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歐陽哲生：胡適與北京大學
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1910年赴美留學，師從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留學期間，即以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學運動，未及歸國而“暴得大名”，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之一，“五四”一代的精神領袖。他提倡“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對民國以來思想、學術產生了深遠影響。胡適以“北大人”自居，他長期執教北大，抗戰後又曾出任北大校長，與北京大學有著深厚的淵源。
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歐陽哲生所作《胡適與北京大學》一文，對胡適擔任北大領導期間所做的諸多工作和他從事的教學、科研工作，做了客觀評述。2021年12月17日是胡適先生誕辰130周年的日子，我們謹以此文，紀念胡適先生。本文原刊《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3期。
北京大學是中國最高學府。以她的資格而論，她可以成為中國曆代“太學”的正式繼承者，然而北大從民國以來就有一個堅定的遺規，將他的校齡隻從1898年“戊戌維新”的那一年算起。胡適1910年考取清華學校第二批“庚款”赴美官費留學生，20年代，清華大學籌建國學研究院，“母校”有意請他去做導師，胡適婉言謝絕了，他自認是“北大人”了。“北大人”是五四時期出現的一個新名詞，它的含義就像它的來源一樣，與新文化運動有著密切的內在關聯。最初大概是舊派從宗派的角度使用這個名詞來譏嘲以北大為依托的新派，後來新文化陣營的人物也援引為自我標榜了。胡適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又是北大的知名教授，三四十年代又先後出任北大的文學院院長、校長。無論從哪一方麵看，他都可以看作是民國時期北大的一個主要代表。有意思的是，胡適和北大還是同一天生日（12月17日），這個神秘的巧合使他們兩者的關係更耐人尋味。
一、五四時期：北大的革新健將
1917年7月，胡適學成歸國。他接受蔡元培先生的北大教授之聘，是陳獨秀曾從中極力促成，此前陳獨秀致信胡適：“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總長之任，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表達了虛位以待的誠意。不過，蔡先生早已讀過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等考據文字，對胡的學術功力留下了深刻印象。何況胡適此時已因倡導“文學革命”名震海內，成為文壇的一顆耀眼新星。
蔡元培先生主長的北大可謂人才薈萃，尤其是在文科，舊學、新派的陣營都很強壯。胡適的到來無疑是給新派增添了一員大將。他進北大的第一年，在哲學門擔任中國哲學史大綱、西洋哲學史大綱兩門課；在英國文學門擔任英文學、英文修辭學、英詩、歐洲文學名著等課。此外，他還為哲學門研究所擔任“中國名學”、“最近歐美哲學”，為國文研究所擔任“小說”等講座。授課跨係，科目亦多，任務繁重。西洋哲學史、英文這類與歐美有關的課程，對胡適這位“鍍金”歸來的留學生來說並不為難，憑藉他在美留學所獲得的學業基礎足以應付；唯獨中國哲學史這門課實屬不易。該課原由素以治國學見長的老先生陳漢章（1849-1938）擔任，他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胡適接任後，發下他的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照馮友蘭先生的說法，“那時候，對於教師的考驗，是看他能不能發講義，以及講義有什麽內容”。曾有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先生接替馬敘倫先生的“宋學”一課，因講義有誤，被學生轟走。此次胡適發下的講義“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據當年聽課的學生顧頡剛回憶：“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不能下。”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此次有些學生也以為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台講課，他們找來在學生中頗有威望的傅斯年聽課，結果傅聽課後的評價是：“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經他這麽一說，這場風波才平息下去。胡適的課漸漸吸引頗有國學修養的傅斯年、顧頡剛等人，他們認為胡適“有眼光，有膽量，有斷製，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曆史家”。
北大浸染於新文化運動的新鮮空氣，昔日沉悶的校園沸騰起來了。胡適與北大會計課職員鄭陽和發起成立“成美學會”，擘劃章程，帶頭捐款，效古君子成人之美之意，資助熱心向學而家境貧寒的子弟，得到蔡元培、章士釗、王景春等人的讚助。1918年夏，傅斯年、羅家倫等20餘位學生自動組織校內第一個響應新文化運動的學生團體——新潮社，並創辦《新潮》雜誌，胡適應邀擔任他們的顧問。
北大真正確立其現代意義上的管理體製和教學體製是在蔡元培任職期間。蔡先生對於教員，雖新舊兼容，隻看其是否有一技之長；但在體製改革方麵卻不得不倚傍陳獨秀、胡適這批新派教員。對胡適這位“舊學邃密”、“新知深沉”的學人，蔡先生不僅欣賞他的學識，為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作序；而且對他的改革建議言聽計從，並委以重任，施展他的才華。1917年12月，北大成立哲學研究所，胡適被任命為主任。1918年3月7日，他接任英文教授會主任一職；9月，任命為北大英文學研究所主任；9月30日，學校決定編輯《北京大學月刊》，各科編輯由各所主任輪流擔任，每冊之總編由各研究所主任輪流擔任，四月份歸胡適總編。1919年10月27日，經蔡元培先生批準即日起代理教務長（至12月17日）；12月2日，出任北大組織委員會委員。1920年10月16日，北大評議會決議：胡適為預算委員會和聘任委員會委員、出版委員會委員長。1922年4月19日，當選為北大教務長（至12月20日因病辭職）及英文學係主任。從1918年10下旬起，胡適開始當選為北大評議會評議員，這是校內的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以後連選連任，為學校決策獻計獻策，參與學校管理。
胡適不負蔡先生期望，在參與學校的各種機構和事務中，或出謀劃策，或積極引導，或獨當一麵。1917年11月16日創辦《北京大學日刊》，是出自於胡適的建議。當年10月教育部召集專門會議討論修改大學章程，胡適極力建議改分級製為選科製，此議獲通過，胡適便以創議人身份擬定具體章程細則。北大於1919年正式改用選科製和分係法。胡適還創議仿效美國大學建製實行各科教授會製度；提議設立各科各門研究所，以使本科畢業生繼續從事較深的專門研究。這些創議均獲蔡元培的首肯和支持，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北大的改革。
1919年10月，胡適發表《大學開女禁的問題》，主張在北大收女生旁聽作為正式女生的過渡，並呼籲社會改革女子教育，使與大學教育銜接起來。這個建議很快得到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蔡元培的讚同。1920年春，北大就招收了女生九人入文科旁聽，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開中國大學男女同校之先河。
胡適積極幫助學校延攬人才，以增強北大師資。蔡元培說他：“整頓英文係，因得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1920年夏，陳衡哲學成歸國，經胡適的推薦，任聘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被稱為“隻手打孔家店”的吳虞，在四川因守舊勢力的攻擊，處境困難，胡適力邀他在北大當文科教員。最令人感動的是胡適幫助林語堂出國留學的故事，林語堂赴美留學，行前已與北大約定，回國後為北大服務。不料在美期間，林語堂生活遇到困難，打電報給胡適，請求北大預支一千美元以接濟生活，這筆款子由胡適擔保，居然匯來了。在哈佛大學拿到碩士後，林語堂又去德國萊比錫大學攻讀博士，他又向胡適寫信，向北大借一千美元，錢也如數匯來了。林語堂回國後，去北大向蔣夢麟先生道謝，蔣說：“什麽兩千塊錢呢？”原來解救了他在國外困苦的是胡適。那筆近乎天文數字的款子，是胡適從自己的腰包裏掏出來的。
在推動北大的國學研究朝著係統化、科學化方向發展方麵，胡適發揮了示範作用。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國古典小說考證和整理，在當時都頗具影響。1922年2月18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公推胡適為《獎學金章程》起草者及國學門雜誌主任編輯。在各方麵協作和努力下，《國學季刊》於1923年1月創刊，胡適任編輯委員會主任，該刊采橫排版，作英文提要，這在中國雜誌史上都是創舉。胡適發表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係統闡述了研究“國故學”的原則與方法，這對當時的“整理國故”活動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在促進北大英語教學和對外學術交流方麵，胡適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胡擔任英文教授會主任、英語係主任，除了自己承擔教學外，他為規劃本校本科、預科的英文教學和課程安排，請外籍教師來任教，使教學與英美接軌，做了大量工作。1919年5月，經陶行知和他建議，北大等單位邀請美國著名學者杜威來華講學，杜威在北大和其它處的許多講演，均由胡適出麵口譯。1921年10月27日，他在校內開設“杜威著作選讀”課，原定三十人，沒想到上課時竟來了六十多人。以後北大請外人來校講演或講學，如新聞學家韋廉士講“世界底新聞事業”（1921年12月初），教育學家孟祿的係列講演（1921年12月下旬至1922年1月初），也由胡適親自擔任翻譯。胡適的口譯，語言流暢、準確，往往能收到好的效果。
五四運動爆發時，胡適在滬；他回北大後，蔡元培先生已辭職南下。北洋政府派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長，校內圍繞挽蔡還是驅蔡，學生與政府展開了鬥爭。胡適站在學生一邊，支持由蔡元培委托的工科學長溫宗禹主持的校務委員會，並對個別被軍閥政府收買的學生製造“拒蔡迎胡”的言行予以揭露。蔡元培對胡適頗信賴，他通過蔣夢麟表示對胡適“維持的苦衷是十分感激的”，聲明自己對胡適處理的一切問題“負完全責任”。陳獨秀被捕後，胡適接辦《每周評論》，繼續以輿論支持和聲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鬥爭，直到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從1922年12月17日起，胡適因病向北大告假一年，返校以後，1924年至1925年這兩年間雖仍在北大任教，但以養病和自己研究為主。1925年11月，他寫信給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要求辭職。略謂：“現患痔漏回南方調治，請假過久似非相宜，決定以後每日四點鍾，著書譯書各一千字，不再教書”。蔣未允辭，但胡適第二年出訪歐美，與北大的關係事實上告一段落。
二、30年代：北大“中興”期的主將
1930年5月，胡適因在《新月》上借人權問題批評國民黨當局，遭到官方組織的“圍剿”，被迫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6月他北上一遊，北大代理校長陳大齊及教授周作人等均表示歡迎他回北大歸隊，胡適遂覓屋預作安排，為回北大作準備。
胡適前腳到北大，蔣夢麟隨後被任命為北大校長。蔣談及上任的情況時說：
“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和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了好多位國內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複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胡適為北大所辦的第一件事是籌措經費。北大辦學經費因國庫支絀，“雖有預算，不能照發。學校進展，遂多障礙”。到1931年前，北大各項設備之價值遠遜於國內各大學，以當時對國立各大學設備價值的統計而言：武大910，070元，清華大學511，096元，中央大學436，346元，中山大學186，084元，北大30，917元。麵對如此窘局，蔣接命後不願上任，傅斯年遂約胡適到中基會爭取經費資助。1931年1月，胡適到上海出席中基金第五次常委會。會議根據胡適擬定的計劃，決定：“每年雙方各出國幣二十萬元，為大學設立研究講座，及擴充圖書儀器，給發助學金與獎學金之用。
以五年為期”。胡適所提辦法先前曾交蔣夢麟看，他大為感動，答應前來北大主持重整工作。此計劃到後來有所調整，“國民二十三年（1934年）改為本校二十萬元，中華教育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十萬元”。據統計，此項合作計劃從1931年開始執行，實際執行到1937年，較原議延長二年。在此期間，雙方共提出合作款項195萬元。北大憑藉中基會的這一資助，添置圖書儀器，聘請了一批知名教授，修築校舍，補助學生，學校的辦學條件大為改善。
胡適為學校辦的第二件大事是請人。蔣夢麟上任後，將原文、法、理三科改為三院，任命胡適為文學院院長。蔣對三院院長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胡適利用自己的聲望和關係，寫信勸說朋友，四處網羅人才。經他手所請的知名學者即有孟森、錢穆、馬敘倫、湯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實秋、聞一多、溫源寧、葉公超等人。除了文學院之外，理學院的一些教授也由他引薦或力邀，如丁文江、饒毓泰、吳大猷等。有些學者或因個人困難，無法到校任教，胡適不得不多次去信說服；有些或因校內原因，暫無法聘請，他不得不尋機出麵交涉，有些知名學人不宜教課，胡適又建議設“研究教授”。通過各方麵的努力，北大很快羅致了一批學有專長，成績卓著的的名流學者。教師隊伍的充實，為重振北大提供了師資基礎。
胡適這時在校內擔任了許多職務，除了文學院院長兼中文係主任之外，還有文科研究所主任，出版、學生事務、圖書館、財務諸委員會委員，《北大學生月刊》編委會顧問，一度還任教育係主任。至於校內的一些臨時兼職和學術團體任職，更是難以勝數，幾乎校內的主要事宜，他都是主要決策人之一。不僅如此，在北平教育界，他也是一個主要發言人。鑒於胡適的聲望，1932年4月，國民政府曾有意讓蔣夢麟出長教育部，而由胡適任北大校長，被胡適堅辭，他寫信希望蔣亦留在北大。汪精衛1933年3月3日來信要求胡適出任教育部部長，亦被他回絕。談及30年代北大與北平教育界的工作情形時，陶希聖曾有一段回憶：“北京大學居北平國立八校之首。蔣夢麟校長之鎮定與胡適院長之智慧，二者相並，使北大發揮其領導作用”。“北大六年的安定，乃至國立八校六年的延續，沒有夢麟與適之的存在與活動，是想象不到的。”
在繁忙的校務工作之中，胡適還擔任教學工作。1931年2月10日他講“中國中古思想史”課，這是他1925年9月離開北大以後第一次重返北大講台。他日記中雲：“在二院大禮堂，聽講者約三百人，有許多人站了約兩點鍾”。這時期胡適開設的課程有：中國哲學史、中國近世思想史問題研究、中國文學史概要、中國文學史（四）（此課前部分由傅斯年、羅庸開）、中國文學史專題研究（此課與傅斯年、羅庸合開）、中國教育問題（與蔣夢麟合開）、傳記專題實習。此外，胡適還舉辦了一些講座，影響較大的有在國文係所講“中國文學過去與來路”（1931年12月30日）、“陳獨秀與文學革命”（1932年10月30日）等。這時期，他還將自己的講稿《中國文學史選例》卷一和《中國中古思想史綱要》（十二講）加以整理，交北大出版社出版。
“七·七”事變發生後的第二天，胡適南下參加廬山會議，隨後負使命赴歐美做外交工作，這並非胡適的本意，實為當時的國難所迫。1938年1月，西南聯大雖曾發布聘任他為文學院院長兼文科研究所所長，胡適實際上並未到任。
三、內戰時期：不合時宜的北大校長
抗戰勝利後，百廢待業。經過傅斯年、朱家驊的力薦，國民政府決定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胡適暫不能回國，故又請傅斯年代理。此消息於9月6日正式公布，各方麵反應熱烈，胡適的一些故舊和北大師生紛紛致函致電，希望他早日歸國，重振北大這座自由民主的堡壘和新文化新思想的基地。
1946年7月，胡適回國，月底抵達北平。8月16日，胡適主持召開北大行政第一次會議，討論和研究北大院係新建製以及教師聘請等問題，決定在機構方麵，在文學院設東方語言文學係，理學院的生物係改為動物係與植物係，新設農、工、醫學院。9月胡適正式接任後，這樣的校務會議又開了十幾次，同時正式聘任了教務、訓導、總務三處處長和文、理、法、醫、農、工六院院長、各係主任。中文係主任一職，原由羅常培擔任，由於傅斯年反對，胡適隻好自己兼任。北大經過一年複員和準備工作，到此開始轉入正規。
胡適此時的一個重要設想就是在北大建立一個原子能研究中心，以為國家的科學發展多預備人才，多積貯力量。1947年夏，他寫信給白崇禧、陳誠：
我今天要向你們兩位談一件關係國家大計的事，還要請你們兩位把這個意思轉給主席，請他考慮這件事，我要提議在北大集中全國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學者，專門研究最新的物理學理論與實驗，並訓練青年學者，以為國家將來國防工業之用。
接著他開列一份擬從國外聘請回國學者的名單，闡述其實施計劃，並稱已聯係錢三強、何澤惠、胡寧、吳健雄、張文裕、張宗燧、吳大猷、馬仕俊、袁家騮等九人，他們“皆已允來北大”，建議把北大作為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至於此項研究與實驗，所須有之最新式設備，請從國防科學研究經費項下撥50萬美元作為研究經費。這是一個頗有雄心的計劃。但忙於內戰的“國民政府”已全然顧不上這些了。8月26日，胡適在南京出席中研院會議時麵見蔣介石，又提出他的“十年高等教育發展計劃”。一個月後，他又以此為藍本，撰成專文《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公諸於世，以謀求各方麵的理解和更為廣泛的支持，不用說，這也是一紙空文。
從政府那裏籌不到款，胡適又轉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求助。通過幾番活動，1948年，該會終於決定給北大10萬美元的“複興經費”。胡適決定不分散此款，把它全給物理係，作為建立現代物理學之用。他請在美的吳大猷、吳健雄用這筆款子購買所需設備。由於形勢的變化，這一計劃也付諸流水。
蔡元培主長北大時，蓋了紅樓；蔣夢麟任職時，建了圖書館。胡適上任後，也計劃建一座大禮堂。他派人勘測地形，請梁思成設計方案，唯獨經費一籌莫展，為此1947年12月11日他在南京向北大的校友呼籲“捐款建築北京大學禮堂及博物館”；1948年3月24日他再次發起北大校友募捐一千億，建築蔡孑民紀念大禮堂，作為北大50周年祝壽禮物。這一計劃也因無經費而落空。
學校經費無著落，現有在職教師生活清苦，該聘請的教員無法落實。新建的工學院情況似乎更為嚴重，不僅實驗儀器設備匱乏，而且教員也缺乏。加上通貨膨脹，其情形可謂雪上加霜。無奈胡適在記者招待會上也抱怨“教授們吃不飽，生活不安全，一切空談都是白費”。1947年9月21日，他致電教育部，說平津物價高昂，教員生活清苦，“請求發給實物；如不能配給實物，請按實際物價，提高實物差額金標準”。9月23日他在日記中歎息道：“北大開教授會，到了教授約百人。我作了二個半鍾頭的主席。回家來心裏頗悲觀，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大家談的想的都是吃飯！向達先生說的更使我生氣。他說：‘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十年二十年後，我們這些人都死完了’”。胡適想得更遠，但北大師生麵對的現實難題卻是基本的生存都不能維持。
40年代後期，國內局勢十分動蕩，北大處在風雨飄搖之中。1946年12月24日，北大女生沈崇被兩名美國士兵強汙，事情在報上披露後，群情激憤，北大各校師生舉行罷課，示威遊行，要求懲辦罪犯，胡適也無法保持平靜了，1947年1月17日美軍事法庭開庭審判此案，他不顧官方勸阻，毅然出庭作證。經過一星期的辯論，在中國人民的強大壓力和胡適的有力證詞麵前，美方理屈詞窮，不得不宣布美兵皮爾遜“強奸已遂罪”。事後沈崇家人對胡適的出麵表示了深切感謝，後來此案移到美國處理，報載美方取消皮爾遜之強奸罪，胡適對英文版《時事新報》記者說：“餘對此新進展，表示失望”。“我希望美國海軍部長不會批準檢察官長取消皮爾遜罪狀。”
一波未平，一浪又起。1947年國統區的人民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北大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的影響和領導下，亦投身其中。對於此起彼伏的學生運動，胡適可謂左右為難，他作為一校之主，一方麵不能不考慮維持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不能不考慮他與國民黨政府的合作關係，這構成他與官方意誌的某種吻合，使他為政府“撐門麵”；一方麵又自知學生起事有其深刻的社會政治根源，對學生運動不能簡單處置，這使他對參與運動的北大學生采取一種溫和、保護的態度。例如1948年5月19日，胡適向記者發表談話，不同意蔣介石的《對學生廣告》，說“學生是青年人，在這種困難環境下，確是感到了苦悶，……我對青年要求改進現狀有同情，但希望勿犧牲學業”。這一談話，表明了他的矛盾態度。
與外界這種動蕩不安的局勢形成強烈反差，胡適這幾年的學術興趣是在《水經注》的考證。1946年7月5日他剛抵滬，向記者透露他這幾年正在重勘《水經注》的案子，此事傳開，他在很短的時間裏就收到來自各方送來的各種版本的《水經注》。他在一封致顧廷龍信中說：“我近年到處宣傳我正治《水經注》，其用意正欲使各地的《水經注》都出現耳，”還說自己“在天翻地覆中作此種故紙堆的生活，可笑之至”。
我們從這一段《胡適的日記》可以看到他有關這方麵的研究情況的許多紀錄。《胡適手稿》和近期出版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也保留了他這時期有關《水經注》考證的許多文稿。這時期胡適未專門開課，偶爾作一些講座。北大曆史係“曆史研究法”一課原擬由胡適擔任，1947年4月24日，他上第一講，題目是《曆史與證據》，其所講內容實際上是他的《水經注》研究。胡適當時設想領導文學院的人做一些大的問題研究，故想在方法上做一示範，但他的課隻講了一次，就沒有下文了。1948年12月北大50周年校慶前夕，文科研究所舉辦的展覽會中有“《水經注》版本展覽”一項，所展出的40種版本都為胡適提供。
這時期胡適的社會活動和各種應酬幾乎成了他無法擺脫的差役。從北大檔案館現藏的“胡適專卷”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經常收到各種來信，除了公函以外，還有許多求學信，求職信，求開介紹信，推薦信，以及討論時事或傾吐不滿的信。胡適當時的校務工作主要是維持學校的運轉，包括籌措經費，應付學潮，調理新建院係的教學。此外，他還兼有中研院的評議員和中基會的董事等職。南京政府在其政局不穩、社會動蕩的狀態下，為了籠絡人心，也不惜一次又一次請胡適出麵為其支撐門麵。其實胡適不僅對權力沒有興趣，而且對北大校長一職也感力不從心，遂生辭意；教育部長朱家驊立作電複：“年來承兄偏勞，公私感激，……乃北大不可無兄，北方尤賴兄坐鎮，……倘兄有言辭消息，則華北教育界必將動搖不可收拾。”朱的電文道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軍已包圍北平，南京政府有意將北大南遷。22日，胡適在蔡孑民紀念堂主持校務會議，討論是否“遷校”一事，經過激烈爭辯，最後作出不遷校的決定；24日，教授會正式通過校務會議不遷校的決議。胡適當時也是反對遷校的，他認為北大在北平才叫北京大學，離開了北平還能叫北京大學嗎？12月，北大張羅50周年校慶，擬定17日校慶日時，同時為胡適的生日祝壽。13日胡適寫成《北京大學五十周年》一文，敘述北大自戊戌誕生以來的曆史。14日南京方麵派飛機將胡適、陳寅恪運走。臨行前他留下便箋給湯用肜、鄭天挺，說：“今早及今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隻好拜托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這實際上成了他的訣別之言。
四、胡適：北大的一份精神遺產
胡適從1917年9月在北大登台，到他1948年12月14日離去，在北大實際時間為18年（1919-1925.11，1930.11-1937.7，1946.8-1948.12）。以他與北大曆史關係而言，可以說是既長且深了。五四以後北大在中國教育界、學術界自成一體，獨領風騷，胡適自然是其中擔當重任的主要人物之一。就他個人對北大的感情來說，也可以說是情有獨鍾。一般人認為，民國時期的北大學統具有濃厚的自由色彩，顯然，這個傳統的形成，首功歸於蔡元培，但與陳獨秀、胡適、傅斯年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胡適在北大工作期間，對北大的發展方向和學術傳統多次提出過意見。1922年12月17日，北大25周年之際，他發表《回顧與反省》一文，指出北大近五年來的兩大成績，即第一“是組織上的變化，從校長學長獨裁製變為‘教授治校製’”，第二“是注重學術思想的自由，容納個性的發展”。同時也認為北大存在兩大不足：一，“學術上很少成績”；二，“自治的能力還是很薄弱的”。他“祝北大早早脫離裨販學術的時代而早早進入創造學術的時代。祝北大的自由空氣與自治能力攜手同程並進”。1935年5月，他為紀念五四運動16周年，特別強調“民國六、七年北京大學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動，無論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隻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他主長北大期間，規定每年五四為北大校友返校節。1947年5月4日，他在北大校友的聚會中高度評價蔡元培把北大由一個舊式大學改造成為一個新式大學，並認為北大的精神是“自由與容忍”。
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台北逝世，生前他立下的英文遺囑交待：將他在1948年12月離開北平時所留下請北大圖書館保管的一百零二箱書籍和文件交付並遺贈給北京大學，再次表達他對北大的思念。在台北的“北京大學同學會”送的挽聯是“生為學術，死為學術，自古大儒能有幾？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至今國士已無雙”。他的墓碑上留下了一位飄泊在台島的“北大人”——原北大圖書館館長毛子水的手筆：
這是胡先生的墓。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