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資本主義課需走資本主義道路

補資本主義課需走資本主義道路





《補資本主義課需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走資派鄧小平及右派們口頭上的借口及行動上的複辟資本主義道路的開左燈往右轉。證據如下：

走資派鄧小平說：“補資本主義的課，走一段資本主義的道路。”

其實，強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的頂層總設計師鄧小平，並非真的打算在資本主義補課後回歸社會主義。有“內部談話錄”，披露了補課改革總設計師走資派鄧小平的幕後心機：

走資派鄧小平：“有些事隻能做，不能說。有些事隻能說一半，不能全說。全說出去就壞事了，就沒人聽了，就沒人信了。例如，‘讓一小部分人富起來’就是對外隻能講一半，而且不能爭論，一爭論底子就會露出來。”

走資派鄧小平：“我們說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大多數人會理解為所有其他人以後都有機會跟著富起來，這樣就製造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有個奔頭的境地。等到他們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個樣子的時候，我們培養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沒有人反對的情況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環境下已經順利地完成了富起來的任務了。他們一旦有了社會基礎，有了經濟基礎，有了自己的政治組織力量，再要改變就已經不容易了。”

走資派鄧小平：“關於富起來的人是否就是西方經常強調的中產階級呢？這種理解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所要培養的富起來的人必須是大富起來的人，他們的富應該是發達國家的壟斷大資本家，他們的富應該是富可敵國的富。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從事國際間的大宗交易。”……。

還有，1989年5月，訪華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和走資派鄧小平會談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共產黨“國家的最高掌舵人之間，居然發生了一段關於改革的真正方向的十分離奇而又不離奇的心腹交流：

蘇聯走資派戈：“我們應當用推土機把這個陳舊的共產主義政治體係推平，然後所有改革才能進行下去，否則所有一切都將掉進沙堆裏。”(引者注：意思是說：我們應當先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再搞資本主義市場化私有化改革。這是“先政治民主化、後經濟市場化的硬著陸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或者說是“休克療法模式”。)

中國走資派鄧：“現在我們和您正行駛在一條鄉間土路，也就是計劃經濟。它是坑坑窪窪的，但已經被車軋平了。而右邊有一條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場經濟。我們需要從現在這條路轉向那條路。為了能夠轉過去，必須牢牢掌握方向盤，而您建議去掉方向控製!那麽，您怎麽將汽車從這條路轉向另一條路呢?”(引者注：意思是說：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效益很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效益很高。我們不要先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再轉軌，而應當先利用共產黨執政權這個方向盤進行轉軌，搞資本主義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建立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礎後，再完全轉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這是“先經濟市場化、後政治民主化的軟著陸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或者說是“溫水煮青蛙模式”。)(《歐福欽：遍訪中國三代領導人》)

另外，前蘇聯走資派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內心坦露，也驚世駭俗：在蘇聯解體已成定局的1991年12月14日，戈爾巴喬夫對美國《時代》雜誌記者說：“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經實現。我感到安寧。”

1999年，戈爾巴喬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國大學研討會上的演講中自白：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我的妻子在這方麵堅定了我的信心。她有這種觀點比我還早。我隻有深居最高層職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周新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叛徒嘴臉的自我寫照——讀戈爾巴喬夫的“自白”有感》，《求實》，2001年02期) 聽聽這些講話，明明應該是小布什之流對共產主義的咒罵，怎麽居然成了共產黨掌舵人心腹世界的流露?!

實際上，社會主義國家的特權階層，當借助市場化私有化搶劫而成為巨富特權階級以後，為了逃避人民對其原罪和現罪的曆史大清算，為了子孫後代能夠安全繼承巨量的不義之財，他們往往墮落成為賣國勢力。這些權貴家賊，是比外鬼更急於推翻共產黨、搞垮社會主義國家的心腹大患。

頑固堅持機械唯物史觀和主觀唯心史觀二元論混合曆史觀的資改派精英，為了官僚精英特權集團的私利，非要引領社會主義國家再爬一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結果發生了蘇東劇變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極端低潮的曆史大躍退!

噴發社會主義燦爛花朵的火山口被冷卻的熔岩堵塞了。但是，世界一體化的社會化生產力，尤其是當代“互聯網+”智能化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卻不斷地聚集著更為猛烈的生產力熔岩，必然會衝破重重阻礙，再度噴發出更加燦爛壯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花朵!

其實在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經濟相對落後國家率先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到底有沒有客觀必然性?是不是搞空想社會主義?是否需要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關於這些基本問題，新自由主義資改派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所以，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不能建立社會主義。如果人為空想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就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等資本主義經濟發達了，再向社會主義過渡。這無疑是一種假馬克思主義謬論，其哲學根源，是歪曲、修正辯證唯物史觀的機械唯物史觀和主觀唯心史觀的二元論混合曆史觀。

機械唯物史觀的基本特征是：絕對化理解“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無條件強調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決定性作用，雖然有時也承認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有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並不承認這種反作用在一定條件下也發揮著決定性作用。機械唯物史觀，實質上就是形而上學的唯生產力論、經濟決定論。資改派精英打著正統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旗號，販賣的卻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機械唯物史觀和精英創造曆史的主觀唯心史觀，它從哲學根源上將共產黨的思想政治路線引向了歧途。

辯證唯物史觀的科學精髓在於：在總的曆史發展中，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發揮著“基礎性決定作用”——這是曆史觀的唯物主義基礎;而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則發揮著正向的或反向的“統帥性決定作用”——這是曆史觀的辯證法靈魂。辯證唯物史觀是一種整體係統論觀點，它不但重視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小係統，而且更重視世界的生產力大係統，同時把小係統(如同小海灣)放到大係統(如同大海洋)中看待社會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關係。

根據辯證唯物史觀，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率先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不能僅僅從局部的國家本身找原因，而應該聯係整個世界經濟大係統進行分析：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力大係統發展到壟斷市場經濟時代，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製之間的基本矛盾全麵加劇，貧富兩極分化和階級矛盾不斷激化，已經孕育成熟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客觀基礎。

但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卻並不必然與資本主義的發達程度呈直線式正相關關係，而是在迂回曲折中表達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方向。這是因為：在美歐發達國家，一是資本專製的力量特別強大，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國內革命危機的爆發。二是西方強國能夠對外進行財富掠奪，轉嫁經濟危機，並運用對外巧取豪奪的部分財富對內搞一些安撫性的社會福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革命危機的爆發。

而資本主義不發達的殖民性市場經濟國家，不但不能向國外轉嫁經濟危機，反而要向帝國主義宗主性市場經濟國家輸送財富，引入社會危機，這種危機疊加效應，使其兩極分化、經濟危機和革命危機空前激化，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統治鏈條的薄弱環節。這就好像火山爆發，地球中的熔岩，並不必然垂直地從地表上噴發出來，而是往往在長途的迂回奔襲中，在地殼的薄弱環節上爆發出來一樣，社會主義革命的“生產力熔岩”，雖然主要孕育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但是也並不必然就地爆發，而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統治鏈條的薄弱環節上率先爆發。世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規律，使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燦爛花朵，並沒有直接開在美歐發達資本主義的主幹上，而是綻放在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的後發細枝嫩芽上。這是偶然性為必然性開辟道路的規律性使然。

這說明，在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率先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完全具有世界生產力大係統的客觀必然性。其實，不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的產生是這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度的產生，也是這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度，在封建社會的世界生產力大係統中孕育成熟。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基本製度，卻沒有在封建經濟政治最發達的東方國家率先建立，而是在封建經濟相對落後，封建政治統治相對薄弱，社會矛盾激化的西歐國家荷蘭、英國等國家率先建立(此後一個多世紀，才發生了以瓦特蒸汽機為開端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按照資改派的邏輯，這些率先建立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也應該是空想的社會製度了!

另外，在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率先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以後，是否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辯證唯物史觀對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在世界統一的生產力大係統中，世界的先進物質文明成果(先進生產技術成果)和先進精神文明成果(先進的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成果)，具有超國界的傳播擴散作用，可使生產力相對落後的國家，借助水往低處流的低位優勢和先進社會製度的高位優勢，發生後發跳躍式發展。隻要社會化生產力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就會產生與之相應的先進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種植根於社會化生產力基礎上的先進思想意識，具有相對獨立的性質和跨國界流動影響的作用。

在無產階級科學理論的指導下，資本主義經濟相對落後、革命危機嚴重的國家，完全可以先成立無產階級政黨，進行革命，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和公有製經濟基礎，然後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甚至實現生產力的後發跳躍式發展。事實上，蘇東、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計劃經濟的時期內，利用在世界生產力大係統中的低位優勢和先進社會製度的高位優勢，實現了物質和精神文明的後發跳躍式發展。

在這一問題上，恩格斯、列寧尤其是毛澤東，在馬克思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和發展了辯證唯物史觀。

恩格斯說過：“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麵，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9頁)“根據唯物史觀，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裏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麽，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曆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7頁)“曆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22頁)

列寧說過：“世界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麽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麽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我們為什麽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上讀到過，通常的曆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的呢?”(《論我國革命》，《列寧選集》第四卷)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則更經典地指出：“……首先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製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一切革命的曆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消滅了舊的生產關係，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從世界的曆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築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後。都是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產關係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築、生產關係之後，資本主義工業才大發展起來。”(《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31—132頁)

在這裏，導師們既唯物地強調了生產力在總的曆史發展中的“基礎性決定作用”——“經濟狀況是基礎”，“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等等;又根本反對“過分看重經濟方麵”、“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的機械唯物史觀謬誤，辯證地強調了上層建築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的“統帥性決定作用”——“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在“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的基礎上，“首先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製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等等。導師們在普遍聯係、變化發展中掌握的這種唯物史觀，既否定了精英主義的主觀唯心史觀，又否定了經濟主義的機械唯物史觀，是真正的馬恩列毛曆史唯物主義，即辯證唯物史觀。

若如同資改派精英所宣揚的，每一個國家都必須等到資本主義發達了以後才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那麽，當代西方列強的資本主義已經超級發達了，為什麽迄今仍未進入社會主義?為什麽蘇東、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甚至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計劃經濟能夠取得令世界震驚的發展成就?而為什麽經過市場化私有化改革的補課，資本主義發達了以後，卻脫離了社會主義軌道，引起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殖民化大躍退?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的富人窮奢極欲，窮人買不起房、治不起病、讀不起書，生不起孩、養不起老、救不了業，是社會主義?不是說補課後資本主義發達了再回歸社會主義嗎?現在資本主義發達了，如何和平回歸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補課惡補強造出來的強大官僚精英買辦資產階級，願意交出天量的不義之財、和平回歸社會主義嗎?!霸權主義允許你終止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回歸社會主義嗎?!

[yongbing1993]

當選議員辭職轉位敗選黨領算啥






讀新聞：《剛剛! 保守黨資深議員倒戈! 卡尼又添一員"猛將"!》一文後，發現，這次《保守黨資深議員倒戈》沒見有人上國會山莊舉牌反對。好奇，認真學習了一下這方麵的知識，並編輯複習了學到的內容發了一篇《在加拿大議員可以跨黨派轉換嗎？》的博文。算是不吐不快自娛自樂吧。

剛剛！昕了新聞，聯邦保守黨的落選又經補選來的黨領就又一個《保守黨資深議員倒戈》之事，答記者之問時又是指責另一黨領“挖牆腳“不義之外，還強調議員是《選民受權》等等之詞。好一個《選民受權》，安省省長三次組成大多數政府，反複強調是安省選民給於省長的《選民受權》，所以就可以獨裁四年，倒也說得過去。而加拿大聯邦保守黨的黨領算啥？

在 2025 年 4 月舉行的第 45 屆加拿大聯邦大選中，保守黨領袖博勵治（Pierre Poilievre）遭遇了罕見的“黨領落選”情況，但隨後通過補選成功重返國會。以下是詳細過程：博勵治在自己擔任國會議員長達 20 年的渥太華卡爾頓（Carleton）選區落敗。選舉結果：自由黨候選人範喬伊以超過 50% 的得票率獲勝，而博勵治的得票率約為 46%。

《擔任國會議員長達 20 年的選區落敗。》說明什麽？作為一個選區的議員都不被承認，有何臉麵還繼續參政？《選民受權》給他了嗎？

然而，還不要臉地《為了讓博勵治重返議會，阿爾伯塔省保守黨議員庫雷克於 2025 年 5 月宣布辭職，騰出其安全選區。》這算啥？讓自己黨內的議員辭職，給黨領補選？這算什麽？當選議員辭職通過選民同意了嗎？就算這個當選議員“自願“辭職？那如何給該選區的《選民受權》給他的選民怎麽交待？這又算啥？算背叛？算叛徒？算騙子？算不守信用？作為該黨的黨領還答應去補選？至少給三個方麵的人為缺德：

一是該議員缺德，好好地高票當選，被迫辭職，算什麽？ 在贏得選舉僅四天後，庫雷克於 2025 年 5 月 2 日宣布將辭去議員席位，為在自己的選區落選的保守黨黨魁博勵治騰出參選空間，使其能通過補選重返議會。玩遊戲尋開心，《高票當選》！《贏得選舉僅四天後宣布將辭去議員席位》？為什麽？是因為《在自己的選區落選的保守黨黨魁博勵治騰出參選空間，使其能通過補選重返議會。》。不說亂化納稅人的錢，就說從哪個方麵說得通理由可以如此政治操作的。

二是對補選區的選民們的缺德，選民無奈，隻得服從而己。

三是對《在自己擔任國會議員長達 20 年的渥太華卡爾頓選區的選民缺德，這算什麽？“你們不選我，自有別區來選我“？更是對渥太華卡爾頓選區的選民的極不尊重。渥太華卡爾頓選區的選民作出了不給《選民受權》了，還可以轉換一個選區來補選？這算什麽呢？這是“民主選舉“嗎？選民們都是被政客們當玩一人一票選舉遊戲的工具。

再來說說《選民受權》這件事，有多少選民《受權》給議員：

先看前當選議員的選票：《獲得了 53,584 張選票。 得票率： 約 82.8%。》

再看敗選黨領補選的選票：《博勵治以 41,308 票（得票率 80.86%）在該選區成功勝出。》

誰多誰少，該誰當議員，不是瘋子都會懂的。然而事實相反。博勵治有何臉麵說《選民受權》給他？這樣的政客還能當加拿大總理嗎？

當選議員辭職轉位敗選黨領算啥？

Al：這種情況在采取議會製（如加拿大、英國、澳洲）的國家被稱為“讓位”（Seat-clearing），通常是為了讓在選舉中失去席位、或根本沒參加該選區選舉的黨領能夠通過補選（By-election）進入議會，從而合法履行其作為黨領或政府首腦（如總理、省長）的職責。

根據慣例和政治影響，這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來理解：

1. 政治運作：必要的“犧牲”與補救

黨內忠誠度測試：通常由該黨在“鐵票倉”（安全選區）的資深議員宣布辭職，騰出席位。這被視為對黨領和政黨的忠誠表現，辭職的議員往往會獲得其他政治補償（如任命為參議員、外交官或黨內高職）。
憲政慣例：在威斯敏斯特體係下，雖然法律不強製要求總理或黨領必須是國會議員，但政治慣例要求他們必須在議會擁有席位，以便接受質詢和領導立法。

2. 民意反應：風險與爭議

選民被“背叛”感：選民可能會認為自己投票選出的是特定議員，而該議員辭職是把席位當成了政黨的“私產”，是對選區選民的不尊重。

補選成本：舉行補選需要耗費公共財政，如果僅僅是為了讓敗選的領袖“複活”，常會招致輿論批評。

對手狙擊：在補選中，反對黨通常會集中火力攻擊空降而來的黨領，如果補選再次失敗，該黨領的政治生涯通常會徹底結束。

3. 常見案例（以加拿大為例）

聯邦層麵：2019年，新民主黨（NDP）領袖 駔勉誠 (Jagmeet Singh) 在沒有國會議員身份的情況下當選黨領。隨後，該黨在卑詩省本拿比南選區的原議員辭職，駔勉誠通過補選成功進入國會。

省級層麵：在加拿大各省選（如魁北克省、安大略省）中，如果當選執政黨的黨領意外丟掉自己的選區席位，這種“讓位”操作極為常見，以確保省長能正常在議會辦公。

總結：簡單來說，這是一種政治技術操作。從法律上講，這是議員合法的辭職權利；從黨派政治講，這是保全領袖地位的必要手段；但在選民眼中，這往往被視為派係政治交易。

AI ：這種行為在西方議會民主製（如加拿大、英國）中被稱為“騰席”或“犧牲席位（Safe Seat/Sacrificial Seat）”行動。當選議員為了讓黨領袖進入國會，會辭去剛獲得的職位，騰出“鐵票倉”選區進行補選。這通常被視為政治操作，反映了黨領袖在選舉中失利，但黨內需其進入國會擔任黨魁或政府職位。

詳細分析：

合法性： 這是合法的政治程序。

實質內容： 當選議員為了黨內最高利益，甘願放棄剛剛得來的民意代表席位，被稱為該候選人的“犧牲”行為，讓黨領通過補選（By-election）進入議會。

評價： 政治上這是一種無奈之舉，凸顯了黨內“人治”高於“民意”的考量，即黨領袖的位置重於特定選區對該議員的信任。這種方式也容易引起選民不滿，認為自己的一票被操作，但通常能快速讓黨領進入核心權力層。

Al：當選議員辭職轉位敗選黨領算啥？

這在議會製國家（如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中是一種常見的政治策略或黨內安排。簡單來說，這叫“讓路” (Stepping aside)，目的是為了讓沒能贏得議席的黨魁通過補選 (By-election) 進入議會。

這種做法雖然合法，但在政治評價上往往毀譽參半：

1. 為什麽會發生這種情況？

在議會製下，一個政黨的領袖如果沒能在自己的選區勝出（即“敗選黨領”），他就無法進入議會領導該黨（擔任總理或官方反對黨領袖）。
為了讓黨魁有名正言順的議會席位，該黨通常會安排一名在“安全選區”（選民基礎極穩固）當選的議員辭職。

席位空出後，國家會舉行補選。

黨魁隨後在補選中代表該黨出戰，利用安全選區的優勢確保“轉位”成功。

2. 怎麽看待這種行為？

支持者認為（黨內視角）： 它是確保黨內領導力連續性的必要手段。沒有議會席位的黨魁在辯論和質詢中處於劣勢，無法有效代表政黨發聲。

反對者認為（選民視角）： 這被視為對民意的某種“操弄”或“背叛”。
浪費資源： 僅僅為了安置黨魁，就需要花費公帑舉行額外的補選。
忽視選民意願： 選民原本投票是給那位辭職議員的，結果該議員還沒怎麽幹活就為了黨內政治利益辭職，會讓部分選民覺得自己被當成了“政治棋子”。

3. 典型案例：

加拿大新民主黨 (NDP) 領袖駔勉誠 (Jagmeet Singh)： 2017年當選黨領時他並非國會議員，直到2019年才通過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本拿比南選區的補選成功進入國會（此前該區原議員辭職）。

英國等其他國家： 這種“棄位保帥”的行為在西敏寺體係中屢見不鮮，如果該黨正處於組閣邊緣，這種操作通常會被視為緊迫的政治任務。
總結： 這種行為在法律上是合法的議會程序，但在道義上常被貼上“政治投機”或“特權操作”的標簽。

加拿大聯邦保守黨博勵誌的落選和補選：

在 2025 年 4 月舉行的第 45 屆加拿大聯邦大選中，保守黨領袖博勵治（Pierre Poilievre）遭遇了罕見的“黨領落選”情況，但隨後通過補選成功重返國會。以下是詳細過程：

1. 聯邦大選意外落選

選區失守：博勵治在自己擔任國會議員長達 20 年的渥太華卡爾頓（Carleton）選區落敗。

選舉結果：自由黨候選人範喬伊（Bruce Fanjoy）以超過 50% 的得票率獲勝，而博勵治的得票率約為 46%。

落選原因：博勵治本人將失敗歸咎於他在競選中提出削減聯邦公務員職位的計劃，遭到了公共部門工會的強烈反擊。此外，該選區候選人多達 91 名，也使計票過程異常複雜。

2. 尋求補選重返國會

盡管失去議席，保守黨內部仍支持博勵治繼續擔任黨領。

議員讓位：為了讓博勵治重返議會，阿爾伯塔省保守黨議員庫雷克（Damien Kurek）於 2025 年 5 月宣布辭職，騰出其安全選區。

補選大勝：2025 年 8 月 18 日，博勵治在阿爾伯塔省巴特爾河-克勞福特（Battle River-Crowfoot）選區的補選中，以超過 80% 的壓倒性得票率獲勝。

3. 當前現狀

重返議會：博勵治已於 2025 年秋季正式以阿爾伯塔省國會議員的身份重返渥太華，繼續領導保守黨。

黨內地位：雖然在 2025 年大選中未能帶領保守黨組閣，但博勵治在補選獲勝後展現了繼續領導政黨的姿態，並承諾在團隊建設和政策立場上進行調整。

博勵治選區的補選中有多少選民？有多少參選人？

根據 2025 年 8 月份的最新補選信息，保守黨黨魁博勵治（Pierre Poilievre）參加的補選情況如下：

參選人數： 該選區共有 209 名 確認的候選人，刷新了加拿大選舉史上的紀錄。

絕大多數參選人為獨立人士，僅有 7 人具有政黨背景。

這種極高的人數是由“最長選票委員會”（Longest Ballot Committee）發起的抗議行動所致，旨在通過冗長的候選人名單來抗議加拿大的選舉製度。

選民人數： 補選所在的 巴特爾河-克勞福特（Battle River-Crowfoot） 選區共有 84,515 名 選民。

博勵治最終在 2025 年 8 月 18 日舉行的補選中獲勝，重返國會。

讓博勵治重返議會，阿爾伯塔省保守黨議員庫雷克獲得多少選票？

讓博勵治重返議會，阿爾伯塔省保守黨議員庫雷克獲得多少選票？

在 2025 年 4 月 28 日舉行的加拿大聯邦大選中，阿爾伯塔省保守黨議員達米恩·庫雷克（Damien Kurek）以壓倒性優勢連任，他獲得了 53,584 張 選票。

其選舉表現的關鍵數據如下：

得票率： 約 82.8%。

領先優勢： 他擊敗了排名第二的自由黨候選人布倫特·薩頓（Brent Sutton），後者僅獲得 7,566 票。

辭職讓位： 在贏得選舉僅四天後，庫雷克於 2025 年 5 月 2 日宣布將辭去議員席位，為在自己的選區落選的保守黨黨魁博勵治（Pierre Poilievre）騰出參選空間，使其能通過補選重返議會。

隨後在同年 8 月 18 日舉行的補選中，博勵治以 41,308 票（得票率 80.86%）在該選區成功勝出。

《阿爾伯塔省保守黨議員達米恩·庫雷克（Damien Kurek）以壓倒性優勢連任，他獲得了 53,584 張 選票。 得票率： 約 82.8%。》

《博勵治以 41,308 票（得票率 80.86%）在該選區成功勝出。》

《博勵治在自己擔任國會議員長達 20 年的渥太華卡爾頓（Carleton）選區落敗。》

《選舉結果：自由黨候選人範喬伊（Bruce Fanjoy）以超過 50% 的得票率獲勝，而博勵治的得票率約為 46%。》

《 得票率： 約 82.8%。》的高票當選議員者，《辭職》了？原因是要將議員的《席位轉讓給落選的黨領》？請問：通知選民了嗎？得到這個選區的 約 82.8%的選民的同意了嗎？這種行為是判徒還是啥？有人反對了嗎？有人抗議了嗎？有人去大鬧加拿大的國會山莊了嗎？有人權人士或人權組織說《不》了嗎？有媒體報導反對聲音了嗎？

請注意：《該選區共有 209 名 確認的候選人，刷新了加拿大選舉史上的紀錄。絕大多數參選人為獨立人士，僅有 7 人具有政黨背景。這種極高的人數是由“最長選票委員會”（Longest Ballot Committee）發起的抗議行動所致，旨在通過冗長的候選人名單來抗議加拿大的選舉製度。》

《這種極高的人數是由“最長選票委員會”（Longest Ballot Committee）發起的抗議行動所致，旨在通過冗長的候選人名單來抗議加拿大的選舉製度。》這種《抗議》引起重視嗎？作過深入宣傳采訪嗎？這種《抗議》有用嗎？這種補選是民主選舉嗎？這種選舉是浪費納稅人的錢嗎？這種選舉是啥？

在同一選區一個是：《 得票率： 約 82.8%。》的高票當選議員者，另一個是：《得票率： 80.86%。》，該為淮勝？玩弄選民？

再看《選區失守：博勵治在自己擔任國會議員長達 20 年的渥太華卡爾頓（Carleton）選區落敗。

選舉結果：自由黨候選人範喬伊（Bruce Fanjoy）以超過 50% 的得票率獲勝，而博勵治的得票率約為 46%。》

注意：《擔任國會議員長達 20 年的渥太華卡爾頓（Carleton）選區落敗。》《得票率約為 46%。》選民們己經給了結論。何以再換個保守黨的鐵票倉社區進行補選？這是民主選舉嗎？這對這個區和補選區的選民是在玩弄政治手段，何談民主？更何淡民主選舉？

而沒有人反對？沒有人抗議？沒有人去舉牌？更沒有人去國會山莊大鬧一下？媒體去哪兒了？人權組織去哪兒了？人權人士去哪兒了？一個馬議員倒是出了名了，本來不出名，一群《反共華人》助他出名了。說明了什麽？這群《反共華人》是有選擇性的。剛剛又有一個保守黨議員轉入別黨了，沒見這群《反共華人》鬧鬧了。說什麽“爭議“？其實是沒有爭議的。都是合法的。這群《反共華人》都是法盲而己。

[yongbing1993]

在加拿大議員可以跨黨派轉換嗎






加拿大法律：議席屬於議員個人而非政黨。

個人席位所有權：在法律上，議席屬於議員個人，而非政黨。因此，議員在任期內可以隨時宣布離開原屬政黨。

轉換選擇：議員可以選擇加入另一個現有政黨、成為獨立議員，或組建新政黨。

無需辭職或補選：目前的法律並不要求轉換政黨的議員必須辭職並重新進行補選（By-election）。他們可以繼續擔任議員直到下一次大選。

在加拿大，議員當選後在法律上是可以選擇任何黨派的。

法律層麵：可以自由選擇或更換黨派。

加拿大國會議員（MP）是以個人身份當選的，而不是“黨派席位”。

因此：當選後可以加入其他政黨。可以退出原政黨。也可以選擇當獨立議員。這些行為不違法，也不需要重新選舉。 加拿大憲法和選舉法並不禁止“跳黨”。

選票層麵：法律上投的是“候選人姓名”。在正式選票上：最大的、法律意義上的主體是候選人姓名。政黨名稱隻是：附注信息 方便選民識別立場。

選票並不是“自由黨一票”或“保守黨一票”，而是“張三一票”，“李四一票。

選舉之後的法律後果：席位屬於議員個人，不屬於政黨。這是“個人身份當選”的關鍵含義。

當選後，席位歸誰？歸議員個人擁有席位。政黨無權收回、轉移、取消該席位。即使該政黨不歡迎某議員在本黨內存在的發生時：議員可以被政黨開除，或議員主動退黨、跳槽到別的政黨。該議員仍然合法地繼續擔任國會議員。

而政黨對議員的“控製”是政治性的，不是法律性的。對於不聽話的議員，政黨能做的隻有：撤銷黨籍。禁止以該黨名義參選。剝奪黨內職位。但不能：讓議員失去國會議員資格，強迫其辭職，或要求重新選舉。

候選人資格本身也是“個人化”的。即使你是政黨候選人：法律上你仍是獨立候選人。每位候選人都必須：自行提交提名文件，取得一定數量的選民簽名，接受個人財務審計，政黨隻是“背書者”，不是法律主體。

獨立候選人與黨派候選人地位完全相同。計票規則相同，當選效力相同，國會議員權利相同。

為什麽加拿大要這樣設計？議員代表的是“選區選民”。

加拿大憲政理念強調：MP 首先代表 選區的公民（constituents），其次才是政黨。

這就是你經常聽到的說法：“My constituents come first”，“I was elected by the people of this riding”。

防止“黨派壟斷席位”。如果席位屬於政黨：黨魁對議員有極強控製力，議員可能隻對黨負責，不對選民負責。

加拿大製度刻意保留了：議員個人良知。在關鍵投票中“倒戈”的合法空間。

在加拿大議員可以跨黨派轉換嗎？

在加拿大，議員是可以跨黨派轉換（俗稱“跳槽”或轉投他黨）的，這屬於個人政治選擇，不需要立即辭去議席。換黨後，該議員通常會作為新黨成員或獨立議員繼續履行職務。

跨黨派轉換的議員無需辭職。目前加拿大聯邦法律並未規定國會議員轉黨必須放棄議席。

在加拿大議員可以跨黨派轉換嗎？

在加拿大，議員（MP）完全可以跨黨派轉換（這種行為在加拿大政治中被稱為“Crossing the Floor”）。

根據加拿大的議會製度和法律，議員轉換政黨受以下規則和現狀約束：

1. 法律與機製

個人席位所有權：在法律上，議席屬於議員個人，而非政黨。因此，議員在任期內可以隨時宣布離開原屬政黨。

轉換選擇：議員可以選擇加入另一個現有政黨、成為獨立議員，或組建新政黨。

無需辭職或補選：目前的法律並不要求轉換政黨的議員必須辭職並重新進行補選（By-election）。他們可以繼續擔任議員直到下一次大選。

2. 近期案例與動態（2025-2026年）

最近一段時間，加拿大國會出現了較頻繁的轉換政黨現象：

保守黨轉投自由黨：近期有包括萬錦-於人村選區的馬榮錚（Michael Ma）以及艾伯塔省的傑內魯（Matt Jeneroux）在內的保守黨議員轉投自由黨。

對執政地位的影響：這些轉換直接影響了國會的席位分布，曾一度使執政的自由黨距離“多數政府”地位僅差一席。

3. 目前加拿大議員可以自由跨黨派轉換且不失去議席。在法律上，議席屬於議員個人，而非政黨。因此，議員在任期內可以隨時宣布離開原屬政黨。

加拿大自1867年以來，已有超過300名國會議員在任期間更換了黨派。已知首位轉換黨派的國會議員是斯圖爾特·坎貝爾，這位來自新斯科舍省的議員於1868年離開反聯邦黨，加入約翰·A·麥克唐納爵士領導的自由保守黨。

2020年加拿大議員換黨曆史：

2020年1月16日：格倫加裏-普雷斯科特-羅素選區省議員阿曼達·西瑪德(Amanda Simard)加入安大略省自由黨。此前，她因不滿政府的法語安大略政策，於2018年9月辭去了安大略省進步保守黨黨團的職務。

2021年6月10日：弗雷德裏克頓選區國會議員珍妮卡·阿特溫(Jenica Atwin)離開綠黨，加入自由黨。

2022年3月7日：托恩蓋特山選區省議員萊拉·埃文斯(Lela Evans)此前辭去了紐芬蘭和拉布拉多進步保守黨的職務，加入紐芬蘭和拉布拉多新民主黨。

2023年9月13日：阿伯茨福德南選區省議員布魯斯·班曼(Bruce Banman)離開卑詩聯合黨，加入卑詩省保守黨。

2024年2月22日：哈利法克斯大西洋選區省議員布倫丹·馬奎爾(Brendan Maguire)離開自由黨，加入進步保守黨協會，並出任社區服務部長。

2024年5月31日：卡裏布-奇爾科廷選區省議員洛恩·多爾克森(Lorne Doerkson)離開卑詩聯合黨，加入卑詩省保守黨。

2024年6月3日：素裏南選區省議員埃莉諾·斯特科(Elenore Sturko)離開卑詩聯合黨，加入卑詩省保守黨。

2024年7月16日：托恩蓋特山選區省議員萊拉·埃文斯(Lela Evans)在紐芬蘭和拉布拉多新民主黨任職兩年後，重返紐芬蘭和拉布拉多進步保守黨。

2024年7月29日：列治文北中心選區省議員特蕾莎·沃特(Teresa Wat)離開卑詩聯合黨(BC United)，加入卑詩省保守黨。

2024年9月3日：素裏-白石選區省議員特雷弗·哈爾福德(Trevor Halford)、坎盧普斯-北湯普森選區省議員彼得·米洛巴(Peter Milobar)和三角洲南選區省議員伊恩·帕頓(Ian Paton)離開卑詩聯合黨，加入卑詩省保守黨。

2024年10月22日：北區-西山選區省議員弗雷德·蒂利(Fred Tilley)離開自由黨，加入進步保守黨協會。[18]

2025年6月9日：溫哥華-奎爾切納選區省議員達拉斯·布羅迪(Dallas Brodie)和基洛納-湖鄉-科爾德斯特裏姆選區省議員塔拉·阿姆斯特朗(Tara Armstrong)此前於2025年3月被卑詩省保守黨黨團開除，他們組建並加入“一個卑詩”(OneBC)黨團。 2025年7月17日：因性侵指控而離開蒙特利爾計劃黨的市議員克雷格·索維(Craig Sauvé)加入蒙特利爾轉型黨。

2025年11月4日：阿卡迪-安納波利斯選區國會議員克裏斯·德恩特雷蒙(Chris d'Entremont)離開保守黨加入自由黨。

2025年12月11日：馬卡姆-於人村選區國會議員邁克爾·馬(Michael Ma)離開保守黨加入自由黨。

立場轉換：加拿大換黨議員簡史：

從其它政黨轉入 保守黨（自 1990 年以來，聯邦下院在任議員中的“變節/倒戈”案例）

議員（MP） 原所屬政黨 新政黨（保守黨） 轉換年份
David Emerson（大衛·愛默生） 自由黨 保守黨 2006 年
Wajid Khan（瓦吉德·汗） 自由黨 保守黨 2007 年
Joe Comuzzi（喬·科穆齊） （最初為自由黨；轉入保守黨時曾為無黨籍） 保守黨 2007 年
Leona Alleslev（萊奧娜·阿萊斯列夫） 自由黨 保守黨 2018 年

《剛剛! 保守黨資深議員倒戈! 卡尼又添一員"猛將"!》據CTV News最新消息，長期擔任保守黨議員的瑪麗蓮·格拉杜（Marilyn Gladu）將轉投自由黨。自由黨周三（4月8日）上午在一份聲明中宣布，格拉杜正式加入該黨。她是近五個月內第五位加入自由黨的議員，同時也是第四位來自保守黨的議員。

[yongbing1993]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也無用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是毛澤東於1965年7月3日在對一份關於學生健康狀況調查報告的批示，深刻指出過度教育負擔危害青年體質，強調“健康第一”。毛澤東主張教育要培養堅強青年，反對“注入式”教學，並建議砍掉三分之一的學習活動量，旨在實現德智體全麵發展。

毛澤東關於減負與健康的核心觀點：

健康第一，學業第二： 毛澤東指出，如果青少年體質不重視，很危險，不能鍛煉身體的人不配談革命。他將身體健康視為“三好”之首。

批評“注入式”與高壓教育： 毛澤東批評將學生當敵人對待的考試和死記硬背的教學方法，認為這種方式摧殘人才。

主張減輕負擔： 毛澤東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讓青年有時間進行體育鍛煉，培養身體和意誌均堅強的人才。

教育改革方向： 毛澤東主張縮短學製、改革考試，鼓勵自學，重視社會實踐。

毛澤東這一批示表明了當時對於教育質量與學生身心健康平衡的思考，不僅是曆史文件，其“健康第一”的思想至今仍被認為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指導原則，為現代教育減負和素質教育提供了曆史依據。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也無用，這句話出自毛澤東於 1965 年 7 月 3 日對一份關於學生健康狀況調查報告的著名批示。

當時，毛澤東閱閱了《團的情況》（增刊）中關於北京師範學院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下降的調查報告。他對此深感憂慮，給時任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寫了這封信：

“陸定一同誌：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毛澤東一直主張“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理念。毛澤東認為教育不應隻是枯燥的理論灌輸，主要觀點包括：

體育為基： 毛澤東曾在 1953 年提出“三好”要求，並將“身體好”排在首位。

反對“注入式”： 毛澤東批評當時的教育是“死記硬背”，主張啟發式教學，甚至開玩笑說考試可以“交頭接耳”以促進真正理解。

縮短學製： 毛澤東認為課程太多、學年太長會摧殘青年，主張讓學生更多地接觸社會、工廠和農村。
德智體全麵發展： 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有覺悟、有文化、體魄強健的勞動者。

即便在幾十年後的今天，毛澤東的這句話依然頻繁被引用。它反映了社會對教育評價體係和學生學業壓力的持續反思：

學生的身心健康是前提： 如果失去了健康的體魄和心理，再優秀的學業成績也難以轉化為對社會的持續貢獻。

效率重於時長： 盲目的“題海戰術”和過度競爭往往導致學生產生厭學情緒，造成“學也無用”的負麵後果。

全麵素質培養： 現代教育改革（如“雙減”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這種精神的延續，旨在將學生從沉重的負擔中解放出來。

1965年7月3日，毛主席閱《團的情況》（增刊）總第一五五期刊載的《北師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一文。

文中說：據共青團北京市委在北京師範學院曆史係二年級一個班調查發現，學生由於學習負擔過重，體育鍛煉運動量過大，課餘活動過多，嚴重地影響了身體健康。

毛主席批示：“陸定一同誌：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

1917年毛澤東還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的學生時，就寫下《體育之研究》，對當時學校中課程過於繁重的現象提出批判：“吾國學製，課程密如牛毛，雖成年之人，頑強之身，猶莫能舉，況未成年者乎？況弱者乎？觀其意，教者若特設此繁重之課以困學生，蹂躪其身而殘賊其生。”

1921年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又曆數課程過繁的壞處：“鍾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課堂，幾不知上課以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它的壞根，在使學生立於被動，消磨個性，滅掉性靈。”在此，毛澤東深刻指出，課程過繁的兩大害處是影響身體健康和個性發展。

1950年6月19日，針對當時學生負擔過重，身體素質下降的狀況，毛澤東寫信給教育部長馬敘倫：“此事宜速解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學習和開會的時間宜大減。病人應有特殊待遇。全國一切學校都應如此。”充分反映了毛澤東對青少年學生學業負擔和身體健康的深切關注。

1951年1月15日，毛澤東就學生健康問題再次致信給教育部部長馬敘倫，信中說：“此問題深值注意。提議采取行政步驟，具體地解決此問題。”“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此後，教育部采取調整學生人民助學金，增設照顧患病學生營養的特種人民助學金，精簡課程、教材和學生的課外活動，整頓學校教學秩序等一係列措施，貫徹毛主席關於學生健康問題的指示。

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教育工作，毛澤東主持會議，並作出決定：“要注意青年健康。對大、中學學生要增加助學金。學生健康不好，要增加營養，搞好衛生，減少負擔，克服忙亂現象。”1953年6月30日，毛澤東又對“減負”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十四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們，要學習、要工作，但青年時期是長身體的時期，如果對青年長身體不重視，那很危險。”他認為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點，要跳跳蹦蹦”，教育教學工作要“適合青年的特點”，要充分兼顧“工作學習和娛樂休息睡眠兩方麵”。“現在初中學生上課的時間也多了一些，可以考慮適當減少。積極分子開會也太多，也應當減少”。他批評當時“隻抓緊了一頭，另一頭抓不緊或者沒有抓”，“不照顧青年的身體”。他認為，是否“為青年著想”，是否“保護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長”，是一個方針問題，是新舊社會的一大不同之處，“新中國要把方針改一改，要為青少年設想”。與此同時，毛主席提出“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三好”思想。

1957年，毛澤東要求省、地、市三級第一書記要管好“教材要減輕，課程要減少”一事，把第一書記作為減負的第一責任人。同年2月27日，毛澤東同誌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從教育的方向性、根本性方麵明確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一方針為“減負”工作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原則要求，使教育工作沿著正確的道路健康發展。3月7日，毛澤東在與省市教育廳長、局長座談中小學教育問題時，提出“教材要減輕，課程要減少”。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教育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是方法不對。我看教育要改變，現在這樣還不行。”“學製可以縮短。”“課程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學製、課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都要改。”對於課程，他說：“我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要有娛樂、遊戲、打球、課外自由閱讀的時間。”對於考試方法，“現在的考試辦法是用對付敵人的辦法，實行突然襲擊。題目出的很古怪，使學生難以捉摸，還是八股文章的辦法，這種做法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要完全改變。”他還舉了孔夫子、李時珍、富蘭克林、瓦特、高爾基自學的事例。同年3月，在對北京鐵路二中的校長魏連一請求為學生減輕過重負擔的來信的批示中提出：“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8月29日，毛主席在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指出：“以教育製度來說，我們正在進行改革。現行的學製年限太長，課程太多，教學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試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11月9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時再次指出：“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

1965年7月3日，毛澤東看了《北京師範學院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的材料後，給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寫信：“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從以上這些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同誌對“減負”工作的高度重視，要求通過改革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促進學生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指出：“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在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怎樣交換，身體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毛澤東同誌始終認為“減負”問題直接關係到青少年學生的健康成長，關係到祖國的未來。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再來研究毛澤東的“減負”思想，應該透過現象理解本質，抓住毛澤東同誌“減負”思想的科學內核。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陸定一〔２〕同誌：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根據手稿刊印。已編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

注釋

〔１〕這個批語寫在共青團中央辦公廳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編印的《團的情況》（增刊）第十八期登載的《北師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一文上。文章說，據共青團北京市委反映，最近他們對北京師範學院曆史係二年級一個班調查，發現學生由於學習負擔過重，體育鍛煉運動量過大，課餘活動多，嚴重地影響了學生的身體健康。

〔２〕陸定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文教小組組長、國務院副總理。

《要自學，靠自己學》〔１〕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作者：毛澤東

要自學，靠自己學。肖楚女〔２〕沒有上過學校，不但沒有上過洋學堂，私塾也沒有上過。我是很喜歡他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教書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館裏跑堂的，能寫得很漂亮的文章。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我們就是拿這一省那一省農民運動的小冊子給人家看。現在大學不發講義，教員念，叫學生死抄。為什麽不發講義？據說是怕犯錯誤。其實還不是一樣？死抄就不怕犯錯誤？應該印出來叫學生看、研究。你應該少講幾句！主要是學生看材料，把材料給人家。材料不隻發一方麵的，兩方麵的（正反麵）都要發。我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就是紅軍大學的講義。寫了就不要講了，書發給你們，讓你們自己看。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釋

〔１〕這是毛澤東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
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2〕肖楚女，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與惲代英一起主編《中國青年》。一九二六年一月曾協助毛澤東編輯《政治周報》，三月參加籌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並任教員，十月底任黃埔軍官學校政治教官。一九二七年四月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並殺害。
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
毛澤東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

第一條，要教育幹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沒有這一條，不能當支部書記，更不能當中央委員。赫魯曉夫是為少數人的利益，我們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

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所謂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個山頭的，不要記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的經驗證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確的團結方針，我們的革命就不能勝利。對於搞陰謀詭計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饒、彭、黃〔２〕等人。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陰謀，他要搞，有什麽辦法，現在還有要搞的嘛!搞陰謀的人，是客觀存在，不是我們喜歡不喜歡的問題。

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的統一。五個指頭，四個指頭向一邊，大拇指向另一邊，這才捏得攏。

完全的純是沒有的，這個道理許多人沒有想通。不純才成其為自然界，成其為社會。完全的純就不成其為自然界，不成其為社會，不合乎辯證規律。不純是絕對的，純是相對的，這就是對立的統一。掃地，一天到晚掃二十四個鍾頭，還是有塵土。你們看，我們黨的曆史上哪年純過嗎?但是卻沒有把我們搞垮。帝國主義也好，我們黨裏冒出來的修正主義也好，都沒有把我們搞垮。解放以後出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搞垮了我們沒有?沒有。搞垮我們是不容易的，這是曆史經驗。

人是可以改變的。有少數人變不了，吃了飯就罵人，各省都有一點，是極少數，不變也可以，讓他們去罵。對那些犯錯誤的人，要勸他們改好。要幫助人家改正。隻要他認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評沒完。

要團結廣大群眾，團結廣大幹部，團結這兩個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條，有事要跟同誌們商量，要充分醞釀，要聽各種意見，反對的意見也可以讓他講出來。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一開會就自己講幾個鍾頭，不讓人家講話。不要開會時讚成，會後又翻案，又說不讚成。共產黨人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

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一個指揮員指揮打仗，三個仗，勝二個，敗一個，就可以當下去。打主意，對的多，錯的少一點，就行了。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裏。不要總是認為隻有自己才行，別人什麽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按照自己的規律前進的。無產階級的大人物，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嗎?世界革命還是在前進。

但是，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根據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釋

〔１〕 這是毛澤東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一書，出版前曾經毛澤東審定。

〔２〕 高，指高崗。饒，指饒漱石。彭，指彭德懷。黃，指黃克誠。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黃克誠與張聞天、周小舟被錯誤地定為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

《教師要向人民群眾學習》

作者：毛澤東

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１〕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裏學得知識，製定政策，然後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學生的。而且當教師之後，也還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

二，清華大學有工廠。它是一所理工科學校，學生如果隻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學文科不好設工廠，不好設什麽文學工廠、曆史學工廠、經濟學工廠，或者小說工廠。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如學法律的，如果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什麽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

〔１〕這是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的談話節錄。
教育製度要改革〔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