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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率不到50%，大學生為什麽不愛上課了？
騰訊網 新周刊 報道
https://new.qq.com/rain/a/20230914A07JS600
暨南大學人類學教授曹雨發現，自己課堂上的學生越來越少了。
在《為什麽大學生不愛上課了？》一文中，曹雨寫道：
“在我主講的課堂上，出勤率從幾年前的偶爾有幾人缺席，變成了現在普遍的經常性的缺席。就2023年春季學期而言，出勤率最高的時候從來沒有高過85%，而日常在60%－70%之間浮動。
“這個問題絕不僅僅存在於我授課的課程和班級，在與學生們坦誠交流出勤問題的時候，有學生說：‘大學生可以在任何地方，但不一定在課堂上。’也有學生安慰我說：‘即使必修課，兩百人的大課室，隻有三四十人。’在與其他老師交流的時候，他們也坦陳出勤率存在問題，如果不點名，那麽出勤率能保持在50%就不錯了。”
也就是說，僅就暨南大學而言，不點名的課堂，出勤率可能不到50%。而來上課的學生，也大多沉迷於手中的電子產品，認真聽課的寥寥無幾。
發覺學生“不交流”的，還有南京大學數學係教授朱富海。他先後在南開大學、南京大學的數學係任教，在招生谘詢中，他接觸到了不少有意報考南大的高分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大部分學生是和家長一起前來谘詢，而在谘詢的過程裏，有的學生甚至全程沒有提出任何問題。
學生的沉默和被動，延續到大學的課堂上。
朱富海是喜歡在課堂上和學生互動的老師。
他有時會點名讓學生發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很多學生表示，不想被點名，因為“一被點名就緊張，會的問題都不會了”。後來他征求學生意見，是否應該在課堂上點名讓學生回答問題，80個學生裏，隻有10個人願意被點名，而將近一半的學生表示“無所謂”。
在一次代數學的期末考試中，朱富海發現有一道相對簡單的經典問題，得分率異常低。
他曾經把類似問題交給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學生思考，雖然遇到一些小麻煩，但小學生最終給出了令人滿意的解答。大學新生的表現，讓他感覺絕大多數學生沒有完成從高中到大學的過渡。
朱富海在線上開過一個講習班，希望幫助學生彌補高中與大學之間知識、思維方式上的差距，然而效果並不理想。第一節課有170人來聽，第二節課就隻剩下幾十人，後來的幾次，每次參與人數隻有十多個。
“學生在中小學階段學習數學時，完全是為了高考拚命地刷題，很少有思考的時間。而在大學裏，給學生一個非常簡單的概念，他就蒙掉了，因為他沒有見過。這讓我覺得，很多學生已經不敢嚐試或者不願意嚐試，或許更糟糕——不會嚐試。經過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訓練，學生本來擁有的探索能力卻消失了，我一直想不明白：這是為什麽？”朱富海說。
在《大學，有什麽用》一書中，劍橋大學教授斯蒂芬·科利尼提到現代大學至少應該“追求高深學問，促進前沿研究，不完全受製於解決眼前的實際問題”。
法國人類學家拉圖爾則將“科學”和“研究”區別開來：“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裏，科學發展令人歎為觀止，但對這種進步的理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的特點是從‘科學’文化過渡到‘研究’文化。科學即確定性，研究即不確定性。科學應是冷峻的、有序的、超然的，研究是熱情的、糾纏的、冒險的。科學終結人類的分歧，研究則以更多分歧來為論戰助力。科學通過盡可能地擺脫意識形態、情緒和狂熱的束縛來產生客觀性，研究則以所有這些要素為基礎來使調查對象變得熟悉。”
我們的基礎教育常常被詬病為“填鴨式教育”。巴西教育學家保羅·弗萊雷在《被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中如此描述灌輸式的“填鴨式”教育：“這種講解教育的顯著特征是冠冕堂皇的言辭，而不是其改造力量。‘四乘四等於十六；帕臘州的州府是貝倫。’學生把這些語句記錄在案，把它們背下來，並加以重複。他們根本不明白四乘四到底意味著什麽，也不知道‘州府’在‘帕臘州的州府是貝倫’這個句子中的真正意義是什麽。也就是說，他不懂得貝倫對帕臘州意味著什麽，而帕臘州對巴西又意味著什麽。”
出路的分化
與教師的失望對應的是，學生對於大學能夠帶來的東西的期待也越來越少了。大學畢業生麵臨的處境不再是房間裏的大象，這樣的焦慮，逐漸蔓延到高考誌願填報中。
即使大學文憑已經不是一個許諾，正麵臨著孩子高考和誌願填報的家庭，也會把上大學這件事看作決定一個人職業生涯最初也最重要的環節。但令人沮喪的是，“好專業”的名額永遠是有限的，其他專業則被打上“天坑”標簽，畢業生麵臨著應聘困難、薪酬偏低的現實。
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大衛·卡德的研究中提到，在全球，無論哪個國家或地區，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對應的收入將提高10%。也就是說，有大學文憑的勞動者得到的報酬比隻接受過初等教育的勞動者高，有研究生學曆的勞動者收入則普遍高於本科學曆的勞動者。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麽人們如此看重升學考試。
2019年發生的美國大學錄取賄賂醜聞，則以一種令人驚訝的方式展現了在全球最為發達的地區，人們如何看待大學的價值。
33名大學申請者的家長被指控在2011年到2018年向名校申請谘詢師威廉·裏克·辛格（William RickSinger）支付了超過2500萬美元，其中部分款項被辛格用於欺詐性地誇大申請者的入學考試成績，並賄賂大學官員。另一種方式是買通校體育隊的教練，讓客戶的孩子進入校隊，增大其入學的可能性。
對於大學的追逐，甚至可以追溯到童年階段。美國社會學家希拉裏·弗裏德曼在著作《一激到底：在競爭環境中撫養孩子》中描述了美國家庭的“雞娃”方式。焦慮的美國中產階級家長們並沒有像大洋彼岸的想象一樣，讓他們的孩子“自由快樂地”長大。相反，家長們熱衷於讓孩子參與國際象棋、舞蹈、足球等有著高度競爭性的課外活動，讓下一代在童年時就意識到，這是一個充滿競爭的社會，以期增加他們未來進入大學的競爭力。
《一激到底：在競爭環境中撫養孩子》
[美]希拉裏·弗裏德曼 著 董應之譯 萬有引力| 廣東人民出版社，2023-04
在《金榜題名之後：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一書中，複旦大學社會學博士鄭雅君用文化社會學的方法分析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學生的行為模式以及出路。
在專業選擇上，“優勢階層的父母一邊鼓勵孩子發展掌控自我的能力，一邊又有足夠的實力和眼界從旁為他們保駕護航。這些父母自身有上過大學的經曆，有的甚至在大學工作，他們自然洞悉如何在重大教育決策中趨利避害”。
“比如，經緯的父母就曾建議，本科階段選擇培養口徑比較寬的科係，有利於碩士階段進入細分領域深造——基礎學科既可以為艱深的科學研究打好基礎，也能輕鬆跨到好就業的經管類專業；再比如，敏浩的父母就指出，在好學校和好專業不能兩全的時候，先選好學校，然後可以通過轉專業和輔修的方式化解專業劣勢。
《金榜題名之後：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
鄭雅君 / 熊慶年 主編 上海三聯書店，2023-01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低階層的父母不插手，多半是因為沒有能力和見識去參與孩子的決策。他們絕大多數從未踏進大學的校門，對大學裏發生的一切幾乎一無所知。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和經濟上的幫助，他們再無法就子女高中以後的重大決策給出具體的谘詢意見了，更不用說指導他們管理大學生活和確立生涯目標。實際上，他們的子女能夠超越他們成為全家第一個大學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他們的期望。至於上大學的目標，已經超越了他們的認知範圍。”
大學教育到底意味著什麽？
這也解釋了，為什麽張雪峰被推上風口浪尖後，大學專業選擇被輿論視為一個人在時代風浪中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動輒上萬元的誌願填報服務一位難求。
沒有豐富的教育資源，也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家長湧入誌願填報谘詢的直播間，希望能為孩子的未來尋找最優解。這些直播間中的“老師”為每一類學生都準備了一個人生劇本，在這種粗糙的分類學中，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分數、地區、家庭條件、性別、性格被精準而快速地分到一個類別中。
畢業生數量屢創新高，而就業市場無法給出相稱的回應；“985廢物”“小鎮做題家”等自我貶低與自我歸因的話語被頻繁提起，“躺平學”“上岸學”成風。所有正在上大學以及將要上大學的人麵臨的問題是：大學教育對於絕大多數會離開學院的普通學生來說意味著什麽？
在朱富海看來，大學給學生提供的不僅僅是一門課的知識和完成考試的解題方法。“我們授課時並不隻是教授理論，而是教授怎麽處理問題。我們希望學生在課程裏學到的東西，不僅是知識本身，更是理念和思維方式上的提升。從前人走過的路裏，學到他們的一些經驗和教訓。就像懷特海所說：‘忘記在課堂上學到的一切知識，剩下的才叫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