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江浙和台灣起飛的兩架包機, 折射未來30年最冷酷的隱喻

賈筠聞鵑史東

修遠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導讀】2022年末防疫政策調整之際，我國東南多地政府組織企業包機出境搶訂單，一時成為熱聞。然而另一個方向上的包機航線，卻較少為公眾所注意：在美國推動下，近期台積電工程師包機直達美國亞利桑那州，被視為製造業回流美國的標誌性一步。兩條不同的包機路線，傳遞了同一個隱喻：一個新的競爭時代已經開始，其中最根本的競爭，注定是世界各國圍繞科技創新和產業塑造所展開的發展權和主動權之爭。

修遠研究中心長期跟蹤關注科技創新問題，繼今年春完成研究成果《創新生態3.0：中國科技共享創新的元構想》（點擊標題可讀）之後，本文進一步分析當前世界科技創新割據卡位、重返“戰國時代”的總體趨勢，認為中國恰恰需要扮演逆行者——對外擴大開放和國際科技合作，對內告別過去單兵作戰、各自為政的“戰國狀態”，沿著共享創新的道路，挺進科技創新“無人區”。所謂共享創新，就是通過體製內外有序聯動和區域化集群化共享，實現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的協同提升。

這一過程需要通過三種創新主體的戰略性重組來實現：最重要的是國家、社會、企業、人才在新曆史階段上達成戰略默契，形成善為政府和有效市場良性互動的戰略性創新體製。而如何根據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長江中遊五大城市群的不同稟賦，做好戰略規劃，培育共享創新城市群，發揮其戰略性創新樞紐的作用，是最大的難點。對此，除了加強區域協調，還要超越體製內外之分和虛實之爭，下力氣培育一批戰略型創新企業，既作為戰略性產業的有力支點，也作為共享創新的能動載體，鼓勵其引領構建共享創新的“同心圓”。

文章還指出，當前中美科技競爭正呈現為一種“雙向運動”：美國加快封鎖創新鏈，彌補產業鏈和供應鏈，而中國立足產業鏈和供應鏈優勢，加速構建創新鏈。雙方各有優勢和軟肋，但本質上都是資源重組優化，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就尤其需要我國各界有識之士形成合力，共同思考共享創新的戰略、模式、路徑及落地辦法，攜手推動中國科技的創新突破。

本文為修遠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的社會基礎”研究項目階段性成果，原題為《告別“戰國時代”：共享創新與中國科技的戰略性重組》，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告別“戰國時代”：共享創新與中國科技的戰略性重組

充滿意外性和必然性的2022年，在戰爭、危機和疫情中，終於迎來尾聲。此刻的尾聲，似乎宣告了一段動蕩時期的結束；但其背後的種種跡象都顯示，一個新的、競爭更為激烈和冷酷的時代已經開始。

2022年末，兩架不同方向的包機航班，吸引了全球目光：一邊是由美國推動，從中國台灣出發，飛躍太平洋，直達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台積電員工包機；一邊是由中國推動，從江浙兩省出發，飛躍亞歐大陸，直奔歐洲“搶訂單”的內地企業包機。兩條不同的飛行路線，看上去沒有地理空間的交集，卻傳遞了同一個隱喻：這個新的競爭時代，注定是全球化裂解、衝突和重組的時代，其中最根本的競爭，注定是世界各國圍繞科技創新和產業塑造所展開的發展權和主動權之爭。

有競爭必有合作——盡管如今合作的場景與條件，都在發生深刻變化，短期內甚至出現了競爭壓倒合作的態勢。對於中國科技創新和產業塑造而言，過去幾十年內外競爭與合作的成果有目共睹，我們從最基礎的製造業開始，在科技創新中一步步發展升級，實現了從追趕到比肩、從借鑒到原創、從落後到先進的曆史性變化。但今天的形勢已發生根本性改變，麵對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的巨大壓力，特別是來自美國等方麵的科技與產業圍堵，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科技人才、信息、知識、設備的流動性阻滯，我們有必要重新審思中國科技創新的內外之變與競合之道，從未來三十年甚至更長時段思考戰略性的應對之策。

▍割據與共享：科技“戰國時代”的雙向運動

（一）世界科技創新重回“戰國時代”，國際合作轉向割據卡位

後疫情時代，美國主導的全球體係逐漸疏離，過去數十年來形成的全球創新鏈，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轉入割據卡位的階段。隨著北美、歐洲、泛亞“三分天下”局麵的浮現 [1]，戰略自主成為一種核心關切，而與之直接相關的科技創新，也重回分庭抗禮的“戰國時代”。

北美方麵，美國精英已做好與中國開展長期競爭的心理準備，最在意的就是創新競爭。2020年，美國把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提升至內閣級，以加強政府對科技創新的協調和推動作用；2021年，美國出台《創新和競爭法案》，決定向科技創新領域投資逾2000億美元；2022年，美國通過《芯片和科學法案》，一方麵欲以巨額補貼半導體產業，來維持本土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另一方麵則撥巨款改造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設立新的技術創新部門，重點支持半導體、人工智能、高性能計算、先進製造等領域，以保持全球領先地位。與此同時，借助俄烏戰爭，美國重建全球產業聯盟，積極推動製造業回流，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廠台積電開始在美投資設廠，便是一個明確的信號。此外，美國還推出“芯片聯盟”、“供應鏈聯盟”、“關鍵礦產聯盟”、“近岸外包”等多方麵措施，重新彌補自身創新鏈、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不足，並對中國形成合力圍堵的高牆。[2]

歐洲方麵，2018年以來，在美國對華技術“脫鉤”且頻頻施壓歐洲盟友排除華為設備的強刺激下，歐洲意識到自身“技術主權”的脆弱性和對外依賴性，其科技政策逐漸從“開放世界”轉向“開放性戰略自主”，更傾向於保護歐洲的科技自主和經濟安全。“開放性”，意味著歐洲不願變成中美科技戰的戰場，避免選邊站隊；“戰略自主”，則意味著歐洲將在中美的中間地帶，以參與者身份謀劃自身科技創新。[3] 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麽美國推出《2022年競爭法案》之後，歐洲也跟進出台《芯片法案》，在半導體領域做出了與美國相似的路線規劃。

泛亞地區，日、韓、印、澳作為美國產業鏈重組的一環，則希望在中美競爭之間獲利，以提振自身的創新力和製造業。由於美國通過《芯片和科學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推動製造業回流，包括日本索尼、住友化學、韓國三星電子、SK海力士、LG新能源等在內的一眾企業都被要求在美建廠，從而引發日韓“製造業空洞化”的擔憂，反過來也促使兩國謀求科技和產業自主。印度則更是不惜以直接打壓外企的方式，來扶植本土產業和科技企業，包括微信、TikTok等數百個有中國背景的應用軟件，都被其以安全為由封殺。而澳洲不僅基於關鍵礦產優勢在中美之爭中兩頭受益，而且還提出發展半導體、農業化學品、電信設備等7個關鍵製造業領域，並以中國為對手，列出限製63項“關鍵技術”轉讓的清單。

總的來看，美國以“聯盟”之名行美國優先、力壓中國之實，在強化其盟友圈內產業合作的同時，也激發了各國保持戰略自主、提高自身科技實力，以對衝美國“虹吸”的強烈需求，從而使得國際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呈現出一種中美競爭、多國“混戰”的局麵。在這種局麵下，各國政策搖擺不定，勢必加劇跨國合作的脆弱性與複雜性。

（二）中國需要告別“戰國狀態”，以共享創新推動戰略性重組

全球科技的“戰國時代”，無疑對我國形成巨大的戰略壓力。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美科技競爭呈現為一種特殊的“雙向運動”：美國注重彌補自身產業鏈和供應鏈，以鞏固其對創新鏈的掌控，同時豎起科技領域的高牆，客觀上加劇全球科技創新的戰國化、割據化；中國立足於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長期積累，積極彌補自身創新鏈的不足，力圖解決關鍵技術“卡脖子”問題，同時進一步擴大開放，為尋求更大範圍的國際合作創造有利條件。雙向運動中，雙方各有優勢和軟肋，但本質上都是資源重組優化，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人類第一次以非自然地理領域為主戰場的大國戰略競爭，中美都沒有充足經驗，也無曆史經驗可循。[4]

對於中國來說，科技創新的真正問題還在內部。我們擁有相對完整的產業鏈、豐富的人才資源、較強技術轉化能力和超大規模市場，但在科技創新生態上，卻長期處於“戰國狀態”。第一，過去數十年裏，我國本土企業往往作為組裝廠商被整合在以跨國企業為主導的生產網絡中，本土企業之間缺乏互動，相互競爭也日益同質化、內卷化、低端化。很多科學家、企業家和技術專家都意識到，關鍵技術的單點突破並不難，但由於缺乏良好的產業生態，在很多關鍵領域，我們始終難以形成本土產品技術係統。一旦遭遇“卡脖子”，本土企業往往各自為戰，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麵。[5] 第二，我們還缺乏相對成熟的資源整合機製，突出表現在：全國統一大市場仍未真正形成，人才及勞動力錯配現象突出，金融創投模式尚不發達，資本與科技的良性互動尚未形成，與科技創新相關的社會配套機製和管理體係仍不健全，等等。受疫情影響，許多企業和行業甚至重新陷入掙紮求生的狀態。例如，作為經濟生態重要環節的第三產業和支撐製造業的生產性服務業都明顯受挫，反過來也影響第二產業，削弱了製造業的科技創新效應。這意味著，整個社會經濟環境都需要一個修複過程，不僅要恢複原有的產業能力，更要把整個創新生態培養起來。第三，與過去相比，今天中國的科技創新正麵臨新的場景：一方麵，產業分工鏈條拉長，團隊協作要求更高。一項產品往往包含數十項甚至上百項專利，需要聚合各種創新成果，而每一項應用需求，也都需要多領域協作，才能落地實施。另一方麵，科技創新正進入“無人區”，相比過去的模仿趕超，如何“定義未來”，無疑是更難的事。我們如何突破原創性的科技創新？如何把握原始創新的不確定性？對於未知創新，巨額投入怎麽投，巨大風險誰來分擔？這些問題都需要統籌解決。

各自求生不如協作共生。迎著全球科技的“戰國時代”，中國科技創新恰恰要走出“戰國狀態”，以共享創新打破各種藩籬、盤活現有資源、重塑創新生態。所謂的共享創新，就是通過體製內外有序聯動和區域化集群化共享，實現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的協同提升。[6]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圍繞戰略性創新體製、戰略性創新樞紐、戰略型創新企業這三種創新主體要素，實施戰略性重組。

▍戰略性創新體製：善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良性互動

以共享創新推動科技創新的戰略性重組，起點在於體製內外有序聯動。縱觀世界主要國家的曆史經驗，善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是科技創新的兩條腿，缺一不可。中國創新發展的源動力，部分來自於國家體製，部分來自於市場生態，二者相輔相成。[7]構建戰略性創新體製，意味著要在科技總體戰略牽引之下，形成更加緊密的政府—市場互動模式。

（一）探索以共享創新為導向的產業政策模式

過去數年間，產業政策之爭持續不斷。但曆史和現實表明，產業政策並非中國獨有，而是各國標配；市場是科技創新的溫床，但如果沒有政府的扶持和推動，創新也難以突破。在這一點上，美國最為典型。美國對外推崇自由市場理念，長期譴責他國產業政策，但在其本國產業發展中，政府從未缺席。以美國半導體產業為例，美國政府在國際創新競爭的關鍵時刻出手幹預，恰恰是美國國家創新係統不可缺少的一環。當年矽穀的興起，並不僅僅是科技和商業精英發揮企業家精神的結果，事實上，來自美國政府軍事采購，起到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上世紀90年代，當美國半導體產業受到日本挑戰時，美國政府就曾以貿易製裁等手段沉重打擊日本半導體產業，之後美國半導體工業迎來複興。必須清醒地看到，美國最成功的產業政策經驗是國家對尖端技術研發釋放明確承諾與清晰信號，由此充分動員龐大的產業力量與科學資源，通過創造新產業部門的先發優勢和技術壟斷帶來的巨額利潤，來占領創新高地，維持科技霸主地位。[8]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麽近年來美國政府會如此密集地出台大量創新法案和補貼政策。

在這一點上，我國已形成相對成熟的產業政策模式，未來也必將延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我們作為後發國家，可以參考先發國家模式來製定產業規劃及措施，如今，麵對科技創新的“無人區”，已經沒有或少有可以參考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產業政策的出台尤需謹慎。從兼顧創新效率和創新風險兩方麵考慮，未來一個時期，有必要探索以共享創新為導向的產業政策模式，即：一方麵，通過多種產業政策塑造共享創新的基本生態。例如進一步優化基礎設施、改善製度環境以降低企業創新成本，打通全國統一大市場以促進規模經濟，打造區域化集群化創新樞紐，鼓勵競爭之上的創新資源共享，以提高創新效率，避免重複內卷；另一方麵，更加注重產業引導的精準化和多方參與。在鼓勵創新自由的前提下，應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出發點，調整一些粗放式的政策措施、立項機製和資金投放方式，轉向對創新研究環節和生產技術環節的更精準支持。這就需要充分動員各界力量，形成全麵、客觀、有效的創新評估機製，助推政策和資金的精準投放。

（二）政企合力推動創新資源配置與協同共享

受疫情影響，近年來國內創新鏈、產業鏈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傷，大量創新資源難以有效整合。眼下政府和市場共同麵臨的首要事項，就是以更大力度促進創新資源的重新配置和協同共享，為重塑創新鏈和產業鏈創造必要的條件。

其一，從整體上對創新鏈的區域協同和分工布局進行規劃，發揮規劃的牽引作用。大國創新的有利條件在於因其“大”而導致的規模經濟與分工優勢。鑒於“無人區”的原始創新需要長期巨額投入且麵臨不確定風險，有必要從國家層麵進行整體設計和任務拆解，進一步發揮城市群、產業群規劃的作用，尤其要把若幹城市群培養成科技創新的樞紐，並在各城市群之間搭建協同合作的橋梁，避免各城市群陷入本地主義乃至零和競爭的境地。[9]其二，促進資源優化配置的關鍵，是正確認識和處理與資本的關係。通過政策手段促進資本自我調節，並不是打壓資本，而是把市場資源從無序競爭的狀態中引導出來，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方向和投入模式，激發新的市場活力和創新意願。其三，做好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建設布局，進而吸引高新科技產業園區的聚集。國外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曾產生諾獎級成果，這也是美國矽穀、日本築波科學城形成的原因之一。落戶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現在已經成為支撐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最主要的科學平台，足見其牽引力。然而目前國內部分地區出現了建設過熱的問題，亟待國家層麵作出合理規劃。[10]

▍戰略性創新樞紐：共享創新的多賽區和一盤棋

以共享創新推動科技創新的戰略性重組，難點在於區域化集群化共享。2022年4月，中央出台《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強調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真正發揮超大規模國家的競爭優勢，其中第29條特別提出：要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長江中遊城市群優先開展區域市場一體化的建設工作。事實上，這些跨區域的城市群，也是當前中國科技創新的聚集地，如何把它們打造成戰略性的創新樞紐，形成共享創新的多賽區和一盤棋，值得深入思考。限於篇幅，本文僅作拋磚引玉式的分析。

（一）多賽區：五大城市群創新的現狀分析[11]

環顧世界發達創新體，城市“抱團”創新已成為全球共識。如美國的舊金山灣區與東京灣區，分別對美國和日本占據信息產業與先進製造的有利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十四五”規劃中，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長江中遊五大城市群，被列為優化提升的第一梯隊，也是我國科技創新的重要空間載體。

（圖源：“十四五”規劃綱要）

1. 長三角城市群的特點是經濟規模最大、科技創新活力突出。近年來，區域性的科技協同創新，成為長三角一體化的標誌性特色。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一批科技創新重大項目和研發平台逐漸成型，以上海、南京、杭州、蘇州、合肥等城市為核心的集聚趨勢不斷得到強化。在上汽、阿裏、吉利等龍頭企業和一些科創平台的帶動下，大量優質科創要素、科創企業、科創人才在長三角實現聚合，產業創新網絡越織越密，創新資源效用明顯。不過，長三角深度一體化的難點在於“過度競爭”與“產業同構”。雖然現有規劃對長三角的各城市間產業分工和發展作了明確定位，但如何協調城市間的資源分配和創新要素共享，促進不同城市的差異化競爭和產業互補，仍有待理順。

2. 粵港澳大灣區的特點是科技創新能力強、經濟活力旺盛、產業體係完備。良好的政企互動生態、強大的數字經濟生態、豐富的產業集群生態以及多元的創新主體生態，是粵港澳大灣區共享創新的突出亮點。以華為、騰訊、中國電子、廣汽、比亞迪等一批企業為龍頭，大灣區形成了政策鏈帶動資金鏈、大企業帶動小企業、龍頭企業聯動科研力量、智造驅動帶動製造升級的科技創新“同心圓”。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數字科技企業在大灣區創新生態中既是創新能力的供給方，也是創新技術和應用場景的需求方，例如華為通過華為城軌沃土數字平台，完成了智慧車站及智慧運維聯合解決方案，助力傳統基建的數字化轉型；騰訊設立工業互聯網粵港澳大灣區基地，把技術和生態開放給廣大中小企業，助力產業鏈協同運轉。這種“有來有往”的多向互動，塑造了大灣區深度嵌合、高效互動的產業創新生態。當然，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涵蓋兩種製度、三個關稅區、三個法律體係的異質城市群，依然麵臨著如何突破跨境行政壁壘、如何建立統籌協調機製、如何完善營商環境以吸引國際高端資源等一係列問題。

3. 京津冀城市群的特點是創新資源最密集、科技創新成果豐富。基於大院大所的集聚資源，京津冀城市群的創新要素共享，主要以知識溢出和技術溢出為驅動力。隨著京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深入推進，京津冀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協同持續增強，濱海-中關村科技園、京津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等協同創新平台先後落地，跨區域產業創新活躍度顯著提升。這其中，北京創新生態體係的強大輻射帶動作用十分明顯，呈現出“以北京科技能力支撐三地產業發展、三地產業發展助力北京科技突破”的產學研協同生態。同時也要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結構亟待優化，大型城市的虹吸效應尤為突出，發展不平衡較為明顯。如何真正建立一個以頭部帶動整體、區域整體循環的共享生態，而不是資源高度集中於一兩個大型或超大型城市，仍是一個挑戰。

4.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是典型的雙子星城。相較於其他三個城市群，成渝雙城經濟圈的共享創新仍在布局過程中。近年來，借助國家戰略和政策扶持，成都、重慶兩市強化科創資源整合，先後建立西部科學城、川渝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平台、兩江協同創新區北理工重慶創新中心、八大產業聯盟等區域創新協同平台，著力推動科技協同創新。目前，成渝地區的產業鏈分工協同程度還不高，尚未形成大規模的產業競爭力，未來如何更好地整合西南地區的資源稟賦，形成對邊疆地區的創新帶動效應，還需要探索。

5.長江中遊城市群是全國麵積最大的城市群，是推動長江經濟帶建設的重要力量和實施中部崛起戰略的重點區域。曆史上，這一區域曾是三線建設的主陣地，但如今，相比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等城市群，這一區域在資源總量處於劣勢。盡管武漢的光電子、汽車製造在區域內獨占鼇頭，長株潭的工程機械、軌道交通仍在全國占有一席之地，南昌的大飛機零部件、機電裝備等也有一定優勢，但區域內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依然較少，而且區域內的中心城市（如武漢、長沙、南昌）之間還存在同質化競爭問題。未來如何加強區域內以及與長三角、珠三角的產業協同和資源協同，還要克服較多困難。

（二）一盤棋：五大城市群的共享創新設想

上述五個重點科創城市群，在地理區位、資源稟賦、科研基礎、經濟水平、社會民風等方麵均有不同。按照共享創新原則，各城市群宜根據區域稟賦，充分發揮各自優勢，開展多賽區、差異化的創新競爭；但競爭不是目的，協同互補、共享發展成果，才是最終的落腳點。因此，不同城市群之間有必要開展跨區域的產、學、研互動，在協同互補中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共享創新格局。

一方麵，充分發揮各城市群作為區域創新樞紐的作用，鼓勵形成各具特色的創新解決方案，這是形成一盤棋的前提。長三角擅長以服務型政府促進市場主體交互合作，以精英群體以點帶麵，也有豐富的、可以輻射其他各區域的金融資源；大灣區擁有豐富的先行先試經驗、優勢行業的貿易通道以及良性的政企互動生態，數字化方麵更有堅實基礎；京津冀有更豐富的體製資源，在整合資源、組織動員方麵具有豐富經驗和社會基礎，在高新技術領域的積累最為深厚；成渝地區有獨特的自然稟賦和邊貿環境，在冶金、機械、電子方麵有一定積累，三大產業協同發展良好；長江中遊三省的重工業底子深厚，有望在產業升級中開辟新的創新空間。在這些區域內部，鼓勵各類型、各背景的科創主體積極競爭，沿著不同的研發方向和應用方向，產生不同的創新方案；各區域之間，開展創新技術、創新效果、經濟成果上的適度競爭，但各有側重，避免競爭內卷化。

另一方麵，增強國家級規劃和地方政策的前瞻性，加強跨區域、多區域的創新協調，發揮一盤棋的共享效應。國家層麵需要通盤考慮，把創新樞紐建設、區域創新協同作為重要事項納入產業政策和發展規劃，製定可行管用的協同激勵措施，開展區域共享創新試點，引導各城市群、各地方形成創新協同機製。地方政府需要把握全國產業和科技發展趨勢，對接國家整體規劃，尋找差異化的創新路徑；同時克服地區本位主義，在整合區域內各種創新資源的同時，圍繞關鍵領域、重大領域、急難領域的科技創新事項，積極開展跨區跨域創新合作和資源共享，相互比較和借鑒各自創新解決方案，逐漸細化和優化產業鏈分工、城市間分工、區域性分工，最終形成共享創新的舉國生態。這意味著，創新紅利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完全由大城市或先富地區虹吸壟斷，這種不平衡結構或許有助於地方性的進展，卻不足以帶動全國性的突破。我們需要一個相對合理的分配結構，推動創新紅利在更大範圍上實現延伸和分享。

▍戰略型創新企業：超越體製內外的共享創新載體

以共享創新推動科技創新的戰略性重組，落點在於培育一批戰略型創新企業，使企業成為共享創新的能動載體。以往我們更強調培育戰略性產業，鮮少論及培育戰略型企業。事實上，戰略性產業最終還是要落實到一批戰略型企業中去，因為戰略型企業直接麵對市場競爭，既了解現實需求，也有強烈的創新意願，更重要的是具有帶動產業鏈整體運轉的能力。從全球看，關鍵企業的科創能力往往可以幫助一國占據科技領先位置，Space X、矽穀大型互聯網企業等，都是美國先進技術的發源地；Deep Mind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頂尖技術，使英國在全球科技版圖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德、日、韓等國製造業的核心技術，也都掌握在各大企業手中。在我國，這一趨勢也逐漸顯現：人工智能方麵，走在前列的各大互聯網企業優勢明顯；新能源及汽車製造行業，諸多新興技術掌握在一批轉型企業手中；芯片和電子工業領域，也湧現了一批具有戰略價值的技術型企業。

（一）重新認識戰略型創新企業：超越體製內外

盡管對於戰略型企業的認識，目前仍存在爭議，但現實的發展態勢表明：今天的戰略型企業已經不局限於體製內，而是擴展到了體製外。

長期以來，體製內大型企業扮演了“大國重器”的角色。作為國家隊，這些企業往往體量龐大、資源雄厚、高度組織化、技術積累深，有能力承擔超大型、超複雜、超尖端的科技創新項目。從航天科技領域到軌道交通基施領域，從能源領域到戰略物資領域，從通信領域到軍工領域，大量中央企業構成了中國科技創新的壓艙石。21世紀以來的一個重要變化是，許多民營科創企業，也形成了強大的創新實力，有的頗具戰略價值。例如，華為在通信、芯片設計、操作係統等方麵創新能力已得到市場公認；大疆在無人機和拍攝輔助設備上達到全球領先水平，以至於受到美國打壓；騰訊等大型互聯網企業不僅發展出全球領先的互聯網技術生態，也在工業雲、人工智能等方麵開展了創新探索。

因此，對於戰略型企業的認知，有必要超越體製認知，從國家層麵統籌考慮企業發展。舉例來說，數字企業、新科技企業已成為國際科技競爭的重要主體。這些企業不僅具有作為科技社會“基礎設施”的戰略屬性，還可以成為“大國重器”技術創新的重要環節——這也是軍民融合戰略的題中之意。如能把這些企業打造成共享創新的重要載體，無疑有助於培育整個創新生態。

（二）重估創新企業的戰略價值：衝破虛實之爭

除了體製內外之爭，過去一段時間以來，虛實之爭也是困擾中國產業和科技發展的一個焦點問題。但隨著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的加速融合，舊有觀念對“虛”與“實”的理解，已無法準確詮釋新時期產業經濟的特征與趨勢。“虛實之間”，二者其實已緊密結合、相互成就，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傳統製造企業與數字科創企業的深度合作。

全球數字時代，各國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都需要借助數字化手段。在傳統製造企業改造升級過程中，數字科創企業可以利用新技術幫助製造業實現數字化、智能化的精工製造；可以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等改善傳統管理，提高決策與執行效率；可以利用數據識別用戶需求，更好捕捉市場機遇。事實上，今天有越來越多的傳統製造企業向數字科創企業購買服務方案，大大促進了數字化產品的應用，而數字科創企業已深度嵌入傳統製造企業的生產、管理、銷售、服務的全過程。像華為、騰訊這樣的數字科創企業，都通過提供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數字孿生等技術，為傳統製造行業注入數字能力的新基因。

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關係，是傳統製造企業與數字科創企業共享創新的生動體現，在此意義上，數字科創企業也超越了作為虛擬經濟或消費平台的刻板印象，而成為拉動產業創新的得力助手和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如此，數字科創企業也是能源、通信、交通、物流等涉及國民經濟運轉的關鍵領域的支撐要素，對於保就業、穩增長、防風險有著重要積極作用。

這個例子充分說明，我們推動共享創新，恰恰需要衝破“虛實之爭”，重新評估創新企業的戰略價值。也隻有擺脫簡單化、標簽化的虛實之見，才更有利於發揮創新企業帶動產業與科技創新的作用，既助推製造業的升級改造，也與製造業形成創新共同體。

（三）戰略型創新企業的方向：做大“同心圓”

戰略型創新企業之所以具有戰略價值，主要是基於其體量優勢、核心技術優勢和戰略級影響力。但對於共享創新而言，這些企業的真正價值並不在於其自身的規模和優勢，而在於它能否作為平台發揮引領和助推作用，帶動整個創新鏈和產業鏈的發展，把自身規模和優勢轉化為整個創新生態的規模和優勢，形成區域化乃至全國性的創新集群效應。

因此，戰略型創新企業的核心戰略目標，就是做大共享創新的“同心圓”：一方麵對外提供技術支持、搭建創新平台，另一方麵通過自身需求形成技術創新動力，為社會提供創新資源，如此才可能把不同層級、不同類型、不同體量的企業聚合起來，形成創新突破的強大合力。

從目前來看，諸如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中國電子、中國商飛、中國中車、東方電氣這樣的大型中央企業，組織帶動各自行業上下遊企業及相關企業開展前沿創新；比亞迪、廣汽、吉利等企業帶動形成了新能源設備、材料、供應鏈路的區域產業生態；華為發揮了科創龍頭作用，帶動大量次生企業發展，也與其他領域企業形成互動關係；騰訊為IT開發者提供開源共享平台，通過雲加人工智能技術幫助“中國天眼”發現22顆脈衝星；科大訊飛已開放496項AI能力及場景方案，鏈接超過500餘萬合作夥伴……這些企業在促進區域科技創新乃至國家級科技創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初步形成了共享創新的生態網絡。

有必要強調的是，共享創新，歸根到底還是要以人為中心。對於戰略型創新企業而言，良好的企業架構和創新機製能否有效運轉，核心在於人才配置和人氣凝聚。人才關乎企業的長遠發展，人氣關乎企業的創新環境。近年來，一些大型創新企業在人才問題和人氣問題上都遇到了瓶頸，不僅影響自身的科技創新，也不利於行業的創新發展。特別是對戰略型創新企業來說，它們處在整個經濟生態的重要位置上，其內部人才環境對於整個創新環境，都有一定的指向性影響。因此，如何善待人才、用好人才，形成以人為本的創新“小氣候”，才有可能形成共享創新的“大氣候”。而創新企業更要充分意識到自身的戰略使命，而非自我降格為純粹逐利型的、遊離於國家戰略之外的存在，否則就無法凝聚人氣，也不利於形成共享創新的良性生態。

▍小結

百年變局之際，麵對未來三十年甚至更長曆史時期的國際競爭和國內發展，中國的科技創新，必須作出戰略性的主動謀劃，而不僅僅是策略性的被動應對。在全球科技創新重返“戰國時代”的大趨勢下，中國恰恰需要扮演逆行者——對外擴大開放和國際科技合作，對內告別過去單兵作戰、各自為政的“戰國狀態”，沿著共享創新的道路，挺進原創“無人區”。在此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國家、社會、企業、人才在新曆史階段上達成戰略默契，形成善為政府和有效市場良性互動的戰略性創新體製，共同應對前所未有的創新挑戰。而如何建立共享創新城市群，發揮其戰略性創新樞紐的作用，是最大的難點。對此，除了加強區域協調，還要超越體製內外之分和虛實之爭，下力氣培育一批戰略型創新企業，既作為戰略性產業的有力支點，也作為共享創新的能動載體，鼓勵其引領構建共享創新的“同心圓”。

本文對共享創新與中國科技創新戰略性重組的討論，依然是方向性和框架性的。我們由衷希望中國政策界、產業界、科創界及相關領域的有識之士，共同加入到這場討論中來，進一步深化和細化共享創新的戰略、模式、路徑及實現辦法。這一問題之所以具有討論價值，不僅僅在於它關乎未來中國科技和產業的命運，還在於它關乎世界科技創新的前途；不僅僅是因為它有助於解決創新資源最優配置的根本問題，更因為它最終指向區域平衡發展和人的共同發展——這正是需要我們攜手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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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修遠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的社會基礎”研究項目階段性成果，原題為《告別“戰國時代”：共享創新與中國科技的戰略性重組》。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係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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