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衝突給世界帶來了嚴重的不穩定。然而，據美國國防部前官員披露，在華盛頓，不少遊說公司、軍工企業和國會大廈裏的人，卻在悄悄開香檳慶祝。這個由美國軍隊、軍工企業和國會等組成的利益集團（簡稱“軍工複合體”）在這段時間內大發戰爭財，成為俄烏衝突的最大獲利者之一。
美國反戰組織“公正外交政策”執行主任埃裏克·斯珀林表示，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所有人都知道軍工企業是美國窮兵黷武的推手之一，這些軍工企業從烏克蘭局勢中獲利，因為美國正向該地區輸入大量武器裝備。回顧曆史不難看出，為了給軍火生意創造“剛需”，美國軍工複合體熱衷於將美國的對外政策往戰爭衝突的方向推。
這樣的軍工複合體是如何形成的？這種橫跨軍事、經濟、政治、傳媒等多個領域的龐大網絡是通過什麽方式影響美國政治的、誰又是這樣龐大利益結合體的最終受益者？
軍工複合體是如何結成的？
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當時的美國總統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便在其著名的“告別演說”中，告誡美國民眾警惕“軍工複合體”這頭“怪獸”帶來的危害。
美國社會學家威廉·多姆霍夫的著作《誰統治美國？權力、政治和社會變遷》一書接續了韋伯、馬克思、米爾斯等人的研究傳統，對美國的統治階級進行了思想深刻的分析，發展出一套從組織維度和階級支配角度出發的“權力結構研究”範式。該書的主要觀點認為大公司的所有人和經理人組成一個統治美國的“權力精英”，並揭示了這些公司精英如何通過內部運作來維係美國社會的巨大權力差異。
但要了解軍工複合體是如何結成的，還要從美國的企業共同體談起，從某種意義上講軍工複合體也屬於這樣的企業共同體。應該說，企業共同體並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而是一個可以被觀察到的企業聯結網絡。這些企業擁有許多類型的聯係和紐帶，包括共享的所有權，長期存在的供求模式，聘用相同的法律、會計、廣告和公關公司，以及董事會內的共同（重疊）成員。同時，在一起對抗勞工運動、自由主義者、左派、激進環保主義者以及其他類型的反公司活動家對他們的批評同時，發展出了一種緊密的關係。
企業共同體一般會發展出兩種組織：一種是用於這些企業間相互聯係的組織，另一種是用來跟政府溝通的組織。前者如美國石油學會（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美國銀行家協會（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全美房屋建造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Builders）以及上百個行業性組織。後者則關注一般性利益，並在政策的研究製定中發揮作用，如全國製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s)，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企業圓桌會議這樣的組織。這些行業組織和研究協會將企業共同體更緊密地聯係起來。
案例：美國早期企業共同體
企業共同體起源於 18 世紀晚期和 19 世紀早期新英格蘭（ New England ）紡織工業中的那些聯合所有製企業。那個時候，一小群富裕的波士頓商人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聯合起來去投資新的企業。到1845年時，一個由80 人組成的集團（曆史學家將他們稱為波士頓合夥人）控製了 31 個紡織企業，其總量占全國紡織工業 20%的份額。其中的17個人同時還是波士頓各銀行的董事，擁有這個城市所有銀行資本中的 40%；有 20 個人是 6 家保險公司的董事；有 11 個人則是5家鐵路公司的董事會成員。與此同時，其他重要城市的富裕投資者也開始建立共同所有和管理的企業。
軍工是特殊行業，在美國也不例外。目前，美國國防工業主要由營利性企業構成，美國主要軍工企業借助資本市場發展的路徑非常清晰，像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波音公司、諾斯羅普·格魯門公司、通用動力公司、雷神公司這美國五大軍工企業全是在華爾街上市的公司。這些公司都經曆了由私人艱苦創業，政府支持引導做大做強，最終走進華爾街成為公眾公司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經過100多年的磨合，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平台上，政府—國會—國防部—軍工企業之間逐步形成了一種“超脫於產權關係”的運行體係。
美國三大軍工巨頭的主要股東圖。數據來源：2011年3月31日各公司網站披露信息
美國軍工上市公司股權比較分散，但是它們的多數股票卻掌握在少數華爾街金融巨頭及其一致行動人手中，隻需5家左右的大金融機構聯手就可以控股這些企業。
這種軍工複合體的產生可以追溯到二戰時期。當時，美國軍工五巨頭因戰爭而大發橫財，從此軍工企業和美國政府的利益開始捆綁。二戰後，美國的軍隊、軍工企業、政府、國會，甚至包括學術機構、智庫及媒體密切合作，裏應外合，並將勢力延伸到新興產業，一個龐大的軍工複合體由此發展壯大起來，軍工企業代表直接進入國家權力機關，利用手中權力在防務政策中為集團謀取利益。美國美利堅大學曆史學教授彼得·庫茲尼克表示：“戰爭對美國來說是一筆大生意。”
美國刻意渲染戰爭威脅、激化地區矛盾，進而從動蕩國家、盟友夥伴乃至全世界獲取收益。美國能源巨頭大肆獲利，原油出口量明顯攀升。金融領域收緊貨幣政策，推高美國國債收益率，對全球資產“薅羊毛”“割韭菜”。軍工集團股價近期大幅上漲，德國、瑞典和丹麥等歐洲國家紛紛提高國防預算，對軍工集團盈利前景可觀。
2022年3月28日，美國總統拜登向國會提交了2023財年預算案，國防開支高達8133億美元。這是美國國防開支首次突破8000億美元，也是美國有史以來最高的年度軍費預算。創紀錄的軍費背後，覬覦他國財富的一雙黑手正一邊往前線“遞刀子”，一邊在背後“點票子”。
企業共同體如何施加影響？
社會學家認為研究某一個群體是否具有影響力或者說權力，可以從兩個維度進行考量。第一是“集體權力”，即該共同體在多大程度上能為實現群體目標而進行有效的行動，這裏強調的是一個集體在多大程度上具備為實現其目標而必需的技術資源、組織形式、成員規模以及共同精神。第二是“支配性權力”，關注的是一個共同體在與競爭對手就共同關注的議題發生衝突時獲勝的能力。更加明確地說，一個有權力的群體或階級，即使有別的群體或階級的反對，它也能夠實現自己的目標。
花旗集團及其相關聯企業示意圖
以上的研究方法同樣適用於企業共同體，從實際的經驗來看，美國的企業共同體無疑有著這樣的權力，並且會有意識、有計劃地去影響政府決策和普通大眾。
威廉·多姆霍夫認為企業共同體通過四種相互獨立又相互重疊的過程來控製公共議程，並在這一議程中出現的大多數議題上獲得勝利。
特殊利益過程。解決有限和短期的政策，關注特定的公司以及特定的商業部門。主攻方向：國會各專門委員會、執行機構的各個部門和協調機構。通過院外遊說說客、公司律師以及商會來運轉。
政策研製過程。關注企業共同體的共同利益，由基金會、智庫和政策研討團體組成的政策研製網絡來運轉，主攻方向是白宮、國會相關的專門委員會、紐約和華盛頓出版的重要報紙和評論性雜誌。
候選人遴選過程。遴選對特殊利益和政策研製過程中提出的議程表示讚同的候選人。通過巨額的競選捐款和隱蔽的政治顧問來運轉， 主攻方向是兩大政黨的總統競選，以及共和黨的國會競選。
民意塑造過程。這一過程試圖影響公共輿論並將一些議題從公共議程中排除出去。通過大型公司的公共部門、一般性公關公司以及許多小型民意塑造組織來運轉，主要方式是發布政策立場、基本原理和報告聲明。
而在以上者四網絡中工作的人和組織，就構成了企業共同體和上層階級在政治上開展行動的“武器”。以企業共同體的經濟權力為基礎，再加上政策研製網內部發展出來的專家權力，這種“政治行動武器”便成為公司和階級支配聯邦政府的關鍵一步。
當地時間2022年2月24日，美國舊金山，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當日表示，美國國會有意向烏克蘭援助價值6億美元武器裝備。
多層交叉持股的產權關係，華爾街高管和政府高官間交替任職的“旋轉門”的一係列操作，使美軍工上市公司、華爾街、政府三者之間的關係盤根錯節、密不可分。
財富的壟斷與權力的代際繼承
美國自稱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但這個最富裕的國家卻同時擁有著最貧困的人口。美聯儲的數據顯示，2021年，美國最富有的1%人群財富總和達到了創紀錄的45.9萬億美元，超過了底層90%的美國人的財富總和。
威廉·多姆霍夫引入經濟階級與社會階級兩個概念來對控製美國企業共同體的社會群體進行分析。經濟階級概念認為處於任何特定經濟位置上的個人都有可能發展出自己的社會團體、居住在同一個社區、在社會生活中發生互動。因此，一個特定的經濟階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同時也是一個社會階級，非常重要。
威廉·多姆霍夫認為美國企業共同體與上層階級是緊密纏繞在一起的。它內部所有者和高層管理人員共享巨額的財富和共同利益，並聯合起來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社會機製：隔離的住宅區、私人學校、排他性的社交俱樂部、名媛的成年舞會以及僻靜的度假勝地。這種社會機製創造出一種社會凝聚力和一種群體歸屬感，並由此將有錢人鑄造成為社會上層階級。同時這些機構還發展出成型的方法，來組織其成員從幼年直到老年的生活，並創造出一種相對獨特的生活方式。
在教育上，從小開始，上層階級成員便接受特殊的教育。許多人在整個學習生涯中，都沒有踏入過公立學校的大門。小學時候，在叫做“日間學校”（day school）的地方性私立學校學習。青少年時期，會有一兩年的時間離開家鄉在一家鄉間寄宿學校（boarding school）學習，高等教育則一般在少數幾家享有盛名的私立大學完成。這些寄宿學校會反複灌輸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在這裏，學生會打領結、穿色彩鮮明的校服，選擇長曲棍球、壁球、賽艇等少數人的體育運動。在一些稱呼上，也會跟公立學校進行區分。如校長（principal）被稱作headmaster或rector，老師（teachers）有時候被稱作 masters，而學生們所在的年級，則被稱為forms而不是grades。這種機構將上層階級的成員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為他們提供了一係列的慣例和傳統，而這些慣例和傳統將伴隨他們度過一生中大多數的時光。最終的結果是，當他們從嚴酷的教育中挺了過來之後他們產生了一種獨特感和優越感。
在社交上，在成年上層階級成員的生活中，私人性的社交俱樂部是重要部分。這些俱樂部具有將他們與社會上的其他人區別開的功能。每一個俱樂部在接受新會員之前都有嚴格的篩選過程。大多數俱樂部都要求一個或多個有效會員的提名，要有3到6個會員的推薦信，並且要接受會員資格委員會至少部分成員的麵試。會員資格委員會一般由10到20人組成，2到3個委員的否決票通常就足夠拒絕掉一個人的入會申請。有人對20家最大的工業企業的董事會主席和外部董事的俱樂部會員資格進行了統計，發現董事資格與上層階級俱樂部會員資格之間的交疊是無處不在的，但是，董事們在一些俱樂部中的集中程度尤其顯著。那20家企業中，至少有12家企業的一名董事是“溝通會所”的成員，該會所是全國性企業機構在紐約的聚會基地。這種俱樂部網絡和公司董事會的交疊，無疑也為上層階級和企業共同體的相互纏繞提供了證據。
美國霍奇基斯中學創建於1891年，坐落在康涅狄格的萊克威爾市。被稱為“耶魯後花園”。
在工作上，大多數私立學校的畢業生都將商業、金融或公司法領域內的職業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從一份早期的研究可以窺見一斑美國上層階級財富與權力的傳承，其對1940到1950年間霍奇基斯學校畢業生進行了詳細研究。該研究利用學校的校友檔案，追蹤了228名畢業生從畢業之日一直到1970年的職業生涯。56%的樣本不是銀行家就是企業的經理主管，其中91名商人中有80名是總裁、副總裁或其所在公司的合夥人。另外10%的樣本是律師，其中的大多數是與企業共同體關係密切的大型公司的合夥人。
他們通過資助和指導各種各樣的非營利組織（如免稅基金會、智庫、政策研究群體）來補充人手上的不足，而資助的目的則在於研製為他們利益服務的政策。而這些非營利組織的頂級雇員也成為了為企業共同體和上層階級服務的領導集團整體中的一部分。這個領導集團被稱為權力精英（power elite）。
金融資本在美國現代軍工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各大財團不僅為所控製的軍工企業提供資金，更通過自己的獨特地位爭奪政府權力，影響政府政策，幫助企業獲取訂單。同時也要看到，軍工企業的整合也加速了財團的交叉滲透。美國建國240多年曆史上，隻有16年沒有打過仗。自二戰後崛起以來，龐大的軍工複合體早已成為美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巨大“毒瘤”。
《美國軍工複合體和美國社會》Sterling Michael Pavelec著
有統計數據顯示，今天美國政壇上活躍著4000多個軍工複合體的遊說集團。軍工複合體不但有能力確保自身利益不受政府更迭的影響，而且往往能夠阻止要動其蛋糕的政府決策，哪怕這些決策是符合公共利益的。
過去這些年美國債務不斷創下新高，美國龐大的軍費開支可以說是“功不可沒”。美國反戰組織“不戰而勝”主管埃麗卡·費恩批評，美國政府無節製地為軍火商提供資源，犧牲的是對本國公共產品的投資，增加的是戰爭風險，於己於人都沒有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