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避免走上前蘇聯和羅馬尼亞之路

一個國家的發展，除了資源要素外，最重要的是政治製度和社會的穩定，一個處於戰亂或者動蕩之中的國家是不可能發展的。其次是國家的決策機製，決策過程如能夠聽取多數人的正確意見，決策往往是正確的，反之決策往往失誤。國家決策權如集中於一人，如果該人好大喜功任性而為，就會出現迎合這個人的虛假數據和輿論，進而出現荒謬的決策，如大躍進時一些人迎合毛主席急於求成趕美超英的思想，弄虛作假謊報產量，畝產萬斤糧造成餓死大批人。總體來說，民主製度在穩定社會、決策民主化方麵優於專權體製，但是如果民主製度處於嬰兒期，或者被政治強人操控，民主製度便形同虛設。如德國在希特勒執政時期，小布什偽造證據進攻伊拉克。為了避免重複上述的問題，不管民主還是專製體製，任期製是最好的補救辦法。

中國的政體，和前蘇聯相似，權力高度集中，最大的問題是其不穩定性, 兩個國家都發生過宮廷政變式的非正常權力交接。前蘇聯因政體改革失敗而解體了；中國的六四， 也是民主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場較量，經曆六四動蕩時，當時中國的經濟水平比前蘇聯可差遠了，中國卻沒有解體，為什麽呢？

 

六四學運時，當時的中顧委還沒解散，大批的開國老將都健在，鄧公本人是百色起義和淮海戰役的指揮者，更是抗曰戰爭中的民族英雄，雖然因為官倒失了不少民心，當時不少政府工作人員甚至警察都加入了支持學運的行列，但是在軍隊中仍有崇高的威望。不要以為掌握軍權就能掌控軍隊，六四中軍隊仍能聽從指揮，是因為鄧、薄、王震等建國建軍的元勳在軍隊中巨大的威望。六四學運的平息，雖然推遲了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但是避免了社會的動蕩，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墊定了基礎。1989年中國的人均GDP隻有區區$311美元，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當時如果陷入動蕩之中，經濟必然停滯或倒退，倒黴的還是老百姓。

 

中國經過六四，民主派被壓製，元老派取得了勝利，但元老派還是比較開明的。在六四以前，總結文革大躍進的曆史教訓，取消領導幹部終身製，反對個人崇拜，為右派平反；對外開放，深圳、浦東特區等一係列重大經濟決策也是由中顧委決定的。中顧委的成功，除了老同誌崇高的威望和豐富的經驗外，還在於其民主氣氛，很多事情上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最後的決策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且黨內氣氛良好，權力過渡沒有變成你死我活的宮廷鬥爭。胡讓位於趙仍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六四過後，趙氏的班底重新複出任職。

 

六四以，中顧委依然存在了一段時間，既限製了執政者權力過大，也為重大國策把準方向，對中國的穩定和發展取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當時總的方針是先搞經濟改革，把經濟搞上去，再搞政治改革，繼續對外開放和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江氏剛上任時走了較左的路線，鄧公及時南巡發表重要講話，其後江氏一直遵循改革開放之路，而且江氏在其後處理國際國內政務時，表現了很高的能力和水平。這說明了個人的認識在一定時間是有局限性的。胡氏執政期間，基本上延續改革開放這一國策，對內政治開明，實現了村級民主選舉；對外開放，中國加入世貿後，迎來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中國真正重回世界舞台，北京奧運會世界主要國家領導人都出席開幕式，盛況空前。

 

戈爾巴喬夫改革時，資格老一點的領導都退了，議會還處於嬰兒期，不能起到定海神針的作用。戈氏改革動搖了蘇聯政體的根基，加盟共和國紛紛要求退出聯盟，當時的副總統聯合軍方組成緊急委員會，一個元帥和一個上將，在軍中的資曆一般，試圖阻止聯盟解體，但是葉利飲振臂一呼，俄羅斯軍隊不聽緊急委員會的。俄羅斯獨立後，雖說是民主製度，但是議會還處於嬰兒期，葉利飲大權獨攬，任總統期間，搞休克療法，經濟一滑千丈，人均GDP從1991年的3400多美元，跌到1999年的1300多美元。所以葉利欽對前蘇聯的解體和俄羅斯的資產流失有很大責任，好在他選了個普金。

 

普金和希特勒很相似，發展經濟很有天份，希特勒上台後把德國的失業率從30%以上降到3%以下，普金接手俄羅斯後，人均GDP從1991年的1300多美元增長到2013年的近1萬6千美元。但是隨著個人聲譽的提高，權力越來越大，野心膨脹，試圖通過軍事手段侵占烏克蘭的領土，結果遭到西方國家的製裁，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最近的俄烏衝突中死傷很多軍人。如果開軍事行動僅局限於收複烏東有俄羅斯人比例高的幾個州，還有借口；後來猛攻基輔，既引起了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公憤，也犯下當年德軍攻擊莫斯科同樣的錯誤，俄軍在基輔城下傷亡很大。俄羅斯的國土麵積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密度很低，為什麽還要吞並他國領土呢？還是我提醒他撤退，以第聶伯河為界，盡量爭取和談。如果沒有戰爭，俄羅斯今天的人均GDP應該超過2萬美元了。所以即使能力很強的人，也有決策失誤的時候。俗話說三個臭皮匠 勝過諸葛亮，通過民主製度，限製個人權力，才能防止重大的決策失誤。

 

最近幾年，隨著個人權力的進一步集中，中國主要領導人由於受到知識和成長背景的局限，施政方式和和文革期間相似，中國近幾年的決策出現了很多重大失誤，打擊流通金融和科技企業，嚴重損害了經濟發展；打擊校外培訓企業，鼓吹躺平，不但損害經濟，更是要毀掉中國的年輕一代；實行戰狼外交，北京冬奧會被西方主流國家抵製，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空前孤立；防疫後期的極端封控對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嚴重影響，突然無序放開後大批感染和老人死亡，醫療資源過度用於疫情而削減百姓的醫保賬戶，已經引起人民的不滿，和前羅馬尼亞解體前的局勢十分相似，一不小心，很可能走上前羅馬尼亞那樣的路。

 

齊奧塞斯庫執政早期，比較開明，相對獨立於華約，加入了當時西方主導的國際貿易組織，經濟發展也比較好。70年代初期，齊氏拜訪了毛主席和金曰成，喜歡中朝這樣高度集權的模式，後來任議長兼總統，凡事定於齊氏一尊，決策失誤連連，經濟滑坡，下令開槍殺害抗議群眾後，突然發現誰也不聽他了，走上了斷頭台。

 

從中國曆史看，商紂王朝的滅亡應該為中國領導人引以為鑒。商紂王其實並不太昏庸，但是遇到了怛己亂性，加上奸臣費仲尤渾兩個馬屁精，就把叔叔比幹的心挖出來了。聞太師回朝進諫他還是能聽進去的，除了太師法力高強以外，最重要的是聞太師有先王所賜打王金鞭，這根金鞭是限製紂王無限權力的利器。中國疫情初期，我在大年三十發岀警告，習氏在年初一召開政治局會議布置防疫，可謂勵精圖治，中國第一階段的抗疫是全世界最好的，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江胡二人還適當參予政務。其後習氏身邊出了尹某騙和陳某淫兩個奸佞小人，不學無術卻善於揣摩心理，為了撈錢搞女人，拍馬獻媚，收買人心，出了很多禍國殃民的壞主意被采納。防疫後期我曾多次提醒中方應該改變防疫策略，借助疫苗有序放開，特別是上海封城時我曾大聲疾呼，卻不被采納，封城結果是重創經濟。還有一例就是眾目睽睽之下架走前任胡氏，和紂王挖叔叔比幹的心也就半步之遙，這一事件雖然幫習氏樹立了絕對權威，但是這種威嚴是匪首座山雕式的威嚴，而非大國大黨領袖之威，與現代文明更是背道而馳相差萬裏，徹底醜化了習氏個人的形象，醜化了中國共產黨的形象，造成了中國政治生態的嚴重倒退，幾乎回到了改革開放前的狀態。

 

 

中國要避免走上前羅馬尼亞之路，必須政治改革， 重點還是限製個人權力過大，恢複任期製；但改革也要吸取前蘇聯的教訓，雖說民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根本方向，但是民主的發展有一個過程。在民主政治的嬰兒期，古羅馬的貴族院不失為一個可行的辦法。參考顧問委員會在穩定中國社會和經濟改革中的巨大作用，由退休元老們組成一個規模小一點的顧問委員會，雖然不能像開國老將那樣掌控軍隊，但他們施政時的愛民形象，也能穩定民心和軍心，穩定社會；他們豐富的施政理政經驗，可以為國家重大決策提供寶貴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