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古希臘哲學類型與中國先秦哲學類型成因之分析
首先，地理環境的影響。
恩格斯指出：“更高的即更遠離物質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采取了哲學和宗教的形式。在這裏，觀念同自己的物質存在條件的聯係，愈來愈混亂，愈來愈被一些中間環節弄模糊了。但是這一聯係是存在著的。”〔1 〕而“包括在經濟關係中的還有這些關係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和事實上由過去沿襲下來的先前各經濟發展階段的殘餘……當然還有圍繞著這一社會形式的外部環境。”〔2 〕可見地理環境對社會經濟基礎確有影響。這種影響當然也會涉及到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生活，進而對反映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的最高形式——哲學產生間接的影響。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這些影響則更加明顯。黑格爾在分析“希臘精神的元素”時首先注意到其特殊的地理環境。〔3 〕列寧則把此總結為：“希臘的地理條件：多樣化的自然界（和單調的東方不同）。”〔4 〕中國的地理屬於封閉的內陸整體型地理結構：北麵是西伯利亞，西麵是青藏高原，東南麵是太平洋，與外界隔絕，並且沒有內海和半島的分割，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土質疏鬆肥沃，因此形成了統一的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古希臘的地理屬於開放的海洋分散型地理結構：希臘半島的規模有限，海岸線曲折，港灣眾多，愛琴海中島嶼星羅棋布，加上殖民地小亞細亞沿海地區，使愛琴海成為一個“希臘湖”。其位置又處在東西交通要道上，海上交通十分便利。加之本土山脈縱橫，無大河平原，土地較貧瘠，不利於穀物生長，糧食難以自給。但這裏氣候溫暖，宜種葡萄、橄欖等經濟作物。這就需要對外輸出葡萄酒和橄欖油以換回糧食，使其農業也必須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成為繼腓尼基之後的世界商業民族。
中國古代的黃河經常泛濫，需要在廣大的區域內建設統一的水利工程，因此需要建立統一的中央政府加以管理。“大禹治水而王天下”的傳說正是這一需要的反映。希臘半島則被眾多山脈分割成若幹獨立的區域，愛琴海上的許多島嶼也各成一體，缺乏共同的經濟利益，沒有形成統一的市場，政治上也沒有強烈的統一要求，因而形成城邦林立的局麵。
地理環境所影響到的雙方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的差別將進一步對雙方哲學思想的差異產生影響。
其次，社會經濟結構的影響。
希臘的商品經濟使其民族轉徙不定，眼界開闊，容易接受新事物，也易於與其它民族交流思想。當時希臘周圍的埃及、兩河流域文明程度較高，希臘從這些地區汲取了大量的文化科學知識。許多希臘哲學家都到過埃及和兩河流域：泰勒斯曾到埃及學習幾何學；畢達哥拉斯曾前往埃及和兩河流域學習；德謨克利克也在埃及學過幾何學，並到過波斯甚至印度，與印度的裸形智者交往……正是在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希臘哲學才迅速發展起來。而中國屬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在春秋中期以前是“工商食官”，〔5〕基本上沒有私人工商業， 以後雖然出現一些富商大賈，但總的說來商業遠不及希臘發達。農業民族“安土重遷”，比較閉塞，眼界不開闊，因此思想上趨於保守。當時中國周圍隻有印度具備較高的文明，而自我封閉的地理和落後的交通使中國無法與其交流文化，因此大多數思想家多活動於中原一帶，都在同一社會背景下所產生的思想範圍內打圈子。這種文化思想上的封閉性對中國哲學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又次，政治結構的影響。
希臘以工商立國，奴隸製商品經濟發達，使這裏的農民擺脫了農村公社的束縛而成為自由的個體私有者，產生了勢力強大的工商業奴隸主階級。在平民反對貴族的鬥爭中使他們獲得了更多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建立起奴隸主寡頭政治和民主政治。即使最落後的斯巴達貴族政治也非集權專製，而是由國王、公民大會、長老會議和監察官組成，國王有二人，權力有限，長老會議掌權，監察官監督國王。這樣的政治結構毋需統一的思想來維係，從而為思想的自由和思辨的獨立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而且古希臘城邦林立，國家規模不大，在交通和通訊落後的古代，這些因素也對民主製度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黑格爾在分析希臘世界的“政治的藝術作品”中對此有專門的論述，〔7 〕列寧則對黑格爾的這些論述十分重視，進一步總結出：“希臘的民主製是和國家規模的狹小分不開的。言語、生動的言語把公民聯結了起來，並激起了熱忱。”〔8〕在這種規模狹小的民主製度下， 公民參加政治和文化活動的機會大大增加。這些活動都少不了發表演說和進行辯論，這就要求公民必須具有能言善辯的本領，具有關於政治、藝術的知識和修辭學、邏輯學等方麵的知識，從而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發展。因此，希臘的（主要指雅典的）有限的奴隸製民主無疑對眾多的思想流派，對學術思想的民主，對哲學和雄辯術產生了關鍵的影響。在中國，很早就形成了統一的中央政府和集權統治。在奴隸社會中就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王”統治天下，即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9〕但中國國土遼闊， 在古代交通和通訊落後的情況下，統治全國很困難，於是除了政治上、軍事上的統治之外，更加重視思想上的統治，即用統一的思想去束縛人民。
在奴隸時代主要是用“上帝”、“天”這一至高無上的神（人間“王”的反映）去統治人民。“天命不可違，”而“王”代表了上天的意誌行使最高權力。這樣使奴隸服服貼貼的接受統治，也使各地奴隸主貴族不敢妄生凱覦。在思想上形成了“學在官府”的統治局麵，哲學無力從這種政治上的束縛中掙脫出來，在很長時間內成為“天命論”的附屬品。即使到了奴隸製瓦解，這種哲學附庸於政治的現象也一直延續到封建社會，為封建社會的大一統集權政治服務。因此，中國哲學在當時就缺少獨立發展的先決條件：學術思想的民主與自由。
那麽為什麽到了戰國時期在思想界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麵呢？這隻有與當時具體的社會背景聯係起來才能解釋，而這個問題又涉及到社會形態問題。
我們來看社會形態的影響。
馬克思在分析各國古代文明產生的途徑時指出：“有粗野的兒童，有早熟的兒童。古代民族中有許多是屬於這一類的。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10〕古希臘在社會形態上比中國落後上千年，但它是“正常發育的兒童”。在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的過渡中，希臘（雅典）進行了幾次大的政治改革：梭倫改革（公元前594年）、 克裏斯提尼改革（公元前509年）。恩格斯指出：“梭倫揭開了一係列所謂政治革命， 而且是以侵犯所有製來揭開的”。〔11〕“這樣，在製度中便加入了一個全新的因素——私有財產。……舊的血緣親屬集團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製度遭到了新的失敗”。〔12〕而經過克裏斯提尼的改革，徹底清除了氏族製度殘餘：地域關係代替了血緣部落，國家行政機關代替了氏族宗教行政，土地私有製代替了原始社會生產資料公有製，最終進入階級社會，確立了雅典的奴隸主民主政治。
中國比起希臘來是“早熟的兒童”。黃土地區疏鬆的耕地，較多的勞動力資源，由灌溉而產生的公共職能，使中國早在金石並用的公元前21世紀就進入了階級社會，建立了國家（而希臘在鐵器時代才進入階級社會）。不發達的生產力使先進的生產關係和社會形態保留了許多原始社會的殘餘：經濟上的土地公有製和政治上的氏族血緣關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13〕氏族公社的土地公有製轉化成土地國有製，又“工商食官”，沒有產生出私人工商業者。因此平民沒有政治上的代言人參政，在此基礎上形成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府。原始社會的氏族血緣關係則轉化為宗法製度，並與中央集權相結合，成為“家天下”的專製主義政治製度。經過一千多年的奴隸社會，這種大一統的專製主義已在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政治上的大一統專製主義導致了思想領域內的大一統專製思想。因此，中國哲學從它產生伊始就被附屬於政治，為政治的需要進行倫理道德的說教。或者毋寧說中國哲學是政治的產物，是“政治的代數學”，從一開始就缺少獨立發展的條件而沿著哲學、政治、倫理三位一體的道路發展，決定了以後中國哲學的傾向和類型。
到了奴隸製瓦解、封建製興起的春秋戰國時代，周天子地位下降，諸侯蜂起，大一統的政治局麵暫時破壞。諸侯各國都為了取代周朝而逐鹿中原，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於是各國為了“治國平天下”而招賢納士，遂使“養土之風”大興，打破了“學在官府”的統治，“私學”登上曆史舞台，各學派紛紛聚徒講學，遊說諸侯，為其出謀劃策，尋找治國理論，在思想界形成“百家爭鳴”的高潮。可見“諸子之學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生……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14〕這是新舊社會交替時出現的必然現象，但也隻是暫時的現象。因為大一統的專製主義思想已深入人心，先秦諸子中大都是為以大一統為中心的政治鬥爭服務的，所以像老子這樣少數思想家的“小國寡民”的理想顯然是逆曆史潮流而無法行得通的。所以盡管奴隸社會的土地國有製度成了封建土地私有製，而奴隸社會的宗法製和集權政治卻安然無恙地轉進了封建社會。
這種政治思想上的論爭也涉及到了哲學思想，使哲學思想也大為發展。但這隻是政治鬥爭的產物，是附屬於政治鬥爭的。因此隨著大一統政治局麵的恢複，諸子百家也完成了曆史使命，百家爭鳴告以結束。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界又恢複了大一統的專製局麵。
因此，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盡管在形式上表現為禮治與法治、王道與霸道、古與今、天與人一係列問題的爭論，但其實質是大一統的問題。它的核心是為恢複大一統政治服務，它隻是奴隸社會“政治代數學”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繼續，而在穩定的自然經濟形態的中國它也隻能如此。它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初步完成了中國哲學的體係，然而它仍舊是政治鬥爭的直接產物，因此必然帶著濃厚的政治倫理色彩，並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抽象的哲學從此更加滲透在現實的政治倫理之中。
最後，哲學家個人素質的影響。
古希臘哲學產生於相對穩定的奴隸製鞏固發展時期。這是一個主要致力於發展生產和技術的和平環境，這種曆史條件造就了一批既是哲學家又是自然科學家的人。所以希臘的哲學家又大都是數學家、天文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醫學家……他們中間有的人雖不同程度地參預了政治活動，但大部分時間還是用於科學的研究和哲學的思辨。他們把自然科學知識直接與哲學結合在一起，充分發揮了他們的自然觀，直接向人們提出了宇宙生成、演化和意識產生、發展的哲學問題。他們的自然科學知識為抽象的哲學思辨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源泉，而無需通過政治倫理的形式即可直接表達出來。而處在新舊社會交替的中國，社會動蕩不安，嚴酷的政治鬥爭使各派思想家不得不從政治上思考問題，探討與當代政治最密切最直接的思想以“備世之急”。〔15〕因此，大多數思想家又是政治家，或者隻熱衷於政治鬥爭而對自然科學缺少興趣。能關心自然科學的隻有少數如墨子、荀子等人。所以中國哲學在與當時較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的結合上，遠遠遜於希臘，隻好主要通過政治倫理的途徑來顯示自己的存在。而為政治倫理說教一般采用鮮明的形象和簡單的比附即可獲得最好的效果，無需更高級的抽象和科學的推理。這無疑限製了中國哲學家的思想活動空間，使其思辨水平無法進一步提高。
綜上所述，中國和古希臘地理環境的差異導致了雙方經濟結構的不同，而經濟結構的不同又導致了雙方政治結構的差別，再加上雙方社會形態、思想傳統，以及哲學家個人經曆的差異等因素，構成了雙方哲學傾向或類型差異的初級原因和第二第三級原因。
注釋：
〔1〕〔2〕11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卷，第249、505、110、112頁〔3〕〔7〕黑格爾：《曆史哲學》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70、300頁
〔4〕〔8〕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8、349頁
〔5〕《國語·晉語》
〔6〕北京大學哲學係：《古希臘羅馬哲學》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7頁〔9〕〔13〕《詩經·小雅·北山》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114頁〔14〕《淮南子·要略》
〔15〕《莊子·天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