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與中國及《中國遊記》】——芥川龍之介閱讀筆記（16）

　　我不喜歡傑克•倫敦，每次看到有人誇他，我就不屑一顧，去他的《馬丁•伊登》、《野性的呼喚》、《白牙》、《熱愛生命》，誰讓他寫出《The Yellow Peril》和《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呢？誰讓我是中國人呢，屁股決定腦袋。
　　不少人讀過芥川的《中國遊記》後，義憤填膺地表示不再喜歡芥川了，因為他筆下的中國是那麽破敗肮髒，中國人是那麽貧窮愚昧，而他，則那麽輕侮傲慢地一路遊一路肆意批評，言辭犀利。身為中國人，一路讀下去，心裏真不好受啊。結合我對傑克•倫敦的感覺，我完全能理解。以前有韓侍桁、馮乃超、巴金，現在有葉兆言等專門著文批評芥川及其遊記，然而讀完葉文後，我表示很震驚，文中意氣多於理性，對芥川所有文字一並否認，很難相信這是出自名家之筆下。
　　個人覺得芥川對中國的態度與傑克•倫敦對中國的態度還是不同的，稍作如下解釋，但不分析傑克•倫敦對中國的態度，僅算是《中國遊記》的讀後感吧。
　　芥川去中國之前，從中國古典小說裏所得到的中國印象應該是繁榮昌盛、浪漫灑脫的千年古國，中國人也像漢唐盛世時一般浪漫、詩意。他想到中國尋找那種詩意的中國，古書古畫裏的中國。然而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戰亂頻仍、滿目瘡痍，作者所見到的景象與他想象中的中國相去甚遠，全是貧窮、愚昧、混亂與肮髒，自小受到中國古典文學熏陶的芥川失去了他在藝術上的一個“天堂”和精神家園，現實中國令他深有幻滅之感。
　　冷靜地想一想的話，芥川筆下中國那些醜陋之處，我們並不陌生，有些到現在依稀仍能見到，比如火車站、輪渡碼頭哄搶拉客的黃包車夫、在地上寫得一手漂亮粉筆字的、得寸進尺的乞丐，男人隨處小便、不潔淨的旅館、名勝古跡被重新裝修得俗不可耐……
　　芥川毫不客氣地將這樣的中國寫了出來，有個重要原因，便是希望太大，失望更大。現實的中國實在令他大失所望。我不敢說“愛之深，則責之切”，但有這種意味在裏頭。1921年3月11日，他寫給老板薄田淳介的信裏說，他出行前，朋友們為他餞行，裏見弴致詞雲：“中國人在古代時期很是偉大。然而古代偉大的中國人現在突然不偉大了，令我百思不解。到中國去後，切莫隻看過去中國人的偉大，還要找到如今中國的偉大之處。”芥川表示“我亦如此打算。”
　　然而，來中國後不久，他在 1921年5月20日從中國致小穴隆一的信中說到：“如今中國的藝術已徹底衰敗。”後又說：“現代中國有什麽？政治、學問、經濟、藝術，難道不是悉數墮落著嗎？尤其提到藝術，自嘉慶、道光以來，有一部值得自豪的作品嗎？……我不愛中國，想愛也愛不成。在目睹了這種國民的墮落之後，如果還對中國抱有喜愛之情的話，那要麽是一個頹廢的感官主義者，要麽便是一個淺薄的中國趣味的崇尚者。即便是中國人自己，隻要還沒有心智昏聵，一定會比我這樣的一介遊客更加地不堪忍受吧。”
　　讀後，我隻有沉默。
　　說句題外話，我覺得二戰前的日本文人可能都有很高的漢學素養，都有種中國情結，日本侵略中國之後的文人，就難說了。近代曆史上， 日本文壇的諸多作家都曾來過中國，例如森鷗外、二葉亭四迷、正岡子規、夏目漱石、永井荷風、正宗白鳥、齊藤茂吉、誌賀直哉、穀崎潤一郎、佐藤春夫等，他們筆下的中國風格和角度各異。
　　還一個原因，我姑妄言之，大家姑妄聽之。據說因為穀崎潤一郎在他之前（1918年）自費來我國東北、北京、天津、漢口、九江及江浙等地遊曆，返日後寫有《蘇州紀行》、《秦淮之夜》、《西湖之月》等，芥川或許想另辟蹊徑，抱著與穀崎唱反調的態度落筆。
　　其實，閱讀芥川的日記，可以看到他作為一名普通遊客對中國的不少讚美之詞，希望如葉兆言之類不喜歡《中國遊記》之直白的人能讀讀他的書信予以補充。
　　抄錄若幹如下，因麻煩之故，省去日期：
　　“西湖小巧玲瓏，美不勝收，此地盛產老酒與美人。” “西湖美景似明朝古畫，夜晚湖麵螢火閃動，令人稱奇。” “建議蘇州一定要觀賞一番。寒山寺平庸無味，但天平山卻儼然南畫中之山景。”“在蘇州遊覽了留園和西園。西園到底不及留園規模宏大，但兩者皆有太湖石、芭蕉、岩桂與白牆相映成趣，極為秀美。真想在此類宅院中，玩他一天中國式賭博。”“在南京給比呂誌買了衣服，是中國孩子過節穿的老虎衣服。” “洛陽龍門石窟終於參觀完畢。龍門石窟實乃天下奇觀，洛陽卻隻有碑林。城外麥田綿延無盡，幾似黃雲滾滾。”（注：由於戰亂，放棄了西安、宜昌、武昌許多地方。）
　　芥川來北京之後，多次表示對北京的熱愛。“來到北京三天，我已經深深著迷。即使不住東京，若能客居北京亦可以心滿意足。昨晚去三慶園聽戲。歸途經過前門，上弦月高掛，其景色令我窮於描述。” “北京乃王城之地，壯觀堂皇毋庸贅述。禦府之畫更多有神品，舉世無雙。”“我每日身穿中國服裝東奔西走，此處禦府之畫精美絕倫。我亦認為應來北京留學一兩年。”“我現在客居北京，北京不愧王城之地。”“中國不可不來。”“我已到天津，……北京令我眷戀，此情如何排遣？”他在《中國遊記》的《雜信一束》中說，在天津他感到一種鄉愁，而這種鄉愁不是思念日本，是思念北京。他不喜歡上海，大概因為過於西化的緣故。
　　從以上書信中看，他印象中的中國並非如他的《中國遊記》裏寫的那麽不堪，而寫出的《中國遊記》與他的書信多有不符之處，應是另有其他考量。
　　《中國遊記》在日本出了單行本，也有不少批評聲音。主要指責他報導的多是名勝古跡、山水風物，於當時中國的人文政治鮮有介紹。有批評說，他忽視了中國那個年代動蕩的政治格局，沒有考慮當時中國國民的苦惱，即使與中國名人見麵後，仍未關注過多中國政治時局，一味尋找古中國風物、美人等自己印象中的中國形象。
　　但芥川對於中國當時的現狀應該是有所觸動，有所思考的。他的中國行，受到中國方麵的隆重接待，他自己說，“另信寄去上海報紙剪報，連續三天登載有關我的報道，我實在是誠惶誠恐……文子的老公在上海非常吃香。”他也會見了不少中國名人，如胡適、辜鴻銘、章太炎……。章太炎告訴芥川，他對日本童話中的“桃太郎”極為反感，認為這是一個侵略者的形象。芥川對此表示認同，說“先生真是賢明之人。他的小說《桃太郞》真像日本侵華的預言。不過，1927年便已辭世的他，萬料不到會有日後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吧。他敬重秋瑾，反感秋瑾之墓門的俗氣裝修，“近來，我對秋女士興趣濃厚，遠勝於蘇小小。”在上海，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明明是中國的地方，公園前卻寫著中國人不得入內。”他對李人傑的讚賞，文中有中共一大會址的詳細介紹。也算是他對中國國情，為未來表示擔憂的一種體現。另，他的文風自中國之行後有了很大改變，他寫了《桃太郎》和《將軍》等反對侵略、反對海外擴張的作品，文風也從詩意的浪漫轉而寫實。
　　囉嗦了一大堆，我想說芥川寫的基本是事實，我們隻能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來自勉。如果這都接受不了，未免太玻璃心了。
　　最後，以魯迅先生的一句話結尾：“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摘自魯迅《燈下漫筆》）

再貼三張芥川在中國的老照片（來自網絡）

1. 穿中國長衫的芥川

2. 在西湖茶館喝茶的芥川

3. 拜謁嶽飛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