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是中國人民老朋友曆史

加拿大人是中國人民老朋友曆史

老特魯多於1970年代表加拿大政府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此時的中美之間尚未建交，加拿大作為美國領導下的西方世界的一員，敢於打破意識形態藩籬，不得不說是“逆天之舉”。

老特魯多在1973年訪問中國，受到了毛主席與周總理的親切接見。其對華的友善態度也讓他獲得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稱呼。

老特魯多在加拿大掌權15年多。期間，他和他所在的執政的自由黨，對加拿大社會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的很多政策帶有社會主義性質，如引進最低工資、推動全民醫保，加大對婦女、兒童、殘疾人的福利，建立國有石油公司等等。

老特魯多認為，毛澤東的中國創造了一個麵向21世紀的新的社會模式，這種模式是對19世紀發展模式的超越，是20世紀最偉大的成就，他評論說：“你們的國家（中國）所進行的社會試驗已經證明是成功的。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紀裏，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偉大，已經越來越不看軍事實力，甚至也不看經濟成就，而是看人民的福利。對於一個政府的真正考驗，在於它能否使人民感受到生活的價值、工作的成就和事業的實現。在最終書寫20世紀曆史的時候，能夠被榮幸地提到的是那些成功設計並實現了這樣一種製度的領導人，這種社會製度保證了每個人的希望，力圖充分滿足每個人的需要，這個社會公正的分配社會資源，並允許它的公民有參加活動和作出貢獻的機會。“

加拿大的全民公費醫療是怎麽來的？是加拿大社會主義政治家湯米.道格拉斯 , 以其社會主義的思想主張獲得選民支持，當選第七任薩省省長, 從1944年到1971年在任十七年，其間他主張的《全民公費醫療法案》獲得省議會通過，隨後其它省份相繼效仿，以致每一位加國居民都可以享有這一重要社會保障。在今天的加拿大，任何人不會遭受有病沒錢治的苦難，這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們經過不懈的努力爭取來的。

白求恩是加拿大《全民免費醫保》的早期擁護者，他於1935年訪問並出席了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生理學大會，親眼目睹了那裏的全民免費醫療體係的優點，回國後大力推動全民醫療體係。白求恩於1935年10月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

是白求恩率先提出應該在加拿大建立醫療保障製度，為的是改變自己的醫術無法幫助窮人的現實。今天，加拿大的醫療保障係統在世界範圍都令人羨慕。盡管白求恩並沒有參與現行這一製度的建立過程，但他最早提出的構想，卻紮實地成為這一係統的基礎所在。現在 加拿大的全民免費醫療體係是在加拿大的所有福利項目中，最讓加拿大人自豪的就是它的《全民免費醫療》體製。這個被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讚譽為“世界上最好的社會醫療製度”，是在加拿大政府財政資助下，由私人提供具體醫療保健服務的醫療保障體係。

加拿大第一份省級全民醫療保健立法動議是由加拿大共產黨省議員詹姆斯·利特裏克（James Litterick）在曼尼托巴省議會提出，雖然該動議被否決，但反映了當時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需求。在加拿大全國實行公立醫療保健的第一份立法是由加拿大勞工進步黨(加拿大共產黨1943-1959年合法身份)國會議員弗雷德·羅斯在國會提出，但同樣被自由黨否決。

老特魯多執掌加拿大政權長達15年多之久，是加拿大曆史上在任時間第三長的總理。其執政期間對魁北克問題果斷出手，壓製了魁北克激進派的獨立勢頭，文化多元及雙語政策維護了加拿大的穩定。

老特魯多於1970年代表加拿大政府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此時的中美之間尚未建交，加拿大作為美國領導下的西方世界的一員，敢於打破意識形態藩籬，不得不說是“逆天之舉”。

老特魯多在1973年訪問中國，受到了毛主席與周總理的親切接見。其對華的友善態度也讓他獲得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稱呼。

老特魯多總理多次維護《自由與權利憲章》，讓人權憲章在加拿大深入民心，成為加拿大今日成功的基石。它在保護原住民、婦女、同性戀和少數族裔免受社會歧視中起了很大作用，也為加拿大多元文化國策奠定了基礎。

老特魯多總理在加拿大推廣全民醫保，這個政策讓我們加拿大今天所有階層的民眾受惠。因為有全民醫保，加拿大底層民眾，和其他階層加拿大人一樣，擁有基本的平等和尊嚴。

老特魯多總理引進最低工資，讓加拿大底層勞工民眾，有基本的收入保障。

老特魯多總理縮減軍隊規模，主張與美國保持距離，試圖增加與歐洲國家的貿易關係，讓加拿大不過於依賴美國，在美國麵前保持獨立性。

老特魯多總理走訪北約、華約國家，遊說他們削減核武器，獲得1983-1984年的愛因斯坦和平獎章。

老特魯多訪華演講中有一段話，大致意思是：到20世紀結束的時候，評價一個國家成就的標準將不再是這個國家的GDP乃至他的經濟實力，而是看這個國家的政治製度在多大程度上給廣大的民眾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參與政治的能力。

老特魯多認為，毛澤東的中國創造了一個麵向21世紀的新的社會模式，這種模式是對19世紀發展模式的超越，是20世紀最偉大的成就，他評論說：“你們的國家（中國）所進行的社會試驗已經證明是成功的。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紀裏，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偉大，已經越來越不看軍事實力，甚至也不看經濟成就，而是看人民的福利。對於一個政府的真正考驗，在於它能否使人民感受到生活的價值、工作的成就和事業的實現。在最終書寫20世紀曆史的時候，能夠被榮幸地提到的是那些成功設計並實現了這樣一種製度的領導人，這種社會製度保證了每個人的希望，力圖充分滿足每個人的需要，這個社會公正的分配社會資源，並允許它的公民有參加活動和作出貢獻的機會。“

老特魯多指出：“毛主席和周總理本人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激發起人們的興奮之情，是因為你們在組織中國人民應對挑戰時表現的卓越才能，貴國政府在貴國人民中喚醒一種合作、獻身、改善集體和個人生活以及自覺自律的精神，在世界上很少有幾個政府能做到這一點。”

老特魯多說：“尊敬的毛主席、周總理，我覺得這就是你們開創的一個先進的製度，你們國家所進行的社會試驗是成功的。這就是加拿大人民對你們表示尊重的原因。因為我們也在努力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製度，也在努力為一般勞動者參與政治提供機會，是你們拋棄了過去社會的發展觀，而力圖去建立一個新的和諧國家，在這方麵你們是屬於未來的領導人。”

再看看1976年主席去世後特魯多發來的唁電：“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學的永垂不朽的紀念碑。他的曆史作用是，調動了中國人民的偉大精神，並帶領他們擺脫貧窮、奴役、分裂和戰爭。新的中華民族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麵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盡管我們的社會製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讚賞這種在毛主席指引下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平等和集體主義創新精神。“

晚年的特魯多，每每提及毛主席時，依舊充滿敬仰：“曆史已證明，毛澤東是一個偉人， 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毛都能夠把自己的理想付諸行動，並且明白中國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領導，這就是偉人的特征。”

“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學的永垂不朽的紀念碑。他的曆史作用是，調動了中國人民的偉大精神，並帶領他們擺脫貧窮、奴役、分裂和戰爭。新的中華民族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麵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盡管我們的社會製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讚賞這種在毛主席指引下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平等和集體主義創新精神。”特魯多的這些話，不是應景式的逢迎，更不是外交辭令。他是一吐真言。

[yongbing1993]

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沒用






《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的核心在於強調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實踐性和階級性。

《哲學》源於社會現實鬥爭，旨在指導無產階級改造世界。脫離階級鬥爭和生產實踐的認識論，純粹是抽象且虛無的教條。

《哲學》源於鬥爭社會實踐性。 馬克思主義認為，《哲學》不是書齋裏的產物，而是社會存在和社會關係的反映，特別是《階級矛盾》的集中體現。

脫離實際的認識論是空談，離開了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踐等具體實踐，任何對知識、真理和認識過程的抽象分，即是“脫離實際談認識論”都無法回答如何改造世界的問題。

《哲學》的現實目的是： 真正的哲學應像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那樣，致力於揭示社會發展規律，服務於無產階級的解放和具體的階級鬥爭。 這一觀點強調認識論必須紮根於具體的社會關係和生產鬥爭中，脫離實際的認識論研究沒有實際意義。

《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

“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這句話出自毛澤東於1964年8月18日的一次重要講話，旨在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社會實踐、特別是階級鬥爭的緊密聯係。

《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這句話的核心觀點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實踐論的基本原則，即理論來源於實踐並指導實踐。

《實踐是源泉》。毛澤東認為，人的正確思想（包括哲學）來源於社會實踐，特別是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主要的實踐活動。

毛澤東批判脫離實際，毛澤東在話語中明確指出“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批評了當時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內哲學界存在的教條主義和脫離現實鬥爭的傾向。

毛澤東強調參與實踐。毛澤東提倡學哲學的同誌應當深入基層，參加階級鬥爭，以親身實踐來豐富和檢驗哲學認識。

這一論斷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毛澤東的代表作《實踐論》和《矛盾論》一脈相承。

毛澤東的唯物史觀，它植根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毛澤東知行統一，它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

《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這句話強調了哲學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在具體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特別是激烈的階級鬥爭中產生和發展的，並必須回到實踐中接受檢驗。

毛澤東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

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學哲學的同誌應當下鄉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參加階級鬥爭。身體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無非是感冒，多穿幾件衣服就是了。

大學文科現在的搞法不行。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書本裏怎能出哲學？馬克思主義三個構成部分，基礎是社會學，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作鬥爭，馬克思他們看出，空想社會主義者想勸資產階級發善心，這個辦法不行，要依靠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那時已經有許多罷工。英國國會調查，認為與其十二小時工作製不如八小時工作製對資本家有利。從這個觀點開始，才有馬克思主義，基礎是階級鬥爭，然後才能研究哲學。什麽人的哲學？資產階級的哲學，無產階級的哲學。

無產階級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有無產階級經濟學，改造了古典經濟學。搞哲學的人，以為第一是哲學，不對，第一是階級鬥爭。壓迫者壓迫被壓迫者，被壓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學。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別人要殺我的頭，蔣介石要殺我，這才搞階級鬥爭，才搞哲學。

大學生今年冬天就要開始下去，講文科。理科的現在不動，動一兩回也可以。所有學文科的：學曆史的、學政治經濟學的、學文學的、學法學的，統統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員、學生統統下去。去五個月，有始有終。農村去五個月，工廠去五個月，得到點感性知識，馬、牛、羊、雞、犬、豕、稻、梁、菽、麥、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莊稼，至少還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

去搞階級鬥爭，那是個大學，什麽北大、人大，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裏學了點東西。我過去讀過孔夫子，四書五經，讀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後來進資產階級學校七年。七六十三年。盡學資產階級那一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還講了教育學。五年師範，兩年中學，上圖書館也算在內。那時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論，特別是唯心論。看來我原來是個封建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社會推動我轉入革命。我當了幾年小學教員、校長，四年製的。還在六年製學校裏教過曆史、國文。中學還教過一段時期，啥也不懂。進了共產黨，革命了，隻知道要革命，革什麽？如何革？當然，革帝國主義，革舊社會的命，帝國主義是什麽東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

十三年學的東西，搞革命卻用不著，隻用得著工具——文字。寫文章是個工具。至於那些道理，根本用不著。孔夫子講“仁者人也”，“仁者愛人”，愛什麽人？所有的人？沒那回事。愛剝削者？也不完全，隻是剝削者的一部分。不然為什麽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愛他們，要他們團結。可是鬧到絕糧，“君子固窮”，幾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殺他。有人批評他西行不到秦，其實，詩經中《七月流火》，是陝西的事。還有《黃鳥》，講秦穆公死了殺三個大夫殉葬的事。

《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

作者：毛澤東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學哲學的同誌應當下鄉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參加階級鬥爭。身體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無非是感冒，多穿幾件衣服就是了。

大學文科現在的搞法不行。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書本裏怎能出哲學？馬克思主義三個構成部分，基礎是社會學，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作鬥爭，馬克思他們看出，空想社會主義者想勸資產階級發善心，這個辦法不行，要依靠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那肘已經有許多罷工。英國國會調查，認為與其十二小時工作製不如八小時工作製對資本家有利。從這個觀點開始，才有馬克思主義，基礎是階級鬥爭，然後才能研究哲學。什麽人的哲學？資產階級的哲學，無產階級的哲學。無產階級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有無產階級經濟學，改造了古典經濟學。搞哲學的人，以為第一是哲學，不對，第一是階級鬥爭。壓迫者壓迫被壓迫者，被壓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學。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別人要殺我的頭，蔣介石要殺我，這才搞階級鬥爭，才搞哲學。

大學生今年冬天就要開始下去，講文科。理科的現在不動，動一兩回也可以。所有學文科的：學曆史的、學政治經濟學的、學文學的、學法學的，統統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員、學生統統下去。去五個月，有始有終。農村去五個月，工廠去五個月，得到點感性知識，馬、牛、羊、雞、犬、豕、稻、梁、菽、麥、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莊稼，至少還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階級鬥爭，那是個大學，什麽北大、人大，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裏學了點東西。我過去讀過孔夫子，四書五經，讀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後來進資產階級學校七年。七六十三年。盡學資產階級那一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還講了教育學。五年師範，兩年中學，上圖書館也算在內。那時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論，特別是唯心論。看來我原來是個封建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社會推動我轉入革命。我當了幾年小學教員、校長，四年製的。還在六年製學校裏教過曆史、國文。中學還教過短時期，啥也不懂。進了共產黨，革命了，隻知道要革命，革什麽？如何革？當然，革帝國主義，革舊社會的命，帝國主義是什麽東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學的東西，搞革命卻用不著，隻用得著工具——文字。寫文章是個工具。至於那些道理，根本用不著。孔夫子講“仁者人也”，“仁者愛人”，愛什麽人？所有的人？沒那回事。愛剝削者？也不完全，隻是剝削者的一部分。不然為什麽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愛他們，要他們團結。可是鬧到絕糧，“君子固窮”，幾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殺他。有人批評他西行不到秦，其實，詩經中《七月流火》，是陝西的事。還有《黃鳥》，講秦穆公死了殺三個大夫殉葬的事。司馬遷對《詩經》評價很高，說《詩經》三百篇皆古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詩經》大部分是風詩，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聖賢。“發憤之所為作”，心裏有氣，他寫詩：“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狙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屍位素餐”，就是從這裏來的。這是怨天，反對統治者的詩。孔夫子也相當民主，男女戀愛的詩他也收。朱燾注為淫奔之詩。其實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寫君臣。五代十國的蜀，有一首詩嗎《秦婦昤》，韋莊的，少年之作，是懷念君王的。

講下去的事。今冬明春開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參加階級鬥爭。隻有這樣，才能學到東西，學到革命。王××作了報告，她去搞了一個大隊，那裏沒有暖氣，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兩次感冒，春節回來的時候，見了她，我問她，還去不去，她說還去，無非是發幾天燒。你們知識分子，天天住在機關裏，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從生活條件好，變到生活條件壞些，下去參加階級鬥爭，到“四清”、“五反”中去，經過鍛煉，你們知識分子的麵貌就會改觀。

不搞階級鬥爭，搞什麽哲學！

下去試試看，病得不行了就同來，以不死為原則，病得快死了就回來。一下去精神就出來了。

（康生：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研究所，也統統要下去。現在快要成為古董研究所，快要變成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世界了。哲學所的人《光明日報》都不看。）

我專看《光明日報》、《文匯報》，不看《人民日報》，因為《人民日報》不登理論文章，建議以後，他們登了。《解放軍報》生動，可以看。

（康生：文學研究所對周穀城問題不關心。經濟所孫冶方搞利別爾曼那一套，搞資本主義。）

搞點資本主義也可以。社會很複雜，隻搞社會主義，不搞資本主義，不是太單調了嗎？不是沒有對立統一，隻有片麵性了嗎？讓他們搞，猖狂進攻，上街遊行，拿槍叛變，我都讚成。社會很複雜，沒有一個公社、一個縣、一個中央部不可以一分為二。你看，農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專搞包產到戶，“四大自由”，借貸、貿易、雇工、土地買賣自由，過去出過布告。鄧子恢同我爭論。中央開會，他提議搞四大自由，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永遠鞏固下去，就是搞資本主義。我們說，新民主主義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隻觸動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並不觸動民族資產階級。分土地給農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製改變為農民個體所有製，這還是資產階級革命範疇的。分地並不奇怪，麥克阿瑟在日本分過地。拿破侖也分過。土改不能消滅資本主義，不能到社會主義。

現在我們的國家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權力掌握在敵人或敵人的同情者手裏。我們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複辟的。現在幾包紙煙就能收買一個支部書記，嫁給個女兒就更不必說了，有些地區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隊很弱，現在看來問題不少。

關於哲學的材料收到了（指關於矛盾問題的材料——記錄者注），提綱看了一遍（指批判“合二而一”論的文章提綱——記錄者注），其它來不及看。關於分析與綜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

這樣搜集材料，關於對立統一規律，資產階級怎麽講，馬恩列斯怎麽講，修正主義怎麽講，是好的。資產階級講，楊獻珍講，古人是黑格爾講。古已有之，於今為烈。還有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講造神論。波格丹諾夫的經濟學我看過。列寧看過，好像稱讚過他講原始積累那一部分。

（康生：波格丹諾夫的經濟學比現代修正主義者的那一套還高明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魯曉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也比蘇聯的高明一些。德熱拉斯還講了斯大林的幾句好話，說他在中國問題上作了自我批評。）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國問題上犯了錯誤。不是小錯誤。我們是幾億人口的大國，反對我們革命，奪取政權。為了奪取全國政權，我們準備了好多年，整個抗戰都是準備，看那時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義論》，就清楚。就是說不能搞資產階級專政，隻能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搞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在我國，八十年，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都失敗了。我們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一定要勝利。隻有這條出路，沒有第二條。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會主義。就是《新民主主義論》那一篇，是個完整的綱領。政治經濟文化都講了，隻是沒講軍事。

（康生：《新民主主義論》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很有意義。我問過西班牙的同誌，他們說，他們的問題就是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不搞新民主主義。他們那裏就是不搞這三條：軍隊、農村、政權。完全服從蘇聯外交政策的需要，什麽也搞不成。）

這是陳獨秀那一套！

（康生：他們說，共產黨組織了軍隊．交給人家。）

沒有用。

（康生：也不要政權。農民也不發動。那時蘇聯同他們講，如果搞無產階級領導，英法就會反對，對革命不利。）

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權，又搞軍隊，又發動農民。所以就成功了。

（康生：他們打仗也是打正規仗，資產階級的一套，死守馬德裏。一切服從蘇聯外交的一套。）

第三國際還沒有解散，我們沒有聽第三國際的。遵義會議就沒有聽，長征把電話丟了，聽不到。後來四二年整風，到“七大”的時候才作出決議，《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糾正“左”的都沒有聽。教條主義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國特點。到了農村十幾年，根本不研究農村土地、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不是到農村就懂得農村。要研究農村各階級、各階層關係。我花了十幾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館、賭場，什麽人都接近、調查。一九二五年我搞農民運動講習所，作農村調查。我在家鄉找貧苦農民調查，他們生活可慘，沒有飯吃。有個農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長三、板凳），然後請他吃一頓飯。事先事後，吃飯中間，同他談話，了解到農村階級鬥爭那麽激烈。他願意同我談，是因為，一把他當人看，二請他吃頓飯，三可以贏幾個錢。我是老輸，輸一、二塊現洋，他就很滿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後還來看過我兩次。那時候有一回，他實在不行了，來找我借一塊錢，我給了他三塊，無償援助。那時候這種無償援助是難得有的。我父親就是認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母親反對他。我父親死時送葬的很少，我母親死時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會搶了我家，我說，搶得好，人家沒有嘛。我母親也很不能接受。長沙發生過一次搶米風潮，把巡撫都打了。有些小販，湘鄉人，賣開花蠶豆的，紛紛回家，我攔著他們問情況。鄉下青紅幫也開會，吃大戶，登了上海《申報》，是長沙開兵來才剿滅的。他們紀律不好，搶了中農，所以自己孤立了。一個領袖左躲右躲，躲到山裏，還是抓去殺了。後來鄉紳開會，又殺了幾個貧苦農民，那時還沒有共產黨，是自發的階級鬥爭。

社會把我們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誰想到搞馬克思主義？聽都沒聽說過。聽過還看過的是孔夫子、拿破侖、華盛頓、彼得大帝、明治維新、意大利三傑，就是資本主義那一套。還看過富蘭克林傳，他窮苦出身，後來變成文學家，還試驗過電。（陳伯達：富蘭克林最先提出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這一說法。）他說過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從前說人是有思想的動物，“心之官則思”。說“人為萬物之靈”，誰開會選舉的？自封的。後來馬克思提出，人能製造工具，人是社會的動物。其實，人至少經過了一百萬年才發展了大腦和雙手，動物將來還要發展。我不相信就隻有人才能有兩隻手，馬、牛、羊就不進化了？隻有猴子才進化？而且猴子中又隻有一類猴子能進化，其它就不能進化？一百萬年，一千萬年以後還是今天的馬、牛、羊？我看還是要變，馬、牛、羊、昆蟲都要變。動物就是從植物變來的，從海藻變來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與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就寫了這個道理。地球原來是個死的地球，沒有植物，沒有水，沒有空氣。不知幾千萬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隨便一下就由氫氧變成了水，水有自己的曆史。以前連氫、氧二氣都沒有，產生了氫和氧，然後才有可能兩種原素化合成水。

要研究自然科學史，不讀自然科學史不行。要讀些書。為了現在鬥爭的需要去讀書，與無目的地去讀書，大不相同。傅鷹講氫和氧經過千百次化合成水，並不是簡單地合二而一，他這話，講的倒是有道理的，我要找他談談。（對××講）你們對傅鷹也不要一切都反對。

曆來講分析、綜合講得不清楚。分析比較清楚，綜合沒講過幾句話。我曾找艾思奇談話，他說現在隻講概念上的分析、綜合，不講客觀實際的分析、綜合。

我們怎樣分析、綜合共產黨與國民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地主和農民、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拿共產黨和國民黨來說，我們怎樣進行分析和綜合？我們分析：無非是我們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黨員，多少軍隊，多少根據地。如延安之類。弱點是什麽？沒有大城市，軍隊隻有一百二十萬，沒有外援，國民黨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隻有七千人，加上機關、部隊一共二萬人，隻有手工業和農業，怎能同大城市比？我們的長處是有人民支持。國民黨脫離人民。你地方多，軍隊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來的，官兵之間是對立的。當然他們也有相當大一部分很有戰鬥力的軍隊，並不是都一打就垮。他們的弱點就在這裏，關鍵就是脫離人民，我們聯係人民群眾，他們脫離人民群眾。

他們宣傳共產黨共產共妻，一直宣傳到小學裏。編了歌：“出了朱德毛澤東，殺人放火樣樣幹，你們怎麽辦？”叫小學生唱。小學生一唱，就去問他們的父母兄弟，反倒替我們作了宣傳。有個小孩聽了問他爸爸，他爸爸說，你不要問，將來你長大以後，你自己看就知道了。這是個中間派。又去問他叔叔，叔叔罵了他一頓，說“什麽殺人放火？你再問，我揍你！”原來他叔叔是個共青團。所有的報紙、電台，都罵我們，報紙很多，一個城市幾十種，每一派辦一個，無非是反共。老百姓都聽他們的？沒有那回事。中國的事我們經驗過，中國是個麻雀，外國也無非是富人和窮人，反革命和革命，馬列主義和修正主義。切不要以為反革命宣傳會人人信，會一起來反共。我們不是都看報紙嗎？也沒有受他影響。

《紅樓夢》我讀了五遍，也沒有受影響。我是把他當作曆史讀的，開頭當故事讀，後來當曆史讀。什麽人看《紅樓夢》都不注意第四回，其實這一回是《紅樓夢》的總綱。還有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蘆僧判斷葫蘆案”，講護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裏，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鐵。”《紅樓夢》裏四大家族都寫到了，《紅樓夢》階級鬥爭激烈，有好幾十條人命。而統治者也不過二、三十個人（有人算了說是三十三個人），其它都是奴隸，三百多個，鴛鴦、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講曆史不拿階級鬥爭觀點講，就講不清楚。隻有用階級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紅樓夢》寫出來，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紅樓夢》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有俞平伯、王昆侖，都是專家，何其芳也寫了個序，又出了個吳世昌，這是新紅學，老的還不算。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

怎麽綜合？國民黨、共產黨，兩個對立麵，在大陸上怎麽綜合的，你們都看到了。就是這麽綜合的：他的軍隊來，我們吃掉，一塊一塊地吃。不是楊獻珍的合二為一，不是兩方麵和平共處的綜合。他不要和平共處，他要吃掉你。不然，為什麽他打延安？陝北除了三邊三個縣以外，他的軍隊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萬，我二萬五千。幾個旅，兩萬多人。分析了，如何綜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我一口一口地吃你。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整整一個軍，從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統統跑光，因為消滅了他好幾萬。宜川被我們包圍，劉戡來增援，軍長劉戡打死了，他的三個師長，兩個打死，一個俘虜了，全軍覆沒，這就綜合了。所有的槍炮都綜合到我們這邊來了，士兵也都綜合了：願留下的留下，不願留下的發路費。消滅了劉戡，宜川城一個旅不打就投降了。三大戰役，遼沈、淮海、平津戰役，怎麽綜合法，傅作義就綜合過來了。四十萬人，沒有打仗，全部繳槍。

一個吃掉一個，大魚吃小魚，就是綜合。從來書上沒有這樣寫過，我的書也沒有寫。因為楊獻珍提出合二而一，說綜合是兩種東西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世界有什麽不可分割的聯係？有聯係，但總要分割的，沒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們搞了二十幾年，我們被敵人吃掉的也不少。紅軍三十萬軍隊，到了陝甘寧隻剩下兩萬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傷亡了的。

要從生活中來講對立統一。

（康生同誌：隻講概念，不行。）

分析時也綜合，綜合時也分析。

人吃動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為什麽不吃砂子，米裏有砂就不好吃。為什麽不吃馬、牛、羊吃的草，隻吃大白菜之類？都是加以分析。神農嚐百草，醫藥有方。經過多少萬年，分析出來，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蚱蜢、蛇、烏龜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夠吃。有些外國人就不吃。陝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魚。陝北貓也不吃。有一年黃河發大水，衝上來幾萬斤魚，都作肥料了。

我是土哲學，你們是洋哲學。

（康生同誌：主席能不能講講三個範疇的問題。）

恩格斯講了三個範疇，我就不相信那兩個範疇。（對立統一是最基本的規律，質量互變是質和量的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沒有。）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同對立統一規律平行的並列，這是三元論，不是一元論。最基本的是一個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就是質和量的對立統一。沒有什麽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發展，每一個環節，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隸社會否定原始社會，對於封建社會，它又是肯定，封建社會對奴隸社會是否定，對資本主義社會又是肯定，資本主義社會對封建社會是否定，對社會主義社會又是肯定。

怎麽綜合法？難道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並存？並存是有的，隻是小部分。作為總體，是要消滅原始社會。社會發展也是有階段的，原始社會又分好多階段，女人殉葬那時還沒有，但是服從男人。先是男人服從女人，走到反麵，女人服從男人。這段曆史還搞不清楚，有一百多萬年。階級社會不到五千年。什麽龍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總而言之，一個吃掉一個，一個推翻一個，一個階級消滅，一個階級興起，一個社會消滅，一個社會興起。當然在發展過程中，不是很純的，到了封建社會裏還有奴隸製，主體是封建製，還有些農奴，也有些工奴，手工業的。資本主義社會也不那麽純粹，再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有落後部分。如美國南部的奴隸製，林肯消滅奴隸製，現在黑人奴隸還有，鬥爭很激烈，二千多萬人參加，不少。

一個消滅一個，發生、發展、消滅，任何東西都是如此。不是讓人家消滅，就是自己滅亡，人為什麽要死？貴族也死，這是自然規律。森林壽命比人長，也不過幾千年。沒有死，那還得了。如果今天還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裝不下去了，讚成莊子的辦法，死了老婆，敲盆而歌。死了人要開慶祝會，慶祝辯證法的勝利，慶祝舊事物的消滅。社會主義也要滅亡，不滅亡就不行，就沒有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至少搞個百把萬、千把萬年，我就不相信共產主義就沒有質變，就不分質變的階段了？我不信。量變質，質變量。完全一種性質，幾百萬年不變了，我不信！按照辯證法，這是不可設想的。就一個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萬年，就是一種經濟學，你信不信？想過沒有？那就不要經濟學家？橫直一本教科書就可以了，辯證法也死了。

辯證法的生命就是不斷走向反麵。人類最後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說末日，是悲觀主義，嚇唬人。我們說人類滅亡，是產生比人類更進步的東西，現在人類很幼稚。恩格斯講，要從必然的王國到自由的王國，自由是對必然的理解。這句話不完全，隻講了一半，下麵的不講了。單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還要做工作，吃了飯沒事做，隻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規律要會用，要開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開礦山，搞工業。將來人多了，糧食不夠，要從礦物裏取食品，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將來就能那麽自由？列寧講過，將來空中飛機像蒼蠅一樣多，闖來闖去，到處撞怎麽得了？怎麽調動？調動起來那麽自由？北京現在有一萬輛公共汽車，東京有十萬輛（還是八十萬輛）所以車禍多，我們車少再加上教育司機，教育人民，車禍少。一萬年以後，北京怎麽辦？還是一萬輛車？會發明新東西，不要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飛，用簡單機器，一飛就飛到一個地方，隨便哪裏都可以落，單對有必然的理解不行，還要改造。

不相信共產主義社會不分階段，沒有質的變化。列寧講過，凡事都可以分。舉原子為例，他說不僅原子可以分，電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認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這門科學還很年輕，才二、三十年，幾十年來，科學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質子、反質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這是重的，還有輕的。這些發現，主要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和以後才發展起來。至於電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發現了。電線裏，就是用了銅、鉛的外電子的分離。地球三百公裏的上空還發現有電離層，那裏電子和原子核也分離。電子到現在還沒有分裂，總有一天能分裂。莊子說“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莊子·天下篇》引公孫、龍子語）這是個真理，不信就試試看。如果有竭，就不是科學了。事物總是發展的，是無限的。時間、空間是無限的。空間方麵，宏觀、微觀是無限的，是無限可分的。所以科學家有工作做，一百萬年以後還有工作做。我很欣賞《自然科學研究通訊》上阪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是辯證唯物主義者。他引了列寧的話。

哲學界的缺點是沒有搞實際的哲學，而是搞書本的哲學。

總要提出新的東西，不然要我們這些幹什麽？要後人幹什麽？新東西在實際事物裏，要抓實際事物。任繼愈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很欣賞他講佛學的那幾篇文章，有點研究，是湯用彤的學生。他隻講到唐朝的佛學，沒有觸及到以後的佛學。宋朝的明理學是從唐朝禪宗發展起來的，由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對的。有佛、道，不管它，怎麽行？韓愈不講道理，“師其意，不師其詞”，是他的口號，意思完全照別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講道理，講一點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師說》之類有點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道，唯物主義。但是，他的《天對》太短了，就那麽一點。他的《天對》從屈原《天問》產生出來，幾千年來，隻有這個人做了《天對》。這麽一看，到現在，《天問》《天對》講些什麽，沒有解釋清楚，讀不懂，隻知其大意。《天問》了不起，幾千年以前，提出了各種問題，關於宇宙，關於自然，關於曆史。

（關於合二而一問題的討論）《紅旗》可以轉載一些比較好點的東西，寫一篇報導。

[yongbing1993]

天真漢興衝衝地闖進了紅色中國




《天真漢》自始至終都是這種詼諧的語氣。兩個好朋友互相嘲弄，也調侃過於嚴肅的中國人。他們自比不知天高地厚的天真漢，興衝衝地闖進了紅色中國。其實當時的中國已經發生過整風、反右和大躍進，大饑荒已經開始。但遠道而來的客人自然不知道這些。他們在一位侯先生的陪同下各處參觀，每到一個城市都有當地對外友協設宴接風。他們很快就熟悉了“大躍進”、“總路線”等詞匯，特魯多還學會了在講話時模仿主人，讓翻譯不知所措。中國人的熱情好客讓兩位作者用了許多次驚歎號，但是作為自由散漫慣了的“資產階級”遊客，他們也經常抱怨侯先生把他們管得太緊、日程安排太滿了。大清早就把他們拉去紡織廠聽車間主任講新舊社會兩重天，可是外麵的天氣多好呀！特魯多好幾次開小差。國慶節那一次，他剛跟偉大領袖握了手，一轉身就混進人群，獨自玩了個夠，淩晨才回來。特魯多對新中國的工業建設和城市的清潔有序很讚賞。

1960年9月16日，受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會長楚圖南的邀請，特魯多和Jacques Hébert倆乘飛機從英國倫敦飛往俄國莫斯科，17日從莫斯科飛往鄂木斯克，18日從鄂木斯克途經伊爾庫茨克飛到北京。他們在機場受到中國人民外國文化協會的歡迎。歡迎晚宴上，文協征求了他們感興趣參觀的地方。他倆是搞工運的，特魯多又是哈佛政治學碩士，而且很關心社會與個人之間關係，於是他們提出了許多方麵，包括要看紡織廠，看兒童醫院，看監獄等等。他們還想看國慶慶典。

19日，他倆被安排參觀了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紫禁城和雍和宮。晚上看了一個百貨商店，還看了一場運動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紀錄片。20日他們走訪了北京監獄。特魯多發現，中國監獄的原則，並非懲罰罪犯，而是教育罪犯重新做人。21日他倆去看了幾個人民公社。22日上午他們又訪問中蘇友誼人民公社，路上特魯多問到少數民族問題，陪同的中國同誌於是在當天下午就帶他們訪問了民族學院。特魯多問到少數民族宗教問題，在民族學院他參觀了穆斯林的祈禱室。特魯多不停頓地提出種種問題，他發現北京和渥太華對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政策完全相反，渥太華用住宿學校來消除原住民文化和同化原住民，而北京則反其道而行之，是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 22日晚上10點半，特魯多他們倆人又上了列車軟臥，離開北京去東北。23日下午5點到達長春。

24日上午，他倆參觀了長春鐵路車輛製造廠，在那裏特魯多了解了國有企業經營方式和加拿大私營企業的不同。下午，他們參觀了長春電影製片廠。特魯多了解了新中國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路線。他倆還看了電影《白毛女》。25日星期日上午，他倆參觀了毛毯廠。特魯多要求去看長春天主教堂。到了天主教堂，特魯多要看神父，被告知神父到農村參加秋收勞動了。下午他們參觀了長春汽車製造廠，感受到工人們的工作熱情和工廠主人翁精神。他倆還看了工人宿舍，工人食堂，工人醫務室。但也看到了中國的貧窮落後。晚上他倆睡在去沈陽的軟臥列車上。

26日上午，他倆參觀了第一機械製造廠，了解到那原來是日本的工廠，國民黨撤退時拆掉了，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又重新建造起來了。特魯多想看看山裏的和尚廟，而對外文化協會則一心向他們顯示新中國新建設的成就。下午，他們看了醫學院和醫院，知道中國的大學生還要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每年還要下鄉勞動兩個月。他發現醫學院除了教西醫以外，還教中醫。

27日他倆先參觀鞍山鋼鐵廠，他看到一個弱小女孩操作一個巨大的吊車，特魯多擔心的問，為什麽不找一個男工做這活？答複：她是最優秀的。特魯多看到的工人都特別自豪和驕傲，和西方反華宣傳的奴隸勞工完全是兩回事。參觀了鞍鋼，特魯多看到了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了，他堅信中國的崛起。

28日，他們回到北京，參觀了民族文化宮。晚上看了雜技。29日上午，他們參觀了勞教所。下午，他們參觀了棉紡廠，發現中國工會和加拿大工會完全是兩碼事，青年工人的集體宿舍也讓特魯多很好奇，問那些青年女工為什麽不回家住，她們說集體生活快樂。和工人交談中，特魯多發現中國人熱愛勞動喜歡做工人，想當勞模，這和西方觀念大相徑庭，給特魯多很大的震驚。這讓他想起來參觀監獄的時候，犯人關禁閉不能參加勞動是一種懲罰。但特魯多能理解，因為解放前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解放後勞動和生活恢複了中國人民的人的尊嚴。

30日，特魯多倆拜訪了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新西蘭人，那時候他已經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了。特魯多請教了路易·艾黎很多關於中國的疑惑。晚上，特魯多倆參加了人民大會堂的國慶晚宴。10月1日白天，特魯多倆觀看了天安門廣場的國慶遊行，晚上，參加了招待外國記者的雞尾酒會。記者招待會後，又回到天安門城樓上看國慶煙花，觀看煙花時周恩來在人群中與不同的人交談握手，兩次和特魯多握手但沒有提及加拿大總理或魁北克省長。然後他們有回到人民大會堂，與劉少奇、朱德、董必武、毛澤東握手。回旅店途中，特魯多悄悄離隊，獨自到天安門廣場與群眾狂歡國慶。

2日上午，他們聽了國家計委副主任薛暮橋的講演，聽他向外國人介紹中國工業的整體狀況。下午，他們參觀了國家曆史博物館。3日上午，他們與其他在京外國人一起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的講話，介紹新中國的變化。4日一早他們乘上了去上海的快車。5日上午到達上海，住進和平飯店。飯店門口還和11年前一樣，隻是沒有了《華人與狗不得進內》的牌子。他們登上樓頂俯瞰上海，陪同為他們指點哪塊是以前的法租界，哪塊是以前的日租界，哪塊是萬國租界。上海還是11年前特魯多來過的上海，樓和街沒有太大的變化，隻是路上沒有了衣衫襤褸的難民，沒有了搬運的苦力。晚上他們去了文化宮，就是舊上海的大世界，看到工人排練歌舞，還看了一場彩色電影《聶耳》。6日上午他們去了中蘇友好大廈看工業展覽館和手工藝館。下午他們走訪了藥水弄，見證這個解放前的棚戶區的變化。晚上11點，陪同他倆的中國同誌睡覺了，而他們倆偷偷留出旅店，來的外灘，已經找不到夜間的私人酒吧了，隻見在外灘有許多中國人雙雙男女戀人摟腰搭背倚欄江邊。

7日上午，他們參觀了紡織廠。接待的人很想向特魯多展現上海最先進的工廠，但特魯多不想看機器，他想了解工人生活，要看工人宿舍，幼兒園，學校，醫院，食堂。特魯多還詢問了女工的產假。56天帶薪產假，顯然比加拿大女工的待遇要好。特魯多了解了工人的文藝體育生活，進修學習機會等。特魯多看食堂，發現有個小廚房專門為回族工人準備清真飯菜。特魯多還與業餘大學的教師交談。下午他們去了一個上海效區的農村人民公社,一位隻有小學教育程度的26歲的公社書記，領導一個2萬3千人的人民公社。特魯多很快就發現了城鄉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別，他認為這不公平。晚上又看了一場電影。不過，那時候的中國農村的生活習慣，每家每戶都在9點就熄燈睡覺了。特魯多倆又溜出旅店自由行在夜上海的效區小城鎮上。

8日上午，他們乘渡輪渡過黃浦江，來到上海的浦東地區，參觀中國羊毛精仿公司，一家公私合營企業。劉經理，每月有500元工資，另外每年給他們家2千萬資產的5%的利息，劉經理作為家族一員每年得到其中的7萬5千元。劉經理能講流利的英語，能不用翻譯與特魯多交談。

9日是禮拜日，他們參加了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的晨6點的彌撒。教堂7點、8點、11點和下午5點還有另外四場彌撒。參加晨6點彌撒的有近百教徒，高大的教堂裏依然顯得空空蕩蕩。教徒大多數是老年婦女，幾乎沒有青年。彌撒完畢後特魯多會晤了神父。神父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但還是找了一個翻譯，神父不想在沒有人見證的情況下交談。他們探討了馬克思主義和天主教在中國，這也是特魯多的哈佛論文研究的內容。下午，他們去了少年宮，去看中國的未來。

10日，他倆先分開，Hébert去參觀師範學院，特魯多和上海經濟學會副會長會談。接著他們一起去看了郊外的一個寺廟。然後他們和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楊永直與上海哲學學會副會長馮契討論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晚上，他們乘火車到了杭州。11日上午，他們上了遊艇蕩西湖，去了靈隱寺。下午看了兩場電影。晚上還是電影。12日上午，他們去了黃龍洞和中山公園等名勝景點。下午參觀絲繡廠。晚上9點乘上去廣州的火車。13日一天在火車上探討計劃經濟的價格、工資和供求等問題。

14日他們住進了愛群大廈9樓臨江一麵，他們可以看到江邊住在船上的疍家人，看到碼頭搬運工幹著重體力活。白天他們參觀了大革命時期的農民講習所舊址，晚上去了文化公園。陪同的人也習慣了他倆離隊瀏覽市容的習慣。廣州夜市要比北方熱鬧多了，晚上十點半街邊還有擦皮鞋和賣水果的小攤，但沒有乞丐和妓女。街上還有過往的掏糞車。他們一直走到沙麵。沙麵已經不同過去了，已經看不到洋人了。15日上午他們參觀了一個人民公社，看了人力建築公路，人力修築大壩建水庫，特魯多已經看過很多西方媒體荒謬地把人民公社說成是“勞動集中營”，但特魯多也知道中國農民是不會希望回到舊社會的。特魯多坐在水庫大壩上的涼亭裏，吃著西瓜，向人民公社的社長問了許多農民的問題。下午回到廣州到了一個著名酒家，吃了一頓三十道菜的大宴席，高朋滿座，有各界頭麵人物。

16日，又是禮拜日，特魯多要求去天主堂參加彌撒。陪同的人沒有也無法拒絕。17日，他們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車，18日下午到達北京。19日去了頤和園和圓明園，還去了百貨商店購物。20日去了長城和十三陵。目睹長城之雄偉，遐想古時候多少人力來建造如此偉大的工程，特魯多忽然頓悟出中國超強的組織能力。僅建國十年，已經讓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特魯多堅信中國工業化將勢不可擋。晚上吃過告別晚宴。21日一早他們就到機場趕8點的飛機，結果伊爾庫茨克在下雪，等了一天雪也沒有停。22日一早他們再次趕到機場，8點伊爾庫茨克雪停了，但有霧。一直等到11點飛機才起飛。

特魯多在他《紅色中國的兩個天真漢》一書的前言中寫道：“對於我們民主社會的公民來說，更多地了解中國是至關重要的事情”。雖然這句話是1960年寫的，但這句話至今沒有過時，今天西方社會的人尤其需要了解中國。

特魯多1960年作為加拿大的一個公民即私人性質的訪華，不能說就完全了解了中國。在中國訪問了5周多，也不能說就完全消除了偏見。但他的這個經曆使得他對中國的了解要比其它西方政客知道得更多，偏見要比其它西方政客要更少。

1960年是中國建國最困難的時期，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也是蔣介石反共大陸蠻厲害的時期。中國處於非常惡劣的國際環境中。中國既希望進行外交讓外國人了解中國，又要嚴防外國不友好甚至敵特勢力的滲透。特魯多訪華全程有陪同，既是熱情也是戒備。安排的訪問人和地也是安排過的，不可能是中國的全部真實。尤其是天主教在解放戰爭中是支持蔣介石的，大部分教會人員都隨蔣介石到台灣了，所以特魯多彌撒後與神父交談也令陪同特別警惕。

目前西方重啟對華冷戰，再次設立新的鐵幕，以西方媒體輿論強化對中國的偏見。希望西方有更多的社會活動家和政治活動家能像老特魯多那樣有了解中國的意願，以降低世界大戰的風險。

加拿大和中國建交後，總理特魯多在1973年訪華。兩國領導人會晤時，特魯多告訴毛澤東，這其實是他們的第二次見麵，第一次是十三年前的中國國慶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特魯多後來回憶說，當時已經很衰弱的毛澤東一下子睜開原來半閉的眼睛盯住他，似乎對他發生了新的興趣。

那時中國在國際上相當孤立，中國對外友協邀請“外國友人”訪華是和外界交流的一個重要渠道。1960年，有一百多位魁北克省各界人士接到邀請，但是隻有不到二十人敢於回信，而且其中一多半是為了謝絕。在寥寥幾個決定接受邀請的人中，有特魯多和他的朋友埃貝爾。兩人在中國遊曆一個多月，回來後合寫了一本日記體遊記《紅色中國的兩個天真漢》，於次年出版。

當時中國和西方國家互相知之甚少，妖魔化對方都不遺餘力。以至於特魯多和埃貝爾接受中國邀請的消息傳開後，很多人覺得他們實在是太勇敢了，還有些人擔心他們有去無回，提醒他們動身前寫好遺囑。事實上，最害怕出差錯的其實是對外友協。“為了讓我們在回家時毫發無損，中國人十二萬分小心。他們似乎擔心，萬一我們中有人淹死在大運河裏，或是笨手笨腳地從長城上摔下來，就會有某家西方報刊認為中國是一個不把 ‘加拿大法裔天主教徒’的性命當回事的國家，然後在和這個國家建交的危險性上大做文章。”

[yongbing1993]

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







毛澤東於1974年2月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將冷戰時期的國際力量分為三部分：美國和蘇聯為第一世界（超級大國）；中間的歐、日、加等發達國家為第二世界；亞非拉等廣大發展中國家為第三世界。該理論主張第三世界是反帝反霸的主力，中國屬於第三世界，旨在團結廣大力量反對蘇美霸權。

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世界（超級大國）： 美國、蘇聯。毛澤東認為這兩國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世界不安動亂的根源。

第二世界（中間力量）： 日本、歐洲、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麵受超級大國控製，另一方麵又有獨立自主的一麵，具有反霸的可能性。

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 亞洲（除日本）、整個非洲、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是國際政治中的主要被壓迫力量，是中國堅定團結的盟友。

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調整了中國的外交戰略，確立了中國屬於第三世界的定位，倡導建立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來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並幫助中國打破了當時的國際孤立處境。

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是根據二戰後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對全球政治力量進行的一種戰略分類。該理論旨在為中國的對外關係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核心是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

毛澤東將當時的國家分為以下三個世界:

第一世界：指代進行霸權主義鬥爭的兩個超級大國，即美國和蘇聯。該理論認為它們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敵人。

第二世界：指代處於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發達國家，包括歐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麵受超級大國的控製和威脅，另一方麵也對第三世界國家有剝削和控製。

第三世界：指代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區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未開發國家。這些國家曆史上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侵略和剝削，是反對霸權主義的主力軍。中國將自己定位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員。

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提出的主要背景是在冷戰時期，美蘇兩極格局下，各國國家利益和主權完整與美蘇霸權主義的矛盾日益凸顯。

毛澤東在20世紀70年代初根據不斷變幻的國際形勢，特別是中蘇關係惡化後，將中國革命時期的統一戰線理論引入到對外關係領域。

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該戰略旨在建立一個最廣泛的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特別是加強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通過這種劃分，中國得以調整外交政策，逐步走向非意識形態化的和平與發展外交道路。

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在當時被視為一項切合國際格局的戰略理論。它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國際格局認知框架，有助於增強它們的自信心，使之成為一支獨立的反對霸權主義的政治力量。該理論標誌著中國外交從革命外交向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的外交轉型的重要裏程碑，對中國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事業作出了貢獻。

七十年代，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軍事力量對比朝著有利於蘇聯的方向發展。美國由於長期對外擴張，特別是陷入侵越戰爭的泥潭中，實力遭到削弱，霸權地位受到挑戰。而蘇聯則乘機加緊擴充軍備，並依仗其膨脹起來的軍事實力對外擴張。在雙方激烈爭奪中，出現了蘇攻美守的戰略態勢。為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美國調整對外政策，在亞洲實行收縮戰略，打開中美關係大門，謀求從印度支那脫身，以集中力量確保歐洲重點。

為推動國際局勢朝著有利於和平與穩定、有利於各國人民的方向不斷發展，毛澤東主席於1973年在會見基辛格時提出，隻要目標相同，我們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希望美國跟歐洲和日本加強合作，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這就是聯合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 “一條線” 戰略。

1974年2月，毛澤東主席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上詳細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經過長期的較量和鬥爭，發生了急劇的分化和改組。“從國際關係的變化來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係又互相矛盾的三個方麵，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

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指明了兩個超級大國是當時造成世界不安和動亂的主要根源，它們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以大欺小，以強淩弱，以富壓貧，從而激起第三世界國家的強烈反對，也引起第三世界國家的極大不滿。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員，堅決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反對霸權主義的鬥爭，支持第二世界國家反對超級大國幹涉和控製的鬥爭。中國堅決反對超級大國的擴張主義政策，對美國實行又聯合又鬥爭的方針，側重打擊蘇聯霸權主義，有效地牽製了蘇聯的擴張主義勢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過20多年的發展，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爭霸世界的矛盾日益加劇。蘇聯利用美國霸權地位的中落，加緊對外擴張，同美國爭奪世界霸權，對世界和平構成了極大威脅。中國在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的同時，也同蘇聯的霸權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進行了堅決鬥爭。而這個時期國際形勢的發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廣大的亞非拉國家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幹涉、控製、壓迫，反帝、反殖民、反霸權鬥爭風起雲湧。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為不可阻擋的曆史發展潮流。這點毛澤東看得非常清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逐漸形成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對中國的外交戰略作出重大調整。

1974年2月，毛澤東在同讚比亞總統卡翁達談話時，初次提出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這一思想的基本點是：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這“三個世界”互相聯係又互相矛盾。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想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把發展中國家置於它們各自的控製之下，同時還要欺負實力不如它們的發達國家。處於超級大國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一些發達國家，既對第三世界國家保持著各種不同形態的殖民主義關係，又在不同程度上受著這個或那個超級大國的控製、威脅和欺負。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都是以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們在取得獨立以後，都還麵臨著肅清殖民主義殘餘勢力，發展民族經濟，鞏固民族獨立的曆史任務。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的一員，要加強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爭取第二世界國家，聯合反對超級大國的控製和壓迫；在與第一世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展開鬥爭時，還特別注意聯合威脅較小的一方，集中力量反對更加危險的蘇聯霸權主義。

1974年4月10日，中國政府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的大會發言中，全麵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和我國的對外政策。這屆特別聯大議題就是關於原料和發展問題。1973年爆發了第四次中東戰爭，一些石油輸出國為了抗擊西方國家的侵略和幹涉控製，宣布實行石油禁運，造成石油價格上漲，每桶石油由3美元漲到超過13美元，使西方國家經濟遭受了沉重打擊。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機。就這一新情況，中國在聯大發言中指出，聯合國成立29年來，舉行專門會議討論反對帝國主義剝削和掠奪，改造國際經濟關係的重大問題，還是第一次。這反映了國際局勢的深刻變化。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讚同和支持第三世界國家要求改變目前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係的主張和合理的改革建議。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鬥爭。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對指導我國外交工作，努力建立和發展同第三世界各國以及其他類型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堅持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戰爭威脅，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提出已經50多年了，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依然始終堅持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戰爭威脅，始終不渝地維護世界和平。

20世紀70年代上半期是中國外交突破性大發展的時期。在紛繁複雜的局麵下，毛澤東審時度勢、戰略運籌，分析全球風雲的演變機理，把握各種矛盾的內在關係，將統一戰線理論成功運用於國際舞台，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堅決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戰爭威脅，努力建立和發展同第三世界各國以及其他類型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為新中國外交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對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世界範圍來看，而不應當孤立地來看”，這是毛澤東看待國際問題的觀點和方法。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各種力量經曆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深刻調整，冷戰格局呈現新的戰略態勢。美蘇軍事力量對比發生重要變化，從以往美國對蘇聯占有明顯優勢轉向蘇攻美守；中國成為國際舞台獨樹一幟的戰略力量，中美關係開啟正常化進程；美國在西方聯盟中的統治地位有所削弱，東歐國家對蘇聯的離心傾向也在發展；亞非拉國家的力量和影響力進一步增長，美蘇難以再像戰後初期那樣掌控世界。隨著國際形勢和中國對外關係的迅速發展，經過長期的觀察和思考，毛澤東對國際格局有了新的戰略論斷。

1973年2月，毛澤東在同第四次訪華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談話時，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設想。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初次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他又說：“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麽多，也沒有那麽富，但是比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全麵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和中國的對外政策，引起與會者的強烈反響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認識論，將國際戰略格局“一分為三”，揭示了各種力量之間的相互矛盾和內在關聯，為新中國外交提供了新的戰略思維和更為廣闊的戰略視野。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想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把發展中國家置於它們各自的控製之下，同時還要欺負實力不如它們的發達國家。處於超級大國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一些發達國家，既對第三世界國家保持著不同形態的殖民主義關係，又在不同程度上受著這個或那個超級大國的控製、威脅和欺負。而廣大發展中國家，都是以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們取得獨立以後，都還麵臨著肅清殖民主義殘餘勢力，發展民族經濟，鞏固民族獨立的曆史任務。值得注意的是，劃分“三個世界”的標準不再是根據每個或每類國家的階級屬性，而是根據每個或每類國家在國際社會中處在什麽樣的經濟地位，以及在國際事務中實行什麽樣的政策而確定。因此，擁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又執行霸權主義政策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被劃在第一世界裏。“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又是方法論，將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統一戰線理論充分運用於國際舞台，為新中國外交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提供了新的理論工具和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