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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日本要直麵中國世紀 —弗朗西斯·福山接受關西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時的演講
http://www.fuaaj.org/bbs/viewthread.php?tid=4254
“曆史終結論”麵對的中國模式
2009年09月20日23:46東方網劉擎
http://view.news.qq.com/a/20110911/000013_3.htm
有消息說，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最近發生了一次“思想巨變”。據說這位日裔美國政治學家終於被中國的獨特發展模式所折服，要重新考慮那個使他聲名鵲起的“曆史終結論”。消息來源是日本著名政論雜誌《中央公論》今年9月號刊登的福山演講和對他的訪談（題為《日本要直麵中國世紀》），經過中文摘譯寫成報道，在新華網上發布，已被幾百個網站轉載。這篇報道文章強調，福山特別肯定了“中國模式”的優越性，認為它會受到更多國家的鍾情，並指出，“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曆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曆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
一位竭力宣揚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最終獲勝的明星學者，今天高度肯定中國模式的優越性，這多少讓人有些興奮。但這個好消息似乎來得有些突兀，不免心生疑慮。據我所知，自1989年《國家利益》發表那篇轟動性的文章以來，福山的曆史終結論曾遭到各種質疑和批評，曾無數次地被人宣告破產，但他本人一直“頑固地”堅持“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最終勝利”的基本論題。遲至2007年10月，福山到布朗大學演講（當時筆者在那裏做訪問學者），在演講後的酒會上，我曾問起他：中國發展的事實是否顛覆了他的曆史終結論？他未加遲疑地回答說，這大概還要等十五到二十年才能看得清楚，而目前他還是堅持自己的基本判斷。甚至到2008年9月，福山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被問及“曆史的終結背後的論題仍然成立嗎”，他的答複是“這個基本假設仍然有效……盡管權威主義在俄國和中國複興，但自由主義民主仍然是被廣泛接受的唯一正當的政體形式”，並表示“就長遠而言，我仍然相當確信民主體製是唯一可行的體製”。這篇訪談發表時用的標題是《重歸“曆史的終結”》（“BacktoTheEndofHistory”，Newsweek，September20，2008）。難道一年之後，他的思想真地發生了“巨變”？
懷著這樣的疑問，我向東京大學的友人王前先生求教。王前先生找來當期的《中央公論》，對福山的演講做了全文翻譯、對訪談的重要內容做了摘譯（參見附文），還通過電話與我討論。我們一致的看法是：那篇在網上廣泛流傳的報道，對福山的某些言論做了脫離語境的“選擇性”編譯，也因此產生了某種誤導傾向。（比如，在那篇報道中有如下“編譯”段落：“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現實模式受到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的關注。在印度‘民主’模式與中國‘權威’模式之間，更多國家鍾情中國，前者代表分散和拖遝，後者代表集中和高效。”而福山相關的原話是：“看到這些國家和印度那樣的民主國家的民主決策過程，很多人讚賞中國的那種權威主義所具備的比較迅速的決策能力。不過，那種權威主義的政體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為沒有法治，也沒有選舉進行監督，所以其問責，隻是麵向上麵即共產黨和黨中央，而非麵向政府應該為之服務的人民。”）的確，福山相當重視中國三十年來的發展經驗，也發現中國政治文明的獨特傳統及其對亞洲地區現代化發展的深遠影響，甚至認為中國模式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成為檢測其理論的一個重要案例。但是，他至今仍然沒有放棄他的一個核心理念：自由主義民主體製之外的現代化模式遲早會麵臨民主化的壓力，會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難以長期維係。
也許，福山本人是否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並不是什麽重要的問題。更有意義的問題是：今天我們再來討論（似乎已經過時了的）曆史終結論還有沒有必要？或者，在什麽意義上這個論題或許仍然值得我們認真對待？曆史終結論或許是錯的，但它可能並不像聽上去那麽簡單和荒謬。
福山可以算是列奧·施特勞斯的隔代弟子，經曆的學術訓練也相當奇特。他最初就讀康奈爾大學古典學係，師從布魯姆（AllanBloom）學習政治哲學，本科畢業後進入耶魯大學讀研究生（主修比較文學專業），曾赴巴黎深造，追隨“解構派大師”雅克·德裏達和羅蘭·巴特攻讀“先進的”文學理論，結果讀得一頭霧水。後來他在回憶這段經曆時說，“也許在年輕的時候，你會僅僅因為某種學說很難懂，就以為它必定是深刻的，而你沒有那種自信去說‘這不過是胡言亂語’。”福山在巴黎期間還寫過小說，但從未發表。六個月之後，對解構派大師完全幻滅的福山回到美國，放棄了比較文學專業，轉到哈佛大學在曼斯菲爾德和亨廷頓指導下攻讀政治學博士。
就學術風格而言，福山的成名作——1989年的文章《曆史的終結》以及1992年的著作《曆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在當代美國政治學界是相當罕見的：它是政治哲學、思想史、曆史哲學與政治科學的某種“奇異”結合。而曆史終結論的出籠也明顯有施特勞斯弟子們推波助瀾的因素。福山的理論最初成型於1988年（早在柏林牆倒塌之前），當時他應邀去芝加哥大學做這一主題的演講，而邀請者就是施特勞斯的兩位大弟子塔克夫（NathanTarcov）和布魯姆。布魯姆還參加了1989年《國家利益》雜誌對福山的回應筆談，並在臨終前為福山1992年的著作寫下熱情的“封底讚辭”（endorsement）。1999年，《國家利益》雜誌組織了對“曆史終結論”再思考的討論，福山發表《重新考慮》（SecondThoughts）一文，表明由於懷疑基因工程技術在“改造人性”方麵具有危險的潛力而保留了“曆史重新開啟”的可能，因此在曆史哲學論題上做出了很大讓步，但在政治科學的論題上仍然堅持己見。當期雜誌還發表了曼斯菲爾德等人“回應福山”的筆談。
正如塔克夫曾評價的那樣，福山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家和政策研究家，他的知識結構是“相當罕見的結合”。《曆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實際上包含著兩個互為支持的論證：哲學論證與政治（科）學論證。所謂“曆史的終結”並不是指實際“曆史事件”的終結，而是在曆史哲學（普遍曆史）的意義上，主張“曆史方向的進程”——意識形態的演進到達了其終點：在自由主義民主之外，沒有其他係統的意識形態具有真正的競爭可能。這個哲學論題被福山用來支持（或“包裝”）他的政治學論題，這是一種“曆史進步觀”主導下的現代化理論或民主化理論：西方現代的政治經濟製度（與現代科學技術相似），雖然發源於西方但並不是地域性的，而是現代化普遍進程的方向。
但是，福山的曆史哲學論題能成立嗎？他反複聲稱自己在曆史觀上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用（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史觀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結論沒有自相矛盾嗎？他用黑格爾的德國哲學傳統來支持英美式的自由主義是否混淆了“自由”的不同觀念？馬克思所言的“物質性需求”與黑格爾理解的“承認的欲望”是可以如此方便地嫁接起來、成為他哲學論證的兩個支柱嗎？他對尼采和科耶夫的理解與運用是準確和正當的嗎？所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具有爭議，也並不容易澄清（德裏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對福山那種迂回糾結的“福音書”批判就是一例）。無論如何，福山的旁征博引以及魔術師般的理論創新能力與他對經典思想家們的可疑援用（或挪用）都同樣令人驚訝。隻是研究西方思想經典的學者可能會好奇：以“嚴謹解讀經典”著稱的施特勞斯派的弟子們為什麽會熱衷於福山的曆史終結論？這裏會有什麽難以參透的“微言大義”？這可能需要另一篇文章來處理，也並不是本文關切的要點所在。
實際上，福山後來的一係列研究越來越遠離政治哲學的論述，越來越接近典型的美國政治科學的規範。換言之，他更為靠近他的另一個導師——亨廷頓，雖然他們之間存在著重要的理論競爭。於是，福山晚近對曆史終結論的表述已經脫去了華麗的哲學外衣，基本上還原為（半個世紀前興起的）現代化理論的一個“升級版”（例如，2007年6月他應LongNowFoundation之邀在舊金山所做的演講“TheEndofHistoryRevisited”）。他的理論邏輯也因此變得更為明晰，可以（難免有些簡單化地）概括為三階段的現代化普遍進程：（1）任何現代化發展都必然需要現代科學技術，這是普遍化進程的基本動力和共同平台；（2）科學技術的效益最大化模式將導致經濟結構的普遍化，自由市場經濟是效益最優化的經濟製度；（3）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會導致一係列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的變化（包括城市化、產業工人階級的擴大、教育的普及提高、信息傳播渠道的豐富多樣、專業階層的興起、財產的積累和產權意識增強、市民社會的豐富發展等等），這將逐步改變傳統的政治文化，產生越來越強烈的公民政治參與要求，也就是民主化的壓力。當這種壓力超過一定“閾值”，會最終導致政治製度的普遍化——走向自由主義民主體製。
福山還指出，在這三個階段的普遍化進程中，現代化與現代科技的關聯是必然的；現代科技與市場經濟的關聯不是決定論式的，但仍然相當緊密；而從市場經濟到自由民主的遞進關係更為鬆散也最為複雜（包括本土文化的複雜作用），但還是有很強的內在關聯——由於自由民主政體最有能力回應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自由與平等的訴求，因此是最具有正當性的政體。福山與亨廷頓的一個分歧在於：亨廷頓傾向於認為民主政治是基督教文化的特定產物（所謂“文明衝突論”的主題之一），而福山則認為現代化本身就具有一種文化塑造力量，最終會在各種文化的特殊性中生成一種共同的政治文化維度。
福山的這個論證能成立嗎？在這裏，我們回到了西方政治學界的一個經典問題：現代化與民主的關係。從1959年李普塞（SeymourLipset）提出著名的“社會條件論”到最近十多年來的大量研究，都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與民主進程之間存在著重要的關聯，但同時也發現兩者之間的關聯是多樣和複雜的，對此做出了多種競爭性的理論解釋。然而，無論在理論上如何解釋，多數政治學家都承認一個重要的經驗事實：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到達一定水平之後，非民主的政體就很難維係，而且民主化轉型一旦發生也很難逆轉。但這個“一定水平”的指標是多少？最早說是四千美元，後來又說是六千美元（以1992年的美元購買力平價為基準）。對於這個“轉型閾值”的確切數值當然還有爭議，但可以確認的事實是：目前在全球範圍內，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的國家（除去少數石油輸出國之外）全部都是所謂“自由民主政體”。
實際上，福山的學術底色是“社會科學家”，他對西方民主必勝的信念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經驗證據。在大約三十年前，學術界曾盛行過所謂“東亞例外論”——權威主義政體下的高速現代化發展似乎可以脫離民主化的普遍進程。但後來當韓國和台灣地區的人均GDP達到了六千美元左右，就發生了民主化轉型。從福山1997年發表的文章《例外論的幻覺》（TheIllusionofExceptionalism）中可以看得出，東亞的轉型對他有深刻的影響。而1989年東歐陣營的政治巨變以及1991年蘇聯的解體，更強化了他“政治發展殊途同歸”的信念。後來的“9.11”事件以及南美的查韋斯“紅色風暴”，都沒有改變他的信念。福山多次指出，民主化進程可能會出現回潮和逆轉，也承認這個進程比他最初預想的要更漫長更艱難（近年來他也強調，在沒有基本健全的法治條件下發生民主化轉型將是危險的），但他仍然相信，“就長遠而言”民主政體仍然會在曲折發展中越來越盛行。實際上，他並沒有排斥而是吸納了亨廷頓早年的一個思想：“政體能力”問題（國家維護政治秩序和治理的能力）有時比“政體類型”問題（民主還是非民主）更為重要。近年來福山對民主政體的辯護更側重於在政體能力方麵做出論證。他指出，權威國家並不一定具有更強的治理能力。在論及中國當前出現的腐敗與環境汙染等問題時，他認為這主要不是由於中央政府的疏忽或缺乏解決問題的意願，而是其治理能力不足造成的（“China'sPowerfulWeakness”，LosAngelesTimes，April29，2008）。在他看來，政體能力與政體類型最終將綜合為一個論題：當現代化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之後，民主製度——不僅會在政治正當性方麵，而且也會在政體能力方麵——明顯優於權威政體，所以才更有吸引力，才是理性的製度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就長遠而言”自由民主政體具有難以抗拒的優勢。
但是，福山反複指稱的“長遠”到底有多遠？無限期的“長遠”會使他的理論永遠免於經驗“證偽”而淪為（卡爾·波普爾界定的）“偽科學”。福山當然明白這個基本的社會科學道理，所以，他多次提及人均GDP達到六千美元（1992年的美元購買力平價）這個“轉型閾值”。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檢驗福山理論之有效性最為明確、最具經驗可測性的標準。二十年來，福山之所以仍然堅持己見，是因為他的理論還未真正遭遇有意義的“證偽”案例，但他終究要麵對一個史無前例的檢測——來自中國經驗的檢測。中國三十年來的迅猛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也必將成為曆史終結論的一個判決性案例：“中國模式”究竟隻是一個過渡性的階段發展模式（一個巨型的“東亞模式”），還是一個最終打破了普遍現代化理論的獨特“文明模式”？對此，福山似乎有些猶疑不決。2008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三千美元（PPP調整後的指標在四千美元左右），而且目前仍然保持著百分之十左右的年增長率。那麽，福山本人完全有可能在其有生之年見證這個檢測的結果。
如果說“麵對中國模式的曆史終結論”是福山的問題，那麽我們的問題是“麵對曆史終結論的中國模式”。如果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能夠更加完善自己獨特的（不同於西方競爭選舉、議會與多黨政治以及分權製衡的）社會主義民主，能夠建立一個更加繁榮穩定、共同富裕、自由和諧、平等公正的社會，能夠發展既承傳中國傳統文化又汲取世界文化精華的精神文明，那麽，中國模式就不是一個過渡期的“轉型模式”，而是一個生生不息的“文明模式”。（到那時候，曆史終結論自然會進入曆史博物館，而福山及其信徒或許也會心悅誠服地向中國致敬。畢竟，在福山的筆下，“最後之人時代”的來臨也不是多麽值得慶賀的前景。）但在此之前，曆史還在展開，競爭仍在繼續。對於西方自由民主的信奉者來說，曆史終結論是一個信念，也是一個賭注；而對於中國獨特道路的捍衛者來說，它不隻是一個論敵，也是一樁尚未了卻的心事。 (本文來源：東方早報作者：劉擎)
日本要直麵中國世紀及其討論
日本要直麵中國世紀
——弗朗西斯·福山接受關西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時的演講
今天我想講講亞洲的國家製度的傳統。
最近大家經常議論中國在國際政治裏的定位問題。因為中國不僅是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國家，而且在安保方麵的作用也在擴大。這些都是重要問題。不過，今天我要著重講的是別的問題，即中國的國家製度的傳統。這也是我正在寫的關於“政治發展”一書的主題。我正在寫的書要討論三個重要的政治製度。一，國家；二，法治；三，對市民負責的統治製度（即民主主義）。
也許從傳統的“現代化理論”來看是難以想象的，我考察“政治發展”的曆史不是從歐洲開始，而是嚐試從亞洲開始。不再追問為何世界各地出現了跟歐洲不同的各種各樣的社會，而是把中國作為“政治發展”的一個典型看待，去探求為何其它社會跟中國模式分道揚鑣。
把中國作為典型，並非任意的選擇。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產生了現代國家的文明體。我這裏說的“現代國家”是按照馬克斯·韋伯的定義，也就是說在某個劃定的區域裏壟斷合法暴力的行使，依據機械的選擇標準、按能力選拔並雇用專家，長期維持由這些專家組成的官僚機構，其權限滲透到所支配社會的每個角落，擁有能改變該社會形態的權力。這就是國家。
在此意義上的最早的國家，約八千年前的新石器革命後，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埃及和墨西哥盆地等地。中國則是經曆了從春秋時代到戰國時代（東周王朝，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五百年左右的激烈的戰爭時期，產生了許多城邦國家群，它們合並而成若幹具備了政治機構的較大的領土國家。
為了進行戰爭，急需建立能充分動員的體製，其結果便是發展了官僚行政製度，漸漸地放棄原先的那種中國曆史上典型的世襲家臣製度，代之以由根據能力選拔出來的官僚主導的行政。這個過程最早的結果就是秦朝（中國最早的中央集權國家）。秦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建立了第一個中華帝國。
對古代中國所創建的現代國家，歐美學者注意得不夠充分。即便是對中國很了解的韋伯也隻不過一直把它看作是家產國家的行政，是一種曆史悠久的權威主義。但是中國的政治製度比那些製度要先進得多，在國家行政的層次上遙遙領先於同時期的羅馬帝國。歐洲發展出一套跟中國相匹敵的國家製度要晚十八個世紀。
的確，中國很早就建立了現代國家製度。不過缺乏政治發展所需要的其它一些重要側麵，就是法治和對市民負責的統治製度。
所謂“法治”，是指位於政治主權者之上的法律體係，它對主權者的決定進行製約。古代以色列和希臘、羅馬和印度都有法治的概念，但是中國一直沒有。也許原因之一是中國的法律不是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在中國皇帝說是法就都是法，所以沒有可以推翻皇帝聖旨的製度。
對市民負責並非一定是普選製度的產物。統治者即便沒有對其權力進行限製的製度，也可以培養出對其統治對象即人民承擔道德責任的意識。中國也產生了這種意識，在很多意義上它成為儒家思想的核心。但是將這種責任製度化，由普通市民和從市民中選出來的人對統治者進行監督，甚至在需要的時候將其輪替掉，這樣的製度在中國沒產生過。
之所以如此，根據我對曆史的思考，是因為中國曆史上沒有出現過國家之外的製度化了的強有力的組織。比如莊園貴族，獨立的商業都市，組織起來的農民階級等。如果有這些的話，就能成為對抗國家的力量。
講到綿延至今的中國的製度傳統，那就是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構和比較優質的統治製度。太平的時候，中國的國家所顯示的那種要為國民盡最大責任的道義義務感是在其它國家所看不到的。
在權威主義體製下推進現代化並且成功的例子，事實上都集中在東亞。韓國、台灣（地區）、新加坡、越南，還有中國（大陸）。都在曆史上受過中華文明的影響。這些國家所實現的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跟中南美和非洲及中東處於類似環境下的政府相比，可以說前者做得非常出色。
但是中國的傳統裏沒有法治，也沒有民主主義，所以一直沒有任何能防止中國曆代政權陷入專製的製度。這在毛澤東時代也可以看到。
日本、韓國、台灣等東亞國家（和地區）除了有給它們帶來了不起的成功的各種國家機構之外，還不斷努力建立法治和民主主義。在這個過程中有時也會碰到嚴重挫折。每個國家都經曆了政治的停頓、領導者的無能和無法解決重要社會問題等情況。
看到這些國家和印度那樣的民主國家的民主決策過程，很多人讚賞中國的那種權威主義所具備的比較迅速的決策能力。不過，那種權威主義的政體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為沒有法治，也沒有選舉進行監督，所以其問責，隻是麵向上麵即共產黨和中央政府，而非麵向政府應該為之服務的人民。
現代中國存在許多問題，諸如貪汙、環境破壞、財產權等等，現行的政治製度無法妥善解決。中國經常發生的對健康、環境問題的遮掩，若跟民主國家日本是如何處理水俁病的做一個對比，就能明白問題所在。
中國給整個東亞創造了強大而有能力的現代性統治機構，這是支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東亞經濟奇跡的寶貴傳統。不過真正的現代政治製度除了強大的有能力的國家機構外，還需要同時具備“法治”和“問責”。政治的發展並非停止在公元前221年。要建立起同時具備“法治”和“問責”的現代政治秩序有時會經曆挫折，是很費時間的過程。不過為了建立起好的統治製度，需要放長眼光，這樣的過程是必須的。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於關西大學
福山：（在談到權威主義國家的興起時說）因為這次金融危機，美國的實力大概會相對下降。但是否在權威主義體製下發展的思想就因此占上峰？我看倒也未必。
會田：（談到中國是否邁向民主主義時問）你認為現代化的過程一直下去最終會走向自由民主主義，這個看法有無改變？
福山：很難講。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中國在權威主義體製下的現代化取得很大成功。不過中國依然屬於較為貧窮的國家。從平均購買力來說（人均GDP）隻有四千美元左右，是韓國民主化時的一半，也還不具備類似韓國和台灣（地區）民主化時中產階級占國民半數以上的那種條件。今後十到十五年，中國保持經濟成長的話，是否會形成要求民主化的壓力，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認為會出現那樣的壓力，有理由這樣認為。中國人的教育水準進一步提高後，市民社會就會一點點成熟起來，人們的意識開始覺醒……這已經開始了，因為人民擁有的信息很多。盡管中國政府管製信息，但人們通過因特網相互聯係，交換信息。如此一來，中國社會中就會產生要求政治體製開放的壓力。
會田：人民的要求會不會跟體製發生正麵衝突？
福山：有可能。中國民主化時，不會模仿美國，或者是依據某些理念進行。大概會因為非常實際的理由而民主化吧。比如，現在地方政府所產生的很多問題，如果不民主化就解決不了。中國幾乎每天都有因環境問題而發生的悲劇。還有開發商圈走農民的土地，貪官汙吏欺壓管轄地區的民眾等問題。人們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隻好向共產黨的上級機關投訴，而上級機關有時管有時不管。如果政府不進一步實施問責的話，就無法解決這些問題。這就是中國的體製非開放不可的原因。不然的話無法解決地方政府的腐敗問題。
除了北京奧運，去年中國還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四川大地震，還有一件是三聚氰胺中毒事件。通過這兩件大事，可以看到中國人意識變化的跡象。在四川大地震中，有誌願者參加救護活動。因學校倒塌而失去孩子的父母們向政府求助，指出是因為地方政府腐敗而導致學校建築變成豆腐渣工程。但是政府不加理會，想用金錢解決……。發生了這樣一些情況。
即便如此，還是可以看到公民社會有意識地活動的跡象。三聚氰胺事件也一樣。同樣是因為地方政府的腐敗導致了幼兒們的死亡。人們起來追究貪官們的責任，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做出回應市民們訴求的姿態。開始出現了一點點類似民主政府問責的現象。不過路途還很遙遠，這將是一個極其緩慢的過程吧。
如果沒有政府要對人民負責這樣一種意識的話，那麽在地方上就沒有辦法實行良好的政治。當公民們能通過司法製度和選舉等來懲罰那些腐敗官員和犯了嚴重錯誤的官員時，才會產生那種責任意識，這就是民主主義的真諦。
現在的中國也有問責這種意識，不過那隻是對黨中央負責。一旦中央決定了，可以讓地方官員聽話。但是民主主義需要向下即向公民負責，而這正是中國所完全缺乏的。
會田：那樣的權威主義在中國還能維持多久呢?
福山：這很難回答。我覺得至少三十年沒有問題吧。不過，經濟增長持續下去的話，國民教育程度也會提高，中產階級也將增加。所有的這一切，都將聚合成走向民主主義的壓力。
會田弘繼：日本共同社編輯委員兼論說委員，生於1951年，東京外國語大學英美語專業畢業，曾任共同社日內瓦分社社長、華盛頓分社社長等職。著有《美國的思想家們》等書。
原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09年9月20日(發表時附文部分未刊出)
麵對中國模式的曆史終結論
作者：劉擎
有消息說，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發生了一次“思想巨變”。據說這位日裔美國政治學家終於被中國的獨特發展模式所折服，要重新考慮那個使他聲名鵲起的“曆史終結論”。消息來源是日本著名政論雜誌《中央公論》今年9月號刊登的福山演講和對他的訪談（題為《日本要直麵中國世紀》），經過中文摘譯寫成報道，在新華網上發布，已被幾百個網站轉載。這篇報道文章強調，福山特別肯定了“中國模式”的優越性，認為它會受到更多國家的鍾情，並指出，“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曆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曆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
一位竭力宣揚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最終獲勝的明星學者，今天高度肯定中國模式的優越性，這多少讓人有些興奮。但這個好消息似乎來得有些突兀，不免心生疑慮。據我所知，自1989年《國家利益》發表那篇轟動性的文章以來，福山的曆史終結論曾遭到各種質疑和批評，曾無數次地被人宣告破產，但他本人一直“頑固地”堅持“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最終勝利”的基本論題。遲至2007年10月，福山到布朗大學演講（當時筆者在那裏做訪問學者），在演講後的酒會上，我曾問起他：中國發展的事實是否顛覆他的曆史終結論？他未加遲疑地回答說，這大概還要等15到20年才能看得清楚，而目前他還是堅持自己的基本判斷。甚至到2008年9月，福山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被問及“曆史的終結背後的論題仍然成立嗎”，他的答複是“這個基本假設仍然有效……盡管權威主義在俄國和中國複興，但自由主義民主仍然是被廣泛接受的唯一正當的政體形式”，並表示“就長遠而言，我仍然相當確信民主體製是唯一可行的體製”。這篇訪談發表時用的標題是《重歸“曆史的終結”》（“Back to The End of History”, Newsweek, September 20, 2008）。難道一年之後，他的思想真地發生了“巨變”？
懷著這樣的疑問，我向東京大學的友人王前先生求教。王前先生找來當期的《中央公論》，對福山的演講做了全文翻譯、對訪談的重要內容做了摘譯（參見附文），還通過電話與我討論。我們一致的看法是：那篇在網上廣泛流傳的報道，對福山的某些言論做了脫離語境的“選擇性”編譯，也因此產生了某種誤導傾向。（比如，在那篇報道中有如下“編譯”段落：“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現實模式受到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的關注。在印度‘民主’模式與中國‘權威’模式之間，更多國家鍾情中國，前者代表分散和拖遝，後者代表集中和高效。”而福山相關的原話是：“看到這些國家和印度那樣的民主國家的民主決策過程，很多人讚賞中國的那種權威主義所具備的比較迅速的決策能力。不過，那種權威主義的政體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為沒有法治，也沒有選舉進行監督，所以其問責，隻是麵向上麵即共產黨和黨中央，而非麵向政府應該為之服務的市民。”）的確，福山相當重視中國三十年來的發展經驗，也發現中國政治文明的獨特傳統及其對亞洲地區現代化發展的深遠影響，甚至認為中國模式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成為檢測其理論的一個重要案例。但是，他至今仍然沒有放棄他的一個核心理念：自由主義民主體製之外的現代化模式遲早會麵臨民主化的壓力，會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難以長期維係。
福山可以算是列奧·施特勞斯的隔代弟子，經曆的學術訓練也相當奇特。他最初就讀康乃爾大學古典學係，師從布魯姆（Allan Bloom）學習政治哲學，本科畢業後進入耶魯大學讀研究生（主修比較文學專業），曾赴巴黎深造，追隨“解構派大師”雅克·德裏達和羅蘭·巴特攻讀“先進的”文學理論，結果讀得一頭霧水。後來他在回憶這段經曆時說，“也許在年輕的時候，你會僅僅因為某種學說很難懂，就以為它必定是深刻的，而你沒有那種自信去說‘這不過是胡言亂語’。”福山在巴黎期間還寫過小說，但從未發表。六個月之後，對解構派大師完全幻滅的福山回到美國，放棄了比較文學專業，轉到哈佛大學在曼斯菲爾德和亨廷頓指導下攻讀政治學博士。
就學術風格而言，福山的成名作——1989年的文章《曆史的終結》以及1992年的著作《曆史的終結與末人》——在當代美國政治學界是相當罕見的：它是政治哲學、思想史、曆史哲學與政治科學的某種“奇異”結合。而曆史終結論的出籠也明顯有施特勞斯弟子們推波助瀾的因素。福山的理論最初成型於1988年（早在柏林牆倒塌之前），當時他應邀去芝加哥大學做這一主題的演講，而邀請者就是施特勞斯的兩位大弟子塔克夫（Nathan Tarcov）和布魯姆。布魯姆還參加了1989年《國家利益》雜誌對福山的回應筆談，並在臨終前為福山1992年的著作寫下熱情的“封底讚辭”（endorsement）。1999年，《國家利益》雜誌組織了對“曆史終結論”再思考的討論，福山發表《重新考慮》（Second Thoughts）一文，表明由於懷疑基因工程技術在“改造人性”方麵具有危險的潛力而保留了“曆史重新開啟”的可能，因此在曆史哲學論題上做出了很大讓步，但在政治科學的論題上仍然堅持己見。當期雜誌還發表了曼斯菲爾德等人“回應福山”的筆談。
正如塔克夫曾評價的那樣，福山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家和政策研究家，他的知識結構是“相當罕見的結合”。《曆史的終結與末人》一書實際上包含著兩個互為支持的論證：哲學論證與政治（科）學論證。所謂“曆史的終結”並不是指實際“曆史事件”的終結，而是在曆史哲學（普遍曆史）的意義上，主張“曆史方向的進程”——意識形態的演進到達了其終點：在自由主義民主之外，沒有其它係統的意識形態具有真正的競爭可能。這個哲學論題被福山用來支持（或“包裝”）他的政治學論題，這是一種“曆史進步觀”主導下的現代化理論或民主化理論：西方現代的政治經濟製度（與現代科學技術相似），雖然發源於西方但並不是地域性的，而是現代化普遍進程的方向。
實際上，福山後來的一係列研究越來越遠離政治哲學的論述，越來越接近典型的美國政治科學的規範。換言之，他更為靠近他的另一個導師——亨廷頓，雖然他們之間存在著重要的理論競爭。於是，福山晚近對曆史終結論的表述已經脫去了華麗的哲學外衣，基本上還原為（半個世紀前興起的）現代化理論的一個“升級版”（例如，2007年6月他應Long Now Foundation之邀在舊金山所做的演講“The End of History Revisited”）。他的理論邏輯也因此變得更為明晰，可以（難免有簡單化地）概括為三階段的現代化普遍進程：（1）任何現代化發展都必然需要現代科學技術，這是普遍化進程的基本動力和共同平台；（2）科學技術的效益最大化模式將導致經濟結構的普遍化，自由市場經濟是效益最優化的經濟製度；（3）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會導致一係列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的變化（包括城市化、產業工人階級的擴大、教育的普及提高、信息傳播渠道的豐富多樣、專業階層的興起、財產的積累和產權意識增強、市民社會的豐富發展等等），這將逐步改變傳統的政治文化，產生越來越強烈的公民政治參與要求，也就是民主化的壓力。當這種壓力超過一定“閥值”，會最終導致政治製度的普遍化——走向自由主義民主體製。
福山還指出，在這三個階段的普遍化進程中，現代化與現代科技的關聯是必然的；現代科技與市場經濟的關聯不是決定論式的，但仍然相當緊密；而從市場經濟到自由民主的遞進關係更為鬆散也最為複雜（包括本土文化的複雜作用），但還是有很強的內在關聯——由於自由民主政體最有能力回應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自由與平等的訴求，因此是最具有正當性的政體。福山與亨廷頓的一個分歧在於：亨廷頓傾向於認為民主政治是基督教文化的特定產物（所謂“文明衝突論”的主題之一），而福山則認為現代化本身就具有一種文化塑造力量，最終會在各種文化的特殊性中生成一種共同的政治文化維度。
實際上，福山的學術底色是“社會科學家”，他對西方民主必勝的信念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經驗證據。在大約三十年前，學術界曾盛行過所謂“東亞例外論”——權威主義政體下的高速現代化發展似乎可以脫離民主化的普遍進程。但後來當韓國和台灣地區的人均GDP達到了6000美元左右，就發生了民主化轉型。從福山1997年發表的文章《例外論的幻覺》（The Illusion of Exceptionalism）中可以看得出，東亞的轉型對他有深刻的影響。而1989年東歐陣營的政治巨變以及1991年蘇聯的解體，更強化了他“政治發展殊途同歸”的信念。後來的“9·11”事件以及南美的查韋斯“紅色風暴”，都沒有改變他的信念。福山多次指出，民主化進程可能會出現回潮和逆轉，也承認這個進程比他最初預想的要更漫長更艱難（近年來他也強調，在沒有基本健全的法治條件下發生民主化轉型將是危險的），但他仍然相信，“就長遠而言”民主政體仍然會在曲折發展中越來越盛行。實際上，他並沒有排斥而是吸納了亨廷頓早年的一個思想：“政體能力”問題（國家維護政治秩序和治理的能力）有時比“政體類型”問題（民主還是非民主）更為重要。近年來福山對民主政體的辯護更側重於在政體能力方麵做出論證。他指出，權威國家並不一定具有更強的治理能力。在論及中國當前出現的腐敗與環境汙染等問題時，他認為這主要不是由於中央政府的疏忽或缺乏解決問題的意願，而是其治理能力不足造成的（“China’s Powerful Weakness”,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9, 2008）。在他看來，政體能力與政體類型最終將綜合為一個論題：當現代化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之後，民主製度——不僅會在政治正當性方麵，而且也會在政體能力方麵——明顯優於權威政體，所以才更有吸引力，才是理性的製度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就長遠而言”自由民主政體具有難以抗拒的優勢。
但是，福山反複指稱的“長遠”到底有多遠？無限期的“長遠”會使他的理論永遠免於經驗“證偽”而淪為（卡爾·波普爾界定的）“偽科學”。福山當然明白這個基本的社會科學道理，所以，他多次提及人均GDP達到6000美元（1992年的美元購買力平價）這個“轉型閥值”。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檢驗福山理論之有效性最為明確、最具經驗可測性的標準。二十年來，福山之所以仍然堅持己見，是因為他的理論還未真正遭遇有意義的“證偽”案例，但他終究要麵對一個史無前例的檢測——來自中國經驗的檢測。中國三十年來的迅猛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也必將成為曆史終結論的一個判決性案例：“中國模式”究竟隻是一個過渡性的階段發展模式（一個巨型的“東亞模式”），還是一個最終打破了普遍現代化理論的獨特“文明模式”？對此，福山似乎有些猶疑不決。2008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3000美元（PPP調整後的指標在4000美元左右），而且目前仍然保持著10%左右的年增長率。那麽，福山本人完全有可能在其有生之年見證這個檢測的結果。
如果說“麵對中國模式的曆史終結論”是福山的問題，那麽我們的問題是“麵對曆史終結論的中國模式”。如果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能夠更加完善自己獨特的（不同於西方競爭選舉、議會與多黨政治以及分權製衡的）社會主義民主，能夠建立一個更加繁榮穩定、共同富裕、自由和諧、平等公正的社會，能夠發展既承傳中國傳統文化又汲取世界文化精華的精神文明，那麽，中國模式就不是一個過渡期的“轉型模式”，而是一個生生不息的“文明模式”。（到那時候，曆史終結論自然會進入曆史博物館，而福山及其信徒或許也會心悅誠服地向中國致敬。畢竟，在福山的筆下，“末人時代”的來臨也不是多麽值得慶賀的前景。）但在此之前，曆史還在展開，競爭仍在繼續。對於西方自由民主的信奉者來說，曆史終結論是一個信念，也是一個賭注；而對於中國獨特道路的捍衛者來說，它不隻是一個論敵，也是一樁尚未了卻的心事。
原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09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