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調動百萬軍隊圍剿共產黨

蔣介石調動百萬軍隊圍剿共產黨








在1934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工農紅軍被迫《長征》前夕及期間，蔣介石調集了百萬軍隊對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地井崗山瑞金根據地進行《圍剿》，蔣介石親自擔任總司令。針對第五次反“圍剿”和紅軍被迫戰略轉移史稱《長征》，蔣介石國民黨先後投入了數十個師的兵力，僅在1934年5月前後就調集了31個師的兵力向共產黨中央蘇區中心區發起進攻，采取分路包圍的戰略。

蔣介石調集了百萬大軍，其中首先以50萬兵力進行《圍剿》，企圖將中國工農紅軍圍殲在根據地內。蔣介石為了阻止中國工農紅軍進行戰略轉移，通過“甬道式”推進和層層封鎖，在長征初期就開始圍堵剿殺中國工農紅軍。中國共產黨麵對蔣介石國民黨的重兵，中國工農紅軍被迫在1934年10月放棄蘇區井崗山瑞金，開啟了《長征》。

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期間，蔣介石為了《圍剿》和《追堵》中國工農紅軍，調動的兵力隨著戰線推移而不斷變化。根據曆史資料和官方統計，不同階段的兵力部署如下：

蔣介石圍剿開始階段，亦稱《第五次圍剿》在工農紅軍被迫長征前，蔣介石發動了規模空前的第五次圍剿。總兵力：調集了約 50萬至100萬 兵力。核心策略：采取“堡壘主義”戰術，在中央蘇區周圍修築了數千座碉堡，企圖步步為營徹底消滅工農紅軍。

蔣介石追擊與攔截階段，亦稱《工農紅軍長征途中》。中國工農紅軍突破蔣介石幾十萬重兵封鎖線，並開始長征之後，蔣介石改變策略，采取《追剿》與《堵截》相結合的剿殺紅軍的方式。

蔣介石派追剿主力：以薛嶽為“追剿軍”總司令，率領中央軍主力約 10餘萬人（如吳奇偉、周渾元等部）一路緊隨中國工農紅軍。

同時蔣介石又命令收編的地方軍閥配合：就是蔣介石同時調動各省地方實力派進行攔截，包括：《湘江戰役》：調集湘、桂、粵等省兵力共約 30萬至40萬，在湘江兩岸設置封鎖線。

《四渡赤水》與入川：在雲貴川地區，蔣介石通過指揮中央軍和地方軍（如滇軍、川軍、黔軍），形成了總數約 40萬 的包圍圈。

《封鎖線部署》：在長征初期，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共設置了四道封鎖線，每一道都部署了幾十萬兵力。

在《長征》後期，蔣介石的再一次圍堵階段。當中國工農紅軍接近陝北時，蔣介石又調動了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十七路軍以及胡宗南的中央軍等，企圖在西北地區完成最後的對紅軍圍殲。

在整個《長征》過程中，蔣介石直接和間接調動用於對付中國工農紅軍的總兵力（含中央軍和各地方軍閥）累計達到了 100萬人左右，其中長期保持在紅軍周邊的“追堵”兵力常年在 40萬 規模以上。

而中國工農紅軍在二萬五千裏長征，到底犧牲了多少人？

1936年，傷痕累累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隊伍，終於在陝北紮下根。

當時的工農紅軍隊伍，人人帶傷，滿是疲憊，堪稱最虛弱的時候，這一趟下來，損失到底多大，麵對手握百萬大軍的蔣介石的圍追剿殺之後，剩下幾人？

1934年10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工農紅軍主力連同後方機關，總共八萬六千餘人，從江西的瑞金、於都，井崗山等地出發，開始了戰略轉移，即為《長征》。這次《長征》行動最初的目標是前往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

在整整一年多的時間裏，中國工農紅軍穿越了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封鎖，跨越了從中國南方和西南腹地複雜險峻的地形。中國工農紅軍們翻越了包括老山界、五嶺、烏蒙山等在內的18座主要山脈，其中多座海拔超過四千米。

中國工農紅軍們涉過了湘江、烏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等24條主要江河，期間，經曆了大小戰鬥六百餘次。平均每向前推進約300米，就有一名紅軍戰士倒下，犧牲如影隨形。

這場《二萬五千裏長征》的轉移中最慘烈的一役發生在湘江戰役。

1934年11月，急於西渡的中國工農紅軍在湘江上遊的廣西境內，遭遇了蔣介石國民黨中央軍、湘軍、桂軍的聯合圍堵剿殺。激戰持續了四晝夜，工農紅軍戰士在敵機轟炸和猛烈炮火下，背負傷員，在冰冷的江水中強行渡河。中國工農紅軍麵對的《前方》是嚴密的地方軍閥的強大火力封鎖線，《後方》是緊追不舍的蔣介石中央軍。

此役過後，中央工農紅軍兵力銳減過半，陣亡、被俘、失散者超過三萬人，戰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三人小組領導層(李德，博古，周恩來）也不得不承認在戰略上的失誤，導致紅軍損失慘重。

 中國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湘江戰役》的嚴重受挫，中國共產黨中央迫切需要糾正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湘江戰役》的嚴重教訓迫使中國共產黨對中央工農紅軍要改變策略。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通過批判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錯誤、調整最高軍事領導機構（推舉毛澤東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軍事指揮），會議扭轉了長征初期嚴重挫折的局麵，拯救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

遵義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決定在常委中進行適當分工，隨後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負責軍事指揮。

遵義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戰略主張，糾正了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使得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開始在黨中央占統治地位。

遵義會議標誌著毛澤東的核心地位開始形成，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自身問題，從而推動了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

遵義會議是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關頭，遵義會議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被官方評價為“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其領導地位，但毛澤東在黨內最高職務（如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正式確立是在後來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完成的。

1934年年底，中央紅軍遭受了自長征以來最嚴重的損失。12月1日，中央紅軍除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紅三軍團第十八團被阻於湘江東岸外，全部渡過湘江，但人數已由出發時的8萬餘人銳減為3萬餘人。這是軍事上的錯誤領導造成的嚴重後果。

中央紅軍主力渡過湘江後向何處去？原打算往湘西一帶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但這一戰略意圖，被蔣介石集團覺察，遂命“追剿軍總司令”何鍵在湖南洪江、芷江，貴州鬆桃、銅仁、石阡一帶集結近20萬軍隊，設置四道防線，布好口袋陣，企圖讓中央紅軍主力進入包圍圈。

在紅軍戰略轉移的方向問題上，共產黨中央領導內部發生了爭論，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開始批評中央的軍事路線，認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造成的。鑒於去紅二、六軍團的道路已被蔣介石集結重兵把守，中央紅軍已失去到湘西的先機，故毛澤東向黨中央建議：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

12月12日，黨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力主向貴州進軍，而博古、李德等人堅決反對，仍把希望寄托在與紅二、六軍團的會合上。由於意見不統一，故會議未能對戰略轉移的大方向作出決定，但作出了西進占領貴州黎平的部署。鑒於爭論仍在繼續，進入貴州後，中央政治局在行軍途中召開了一係列會議，圍繞黨和紅軍前途命運以及決策權、指揮權等問題不斷展開討論。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同誌讚同毛澤東關於西進渡烏江北上、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意見。會議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並決定攻入遵義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猴場會議批評了博古、李德堅持不過烏江而要回頭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主張，重申由毛澤東提出並經黎平會議同意的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主張，並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為加強中央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改變軍事上由李德專斷的狀況，會議還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兩天後的1月3日，中央書記處責成各軍團首長將這個決定向團級以上幹部傳達。

1月2日，在紅一軍團第二師的協助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隨同軍委縱隊和後續部隊安全渡過烏江。至6日，中央紅軍主力分別從三個渡口全部渡過烏江。1月7日，紅一軍團第二師襲占遵義城。這就為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條件。

在危急關頭敢於與錯誤路線作堅決的鬥爭，在重大問題上能夠對黨和紅軍的戰略戰術作出正確的決策，毛澤東的核心作用有目共睹。

1935年1月9日，毛澤東隨軍委縱隊進駐遵義，同張聞天、王稼祥住在遵義新城古式巷原黔軍旅長易少荃的宅邸。

進駐遵義第三天，毛澤東就在遵義全縣民眾大會上發表演說，講述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的各項政策，指出中國共產黨願意聯合國內各界人民、各方軍隊一致抗日，強調隻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通稱“遵義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就長征以來各種爭論問題，主要是最緊迫的軍事路線問題，作了長篇發言。他在發言中批評博古報告中談到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強我弱等觀點，認為其失敗主要由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造成；還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單純防禦路線代替決戰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支持單純防禦的戰略路線，使紅軍招致損失。毛澤東強調，這一路線同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

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中央政治局委托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建議和大多數人的發言內容，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後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後再印發。

遵義會議提出改變黎平會議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決定紅軍北渡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中央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參加會議的鄧小平後來憶述：盡管名義上他（毛澤東）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並為勝利完成長征奠定了基礎。

《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和軍委縱隊於1935年1月19日離開遵義，繼續長征路。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裏，長征路上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一方麵繼續探索前進的方向和落腳點，一方麵進一步確立和鞏固新的領導集體。

1月26日，毛澤東等人到達土城。這時，川軍兩個旅先於中央紅軍到達赤水城，以阻止其北進，尾追的川軍則進至土城以東地區。1月28日，軍委縱隊幹部團、紅三軍團、紅五軍團、紅一軍團一部從南北兩麵，向位於土城以東青杠坡地區之敵發起猛攻，激戰終日，戰鬥失利。此時，川軍後續部隊兩個旅迅速增援上來，位於旺隆場的川軍兩個旅也趁勢從側背向中央紅軍發起進攻。在此境況下，毛澤東提議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領導人開會，決定立即撤出戰鬥。隨後，作戰部隊和軍委縱隊迅速輕裝渡赤水河西進，開始了紅軍長征中舉世聞名的四渡赤水之戰。

2月5日，毛澤東與軍委縱隊到達川、滇、黔邊界的雞鳴三省村。在這裏，毛澤東同周恩來談起張聞天提出的有關變換黨中央領導的問題。對這件事，周恩來曾這樣回憶道：“洛甫（張聞天）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隨後，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盡管毛澤東此時在形式上沒有“負總責”，但是毛澤東的胸懷、遠見和領導能力，卻得到黨和紅軍的進一步認可。

2月8日，中央書記處為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發布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重新肯定了毛澤東根據戰爭實踐經驗總結出來的一係列正確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緊接著，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張聞天、陳雲等人陸續到軍委縱隊和各軍團幹部會議上傳達該決議精神。當月，毛澤東作詞一首，其中寫道：“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不久，在苟壩會議上，毛澤東堅持原則，以少數說服多數，使黨中央、中央紅軍再一次免遭全軍覆沒的危險。會後，毛澤東認為，作戰不能像過去那麽多人來集體討論，指揮需要集中，還是成立一個幾個人的小組。經他提議，黨中央決定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這就完成了遵義會議改變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任務，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自遵義會議後，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從此，紅軍長征的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曆史也翻開了新的一頁。

隨後進行的強渡烏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等關鍵戰役，都體現了新的作戰思路，不再一味硬拚，而是力求在運動中調動和擺脫敵人。

1935年5月，為搶占大渡河上僅存的關鍵通道瀘定橋，紅軍挑選了22名戰士組成突擊隊。

麵對已被敵人抽走橋板、隻剩下冰冷鐵索的險境，他們冒著對岸密集的槍彈，攀爬鐵索強行衝鋒，最終奪下橋頭堡，為後續部隊打開了通道，但突擊隊員中有四人當場犧牲在激流之上。

除了與敵人的戰鬥，自然環境本身也是致命的敵人。

進入川西北後，紅軍開始翻越夾金山、夢筆山等五座終年積雪的雪山。

空氣稀薄，嚴重缺氧，衣著單薄的戰士因體力耗盡和體溫過低大量倒下。

緊接著是穿越鬆潘草地，這是一片廣袤的泥濘沼澤地帶。

看似平坦的草甸下暗藏殺機，人馬稍有不慎即陷入泥潭，掙紮中迅速被吞沒。

當時糧食補給幾近斷絕，戰士們隻能依靠野菜、草根甚至皮帶充饑，許多人在耗盡最後一絲力氣後，無聲地消失在茫茫草地之中。

不同出發地的紅軍部隊都付出了巨大犧牲，紅四方麵軍從川陝蘇區出發時約八萬人，經曆長途轉戰，最終會師時減至約三萬三千人。

紅二方麵軍（由紅二、紅六軍團及紅三十二軍組成）從湘鄂川黔蘇區出發一萬七千餘人，到達陝北時約剩一萬三千三百人。

即使規模較小的紅二十五軍，從河南羅山出發時不足三千人，到達陝北時雖略有補充，但也經曆了萬裏轉戰和殘酷戰鬥。

綜合各方數據推算，整個紅軍在長征途中犧牲的總人數至少超過五萬人。

他們倒在了翻越山嶺的途中，倒在了渡河的瞬間，倒在了雪線的寒風裏，倒在了草地的泥濘中。

當這支飽經摧殘、衣衫襤褸的隊伍最終踏上陝北的土地時，他們身上背負的不僅是行囊，更有數萬犧牲戰友未竟的使命。

蔣介石調動了上百萬軍隊參與圍剿，實際效果卻大打折扣。

地方軍閥的消極避戰甚至暗中“放水”，是首要因素，這些地方實力派深知蔣介石借“剿共”削弱異己的意圖。

當紅軍進入不同軍閥的防區時，他們往往選擇保存實力，避免與紅軍硬拚。

比如紅軍進入廣東時，粵係軍閥陳濟棠就與紅軍達成秘密協議，允許紅軍“借道”其防區四十華裏，雙方互不攻擊。

紅軍進入四川後，川軍首領劉湘基於保存實力和確保核心區域（成都平原）安全的首要目標，對在非核心區域阻擊紅軍態度消極，傾向於采取“驅離”策略，避免主力決戰，力圖讓紅軍盡快離開川境

桂係將領白崇禧、李宗仁指揮的部隊，麵對紅軍時也常采取“送客”策略，象征性抵抗後便放行，雙方甚至形成某種心照不宣的默契，紅軍有時僅需開幾槍就能順利通過其哨卡。

蔣介石對這些地方軍閥的行為並非不知情，但他麵臨兩難困境。

一方麵，他需要依靠這些地方力量參與圍剿，頻繁撤換或嚴厲懲處容易激起兵變或公開對抗，反而暴露中央權威的虛弱。

他對地方軍閥的控製力有限，往往隻能下達命令，難以有效更換將領或直接指揮其部隊。

另一方麵，蔣介石意識到，紅軍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對他維持對各派係軍閥的威懾力是有用的。

隻要“剿共”任務存在，中央軍就有理由駐紮各地，地方軍閥也缺乏公開對抗中央的口實。

可當紅軍突破重重阻礙進入陝北後，蔣介石確實試圖給予最後一擊。

他迅速調集張學良的東北軍和馬鴻逵的西北軍，計劃在陝甘邊界，徹底殲滅立足未穩的中央紅軍主力。

1935年10月，雙方在吳起鎮附近爆發激戰。

此時紅軍雖然疲憊不堪，彈藥匱乏，許多戰士還穿著草鞋甚至赤腳，但士氣高昂，決死一戰。

彭德懷指揮紅軍依托有利地形頑強阻擊，東北軍本以為麵對的是一支不堪一擊的殘兵，結果反遭重創。

戰鬥不到兩小時，東北軍即被擊退，損失六百餘人陣亡，七百餘人被俘。

紅軍也付出了不小的傷亡，但成功挫敗了追兵，初步在陝北站穩了腳跟。

緊接著，1935年11月，在陝西鄜縣直羅鎮，紅軍再次設伏。

東北軍裝備精良的第109師一頭闖入伏擊圈，幾乎被全殲。

此役，109師陣亡超過一千人，包括師長牛元峰，另有五千多人被俘。

這次慘敗對張學良和東北軍震動極大，張學良緊急向蔣介石求援，要求補充兵員和武器彈藥。

但蔣介石的反應出乎意料，他不僅拒絕了張學良的請求，甚至直接下令撤銷了第109師的番號。

蔣介石這種既利用地方軍剿共，又不願付出代價彌補其損失的做法，嚴重激化了與東北軍的矛盾，也為後來的重大事變埋下了伏筆。

當紅軍在陝北奮力建立根據地時，國民黨陣營內部的裂痕正在悄然擴大。

陝北紮根

中央紅軍在吳起鎮擊退追兵後，迅速在陝北展開行動，與先期到達的紅十五軍團（由陝北紅軍和先期到達的紅二十五軍合編）會師，恢複紅一方麵軍番號。

紅軍開始在陝北建立和鞏固根據地，獲得了寶貴的喘息和發展空間。

與此同時，吳起鎮和直羅鎮的連續失利，特別是109師被全殲後蔣介石拒絕補充兵員、反而撤銷該師番號的做法，在張學良和東北軍內部激起了強烈反彈。

東北軍官兵背井離鄉，承受著“不抵抗”丟失東北的輿論壓力，如今又被驅使在西北“剿共”並遭受慘重損失，卻得不到撫恤和支持。

部隊內部厭戰情緒蔓延，“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抗日呼聲日益高漲。

這種普遍存在的情緒，促使張學良和西北軍將領楊虎城開始重新審視時局。

他們意識到繼續進攻紅軍不僅師出無名、損耗自身實力，更違背了官兵和民眾強烈的抗日意願。

1936年夏，南方局勢突變，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聯合發動“兩廣事變”，打出“抗日救國”旗號，公開挑戰南京中央政府權威，要求北上抗日。

蔣介石被迫將主要精力和中央軍主力南調，以應對這場內部危機，南方戰事的爆發，使得蔣介石暫時無法全力顧及陝北的紅軍，圍剿行動實質上陷入停滯。

當蔣介石於1936年12月初親赴西安，意圖督促張、楊繼續積極“剿共”時，長期積累的矛盾爆發了。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采取兵諫行動，在西安扣押了蔣介石，要求其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這便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在各方調停和全國抗日救亡浪潮的壓力下，蔣介石最終接受了停止內戰、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基本條件。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標誌著持續十年的國共內戰基本結束。

隨後，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獲得了合法地位和相對穩定的後方。

[yongbing1993]

蔣介石和汪精衛曾經合作唱雙簧






蔣介石和汪精衛當時精誠合作過之一，就是將矛頭對準了中國共產黨的大屠殺的，汪精衛和蔣介石曾經有過短暫的合作，那時因為二人曾經一起大屠殺共產黨人以及廣大的革命群眾的。

蔣介石和汪精衛當時精誠合作過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汪精衛和蔣介石合作唱雙簧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侵略戰爭，武力占領東北時，蔣介石國民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葬送了東北大好河山和三千萬人民，國人口誅筆伐。由此而來的一個抗日反蔣高潮已在長城內外，乃至大江南北蓬勃興起。蔣介石下野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了這個巨浪的強烈衝擊。

孫科於1931年12月17日進京，第一眼看到的是南京、上海、北平、江蘇、安徽等地抗日救國赴京示威團學生萬餘人，在南京舉行總示威。南京政府鎮壓學生，製造了珍珠橋慘案，但人心不服。東北方麵，日本正進攻錦州。在東南，日本的大炮對著南京，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孫科為首的新政府不能繼續走蔣介石的路，毅然修改對日“不抵抗”和依賴國聯解決方針，對日取強硬抵抗態度。外交部長陳友仁發表宣言，謂本政府最急之任務即在消滅戰禍，並保主權。對進攻錦州的日軍取堅持積極抵抗態度。日軍在上海挑釁，陳友仁提出對日絕交方針，和人民的呼聲一致。孫科政府的抗日“剿共”方針，與蔣介石的隻“剿共”不抗日方針相左，受到蔣介石、汪精衛的聯合反對。

孫科本來早就請求蔣、汪、胡合作，並進京主持一切。除他個人懇請外，並求各方幫助疏通。但這三位均不為所動。實際大家都認為不可能出現三人合作局麵。蔣介石、汪精衛一致把矛頭指向了孫科政府，以“先行安內，方可攘外”為據，力主對日妥協；批評陳友仁等人對日絕交主張是“隻憑一時之快意，不顧國家永久利害”的“孤注一擲”行為。蔣介石認為絕交的下一步就是宣戰，如果對日宣戰，三天就可以亡國。汪精衛與蔣介石在外交上從來沒有分歧，此時更配合默契。孫科把“神”請了回來，唯一的一項屬於自己的新政策不能推行，奉陪下去毫無意義，14日，陳友仁先辭職，次日孫科辭職，把南京政府交給蔣介石和汪精衛。這正是他們二人所需要的。

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並兼任參謀總長。此後的國民政府，汪精衛掌行政，蔣介石掌軍事；國民黨中央由蔣、汪共掌。

汪精衛說他在對日外交上與蔣介石無分歧，這是實話。汪精衛這次與蔣介石合作得到了高官、地位和權力。日本打進中國，占領了東三省，並向南進犯。1932年3月在東北製造一個傀儡組織，名曰“滿洲國”。這個時間，恰在蔣汪聯袂入京，以國民黨中央常委、中政會常委身份議決國事之後，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間。全國人民無不認為，政府應組織抗日。蔣介石卻說“攘外必先安內”。汪精衛則說，對日本“一麵抵抗，一麵交涉”。蔣介石的方針包含對內對外，汪精衛說的是對日政策，是保證實現“先安內後攘外”方針的補充辦法，是專門解決國民政府集中軍事力量“安內”期間，對待日本侵略問題的政策。兩者精神相通，歸宿是一個。

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後，進一步說明政府對日方針是“一麵抵抗，一麵交涉，同時並行。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調，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為了什麽目的實行這一方針呢？汪精衛說：“因為不能戰，所以抵抗。”蔣介石說：抵抗“是無戰之害，有戰之利者也。”這兩位的解釋一語道破，其“抵抗”不等於對日作戰，不是通過抵抗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抵抗是為了交涉。交涉意在求和，對外講和，才能保證集中精力“安內”。至於“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是真是假，要聽其言，觀其行，一係列鐵一般的事實說明，那純屬欺人之談。

蔣汪這次合作，和日本人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協定，受到國人唾罵。汪精衛挨的罵更多。他的朋友替他鳴不平，勸他說：你何必替蔣介石“背黑鍋”？汪精衛倒不後悔“背黑鍋”的事，說：“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表現得相當頑固。這個臭茅坑，是蔣汪合作建造的。主謀者蔣介石，前台主演者汪精衛。

《淞滬抗戰》日本勝。日本為了慶祝淞滬之戰勝利，在上海虹口公園開了祝捷會。朝鮮革命者投了一枚炸彈，日本白川大將喪生，公使重光葵傷了一條腿，倒是這件事很使日本侵略者掃興。

汪精衛大談中國“外交的勝利”，說上海停戰是“平等”的停戰，“毫無對日屈辱之意”今後仍要如此“一麵抵抗，一麵交涉”下去。

上海事件的處理開了一個頭，做出一個樣子。這就叫“一麵抵抗，一麵交涉”，這就叫“不失領土，不喪主權”。以後對付日軍的新侵略活動，沿著這條道走。

日本在上海停戰，回過頭經營偽滿洲國，一方麵進攻東北的抗日軍隊，以鞏固其殖民統治；一方麵擴大偽滿洲國的範圍至熱河。南京政府對北方防務沒采取有力措施。上海停戰後，蔣介石立即把兵力集中到南方，6月7日，蔣介石離南京赴漢口“督剿”紅軍，15日，在廬山召開鄂、豫、皖、贛、湘五省“清剿”會議，蔣介石親兼鄂豫皖三省總司令，在“攘外必先安內”口號下，調五十萬大軍對紅軍進行第四次大規模“圍剿”。就在第四次“圍剿”紅軍的過程中，1933年元旦，日軍炮擊榆關，隨即攻占。2月25日，日軍開始進攻熱河。3月3日，熱河省湯玉麟棄城南逃。4日，日軍唾手而得承德。之後，日軍繼續發動對長城各口的攻擊，下一個目標是華北腹地。

蔣介石此次北上不是組織軍隊從日本手裏收複失地；而是解決失地責任和華北控製權。這之後，他把華北軍事交給何應欽指揮，在保定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由何應欽代蔣主持，坐鎮華北。然後南返，與汪精衛策劃對日“交涉”權力諸事，以解除對他南方“安內”軍事的幹擾。

汪精衛由於諸多原因，在上海停戰後，於1932年8月6日辭職，把行政院交給了宋子文。蔣介石不同意汪精衛辭職，隻給三個月假期。10月21日，汪精衛以養病為名去了德國。熱河吃緊時，蔣介石不斷電催汪精衛回國。汪精衛不帶兵，不負責軍事，要他回國當然不是為了“抵抗”，他的“長”處是“交涉”，在蔣汪合作的政府裏的分工是對日謀和。對此，汪精衛有強烈的使命感，接到蔣介石的催歸電，很及時地於1933年1月11日自德國杜平根啟程回國，中途曾轉道日內瓦，在國聯發表一份聲明書，謂中日爭端並非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中國無力對日宣戰，但日本取作戰方式時，中國將竭力禦侮；日本南侵，中國將采取陳述國聯與抵抗侵略同時並進政策。隨後取道法國，於3月14日抵達香港，17日到上海。

汪派骨幹陳公博是最知道蔣汪合作及汪精衛使命內幕的人。他一針見血地說：汪先生這次歸來，很使我擔心，他主持了一個《淞滬協定》，已給人家批評不少，這次回來，準又再訂一個什麽的協定。因為汪先生雖然離國幾個月，行政院長還是虛懸，他雖然三番五次推薦宋子文，蔣先生隻是不答應。我又怎樣能夠幫助汪先生呢？隻能聽其自然吧。蔣先生之虛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許因為汪蔣合作的關係，也許蔣先生要對日緩和，不願意自己嫡係人物首當其衝。

汪精衛雖然回國，但表示他隻在中央黨部負責，提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任宋子文為行政院長。宋子文一直代理汪精衛行政院長職務，汪回上海當天，他發表聲明：“汪院長為吾黨先河，群倫領袖，值茲河山破碎，大敵當前，非汪主持大計不足以挽此危局”，“子文當於十七日停止代理院務，追隨汪院長，盡其職責。”蔣介石從保定電請汪複任行政院長。3月26日，蔣汪在南京會晤，商定：對日外交汪精衛有最後決定權。有汪精衛主持南京行政，主要是對日交涉，蔣介石於4月2日又去了江西，繼續指揮反共戰爭。

汪精衛回國後，先裝腔作勢、誇誇其談地發表一通他對前段戰爭的看法，指責張學良不得力，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今後再不抵抗必影響外交。”‘須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日以後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這時，長城各口中日雙方爭奪戰正在進行。這一戰從3月初至5月下旬，日軍進攻長城線，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國軍隊節節抵抗，共投入三十餘兵力，主要是地方軍；中央軍不及十分之一。日軍十五萬餘，偽軍十萬。中國主力仍在南方，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指望以抗戰求勝利，而抱定以抵抗求妥協的方針。

為了和日本“交涉”便利，決定成立北方政務委員會，屬行政院，駐北平，和何應欽領導的北平軍分會共掌華北全局，分掌政務和軍事。關於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人選，汪精衛先有一個方案，但蔣介石主張用黃郛，中政會裏有幾個人反對，汪精衛做說服工作，最後，5月3目的中政會根據蔣介石的意圖，決定由黃郛擔任。黃郛是政學係頭目，與日本素有來往，把他推到前麵，對日“交涉”順手，汪精衛又多了一個膀臂，有利無害。

這時，長城各口中日雙方爭奪戰正在進行。這一戰從3月初至5月下旬，日軍進攻長城線，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國軍隊節節抵抗，共投入三十餘兵力，主要是地方軍；中央軍不及十分之一。日軍十五萬餘，偽軍十萬。中國主力仍在南方，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指望以抗戰求勝利，而抱定以抵抗求妥協的方針。

為了和日本“交涉”便利，決定成立北方政務委員會，屬行政院，駐北平，和何應欽領導的北平軍分會共掌華北全局，分掌政務和軍事。關於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人選，汪精衛先有一個方案，但蔣介石主張用黃郛，中政會裏有幾個人反對，汪精衛做說服工作，最後，5月3目的中政會根據蔣介石的意圖，決定由黃郛擔任。黃郛是政學係頭目，與日本素有來往，把他推到前麵，對日“交涉”順手，汪精衛又多了一個膀臂，有利無害。

[yongbing1993]

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你死我活






1935年11月1日上午，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的中央黨部舉行，就在開幕式後舉行全體委員合影之際，攝影記者中突有一人舉槍射擊，隻見國民黨的二號人物、行政院長汪精衛當場中彈倒地。“行政院長汪精衛遇刺”一時成為轟動全國的新聞，轟動程度蓋過了四屆六中全會本身。當時，日本策動“華北事變”，中日矛盾激化，國民黨內部倒汪的風潮不斷，四屆六中全會本是為召開確定國民黨內外方針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做準備的，此際發生汪精衛被刺事件，自然引起中外輿論的極大關注，誰？為什麽要刺殺汪精衛？這是人們最想知道的答案。

蔣介石一度被懷疑為刺殺事件的指使者。理由是蔣介石與汪精衛曆史上曾經針鋒相對，在不少問題上有矛盾。刺殺案發生於集體合影之時，蔣介石已到會場卻沒有參加照相，這種反常舉動更令人心生疑竇。許多文章均寫當蔣介石聞訊趕到汪精衛被刺現場時，汪的妻子陳璧君情緒十分激動，雙手緊緊扭住蔣介石，邊哭邊喊：“你不要汪先生幹，汪先生可以不幹，為什麽派人下此毒手啊?”蔣介石竟無以應對。還有人質疑，刺客能混入警戒嚴密的國民黨中央黨部下手，說明背景很深。

不久之後，案件宣告偵破。實施刺殺汪精衛的是華克之領導的一群愛國人士，他們強烈不滿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對日妥協政策，組織了晨光通訊社，周密部署，伺機以記者采訪新聞的便利接近蔣介石，將其刺殺。在錯失幾次機會後，終於確定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合影時動手。不料，蔣介石竟然沒有出現，實施行刺的孫鳳鳴臨時決定將槍口對準了汪精衛，汪成了蔣的替死鬼。案情公布時，南京方麵又說，刺客係受共產黨指使，或是“斧頭幫”王亞樵所策動，但許多人仍將信將疑，認為南京宣布“破案”是蔣介石在使用轉移公眾視線的“障眼法”。直到刺汪案一周年時，華克之為紀念因此案死難的孫鳳鳴等戰友，特地寫《告全國同胞書》，揭露蔣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罪行，坦承刺殺是由他們所為，與共產黨、王亞樵均無關，行刺的目標就是蔣介石，最後射擊汪精衛，則是孫鳳鳴不得已的臨時選擇。蔣介石才從刺汪案中徹底解脫。

在國民黨內，孫中山死後，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你死我活。《一山不容二虎：蔣介石是如何鬥倒汪精衛的》書摘如下：

刺殺事件之後不久，就查明、蔣介石也公開宣布，刺殺事件並不存在什麽共產黨的陰謀叛亂。那麽，汪精衛到底是不是要謀害蔣介石呢？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蔣介石為什麽如此說，如此做？讓下列事實回答:

刺殺事件發生之後，汪精衛怒不可遏，22日開過中政會之後，23日，便以患暈眩症向中常會請假治療，不見客，接著又自行辭職，即汪精衛所說:“兄弟自動辭職離開廣州”。5月11日，汪精衛離粵赴港，6月中旬到法國巴黎。

刺殺事件的事發和事後，汪精衛所憤憤不平的是蔣介石這麽大的舉動竟連招呼也不打。直到他旅居國外之後，與人通信提起此事還難以抑製內心的氣憤，說:“三月二十日之事，事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毫沒有知道。我那時是政治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三月二十日，第二師團黨代表以下都被拘留，我是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我的責任應該怎樣？我這時候以為不問這事情做得錯與不錯，而這件事情做法不能說是不錯。我隻責已而不責人，我以為皆我不能盡職所致，所以引咎辭職。”

汪精衛對蔣介石的指責沒有錯，蔣介石製造了刺殺事件，不論從政治上說或從組織紀律上說，其過錯都難以推卸，理應受到製裁。汪精衛如果有謀害蔣介石之心，正好是個好機會，何不借機除了蔣介石，而自責出走呢。

1927年4月，汪精衛回到武漢，陳公博當麵質問有無要謀害蔣介石之事。汪精衛“愕然了半天”，反問:“公博，你信不信？”

刺殺事件時，蔣汪間關係的實質，在蔣介石的另一舉動中暴露出來。

汪精衛辭職出國後，海內外國民黨人擁汪呼聲高昂，請汪複職函電如雪片般飛來。蔣介石對此甚是反感，竟憤然聲言：“我以為黨政軍隻能有一個領袖，不能有兩個領袖。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來，我便走開。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便不能回來。”應當說，這才是蔣介石的出自內心的真正實話。

蔣介石在刺殺事件後，到處演說、報告，說：“黨的領袖隻有總理一人，本校長以總理的精神為精神，以總理的意誌為意誌，我可以做總理真正的一個信徒，這話隻有我能說，亦隻有我敢說，這是不用客氣的。“

汪精衛走後，蔣介石取代了軍委會主席的位置。以解決國共合作中出現的問題為名，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整理黨務案”，排斥、限製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的領導職務，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省、市、中央黨部任執行委員者，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執行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

5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召開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並選舉蔣介石的盟兄張靜江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

會後，共產黨人辭去在國民黨擔任的部長職務。

而蔣介石的官銜接二連三地增加，當上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軍人部長、國民政府委員、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7月4日至6日，國民黨中央召開臨時全體會議，張靜江以足病辭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職，會議選蔣介石擔任。

至此，蔣介石成了國民黨黨、政、軍的領袖。

蔣介石說，如果汪精衛回來，他就走，表示一山不能同時藏兩隻虎。

《汪精衛死後葬在梅花山，蔣介石下令炸毀後火化不留骨灰》說明了在國民黨內部汪精衛和蔣介石鬥之間的你死我活。

蔣介石下令炸毀汪精衛的墓穴，二人之間究竟有何恩怨？

1883年，汪精衛出生於廣東一個落寞的大家族裏。因為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所以汪精衛十分受到家裏長輩的鍾愛，甚至可以說是溺愛。但是好景不長，汪精衛十幾歲出頭時父母便相繼離世，年少的汪精衛隻能跟著兄長生活。雖然二人是骨肉之親，但兄長對汪精衛的管教卻十分嚴格。這也讓汪精衛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淒涼，父母的缺席，兄長的嚴格，共同造就了汪精衛敏感多思的性格。

在他20歲那年，獲得了公費前往日本留學的機會，也正是在日本接觸到了先進的革命思想。1905年，汪精衛成為同盟會的一員。隨後他開始發布一些關於“三民主義”思想的文章，獲得了孫中山的讚賞。

隨後年輕氣盛的汪精衛決定前往北京刺殺攝政王，在行刺之前他特地給孫中山去信一封，信中種種措辭盡表他的雄心壯誌。然而最後行刺計劃失敗，汪精衛被捕入獄後在獄中遭遇了非人的折磨，但他仍寫下了“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的豪情詩句。在他的供述中，洋洋灑灑四千多字都在控訴清政府的無能腐敗，還表示刺殺行動與他人無關，全是自己一人所為。

當時汪精衛認為自己必死無疑，清政府一定會對他判處死刑。而他骨子裏便存在反抗的特性，因此堅決不向清廷低頭。但是清政府的處理方式卻出乎了他的意料，原來那時候清廷早已苟延殘喘，希望像汪精衛這樣的人才可以為自己所用。為了顯示自己的大度，也為了和革命黨搞好關係，甚至對在監獄裏的汪精衛進行“優待”。正是清廷態度的轉變，也讓汪精衛的思想開始發生變化。雖然他骨子裏有著反抗思想，但從小的生活環境塑造了他對生活極度渴望的特性，因此在《有感》詩句中，他竟然將清廷和革命派比作“豆萁相煎”。

孫中山去世之後，汪精衛成為國民黨的幾個重要領袖之一。汪精衛在國民黨內聲譽很高，並且他很會左右逢源，孫中山生前又對他十分賞識，所以汪精衛順理成章成為廣東國民政府主席。

但是蔣介石卻成為威脅他地位的最大存在，1926年蔣介石策劃了“中山艦事件”，但事先卻並未通知汪精衛，這自然令汪精衛十分惱火。

隨後他命令黨內人士去抓捕蔣介石，但卻並沒人尊崇，汪精衛在黨內的威望遭到了極大的折損。顏麵掃地的汪精衛決定主動辭職，這也給了蔣介石進一步擴張的機會。

雖然汪精衛比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地位高，但是隨著蔣介石軍權的發展，已經逐漸脫離了汪精衛的控製。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主動下野，蔣介石正式成為軍事委員會主席。

汪精衛認為當下的局勢對自己很不利，於是想主動躲一躲。但夫人陳璧君希望他能和蔣介石鬥爭到底，但在之後二人的每次交鋒中，汪精衛都輸蔣介石一頭。

但此時汪精衛依舊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可以憑借自己的黨權壓製蔣介石，但最終這個幻想也成了泡影。

抗日戰爭爆發後，蔣介石被推選為國民黨的總裁，在戰時行使黨的最高權力，而汪精衛則成為副總裁，屈居於蔣介石之下，這讓他十分不甘心。這下可得了蔣介石的意，在工作中他常常把汪精衛晾在一邊，根本沒給他什麽實權。

在國民黨內被蔣介石排擠後，汪精衛為了能獲得繼續跟蔣介石較量的籌碼，於是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因為汪精衛曾經有過日本留學的經曆，所以當時他一直抱有“中日友好”的幻想。並且他自己認為中日之間力量太過懸殊，中國沒有戰勝的可能。

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人為了繼續加重中國的國內矛盾，混淆視聽，便放出消息稱可以和中國談判，雙方簽訂條約後便可以撤兵。汪精衛正好中了計，開始私下裏和日本的一些人員開展秘密會談，十分迫切地想要和日本進行“合作”。

1938年11月，汪精衛與日本方麵在上海達成協議。雙方同意日本在中國建立“滿洲國”，並且承認了日本在中國的一些不合理特權，隨後日本承諾會在不久後撤兵。除此之外，日本方麵還要求汪精衛徹底和蔣介石決裂，並且建立自己的政權。其實日本人的意圖非常明顯，那便是想控製汪精衛建立的偽政權，從而達到吞食中國的目的。

但汪精衛還是在不久後前往河內，與日本簽訂了《中日新關係調整綱要》，徹底成為大漢奸。日本卻並沒有像當初承諾的一樣撤軍，汪精衛徹底沒有了退路。這件事情也使得蔣介石和汪精衛徹底決裂。當日本人向汪伸出橄欖枝的時候，汪精衛才會如此迫切地答應，其實他渴望的是那個國民黨“一把手”的位置。

已經利欲熏心的汪精衛已經顧不得自己到底做了什麽，他太想要坐上頭把交椅，因此才心甘情願地喝下這杯“毒酒”，成為日本人的工具。1944年，汪精衛在日本名古屋因病去世，隨後他的遺體被運回中國，葬在南京梅花山。

[yongbing1993]

蔣介石鬥完諸軍閥後又剿殺紅軍







1932年7月，鬥完諸軍閥後的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向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動了規模空前的第四次“圍剿”。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影響和張國燾的錯誤指揮，反“圍剿”失敗，紅四方麵軍主力被迫離開辛苦創建並為之奮鬥犧牲的根據地，離開家鄉親人，開始了《長征》。

但是，大別山軍民並沒有停止鬥爭。不久，中共鄂豫皖省委重建紅25軍，軍長吳煥先，政治委員王平章。1934年11月，紅25軍奉命北上抗日，鄂豫皖黨組織又組建了紅28軍，在高敬亭等人的領導下繼續戰鬥。

主力紅軍轉移後，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侵入根據地，實施了滅絕人性的報複。敵漢口總司令部下令，對蘇區，壯丁一律處決，房屋一律燒毀，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反動軍隊和地主“還鄉團”打著“有民就是匪，民盡匪盡”“駐盡山頭，殺盡豬牛，見影就打，雞犬不留”的口號，實行野蠻的屠殺政策。

在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進攻破壞下，到1934年冬，鄂豫皖蘇區僅剩下4塊殘缺不全的小根據地，群眾不足千戶，幹部戰士加傷員僅餘千人。他們露宿深山，不但衣食無著，還長期吃不到鹽，幾乎全靠野菜、樹根果腹，過著難以想象的艱苦生活。

但是，久經革命烈火考驗的鄂豫皖軍民，沒有被敵人暴行嚇倒，沒有被眼前困難征服，他們用紅土在石頭上寫道：“樹也砍不完，山也燒不盡，隻要青山在，到處有紅軍”，表達了革命到底的堅定信念。在霍山，一區某村莊遭到敵人集體屠殺後，群眾夜間偷偷掩埋烈士遺體時，發現區主席身體還是熱的，搶救蘇醒後，他第一句話就是：“敵人沒有殺死我，我還要幹革命，我忘不了革命。”在黃安，一名黨員在逃出監獄時，還在牆上留詩一首：“大別山裏出好漢，生就骨頭似鐵堅，今夜逃出虎狼口，明天回來報仇冤。”

就這樣，鄂豫皖軍民憑著對黨的赤膽忠誠和革命的必勝信念，寧死不屈，浴血堅持，使大別山紅旗始終屹立不倒。全麵抗戰爆發後，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4支隊，東進抗日，奔向了民族解放的新戰場。此後直到新中國成立，大別山一直是黨和人民軍隊重要的活動區域。

革命戰爭年代，大別山人民付出了巨大代價，作出了重大犧牲，共有20萬英雄兒女獻出了寶貴生命，僅在冊的烈士就有13萬多人，其中絕大多數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犧牲。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熱土一抔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英勇鬥爭的英雄事跡，猶如一座巍峨的豐碑，永遠鐫刻在中國革命的畫卷上，創造出的“堅守信念、胸懷全局、團結一心、勇當前鋒”的大別山精神，更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黨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武裝暴動：喚起工農千百萬。1927年，是中國革命史上極為特殊的年份。這一年，既有國民革命如火如荼、不可阻遏的勝利歡欣，也有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大革命陷入失敗的痛苦挫折。

這一年的3月，34歲的毛澤東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光輝著作，針對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懷疑和非難，響亮回答，農民運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充分肯定農民起來革命的正義性必要性。在同年召開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

八七會議確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傳到大別山地區後，大革命失敗後一直堅持鬥爭的黨員和工農群眾深受鼓舞，很快重新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烈火。

1927年11月13日晚，在中共黃麻特委領導下，自衛軍、義勇隊和成千上萬拿著土槍、刀矛和扁擔的農民，從四麵八方湧向黃安城，黃麻起義爆發。次日，起義軍攻占縣城，紅旗第一次插上了古老的黃安城頭。隨後，黃安農民政府和工農革命軍鄂東軍宣告成立。這是大別山地區的第一個工農政權和第一支人民武裝，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展和紅四方麵軍建軍的起點。革命軍一開始就建立黨代表製度，以確保黨對革命軍隊的絕對領導。

創業艱難百戰多。工農革命軍鄂東軍建立後，遊擊木蘭山，開辟柴山堡，在同強敵的頻繁戰鬥中逐漸成長，番號也變為紅11軍31師。至1929年5月，部隊發展到近400人槍，在鄂豫邊界縱橫百餘裏的區域內形成武裝割據。

1929年5月6日，農曆立夏，商城南部爆發起義，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紅11軍32師，創建了豫東南革命根據地；11月，六安獨山、金家寨（今金寨）和霍山西鎮等地爆發農民起義，隨後建立了紅11軍33師和皖西革命根據地。

從黃麻起義到六霍起義，經過兩年多的艱苦鬥爭，黨在鄂豫皖邊先後建立起3塊根據地和3支紅軍，土地革命終於從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勢。

“八月桂花遍地開，鮮紅的旗幟豎呀豎起來！”這首改編自大別山民歌、當年在鄂豫皖蘇區廣為傳唱的紅色歌曲，正是革命大好形勢的生動寫照。

1930年4月，郭述申、許繼慎等人在黃安北部的箭廠河組織召開會議，傳達黨中央指示，組成中共鄂豫皖邊特委和紅1軍前委，決定對鄂豫皖地區的3支紅軍進行統一改編，郭述申任特委書記，許繼慎任軍長。這次會議，統一了根據地領導，統一了紅軍指揮，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地位。

聚指成拳，才能更好地集中兵力打擊敵人。改編後紅1軍從以前隻能打擊反動民團武裝和少量敵軍正規部隊，發展到能整旅整團地殲滅敵軍，部隊也在戰鬥勝利中不斷壯大。至1930年10月光山整編，全軍已從改編時的2100餘人發展到6000餘人，武器裝備明顯改善，軍政素質迅速提高。1931年1月，紅1軍與紅15軍合編為紅4軍，全軍1.25萬人；11月7日，在慶祝十月革命勝利14周年的歡樂聲中，紅4軍與皖西新組建的紅25軍合並組建為紅四方麵軍，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全軍兵力近3萬人，成為僅次於中央紅軍的第二支主力紅軍。

1932年5月8日，在徐向前的正確指揮和紅軍將士英勇奮戰下，曆時48天的蘇家埠戰役宣告勝利結束。紅四方麵軍殲敵3萬餘人，繳獲長短槍1.6萬餘支、機關槍250挺、炮44門、電台5部，擊落敵機1架，取得了鄂豫皖紅軍自創建以來的空前大捷。

1930年冬到1931年夏，鄂豫皖紅軍連續粉碎了蔣介石發動的兩次“圍剿”。麵對第三次“圍剿”，紅四方麵軍不待敵人進攻，主動出擊，先後發起了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四大進攻戰役，殲敵6萬餘人，幹淨利落地打破了“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展到東起淠河，西迄平漢路，北瀕淮河，南至黃梅、廣濟的廣大地區，總麵積4萬餘平方公裏，人口350餘萬，擁有6座縣城，並建立起26個縣的革命政權；紅軍主力部隊發展到4.5萬餘人；各縣獨立師、遊擊隊和赤衛軍等也發展到20餘萬人。這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發展的極盛時期。

軍隊打勝仗，人民是靠山。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發展壯大，離不開大別山人民的無私支援。人民群眾除了送兒送郎當紅軍外，還直接幫助紅軍作戰，所謂“小小黃安，人人好漢；銅鑼一響，四十八萬；男將打仗，女將送飯”，反映的正是軍民一家親、團結打勝仗的宏大氣勢和動人場景。

位於安徽、湖北、河南三省交界處的大別山，雄踞江淮之間，東瞰南京，西扼武漢，山川壯美，氣勢雄渾。大別山更是一片紅色熱土，聞名於世的將軍縣紅安、金寨就位於其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無數英雄的大別山兒女胸懷理想信念，投身革命洪流，對黨忠誠、頑強奮鬥、不怕犧牲，不僅開辟出僅次於中央蘇區的全國第二大蘇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還創建了轉戰10餘省、殲敵30餘萬的紅四方麵軍，為中國革命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武漢，九省通衢，華中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新思想、新文化傳播交流的重要基地。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董必武、陳潭秋、惲代英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就在武漢利用創辦書社、學校為陣地和掩護，傳播馬列主義，建立共產主義小組。

中共一大後，從上海返回的董必武、陳潭秋積極宣傳黨的主張，發展黨的組織，進行革命活動，把黨的影響擴展到了荊楚大地。

戴克敏、戴繼倫、王鑒、王秀鬆、曹學楷、蔡濟璜、王宏文、劉象明、桂步蟾、蕭方、湯經佘……這些對今天的人們來說可能有些陌生的名字，都是來自大別山地區的熱血青年，後來成為創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早期領導者。他們在武漢求學期間，追求真理、追求進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5年，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並很快影響到武漢三鎮。這些青年學子再也無心求學，紛紛返回自己的家鄉，宣傳反帝反封建反軍閥思想，吸收發展優秀分子入黨，猶如一顆顆革命的種子，播撒在了大別山區。

1925年秋，黃安籍黨的創始人之一董必武來到麻城宋埠，廣泛接觸、宣傳群眾，號召大家團結起來，向封建勢力展開鬥爭，做主宰自己命運的革命人。同年冬，中共黃安、麻城特別支部成立。此後，附近的羅田、孝感，河南的商城、潢川，安徽的六安、霍邱，也相繼成立了黨的組織。黨組織建立後，出版進步刊物，傳播革命思想，建立群眾團體，開展工農運動，在大別山地區點燃了革命鬥爭的火焰。

隨著北伐軍打到長江流域，鄂、豫、皖諸省，首先是鄂東地區10餘縣迅速掀起了一場暴風驟雨式的農民運動。昔日騎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的惡霸地主、土豪劣紳被打倒，農村中的封建秩序被衝得七零八落，千百年來受壓迫受剝削的窮人第一次成為主人。經過大革命風暴的洗禮，跟著共產黨幹革命的信念在大別山人民心中深深紮下了根。

瓊崖（即海南島）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在我國南方較早創建的一塊革命根據地。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瓊崖革命根據地軍民在黨的堅強領導下，經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三個曆史時期，堅持了長達23年的武裝鬥爭，直至最後勝利，創造了孤島奮戰、紅旗不倒的成功範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曆史功勳。

海南人民勤勞勇敢，富有光榮的革命鬥爭傳統。近代以來，海南人民為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進行了一係列不屈的抗爭。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就積極向海南傳播革命思想，播撒革命火種。1926年6月，中共瓊崖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海口市解放西路竹林裏131號秘密召開，選舉產生了中共瓊崖地方委員會，這標誌著海南革命鬥爭在黨的領導下正式展開。

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沉痛教訓，使共產黨人認識到建立革命武裝的重要性。1927年9月23日，中共瓊崖特委響應八七會議關於武裝暴動的號召，發動和領導了椰子寨戰鬥，揭開了海南人民武裝總暴動的序幕。11月，瓊崖特委在樂會縣第四區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確定了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方針。會後，陵水縣工農革命軍在瓊崖工農革命軍東路軍的馳援下攻占陵水縣城，成立了海南第一個蘇維埃政權——陵水縣蘇維埃政府。接著，瓊崖工農革命軍東路軍繼續南征，翌年1月攻占海南重鎮三亞。1928年2月，瓊崖工農革命軍改稱瓊崖工農紅軍，共1400餘人。至此，以樂會四區為中心的瓊崖革命根據地基本形成。

革命形勢的發展引起國民黨政府極度恐慌，1928年3月，國民黨軍隊對瓊崖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圍剿”，特委書記王文明率紅軍餘部轉移到母瑞山地區堅持鬥爭。1929年春，瓊崖特委抓住國民黨軍隊撤離的有利時機，逐漸恢複和發展革命力量。其間，王文明病逝，馮白駒繼任瓊崖特委書記。此後，瓊崖土地革命進入新高潮，樂會、瓊東等6個縣建立蘇維埃政府，紅軍發展到2000人，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二獨立師。1932年7月，國民黨軍又對瓊崖根據地實施了第二次“圍剿”。“馮白駒帶領100多人在母瑞山堅持了8個多月的鬥爭，保存了特委領導核心，保存了革命的火種。”1933年4月，馮白駒帶領僅存的25人突圍下山，回到瓊文老區，與堅持瓊文地下鬥爭的同誌們會合，積極開展遊擊戰爭。1936年5月，成立瓊崖工農紅軍遊擊隊司令部，逐漸恢複擴充了革命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