起的基督教，而仍舊執著於古老的猶太教？為要徹底了解猶太人問題起見，我們不得不把上述的幾個疑問，試行加以解答。
這兒，第一我們得指出：普通人關於基督教起源的學說，是不完全正確的。19世紀德國學者對於《聖經》的研究，已經徹底推翻了這種舊的學說，他們不承認基督教乃猶太人獨立的產物，更不承認它是耶穌基督個人的發明；後來它之所以成為世界宗教，也不是因為耶穌門徒將它販運到羅馬的結果。這些德國學者中最進步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這一問題的見解如下：
“基督教最初是奴隸、自由民、窮人、無權利的人以及被羅馬壓製或離散的人民之宗教。”（見恩氏《原始基督教史論》）[13]
又說：
“如果這最古一部分的基督教，對於我們有一種特殊的價值，那是因為它告訴我們以猶太教——在亞曆山大學派強有力的影響之下——構成了基督教中的那幾部分，基督教除了猶太教，其他都是西方的希臘、羅馬所附加的材料。必須有猶太一神教為媒介物，才使希臘平凡哲學學術上的一神論，能夠成為深入群眾的形式。”（見同上書）[15]
上引恩格斯的這一段文字，不但很科學的說明了基督教的起源，並且還說出了猶太教與基督教的正確關係。由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推論：猶太教乃是猶太民族中的法學者、文士、商人以及所謂耶路撒冷的大家的宗教，所以他們的宗教深深帶著民族的特殊色彩，它是民族性的、排外的、著重形式的、拘謹的。等到猶太教形成後四百餘年，猶太民族中的奴隸、自由民以及無權利的人，發生了一種新的宗教運動。這幫人就是原始的基督教徒，他們雖然也信仰耶和華，但他們深惡痛疾那猶太教中的法利賽人、文士以及所謂假冒為善者。這一新興宗教既然為奴隸大眾所信奉，當然沒有猶太教的那種民族性。因為它宣傳人類的解放，要脫離奴役和貧困，要“把天國實行在地上”，那麽自然不需要排外，又因這宗教是窮苦人的運動，當然用不著猶太教那種繁文縟節。原始基督教徒這些特點，經過希臘、羅馬的哲學熏陶以後，就一躍而成為世界最大的宗教，同時對於猶太民族，即令對於猶太人中的勞苦群眾，都反而弄得毫無關係了。
不過，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階級基礎，絕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曆史的進展，這兩個宗教的模型裏（尤其是基督教的），注入過各種不同的階級內容，同時表演過各種不同的階級鬥爭。
如果要用簡單的幾句話，把猶、耶兩教自古以來的相互關係加以說明，那我們可以說：在開始時，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對立，表示出猶太本民族中特權階級與無權階級的鬥爭；當基督教受著希臘、羅馬文化的影響，且被羅馬君王利用來做國教之時，以及在整個中世紀的教權時代，則其與猶太教的衝突，表示統治的封建地主階級對於流蕩經商的猶太民族的壓迫；至於近世各基督教國家之排斥猶太教，一部分含有封建地主反資產階級的鬥爭意義，另一部分則為統治階級鎮壓民眾革命的一種政治陰謀。還有非猶太人的資產者要與猶太人的資產者從事競爭時，也時有利用宗教傾軋的方式的。
中世紀基督教治下的猶太人
當初為猶太人中一部分奴隸、平民、無權者所信仰的原始基督教，曾受到過羅馬統治者之殘酷的壓迫。但它逐漸被羅馬上流社會所信奉了，等到第4世紀的初年，羅馬皇帝康斯坦丁[16]自己也做了基督徒，再過了一百年之後，等到皇帝狄奧多西[17]即位時，竟把教會與教士的特權，明定在法典裏，於是基督教便成了羅馬帝國的國教。後來羅馬帝國雖然滅亡，然基督教的權勢卻反而日盛一日，做了整個中世紀統治歐洲的實際主人。
至於一般的猶太人呢？自從巴爾·科赫巴的革命運動失敗之後，差不多全體被逐出了故鄉，一部分跑到巴比倫去的，著成了《塔木德經》，對猶太教盡了很大的力。另一部分分散到阿拉伯去的，因後來在回教徒的統治之下，比較的自由，所以在文化上頗有建樹。唯有大多數的難民是向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大陸奔去的，他們的命運最為悲慘，他們到處為人排斥，到處受人歧視。這些歧視中最最難堪的一項，就是所有的國家都不準猶太人買地務農。這禁律在目前似乎算不得什麽歧視，因為士農工商，有的是謀生之道，不一定要做“鄉下人”才有飯吃；可是在封建社會中，這簡直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為那時候農業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一種經濟，也有些地方簡直是唯一的經濟，士固然隻是君王、大地主的一些寵仆，而工商兩者，也是為數極微，簡直難於獨立存在；在這樣的情形之中，猶太人之不準務農，實際上就是等於逼他們自行絕滅。幸虧猶太人受慣了苦難，善於適應，他們終於仍舊在商貿方麵找到了生活之道。不過那時的買賣，自然談不到發財，僅夠於糊口罷了，而且還被一般人所不齒的。猶太人除了做些小買賣之外，又發現了放債做他們的生財之道，這也是環境所造成的。因為在中世紀的時候，教會嚴禁基督教徒放債，而異教的猶太人卻能不受這一禁律的拘束。因此猶太人後來竟成為高利貸者的別名，其實並不是每一個猶太人都做這個勾當。
猶太人所經營的商業，主要是以東方的貨物販賣到歐洲，不幸這一獨占的事業，在幾次十字軍的東征[18]以後，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因為許多歐洲的浪人，經過一兩百年的遠征之後，已經熟習了歐亞的交通，他們起來搶奪猶太人的買賣，結果猶太人又少了一條極大的生路。
中世紀的猶太人，在經濟地位上既受著如此的限製與壓迫，則其在精神文化上的地位自然不能提高了。他們雖然是耶穌基督的後裔，但被目為釘死教主的敵人而不許加入基督教的，在基督教的治下，這禁律就無異放逐他們於文化道德以及整個的社會關係之外，所以在中世紀之時，歐洲的猶太人隻有過著貧困、壓迫與愚暗的生活，僅在回教徒征服西班牙之後，他們才開始有點文化；僅在查理曼大帝[19]的時代，猶太人的命運才相當得到過一點好轉；但這種好轉的時期是不長的，而且以後的日子隻有更壞。此後，猶太人最倒黴的日子，恐怕要算是1348年至1349年的黑死病[20]了，那時大家相信黑死病是因為猶太人在井裏下毒藥而發生的，所以到處屠殺猶太人，受害者難以數計。
中世教權對付猶太人的方法，還采取一種特別的製度，即所謂“格多”（Ghetto）[21]製。按字義說，“格多”就是猶太人的指定居留地。其製即在某一城市中，劃出一個部分，強迫猶太人居住在內，四麵砌上城牆，夜間將城門緊閉，猶太人每年必須繳納稅款，以為“保護”的酬報。“格多”的內部，大多街道湫隘，齷齪不堪，猶太人的買賣必須在那裏麵進行，如嫌範圍太小，則城牆外一帶土地，可兼作市場，惟當每天日落之後，猶太人必須回進“格多”；凡在星期日或基督教的其他的節日，“格多”之門不啟，以免“齷齪”的猶太人出來瀆聖。
“格多”最初成立於現今捷克國都的布拉格，惟在史冊上可以征信者，則以11世紀意大利各處所建立者為最早。從來“格多”的建立，未經教皇正式批準，一直到1556年，教皇保羅四世[22]親自在羅馬設立了一個“格多”，那製度才算為教權正式批準。16世紀中業是“格多”製的極盛時代，但不久卻漸趨於衰落了。隨著商業的發達，以及第三階級的抬頭，猶太人無論在經濟或文化上的地位，都逐漸提高，“格多”製度當然愈加鬆弛了。有些“格多”因猶太人之自由離散而消滅；更有些則擴充為近世商業城市的核心。不過“格多”製度之最後遺跡，卻存續到19世紀的中葉。
資本主義興起與猶太人命運的演變
猶太人坎坷的命運，因資本主義的興起而得到了轉機，因為資本主義把社會的統治經濟從農業移到了工商業，那麽從事於此業的猶太人，自然也跟著昂起頭來。從前睥睨一世的貴族地主，這時也不得不跟那卑賤的猶太人打點交道了。這也是曆史的諷刺！
在資本主義最先形成的地方，猶太人最先得到解放；荷蘭在西歐的幾個近代國家中，是首先進入於商業資本的，所以該國的猶太人也就最早得露頭角。但是阿姆斯特丹是國際貿易的中心，同時這中心的主人又是猶太人，故在1579年以後，荷蘭即竭力反對宗教上的逼害，歡迎一切亡命的猶太人入境。猶太人也開始有很大的貢獻，千古卓越的大哲學家斯賓諾莎[23]，就是當時荷蘭籍的猶太人。等得到了18世紀[24]，荷蘭猶太人的地位更高，當時亡命該國的英王查理[25]，竟求助於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可見猶太人在政治、經濟方麵地位的重要了。
後來英國與大陸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猶太人都曾起了或多或少的作用，所以革命的結果，猶太人的地位也均能有所改善。英國克倫威爾[26]的清教徒革命[27]，對猶太人采取一種極友善的態度，凡被愛德華一世[28]驅逐出國的猶太人，克倫威爾的政府歡迎他們返國。據說這一政策的影響是極好的，L.吳爾夫在其所著《以斯拉訪問克倫威爾記》中說：“猶太人攜帶大量財富回國，又兼以他們在商業上——特別在殖民地貿易上——的才能，很快就證明他們是謀本城（即倫敦——作者）繁榮之一個不可或缺的分子了。”其實又何止倫敦？大英帝國之有今日，猶太人也不是沒有功勞的。此後，猶太人在英國沒有遇到很大的逼害，而且猶太人（即比肯斯菲爾德子爵[29]，本傑明·迪斯雷利[30]）還做過英國的名首相呢。
法國大革命對於猶太人的解放，尤多貢獻。革命之思想上的先驅者——伏爾泰，是一個反猶主義的最大敵人，他以為無論哪一個政府要想繁榮，那就不能反對猶太人。革命中第三階級的代表米拉波[31]，曾堅決為猶太人的地位改善而奮鬥；拿破侖在巴黎召開過猶太人的會議，在他頒布的有名法典[32]上，賦予猶太人以平等的公民權。
在英、法兩次革命的中間期，即在18世紀的中葉，當時較為反動的德國，也發生了一次猶太人的解放運動，這就是所謂“門德爾鬆運動”[33]，即以其領袖摩西·門德爾鬆[34]而得名。簡單地說：門德爾鬆的運動就是猶太教的改良運動。
門氏誕生於德紹鎮的一個“格多”中，後居柏林；不過他受著荷蘭的影響很大。當其幼時，荷蘭的資產階級已經抬起頭來，那裏的猶太人已不再是圈禁在“格多”中的卑賤民族，他們的富商巨賈，早已破棄了這個藩籬，並已在貴族地主中昂首出入，他們業已是國家社會中的重要分子了。從來保守偏狹的猶太教，自然不能再滿足那新興猶太人的精神需要了。他們需要自由的、寬大的、一言以蔽之，即資本主義的教義。
門氏主要的任務在於從精神上解放猶太人，即在摧毀猶太人偏激的精神與保守的民族主義。他聲明真理是多元的，即不是為猶太教所專利的，同時，猶太人的解放不一定要保持一個民族，而應與所共居的民族共同努力；因此他主張猶太教徒應該拋棄教派的態度，排除對於異族的成見，以便變成國家之公民、社會之一員。所以門德爾鬆的運動實際是猶太教對於資本主義的適應。自從這次運動之後，猶太教更加現世化了。它不再是猶太人特殊精神的表現，而是資本主義的說教了，故馬克思說：
猶太人現世的崇拜是經商射利。猶太人現世的神是金錢。”[35]
不過門德爾鬆運動的後果，卻超出於宗教的範圍之外，舉凡德國政治、經濟、文化諸端，莫不受其相當影響，此後，德國猶太人在各方麵的貢獻，光明燦爛，蔚成解放也者，仍有其極大的限製的，因這時猶太人的本身早已發生極大的化分，能加入資產階級的，自然隻有極少的少數，其他大多數的猶太民眾，不過從齷齪的“格多”中解放出來，關進到喧囂的工廠中去罷了。
反猶主義的原因與經過
猶太人的解放，跟著就有反猶運動的興起。不過19世紀末葉的反猶運動，與中世紀之仇恨猶太人，其原因與方式都不相同。茲略述其原因如下：
（1）民間的仇恨。這一點可以說是承繼自中世時代的，因為教會的法令，逼得一部分猶太人隻能放債盤利、投機營生，結果引起了歐洲民間對於猶太人的普遍的仇恨。
（2）經濟與政治地位的提高。猶太人是各國資產階級的一個重要構成分子，故當資產階級得勢之後，反動的封建勢力就以反猶太人的口號來進行反資產階級的鬥爭；另一方麵，反對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也會對猶太人發生一種惡感，甚至會發生以猶太人代替資產階級的錯覺。
（3）民主思想。以新興階級的資格，猶太人類多讚成民主思想，這也遭反動者之忌。
（4）智力發達。千餘年經商與勞工的結果，猶太人的智力似乎比長期務農的其他歐洲人來得機巧聰敏，19世紀中葉後，西歐從事各種自由職業的人們，猶太人常占很大的比例，這也能引起其他民族的妒忌。
反猶運動最先發生於德國，最烈於俄國。這乃由於猶太人在該兩國的人口較多的緣故，據1910年的《猶太年鑒》所載，那時猶太人的總數約1150萬名，而散居於俄國者達5215000，在德、奧、匈境內者為2791000人。在19世紀的70年代，即在反猶運動開始的時候，猶太人占德國總人口之1.22%，柏林占4.36%，維也納占6.62%。
德國的反猶運動發生於1879年。當時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漸增強，同時社會民主黨在工人中的力量，也在發展。以俾斯麥為代表的大地主與大資產階級的統治者，就想加以鎮壓了。上年頒布了反社會主義者的法律[36]，苦於無大效果，乃複於這一年采取一件新的武器，這就是反猶運動。
俾斯麥把這件武器應用得極高明，他並不親自出馬，他隻利用一個野心的天主牧師——阿道夫·斯托克[37]，出來幹這一番“神聖的、新的文化鬥爭”。斯托克——這位希特勒的前身——曾感受過拉薩爾的影響，所以他也知道工人運動的重要，在1879年[38]組織了一個什麽“基督教社會主義黨”[39]。他利用了“社會主義”這個漂亮的幌子，反對“猶太人”的國民自由黨（資產階級政黨，主張君主立憲製），同時打擊“猶太人”的社會民主黨。這種反動派的陰謀，曾被當時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威廉·李卜克內西很正確地揭破道：“他們把反猶運動當做一種假冒的社會主義來利用愚民。”
斯托克這次反猶運動，確曾得到相當成功，1881年4月13日，有25萬德國人曾聯名上書俾斯麥，請求排斥猶太人。在反猶運動最高漲的時候，也曾焚燒過許多教堂，屠殺過很多猶太人；但因資本主義飛速生長，一方麵，自由思想的力量日趨強大，另一方麵，工人階級的數量愈多，並且大部分業已覺醒，已接受了馬克思的學說，故反猶運動非但得不到一切開明分子的同情，而且專製主義的代表，德皇的太子（即後來的腓特烈三世[40]）也都表示堅決的反對，斥之為“德國的恥辱”。1888年後，斯托克失去了俾斯麥的寵幸，反猶主義也隨著衰微。等到20世紀之初，德國的反猶運動差不多已經聽不見了。
俄國的反猶運動較德國的為烈，其原因在於俄國的統治階級較德國的更為落後，因而也更為反動。自從19世紀的初葉以來，資本主義雖然也逐漸在俄國生長，但因封建地主的勢力太大，且其性質太保守與落後，不能實行“普魯士式的改革”，這促成了俄國民眾（從資產者到工農）走上直接革命的道路。猶太人為其悲慘的地位所驅使，也有不少參加在這些革命運動中的。這事實給沙皇政府以鎮壓革命的手段，即發動反猶暴動來緩和與改變革命運動的本質。
1881年，實行改良政策的沙皇亞曆山大二世[41]為虛無黨人所炸死，波貝多諾斯策夫[42]領導的斯拉夫國粹派，便趁機而起，掌握政權。他標榜斯拉夫派的三大主張：1.絕對專製；2.希臘正教；3.俄羅斯民族的純潔。努力提倡反猶運動，其實是反對一切帶有革命性的思想與人物。結果猶太人大批被殺，而一切改良與進步的製度與人物也全數被鎮壓與取消了。
這次曆史上有名的猶太人屠殺，起因是極微的：伊莉莎堡有一個醉漢，在複活節的那一天狂喊猶太人用基督徒的血來做麵包，於是群情憤激，搗毀猶太人的住宅，毆辱他們的婦孺，終於愈演愈烈，大肆焚毀；一霎時，全俄響應，群起殺猶，此次屠殺經數星期之久，南起黑海，北至波羅的海，實行燒殺猶太人之城市，竟達167處，死者長逝，存者流離失所，史家認為此次屠殺為黑死病以來人類未有的大災。[43]
不過這種瘋狂的反猶運動，並不曾得到反動統治者預期的效果，反而加強了革命的力量，尤其引起了猶太勞動者以及許多知識分子的反抗。在大屠殺後的第四年，即在1885年，南俄的猶太工人組成了猶太人的工會，會員達兩萬餘人；其他還有許多猶太人的青年學生也參加了革命，例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都是在這一時期起來的，他們後來成為十月革命的首領。故當十月暴動之後，有些西歐的淺陋之士，甚至說俄國革命是猶太人的“複仇”呢。
德、俄之外，進行激烈反猶運動的國家，還有羅馬尼亞。在這裏，屠殺猶太人的暴行，甚至較俄國的更為野蠻；它雖經美國政府等的一再抗議，而反猶運動始終沒有停止，這原因主要在於羅國商人與猶太人在商業上的競爭。
法國因資產階級的革命比較徹底，同時猶太人在該國的人數又較稀少（1910年為九萬五千），所以反猶運動亦較為和緩。不過在上世紀的最後一二十年內，法國的反動派如保皇黨的遺孽等，也曾利用過反猶口號來進行政治陰謀的。這些陰謀中最重要與最有名的一個，就是所謂德雷福斯事件。[44]此事發生於1892年，法國的保皇黨人等指控法軍參謀部的一個軍官猶太人德雷福斯為叛國，並進行反猶。德氏經幾次審判，被誣有罪；當時一般進步分子如大文學家左拉等，則明知其冤，出為辯護，結果保皇黨人等鼓動軍隊，竟謀暴動，企圖複辟，幸賴巴黎工人階級挺起鎮亂，保衛共和；後此案又涉訟經年，至1906年始宣告德雷福斯無罪，反猶運動亦暫趨平靜。
此外如奧匈等國，也發生過類似的運動，這裏不再多敘了；現在我們要看在這種反猶的狂流之中，猶太人本身到底有何反應？
戰前猶太複國運動的起落
猶太人對於反猶運動的反應，約可分為兩種：一為國際主義的；一為民族主義的。前者以馬克思的學說為基礎（馬氏對於猶太人問題的主張，發表於1843年，當時近代的反猶運動尚未大規模地爆發，惟此種主張，在本質上仍為國際主義者對於猶太人問題的指針），後來即為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綱：後者則有所謂猶太人的複國運動（Zionism）。現在且先講後者：
猶太人在顛沛流離、痛苦壓迫之中，實際上無日不興故國之思。自從巴爾·科赫巴的革命慘遭失敗，猶太人的複國運動還是前仆後續，始終不懈。第4世紀克裏特島猶太人之企圖光複，雖告頓挫；但在敘利亞、波斯甚至散居在西班牙的猶太人都曾先後做過複國的活動或宣傳。當中世紀時，猶太人受著極端的逼害，但他們的民族思想卻愈益堅強，迨16世紀中葉，猶太民族主義更趨高漲。當時猶太誌士大衛·羅伯尼的遊說，在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土耳其的同胞中得到了熱烈的擁護。等到自稱救主的沙貝塔伊·澤維（1626-1676年）[45]出現以後，猶太人複國的夢想就愈加濃烈了，據說各處的猶太人都想回到巴勒斯坦去，以便朝拜聖地。
但當近世民族國家漸次形成的時候，猶太人傳統的民族主義，卻被門德爾鬆的運動所壓倒了。這在客觀上是因為資本主義的興起，西歐各國的猶太人得到了相當解放，他們已經打進了各個所在國的社會生活中去，再不必回到這荒涼古舊的耶路撒冷去建立故國了，所以門德爾鬆登高一呼，猶太教中守舊與偏狹的民族精神，竟不得不讓位給開明的“國際”主義。
然而，19世紀最後一季的反猶運動，卻又把猶太人民族主義的舊夢喚醒轉來。此種複活的表現就是“複國運動”之產生。
猶太複國運動具體的形成，始於1895年，發起者為奧藉猶人博士西奧多·赫茨爾（Dr.Theodor Herz）[46]。他本是一個新聞記者兼戲劇作家，這一年，因見維也納議會選舉中，反猶主義者得到勝利，他感覺到猶太人終不能與異族同化，乃出而號召複國。他做運動的目標及其進行的方法，表明於猶太複國運動第一次國際大會[47]（1897年召集於巴塞爾）的決議上：
這次運動的影響與勢力，遠非過去各種猶太人的民族運動所能比擬；凡自1897年至1910年，召開國際大會9次，共有會員30萬人；為要實現這些計劃，而且還募集到幾十萬鎊的巨款。但早自1904年博士死後，這運動就低落下去了，等到1910年的大會召集時，猶太人的複國運動差不多已經壽終正寢了。其原因：一在於土耳其政府的反對與壓迫；二因當時各國的移民尚無極大限製，尤其美洲諸國，可為被害猶太人的避難所；三因資本主義的蓬勃生長，政治上的民主與自由思想盛極一時，反猶運動完全失勢，故複國運動也無存在的必要了。
在戰前資本主義的繁榮時代，猶太人問題似乎快要不成問題了。猶太人的富有者構成了各國資產階級的重要分子，貧窮者便成為無產階級，有許多還加入了社會主義者之林，他們與其他民族的工人一樣，也以資本製度之推翻為其本身的解放了。所以當時有許多人以為猶太人一定能完全融化到各所在國的各個階級中去，將來在政治與經濟方麵，再不會有單獨的什麽猶太人問題了。
資本主義的危機與猶太人問題的重提
可惜好景不長，資本主義蓬勃生長的結果，卻釀成了1914年至1918年的人類大屠殺；與戰爭危機同時起來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最先就拿猶太人來做了犧牲，於是這一受難的民族再度遭殃了，他們又到處遭到了逼害；正在這個時候，猶太人卻得到了一個新的“救主”，這就是大英帝國。那是在1917年，歐戰到最後關頭時，英國為要拉攏猶太人來打擊德國，發表了那個有名的《貝爾福宣言》[48]，它答應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老家成立猶太國。
歐戰結果，巴勒斯坦改由英國代管，時遭當地居民——阿拉伯人——的反抗，英國人為要鞏固其統治起見，便允許猶太人無限製地進入巴勒斯坦，借以挑起少數的猶太人與多數的阿拉伯人間的鬥爭。英帝國主義的這一政策，又大大鼓動了猶太複國運動的興起。
1924年，美國通過《約翰遜-裏德法案》[49]（這法案並無多大經濟上的必要，是反動的民族政策之結果），限製猶太人入境，同年，加拿大與南非洲又對猶太人關閉了門戶；再加以波蘭實行格拉勃次基的經濟政策，猶太人無法生存，乃更加增大了猶太複國運動的勢力；最後，希特勒於1933年在德國登台，猶太人的命運仿佛重逢了巴比倫人入寇時的大難；今年奧國被吞，猶太人首先遭劫；意德修好後，墨索裏尼效仿希特勒的故技，猶太人之受害者又增加了幾萬；最近捷克被割，布拉格的新統治者也在反對猶太人了。如今法西斯的毒焰方張，種族主義的謬論日益猖狂，猶太人的前途，真不知要悲慘到何等地步；猶太人在此種情形之下，痛切地感覺到有複國的需要，那是極其自然的，極其應該的。不過，究竟複國運動是否能使猶太人超脫其悲慘的地位，那就有點難說了。我們在後麵還要詳細地談到這個問題；這裏我們先要研究的，是法西斯主義對待猶太人的政策。
法西斯主義與猶太人
要懂得法西斯主義為什麽反對猶太人，必先了解法西斯主義（尤其是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與曆史作用。一般地說來，法西斯主義的成因，乃是資本主義的衰朽與革命勢力的分裂。它那直接的階級基礎，則為被資本製度所摧毀了的中間階層，如破落的小資產者、赤貧的農民、長期失業的工人、以及流氓等等，這些分子被資本主義打入於悲慘的深淵，失去了任何階級的立場；在戰前資本主義的旺盛時期，這些被破壞的中等階級本可變為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後備軍，所以舊的階級愈毀滅，新的階級愈擴大，結果就愈接近於新社會的來臨。不過戰後的情形可不同了，資本主義進入到腐朽的階級（這階段主要是因第二國際各工黨之背叛革命而造成的），它一方麵經常處在危機之中，生產不斷縮小，另一方麵因高速度的實行合理化，故無產階級非特不能接受那大量破產的中等階級，反而連原有的數量也以成群失業而不斷地減少著，結果這些破產的中間階級，愈來愈多（在高度工業化的德國，竟占全人口之半），他們形成了舊社會的沉澱，成為社會生產的贅疣。這幫人對於資本主義是極不滿意的，但他們對於社會主義也並無好感，因他們目前雖然是一無所有，然其目的卻仍在於私產的獲得。
當無產階級對腐朽的資本統治實行革命時（如1920年前後的意大利，1930-33年的德國），如果革命方麵能有正確的領導與策略，那麽這些失去了階級立場的破落分子（至少有一大部分），一定也會跟隨在先鋒隊之後，擁護社會主義的革命的；不幸革命的本身發生動搖或分裂，如1920年意大利社會民主黨的臨陣脫逃，1929-32年中德國共產黨之攻擊社會民主黨為“社會法西斯”，結果大資產階級就趁機反攻，利用這一大批舊社會的沉澱，起來打退了工人階級的進攻，並進而徹底摧毀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甚至民族主義的一切組織與團體，借以延續資本主義殘餘的生命；此時建立起來的政權，就是法西斯主義的統治，墨索裏尼與希特勒的成功，都不外乎這一道路。
法西斯主義既擊破社會主義革命，挽救資本主義的危亡為其職誌，則其思想上的武器，自然要選擇那些能反對國際主義與階級鬥爭的理論了，而這些理論中之最易為群眾所接受的，則莫如反猶主義；反猶主義可以鞏固一般的種族主義，可以變階級鬥爭為“全民”統一，可予國際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因此，反猶主義成了各種法西斯主義的主要內容，也因此，一切反動勢力，都把反猶主義當作最有效的武器；不過，究竟實行到何種程度，那還要以各該國現實的情形來決定的。
希特勒的“替天行道”
希特勒在其所著《我的奮鬥》中說：
為什麽“上帝”一定要叫這位“元首”與猶太人奮鬥呢？據希特勒的解釋：
“為發展高超之文化起見，文化較低之民族，有存在之必要，惟此等民族可為技工具之代替物。”（同上書145頁）
“雅利安人……征服低等民族，使之遵從其意誌與目的，在其統製之下，從事工作。”（146頁）
“血統混雜及種族墮落，實為舊文明湮沒之唯一原因”（147頁）
至於猶太人的罪狀何在？據“元首”的意思，在於他們之“狡黠”、“寄生”、“傳染梅毒”、“實行金錢主義的結婚”、“剝削人類”，以及“利用工會運動以投人所好”、“破壞國民經濟之基礎”、“毀滅雅利安人所創造的文化”。
上帝為要防止梅毒蔓延，保持雅利安人血統純潔，以免文化之不滅起見，乃特給阿道夫·希特勒“替天行道”，撲滅此“人類的寄生蟲”——猶太人！
希特勒這一篇荒謬的理論，還不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他隻是重彈著俾斯麥時代斯托克牧師的老調，即抄襲“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主張罷了。這一點希特勒自己也承認的。不過，為要證明其“偉大的創造力”起見，他同時指出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反猶主義隻以宗教的為限，而“第一號領袖”的理論卻是完全種族主義的，即是幹脆地反對猶太人，不是什麽扭扭捏捏地反對猶太教，所以它比“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反猶主義更徹底、更有力，同時也更凶惡、更野蠻。
反動的人種優劣說，早已被嚴正的科學家所推翻，我們這裏用不著多談，不過有一點得乘便指出來的，即單就曆史的事實說，希特勒的“理論”也是無法成立的。他說雅利安人是文化的唯一創造者，這就完全抹煞了曆史；塞米脫人以及其他的有色人種簡直是文化的始祖，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史實。他又說猶太人從來沒有文化，這更是荒天下之大唐，過去他們對於宗教方麵的貢獻且不說，即就近代而論，哲學上的斯賓諾莎，社會科學上的馬克思與李嘉圖，文學上海涅，物理學上的愛因斯坦，心理學上的弗洛伊德，音樂上的門德爾鬆，革命方麵的托洛茨基等，他們在人類文化各部門的建樹簡直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誰能相信猶太人隻是人類文化的消費者？又誰能相信猶太人隻是國家社會的寄生蟲？但這一切荒唐與矛盾的“理論”，絕不妨礙《我的奮鬥》成為法西斯的聖經，甚至還不妨礙他們奪取政權，蹂躪文化！這雖然是人類與文化的不幸，但也是曆史本身造成了的災難，因為我們在上一段中已經講過，當時德國的經濟情況以及德國工人政黨的分裂與錯誤，命定了要希特勒來“替天行道”的。
猶太人的地獄——第三帝國
1933年初，國社黨走上了政權。那時有許多人以為希特勒未必會真的代上帝行道，因為猶太人在德國的資產階級中有相當勢力，國社黨在朝之後，既然拋棄了“反資本主義”的宣傳，則反猶主義想必會擱置起來的。但事實馬上就證明了這種理想的錯誤。因為在那時候的德國，有兩種情形：一、國際主義的影響尚強；二、失業問題極度嚴重；使國社黨必然要乞憐於反猶主義的武器，故立即將黨綱上的反猶主張實行起來。
在國社黨的25條政綱中，有6條是專門反對猶太人的。最主要的有：
“第六條——凡具有公民資格者，方有決定國家的行動與製定法律之權。因之我們要求中央政府或各邦與各縣之公共職務，不論其性質如何，隻許具有公民資格者充任之。”
“第七條——……國家如遇不能養活全部人口的時候，它因將異族的人民（非公民者）驅逐出德意誌國境。”
“第八條——禁止非日耳曼的民族重新入國。對於從1914年8月2日後，移入德國之日耳曼的民族，我們要求迫其立即出境。”（以上各條引文，係根據商務版林譯之《德國國社黨史》）
這些黨綱的第一步實行，就是衝鋒隊員之大批拘捕猶太人。那時在猶太人這個名詞之下，包括著布爾什維克、工會運動者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革命者，這是反猶主義在反國際主義方麵的應用；接著又來了那有名的所謂抵製運動，即由衝鋒隊員把守了猶太商店、猶太醫生及律師的住宅的大門，禁止他們營業，這是反猶主義在解決失業問題上的應用；不過抵製運動因實行不易，而且國社黨中有些要人如沙赫脫之流都表示反對，所以隻在4月1日表演了一天。
4月7日，將黨綱第六條製成法律公布：凡非雅利安種的現任公務員全應免職；凡具有100%或50%（即父或母為猶人），或25%（即祖父或祖母為猶人）猶太血統者，均屬非雅利安種。
4月10日公布法律：凡非雅利安種者，不能執行律師業務。
4月26日的法律，限製德國學校中之猶藉學生，不得超過1.5%，並限製猶太人行醫，以及從事其他一切自由職業與文化事業。
此外還有法律禁止猶太人出入戲院，出版刊物，印行文學，開辦音樂會等。
猶太人簡直又回到中世紀的“格多”裏去了！這一年中前後被迫離德的猶太人，據說有3萬左右，可是還有五十幾萬的猶太人是留在這個恐怖的國裏的！
1935年9月，紐倫堡的國社黨大會上通過了《保護日耳曼人血統與榮譽的法律》，猶太人被剝奪了公民權與其他的政治權利；並嚴禁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的結婚與性交，違者處以徒刑。這麽一來，猶太人甚至在戀愛或性交的時候，都得查清對手方的祖宗三代的血統了，要不然，就有大禍臨頭！
曆年反猶的結果，希特勒大約攆走了8萬名猶太人，還有幾十萬的猶太人則大多陷於欲走不能，不走又難於為生的困境，凡由猶太人讓出來的空缺，大概都叫擁護希特勒的“雅利安人”占去了，這就是戈培爾所大吹特吹的所謂“失業問題業已解決”的真相！
第三帝國中猶太人悲慘的命運，最近又因巴黎一個猶太青年的無知行動而再遭浩劫。1938年11月10日，巴黎有一個猶太青年恨國社黨之壓迫猶人，行刺德國駐法大使館三等秘書拉特，結果引起德國境內之瘋狂報複[50]。關於法西斯黨野蠻殘忍的行為，我們隻叫引幾段最近報紙上的通訊就夠了：
“本城當局，頃限令全城猶太人於本日午時6時前，向警察局報到，而於48小時出境。此外，猶太人之寄居各旅館公寓者，均被逐出。猶太人住宅多所，被人縱火焚毀。截至目前為止，猶太人被捕者，共有五百多人。”（10日德國慕尼黑哈瓦斯電）
“本城所有男性猶太人（自18歲至60歲）均已捕送圈禁營，並令其繳納住宿費。”（12日法蘭克福哈瓦斯電）
“……德國政府頃責令國內各猶太人，募集款項10億馬克，以示懲處。”（12日哈瓦斯社柏林電）
夠了，不再多引了，隻就上麵這幾個消息來看，不已經完全表示出第三帝國是一個最可怕的活地獄嗎？為了一個無知青年的罪惡，希特勒竟對幾十萬人施行這樣野蠻瘋狂的報複，這不僅是日耳曼人的恥辱，抑且是人類的奇恥大辱！不過法西斯蒂是無所謂恥辱的，責他們以羞恥的人自己先就是傻子，因他們原來就是流氓，是痞棍，是社會的沉澱！希特勒是絕不在任何事物之前止步的，所以除了上述的暴行之外，法西斯蒂趁此機會還製定了極嚴酷的法律，以便根本消滅猶太人：
這樣一來，德國的猶太人問題，倒似乎真正徹底地“解決”了。據說更“徹底”的辦法還在考慮中，也許還要把五十幾萬的“異族”全體驅逐呢！如果這辦法真能實行出來，自然是再好沒有，一方麵可發100億的橫財（據說德國猶人共有這麽多的財產），另一方麵又可以安插五十幾萬的失業分子！可惜事實上怕不能像希特勒所想象的那麽輕而易舉！不過無論如何，第三帝國對付猶太人的野蠻行為，總還有得給我們看的，這些行為的野蠻程度，將與法西斯統治的危機成正比例。
最近這次反猶暴行，除了我們在上麵屢次講過的一般的原因之外，還有一些特殊原因在。第一為德國財政的異常困難，近年來狂整軍備的結果，德國所有的財富，差不多全給希特勒拿去造大炮了；戈林獨裁者的什麽“四年計劃”，在在暴露出拮據與破產；苛捐雜稅的增加，不僅引起德國廣大勞苦群眾的憤怒，甚至連國社黨內的溫和派如沙赫脫博士等等，也都認為冒險而表示不滿；同時民眾的負擔，也絕非絕無限度的，目前的情形就已經不能勝任了，當然在不能拚命重榨；至於向外借貨呢，英、法、美諸國因競爭太烈，均無希望；正在這為難的時候，忽然發生了巴黎猶太青年的一擊，恰好給希特勒、戈林輩以極好的指示：向猶太人勒索10億馬克。這數目似乎並不很大，不過你等著吧，戈培爾所說的“更徹底的解決法”，也許會把猶太人的100億馬克盡數充公的。
第二個原因是政治的。目前，英帝國主義為要鞏固其地中海與蘇伊士河的地位，竭力在“同情”猶太人的複國運動，結果在巴勒斯坦引起了回教徒的熱烈反抗。希特勒為贏得回教徒的同情，以及防止戰爭發生後猶太人在德國內部的“搗亂”起見，乃先行撲滅猶太人。所以根據這一點來看，此次德國的反猶狂潮，實際是大戰的準備與反英的陰謀。
墨索裏尼的東施效顰
意大利雖亦為法西斯國家，然以猶太人的人數較少（僅五萬兩千人），且因彼等在社會經濟方麵不占重要地位，故自來並沒有什麽反猶運動的發生。本年7月15日，意國許多教授之種族主義宣言，還是黑衫黨人反猶運動的第一聲呢。該宣言共分十點，今且摘引其主要者：
（四）今日之意大利人民完全為雅利安族，願保持雅利安文明。
（六）意大利人民一致尊重並保持血統單一之一意大利民族。
（七）意大利現決公開承認種族理論，采取確定立場。
（八）西歐地中海人民，與亞洲或非洲地中海人民，應加以區別。
（九）猶太人不屬於意大利族。”（見7月16日海通社羅馬電）
自從這宣言發表以後，不必是“消息靈通”的人士，大概也都知道墨索裏尼將效法“他的朋友”希特勒，要“代上帝行事”了。因為所謂“教授”也者，自然不過是“首相”的喉舌罷了。
7月26日，法西斯黨的秘書來泰拉斯又來了一篇演說：“世界猶太人如抱反法西斯態度，則意當局恐將懲治境內之猶太人。”
7月卅日，墨索裏尼在其自己的演說中，第一次表明了態度：“關於種族問題，我人亦當勇往直前”，同時為要洗刷他抄襲德國的恥辱起見，乃聲明“或謂法西斯黨係追隨他人之所為，實屬荒謬。”但事實勝於雄辯，“教授宣言”的內容，不就是德國“第一號領袖”的“宏論”嗎？不過加添了一些“教授式”的字眼，沒有說得像希特勒那樣的直截了當罷了。
最後在10月1日召開的法西斯黨最高會議上，決定了反猶的法律，限製猶太人的權利，並勒令許多猶人出境。
這次又受德國狂潮的影響，於本月（11月）10日，頒布更嚴厲的反猶法令，限製所有1919年以後，移居意大利、裏比亞及愛琴群島之外籍猶太人，一律於1939年3月12日以前離境，凡1919年後歸化意籍的猶人，均剝奪國籍，並禁止猶太人在意國境內永居。
最近公布的反猶法令中，又“規定意籍猶太人無論在平時或戰時，均不許服兵役；不得擔任意人之監督，或有一百雇工以上與國防有關之工廠廠主；猶太人不得擁有五千意幣以上之土地，或兩萬意幣以上之房產；猶太人不得雇用意大利人為傭人；國省市行政官署、黨部、半官機關以及一切工業工廠，均不得任用或雇用猶太人，惟內政部中得任用對黨國有特殊勞績之猶太人為職員；所有猶太人現正擔任已被禁止之職務者，應於三個月內提出辭職。”（海通社11日羅馬電）
上述法令實行以後，意大利境內的幾萬猶太人，也遭到德國猶太人同樣的命運了。究竟墨索裏尼為什麽要學希特勒的樣呢？上麵不是說過，意大利就社會經濟的意義上說，並沒有反猶的必要嗎？那麽難道隻為了“兩巨頭的友誼”嗎？這當然是笑談。德意兩國在外交上的接近，並不會以內政的改變為條件的。這猶之乎資本主義的法蘭西，不妨與工人國家的蘇聯締結軍事聯盟一樣。所以說意大利之反猶乃德意軸心的結果，那是不正確的，至少是不很正確的。
依作者個人的觀察，意大利之采取反猶政策，乃是英意在地中海與近東一帶爭霸的表現。這話怎樣說呢？難道所有的猶太人都是親英分子嗎？當然不是的。問題的關鍵也還在於巴勒斯坦的局勢。我們早已說過，英帝國主義之支持猶太複國運動，是它地中海爭霸戰的一個武器，意大利既然是英國在地中海與北非方麵的主要敵人，自然要設法找尋一個反對的武器了，這武器就是“擁護”回教徒的民族運動。因為回教徒的獨立運動，可以推翻英國在埃及與巴勒斯坦的統治；我們總該記得吧，當意大利侵略阿爾及利亞的時候，黑衫黨就是以巴勒斯坦回教徒中的放英宣傳來答複英國的製裁的；現在英意正在“修好”，公開的反英自然有點不合時宜，那麽正當大英帝國以飛機大炮“幫助”猶太人複國的時候，來一下反猶的把戲，不也可以從反麵獲得回教徒、阿拉伯人的同情嗎？所以我相信墨索裏尼反猶的算盤，是打在這一聯上的。
當然，阿爾及利亞侵略以後，意大利國內經濟的危機與民眾的不滿，也是促成此次反猶運動的原因。
其他國家的反猶運動
在這戰爭危機日益迫切的目前，種族主義與偏狹的愛國主義猖獗一時，猶太人的劫難，大概隻會是有增無減的。猶太人的解放當然更是無從談起。
除了德、意兩國，現在還有好幾個國家也正在壓迫這無國的民族。其中最殘酷的要推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的猶太人，約占全人口的四或五，故在19世紀的末葉，早經發生過反猶運動，我們在前麵已經講過了。歐戰以後，羅馬尼亞領土擴大，在1919年的憲法上，規定了“一切國民不問宗教、語言與民族之不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當它在自由主義者泰泰來斯哥的政府治理之下，羅馬尼亞的種族問題確乎能相當緩和了一下，但自世界經濟恐慌，特別自希特勒在德國得勢，並且侵入中歐之後，羅馬尼亞的反猶主義重新抬起頭來了。這兒的原因是很顯然的，就是因為羅馬尼亞的資產階級，受到了恐慌的打擊，乃以反猶運動來同猶太資本家進行不公平的競爭。此種反猶的陰謀，我們可以從它的法令中看出來的：猶太人不許充當公務員，不許從事某幾種職業或商業，不許務農，不許充當律師、醫生、技師、建築師，甚至不準進戲院與電影院。由於這種法令的實施，羅馬尼亞的商人、工業家以及其他的自由職業者，當然能得到相當利益的。
此外，羅馬尼亞的卡羅爾王和他的大臣高格，還發明了一個幹脆的反猶辦法，即將猶太人做一番統計的把戲，從而宣布多少萬的猶太人是“用詐術”入境的，勒令於某一時日之前出境！此法倒比希特勒先生的更加簡單而徹底了。
其次就是波蘭。在這個歐戰後重生的國家中，猶太人約占全人口之10%強，共約三百或三百五十萬人。這是世界各國中猶太人對全人口比例最高的一個國家。猶太人在波蘭經濟界所占的勢力，據最近波蘭一種反猶報紙的統計（這統計當然是過分的）：全國手工業猶太人占62%；全國醫生中猶太人占58%；律師中占61%；零售商占74%；至於在文化界方麵，猶太人的勢力也極為可觀。
猶太人在波蘭境內的人數既如此之多，他們在社會經濟方麵的勢力又如此其大，那麽在這反猶潮流洶湧澎拜的今天，怎樣能不受著影響呢？不過在複國之初，在1919年的條約上，波蘭也確曾鄭重地規定過：“不問出身、民族、種族或宗教之不同，各人之生命與自由，均受完全保護。”並且開國元勳畢蘇斯基將軍又曾公開宣布：“波蘭人遭受了一世紀多的壓迫與逼害之後，再不允許在他們的本國，有民族仇恨的存在了。”
可是條約歸條約，宣言自宣言，一等到有經濟上的必要時，這些“自由”或“民主”的“主義者”，立刻會拿猶太人來做獻祭的犧牲的。
1924年格拉勃次基的經濟政策，本是打擊猶太人的，後來經過1929年的恐慌，再受著1933年德國法西斯的影響，反猶運動就風起雲湧了。最常見的方式即所謂對猶太商與猶太手工業者的群眾抵製，這種抵製運動，當然是波蘭商人唆使起來的。這與羅馬尼亞的情形頗相仿佛；不過有一點可算是波蘭的“國粹”，即農民特別熱烈地參加反猶運動。猶太人之慘遭屠殺與搶劫，在波蘭的農村中是常有的事。這因為在大多數波蘭貧農的意識裏，以為反對猶太人即能解脫他們的痛苦。其實這是上了波蘭地主們的當。原來在鄉村的貧農中，對猶太人本有一種成見，因為猶太人放高利貸的特別多；然而歸根結底的說來，使波蘭農民赤貧到這個地步的，主要還不是高利貸而在於土地問題之尚未解決，即全國耕地仍操於少數大地主之手。大地主們當農民為生存而掙紮時，乃利用他們對於猶太人高利貸者的惡感，移轉農民大眾反地主的鬥爭為反猶的暴行。這情形在羅馬尼亞以及在其他東歐比較落後的小國中，固然也有，不過沒有波蘭那樣的普遍罷了。
捷克在慕尼黑協定之前，曾被一般人譽為“和平與民主堡壘”之前哨的，但自蘇台德地區與其他區域割讓以後，蒙受了大損失的捷克資產階級，不得不轉向國內36萬的猶太人（其中不少是工商業的巨子）索回相當報賞了。現在捷克的反猶運動業已開始，例如本月6日卜雷替司拉伐美聯社電訊所載：
驅除了這些匈籍猶太人之後，接著就要來對付捷克籍的猶太人了。
匈牙利猶太人的命運又將如何呢？怪可憐的，他們也是在惴惴不安了。本來匈國的猶太人比捷克還多，一共有48萬。同時民間的反猶傳統又相當的深；那麽在鄰國反猶的影響之下，它怎能不有為行動？就報章簡略的報道看來，匈牙利的大地主與大資產者的政黨——國民黨，已經舉行過好幾次反猶的示威。不過他們的口號雖然是反猶，但實際上所攻擊的卻是社會民主黨等一切自由主義與工人階級的組織。
民主國家的“同情”
然則，天下之大，猶太人竟無立錐之地嗎？這倒似乎也不盡然。工人國家的蘇聯暫且不說。即就美國而論，對於德國的暴行，不是群情憤慨嗎？還有英法兩國，也很不以德國的反猶為然，對猶太人還仿佛想積極加以援助似的。於是有些愛把事物簡單化與公式化的人們，就若有所悟地說道：“對啦，猶太人問題也是以和平及侵略陣線為分野的。和平陣線是猶太人的朋友，侵略陣線是猶太人的壓迫者。”同時他們就很快地得一結論道：“全世界猶太人如想獲得解放，應援助英美法等和平國家去跟法西斯國家作戰。”
要知這理論是否正確，我們隻要看一看這些“和平國家”對猶太人的“同情”究竟如何就夠了。蘇聯是一個例外的國家，在下麵我們將專門談到它的猶太人問題，至於英國對猶太人問題的政策，也將分別討論，這兒我們隻簡單的談到美法兩國。
北美合眾國的猶太人共約450萬，約及全世界猶太人的1/3，在本世紀之初，該國猶太人還不過53萬，其餘三四百萬的猶太人，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間從歐洲移住過來的。此種大量移植的原因，簡單地說：（一）為舊大陸的反猶運動與不斷的經濟危機；（二）為美國資本主義的飛躍生長，資本、人力均極需要，同時又因無封建勢力的存在，原始的反猶運動無從產生。因此20世紀以來，猶太人群以新大陸為謀生與發達的天國，趨之若鶩，結果不僅在數量上構成了美國總人口的3.5%，而且在財政、工商各界的地位中，也造就了雄厚的勢力。猶太人既能執掌著華爾街的錢庫，當然也能影響著白宮的政策了；這就是美國政府曆來不讚成反猶運動的緣故。
但自歐戰以來，美國資本主義快達到盛極而衰的地步，於是反對有色人種的苛律頒布了，1924年有名的《約翰遜-裏德法案》也通過了，從此，這個猶太人發財的天國，也對猶太人關閉了門戶。
現在美國境內雖未反猶，對國外猶人的蒙難又頗表同情，但是合眾國的門戶卻仍舊讓《約翰遜-裏德法案》封鎖著，不許無路可走的猶人入國。原來美國的同情也隻限於口頭上的！
美國資本主義現正處在危急的關頭，羅斯福的新政也救不了這繁榮的王國，將來如果危機更加深刻，則美帝國主義一方麵將加緊對外的侵略，另一方麵，盎格魯-撒克遜族的資產階級，一定也會抬出反猶主義的招牌來，同它的猶太人同道者進行鬥爭了。
目前共和黨的前總統胡佛，與民主黨的現總統羅斯福，競做保護猶太人的勇士，這在實際上是著眼於美國境內450萬的猶太選民，以及迎合美國社會上痛惡德國暴行的輿論，借以爭取各自黨派的影響罷了。
講到法國，則因其本身經濟的情況尚佳，猶太人的數量根本就少（28萬）又因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在政治上頗有影響，自由民主的傳統較為強固，所以現在還沒有反猶運動的公開爆發；但這絕不是說：法國是猶太人的朋友，而且將來也不會反猶的。絕不如此！即令在“左派”當權的目前的法國，對猶太人之入境也是嚴加取締的。例如最近報載：法國外長聲明“法國收容猶太難民已經太多，目前要俟它國表示同樣態度後，始能對避難之猶太人加以協助了。”（見16日海通社巴黎電）
如今法國的“人民陣線”業已破裂，外交上謀與德、意接近，內政則日益右傾，火十字團等法西斯組織的力量，正隨著戰爭的危機而日益加大，法國反猶太人的運動也已在民間，特別在軍隊中暗自進行了，如果戰爭爆發，猶太人大概要首遭其殃的。
英帝國主義與戰後的猶太複國運動
當猶太人處處被逐，顛沛流離的時候，仿佛隻有大英帝國才是他們真正的朋友。因為我們在上麵已經說過，英國願意幫助猶太人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建立獨立的國家。在我們研究英國的幫助是否真實，猶太人的複國運動是否可能之前，且先來談談巴勒斯坦的現實情形，這對於問題的說明不是沒有益處的。
就曆史上說，巴勒斯坦是猶太人的老家。但一兩千年來流離分散的結果，這個地方卻早已成為回教徒阿拉伯人的故鄉了。此地的地主差不多全是阿拉伯人，從事其他職業的也是阿拉伯人為最多。猶太人反而很少，最近二三十年各國反猶運動與複國運動的結果，猶太人大批流入巴勒斯坦，但至今還隻有四十萬零四千人，約及全人口1/3，阿拉伯人仍占2/3。
政治上，巴勒斯坦曾長期間受著土耳其的統治，歐戰結果，才委任英國代管的。為什麽英國一定要“代”管這個地方呢？當然不是為了“護聖”。我們隻要翻開世界地圖來一看，即可明白巴勒斯坦對於英帝國主義的重要了：為要保護它經由地中海與蘇伊士運河而至遠東的航路，為要獲得伊拉克豐富的油田，為要保護它在近東的地位，它必須占有巴勒斯坦，借以建築海軍與空軍的根據地。
為要占領這塊土地，英帝國主義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它在1917年的貝爾福（當時英國外長）宣言上，固然表示它是猶太人的“朋友”；但在兩年之前，即在1915年，為要取得阿拉伯人的同情時，它也曾主張將巴勒斯坦作為阿拉伯人獨立國之一部分的！其實，帝國主義者對弱小民族，根本談不到什麽“同情”與“朋友”，它永遠是“現實主義”的，永遠以自己的利益為標準，同時永遠是弱小民族解放的敵人！
英國自1917年以來，之所以要“同情”猶太人的複國運動，任由其統治殖民地的根本政策出發，這政策就是所謂“分而治”。它要將巴勒斯坦弄成一個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永遠互爭的國家，使它無力對外；它要把阿拉伯人謀自身獨立的鬥爭，轉變成簡單的反對猶太人的內訌，以便坐收漁人之利。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也是重要的，即就英國的利益來說，巴勒斯坦絕不能長此任其為阿拉伯人的國家。因為定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過占整個阿拉伯人的一部分罷了。它四周的國家如埃及、伊拉克、漢誌[51]、外約旦、也門等，都是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常有與其他同種國組成阿拉伯聯邦的企圖，故巴勒斯坦如果始終以阿拉伯人占最大多數，則英國在近東的堡壘始終不會穩固；反之，如以猶太人占多數而成立猶太國家，則四周盡為阿拉伯人的國家所包圍，勢必永遠要求助於非阿拉伯與非回教的英國，才能保持其存在。為此，大英帝國就不惜為猶太人的保護者，並積極援助他們的複國運動了。
19世紀末葉的猶太人複國運動，我們在上麵已經述起大概；不過英國人積極援助的那種運動，卻是在戰後新興的；它的影響與力量，都非戰前的所能比擬，因為反猶運動的狂暴與普遍，也不是19世紀的所可同日而語的。這次運動發生的根本原因，還是與戰前一樣，即猶太人到處招受逼害與關門，痛感亡國之苦，渴望在祖先們的老家——巴勒斯坦，建立起一個猶太人獨立的國家。猶太人這一苦心與宏願，當然不僅要為身受此痛的全體猶太人所接收，即使一切具有正義感與同情心的人們，也都不得不加以讚助的。可惜問題並不那麽簡單，這一宏願之是否有實現可能，以及此種努力之能否謀得猶太人的真正解放，都還極有討論之餘地，現在且讓我們來較為詳細地加以研究吧。
複國運動的可能性
如果猶太人能夠建立起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使全世界猶太人不再受壓迫、逼害、放逐與屠殺的痛苦，這當然再好沒有，誰都不會反對。所以要討論的隻在於它的可能性問題。不過一談到可能性，立刻就叫人不能樂觀了，其實是困難重重；甚至還是不可能的。這兒第一個困難就在於：猶太人的故國，業已居住著信奉回教的阿拉伯人，猶太人之無限製的移入，必然要遇到阿拉伯人的反抗，因而必然要依賴英帝國主義者武力的援助；其次，巴勒斯坦是一個極其落後的地方，如果要無限製地容納猶太人，必須發展工業；第三，要移植千百萬猶太人（無論貧富）到巴勒斯坦去，必須有極大規模的免費運輸。
上述三種困難的能否克服，決定了猶太複國運動的是否可能。
為想克服第一種困難，猶太複國運動的許多倡導者就自願地做了英帝國主義的工具。例如“全世界猶太複國運動總部”的執行委員，巴勒斯坦勞工聯合會的領袖本-古裏安（Ben-Gurion）[52]說：
上麵這寥寥數語，已赤裸裸招認了猶太複國運動對於英帝國主義的依賴；同時道盡了英帝國主義“護猶”政策的本質。
英國人雖然比本-古裏安更看得清楚，它為了“法律與治安的維持”，絕不待它人請求而後派遣軍隊的。隻可惜阿拉伯人並不是綿羊，不是無抵抗主義者，他們的血液裏充滿著穆罕默德的精神，他們在英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之下，更起來做積極的反抗了。自從英國統治聖地以後，阿拉伯人的反抗差不多是經常的與定期的：在1920、1921、1929、1933、1936諸年中，都曾發生了大規模的暴動。今年阿拉伯人“恐怖分子”的暴動更見激烈，累得英國人調兵遣將，圍城焚舍，一直到現在都不曾把“法律與治安”“維持”下來，以致引起了希特勒與墨索裏尼對阿拉伯叛眾的“同情”，這把戲真正好看煞人，複雜煞人！
阿拉伯人的反抗運動，開始完全是對英而發，以巴勒斯坦的獨立為其目的；後因複國運動的結果，阿拉伯人的獨立鬥爭逐漸墮落為反對猶太人的種族鬥爭，這其實是上了英帝國主義和阿拉伯地主的大當。不過阿拉伯民族運動中的基本立場，即：巴勒斯坦必須脫離帝國主義的統治，由巴勒斯坦的居民自行決定獨立國的命運。這立場確比猶太複國運動的主張較為前進。倘依後者的主張，則巴勒斯坦不僅要永久成為英帝國主義侵略東方的根據地，而且巴勒斯坦本身的民族糾紛，也將永無解決之日。因為照那位本-古裏安說：
這種自大與歧視的態度，極端妨礙巴勒斯坦阿猶兩族聯合抗英的鬥爭，同時猶太人顛沛流離的命運，也因此而得不到阿拉伯人的同情了。
假然英國真能由始有終地用武力援助猶太人的複國運動，將巴勒斯坦最大多數的人民——阿拉伯人完全驅逐，或完全壓服下去，因此事實上建立了猶太人的國家，這倒也還罷了。可惜英國人的“援助”仍舊是靠不住的。因為英國如果想保持其近東的地位，決不能因巴勒斯坦一地而遂失歡於全近東1200萬的阿拉伯人，尤其是當希特勒與墨索裏尼虎視眈眈，想趁機奪取阿拉伯人的同情的時候。於是大英帝國不得不采取了“現實主義”的政策，提議將巴勒斯坦劃分為阿拉伯邦、猶太邦與英國統治地帶三部，這當然是對猶太複國運動的一個“背叛”。現在三分計劃，據說已因阿猶兩族的共同反對而拋棄了，但以後的辦法也不會有利於猶太人的（當然更不會有利於阿拉伯人），據美聯社10月17日倫敦電：“英國已決定放棄瓜分計劃，準備積極限製猶太人移民，並不準售土地與巴勒斯坦之猶太人……準備以一新的軍事攻擊，企圖肅清一切阿拉伯人的反叛。”
英國這一左右開弓的辦法，充分暴露了它對於弱小民族“同情”的虛偽！猶太複國運動諸君子之迷夢，從此可以醒了吧！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這一部分猶太人的命運，也隻有拋棄複國運動那種唯我獨尊的態度，與阿拉伯族的大眾攜手前進，共同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宰割，並反對德、意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才能獲得解放。
講到猶太複國運動的第二個困難，即巴勒斯坦工業之發展，則以目前世界資本主義之一般地趨於絕望與衰朽，再加以英帝國主義之不願在該地實行保護關稅，故絕少可能；第三個困難，即極大規模的自由移轉與免費運輸，這絕非在私有製度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能辦到的了。
這麽說來，猶太人的複國運動簡直是一個不能實行的烏托邦，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又是反動的。那麽究竟怎樣才是猶太人得救之道呢？隻有社會主義革命這一條路可以走！
社會主義革命與猶太人的解放
我們根據著以上的敘述與分析，可知中古以來反猶運動的最後原因，大半都是經濟的。中古時代的排猶與仇猶，表示出雅利安人對於農業經濟的壟斷，以及對於工商業尤其高利貸之賤視與嫉妒。19世紀後半期的反猶主義，首先反映出封建地主的殘餘，對於資產階級新興勢力的反攻；在政治上所采取的方式，就是反動的專製主義對於民主與自由思想的鬥爭；不過這中間同時還反映著一部分新興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仇恨。戰後反猶運動的勃起，正暴露出資本主義已臨到最後關頭，在為其生存做最後掙紮了。現在無論法西斯的德、意也罷，“民主”的英、法、美也罷，都一方麵加強其對外的爭奪，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另一方麵在國內市場上，則於拚命地榨取本國勞動大眾之餘，複瘋狂地肅清“異族”的競爭者，借以苟延本國資產者的生命，且準備對外戰爭之物質的與精神的條件。法西斯國家的資本主義因危機更深，故反猶的暴行更早更凶；“民主的”國家因恐慌之程度稍差，故反猶運動或取溫和的手段，或尚在醞釀時期。
反猶運動與社會經濟之息息相關，如今已無人能加以否認了。然則，猶太人之真正解放，又怎能不從經濟的原因上著手？我們既然知道目前使猶太人陷於悲慘地位的是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種統治形式），那怎能在資本主義的範疇以內去尋求自己的解放？所以猶太人如果不想解放就罷，若使真想解放，那必然要承認資本主義製度的推翻為其自身解放的唯一道路。
現在帝國主義的戰爭，實際上業已到了爆發的前夜，有些猶太人就企圖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民主”國家的身上，他們以為“民主”的英、美、法如果打倒了法西斯的德、意，那猶太人的痛苦就可解脫了，這是極有害的幻想。因為隻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則反猶主義一天不能根絕；無論這國家在今天是民主的或自由的，隻要它的經濟製度還是資本主義的，則它總能容忍或發動反對猶太人的逼害。所以猶太人如果幫助“民主”國家對法西斯國家作戰，充其量也不過幫助明日的壓迫者同今日的壓迫者作戰；同時卻放過了猶太人真正解放的機會，這也就是對於自己解放事業的背叛！
因此，猶太解放運動者以及一切遭難的猶太人，在這次資本主義危機總爆發的大戰中，應該參加國際主義革命者的行列，參加各國勞工大眾的隊伍，參加一切弱小民族反帝的戰爭，堅決進行反戰、反法西斯以及反資本主義的革命，以便根本推翻資本製度。倘他們能利用這次危機，把資本主義的統治（不論是“民主的”或法西斯的）根本推翻，那麽反猶主義的病原，也就根本鏟除了。
不過這樣的解放，當然不能為全體猶太人所能實行的，猶太人中有不少資產階級的分子，他們本身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甚至他們自己就是帝國主義戰爭的鼓動人。這樣的猶太人，多數是不會受到逼害的，縱令受到逼害，他們也不會參加到社會主義的革命方麵來的，他們將要在資本主義的反動與社會主義的進攻中自行淘汰，用不著與猶太人大眾的解放並為一談。
馬克思關於猶太人問題的見解
我們上麵所說的意見，馬克思在95年前早已說過了。這一點又表示出這位猶太思想家之稀世的天才！
馬克思關於猶太人問題的文章，寫成於1843年，那時他才25歲，故其所持理論，尚帶有一般民主主義者的思想，而行文用字方麵，也仍不脫黑格爾派的腔調；但在其基本立場上，卻已經是完全成熟的見解了，所以對於這一重要思想，馬克思以後並無它作，而異日社會民主主義者以及共產主義者對於猶太人問題的見解，也以這兩篇文章中的立論為根據的。
威廉·李卜克內西在其所著馬克思的小傳中，曾告訴我們以這兩篇文章的時代背景，今翻譯如下：
“這小孩下地不久，有一個法令公布了：猶太人如果不受洗禮，那就得剝奪一切公務上的地位與活動。”
“馬克思的父親是一個有名的猶太律師與州法庭上的公證人，無法可想，隻得同他的一家，都改信了基督教。”
“20年後，那時孩子已長成了人，他在他論希伯來人問題的小冊子中，對那次強暴行為給了第一個答複。而他的一生也就是一個答複與複仇。”
馬克思的文章，既然是這樣一種暴行的“答複”，所以它的主要思想，可歸納成下麵的三點（自然它的內容是更加豐富的，請讀者們直接去領略好了）：
（一）猶太人之信仰猶太教，並不能作為他被剝奪公民權或人權的借口，人們的信仰必須自由；
（二）猶太人即令以猶太教徒的地位，仍能謀取政治解放；但單謀政治解放是不徹底的，要爭取人類的解放；
（三）猶太人之社會解放，就是社會從猶太教下麵的解放；而猶太教的精神就是資產階級的精神。
因為時代關係，馬克思的意見，無疑重複著法國大革命時政教分離與良心自由的思想；但第三個意見卻是獨創的，並且直至如今，也還不失為解決猶太人問題的鎖鑰。馬克思的文字雖然披上了一件神學的外衣，但意思卻仍舊顯而易見：要謀取猶太人的真正解放，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
蘇聯的猶太人問題
臨了，我們還要看一看資本主義業已推翻的蘇聯，猶太人問題究竟解決到了何種程度。在20世紀初年，俄國猶太人共有五百餘萬，為全世界猶太人最多的國家，此後以政治及經濟的原因，大批向美國移殖，故據最近的統計，蘇聯的猶太人隻剩有295萬了。
沙俄時代猶太人的悲慘命運，已如上述。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俄國境內的猶太人與其他少數民族同時得到了解放。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由各個自治的民族共和國自願結合而成的。工農的政府根本拋棄了過去沙皇時代那種大俄羅斯壓迫其他弱小民族的政策，它宣布境內各個民族平等存在，而且不是在口頭上，並且在事實上，依照著民族的居住地域，建立起好幾個共和國。這些共和國自有其獨立的行政係統及機關，實行自治；文化方麵則任其發揮民族的特點，使其成為未來的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個構成部分；不過在經濟的建設上，當然要以整個的計劃為根據，方不致有背乎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
主要因為私產製的廢除、資本製度的推翻，各民族的人民，都成為整個聯盟中的一員，大家都以其個人的勞動，從事於社會主義的建設。私人的經濟利益，既絕無矛盾，則各民族國家間當然也沒有衝突、競爭與壓迫的必要與可能了。
在民族問題全盤的解決中，猶太人問題也同時不成其為問題了。
本來在俄國的猶太人，90%以上從事於工商與手藝。由於“格多”的遺風，猶太人的居住雖相當集中在某些地方，但一般說來，他們卻是散布在各個大城市中的。可是猶太人仍舊是一個民族，他們有自己的言語、文字、藝術與宗教。故蘇聯政府為使猶太人也能享受自決的權利，也要發揮其獨特文化的機會起見，乃特準猶太人在遠東的別洛培疆建立一個猶太自治共和國。據說這共和國的麵積約及英國之半，地方是相當富饒的。
對於猶太教，蘇聯政府的態度也和對其他的宗教一樣。在教會不從事於反革命宣傳的範圍內，準許其存在。革命政府承認信仰是私人的事。雖然在文化上，它承認一切宗教都是人民的鴉片，故與之鬥爭，但絕不采取政治的與警察的壓迫。
這就是俄國猶太人問題在十月革命以後的解決方式。不過，讀者也許會發生如下的一個問題：這樣解決，當然很好，但目前法西斯的瘋狗正在對猶太人狂追，一切“民主的”國家又都隻表示些口頭上的同情，事實上還是閉門不納；那麽工人國家的蘇聯，尤其是別洛培疆的猶太共和國，為什麽對那些走投無路的猶太人也不開開方便之門呢？而且蘇聯的當局，對於法西斯反猶的暴行，為什麽連抗議的表示都沒有？更奇怪的，當希特勒將六十戶蘇聯籍（不是沙俄籍）的猶太人放逐出國時，斯大林也不願接受，這又是什麽緣故呢？
這兒最主要的原因，即在於這存在了20年的蘇聯，許多方麵已經和十月革命以後幾年的情形不同了。十餘年來，世界主要國家中革命運動的不斷失敗，蘇聯外部帝國主義的威脅，內部資本主義殘餘分子的抬頭，都使這曆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工人國家逐漸右傾，同時使它的統治權逐漸集中在少數分子之手。這種右傾與集權的事實，當然也影響到了民族問題，如今蘇聯境內各共和國對中央政府的關係，已沒有革命初年那種民主與自治的精神了。民族間雖還不曾有公然的壓迫，但“大俄羅斯化”的精神是相當恢複轉來了的。這就是目前蘇聯對世界猶太人問題表示淡漠的一個原因。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蘇聯現當局建國的方針，即所謂“一國社會主義”。這理論與當初十月革命時列寧所主張的國際革命主義是不相同的。那時認為俄國的革命隻是國際革命的一環，它的最後成敗，是聯之於世界的，至少西歐諸先進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之是否起來。因此他們拚命進行國際的活動與宣傳。而“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則相反，它主張埋頭在蘇聯內部建設社會主義，盡量與帝國主義避免摩擦。所以在國際政治鬥爭的舞台上，年來蘇聯的態度是愈益和平，愈加退讓的。尤其是此次慕尼黑會議之後，張伯倫四強公約的計劃，得到了暫時的與不可靠的成功，蘇聯在外交上愈陷孤立，故更不願多惹是非了。據駐美塔斯社主任杜朗蒂10月11日在紐約《泰晤士報》上的文章中說：為要對付法國右傾與反抗英國的壓迫起見，蘇聯當局，甚至主張與希特勒接近。倘此而屬實（當然，這政策的真實性與現實性都很可疑），那蘇聯當局對於德國排猶之保守緘默，更是必要的了。
當然，蘇聯當局此種態度，無論對猶太人或對社會主義都是不利的。因為蘇聯如果要保持其為工人的國家，則絕不可失去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階級的同情，而猶太人之遭受壓迫，當然不是法西斯蒂的“苦肉計”，蘇聯倘能堅決地予以同情與接納，則一方麵可替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多找到許多優良的技術人才與熟練工人，另一方麵又能獲得一千幾百萬猶太人，乃至無數萬前進分子的感激與擁護。至於“政治的陰謀”或“法西斯間諜”的恐懼，那是絕無理由的，因為目前蘇聯國內的共產黨員，本來也隻占著全人口中極少的比例，還有大多數的公民，並非自覺的共產主義者。何況有這樣嚴密的政治警察機關之存在，還怕這數萬，甚至數千或數百猶太難民的“陰謀”嗎？所以這種理由隻是一些借口，與英國麥克唐納大臣所說“英殖民地的氣候不適於猶太人”的借口相差無幾。
不過從蘇聯現當局對於猶太人的態度，決不能推翻我們上述的真理，即社會主義為猶太人解放之唯一道路。因為目前這種政策隻是一種變態，一種墮落；而十月革命的經驗，卻已經充分證實了馬克思關於猶太人問題的意見。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注釋（凡沒有標示“王凡西注”均為錄入者注）：
[1] 《舊約聖經》（Old Testament）又稱希伯來手稿，是猶太教經書的主要部分。它是一部有關猶太人早期生活的百科全書，它完整地展示了猶太民族的發展史，生動、形象地再現了猶太人民廣闊的生活畫麵，詳盡地記載了他們在各個領域的傑出成就，深刻地反映了他們的道德觀、價值觀，為了解和研究古代猶太人社會提供了豐富而珍貴的曆史資料。
[2] 夏洛克（Shylock），猶太人、高利貸者。莎士比亞喜劇《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之一，世界上有名的吝嗇鬼之一。為人刻毒、貪婪，但同時又飽受那個社會的壓迫。後人用“夏洛克”比喻貪得無厭、狠毒無情的放債者或冷酷無情的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使災難達到頂點的，是普魯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據勒索供養他在法國土地上的50萬軍隊的糧餉。”
[3] 閃米特人（samium），曆史久遠，至公元前30世紀初，按語言明顯地分為東、西兩大支。閃米特人不是單一民族，而是指大多使用亞非語係閃米特語族語言的眾多民族的概稱。而這些民族的親疏關係尚不明確。它是現今西亞地區眾多民族的始祖。
[4] 迦勒底王國（chaldaea，公元前626–前538年）又被稱作新巴比倫王國，地處兩河流域。公元前612年，亞述帝國滅亡，其領土被新巴比倫王國和米底王國瓜分。公元前539年，被波斯所滅。
[5] 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公元前634-前562年），新巴比倫王國第二任君主。 公元前605年繼承王位，征服猶太王國，攻陷耶路撒冷，使新巴比倫繁榮鼎盛，建造空中花園，他在位期間是新巴比倫的繁盛時代。後於前562年去世。
[6] 巴爾·科赫巴（Bar Kokhba，？-135年），猶太民族英雄。於公元132-135年領導反羅馬的猶太民族大起義，後被俘就義。
[7] 《列王紀》是《希伯來聖經》的一部分，原文為希伯來語。《舊約聖經》是依照希臘文譯本將全書分為上下兩卷。本書約完成於公元前6世紀至前5世紀。該書記載了從所羅門繼位起到猶太王約雅斤被釋放止的長達400多年的曆史。
[8] 即紀元前586年。——王凡西注
[9] 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約公元前600年至576年間-前530年），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一任皇帝。由伊朗一個小首領起家，打敗諸強國，統一了大部分的中東，建立了從印度到地中海的大帝國，因而現代伊朗人尊稱為“伊朗國父”。
[10] 以斯拉（Ezra），《聖經全書·以斯拉記》中的人物。該書記載了重修耶路撒冷後，以斯拉率領猶太人返回應許之地的事情。王凡西所引上文，出自該書第7章6節：“這以斯拉從巴比倫上來，他是敏捷的文士，通達耶和華以色列神所賜摩西的律法書。”
[11] 尼希米（Nehemiah），《聖經舊約·尼希米記》中的人物。該書講述了尼希米感化波斯王，被後者任命為猶太省省長，重建耶路撒冷城牆的事情。
[12] 《塔木德經》（Talmud Bavli），編寫於公元2世紀至5世紀之間。其地位僅次於《塔納赫》。該書記錄了猶太教的律法、條例和傳統。其內容分為口傳律法、口傳律法注釋、聖經注釋。
[13] “它最初是奴隸和被釋的奴隸、窮人和無權者、被羅馬征服或驅散的人們的宗教。”
（引自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475頁）
[14] “基督教不是從外麵、從猶地亞地區輸入而強加給希臘羅馬世界的，至少就其作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而言，它正是這個世界的最道地的產物。”
（引自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483頁）
[15] “這部基督教形成時期的最古老文獻對我們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以純淨的形式告訴我們，猶太教在亞曆山大裏亞學派的強烈影響之下，把什麽帶進了基督教。所有後來的東西，都是西方，希臘羅馬附加進去的。隻是通過一神論的猶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後來的希臘庸俗哲學的文明的一神論才能夠取得那種唯一使它能吸引群眾的宗教形式。”
（引自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503頁）
[16] 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約272-337年），羅馬帝國皇帝。在位期間重新統一了羅馬帝國；頒布米蘭敕令，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召開尼西亞會議，提高基督教地位，成為羅馬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
[17] 狄奧多西一世（Theodusius I，約346-395年），羅馬帝國狄奧多西王朝第一位皇帝。在位期間宣布基督教為國教，並廢止古奧運會，宣稱其為異教徒活動。臨終前將帝國分給其兩個兒子，從此羅馬帝國正式分裂為東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
[18] 十字軍東征（Cruciata，1096-1291年）由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發動，持續近兩百年的一係列軍事入侵活動。由西歐的封建領主和騎士以收複被阿拉伯、突厥等穆斯林領土的名義對地中海東岸國家發動的戰爭，前後共計九次。
[19] 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742-814年），法蘭克王國加洛林王朝國王，查理曼帝國建立者，德意誌神聖羅馬帝國的奠基人。他引入了歐洲文明，將文化重心從地中海希臘一帶轉移至歐洲萊茵河附近，被後世認為是歐洲曆史上最重要的統治者之一，享有“歐洲之父”（Pater Europae）的榮譽。
[20] 歐洲中世紀大瘟疫。從1347至1353年，席卷全歐的“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奪走了2500萬歐洲人的性命，占當時歐洲總人口的1/3。
[21] 聚集區（Ghetto），又譯為隔都或隔坨區，是指都市中特定族群群聚生活的區域。最開始用以描述一個猶太人被強製聚集起來生活的地區，現代則常用來稱呼都市中居住少數族群、擁擠不堪且缺乏規劃的街區。
[22] 教宗保祿四世（Paulus PP. IV，1476-1559年），又譯為保羅四世（大陸譯法），羅馬教皇。1555年5月23日當選羅馬主教，同年5月26日即位至1559年8月18日。
[23] 斯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1632-1677年），17世紀荷蘭哲學家，西方近代哲學史重要的理性主義者。提出了泛神論、中立一元論等哲學理論，著有《依幾何次序所證倫理學》（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
[24] 按下文英王查理二世流亡荷蘭，此處時間應為17世紀。
[25] 即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1685年），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國王。早年曾流亡於西歐諸國，後重返英國，1660年5月29日登基為英國國王，史稱“王政複辟”。
[26] 克倫威爾（Cromwell，1599-1658年），英國資產階級政治家、獨裁者。在英國內戰中擊敗了保王黨，1649年斬殺了查理一世後，克倫威爾廢除英國君主製，並征服蘇格蘭、愛爾蘭，於1653年至1658年為英國護國公，死後被複辟政權戮屍。
[27] 清教徒革命（Puritan Revolution），又稱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English Bourgeois Revolution）或英國內戰（English Civil War）。清教徒革命是英國輝格黨對其的叫法。
[28] 愛德華一世（Edward I，1239-1307年），金雀花王朝的第五位英格蘭國王（1272年-1307年在位），亨利三世的兒子。又稱“長腿愛德華”（Long Shank）、“蘇格蘭之錘”（指對蘇格蘭人民的鎮壓），金雀花王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奉行的內外政策都十分積極，使英格蘭成為當時歐洲的重要大國。
[29] 此處有誤，其被封為伯爵。
[30] 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年），猶太人，英國政治家、作家和貴族，曾兩次擔任英國首相。曾提出所謂的一國保守主義或“托利黨民主主義”。
[31] 米拉波（Mirabeau，1749-1791年），法國政治家、作家、外交官，伯爵。在法國大革命初期統治國家的國民議會中，屬於溫和派人士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主張建立君主立憲製以融合到革命中。
[32] 即《法國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çais），又稱《拿破侖法典》。
[33] 即哈斯卡拉運動 （Haskalah），是18世紀至19世紀歐洲猶太人的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運動旨在吸收啟蒙運動的價值，推動社群更好的整合進入歐洲社會，並借此增加世俗內容、希伯來語和猶太曆史教育。它標誌著歐洲猶太人與世俗世界開始更廣泛地接觸，最終產生了猶太解放運動。
[34] 摩西·門德爾鬆（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年），德國哲學家，猶太人。倡導哈斯卡拉運動（18-19世紀的猶太啟蒙運動），被認為是猶太教改革派之父。
[35] “猶太教的世俗基礎是什麽呢？實際需要，自私自利。猶太人的世俗禮拜是什麽呢？經商弁利。他們的世俗的神是什麽呢？金錢。”
（引自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49頁）
[36] 即1878年10月，俾斯麥頒布的《鎮壓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治安的法令》（又簡稱為《反社會黨人法》）。
[37] 阿道夫·斯托克（Adolf Stoecker，1835- 1909年)，德國基督教神棍、反猶主義者，德皇威廉一世的宮廷牧師。他創立了基督教社會黨，用以幫助軍警來破壞、瓦解德國工人運動。
[38] 此處有誤，該黨成立時間為1878年1月2日。
[39] 德國基督教社會黨（Christlichsoziale Partei），是阿道夫·斯托克於1878年創立的極右翼政黨，奉行所謂“基督教社會主義”，本質上則是幫助俾斯麥政府破壞、分化工人運動，1918年該黨宣告瓦解。
[40] 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1831-1888年），德意誌皇帝及普魯士國王。1888年3月9日其父威廉一世去世，腓特烈三世繼位，1888年6月15日其因喉癌治療無效而病逝，時年56歲，在位僅99日。
[41] 亞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8年），俄國沙皇。亞曆山大二世在俄國對外戰爭失敗後，即進行國內改革。主要內容為：解放農奴政策，設立地方自治議會，修訂司法製度，充實初等教育，改革軍製，推進俄國的近代化革命。但改革也激起了俄國各階層的矛盾，1888年3月13日被民意黨成員炸死。
[42] 康斯坦丁·波貝多諾斯策夫（生卒年不詳），反動派雜碎、反猶主義者，沙皇亞曆山大三世的親信。鼓吹“消滅1/3猶太人、驅逐1/3猶太人和同化1/3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
[43] 沙俄政權對猶太人的迫害是空前的。早在立國之初，猶太人便被視為“有毒的進口商和基督教的蛀蟲”，沙皇政府還采取種種限製措施（如建立隔離區、入學比例製等）。 1881年亞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後，沙皇政府便將刺殺亞曆山大二世的罪名歸咎於猶太人身上，政府公開聯合黑幫分子襲擊猶太人，同時也為轉移階級矛盾。從1881年4月起，僅在切爾尼戈夫和波爾塔瓦發生的事件就造成了2000多名猶太人傷亡。從1881年到1882年沙俄的反猶活動獲得了官方的支持，最終導致近一半猶太人失去工作，生活難以為繼。1891年-1892年和1903年-1905年又連續發起兩次屠猶運動，最終導致猶太人加快了逃亡的步伐。僅在1905年11月，在敖德薩的屠猶運動中，就有300多名猶太人喪生，數千人受傷，猶太人在俄國到處被屠殺的同時，還被強製送往日俄戰爭前線作戰。
列寧：“當萬惡的沙皇君主國臨到末日的時候，它竭力唆使愚昧無知的工人和農民去反對猶太人。沙皇警察同地主資本家聯合起來，一再製造反猶大暴行。地主和資本家竭力想把因窮困而受盡苦難的工人和農民的仇恨引導到猶太人身上去。……資本家煽起對猶太人的仇恨，來蒙蔽工人，使他們看不到勞動人民的真正敵人——資本。”（《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36卷，《論殘害猶太人的大暴行》(1919年3月底)）
[44] 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19世紀末法國的一起重要的政治事件。1894年一名猶太裔法國軍官德雷福斯被反動勢力汙蔑為叛國罪，這在當時反猶氛圍甚重的法國社會爆發了嚴重的衝突和爭論。爭論以1898年初著名作家左拉宣言支持德雷福斯之清白為開端，激起了為期十多年、天翻地覆的社會大改造運動。此後經過多次重審以及政治環境的變化，德雷福斯終於1906年7月12日獲得平反。
[45] 沙貝塔伊·澤維（1626-1676年），17世紀自稱是猶太人救世主的人物。生於土耳其士麥拿。其父是個著名商人。從小學習猶太經典，精通《塔木德》。早年對猶太教十分虔誠，對猶太神秘哲學懷有特別的興趣。喜怒哀樂變幻無常。1648年，宣稱自己是彌賽亞。1665年秋，沙貝塔伊返回士麥拿，受到信徒的狂熱歡迎。次年元旦他正式自稱彌賽亞。這場運動迅速發展到威尼斯、阿姆斯特丹、漢堡、倫敦、波蘭、俄國，以及北非一些城市。1666年初，沙貝塔伊來到君士坦丁堡，遭到土耳其當局逮捕。後叛教改皈依伊斯蘭教，因此被蘇丹赦免。後被驅逐出土耳其。1676年，死於阿爾巴尼亞一小鎮。
[46] 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1860－1904年）是奧匈帝國的一名猶太裔記者和現代政治的錫安主義創建人，也是現代以色列的國父。曾著有《猶太國》（The Jewish State) ，宣稱：歐洲的“猶太人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或宗教問題，而是民族問題。其解決方法是建立猶太人的自治國家。
[47] 第一次猶太複國主義代表大會（??????? ?????? ?????? ），是1897年8月29日至8月31日在巴塞爾舉行的猶太複國主義組織成立大會，有208名代表和26名記者出席。 大會由西奧多·赫茨爾召集和主持。
[48] 《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是英帝國主義的中東政策和以色列建國曆史上一個重要文件。宣言宣布了英國內閣在同年10月31日的會議上通過的決議：支持猶太複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民族之家”，條件是不傷害當地已有民族的權利，但是政治權利除外。當時巴勒斯坦仍然是奧斯曼帝國領土，猶太人隻是當地的少數民族。
[49] 《約翰遜-裏德法案》，又稱《1924年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 of 1924），以及包括在內的特別條款《排亞法案》（Asian Exclusion Act），是一套為了限製移民數量的美國聯邦法案。該法案以於1890年人口普查為基礎，規定每年來自任何國家的移民隻能占1890年時在美生活的該國人數的2%，低於1921年移民限製法案的3%的上限設定。該法案取代了1921年的緊急配額法案。除禁止中東、東亞和印度移民外，該法律進一步限製了南歐和東歐移民（那裏的猶太人自1890年代開始大批遷移以躲避波蘭和俄國的迫害，以1890而非1910或1920為基準即是故意不使用真正與當時實際人數成比例的配額）。該法案的主要作者為美國眾議員阿爾伯特·約翰遜和美國參議員大衛·A·裏德。
[50] 赫歇爾·費貝爾·格林斯潘（Herschel Feibel Grynszpan）是出生於德國的波蘭裔猶太人，於1938年11月7日在巴黎暗殺德國外交官恩斯特·馮·拉特（Ernst vom Rath），而希特勒政權則以此為借口發動了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
[51] 漢誌地區（Hejaz)，是沙特阿拉伯王國西部沿海地區三個行省（塔布克省、麥地那省和麥加省）的合稱。因境內有希賈茲山脈而得名。1916年哈希姆家族的謝裏夫·侯賽因建立漢誌王國，1925年被內誌王國吞並, 1932年並入沙特阿拉伯王國。
[52] 戴維·本-古裏安（David Ben-Gurion，1886-1973年），猶太人，猶太複國主義者、政治家、以色列開國總理，被尊稱為以色列國父。
感謝 先知在1917 錄入及校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