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劃定三八線為南北朝鮮分界以後，南韓不斷地小規模軍事襲擊北朝鮮。
1950年6月，冷戰鬥士 美國國務院顧問 杜勒斯，訪問韓國，到三八線，窺視朝鮮北方，說，“沒有任何人能夠擋得住您們，無論它多麽強大。
在杜勒斯離開三八線第八天，6月25日，早晨，大炮轟鳴，朝鮮戰爭爆發。
杜勒斯與美國的琉球政策（1950—1951）
https://www.sohu.com/a/396958195_501394
2020-05-21 世界曆史編輯部
以“冷戰鬥士”之稱而聞名於世的杜勒斯，被認為是美國曆史上“最有力量、最有影響和最具爭議”的國務卿之一。
杜勒斯與美國的琉球政策（1950—1951）
內容提要如何處理琉球群島，是美國戰後對日和約中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1950年4月，杜勒斯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國務卿顧問，負責對日和約問題。當時，美國政府內部特別是軍方和國務院之間對此存在爭論和分歧。杜勒斯因應美國遏製共產主義發展的亞洲政策主要目標，與美國政府內部各方、美國各盟國、蘇聯、日本等折衝博弈，基本上界定了琉球政策的框架。為滿足各方需求，杜勒斯創造了“剩餘主權”這一全新概念，通過《舊金山和約》確保了在聯合國托管的名義下，美國對北緯29度以南的琉球群島進行排他性戰略控製。同時，杜勒斯主導了《美日安保條約》《美澳新安全條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的形成，初步構建了美國在亞太地區以琉球群島軍事基地為核心的防衛體係。
關鍵詞杜勒斯 美國 琉球 舊金山和約 剩餘主權
二戰後初期，美國的琉球政策是其亞洲太平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時國際風雲瞬息萬變的情況下，其政策亦隨之不斷演進。最終形成在聯合國托管名義下，由美國對北緯29度以南的琉球群島進行排他性戰略控製，並使日本對琉球群島擁有“剩餘主權”（Residual Sovereignty）的政策。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作為國務卿顧問，是這一政策的主要操盤手。
國內外學界對杜勒斯的研究，多集中在1953年他擔任艾森豪威爾政府國務卿後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對其在1950—1952年間作為杜魯門政府國務卿顧問處理對日和約的工作關注較少。關於戰後初期琉球問題的研究：其一，國內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國民政府的琉球政策，也涉及了日本對琉球的政策、美國對琉球的政策等方麵；其二，國外學者關注較多的是戰後美日關係視角下的琉球問題；其三，國內外許多學者都從當代領土爭端的角度研究戰後初期的琉球問題。《舊金山和約》決定了戰後初期琉球的實際處境，國內外學者對於《舊金山和約》第三條和“剩餘主權”說評價不一。中國學者認為，“所謂‘剩餘主權’，是日美政治交易的怪胎”。外國學者則提出：“《舊金山和約》第三條沒有將琉球群島從日本剝離，避免了對戰後美日關係的致命破壞，從這一角度，應該重新給予《舊金山和約》第三條以及杜勒斯更為積極的評價。”已有的研究成果對《舊金山和約》第三條和“剩餘主權”說複雜的形成過程，以及杜勒斯在其中發揮的能動作用，缺乏詳細深入的探究。《舊金山和約》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與《美日安保條約》《美澳新安全條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及所謂的“日台條約”都密切相關，它們可以被視為一個有機整體，體現了杜勒斯對戰後亞太地區國際關係和秩序的觀點。杜勒斯在擔任國務卿期間製定的多項亞太政策，與其處理對日和約時期的思想都是一脈相承的。作為戰後美國琉球政策核心的《舊金山和約》第三條及“剩餘主權”說，在此後數十年間對亞太局勢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本文使用美國、日本以及英國的相關檔案資料，力圖就杜勒斯在協調美國政府內部對琉球政策的矛盾、將琉球置於美國對亞太地區整體戰略、“剩餘主權”概念的創造過程及《舊金山和約》第三條的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做進一步探討，以闡釋杜勒斯對琉球群島措置的深遠影響。
朝鮮戰爭對美國遠東政策的影響
https://home.olemiss.edu/~gg/paperhtm/koreawar.htm
郭 鋼， 國際政治係九三零一班， 國際關係學院 北京，1997年5月30日
提 綱
引言：朝鮮戰爭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一、朝鮮戰爭以前美國對中國的錯誤估計
- 認為中國弱小，不敢與美國發生衝突。
- 認為中國是蘇聯的附庸。
- 因而美國的遠東政策以蘇聯為中心，對華政策也從屬於對蘇政策。
二、朝鮮戰爭使美國轉變了對中國的看法和態度。
- 中國軍事力量的強大。
- 中國經濟恢複與重建。
- 中國政治影響和威望。
三、美國開始把中國擺到其遠東政策的核心地位。
- 對待新中國的政策
(1) 對華政策從對蘇政策中獨立出來。
(2) 對中國更加強硬。
- 政治孤立
- 經濟封鎖
(3) 對中國更加重視。
- 日內瓦五大國會議
- 中美大使級會談
- 在台灣問題上美國的政策。
(1) 朝鮮戰爭前短暫的搖擺和觀望。
(2) 朝鮮戰爭爆發後占領台灣，援助蔣介石。
- 對日政策的變化。
(1) 二戰後美國單獨占領日本。
(2) 朝鮮戰爭後開始利用和扶植日本遏製中國。
(3) 朝鮮戰爭後加緊締結對日和約。
- 美國在遠東構築針對中國的軍事同盟體係。
- 美國調整了對待遠東地區民族獨立國家的政策。
(1) 民族國家一度附和追隨美國。
(2) 朝鮮戰爭加強了它們的獨立傾向。
(3) 美國試圖以援助為手段將其納入戰略軌道。
四、美國遠東政策調整對以後的影響。
朝鮮戰爭是“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反對美國侵略的祖國解放戰爭[1]，也是朝中人民共同抗擊美國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包括中美蘇英法五大國在內的十幾個國家的幾百萬軍隊進行了一場現代化程度空前的激烈較量。正如周恩來同誌所說：“朝鮮戰爭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上有特殊意義的事件。朝鮮戰爭是局部性的，但是朝鮮戰爭的意義是世界性的。[2]”這場戰爭對國際間力量對比和大國的對外政策都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它使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和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從而影響到了美國的遠東政策。
一、 朝鮮戰爭以前美國對中國的錯誤估計
在朝鮮戰爭以前，美國統治階級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種意見就是認為中國弱小，不敢與美國發生衝突。例如遏製理論的創始人喬治·凱南於1948年提出美國對遠東的戰略估計，設想中國大陸局勢的逆轉對美國“不是致命的，中國不是一個強大的工業國，”短期內不會構成對美國的威脅[3]。確實，同美國相比，當時中國隻是一個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的工業和經濟實力有了急劇的增長。美國的工業生產在二戰中擴大了50%。戰後初期美國生產將近世界一半的商品和勞務[4]。在朝鮮戰爭爆發的1950年，美國鋼產量達8772萬噸，占世界總產量的47%，是中國的144倍。當年美國的工農業總產值達1507億美元，占全世界的2/3，而當時中國的工農業總產值僅人民幣574億元[5]。除此之外，美國的軍事實力也遠遠超過中國。當時美國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如杜勒斯、麥克阿瑟等人甚至主張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教訓一下中國。例如，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一個星期，杜勒斯還在叫囂在台灣教訓中國。1950年6月25日，《紐約先驅論壇報》稱：“據盟軍最高統帥部的意見，美國對台灣問題采取堅決立場，將有90%的把握阻止共產黨對該島的侵略，因為中國人自己並沒有準備與美國的軍事力量發生衝突共產黨人甚至可能不敢發動對台灣的攻擊。[6]”而麥克阿瑟在朝鮮戰爭爆發後還狂妄地“發誓說：如果赤色中國愚蠢地去進攻福摩薩，他將火速趕去負責指揮，‘使他們遭受慘敗，從而使這場戰鬥成為世界上決定性的戰鬥之一。這將是他們的一場巨大的災難，它將震撼亞洲，可能還會擊退共產主義的浪潮。’至於紅色中國是否會采取如此愚蠢的做法，他是表示懷疑的。但是，他說：‘我每個夜晚都祈禱赤色中國能這樣做常常是跪下來在那裏祈禱。’[7]”
在朝鮮戰爭前，美國對中國的另一種誤解就是認為中國由於國力弱，隻能依附於蘇聯。新中國建國前夕，毛澤東提出“一邊倒”的戰略方針；1950年2月14日，中蘇兩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更加深了他們的這一印象。1950年3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美國對亞洲的政策”演說中稱：“具有光榮悠久曆史的中國正被迫加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作為蘇維埃政治體係和蘇維埃經濟的一個附屬國。[8]”美國著名新聞工作者李普曼也認為：“艾奇遜不是把毛澤東當成一位獨立的民族主義者，而是繼續強調北京與莫斯科的聯係，並暗指中國就是蘇聯的一個衛星國。負責遠東問題的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把毛的中國貶為僅僅是一個‘俄國的殖民地政府，一個大型的斯拉夫滿洲國’。[9]”
從這兩點出發，美國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一直是把蘇聯作為遠東地區的主要對手。當時對中國的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等對華政策，實際上是從屬於美國的對蘇政策的。例如，在美國內部關於台灣問題的爭論中，麥克阿瑟在1950年5月和6月兩次提到，台灣“就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和潛艇供應站，其位置對蘇聯完成其進攻戰略極為理想。”這一說法的前提是認為如果中共占有台灣，必然會供蘇聯使用[10]。美軍在仁川登陸後，估計中國不會出兵。美國國防部長詹遜事後承認，當時“更多地估計了俄國的幹預問題”[11]。甚至在中國出兵以後，杜魯門和他的高級顧問們仍然“把中國的幹涉看成是由蘇聯指揮的更大的世界範圍內共產主義侵略的一部分。[12]”不僅美國，當時西方世界也普遍認為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1950年8月17日，在談到朝鮮戰爭的時候戴高樂說，這種戰禍很可能會蔓延到歐洲[13]。
二、朝鮮戰爭使美國轉變了對中國的看法和態度
朝鮮戰爭中朝中人民的勝利，使美國朝野上下對中國的看法和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他們不得不對遠東地區的形勢作出重新估計。
- 朝鮮戰爭使美國直接體會到了中國軍事力量的強大。
出兵抗美援朝以後，中國人民誌願軍同朝鮮人民軍一道，以絕對劣勢的裝備，在沒有海軍、空軍掩護的情況下，連戰連捷，隻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把敵人從鴨綠江邊趕到了38度線附近，使敵人遭到了“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失敗”[14]。麥克阿瑟在其所謂“聖誕節攻勢”一敗塗地後，於1950年12月3日在向總統的報告中驚呼：美國是“在完全新的情況下，和一個具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強國進行一次完全新的戰爭。[15]”從1950年到1954年，中國用蘇聯提供的武器裝備了107個陸軍師，還從無到有、由弱到強地建設起一支實力位居世界前列的空軍。美國空軍參謀長範登堡於1951年11月21日在記者招待會上哀歎：“共產黨中國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世界上主要空軍強國之一。[16]”此外，中國的炮兵、工程兵、通信兵等現代化技術兵種也得到了大力加強和實戰鍛煉，我軍實現了由單一兵種作戰向諸兵種聯合作戰的曆史性轉變。“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說：“我們的失敗在於敵人仍然沒有被擊敗，並且甚至比以前更為強大更具有威脅性。我說更為強大的意思，是指共產主義的亞洲陸軍已學會如何打近代的陸地戰爭。[17]”
- 朝鮮戰爭還使美國改變了對中國積貧積弱的印象。
朝鮮戰爭對於經過長期戰亂百廢待興的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在戰爭中中國共消耗各種物資560多萬噸，開支戰費人民幣62億元[18]。但是，與美國的預計相反，經過三年戰爭，全中國在抗美援朝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中國超額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複，工業總產值由1949年的140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343億元，糧食出口平均每年31億斤，國家財政收入也由1950年的65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175億元[19]。由於打退了美國對東北邊境的威脅，南滿電力也有了保障，東北工業基地的建設就可以放手進行了。朝鮮戰爭尚未結束，中蘇就於1953年5月15日簽署協定，由蘇聯幫助中國新建和改建141項重要企業工程，其中大部分在東北[20]。這些企業在五、六十年代一直是我國工業中的骨幹企業。據估計，東北地區在1949年提供了34%的中國工業產品，在1952年提供了52%[21]。
- 朝鮮戰爭也使美國對中國的政治意誌和國際影響有了新的認識。
麵對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及其15個仆從國的軍隊，中國毅然決然出兵抗美援朝，顯示了不畏犧牲勇於鬥爭的堅強意誌。“聯合國軍”司令李奇微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深信我們的決策者十分清楚，如果紅色中國人的領導下定了決心，那麽紅色中國人是能夠激怒我們與他們打仗的我相信，我們軍界的決策人再也不會由於錯誤地判斷共產黨中國人的意圖而產生麻痹情緒了。[22]”這一點連蘇聯也不得不折服。接到中共中央決定出兵的通知後，斯大林非常感動，從此相信中國共產黨人是敢於同帝國主義鬥爭的馬列主義者[23]。瑞士學者卡普爾認為：“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作用使他在國際體係中取得了一種獨立自主的地位。不管中蘇合作的程度如何（對合作的看法似乎有分歧），中國對其邊界進行的成功的和獨立的防禦，以及把美國的軍隊困在戰場上動彈不得，這一方麵打破了美國關於中國是蘇聯一個衛星國的神話，而另一方麵，又防止了蘇聯把中國置於依附地位的一切企圖。[24]”朝鮮戰爭的勝利，使中國的國際威望和影響空前提高。《紐約時報》1951年1月5日社論認為：“共產黨中國正獲得巨大的威信，而西方人的威信則反而在衰微。[25]”戰爭期間，伍修權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在聯合國當麵痛斥美國罪行，這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次。美國的盟國也開始改變態度。1953年5月12日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在英國下院發言時說：“它(指中國)那時不是大國但是現在，在一個不同的政府之下，它看來正在發展成為一個很有力的國家。它有權利列為五大國之一，並且我不認為應當拒不給予它的地位。[26]”時至今日，美國學者仍認為：“朝鮮戰爭標誌著共產黨中國作為世界強國的出現。[27]”
三、美國開始把中國擺到其遠東政策的核心地位
朝鮮戰爭後，麵對遠東地區的新形勢，美國的政策作出了一些調整和變化，最突出的一點就是開始把中國擺到了其遠東政策的核心地位。
- 經過這場戰爭，美國對新中國更加強硬和敵對，同時也更加重視。
在戰場上遭到迎頭痛擊之後，美國統治者認識到：在遠東地區，中國是唯一既有實力又有決心同美國較量的國家，而真正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的倒是蘇聯。1950年10月，正當中國人民誌願軍整裝待發之時，蘇聯駐華大使緊急約見周恩來，稱原來商定的蘇聯方麵出動空軍部隊配合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作戰之事，以沒有做好準備為由，決定暫緩出動[28]。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蘇聯始終沒有公開出兵。從此，美國的對華政策從對蘇政策中獨立出來，並把中國作為遠東地區冷戰“遏製”的中心。杜魯門總統在1951年1月8日的第六篇國情谘文中還聲稱：“侵略朝鮮是俄國共產黨獨裁政權一步一步地征服世界企圖的一個組成部分。[29]”到1952年1月9日的第七篇國情谘文中就成了：“在亞洲，新的共產黨帝國每天都在威脅著千百萬人民。[30]”1953年4月6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製訂了第148號文件，基本上確定了未來幾年艾森豪威爾政府對華政策的基調。該文件指出：“美國在遠東所麵臨的中心問題是與蘇聯緊密結盟、並得到蘇聯支持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對美國及自由世界的威脅。[31]”杜勒斯宣稱，中共是“過去和未來潛在的侵略朝鮮和印度支那的根源，是比蘇聯更具冒險性的敵人”[32]。
朝鮮戰爭使美國對中國的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都愈演愈烈。在聯合國，美國更加堅定地反對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並於1951年2月1日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汙蔑受侵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侵略者”的非法決議案。在1954年4月的日內瓦五大國會議上，美國代表團成員不與中國人握手，甚至不惜拒絕中國提出並得到各方默認的和平諒解，極力孤立中國。在經濟上，美國強化了對中國的製裁。朝鮮戰爭以前於1949年11月成立的15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協調委員會，直到1950年1月開始活動時還是一個非常設機構。後來為了加緊禁運在其下設“統籌委員會”，主要管理對蘇聯及東歐各國的貿易。朝鮮戰爭爆發後，1952年9月專門在其下另設“中國委員會”，管製對中國的貿易。中國禁單是對中國貿易的特別禁單，項目比蘇聯和東歐國家還多500餘種[33]。1953年9月27日，美國對外援助事務管理署署長史塔生在關於執行巴特爾法情況致美國國會的半年度報告中聲稱：“對共產黨中國全麵禁運的政策，是美國的一貫立場。美國政府而且敦促其他自由國家采取同樣立場。[34]”這一時期的中美關係，正如基辛格所說：“20年中實際上存在的敵對狀態，由於朝鮮戰爭而加劇了。[35]”
另一方麵，經過朝鮮戰爭，美國也認識到：剛剛登上國際舞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為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遠東地區的任何重大問題，如果沒有中國參加是解決不了的。1954年2月在柏林舉行的美、英、法、蘇外長會議最後決定：1954年4月舉行的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會議的全過程。這是新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1955年7月13日，美國通過英國向中國提出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建議。經過磋商，會談於1955年8月1日在日內瓦開始。
- 在台灣問題上，美國的政策也有了很大的轉變。
中國革命勝利以後，美國看到中國人民解放台灣已是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1949年12月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如果沒有美國的軍事占領和控製，台灣“大約將於1950年底處於中共控製之下”[36]。因此，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朝鮮戰爭爆發期間，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曾經有一段短暫的搖擺和觀望，甚至準備放棄台灣。美國國務院1949年12月23日在關於台灣的政策宣傳指示中明確提出：“台灣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戰略上都是中國的一部分應該利用一切材料來對付錯誤的印象，即美國無論如何有責任或有義務采取行動以拯救台灣。”“避免發表言論說台灣的最後地位須待對日和約來決定。[37]”美國總統杜魯門在1950年1月5日關於台灣的聲明中表示：“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他領土從無掠奪的野心。現在美國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幹預其現在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擬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國卷入中國內爭中的途徑。同樣地美國也不擬對在台灣的中國軍隊供給軍事援助或提供意見。[38]”一周以後，艾奇遜在美國記者聯誼會上發言說：“我們不可把中國人民對俄國人的正義憤怒和憎恨──它們一定會發展的──招引到我們自己頭上來。這樣做是愚蠢的。我們必須采取我們一貫的立場，那就是，任何破壞中國完整的人都是中國的敵人，也是違反我們自己的利益的。[39]”
不到半年，朝鮮戰爭爆發，他們又把自己的言論逐條推翻了，因為他們認識到，此時台灣作為“遏製”中國的前沿陣地，其在美國遠東政策中的地位已遠不可同年而語。6月27日，杜魯門發表聲明，推翻了他以前所作的表態，公然打出“台灣地位未定”的謬論。自即日起，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十餘艘軍艦占領台灣基隆、高雄兩港口，並在台灣海峽進行“偵察巡邏”和作戰演習。8月4日，美國空軍第13航空隊一批飛機進占台北空軍基地。同時，美國駐遠東軍總部還設立了名為“駐台考察團”的指揮機構，統一指揮其侵台的海、空軍[40]。李普曼認為“有一點與以往不同：美國在福摩薩海峽為蔣介石巡邏警戒，它已成為中國內戰的參與者。[41]”除此之外，美國還開始大力扶植蔣介石，加強對國民黨政權的軍事、經濟援助。從1950年7月至1954年6月，美國共向台灣當局提供了14億美元以上的軍事和經濟援助[42]。在整個50年代，蔣介石集團平均每年從美國得到2.5億美元的援助[43]。
- 除了對華政策以外，朝鮮戰爭對美國的對日政策也有很大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竭力造成了單獨占領日本的局麵。1945年9月23日，在美國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對盟國占領管製日本最高統帥部受降的基本指示”中，把對日占領的基本目的定為：保證“日本不再成為美國的威脅[44]”。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美國占領當局完全按照美國的模式對日本進行了“民主改革”，迫使日本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從屬於美國。這一時期，美國對日本還是心存戒備的。美國遲遲不簽署對日和約，長期對日本實行軍事占領；1949年初，杜魯門總統的特命全權公使、盟總經濟顧問、美國銀行家道奇在日本實施的經濟路線，使日本經濟限於通貨緊縮而引起的停滯狀態[45]。
新中國建立前後，美國已在考慮在遠東地區用日本來代替蔣介石集團以抗衡蘇聯；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在軍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對美國的意義日益重大，美國要使日本成為美國在遠東地區遏製中國的後方基地，同時要讓日本重整軍備，以便美國騰出手來對付其他地區的“共產主義擴張”。前一個目標很容易地就達到了。朝鮮戰爭一爆發，以軍需物資為中心的世界商品市場立即活躍，出現了所謂“動亂景氣”。日本的出口也劇增，日本成了出兵朝鮮的美軍基地，也是美國戰鬥部隊的集結地、休養地。軍需物資的大部分在日本籌集，武器的修理也在日本進行。具有生產大量軍需經驗的發達工業國日本很容易地就適應了美國的要求。日本因朝鮮戰爭，從多種渠道獲得了美元，這種美元收入被稱為“特需”。日本貿易收支在1949年有1.92億美元的赤字，但到了1950年反而有了3800萬美元的黑字，其他的特需收入也達到了6200萬美元。特需收入在1951年以後進一步增大，1953年達到8.03億美元。1952年至1953年，特需收入超過出口總額的六成。日本學者正村公宏感歎道：“正是朝鮮的大殺戮給日本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46]”但是美國的後一個目標卻沒有得逞，這主要是由於日本統治集團的抵製。以吉田首相為首的日本政府領導層擔心重整軍備會增加財政負擔，從優先考慮日本經濟重建的觀點出發，抵製美國增強軍備的要求。日本的實際重整軍備進展非常緩慢，而防衛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從1950年度的3.3%降到了1960年度的1.0%[47]。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還加緊了締結對日和約的步伐。負責對日媾和事務的國務院顧問杜勒斯在戰爭爆發後即指出：“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使對日和約變得更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在談到對日媾和的基本原則時，杜勒斯明確指出對日和約必須要“確保日本附屬世界自由國家，確保它在抵禦共產黨帝國主義進一步擴張中充分發揮作用。[48]”其矛頭顯然是針對中國的。1951年9月8日，美國不顧世界各國人民的反對，在舊金山締結了非法的片麵對日和約，5個小時以後又與日本簽訂《日美安全條約》。次年2月28日，美日又簽訂了關於實施安全條約細則的《美日行政協定》。這樣，美國就把日本納入了自己在遠東地區對抗中國的戰略軌道。
-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加緊了在遠東地區構築軍事同盟體係的步伐。
朝鮮戰爭以前，美國也曾有在遠東地區構築一個類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同盟體係的想法，但當時的這一構想主要是針對蘇聯的，仍然承襲著喬治凱南的遏製政策思想。凱南在1948年8月20日評論美國對外政策總趨勢時曾說：“我們應該先選定一些世界上我們不能聽任落入敵手的地區：丙、日本和菲律賓。[49]”頗為巧合的是，艾奇遜1950年1月12日在美國記者聯誼會上提到美國遠東地區的防區時指出：“這個防區自阿留申起，經日本直至硫球群島自硫球群島起，到菲律賓止。[50]”李普曼寫道：“艾奇遜宣布了美國在亞洲新的戰略防禦線，這條線伸展到日本和菲律賓，但好象把福摩薩和朝鮮都排除在外。[51]”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不僅大大加快了建立軍事同盟體係的步伐，而且該體係的目標也明顯地由遏製蘇聯轉到了遏製中國。從1950年到1954年的短短四年間，美國就在中國周圍拚湊起十幾個軍事條約或協定，把十幾個國家拉入了遠東地區的軍事同盟體係。參見下表：
表1 1950-1954年間美國與遠東國家或地區簽訂軍事條約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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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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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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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國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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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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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0月17日 |
曼穀 |
泰國、美國 |
關於軍事援助協定 |
| 1950年12月23日 |
西貢 |
美國、柬埔寨、法國、老撾、南越 |
關於印度支那共同防禦援助的協定 |
| 1951年8月30日 |
華盛頓 |
美國、菲律賓 |
軍事同盟條約 |
| 1951年9月1日 |
舊金山 |
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 |
安全條約 |
| 1951年9月8日 |
舊金山 |
日本、美國 |
安全條約 |
| 1953年9月 |
台北 |
美國、台灣 |
軍事協調諒解協定 |
| 1953年10月1日 |
華盛頓 |
韓國、美國 |
共同防禦條約 |
| 1954年3月8日 |
東京 |
美國、日本 |
共同防禦援助協定 |
| 1954年5月19日 |
卡拉奇 |
美國、巴基斯坦 |
共同防禦援助協定 |
| 1954年9月8日 |
馬尼拉 |
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 |
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太平洋憲章 |
| 1954年12月2日 |
華盛頓 |
美國、台灣 |
共同防禦條約 |
1951年5月24日，杜魯門在向國會提出的共同安全計劃谘文中不無得意地宣稱：“在亞洲，自由國家正在一個從阿富汗到朝鮮的廣闊弧形地帶同多種形式的共產主義做鬥爭。[52]”從地圖上就能看出，這條“弧形地帶”所包圍的正是中國。1952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報告《美國在東南亞的目標和方針》認為，共產主義對亞洲的統治嚴重威脅美國的安全利益，要對中國對東南亞的“公開進攻”予以堅決反擊[53]。到艾森豪威爾任職期間，更加變本加厲地從軍事上包圍中國。艾森豪威爾政府認為：共產主義正在亞洲取得進展，中國牌子的共產主義比蘇聯牌子的共產主義威脅更大[54]。1954年，杜勒斯把南朝鮮、台灣和印度劃為“抵禦中國共產黨侵略”的三個重要保護地區，還要扶植日本成為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略基地和“反共經濟堡壘”[55]。
- 朝鮮戰爭後，美國對遠東地區民族獨立國家的政策也作出了調整。
在朝鮮戰爭以前，遠東地區新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曾經一度對美國有懼怕心理，在經濟、軍事、技術等方麵也有求於美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附和和追隨美國。例如在朝鮮戰爭初期，緬甸、巴基斯坦給聯合國軍送去了大米、小麥和橡膠，印度提供了醫療隊，而泰國和土耳其則派出了軍隊充當美國的幫凶[56]。而此時美國對這些國家的態度卻並不怎麽熱心。1949年1月20日，杜魯門在其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出了進行技術援助的“第四點計劃”。由於得不到國會和壟斷組織的支持，這項計劃直到近一年半以後才被列入“對外經濟援助法案”的第四節。
朝鮮戰爭的爆發，使形勢發生了逆轉。新中國在軍事和外交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美國記者也承認：“北平集團在鄰國中的威望和影響得到了極大的增長。[57]”新興的民族獨立國家打消了疑慮，加強了了它們在國際事務中獨立自主的傾向，美國的指揮棒漸漸不靈了。1953年印度總理尼赫魯在國會人民院發表關於印度參加朝鮮政治會議的演說中講到：“亞洲國家，不論是怎樣弱小，並不願意被人忽視，也不願意被人置之不理，更不願意受人欺壓。無論如何，舊時的帝國主義除了在零零落落地還在苟延片刻以外，已成為過去了。[58]”
麵對這種形勢，美國不得不改變策略，加緊執行第四點計劃，同時援助的重點也從以經濟為主轉向以軍事為主，從以歐洲為主轉向以亞洲為主。這樣以經濟援助為誘餌，以軍事援助為手段，美國就逐漸將遠東地區的獨立國家納入其戰略軌道上來了。朝鮮戰爭爆發後，杜魯門宣布將給不發達國家以技術援助，提高它們的生活水平，目的是使那些“反對我們的國家會拋棄它們的妄想，參加到自由世界國家的行列中來。”1950年9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國際開展援助法案》，並撥款3500萬美元用於計劃第一年。到1953年4月，共有33個國家和地區接受這一計劃。1950年12月14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美國國家安全目標與計劃”報告的“對外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部分寫道，美國目前正向中東、遠東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提供軍事援助，以幫助它們“恢複和維持國內安全，有幾個國家，在一旦出現重大外來侵略時，可以擔負起有限的防務任務。”1951年5月24日，杜魯門在向國會提出的共同安全計劃谘文中要求1952財政年度撥款85億用於對外援助，其中軍事援助占62億。1951年10月10日，美國國會通過《共同安全法》，取代了原來的《援外法案》，對外援助的重點從經濟援助轉向以軍事援助為主，援助地區由歐洲向亞洲擴展。根據該法案，援助總額為521億，其中亞洲占247億，居各洲之首[59]。在上述杜魯門的第七篇國情谘文中，杜魯門大談中國的威脅之後，提出：“我們能夠並且必須增加我們對他們（指亞洲各獨立國家──作者注）的援助。這意味著需要軍事援助。同時這也意味著需要經濟援助。”
四、美國遠東政策調整對後來的影響
總之，朝鮮戰爭中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使美國徹底改變了對中國的輕視，從此把中國擺到了其遠東政策的核心位置，並圍繞這一點作出了政策調整。這一調整對於美國和遠東地區各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六十年代以後，麵對蘇聯咄咄逼人的爭霸態勢，美國不得不調整其全球戰略，考慮利用中國抗衡蘇聯，這與朝鮮戰爭後美國的政策調整是有直接聯係的。如果沒有朝鮮戰爭中朝人民的勝利，尼克鬆是請不來的。
現在，朝鮮戰爭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世界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冷戰以後國際格局的變化，美國又開始把中國擺到了突出的對手的位置。近年來，美國在人權問題、西藏問題和經濟貿易等方麵與中國作對，在台灣問題上也一再製造事端；與日本簽訂了新的安全保障宣言；大力鼓吹“中國威脅論”，煽動遠東地區各國與中國為敵。對此我們還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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