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肯尼迪,耶魯大學曆史係資深教授,是一位早在31年前就預測美國走向相對衰落的曆史學家。在共和黨總統裏根執政末期、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之前,肯尼迪教授出版專著《大國的興衰》,縱論公元1500年以降,近500年間世界大國的興衰及其因果。該書麵世後引發轟動和爭議,一時間洛陽紙貴,各國爭相翻譯出版,美國國會當時舉行數場聽證會,召他作證陳述。
當時隻有42歲的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闡述的主要觀點包括:
——大國的興衰是相對而言的,取決於當時環境裏和其他國家實力升降的比較;
——興衰的主要和最終決定因素,是國家的經濟基礎和軍事力量;
——不斷擴展戰略承諾導致軍費攀升,最終使國家經濟基礎負擔過重,是一個大國走向長期衰落的開始;
——大國的興衰不是突變,而是一個漸變的長期過程。
簡言之,大國興衰是與其競爭對手比較而言,而因對外黷武損害本國經濟,是500年來全球舞台上,一個個興盛一時的大國走馬燈般走向衰落的主要曆史原因。
3月下旬的一天,在春雪初霽的耶魯大學,肯尼迪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近兩個小時的獨家專訪。
保羅·肯尼迪在耶魯大學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徐劍梅 攝)
大國興衰取決於經濟實力
第一個問題自然而然圍繞肯尼迪至今仍不斷再版的這本著作展開。31年間,《大國的興衰》已翻譯成23種語言印行數百萬本,各種毀譽不絕於耳。那麽,倘若重寫此書,作者的主要觀點有無改變?
在雅致的耶魯大學曆史係小樓,如今已華發蕭疏的肯尼迪教授告訴本報記者,去年夏天,他完成了自己關於二戰海軍和海洋強國曆史的最新著作,有出版社約他為《大國的興衰》寫篇新的前言,他因此深思這個問題,“想了很多”。答案仍然是:書中主要觀點“不需要改變”。
他說,500年來大國興衰的曆史表明,大國相對的經濟實力與地位,與其相對的軍事實力或地位相關聯;而大國之興衰,最終、更重要、更具決定性的因素,是相對他國而言的經濟實力;“大國的經濟基礎決定和影響著它的相對地位”。在國際事務中,包括金融和技術實力在內的經濟力量更加持久,更加重要,超越文化的理解與誤解。
他舉例說,中國在過去30多年裏經濟不斷增長。現在,到處聽見人們談論中國的大國地位、中國對世界事務的影響。明智的人們會認識到,中國目前在世界事務中的影響力,其基礎是它的經濟成功。一旦中國經濟停滯或下行,人們也會懷疑中國在世界上相對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將減弱。另一個例子是日本。從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經濟逐年增長,如果這一態勢持續,日本將會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大國。但事實上,《大國的興衰》出版兩三年後,即大約1990年,日本經濟停止增長,並從那以後長期停滯,日本的國際影響隨之走低。
肯尼迪教授說,一個大國,如果經濟健康強勁,就會興盛;如果經濟軟弱、停滯和受到削弱,就存在問題,其在世界上的相對地位就會下降,這是一種普遍現象。雖然就此而言,不同的大國情況不同,並且技術進步的優勢、特定大國領導人相對而言的聰明敏銳、大國相對而言的社會內在凝聚力,這些都很重要,但“大國興衰的主旨是取決於經濟”。
美國衰落沒有簡單化答案
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大國,在走向衰落嗎?肯尼迪教授說:“你們可能不會滿意我的答案,但我的答案是‘我們必須得觀望’。”
他說,以美國目前的經濟狀況,要就此得出一個簡單化的答案是極其困難的。美國經濟各類跡象並存,既有創新和科技進步、就業市場的複蘇,又有在全球市場的失利和退卻,與中國、韓國、日本、德國的貿易逆差還將持續。許多跡象顯示,特朗普宣布新的關稅政策,不是在宣示美國的力量,而是在事實上承認美國人缺乏競爭力,反映出美國存在的巨大焦慮——不論投資比率、基礎教育、醫保總體水平還是技術培訓,都顯示出美國相對缺乏競爭力的跡象。相形之下,上世紀50年代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美國在這些方麵遠比當時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更加強大、更有競爭力。
肯尼迪教授一再強調衰落的相對性,同時也繼續堅持他關於美國在走向相對衰落的觀點,主要依據是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占據的份額縮小。他認為,對美國領導人來說,主要挑戰就是如何成功地、智慧地處理美國這種相對衰落。
特朗普能夠領導美國戰勝這一挑戰,進而讓美國“重新偉大”嗎?從肯尼迪教授對特朗普的評價來看,顯然是困難的。在訪談中,肯尼迪教授多次點名或不點名批評特朗普。他說:“我們的領導人,從身體上、情緒上、從內心深處,確實沒有能力耐心。他從不讀書,就看福克斯新聞頻道,不看其他新聞報道,早上醒來就想搞點事情。”
肯尼迪教授使用“愚勇”(foolhardiness)一詞形容特朗普的執政特點,認為他“沒耐心”“不穩定”,政策訴諸波動的情緒和本能直覺,“經常冒犯美國的朋友和侮辱美國的競爭者”。但特朗普執政“不會搞垮美國,因為美國太強大,太有應變能力。但是領導人的一整套政策具有破壞性,使得我們生活在一個破壞性的時代”。
他同時指出,美國的相對衰落勢頭,並非不可逆轉。盡管未來50年裏,世界經濟的總體趨勢是東升西降——亞洲和非洲經濟份額相對上升,美國和歐洲經濟份額相對下降,但以美國經濟的多元和體量之巨大,也可能通過創新和技術進步,遏製並逆轉其相對的衰落。《大國的興衰》成書於上世紀80年代,但到90年代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經濟就曾連年較快增長,在世界經濟中所占份額相應有所回升。
所以,肯尼迪教授說,大國的興衰是相對的,對大國興衰的思考和分析應當加以條件限定。他認為,就目前而言,長期趨勢似乎是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占份額將沒有過去高;大概率事件是,以經濟和軍事指數衡量,美國可能失去世界第一的位置;但美國不會因此失去大國地位,仍將在國際事務中極具影響力,因為它內在實力和資源規模非常巨大,特別是它能夠調動的各方麵資源非常豐富。
美國朝野“滿腦子中國”
肯尼迪教授強調,中美關係“極為重要而複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係,中美是世界“國家叢林中兩頭最大的大象”。兩個大國的領導人傳遞給世界的信息,可能會被其他許多國家效仿或利用。
他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一方麵,是將美國與其他國家經貿關係過分簡單化,將其當成有形的貨物交易,視之為非輸即贏的棋類遊戲;另一方麵,其中的政治考量大於經濟考量,缺乏對中美關係複雜性的理解。對從中國進口產品大規模加征關稅,對美國的經濟地位來說,弊大於利;對中美相互理解來說,也是件糟糕的事情。
美國政府停止對華接觸政策了嗎?肯尼迪教授回答說:“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停止。”但他又說,如果幾周後,特朗普宣布自己和北京進行了非常好的政策對話,兩國關係很棒,他也不會感到驚訝。
他說,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特朗普的用人方式。特朗普憑借直覺執政,對白宮顧問和政府高官的不同意見感到沮喪。如果特朗普政府裏都是一些對他點頭稱是、對外強硬對抗的人,他們的政策會相當有破壞性。
更重要的影響因素自然是一段時間以來,在美國朝野不斷興起風浪的新一波“中國威脅論”,肯尼迪教授說,如今,中國頻繁成為《經濟學人》等英美報刊的頭條或者特刊焦點。這讓他想到,百年前德國崛起時,在大英帝國的報章上、在當時所謂愛國民粹團體的政治議程裏,也充斥著“德國威脅論”,因而產生這樣一句俗話“滿腦子德國”(Germany on the brain),如今也可以說“滿腦子中國”(China on the brain)。
肯尼迪教授說,目前美國朝野對華輿論的確過度誇張渲染,走得太遠、調門太高。那些民粹主義、咄咄逼人的反華辭藻,並沒有數據作為支撐,令美國擔憂的某些事情也還沒有發生。這些誇大其詞的論調,沒能理解中國的擔憂和弱點。
他指出,對很大一部分國際受眾來說,中國被描繪成一個過於高大的巨人。但與此同時,許多明智的中國人會說,我們實在並沒有這麽強大,中國有很多自己要操心的內部問題。“中國所有這些擔憂可能都沒有被(中國威脅論者)提到,那麽中國所有威脅也就可能被誇大”。
他說,和展望美國的相對衰落一樣,在談論中國和亞洲的崛起時,也同樣必需使用條件限定。中國人也是人,也有可能摔跤,中國也像日本一樣,已發現保持經濟增長的難度。他說,我們應謹慎使用預測性語言。截至目前,最大的風向標是:中國經濟將繼續相對增長,即便不像以前那麽快,也會相對於美國在增長。
肯尼迪教授還特別告誡,要警惕選擇性使用事實進行偏頗論證的習氣,謹慎辨析觀點背後的事實;“我們能製造各種數據顯示中國有50英尺(約合15.24米)高,也能製造更多數據顯示中國隻有4英尺高(約合1.22米)”。
與此同時,肯尼迪教授也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英國諺語“無火不冒煙”,意即我們常說的“無風不起浪”。他說,在“中國威脅論”的喧囂背後,也存在毫無疑問的鐵的事實——連續30年,中國的經濟成功使它穩步獲取了全球製造的更大份額。
他說:“因此,是否中國在相對崛起而美國在相對衰落?我的答案是‘是的’。這是否讓美國人擔憂,就像曆史上其他任何頭號大國所擔憂的那樣?是的。新的中國海軍、空軍和武器、導彈係統是否帶給美國實力、效率和技術上的威脅?是的。中國和25年前相比,是否軍事上更有效和更強大?是的。”
肯尼迪教授認為,這種相對變化的發生,就是對美國的挑戰。中國在理解當前美國上存在問題。美國,包括有才智的美國人,對理解中國並確切衡量美國競爭力所麵臨挑戰的規模上也存在問題。識別美國真正關切的領域,將其與誇張的中國述事區分開來,這是最為困難而又必要的事情。
中美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缺乏相互理解會導致互信缺失,那麽增進中美交流就能夠改變中美關係現狀嗎?肯尼迪教授給出了雙重但並非模棱兩可的答案:“能,但也不能。”
他說,美國也致力於擴大兩國學生和民間交流,比如高中球隊比賽、芭蕾舞演出等等。這些措施能夠成為兩國關係向前邁步的“突出進展”,因為它們能夠針對中美之間的歧異帶來更加現實主義的理解和交流。但與此同時,這些交流也難以消弭中美之間“真正的不同”。對待具體問題和國際事務,和中國相比,美國的政治文化“有不同的、特殊的態度”。“我們應當理解,中美有不同的世界取向,不同的世界觀,而不是簡單假定另一方糟糕或者天真地以為坐下來談就能相處甚歡”。他指出,中美需要厘清兩國的所有歧異中,“哪些是真正的不同,哪些能夠通過智慧的妥協而加以改善”。如果界定四五個這樣的領域,就可望朝著明智的中美關係邁出真正的步伐。
歸根結底,中美能夠避免掉進“修昔底德陷阱”嗎?肯尼迪教授回答說,“這是一個大問題”,“從政治上、情感上、本能上,都很難得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他指出,美國和中國都是驕傲的、富有自我意識的主權國家。如今,在眾多行業中,中國都位居世界第二,並在取代美國的領先地位,而美國即便長期而言可能進行戰略收縮,也決計不會退出亞太,把勢力範圍自囿於加利福尼亞州至夏威夷州的東太平洋,這方麵,“美國的心態是不可妥協的”。
不過,肯尼迪教授並不認為中美之間必然存在結構性衝突。他說,世界經濟——這是最大的結構,中美同為其中一部分。如果整個世界經濟,從貿易、投資到製造,都是以令人滿意的速度增長,你會看到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相對上升,而美國的份額相對下降,但美國經濟也會繼續繁榮。這樣的世界經濟結構,既允許中國的相對增長,也允許美國相對而言和中國共享繁榮,而不必產生任何結構性衝突。簡言之,世界市場這塊大蛋糕越大,大國間的結構性衝突可能性越小。反之,如果像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那樣,整個世界經濟的蛋糕變小,衝突的幾率肯定會增大。
無論如何,中美關係的發展,需要戰略耐心,特別是對特朗普的白宮,需要“盡可能的耐心”,而中國領導人懂得這一點。肯尼迪教授指出,西方曆史上有兩個富有戰略耐心的領導人例子。一是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明智而審慎,在統一德國後,非常密切地觀察俄羅斯、奧匈帝國等強權的動向。二是美國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威爾的“耐心大戰略”,最近美國史學家就此出版了一本有趣的新書。
肯尼迪教授說,中美關係廣闊而複雜,世界上找不到哪根魔杖或某種帽子戲法,能夠使中美關係“突然轉型”,“如果雙方領導人都認識到,在世界大國事務中,最重要的單一問題是避免嚴重的中美對抗,那麽我們能夠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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