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領導權》是要主動爭取得
《文化領導權》理論是意大利共產黨領袖、思想家葛蘭西在獄中反思歐洲共產主義運動時提出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現實人手,指出由於資產階級掌握了文化領導權,獲得了維護、鞏固政權的合法途徑,社會主義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須首先奪取文化領導權。其有效途徑,就是以“有機知識分子”為中介,通過“陣地戰”策略對人民群眾進行教育。
所謂“有機知識分子”,指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協調的、在意識形態建構中起積極作用的知識分子。對於肩負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無產階級來說,必須造就新型的、為本階級服務的“有機知識分子”,即“知識分子有機化”。
“文化領導權”理論產生於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特定曆史語境下,在內涵上根本有別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並與中國革命的曆史課題存在明顯不相吻合之處,但考慮到這一理論提出的和平鬥爭背景與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爭奪領導權的鬥爭背景有相似之處,且此概念有較強的闡釋能力,同時對“文化領導權”意義的認識和覺醒也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毛澤東對五四運動前後文化革命的反思上:“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後,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卻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後,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於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
毛澤東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等思想,其本質在於在確立毛澤東思想對中國革命指導地位的目標下,以規範革命文藝發展方向的形式,改造知識分子文藝家的小資產階級屬性,使其徹底“無產階級化”,造就黨的“有機知識分子”,進而奪取中國革命的“文化領導權”,並以其為中介,宣傳、教育和組織人民,接受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造就取得全國勝利的政治基礎。
要動員和發展全民族的抗戰,壯大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以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將那些遊離於外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充分無產階級化。
毛澤東:“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麽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毛澤東對“真正的革命者”的界定,確立了知識分子與革命之問的關係,也夯實了之後《講話》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列寧還在1905年就已著重指出過,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列寧在《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中不但論證了無產階級文藝“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基本觀點,而且明確了文藝附屬於政治的、“工具論”的“螺絲釘”理論,以強烈的政治組織力和強製力,實現其文藝政治化、知識分子有機化的政治目標。這些理論被毛澤東接受,成為在延安整風時期整合革命力量、建立文化領導權進而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思想武器。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局麵帶來了國內政治氣氛的相對安寧,為中共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曆史機遇。隨著日軍進犯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失守,大批文化精英流離失所,在陝甘寧邊區民主氣氛的感召下紛紛湧入延安,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生態的一大特征。與國統區和大後方政治文化專製下的文化凋敝相對比,延安被認為“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為全國文化的活躍的心髒”
毛澤東:“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他提醒黨和軍隊注意克服恐懼和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的同時,還富有預見地提出對知識分子加以“教育”、“磨練”,“使他們為軍隊、為政府、為群眾服務”,“在長期鬥爭中逐漸克服他們的弱點,使他們革命化和群眾化,使他們同老黨員老幹部融洽起來,使他們同工農黨員融洽起來”。並進而指出:“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造成,也決不能離開利用社會原有知識分子的幫助。”
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政治和對知識分子的禮遇,使延安和根據地的文化生活格外活躍。大量的文藝社團和刊物紛紛湧現,各種藝術創作活動如火如荼,然而其作品卻由於精英意識和脫離根據地鬥爭實際難以被工農兵大眾接受。來自國統區的知識分子文藝家在創作實踐和政治參與上表現出個人主義的追求。
這樣的現象引起了中國共產黨的嚴重注意,毛澤東說:現在必須糾正平均主義和極端民主等問題。文藝界對整風是抵抗的,現在我們進行全黨的整風運動,文藝界的黨員也應如此,《解放日報》要考試,乘此機會討論黨的文藝政策。
因此,在整風運動的背景下重新厘定黨的文藝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就成為毛澤東當時的思考重心。這一思考,直接指向了造就為本階級服務的“有機知識分子”進而奪取文化領導權的政治目標。
毛澤東:“我們黨內曆次發生的思想上的主觀主義,政治上的‘左’右傾,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等項現象,無論其是否形成了路線,掌握了領導,顯然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之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無產階級的表現。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將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進其無產階級化,是完全必要的。”在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努力中,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是一個重要節點。
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是毛澤東提議的。毛澤東曾談到他當時的思路:黨中央關於知識分子的政策已經有了,但是對於文學藝術工作,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很好的決定。要讓文藝家與在黨政軍經工作的同誌相結合。擬就作家的立場、文藝政策、文體與作風、文藝對象、文藝題材等問題交換意見。
為了開好這個座談會,毛澤東集中精力做調查研究工作,“僅4月問,他找文藝家們談話或給他們寫信,有文字記載的,就有一二十起”。“根據一些當事者的回憶,毛主席約去談話的文藝家有丁玲、艾青、蕭軍、舒群、劉白羽、歐陽山、草明、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多人。”
有關延安文藝座談會的過程、觀點、理論,本文不再贅述。這裏著重討論的是,何以以精英自詡的文藝家們在聽了毛澤東的《講話》後就“繳械投降”了呢?或日毛澤東的“文化領導權”是如何建立的呢?
為了把未經無產階級化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文藝家納入毛澤東思想指導的軌道,毛澤東在《講話》中首先預設了一個邏輯前提:即在中國民族革命鬥爭中有文武兩條戰線和文武兩支軍隊,其中的文化軍隊與拿槍的軍隊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並且幫助了中國革命。但是兩支軍隊“在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互相結合起來”,“要使兩者完全結合起來”,就“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根據這個“文藝政治化”、“文藝方麵軍化”的邏輯,知識分子文藝家就必須儆黨的事業的“工具”和“螺絲釘”。
在這個邏輯前提下,毛澤東從容地展開思想論證:從文藝為工農兵大眾服務,到如何為工農兵大眾服務;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以及與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係;文藝批評的標準問題;文藝界整風問題。邏輯緊密,層層遞進,絲絲入扣。
事實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期間,由於中共領導人的民主作風和對知識分子文藝家的寬待,明顯存在著與會者之間的思想交鋒。雖然毛澤東的講話清楚地指出了正確方向,但接受並不是毫無障礙和矛盾的,那意味著“我過去心愛的歐化語言和歐化風格也必須重新接受新的農民和新的農民幹部的考驗。
很顯然,由於他們的文化水平不能一下子提得很高,所以我的文學創作跟他們的閱讀愛好就存在著很大的距離。這樣子我就不得不麵臨著一種選擇:是保持我原來的風格,使他們無法接受我的作品呢?還是改變我自己風格使我的作品盡量做到使他們喜聞樂見呢?”草明則承認:“當時,馬列主義水平不高,頭腦裏懷有不少小資產階級情感的我,實在搞不清這些問題,即使有些認為不對的,也不能從理論上加以剖析。”
然而,這些思想上的抵觸和不理解卻在此後的整風運動中逐步消除,接受直至真誠的擁護成為知識分子文藝家真實的思想感情。個性耿介的蕭軍亦在45年後的回憶中表示出心悅誠服:“毛主席看問題深刻,文藝界那麽多問題,他一抓就抓住了、抓準了。……事實證明,從那以後,大家都照著《講話》的方向、道路和目標去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藝座談會以後,延安以及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廣大文藝工作者努力同工農兵結合,一切為了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尤其在文藝創作和戲劇活動方麵,一掃過去那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風氣。大家都搶著下農村,上前線,進工廠,很快寫出許多鼓舞人心的好作品。”
丁玲也曾表示:“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中,提到許多重大問題、根本問題,也提到寫光明與寫黑暗的問題。每個問題都談得那樣透徹、明確、周全,我感到十分親切、中肯。我雖然沒有深入細想,但我是非常愉快地、誠懇地用《講話》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從舊社會沾染的汙垢為愉快,我很情願在整風運動中痛痛快快洗一個澡,然後輕裝上陣,以利再戰。當時在文抗整個機關,每個人都打起精神,鼓足勇氣,每天開會,互相啟發,交換批評,和風細雨,實事求是地檢查自己,這一段嚴肅、緊張、痛苦、愉快的學習經曆,將永遠留在人們記憶中,成為一生中幸福的一頁。”
自此,文藝界和黨內其他部門一樣,在中央的統一安排下,經曆了整頓作風、檢查思想、審查幹部和清理隊伍等階段。起初,文藝界整風被定性為“思想問題”。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導他們自覺地而不是勉強地和工農打成一片。少數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這是思想問題,不能勉強,不能用粗暴的態度。我們的總方針是爭取文學家、藝術家中的大多數人和工農結合,使得他們看中低級的東西,看中普通的文藝工作者。”
《講話》對知識分子文藝家最大的觸動,還在於毛澤東通過展開倫理層麵的論辯,從而成功地解構了他們的精英心態,使之心悅誠服地做工農兵大眾的小學生和黨的文藝戰線的忠誠戰士。
毛澤東:“什麽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麽文藝創造呢?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群眾不賞識。在群眾麵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群眾就越不買你的賬。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
毛澤東以自己為例指出:原來,“我覺得世界上幹淨的人隻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隻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澤東以雄辯的思想論證、有力的事實邏輯和巧妙的道德追問,消除了知識分子文藝家內心個人主義思想的抵抗,完成了知識分子有機化的塑造過程,從而在決定意義上完成了建立中國共產黨文化領導權的關鍵一步。《講話》的發表是在新民主主義理論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整合“文化軍隊”以奪取“文化領導權”的關鍵步驟。通過延安整風運動之思想整合和組織整合形成的毛澤東思想,也因為《講話》提出並建立的”文化領導權”思想而更加完備和深刻。《講話》不僅在文化方麵整合了革命隊伍、淨化了思想、造就了建立新中國的文化隊伍,而且塑造了此後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方式及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方向和獨特麵貌。
民!人民!是誰?《民》和《人民》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話語中,指的是國家的主人翁。全體中國人民,強調國家權力來源於全體人民,中國共產黨執政政府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保障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即《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和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核心。 這就是《民!人民!是誰?是國家的主人!》。
《民!人民!》所代表的含義是:全中國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中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中國全體人民擁有決定國家命運的權力。
《民!人民!》所執政基礎:是全中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源泉在於全國人民的支持與擁護,脫離人民即走向失敗。
《民!人民!》所施政目標是:執政者中國共產黨的政府一切為了人民,為了實現全體人民對美好生活在教育、就業、收入、社保、醫療、環境等的生活需求和向往。
《民!人民!》所有的價值體現是:體現在“人民民主”、“民生福祉”、“人民監督”等各個方麵。
簡單來說,當聽到“民”或“人民”時,它代表的是整個中國社會中的普通民眾,也是國家權力的最終來源,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人民政府的奮鬥目標和依靠力量。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麵對天安門廣場上排山倒海、激昂振奮的人民群眾,毛澤東主席高呼:人民萬歲!
解放後的北平,來了新的軍隊,那是人民的軍隊;樹立了新的政權,那是人民的政權;來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屬於人民的。新中國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會,在曆史上從不曾有過的新的社會。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曆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人民是主人,一切都是屬於人民的,這是中國人民多少歲月以來夢寐以求的理想。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為之奮鬥的不懈追求。
旭日東升,朝霞滿天紅。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經28年的奮鬥犧牲,終於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巨輪莊嚴啟航。翻身得解放做主人的中國人民將從何處著手建設自己的新國家新社會?中國共產黨為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將搭建起什麽樣的“四梁八柱”。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辜負中國人民的期望,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偉大製度創造,建立並鞏固發展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的政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基層群眾自治製度等一套具有鮮明中國科學的社會主義政治製度。
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就對未來新中國的國體有過深刻的思考: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
毛澤東關於新中國國體的這一主張,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意願,在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得到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再清楚不過地宣示:幾千年中國曆史上,最廣大人民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運,成為人民共和國的主人。
人民當家作主的國體,在今天有些人的眼中,也許隻是一個普通的政治名詞,但透過曆史的風雨方知人民民主政權來之維艱。
在新中國成立前,近代中國的民主訴求曾在專製的荊棘和泥濘中掙紮蹣跚了百年。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曾經積極地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尋求民主的出路。1911年,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製製度,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共和政體——中華民國,然而卻被代表資本家利益的蔣介石國民黨背判了孫中山的遺願,落得了“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的結果。那些標榜“民主、自由、人權”的蔣介石國民黨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列強,對貧弱的中國隻是趁火打劫,進行侵略和掠奪。這一切令中國的有識之士對他們的製度大失所望,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中,徹底破了產。
在中國的大地上,應該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民主政權,能夠讓最廣大人民翻身解放、當家作主?中國共產黨人拿起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從“工農民主”、“人民民主”到“新民主主義”,從農民協會、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參議會到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中國共產黨探索建設人民當家作主新社會的腳步一刻不停。
“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新中國的國體有了明確的擘畫。毛澤東還特別強調: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
1954年,在人民共和國前行的道路上,這樣的年份注定具有不同尋常的曆史意義。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此前經過全國人民廣泛討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把我國國體確立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1953年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實施新中國第一部選舉法。一位普通農民申紀蘭正是憑著在全國首倡“男女同工同酬”,當選了全國人大代表。
1954年9月15日,從海濱到草原,從高原到綠洲,1000多顆激動的心向北京匯聚,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位於中南海的懷仁堂開幕。9月20日,出席會議的1200多名全國人大代表投票,全票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老舍先生說:當我一拿到那張紅色的選票,我的心差不多要跳了出來。我投了票,看看前後左右的人,他們的眼裏也含著淚。
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政治製度——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從此建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這樣一個有5000多年文明史、幾億人口的國家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政治製度,在中國政治發展史乃至世界政治發展史上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辛亥革命後,中國曾一度效法歐美資產階級國家實行所謂的議會製、“三權分立”。結果,都是政客愚弄百姓的騙人把戲。加入過同盟會的董必武對此有過一段入木三分的形象揭露:“舊民主主義的議會製度是資產階級中當權的一部分人容許另一部分的少數人,所謂反對派,在會議講台上去說空話,而當權者則緊握著行政權柄,幹有利於本身統治的事情。這是剝削階級在廣大人民麵前玩弄手腕、分取贓私,幹出來的一種騙人的製度。”如此這般的騙人把戲,使得歐美資產階級國家的議會製、“三權分立”在近代中國的實際生活中名聲敗壞,連許多原先熱衷於這種製度的知識分子也紛紛大失所望:“政治的貪汙,選舉的把持,真是史不絕書”。
正是在中外曆史經驗的比較總結中,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新中國不能搞西方式的議會製和“三權分立”,而采用與國體相適應的政權組織形式,實行民主集中製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1948年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於即將建立的新中國采用什麽樣的政體,曾有過一番討論。
毛澤東說:“我們政權的製度是采取議會製呢,還是采取民主集中製?過去我們叫蘇維埃代表大會製度”,“現在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名詞。我們采用民主集中製,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製。議會製,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經臭了”。1949年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新中國的政體為人民代表大會製度。
這是一種全新的製度。在中國曆史上,還沒有一種製度像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一樣,能夠讓全國絕大多數人民享受這樣充分的民主和廣泛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
1949年9月,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在參加完北平各界代表會議後慨然寫下這樣一段文字:“我踏進會場,就看見很多人,穿製服的,穿工裝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長袍的,還有一位帶瓜帽的——這許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們會在一個會場裏一起討論問題,在我說是生平第一次。這是什麽意思呢?我望著會場前掛著大大的‘代表’兩字,不免點起頭來。代表性呀!北平住著的就是這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物……試問英美那一個議會能從普選中達到這樣高度的代表性呢?”
新中國成立後,有的民主黨派人士擔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派還能否存在,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還能否堅持。對於上述疑慮,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給予鮮明回答:“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千百年來第一次, 在毛澤東時代的文藝也應還歸於民眾了。唯物史觀深刻地揭示,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不僅創造了各個時代的物質財富,而且還創造了各種精神文化財富,包括藝術。各民族文化發展史說明,各種藝術形式:音樂、歌唱、舞蹈、戲劇、繪畫等最初都是從勞動人民的生產活動和群眾生活中產生的,是勞動人民表達自己思想、感情和想往的一種方式。它原本就同金錢、權貴毫不相幹。正如列寧所說:藝術的“最深的根源,應該是出自廣大勞動群眾的最底層”。尤其是勞動在藝術的起源中起著基本的作用。勞動者在勞動中的動作、嗨喲聲和收獲時的手舞足蹈,無疑就是最原始的歌唱、舞蹈的體現。戲劇、曲藝長期間是由民間小調、歌謠發展而來。各民族的音樂弦律也隻能從各民族的特殊的勞動方式和生活傳統中體驗出來。考察各種藝術的形成和發展,無不都有其長期的民間流傳和發展的曆史,而後才被搬進上流社會的大雅之堂。有些優秀藝術雖然是出自某些文人、藝術家之手,但也是取自民間的成果,最終還是勞動人民所提供的豐富的創作源泉、物質條件和傳播途徑。文人、藝術家不過隻是起了某些加工、提練作用。從根本上說,文化藝術原本是屬於勞動人民的。
但是,自從私有製產生和階級分化以來,統治階級和上流社會不僅占有了勞動階級的物質財富,而且占有了其文化藝術財富,更成為高雅藝術的專有者和享用者。而普通勞動大眾,不僅是物質生活上的貧困者,而且是文化藝術生活上的貧困者,各種優等的文化生活,皆因其金錢的門檻而與勞苦大眾絕緣。紅樓台榭、歌舞殿堂,都是有錢人和上流社會娛樂消閑的場所,豈有泥腿子、臭苦力的立足之地?以當初國民黨統治的舊中國為例,達官貴人們足不出宅即可使當紅的名角、歌星登堂獻藝,公子小姐們的夜生活更是燈紅酒綠、紅唇粉黛、金曲旋舞;而全國的工人農民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文盲, 他們的文化生活隻不過是偶爾聽聽民間藝人的街頭說唱。兩個群體形成顯明的對照。正如列寧說:“全部人類的智慧、全部人類的天才創造,隻是讓一部分人獨享技術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連切身需要的東西 --- 教育和發展也被剝奪了。”(《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451頁)毛澤東說:“中國曆來隻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毛澤東選集》笫一卷第41頁) 這是多麽深透的概括啊!
統治階級不僅占有和享受文化藝術,而且還對民間藝術肆意加以篡改和賤踏。其主要手段,就是抽掉其反映勞動人民思想感情和革命傾向的內容,而放大藝術形式的消遣、娛樂、可供玩賞的功能,把文化藝術變成為帝王將相歌功頌德,以及文人精英詠花吟月、談情說愛、自我表現的手段。而勞動群眾則被刻畫成卑躬屈膝的奴仆。正是這種文藝,統治了中國文壇幾千年。正如毛澤東說:“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
1893年的12月26日,毛澤東出生!
在那段風雨如晦的年代,毛澤東創建了一個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建設了一個先進的黨: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締造了一支人民的軍隊:中國人民解放軍!
毛澤東創立一個科學理論:毛澤東思想!
1949年天安門的城頭上,一句“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讓全國沸騰,舉國歡慶!中華民族從此站起來了。
是什麽讓中國軍人所向披靡?毛澤東同誌的答案是:“誌願軍打敗了美國佬,靠的是一股氣,美軍不行,鋼多氣少。”這“一股氣”,後來被美軍稱為“謎一樣的東方精神”。
走資派鄧小平曾說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我們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今天,一起重溫毛澤東一個個難忘瞬間——
毛澤東是偉大的軍事家,作戰上從來不拘一格,一切以敵我雙方實際出發,他精辟的軍事思想和指揮藝術創造出戰爭奇跡!
1、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1927年9月9日,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領導了由農民、工人和革命官兵參加的秋收起義。毛澤東相信:隻有武裝的革命才能戰勝武裝的反革命,才能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和保衛新中國。
2,“三灣改編”將支部建在連上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澤東在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領導了舉世聞名的“三灣改編”。從政治上組織上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黨建設新型人民軍隊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實踐。
3、製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秋收起義時,就要求部隊官兵對待人民群眾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罵人。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正是因為有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進一步密切了幹群關係、軍民關係,加強了部隊凝聚力和戰鬥力,使解放軍成為了最可愛的人。
4、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明確了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政治工作的地位。
5、紅軍長征
在毛澤東正確指揮下紅軍完成了長征。紅軍了經受世界軍隊史上最為慘烈、最為艱苦的考驗和磨練,使紅軍組成變得更加純潔,更加堅定、更加頑強。
6、人民戰爭理論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論持久戰》提出了“兵民是勝利之本”。指出: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7、持久戰理論和遊擊運動戰法
1938年5月,毛澤東寫了《論持久戰》一文,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的勝利屬於中國,並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戰爭必將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
8、“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戰略上蔑視敵人給解放軍注入衝天豪氣。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指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
9、一定要解放台灣!
1947年10月10日,向全軍及全國頒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發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命令。毛澤東非常重視祖國的統一。他認為“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他多次明確:“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
10、勒緊褲帶搞出“兩彈一星”
讓解放軍底氣更足!“原子彈,一萬年也要搞出來!”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敢於勒緊褲帶,頂住蘇美“外科手術”式打擊的威脅,搞出了“兩彈一星”,讓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撐起的“核保護傘”下過太平日子。
1950年9月,28歲的毛岸英赴朝鮮參戰犧牲,毛澤東得知消息後,沉默了很久,才對在場的工作人員說,戰爭嘛,總要有犧牲的,這沒有什麽……
當有人建議把岸英的墓遷回國內時,毛澤東說,不必了,共產黨人死在哪裏就埋在哪裏吧,並且在文件上寫下這樣的字句:把岸英的遺骨,和成千上萬的誌願軍烈士一樣,掩埋在朝鮮的土地上。
1990年,中央警衛局在清理毛澤東同誌的遺物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小櫃子,裏麵裝的是毛澤東親手珍藏的毛岸英的幾件衣物,有襯衣、襪子、毛巾和一頂軍帽。
從毛岸英犧牲到毛主席逝世隔了26年,這26年裏,主席在北京的住處,至少搬了5次,他是怎樣瞞過所有的工作人員,沒有讓任何人經手這些衣物的?
這些衣物蘊含了毛主席怎樣的悲痛和寂寞,它們讓我們有機會去感受一代偉人撕心裂肺的摯愛,為那段波瀾壯闊的宏大曆史,做出一個最最溫柔的注腳。
1959年,毛澤東終於回到故鄉。在失去了妻子楊開慧、大弟毛澤民、二弟毛澤覃、堂妹毛澤建、長子毛岸英、侄兒毛楚雄的故鄉,他寫下了那首著名的詩篇《到韶山》:“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為有犧牲多壯誌”,“犧牲”兩個字寫得多麽豪邁,那一刻心裏有多痛。
“敢教日月換新天”,一個“敢”字,把多少風雲一筆帶過。你懂,你就會知道,“新中國”這3個字有多重!
△紀錄片《走近毛澤東》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長沙周南女校合影。後排左四為毛澤東。
△1920年,上海,毛澤東在半淞園與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合影。
△1920年,北京,毛澤東與進步團體“輔社”在陶然亭合影。
△楊開慧和兩個兒子。1930年11月14日,楊開慧被殺害。
△1936年,陝北保安,毛澤東指揮紅軍。
△1937年5月,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組織中央考察團到延安考察。延安各界召開了歡迎國民黨考察團大會。這是毛澤東等與國民黨考察團的合影。
△1937年毛澤東與賀子珍在延安吳家窯。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撰寫《論持久戰》。
△1939年,毛澤東和朱德檢閱抵達延安的三五九旅。
△1939年5月26日,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成立三周年紀念大會上講話。
△1942年,延安,毛澤東、朱德與高級幹部集會。
△1944年11月,毛澤東給準備南下的指戰員講話。
△1944年,延安。毛澤東與彭德懷二人,與美軍事人員合影。
△1945年,延安,正在拍照的毛澤東。
△1945年,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大會上講話。
△1945年,毛主席在延安機場。
△1945年 ,毛澤東赴重慶談判
△1946年3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設宴歡迎美國總統特使、軍事三人小組成員馬歇爾。
△1947年,毛澤東和江青在轉戰陝北途中。
△1949年3月,毛澤東檢閱我軍第一支高炮部隊。
△1949年4月,毛澤東和毛岸英、劉鬆林、李訥在香山。
△1949年初夏,毛主席在北京香山雙清別墅接見柳亞子先生。
△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主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上致詞。
△1949年,開國大典
△1949年,開國大典
△1951年,毛澤東和李敏一起看影集。
△1952年,毛澤東視察黃河時在河南邙山留影
△1953年,毛澤東視察人民海軍東海艦隊。
△1954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海濱
△1955年,毛澤東向朱德等授元帥軍銜
△1956年,毛澤東暢遊長江
△1956年,毛澤東等會見參加全國科學規劃委員會擴大會議的代表。
△1957年,毛澤東首次乘坐伊爾14飛機
△1958年,毛澤東遊泳後在農家門口
△1959年,毛主席和首都軍民歡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
△1959年,毛澤東和韶山中學的師生們
△1959年,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1962年,毛澤東在武漢東湖住地閱讀《解放軍報》
△1964年7月23日,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空軍地空導彈兵“英雄營”全體指戰員。
△1964年,毛澤東同誌在全軍比武大會上,用神槍手使用過的槍支瞄準。
△1965年,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
△1965年2月22日,毛澤東主席在首都體育館接見了解放軍報社全體同誌。照片中,毛主席向大家揮手致意。
△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周恩來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
△1976年3月17日,毛澤東會見老撾黨政代表團。
△1976年7月28日3時42分,7.8級大地震撼動著唐山,24萬人罹難,唐山大地震通報是毛主席批閱的最後一份文件。
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這天下午4時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逝世。
《沁園春·雪》
北國風光,千裏冰封,萬裏雪飄。
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
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看紅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
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漢,隻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卜算子·詠梅》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
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隻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七律·長征》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裏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沁園春·長沙》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
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
漫江碧透,百舸爭流。
鷹擊長空,魚翔淺底,
萬物霜天競自由。
悵寥廓,問蒼茫大地,
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
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糞土當年萬戶侯。
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清平樂·六盤山》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
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
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滿江紅·和郭沫若同誌》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
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
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
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多少事,從來急;
天地轉,光陰迫。
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
秦皇島外打魚船。
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
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
東臨碣石有遺篇。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憶秦娥·婁山關》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清平樂·會昌》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
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
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
《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
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
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
百萬工農齊踴躍,席卷江西直搗湘和鄂。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
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
前頭捉了張輝瓚。
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
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
不周山下紅旗亂。
《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水調歌頭·遊泳》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
萬裏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
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今日得寬餘,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
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
更立西江石璧,截斷巫山雲雨,
高峽出平湖。
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西江月·井岡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
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誌成城。
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
《菩薩蠻·大柏地》
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
雨後複斜陽,關山陣陣蒼。
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
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
《念奴嬌·昆侖》
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
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
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
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中國。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
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
人民五億不團圓。
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於闐,
詩人興會更無前。
《七律·到韶山》
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
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七律·和郭沫若同誌》
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
今日歡呼孫大聖,隻緣妖霧又重來。
《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
久有淩雲誌,重上井岡山。
千裏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
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雲端。
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
三十八年看過去,彈指一揮間。
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
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
【AI 】:“在伊甸園(伊甸園)中,神所造的人(亞當和夏娃)在創造之初並沒有明顯的分級,他們是神按自己的形象所造,地位平等。
聖經描述神創造的順序是先創造男人(亞當),再由亞當的肋骨造出女人(夏娃),他們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同管理受造物,體現了神造人的平等與和諧,但後期因犯罪而有了角色上的不同(如承擔罪責、勞作等)。
核心觀點:創造之初的平等:《創世紀》記載,神創造亞當,然後又創造夏娃作為他的配偶和幫手,兩者在神麵前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被賦予治理全地的權柄。
角色差異而非等級:雖然創造順序有先後,夏娃是後被造的(由亞當而來),但這不是等級高低,而是為了完成“配偶”和“幫手”的功用,兩者地位相等,共同麵對神。
犯罪後的變化: 犯罪後,神對亞當和夏娃的宣告(如“你必汗流滿麵才得糊口”、“你必戀慕丈夫,丈夫必管轄你”),引入了在地上的勞苦和關係中的張力,但這更多是罪帶來的後果,而非神最初設定的等級, 基督教神學對亞當和夏娃的關係有不同解釋,但普遍認為罪改變了本來的平等狀態。
“伊甸園中神所造的人”指亞當夏娃: 而“米甸人”是亞伯拉罕後裔的部族,與伊甸園故事無關。
總結來說,在伊甸園,神所造的亞當和夏娃在創造的藍圖裏地位平等,沒有森嚴的等級,是神恩典下的同工;犯罪後,關係和角色才有所不同。“
《犯罪後,關係和角色才有所不同。》中的《犯罪後》的神或“人“中有了森嚴的等級?這個《森嚴的等級》是指什麽?《犯罪後》中的《犯罪》能具體說出犯了什麽《罪》?《森嚴的等級》僅僅是指《撒但》和《天使》嗎?還是指上等人或是下等人?窮人還是富人?打工仔還是資本家?權貴者還是老百姓或稱【民】?其實認真仔細讀聖經中會發現,神從造《人》開始就有前後男女等級了。而在教會中的神職人員中就己有《森嚴的等級》了。
《撒但》原是神在創造地以前所創造的一個天使。《撒但》原先不隻是眾天使中的一個,更是最高的天使長,眾天使的元首。===哈哈,這個《撒但》還是一個“總統“,還是《最高的天使長》!《眾天使的元首》!而《眾天使》在神的天國裏算不算《人民》了?因為“你曾在伊甸神的園中。”這個伊甸並不在地上,乃在諸天上,在神的聖山上。
這指明撒但是君王,在那個宇宙中掌有最高的地位。這就是何以主耶穌稱他為“這世界的王。”(約十二31。)使徒也稱他為“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弗二2。)路加四章五至六節也證實這點:“魔鬼又領祂(耶穌)上了高山,霎時間將天下萬國都指給祂看。魔鬼對祂說,這一切權柄及其榮耀,我都要給你;因為這原是交付我的,我願意給誰就給誰。”這是謊話麽?若是謊話,主耶穌一定會責備他。主沒有責備他,所以那必定是個事實。撒但,就是魔鬼,告訴主說,世界的萬國和萬國的榮耀都曾交付給他。撒但也說,“我願意給誰就給誰。”神是幾時將這一切交付他的?這必是在亞當以前的某個時候,必是在亞當那個世界以前的事。從全部聖經的啟示來看,我們能了解神的確曾指派撒但為那個宇宙的元首,並且曾將天地間一切受造之物交付在他的手中,因此他成了“這世界的王。”他的地位與階級高到一個地步,連“天使長米迦勒…尚且不敢以神對他的判辭毀謗他。”(猶9。)米迦勒是諸天使長中之一,(但十13,)他不敢責備撒但,證明撒但的階級必是高過他的;因此我們可以推論,撒但必是最高的天使長。
撒但的背叛:以西結二十八章十五節說,撒但從受造以來所行的都完全。當然神並沒有創造一個邪惡的撒但,神是創造一個善良而完全的天使長。可是到了某一個時候,這位天使長,受膏的基路伯,背叛了神。撒但背叛神是由於他心裏驕傲。以西結二十八章十七節說,他因美麗心中高傲,又因榮光敗壞智慧。他本是“智慧充足,全然美麗,”他“無所不備。”(結二八12。)這是說,他有完滿度量的完全,並且一無所缺。但是他注視自己的美麗,因而驕傲。他觀看自己的榮光,就敗壞了。注視神所使我們有的,而忘了神自己,總是試誘我們驕傲。驕傲就是撒但背叛的原因。
撒但背叛的目的乃是要高舉自己,與神同等。在以賽亞十四章十三到十四節我們讀到,撒但在背叛之時五次說“我要。”“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撒但想要與神同等。那就是他背叛神的目的。要求地位的野心,是聖經所記載每一次背叛的動機。
不隻他背叛了,並且在他手下一大部分的天使也背叛了。在啟示錄十二章四節、九節,我們看見天上三分之一的星,那就是天使的三分之一,跟隨了他。(在啟示錄裏,星代表使者。)馬太二十五章四十一節主耶穌說,“魔鬼和他的使者。”以弗所二章二節描述撒但是“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六章十二節說執政的、掌權的,是在空中。這些執政的、掌權的,乃是撒但手下的天使,在亞當以前那個宇宙中掌權的。所以他們是空中掌權的。當撒但背叛神的時候,他大部分的天使都跟隨他背叛,成了墮落的天使,就是邪靈。今天在宇宙中有兩大類別的天使-良善的與邪惡的,良善的天使與神站在一邊,邪惡的天使與撒但聯合起來抵擋神。
那時在地上的活類,後來成了地上的鬼,當時也參與撒但的背叛。鬼是甚麽?大多基督徒以為鬼等於墮落的天使,但是按照以弗所書,墮落的天使是住在空中,不是住在地上。四福音啟示出,嚴格說來,鬼從未進入空中。鬼若不是在地上活動,就是進入水中,那是鬼的住處。你們記得那個被群鬼所附的人,(太八28~32,)當主耶穌趕逐那些鬼的時候,那些鬼要求祂打發它們進入豬群;等到它們進入豬群,就闖下它們所喜愛居住的水裏去。
馬太十二章二十二至二十七節,以及四十三至四十五節,在這一麵是相當有意思的。從這段聖經裏,我們能看出撒但有他邪惡的國度,而他又是“鬼王。”四十三節說,“汙靈(鬼)從人裏麵出來,在無水之地蕩來蕩去,尋找安歇之處,卻尋不著。”那從瞎啞者身上趕出去的鬼,在無水之地尋找安歇之處,卻尋不著。這表明鬼的安歇處所、住處,乃是在水中。四十四節告訴我們,如果找不到水,它們怎麽辦?“便說,我要回到我所出來我的屋裏去。”這“屋”就是人有形的身體。鬼的住處是水,而它們臨時的住處是人的身體。
行傳二十三章八至九節證明,鬼不是墮落的天使。這兩節說,天使與靈是兩個類別的。(靈,和合本譯為“鬼魂。”)連古代猶太法利賽人也將鬼與天使分為不同的類別。我們若細讀四福音,會發現鬼也稱作惡靈。不單天使是靈,鬼也是靈。
鬼是誰?為甚麽鬼喜歡進入水裏,或者進入人體?在原始的創造以後某一個時候,撒但與他的使者背叛了,不僅如此,彭伯從聖經的記載推論,在這亞當以前的時期內,在地上曾有一些有靈的活類生存,而這些活類也參與了撒但向神的背叛;因此撒但、他的墮落天使、以及這些活類都受了神的審判。這些活類被神審判之後,就失去了身體,成了脫體的靈。這就是鬼要進入有形之身體的原因。
神用來審判他們的水,變成了深水,是鬼必須居留之處。有一天當耶穌坐船渡海,突然吹起強風,有大風暴興起;主耶穌並未禱告,祂吩咐風止住,叫風暴平靜。(太八23~27。)為甚麽空中有大風吹起,水起了風暴?因為在空中有墮落的天使,在水中有鬼,它們知道主耶穌要渡到海那一邊去趕鬼。(太八28~32。)今天在空中仍是滿了墮落的天使,在地上仍是滿了鬼。
那些邪惡的天使跟從撒但背叛了神。鬼是另一種活類,是脫體的靈,它們住在水裏,而在地上作事。撒但是這世界的王,這世界包括地和空中。在撒但的國度裏,有墮落的天使在空中,有鬼在水裏,有墮落的人類在地上。
《民》或《人民》指什麽?
毛澤東:“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真正動力”的人民至上的思想是永恒的。在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那裏,《民》隻是工具,《民》是權力的接受者。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製度裏的《民》成了權力的“施與者”。毛澤東的《親民》思想是一種全新的《親民》思想。這種《親民》思想使毛澤東對傷民、害民行為更痛恨,在鏟除這種行為方麵做得更加無情,更加徹底。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全新的《親民》思想,毛澤東及其一代中國共產黨領袖能夠成功地使自己從官僚機構和官僚階層中相對分離出來,得到毛澤東那個時代的人民的真正擁戴。
共產黨一旦奪得了政權並坐穩了天下,《親民》思想立即就成為《愛民》行為,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樣簡單直白的語言通俗而又明確無誤地表達出來的行為要求,成為毛澤東時代對各級官員提出的起碼的為官準則。因為至少在認知上,這時的國家已經是共產黨的國家,人民也已經成了共產黨的人民,黨、國家、官員、人民已經融為了一體,這時,愛民即是愛己!作為最高領導人,這時的毛澤東在很多時候,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對走資派右派及貪官汙吏特別痛恨。因為貪官汙吏的《傷民》、《害民》,與民爭利,與國爭利,客觀上破壞了國家的基礎,敗壞了共產黨的形象,動搖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毛澤東是一位真正用《大愛》覆蓋了《小愛》、用廣博之愛克服了狹隘之愛的《人民領袖》。毛澤東的《親民》,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對平等的倡導和追求。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及其一代中共領導人的這種《愛民》形象需要進一步完善和鞏固,領導人不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人格上,與廣大人民群眾都是平等的!戰場上,隻要軍官在前,士兵就不會後退;艱難困苦之時,領袖的生活也沒有好到哪兒去,這就足以使人民忍饑耐寒而少有怨言。至少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對現狀有一個大體“平等”的認知,是統治者維持政權穩固、民眾保持心理平衡和社會實現安定和諧的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之一。
毛澤東說,此前的所有社會都是不平等的,而此前的所有統治者都是製造不平等的。中國共產黨的目標,首先就是要創造一個平等的社會。在毛澤東的時代,“新社會了人人都是平等的”。隻是.“分工不同”,“為人民服務”,“公仆”都是從“平等”這一概念派生出來的。
毛澤東對“平等”的追求是一種真實的追求。這方麵,反官僚主義和反幹部特權就是“平等”理念付諸實踐的重要體現。從反官僚主義和反幹部特權的具體行動中,人民看到,毛澤東宣傳的平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和騙取民心的謊言,而是共產黨人發自內心的、實實在在的、並且一直在實踐上努力想要實現的目標。所以,人民群眾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是出自內心的真正擁護。毛澤東真正厲害的地方在於使人們真正相信,共產黨真的是實行的“官兵一致”。
反官僚主義。實事求是地講,在毛澤東時代,反官僚主義、反特權是貫穿始終的。中國社會進入社會主義時期的第一次中共代表大會——中共八大,就提出了要加強執政黨的黨風建設,要注意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這些顯然都是針對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
當時確實在部分領導幹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上已經暴露出了一定程度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官僚主義、搞特權等等問題。所以,中國共產黨八大很嚴肅地指出了這方麵的問題。
加之這一年波蘭、匈牙利都發生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製度的事件。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認為,應該按照“放”的方針,自覺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改正執政黨內存在的種種缺點和錯誤,以改善黨群、幹群關係,鞏固執政地位。於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發動鳴放,搞開門整風,要人民群眾給黨和官員提意見。
八大之後不久,中共就開始了整風運動。這場運動的初期,矛頭所向是官僚體製,特別是領導幹部,直接衝擊的是建國後由官員們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所以,運動的初衷是反官僚主義,要糾正各級官員的“不正之風”,整掉執政者身上的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東西,使之能更好地擔負起領導任務。
1964年初開始的“四清”運動,更是一場直接針對幹部的典型的反官僚主義、反幹部特殊化的運動。“四清”運動一開始是“小四清”,即:請賬目、清財務、清倉庫、清工分,主要是要糾正基層幹部中存在的挪用公款、鋪張浪費、多吃多占和貪汙盜竊行為,以整頓幹部作風。後來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其主要針對性就更明顯,那就是各級領導幹部。
與“四清”運動同時進行的“五反”運動(“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其矛頭毋庸置疑主要也是針對領導幹部的。
所以,可以說,建國後在毛澤東的時期,對幹部作風問題一直是抓住不放的,並且也是抓得很緊、管得很嚴的,當然,成效也是很顯著的。所以,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治官”有術,“吏治”也還清明。
毛澤東時期反官僚主義的一次重要升級,就是文革中“反修防修”問題的提出。也就是說,毛澤東關於反修防修的考慮,最初還是出自於反官僚主義和反特權的需要,是把反官僚主義和反特權提升到了政治高度,放到了黨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這個層麵上。
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必須實現政治平等和經濟公正。為了保證政治平等和經濟公正能真正實現,就必須建立全麵的公有製,因為隻有在公有製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公正分配,從而實現經濟上的平等,而隻有經濟上實現了平等,才可能實現真正的政治方麵的平等,也才可能真正打破“官”、民界限。這其實體現了毛澤東對新中國政治建設的一個戰略思考。
毛澤東根據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統治經驗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訴求,特別不願意看到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又出現貧富差距和“官”欺壓民的狀況。而中國共產黨要想得到廣大人民的真正擁護,使自己的執政地位永不動搖,自己的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就一定要實現政治平等和經濟公正。“反修防修”問題就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後,毛澤東首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義的任務。1957年5月,他在《事情正在其變化》一文中寫道:“在共產黨內部,有各種人。有馬克思主義者,是大多數。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的錯誤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當然,這時還隻是在一般意義上談修正主義,但目光已經放在了共產黨內部。
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後,中國共產黨對“修正主義”問題作了專門研究,並提出了若幹結論性看法。其中有三點對中共的決策從而也就對中國後來的曆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一,蘇聯“變修”了。“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篡奪了”(“九評”中的語言);其二,“修正主義”的根源是“高薪階層和農村富裕階層”;其三,中國應“反修防修”。
“大躍進”後的經濟困難,首先和直接的表現就是市場供應嚴重不足,於是出現了一些幹部利用掌握的各種權力多吃多占生活必需品的問題,這被毛澤東看成是基層領導“變質”的表現。當然,問題還表現在其他一些方麵,這就是當時概括的所謂“五風”。
這一切,其中特別是幹部、首先是高級幹部的變化使毛澤東感到憂心忡忡,而幹部的變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官僚主義,是特權。從以下所舉的一個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在這方麵的不安和焦慮。
1965年1月,正在社教蹲點的農機部長陳正人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其中匯報了他在蹲點中產生的切身感受。
陳正人在報告中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老幹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後,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很嚴重,對下麵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後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過去我們也曾不斷檢討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但是,究竟官僚主義有多大危害,在我,就是從這一次比較認真地開始蹲點才逐漸明白過來的。我開始體會到,一個鞏固的社會主義企業建設的過程,隻能是堅決實行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過程,也是企業中的黨和工人階級不斷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化的過程。”
毛澤東在陳正人的報告上批到:“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麽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的對象,革命對象。”
這裏,毛澤東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經濟學讀書談話》中曾經提出過革命後的“既得利益階層”,在“九評”中,提出過“特權階級”,後來又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去世前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資產階級”。這些概念,所指應該是一致的。
毛澤東本人毫不掩飾他對“官僚主義”的反感和厭惡。他曾說過:“鑽進我們隊伍裏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窮凶惡極,……對這些人得有個處理,罪大惡極的,也要殺幾個。因為對這樣的人,完全不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53頁)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毛澤東:《1967年9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講話》,轉引自蕭延中:《毛澤東晚年政治倫理描述》,見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澤東》第256頁)
毛澤東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對官僚主義的憤怒也沒有半點減弱,對官僚主義的抨擊也還是那麽尖刻、銳利:“民主革命勝利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參閱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傳部印:《第三次理論討論會的五個發言材料》,轉引自蕭延中:《毛澤東晚年政治倫理描述》,見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澤東》第256頁)
毛澤東對領導層中出現的官僚主義的現象十分擔心,他越來越堅定地相信,這種官僚主義發展下去,必然會使黨變修,國變色,人民的江山喪失,勞動群眾又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為國家的發展,為人民的幸福,為他和中共畢生奮鬥、付出了巨大犧牲的事業,為共產主義信仰,一定要把這場與官僚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這是“繼續革命”,“不斷革命”,它的意義和重要性不亞於民主革命。為此,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