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社會主義政治家當過省長

加拿大社會主義政治家當過省長





加拿大社會主義政治家湯米.道格拉斯 , 以其社會主義的思想主張獲得選民支持，當選第七任薩省省長, 從1944年到1971年在任十七年，其間他主張的《全民公費醫療法案》獲得省議會通過，隨後其它省份相繼效仿，以致每一位加國居民都可以享有這一重要社會保障。在今天的加拿大，任何人不會遭受有病沒錢治的苦難，這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們經過不懈的努力爭取來的。

60年代冷戰高峰時期的加拿大第14任總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李斯特.皮爾遜 (Lester B. Pearson)， 倡導《全民醫保》和《養老金計劃》等社會主義的福利政策，對《共產黨國家采取友善外交路線》，尤其對《加拿大國內的共產黨活動極度寬容》，《廢止皇家騎警對共產黨人的監視行動》，以致被當時的美國政府視為“共產主義同情者”，甚至是東方間諜，成為美國反共政客的攻擊目標。

加拿大的《全麵公費醫療保險計劃》也是由薩斯喀徹溫省發起的，該計劃為加拿大人到私人醫生那裏看病提供了公費醫療保險。1968年，聯邦政府製定了醫療保健法。根 據該項法律，聯邦政府同樣以一半對一半的大致比例，分擔各省的醫院外醫療服務費用。截止1972年，所有各省和地區均已將私人醫生門診費用包括在公費醫療 計劃之內。至此，加拿大實現了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全麵公費醫療保險的目標。

白求恩是加拿大《全民免費醫保》的早期擁護者，他於1935年訪問並出席了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生理學大會，親眼目睹了那裏的全民免費醫療體係的優點，回國後大力推動全民醫療體係。白求恩於1935年10月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1936年春天，他發起成立了蒙特利爾保衛人民健康促進會，自任會長，匯集起一批醫生、護士以及社會工作者。在他的領導下，會員們定期開會審查其他國家的衛生體係，以提出一項旨在解決魁北克和加拿大醫療體係內實際問題的改革建議。經過大約六個月的研究和討論，該協會製定了改善現有醫療體係的四點建議，內容包括市政府給貧困民眾提供廉價藥品、推行強製性醫療保險和自願性醫療保險、為失業者提供廉價的醫療服務等，並在1936年夏天進行的魁省大選中提交給政府、反對黨和醫療體係的工作人員，然而這個建議遭遇到公眾的漠視和來自醫療部門的敵意，讓白求恩感到很失望。

是白求恩率先提出應該在加拿大建立醫療保障製度，為的是改變自己的醫術無法幫助窮人的現實。今天，加拿大的醫療保障係統在世界範圍都令人羨慕。盡管白求恩並沒有參與現行這一製度的建立過程，但他最早提出的構想，卻紮實地成為這一係統的基礎所在。現在 加拿大的全民免費醫療體係是在加拿大的所有福利項目中，最讓加拿大人自豪的就是它的《全民免費醫療》體製。這個被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讚譽為“世界上最好的社會醫療製度”，是在加拿大政府財政資助下，由私人提供具體醫療保健服務的醫療保障體係。

加拿大第一份省級全民醫療保健立法動議是由加拿大共產黨省議員詹姆斯·利特裏克（James Litterick）在曼尼托巴省議會提出，雖然該動議被否決，但反映了當時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需求。在加拿大全國實行公立醫療保健的第一份立法是由加拿大勞工進步黨(加拿大共產黨1943-1959年合法身份)國會議員弗雷德·羅斯在國會提出，但同樣被自由黨否決。

老特魯多執掌加拿大政權長達15年之久，是加拿大曆史上在任時間第三長的總理。其執政期間對魁北克問題果斷出手，壓製了魁北克激進派的獨立勢頭，文化多元及雙語政策維護了加拿大的穩定。

在六十年代初，在魁北克自由黨的領導下魁北克就爆發了“平靜革命”，當地居民要求從經濟到社會進行一場全麵改革，掌握魁北克政權的天主教保守勢力遭到沉重打擊，失去了對省內教育和社會事務的管理權，魁北克民族運動隨之抬頭。

特魯多作為一名法裔政治家，他深知魁北克的數百萬法裔始終對加拿大中央政府有所抗拒，擔心自己被英裔同化，所以竭力保留法國文化，甚至不惜武力取得魁北克獨立。如何解決魁北克的獨立風險，便成為老特魯多急需解決的問題。

1970年10月，以獨立為目標的魁北克解放陣線綁架了一名英國貿易官員和魁北克省勞工部長。他們要求釋放支持魁北克獨立的政治犯、出版解放陣線的宣言書。

當記者提問該如何應對恐怖分子威脅時，老特魯多簡潔且堅定地表示“看我的”。雖然勞工部長遇害，但加拿大政府成功解救了英國貿易官員。

在此期間老特魯多引用《戰時措施法》，軍隊開入魁北克，迅速穩定了當地的局麵。雖然反對派指責老特魯多此舉“違背自由的原則”，但正是老特魯多堅決果斷的行動讓魁北克迅速走出了亂局，魁北克人的獨立熱潮也逐漸降溫，從支持武力獨立轉換到通過政治途徑解決。

為了消除加拿大國內的族群對抗，老特魯多推行多元主義政策，他將英語和法語同時列為加拿大官方語言，雖然反對者認為該政策造成了不必要的行政資源浪費，比如在英語區的政府機構強加法語官員，但從長遠角度來看，雙語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英裔和法裔之間的裂痕，借此加拿大也成為全球文化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老特魯多於1970年代表加拿大政府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此時的中美之間尚未建交，加拿大作為美國領導下的西方世界的一員，敢於打破意識形態藩籬，不得不說是“逆天之舉”。

老特魯多在1973年訪問中國，受到了毛主席與周總理的親切接見。其對華的友善態度也讓他獲得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稱呼。

美國總統尼克鬆認為老特魯多的行為無疑是在推動社會主義發展，他在白宮會議中謾罵老特魯多，認為他冥頑不靈。老特魯多聽說此事後表示“有比他好的人拿更難聽的話罵過我”。

皮埃爾·埃利奧特·特魯多，1968年至1979年任加拿大總理
。1960、1973、1979年曾三次訪問中國。1993年5月在上海參加第11屆國際行動理事會期間，接受中央電視台為拍攝大型電視紀錄片《毛澤東》而進行的采訪。以下就是有關的采訪內容。

老特魯多1919年他出生在蒙特利爾一個律師及富商家庭，他爸爸是法裔，媽媽是法國和蘇格蘭混血。蒙特利爾大學法學學士、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並曾入讀巴黎政治學院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老特魯多年輕時是個思想激進的活躍的知識分子。他同情工人，支持社會公平，反對保守勢力。他甚至曾經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去莫斯科考察過。1950年，31歲的特魯多在蒙特利爾辦了一本雜誌《自由城市》，這本雜誌成為魁北克反對天主教和英裔商人保守勢力的知識分子的大本營。

42歲時，老特魯多做了蒙特利爾大學的副教授，思想轉為自由主義。1965年，已經46歲的特魯多加入了加拿大聯邦自由黨，並於當年成功當選國會議員，被皮爾遜總理任命為內閣司法部長。老特魯多總理是起草加拿大憲法，並加入《自由與權利憲章》，讓老英女皇於1982年簽署，從此加拿大獲得修憲權，標誌加拿大真正從英國獨立。

老特魯多總理多次維護《自由與權利憲章》，讓人權憲章在加拿大深入民心，成為加拿大今日成功的基石。它在保護原住民、婦女、同性戀和少數族裔免受社會歧視中起了很大作用，也為加拿大多元文化國策奠定了基礎。

老特魯多總理在1970年魁北克十月危機中，果斷采取行動，逮捕了以暴力手段實現魁北克獨立的恐怖分子集團，粉碎了極端的魁北克獨立勢力。在1980年魁北克獨立公投中，施加影響，維護了加拿大國家統一。特魯多是魁北克獨立的堅決反對者，所以他在魁北克民眾中並沒有那麽受歡迎。

老特魯多總理在加拿大推廣全民醫保，這個政策讓我們加拿大今天所有階層的民眾受惠。因為有全民醫保，加拿大底層民眾，和其他階層加拿大人一樣，擁有基本的平等和尊嚴。

老特魯多總理引進最低工資，讓加拿大底層勞工民眾，有基本的收入保障。

老特魯多總理縮減軍隊規模，主張與美國保持距離，試圖增加與歐洲國家的貿易關係，讓加拿大不過於依賴美國，在美國麵前保持獨立性。

老特魯多總理走訪北約、華約國家，遊說他們削減核武器，獲得1983-1984年的愛因斯坦和平獎章。

老特魯多訪華演講中有一段話，大致意思是：到20世紀結束的時候，評價一個國家成就的標準將不再是這個國家的GDP乃至他的經濟實力，而是看這個國家的政治製度在多大程度上給廣大的民眾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參與政治的能力。

老特魯多認為，毛澤東的中國創造了一個麵向21世紀的新的社會模式，這種模式是對19世紀發展模式的超越，是20世紀最偉大的成就，他評論說：“你們的國家（中國）所進行的社會試驗已經證明是成功的。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紀裏，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偉大，已經越來越不看軍事實力，甚至也不看經濟成就，而是看人民的福利。對於一個政府的真正考驗，在於它能否使人民感受到生活的價值、工作的成就和事業的實現。在最終書寫20世紀曆史的時候，能夠被榮幸地提到的是那些成功設計並實現了這樣一種製度的領導人，這種社會製度保證了每個人的希望，力圖充分滿足每個人的需要，這個社會公正的分配社會資源，並允許它的公民有參加活動和作出貢獻的機會。“

老特魯多指出：“毛主席和周總理本人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激發起人們的興奮之情，是因為你們在組織中國人民應對挑戰時表現的卓越才能，貴國政府在貴國人民中喚醒一種合作、獻身、改善集體和個人生活以及自覺自律的精神，在世界上很少有幾個政府能做到這一點。”

老特魯多說：“尊敬的毛主席、周總理，我覺得這就是你們開創的一個先進的製度，你們國家所進行的社會試驗是成功的。這就是加拿大人民對你們表示尊重的原因。因為我們也在努力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製度，也在努力為一般勞動者參與政治提供機會，是你們拋棄了過去社會的發展觀，而力圖去建立一個新的和諧國家，在這方麵你們是屬於未來的領導人。”

再看看1976年主席去世後特魯多發來的唁電：“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學的永垂不朽的紀念碑。他的曆史作用是，調動了中國人民的偉大精神，並帶領他們擺脫貧窮、奴役、分裂和戰爭。新的中華民族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麵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盡管我們的社會製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讚賞這種在毛主席指引下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平等和集體主義創新精神。“

特魯多在加拿大掌權16年。期間，他和他所在的執政的自由黨，對加拿大社會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的很多政策帶有社會主義性質，如引進最低工資、推動全民醫保，加大對婦女、兒童、殘疾人的福利，建立國有石油公司等等。

晚年的特魯多，每每提及毛主席時，依舊充滿敬仰：“曆史已證明，毛澤東是一個偉人， 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毛都能夠把自己的理想付諸行動，並且明白中國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領導，這就是偉人的特征。”

“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學的永垂不朽的紀念碑。他的曆史作用是，調動了中國人民的偉大精神，並帶領他們擺脫貧窮、奴役、分裂和戰爭。新的中華民族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麵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盡管我們的社會製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讚賞這種在毛主席指引下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平等和集體主義創新精神。”特魯多的這些話，不是應景式的逢迎，更不是外交辭令。他是一吐真言。

加拿大總理老特魯多訪問中國時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中的改造時期。看看那時期中國的變化。

[yongbing1993]

天真漢興衝衝地闖進了紅色中國




《天真漢》自始至終都是這種詼諧的語氣。兩個好朋友互相嘲弄，也調侃過於嚴肅的中國人。他們自比不知天高地厚的天真漢，興衝衝地闖進了紅色中國。其實當時的中國已經發生過整風、反右和大躍進，大饑荒已經開始。但遠道而來的客人自然不知道這些。他們在一位侯先生的陪同下各處參觀，每到一個城市都有當地對外友協設宴接風。他們很快就熟悉了“大躍進”、“總路線”等詞匯，特魯多還學會了在講話時模仿主人，讓翻譯不知所措。中國人的熱情好客讓兩位作者用了許多次驚歎號，但是作為自由散漫慣了的“資產階級”遊客，他們也經常抱怨侯先生把他們管得太緊、日程安排太滿了。大清早就把他們拉去紡織廠聽車間主任講新舊社會兩重天，可是外麵的天氣多好呀！特魯多好幾次開小差。國慶節那一次，他剛跟偉大領袖握了手，一轉身就混進人群，獨自玩了個夠，淩晨才回來。特魯多對新中國的工業建設和城市的清潔有序很讚賞。

1960年9月16日，受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會長楚圖南的邀請，特魯多和Jacques Hébert倆乘飛機從英國倫敦飛往俄國莫斯科，17日從莫斯科飛往鄂木斯克，18日從鄂木斯克途經伊爾庫茨克飛到北京。他們在機場受到中國人民外國文化協會的歡迎。歡迎晚宴上，文協征求了他們感興趣參觀的地方。他倆是搞工運的，特魯多又是哈佛政治學碩士，而且很關心社會與個人之間關係，於是他們提出了許多方麵，包括要看紡織廠，看兒童醫院，看監獄等等。他們還想看國慶慶典。

19日，他倆被安排參觀了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紫禁城和雍和宮。晚上看了一個百貨商店，還看了一場運動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紀錄片。20日他們走訪了北京監獄。特魯多發現，中國監獄的原則，並非懲罰罪犯，而是教育罪犯重新做人。21日他倆去看了幾個人民公社。22日上午他們又訪問中蘇友誼人民公社，路上特魯多問到少數民族問題，陪同的中國同誌於是在當天下午就帶他們訪問了民族學院。特魯多問到少數民族宗教問題，在民族學院他參觀了穆斯林的祈禱室。特魯多不停頓地提出種種問題，他發現北京和渥太華對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政策完全相反，渥太華用住宿學校來消除原住民文化和同化原住民，而北京則反其道而行之，是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 22日晚上10點半，特魯多他們倆人又上了列車軟臥，離開北京去東北。23日下午5點到達長春。

24日上午，他倆參觀了長春鐵路車輛製造廠，在那裏特魯多了解了國有企業經營方式和加拿大私營企業的不同。下午，他們參觀了長春電影製片廠。特魯多了解了新中國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路線。他倆還看了電影《白毛女》。25日星期日上午，他倆參觀了毛毯廠。特魯多要求去看長春天主教堂。到了天主教堂，特魯多要看神父，被告知神父到農村參加秋收勞動了。下午他們參觀了長春汽車製造廠，感受到工人們的工作熱情和工廠主人翁精神。他倆還看了工人宿舍，工人食堂，工人醫務室。但也看到了中國的貧窮落後。晚上他倆睡在去沈陽的軟臥列車上。

26日上午，他倆參觀了第一機械製造廠，了解到那原來是日本的工廠，國民黨撤退時拆掉了，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又重新建造起來了。特魯多想看看山裏的和尚廟，而對外文化協會則一心向他們顯示新中國新建設的成就。下午，他們看了醫學院和醫院，知道中國的大學生還要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每年還要下鄉勞動兩個月。他發現醫學院除了教西醫以外，還教中醫。

27日他倆先參觀鞍山鋼鐵廠，他看到一個弱小女孩操作一個巨大的吊車，特魯多擔心的問，為什麽不找一個男工做這活？答複：她是最優秀的。特魯多看到的工人都特別自豪和驕傲，和西方反華宣傳的奴隸勞工完全是兩回事。參觀了鞍鋼，特魯多看到了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了，他堅信中國的崛起。

28日，他們回到北京，參觀了民族文化宮。晚上看了雜技。29日上午，他們參觀了勞教所。下午，他們參觀了棉紡廠，發現中國工會和加拿大工會完全是兩碼事，青年工人的集體宿舍也讓特魯多很好奇，問那些青年女工為什麽不回家住，她們說集體生活快樂。和工人交談中，特魯多發現中國人熱愛勞動喜歡做工人，想當勞模，這和西方觀念大相徑庭，給特魯多很大的震驚。這讓他想起來參觀監獄的時候，犯人關禁閉不能參加勞動是一種懲罰。但特魯多能理解，因為解放前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解放後勞動和生活恢複了中國人民的人的尊嚴。

30日，特魯多倆拜訪了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新西蘭人，那時候他已經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了。特魯多請教了路易·艾黎很多關於中國的疑惑。晚上，特魯多倆參加了人民大會堂的國慶晚宴。10月1日白天，特魯多倆觀看了天安門廣場的國慶遊行，晚上，參加了招待外國記者的雞尾酒會。記者招待會後，又回到天安門城樓上看國慶煙花，觀看煙花時周恩來在人群中與不同的人交談握手，兩次和特魯多握手但沒有提及加拿大總理或魁北克省長。然後他們有回到人民大會堂，與劉少奇、朱德、董必武、毛澤東握手。回旅店途中，特魯多悄悄離隊，獨自到天安門廣場與群眾狂歡國慶。

2日上午，他們聽了國家計委副主任薛暮橋的講演，聽他向外國人介紹中國工業的整體狀況。下午，他們參觀了國家曆史博物館。3日上午，他們與其他在京外國人一起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的講話，介紹新中國的變化。4日一早他們乘上了去上海的快車。5日上午到達上海，住進和平飯店。飯店門口還和11年前一樣，隻是沒有了《華人與狗不得進內》的牌子。他們登上樓頂俯瞰上海，陪同為他們指點哪塊是以前的法租界，哪塊是以前的日租界，哪塊是萬國租界。上海還是11年前特魯多來過的上海，樓和街沒有太大的變化，隻是路上沒有了衣衫襤褸的難民，沒有了搬運的苦力。晚上他們去了文化宮，就是舊上海的大世界，看到工人排練歌舞，還看了一場彩色電影《聶耳》。6日上午他們去了中蘇友好大廈看工業展覽館和手工藝館。下午他們走訪了藥水弄，見證這個解放前的棚戶區的變化。晚上11點，陪同他倆的中國同誌睡覺了，而他們倆偷偷留出旅店，來的外灘，已經找不到夜間的私人酒吧了，隻見在外灘有許多中國人雙雙男女戀人摟腰搭背倚欄江邊。

7日上午，他們參觀了紡織廠。接待的人很想向特魯多展現上海最先進的工廠，但特魯多不想看機器，他想了解工人生活，要看工人宿舍，幼兒園，學校，醫院，食堂。特魯多還詢問了女工的產假。56天帶薪產假，顯然比加拿大女工的待遇要好。特魯多了解了工人的文藝體育生活，進修學習機會等。特魯多看食堂，發現有個小廚房專門為回族工人準備清真飯菜。特魯多還與業餘大學的教師交談。下午他們去了一個上海效區的農村人民公社,一位隻有小學教育程度的26歲的公社書記，領導一個2萬3千人的人民公社。特魯多很快就發現了城鄉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別，他認為這不公平。晚上又看了一場電影。不過，那時候的中國農村的生活習慣，每家每戶都在9點就熄燈睡覺了。特魯多倆又溜出旅店自由行在夜上海的效區小城鎮上。

8日上午，他們乘渡輪渡過黃浦江，來到上海的浦東地區，參觀中國羊毛精仿公司，一家公私合營企業。劉經理，每月有500元工資，另外每年給他們家2千萬資產的5%的利息，劉經理作為家族一員每年得到其中的7萬5千元。劉經理能講流利的英語，能不用翻譯與特魯多交談。

9日是禮拜日，他們參加了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的晨6點的彌撒。教堂7點、8點、11點和下午5點還有另外四場彌撒。參加晨6點彌撒的有近百教徒，高大的教堂裏依然顯得空空蕩蕩。教徒大多數是老年婦女，幾乎沒有青年。彌撒完畢後特魯多會晤了神父。神父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但還是找了一個翻譯，神父不想在沒有人見證的情況下交談。他們探討了馬克思主義和天主教在中國，這也是特魯多的哈佛論文研究的內容。下午，他們去了少年宮，去看中國的未來。

10日，他倆先分開，Hébert去參觀師範學院，特魯多和上海經濟學會副會長會談。接著他們一起去看了郊外的一個寺廟。然後他們和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楊永直與上海哲學學會副會長馮契討論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晚上，他們乘火車到了杭州。11日上午，他們上了遊艇蕩西湖，去了靈隱寺。下午看了兩場電影。晚上還是電影。12日上午，他們去了黃龍洞和中山公園等名勝景點。下午參觀絲繡廠。晚上9點乘上去廣州的火車。13日一天在火車上探討計劃經濟的價格、工資和供求等問題。

14日他們住進了愛群大廈9樓臨江一麵，他們可以看到江邊住在船上的疍家人，看到碼頭搬運工幹著重體力活。白天他們參觀了大革命時期的農民講習所舊址，晚上去了文化公園。陪同的人也習慣了他倆離隊瀏覽市容的習慣。廣州夜市要比北方熱鬧多了，晚上十點半街邊還有擦皮鞋和賣水果的小攤，但沒有乞丐和妓女。街上還有過往的掏糞車。他們一直走到沙麵。沙麵已經不同過去了，已經看不到洋人了。15日上午他們參觀了一個人民公社，看了人力建築公路，人力修築大壩建水庫，特魯多已經看過很多西方媒體荒謬地把人民公社說成是“勞動集中營”，但特魯多也知道中國農民是不會希望回到舊社會的。特魯多坐在水庫大壩上的涼亭裏，吃著西瓜，向人民公社的社長問了許多農民的問題。下午回到廣州到了一個著名酒家，吃了一頓三十道菜的大宴席，高朋滿座，有各界頭麵人物。

16日，又是禮拜日，特魯多要求去天主堂參加彌撒。陪同的人沒有也無法拒絕。17日，他們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車，18日下午到達北京。19日去了頤和園和圓明園，還去了百貨商店購物。20日去了長城和十三陵。目睹長城之雄偉，遐想古時候多少人力來建造如此偉大的工程，特魯多忽然頓悟出中國超強的組織能力。僅建國十年，已經讓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特魯多堅信中國工業化將勢不可擋。晚上吃過告別晚宴。21日一早他們就到機場趕8點的飛機，結果伊爾庫茨克在下雪，等了一天雪也沒有停。22日一早他們再次趕到機場，8點伊爾庫茨克雪停了，但有霧。一直等到11點飛機才起飛。

特魯多在他《紅色中國的兩個天真漢》一書的前言中寫道：“對於我們民主社會的公民來說，更多地了解中國是至關重要的事情”。雖然這句話是1960年寫的，但這句話至今沒有過時，今天西方社會的人尤其需要了解中國。

特魯多1960年作為加拿大的一個公民即私人性質的訪華，不能說就完全了解了中國。在中國訪問了5周多，也不能說就完全消除了偏見。但他的這個經曆使得他對中國的了解要比其它西方政客知道得更多，偏見要比其它西方政客要更少。

1960年是中國建國最困難的時期，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也是蔣介石反共大陸蠻厲害的時期。中國處於非常惡劣的國際環境中。中國既希望進行外交讓外國人了解中國，又要嚴防外國不友好甚至敵特勢力的滲透。特魯多訪華全程有陪同，既是熱情也是戒備。安排的訪問人和地也是安排過的，不可能是中國的全部真實。尤其是天主教在解放戰爭中是支持蔣介石的，大部分教會人員都隨蔣介石到台灣了，所以特魯多彌撒後與神父交談也令陪同特別警惕。

目前西方重啟對華冷戰，再次設立新的鐵幕，以西方媒體輿論強化對中國的偏見。希望西方有更多的社會活動家和政治活動家能像老特魯多那樣有了解中國的意願，以降低世界大戰的風險。

加拿大和中國建交後，總理特魯多在1973年訪華。兩國領導人會晤時，特魯多告訴毛澤東，這其實是他們的第二次見麵，第一次是十三年前的中國國慶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特魯多後來回憶說，當時已經很衰弱的毛澤東一下子睜開原來半閉的眼睛盯住他，似乎對他發生了新的興趣。

那時中國在國際上相當孤立，中國對外友協邀請“外國友人”訪華是和外界交流的一個重要渠道。1960年，有一百多位魁北克省各界人士接到邀請，但是隻有不到二十人敢於回信，而且其中一多半是為了謝絕。在寥寥幾個決定接受邀請的人中，有特魯多和他的朋友埃貝爾。兩人在中國遊曆一個多月，回來後合寫了一本日記體遊記《紅色中國的兩個天真漢》，於次年出版。

當時中國和西方國家互相知之甚少，妖魔化對方都不遺餘力。以至於特魯多和埃貝爾接受中國邀請的消息傳開後，很多人覺得他們實在是太勇敢了，還有些人擔心他們有去無回，提醒他們動身前寫好遺囑。事實上，最害怕出差錯的其實是對外友協。“為了讓我們在回家時毫發無損，中國人十二萬分小心。他們似乎擔心，萬一我們中有人淹死在大運河裏，或是笨手笨腳地從長城上摔下來，就會有某家西方報刊認為中國是一個不把 ‘加拿大法裔天主教徒’的性命當回事的國家，然後在和這個國家建交的危險性上大做文章。”

[yongbing1993]

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







毛澤東於1974年2月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將冷戰時期的國際力量分為三部分：美國和蘇聯為第一世界（超級大國）；中間的歐、日、加等發達國家為第二世界；亞非拉等廣大發展中國家為第三世界。該理論主張第三世界是反帝反霸的主力，中國屬於第三世界，旨在團結廣大力量反對蘇美霸權。

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世界（超級大國）： 美國、蘇聯。毛澤東認為這兩國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世界不安動亂的根源。

第二世界（中間力量）： 日本、歐洲、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麵受超級大國控製，另一方麵又有獨立自主的一麵，具有反霸的可能性。

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 亞洲（除日本）、整個非洲、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是國際政治中的主要被壓迫力量，是中國堅定團結的盟友。

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調整了中國的外交戰略，確立了中國屬於第三世界的定位，倡導建立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來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並幫助中國打破了當時的國際孤立處境。

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是根據二戰後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對全球政治力量進行的一種戰略分類。該理論旨在為中國的對外關係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核心是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

毛澤東將當時的國家分為以下三個世界:

第一世界：指代進行霸權主義鬥爭的兩個超級大國，即美國和蘇聯。該理論認為它們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敵人。

第二世界：指代處於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發達國家，包括歐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麵受超級大國的控製和威脅，另一方麵也對第三世界國家有剝削和控製。

第三世界：指代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區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未開發國家。這些國家曆史上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侵略和剝削，是反對霸權主義的主力軍。中國將自己定位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員。

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提出的主要背景是在冷戰時期，美蘇兩極格局下，各國國家利益和主權完整與美蘇霸權主義的矛盾日益凸顯。

毛澤東在20世紀70年代初根據不斷變幻的國際形勢，特別是中蘇關係惡化後，將中國革命時期的統一戰線理論引入到對外關係領域。

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該戰略旨在建立一個最廣泛的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特別是加強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通過這種劃分，中國得以調整外交政策，逐步走向非意識形態化的和平與發展外交道路。

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在當時被視為一項切合國際格局的戰略理論。它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國際格局認知框架，有助於增強它們的自信心，使之成為一支獨立的反對霸權主義的政治力量。該理論標誌著中國外交從革命外交向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的外交轉型的重要裏程碑，對中國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事業作出了貢獻。

七十年代，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軍事力量對比朝著有利於蘇聯的方向發展。美國由於長期對外擴張，特別是陷入侵越戰爭的泥潭中，實力遭到削弱，霸權地位受到挑戰。而蘇聯則乘機加緊擴充軍備，並依仗其膨脹起來的軍事實力對外擴張。在雙方激烈爭奪中，出現了蘇攻美守的戰略態勢。為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美國調整對外政策，在亞洲實行收縮戰略，打開中美關係大門，謀求從印度支那脫身，以集中力量確保歐洲重點。

為推動國際局勢朝著有利於和平與穩定、有利於各國人民的方向不斷發展，毛澤東主席於1973年在會見基辛格時提出，隻要目標相同，我們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希望美國跟歐洲和日本加強合作，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這就是聯合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 “一條線” 戰略。

1974年2月，毛澤東主席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上詳細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經過長期的較量和鬥爭，發生了急劇的分化和改組。“從國際關係的變化來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係又互相矛盾的三個方麵，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

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指明了兩個超級大國是當時造成世界不安和動亂的主要根源，它們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以大欺小，以強淩弱，以富壓貧，從而激起第三世界國家的強烈反對，也引起第三世界國家的極大不滿。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員，堅決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反對霸權主義的鬥爭，支持第二世界國家反對超級大國幹涉和控製的鬥爭。中國堅決反對超級大國的擴張主義政策，對美國實行又聯合又鬥爭的方針，側重打擊蘇聯霸權主義，有效地牽製了蘇聯的擴張主義勢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過20多年的發展，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爭霸世界的矛盾日益加劇。蘇聯利用美國霸權地位的中落，加緊對外擴張，同美國爭奪世界霸權，對世界和平構成了極大威脅。中國在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的同時，也同蘇聯的霸權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進行了堅決鬥爭。而這個時期國際形勢的發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廣大的亞非拉國家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幹涉、控製、壓迫，反帝、反殖民、反霸權鬥爭風起雲湧。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為不可阻擋的曆史發展潮流。這點毛澤東看得非常清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逐漸形成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對中國的外交戰略作出重大調整。

1974年2月，毛澤東在同讚比亞總統卡翁達談話時，初次提出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這一思想的基本點是：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這“三個世界”互相聯係又互相矛盾。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想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把發展中國家置於它們各自的控製之下，同時還要欺負實力不如它們的發達國家。處於超級大國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一些發達國家，既對第三世界國家保持著各種不同形態的殖民主義關係，又在不同程度上受著這個或那個超級大國的控製、威脅和欺負。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都是以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們在取得獨立以後，都還麵臨著肅清殖民主義殘餘勢力，發展民族經濟，鞏固民族獨立的曆史任務。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的一員，要加強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爭取第二世界國家，聯合反對超級大國的控製和壓迫；在與第一世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展開鬥爭時，還特別注意聯合威脅較小的一方，集中力量反對更加危險的蘇聯霸權主義。

1974年4月10日，中國政府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的大會發言中，全麵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和我國的對外政策。這屆特別聯大議題就是關於原料和發展問題。1973年爆發了第四次中東戰爭，一些石油輸出國為了抗擊西方國家的侵略和幹涉控製，宣布實行石油禁運，造成石油價格上漲，每桶石油由3美元漲到超過13美元，使西方國家經濟遭受了沉重打擊。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機。就這一新情況，中國在聯大發言中指出，聯合國成立29年來，舉行專門會議討論反對帝國主義剝削和掠奪，改造國際經濟關係的重大問題，還是第一次。這反映了國際局勢的深刻變化。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讚同和支持第三世界國家要求改變目前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係的主張和合理的改革建議。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鬥爭。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對指導我國外交工作，努力建立和發展同第三世界各國以及其他類型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堅持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戰爭威脅，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提出已經50多年了，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依然始終堅持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戰爭威脅，始終不渝地維護世界和平。

20世紀70年代上半期是中國外交突破性大發展的時期。在紛繁複雜的局麵下，毛澤東審時度勢、戰略運籌，分析全球風雲的演變機理，把握各種矛盾的內在關係，將統一戰線理論成功運用於國際舞台，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堅決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戰爭威脅，努力建立和發展同第三世界各國以及其他類型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為新中國外交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對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世界範圍來看，而不應當孤立地來看”，這是毛澤東看待國際問題的觀點和方法。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各種力量經曆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深刻調整，冷戰格局呈現新的戰略態勢。美蘇軍事力量對比發生重要變化，從以往美國對蘇聯占有明顯優勢轉向蘇攻美守；中國成為國際舞台獨樹一幟的戰略力量，中美關係開啟正常化進程；美國在西方聯盟中的統治地位有所削弱，東歐國家對蘇聯的離心傾向也在發展；亞非拉國家的力量和影響力進一步增長，美蘇難以再像戰後初期那樣掌控世界。隨著國際形勢和中國對外關係的迅速發展，經過長期的觀察和思考，毛澤東對國際格局有了新的戰略論斷。

1973年2月，毛澤東在同第四次訪華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談話時，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設想。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初次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他又說：“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麽多，也沒有那麽富，但是比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全麵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和中國的對外政策，引起與會者的強烈反響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認識論，將國際戰略格局“一分為三”，揭示了各種力量之間的相互矛盾和內在關聯，為新中國外交提供了新的戰略思維和更為廣闊的戰略視野。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想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把發展中國家置於它們各自的控製之下，同時還要欺負實力不如它們的發達國家。處於超級大國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一些發達國家，既對第三世界國家保持著不同形態的殖民主義關係，又在不同程度上受著這個或那個超級大國的控製、威脅和欺負。而廣大發展中國家，都是以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們取得獨立以後，都還麵臨著肅清殖民主義殘餘勢力，發展民族經濟，鞏固民族獨立的曆史任務。值得注意的是，劃分“三個世界”的標準不再是根據每個或每類國家的階級屬性，而是根據每個或每類國家在國際社會中處在什麽樣的經濟地位，以及在國際事務中實行什麽樣的政策而確定。因此，擁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又執行霸權主義政策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被劃在第一世界裏。“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又是方法論，將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統一戰線理論充分運用於國際舞台，為新中國外交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提供了新的理論工具和思想武器。

[yongbing1993]

加拿大人是中國人民老朋友曆史






老特魯多於1970年代表加拿大政府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此時的中美之間尚未建交，加拿大作為美國領導下的西方世界的一員，敢於打破意識形態藩籬，不得不說是“逆天之舉”。

老特魯多在1973年訪問中國，受到了毛主席與周總理的親切接見。其對華的友善態度也讓他獲得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稱呼。

老特魯多在加拿大掌權15年多。期間，他和他所在的執政的自由黨，對加拿大社會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的很多政策帶有社會主義性質，如引進最低工資、推動全民醫保，加大對婦女、兒童、殘疾人的福利，建立國有石油公司等等。

老特魯多認為，毛澤東的中國創造了一個麵向21世紀的新的社會模式，這種模式是對19世紀發展模式的超越，是20世紀最偉大的成就，他評論說：“你們的國家（中國）所進行的社會試驗已經證明是成功的。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紀裏，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偉大，已經越來越不看軍事實力，甚至也不看經濟成就，而是看人民的福利。對於一個政府的真正考驗，在於它能否使人民感受到生活的價值、工作的成就和事業的實現。在最終書寫20世紀曆史的時候，能夠被榮幸地提到的是那些成功設計並實現了這樣一種製度的領導人，這種社會製度保證了每個人的希望，力圖充分滿足每個人的需要，這個社會公正的分配社會資源，並允許它的公民有參加活動和作出貢獻的機會。“

加拿大的全民公費醫療是怎麽來的？是加拿大社會主義政治家湯米.道格拉斯 , 以其社會主義的思想主張獲得選民支持，當選第七任薩省省長, 從1944年到1971年在任十七年，其間他主張的《全民公費醫療法案》獲得省議會通過，隨後其它省份相繼效仿，以致每一位加國居民都可以享有這一重要社會保障。在今天的加拿大，任何人不會遭受有病沒錢治的苦難，這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們經過不懈的努力爭取來的。

白求恩是加拿大《全民免費醫保》的早期擁護者，他於1935年訪問並出席了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生理學大會，親眼目睹了那裏的全民免費醫療體係的優點，回國後大力推動全民醫療體係。白求恩於1935年10月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

是白求恩率先提出應該在加拿大建立醫療保障製度，為的是改變自己的醫術無法幫助窮人的現實。今天，加拿大的醫療保障係統在世界範圍都令人羨慕。盡管白求恩並沒有參與現行這一製度的建立過程，但他最早提出的構想，卻紮實地成為這一係統的基礎所在。現在 加拿大的全民免費醫療體係是在加拿大的所有福利項目中，最讓加拿大人自豪的就是它的《全民免費醫療》體製。這個被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讚譽為“世界上最好的社會醫療製度”，是在加拿大政府財政資助下，由私人提供具體醫療保健服務的醫療保障體係。

加拿大第一份省級全民醫療保健立法動議是由加拿大共產黨省議員詹姆斯·利特裏克（James Litterick）在曼尼托巴省議會提出，雖然該動議被否決，但反映了當時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需求。在加拿大全國實行公立醫療保健的第一份立法是由加拿大勞工進步黨(加拿大共產黨1943-1959年合法身份)國會議員弗雷德·羅斯在國會提出，但同樣被自由黨否決。

老特魯多執掌加拿大政權長達15年多之久，是加拿大曆史上在任時間第三長的總理。其執政期間對魁北克問題果斷出手，壓製了魁北克激進派的獨立勢頭，文化多元及雙語政策維護了加拿大的穩定。

老特魯多於1970年代表加拿大政府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此時的中美之間尚未建交，加拿大作為美國領導下的西方世界的一員，敢於打破意識形態藩籬，不得不說是“逆天之舉”。

老特魯多在1973年訪問中國，受到了毛主席與周總理的親切接見。其對華的友善態度也讓他獲得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稱呼。

老特魯多總理多次維護《自由與權利憲章》，讓人權憲章在加拿大深入民心，成為加拿大今日成功的基石。它在保護原住民、婦女、同性戀和少數族裔免受社會歧視中起了很大作用，也為加拿大多元文化國策奠定了基礎。

老特魯多總理在加拿大推廣全民醫保，這個政策讓我們加拿大今天所有階層的民眾受惠。因為有全民醫保，加拿大底層民眾，和其他階層加拿大人一樣，擁有基本的平等和尊嚴。

老特魯多總理引進最低工資，讓加拿大底層勞工民眾，有基本的收入保障。

老特魯多總理縮減軍隊規模，主張與美國保持距離，試圖增加與歐洲國家的貿易關係，讓加拿大不過於依賴美國，在美國麵前保持獨立性。

老特魯多總理走訪北約、華約國家，遊說他們削減核武器，獲得1983-1984年的愛因斯坦和平獎章。

老特魯多訪華演講中有一段話，大致意思是：到20世紀結束的時候，評價一個國家成就的標準將不再是這個國家的GDP乃至他的經濟實力，而是看這個國家的政治製度在多大程度上給廣大的民眾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參與政治的能力。

老特魯多認為，毛澤東的中國創造了一個麵向21世紀的新的社會模式，這種模式是對19世紀發展模式的超越，是20世紀最偉大的成就，他評論說：“你們的國家（中國）所進行的社會試驗已經證明是成功的。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紀裏，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偉大，已經越來越不看軍事實力，甚至也不看經濟成就，而是看人民的福利。對於一個政府的真正考驗，在於它能否使人民感受到生活的價值、工作的成就和事業的實現。在最終書寫20世紀曆史的時候，能夠被榮幸地提到的是那些成功設計並實現了這樣一種製度的領導人，這種社會製度保證了每個人的希望，力圖充分滿足每個人的需要，這個社會公正的分配社會資源，並允許它的公民有參加活動和作出貢獻的機會。“

老特魯多指出：“毛主席和周總理本人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激發起人們的興奮之情，是因為你們在組織中國人民應對挑戰時表現的卓越才能，貴國政府在貴國人民中喚醒一種合作、獻身、改善集體和個人生活以及自覺自律的精神，在世界上很少有幾個政府能做到這一點。”

老特魯多說：“尊敬的毛主席、周總理，我覺得這就是你們開創的一個先進的製度，你們國家所進行的社會試驗是成功的。這就是加拿大人民對你們表示尊重的原因。因為我們也在努力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製度，也在努力為一般勞動者參與政治提供機會，是你們拋棄了過去社會的發展觀，而力圖去建立一個新的和諧國家，在這方麵你們是屬於未來的領導人。”

再看看1976年主席去世後特魯多發來的唁電：“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學的永垂不朽的紀念碑。他的曆史作用是，調動了中國人民的偉大精神，並帶領他們擺脫貧窮、奴役、分裂和戰爭。新的中華民族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麵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盡管我們的社會製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讚賞這種在毛主席指引下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平等和集體主義創新精神。“

晚年的特魯多，每每提及毛主席時，依舊充滿敬仰：“曆史已證明，毛澤東是一個偉人， 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毛都能夠把自己的理想付諸行動，並且明白中國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領導，這就是偉人的特征。”

“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學的永垂不朽的紀念碑。他的曆史作用是，調動了中國人民的偉大精神，並帶領他們擺脫貧窮、奴役、分裂和戰爭。新的中華民族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麵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盡管我們的社會製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讚賞這種在毛主席指引下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平等和集體主義創新精神。”特魯多的這些話，不是應景式的逢迎，更不是外交辭令。他是一吐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