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科學史學家李約瑟（J.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5日）1968年在意大利Bellagio。攝/Carole Sivin “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麽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上個世紀50年代，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英國漢學家李約瑟提出著名“李約瑟難題”，引發了海內外各界持續的關注與討論，至今仍是中國文化與科學發展討論中避不開的問題。 最近，一本關於李約瑟與《中國科學技術史》幕後故事的著作在中國出版。劍橋李約瑟研究所董事會成員、清華大學科學史係教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原所長劉鈍特為此書撰寫導讀、推薦看點。 他評價說，“這是一本難得的佳作，必將引起中國科學技術史與出版史領域專家的關注，也值得每一位想了解李約瑟及其工作的人閱讀。”撰文 | 劉鈍
李約瑟在中國的知名度很高，有些人還會振振有詞地說起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英文書名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簡稱SCC），但是知道那不是一本書而是一部七大卷將近30個分冊的鴻篇巨製的人並不太多，遑論認真讀過其中的一冊或數冊了。
李約瑟是誰？他為什麽要撰寫這樣一部書？這樣一個大部頭著作是如何完成的？這部書對中國與世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由上海交通大學科技史博士、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王曉與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館長莫弗特合撰的《大器晚成——李約瑟與〈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故事》（以下簡稱《大器晚成》），以翔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生動的筆觸、有趣的曆史故事，首次披露了這一曆史名著從選種到開花結果的過程。
部分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
本書的章節安排恰當地呼應了“大樹是如何長成的”比喻。在以簡短的篇幅介紹了李約瑟的著作和生平之後，作者開始論述他的“中年危機”和“命運轉折”，然後正式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以下簡稱SCC）的籌劃、編撰、出版與發行過程。以下列出後麵各章的標題和我特別推薦的看點。“種子—— 一個選題的建議”：1948年5月18日李約瑟致信劍橋大學出版社（簡稱CUP）秘書羅伯茨投石問路，後者可不是普通的出版家，不久他就轉任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院長達10年，隨後擔任過劍橋大學執行副校長，還是英國電影協會和倫敦福爾摩斯學會的主席；CUP的曆史與現狀；李約瑟的初步計劃清楚區分了前科學、技術與近代科學；李約瑟的籌碼及其資料儲備；1948年5月21日CUP理事會原則上同意SCC選題；1951年11月CUP為李約瑟還在寫作中的書發布了廣告。
經驗老道的出版社1951年就為李約瑟寫作中的書發布了廣告 。©劍橋大學出版社“生根——研究和寫作”：李約瑟從其他領域借來兩個工具——“滴定法”與“複式簿記法”；建立專門的人物、書目和術語卡片係統；古代青銅器鑄造流程和SCC出版流程的類比；“勝冗子”實至名歸——駕馭浩瀚的資料與雄心勃勃的工作計劃；何丙鬱筆下的李約瑟寫作過程；李約瑟的“鐵路線路圖”與“藍色的土地”；從1944年10月開始，SCC的目錄就在不斷擴充更新中。
1943年5月李約瑟草擬的一份提綱，內中已勾畫出了那個後來被稱作“李約瑟問題”的宏大綱領 ©NRI
“破土——突破語言的障礙”：曆史上中國與西方書籍出版的異同；上世紀50年代生產一本書的幾個階段；在英國遭遇漢字排版問題；顧效中與倫敦的中華印刷公司；1951年11月李約瑟交出第一批書稿，當時預計全書總計3164頁，已完成1911頁，其中交稿1575頁，還有1589頁需要潤飾和最終定稿。
具有中文排版經驗的Lund Humphries公司的排印車間 ©劍橋大學出版社 該公司與倫敦的中華印刷公司擁有的不同字號的5萬個漢字字模是出版SCC的重要保證之一。“分蘖——第一次擴充”：1952年1月CUP正式反饋，同意將一本書擴充成一套書並考慮分卷出版銷售；同年2月李約瑟提交七卷本的設計方案；李約瑟為SCC製定專門的注釋、引用格式與文獻分類體係；有關中文書名的插曲（酒吧餐巾紙上書寫“中華人民科學技術史”“十宿同誌編著”）；冀朝鼎題寫中文書名；煩瑣的中西文混合文本編輯；重要的幕後英雄伯比奇登場，1952年6月9日來訪確定版式、章節、字體等細節；成本核算以及李約瑟在版稅問題上的妥協；裝幀問題；地理學家哈蘭出借在四川道觀獲得的壁畫；李約瑟對畫中人物考證並決定用作SCC封麵背景；“在飛行中造飛機”——不斷修改補充令文字編輯和排字工人不勝其煩；中華印刷公司的困境、多方求援，劍橋大學理事會最終決議收購其全部中文鉛字；首卷的定價、宣傳和營銷；印刷商克拉奇利和他的新舉措；關鍵時刻李約瑟獲得伯林根基金會資助及中科院的訂購詢問；現在輪到李約瑟催問出版發行進度了。
1952年6月李約瑟的目錄及暫定中文書名，正式出版時“人民”二字被去掉了 ©NRI
“成長——前三卷的出版”：趕在第23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召開前夕，SCC導論性的第一卷於1954年8月18日正式出版；長達29頁的總目錄展現了作者的雄心，在“導論”中勾勒出包括七卷50章的宏偉計劃，沒有人會懷疑SCC將不斷推出（實際上這是李約瑟的一個冒險宣傳，在SCC之後出版的卷冊中這一計劃不斷調整擴充，但總的架構沒有變動；這一策略成功“嚇阻”了潛在的競爭者而使他和CUP早早占據學術高地。不過中文簡、繁體譯本都沒有收錄這個總目錄）；好評如潮，正麵的評論者包括費正清、湯因比、薩頓、恒慕義等知名漢學家和史學家；“把煤運往紐卡斯爾”——中科院收到人物索引卡片的縮微膠卷；倒逼中國——竺可楨發文和組團出席國際科學史大會，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與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建立；印刷業罷工與第二卷校排遇到困難；惠康信托會與霍爾特航運公司的及時雨；李約瑟發揮外交才幹，溝通、妥協和繼續尋找金主；有關中國古代科學思想的第二卷於1956年順利出版；包括天文、數學與地學在內的第三卷，延期至1959年問世；CUP對SCC的銷售與定價。
1954年8月劍橋大學出版社趕在第23屆國際東方學大會開幕時推出SCC第1卷，圖為會議期間的展覽攤位 ©劍橋大學出版社
“分枝——再次擴充”：1957年底，物理及相關技術的第四卷手稿已大大超出原來計劃，在伯比奇等人的支持下，CUP同意分成3個分冊出版；第一卷的脫銷使CUP信心爆棚，以後多次重印；中國方麵的關注和李約瑟開始以中國科學技術史家的麵目出現在世界麵前；“除了排字無所不作”的伯比奇與他領導下的強大團隊；CUP內部改革；1971年開始第五、六卷編撰出版工作，開始約請不同作者分頭撰寫書稿再由李約瑟統編加工；眾多合作者加入到SCC寫作計劃中來；席文、庫恩以及老友魯桂珍、黃興宗等；關於化學及相關技術的第五卷擴充到14個分冊；關於生物及相關技術的第六卷擴充至6個分冊。
幕後英雄伯比奇（左）與布萊克在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辦公室裏 ©劍橋大學出版社
“開花結果——《火藥的史詩》的出版”：1971年法蘭克福書展被問詢SCC有無軍事內容，伯比奇一如既往地保衛李約瑟的領地；出於對道家與煉丹術的興趣，李約瑟格外重視火藥的發明和傳播；王鈴在SCC前期的特殊貢獻及其個人問題；1973年2月27日伯比奇致信何丙鬱尋求解決辦法；何丙鬱的顧慮與君子風範；1978年初何丙鬱提前交上“火藥篇”初稿，李約瑟極為滿意；1981年初李約瑟聯係英國皇家軍械所進行模擬實驗；李約瑟自豪地宣稱科技史學者會令一般的曆史學家羨慕，“因為我們有機會去重複那些古人們做過的事情”；在何丙鬱初稿基礎上增補大量內容後，《火藥的史詩》作為第五卷第7分冊於1986年出版，合作者署名依次為何丙鬱、魯桂珍、王鈴。
李約瑟與他早期最重要的合作者王鈴 ©NRI
“大樹——一項事業的建立”：從合作者到獨立署名，錢存訓的《造紙與印刷》（第五卷第1分冊）和白馥蘭的《農業》（第六卷第2分冊）；CUP做了一門穩賺不賠的好生意；東亞科學史圖書館，首任館長菲利帕·霍金是後來鼎鼎顯赫的理論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的妹妹；1968年伯比奇發起，在英國注冊成立東亞科學史信托會；可口可樂公司高管希林勞關注SCC並給予重要支持；1977年在美國建立東亞科學史基金會，得到多家跨國公司與非營利基金會的資助；1979年成立東亞科學史信托會香港分部，兩年後獨立登記為香港東亞科學史基金會；毛文奇、李勵生等人的貢獻；新加坡銀行家與李氏基金會的資助；李約瑟研究所（簡稱NRI）從宣告建立到新址落成，如今已成為西方最重要的中國與東亞科學史研究中心；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的中文譯本；義工所長何丙鬱；古克禮、梅建軍先後繼任所長，為SCC事業的持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前港督遺孀尤德夫人、劍橋大學達爾文學院前院長勞埃德爵士等名人先後出任信托會主席，古克禮被聘為SCC總編輯；李約瑟的晚年和他的未竟事業；菩提樹下的三塊藍碑；2004年SCC第七卷第2分冊《結論與反思》出版，距首卷問世整整50年。
1981年女王夫君愛丁堡公爵前來參觀落成後的李約瑟研究所新樓，李約瑟身後是魯桂珍與香港東亞科學史基金會主席毛文奇 ©NRI在題為“無盡的夢想”的最後一章，作者回顧了貫穿整個SCC計劃的“李約瑟問題”，從出版史的視角反思這一問題在比較文明史與“知識生產”上的意義，總結了這部“大器晚成”的文化巨著在信息化時代來臨時對今人的啟示。
1990年4月何丙鬱正式接任李約瑟的職位，從此當了12年無薪所長 ©NRI李約瑟研究所的現任所長梅建軍為此書寫了一篇精彩的序言，他的主要評論我就不重複了，這裏隻引述其中關於此書能夠圓滿完成的兩段因緣：“一方麵是NRI在2007年已完成《中國科學技術史》相關檔案的整理工作，有了完整的編目體係；另一方麵是王曉博士的好奇心，當他第一次從莫弗特先生那裏獲知SCC檔案的存在時，他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個有待挖掘的寶藏！”
位於劍橋西爾維斯特8號的李約瑟研究所，引自NRI官網。左側菩提樹下的三塊藍碑指示李約瑟及其兩位夫人骨灰的安葬地，前方的太湖石係中科院盧嘉錫院長所贈。作者之一王曉是一位專注文化大數據建設的出版家，本科學習物理，後來在上海交大攻讀博士，博士論文是《近代以來中國出版技術變革研究》，他於2014年到NRI訪問，立即被SCC的豐富檔案所吸引，以後又以合作研究者的身份多次前往從事研究。另外一位作者莫弗特畢業於愛丁堡大學漢學係，後又留學北大中文係並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熟悉中文典籍，能說流利的中文，自1992年起擔任NRI圖書館館長，與CUP以及西方各大圖書館保持著親密的合作關係，是李約瑟遺產的重要守護人。兩位作者的合作可謂珠聯璧合，一個勤於筆耕並對編輯出版流程有充分了解，一個熟悉相關資料又有充分的學術人脈。特別值得讚賞的是，兩位作者收錄了許多第一手檔案的圖片並給出必要的中英釋文，為本書的學術性和史料的豐富與可靠奠定了堅實基礎。信息化的高新技術與人類學習方式的飛躍進步已經超出普通人的想象，有朝一日人們對一套大書誕生的過程，可能會像今天的多數知識人對唐代雕版佛經或古登堡印刷《聖經》一樣，既有濃厚的曆史興趣又語焉不詳。就此意義而言，《大器晚成》誠為人類出版印刷史領域的一部傑作。本書不但忠實記錄了SCC成書的經過，也涉及與SCC計劃共生的NRI的發展曆程，為那些願意深入了解李約瑟及其事業的一般讀者提供了豐富的信息。本書為嚴肅的科學史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大型寫作計劃的醞釀和實施，研究機構的建立與學術隊伍的組織，信托會、非營利學術機構與大學的關係，作者與出版社的合作與博弈，國際風雲變幻與學術思潮流變中的價值判斷，學術讚助與國際合作等，都是科學機構史與科學社會學研究者感興趣的題材。
1999年10月22日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劍橋大學期間接受已出版的SCC 後方左起：莫菲特館長，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何丙鬱所長，Sir Geoffrey Lloyd ©NRI
對於這樣一本出色的書籍，我還是像平時撰寫書評那樣，願意補充一些商榷性的評論和建議。書中提到許多對SCC計劃給予慷慨資助的個人與機構，但是不知為何沒有言及“龍騰計劃”。這是一個始於1996年，得到中（包括其時尚未正式回歸的香港）英政、商、科高層人士支持，曆時5年完成的研究與商業計劃，核心產品是一套與SCC相配的8集電視係列片，扣除成本後收益用於捐助NRI以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以鼓勵它們繼續從事中國科技與文明的研究。“龍騰計劃”的收益是NRI這個民間學術機構曆史上獲得的最大一筆學術捐贈，書中對此似乎應提一下，特別是香港恒生銀行前董事長利國偉先生，以及他牽頭成立的中華文明教育基金會對李約瑟事業的寶貴支持。
在李約瑟辭世後的第二年，1996年，NRI推出了一套麵向中國與東亞科學、技術和醫學史的專著係列叢書（NRI Monograph Series），當時的所長古克禮擔任係列主編至今，前三冊由CUP出版，後來勞特利奇出版社接手，目前已出版專著（含文集）16種。王鈴是書中出現的一個特殊角色，主要由於他的延誤，李約瑟特別看好的《火藥的史詩》——萌發於1944年的四川李莊，直到1986年才作為第五卷第7分冊正式出版（在李約瑟的計劃中，第四卷第1分冊介紹指南針，一度把第五卷第1分冊留給火藥、第2分冊留給造紙與印刷，這樣就把“四大發明”都置於SCC的顯著位置中）。盡管兩位作者用詞委婉，還是難免給人留下王鈴舉止乖張的印象。實際上，王鈴是整個SCC撰寫計劃中除李約瑟之外最重要的角色，他是前四卷中5個分冊的唯一署名合作者，對第四卷第3分冊、第五卷第6分冊與第7分冊也都有重要貢獻。1944年王鈴經李約瑟推薦前往劍橋大學留學深造，兩年後李約瑟結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使命，從巴黎返回劍橋投身SCC計劃。王鈴則一麵攻讀學位，一麵協助李約瑟進行資料準備工作。1949年以後，來自英國文化協會的獎學金和原派出機構台灣“中研院”史語所的經費都已告罄，為了留住這個重要助手，李約瑟曾親自“化緣”或自掏腰包對他提供資助，書中對此都有如實的敘述。隻是王鈴在英國時間較長，1956年在三一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後一直沒有一個正式位置，加上個人生活不順，日久漸生離意。幾乎與此同時，新中國正在啟動科學史研究的組織建設，爭取王鈴回國也是其中一項內容。李約瑟聽到風聲後非常焦慮，親自致信郭沫若、竺可楨等中科院領導以及王鈴親屬，說明自己正在從事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離不開王鈴的幫助。為了支持李約瑟的工作，中科院決定給予王鈴副研究員名義並支付相應的薪水。王鈴後來回憶，他前後收到的中科院發的薪水約有2000英鎊，這在中國當時的經濟條件下是一筆不算小的特別開支。
1956年1月20日，中科院副院長竺可楨致信李約瑟，告知對其工作與王鈴個人的支持。 © NRI有關配合李約瑟留住王鈴為SCC計劃工作的詳情，在中國科學院的檔案中可以找到，已出版的《竺可楨日記》也透露了一些信息。由此想到，這本有關李約瑟及其著作的專著，特別是他的數度訪華、簡繁兩種中文譯本的出版、圖書資料等方麵的慷慨援助等，如能補充中國方麵（包括台灣地區的研究機構、基金會等）的材料，其原始資料的豐富性將更上一層樓。
2000年7月7日時任副所長古克禮（Christopher Cullen）向來訪的中科院院長路甬祥贈送新出版 的SCC，背景是江澤民同誌1992年11月10日題錄的陸遊詩句“明窗數編在，長與物華新”。 © NRI
這是一本難得的佳作，必將引起中國科學技術史與出版史領域專家的關注，也值得每一位想了解李約瑟及其工作的人閱讀。我最後的建議是，應該盡快翻譯出版英文版，以便更多的西方讀者能同我們一道，回顧SCC這棵大樹是怎樣長成的。
注：本文原載於《中國科學報》2023-01-20 第3版 讀書，原標題為《大樹是怎樣長成的》。封麵圖作者為Kognos, CC BY-SA 4.0，來自 Wikimedia Commons。
《大器晚成
——李約瑟與〈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故事》
製版編輯 | 小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