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國民黨孫汪蔣都是親日本的

大陸國民黨孫汪蔣都是親日本的

 

 

 

大陸國民黨最初的三個大佬，孫中山，汪精衛，蔣介石都是親日的。

這三個大佬親日的形式和目的有所不同：

孫中山是：藏日反清。孫中山以日本為據地，目的為進行反清。

汪精衛是：投日反共。汪精衛公開投降日本，目的為反共產黨。

蔣介石是：聯日反共。蔣介石暗中聯合日本，目的為反共產黨。

而《中國國民黨》在大陸時就有：

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黨》。汪精衛的《中國國民黨》。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

而從一百多年的《中國國民黨》來看，也有兩個不同的《中國國民黨》，人們往往隻認為有一個百多年的《中國國民黨》，其實不然，《中國國民黨》分為《大陸國民黨》從1911年到1949年，和《台灣國民黨》從1950年至現在。為什麽要這樣分開來說，是因為從《中國國民黨》的創黨領導人和執政的理念信仰所管割的地區大小不同，人員多少等都有很大的差距的。

就說《中華民國》，孫中山當《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隻有幾十天。

1927年之前的《中華民國》為袁大總統及其他軍閥。

1927年之後才是蔣介石，不過開始也是自封的，之後才被封。所以台灣的國民黨右派們口中的《中華民國》不知是說《誰》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後，1937年國共第二次實現合作，日本帝國主義宣布投降後，抗日戰爭結束，也是抗戰勝利。

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頑固派，重新挑起了內戰。以重慶談判為假象，實際在集800萬國軍的軍隊大舉向中國共產黨的解放區進攻，剿殺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以《人民戰爭》的形式趕走了蔣匪。

1949年7月16日，為挽救敗局，蔣介石國民黨頑固派成立“非常委員會”，由蔣介石任主席，1949年12月1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由大陸遷往台北，現為中國台灣地區政黨。該稱《台灣國民黨》。

《台灣國民黨》創黨人是蔣介石。之後是蔣介石大兒子蔣經國。之後是李登輝。按在台灣地區執政為主，之後就是馬英九。其餘都不在執政的地位。《台灣國民黨》的大佬們都是不是親日的？除李登輝公開親日外，其餘不作評論。

而大陸國民黨的大佬們都是親日的？逐一細說，在孫中山的領導下，興中會曾組織會員進行軍事訓練，向愛國僑胞募集資金，以為反清武裝起義作準備。孫中山與黃興等人，以興中會、華興會等革命團體為基礎，在日本東京創建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他所提出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宗旨被采納為同盟會綱領。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同盟會的成立，有力地促進了全國革命運動的發展。

孫中山派人到國內外各地發展組織、宣傳革命。他自己也在1905至1906年間赴東南亞各地向華僑宣傳和募集革命經費，在一些地方創立同盟會的支部。他廣泛傳播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於反清革命。孫中山領導的對改良派的批判，為辛亥革命的爆發作了有力的思想準備。從1906至1911年，同盟會在華南各地組織多次武裝起義，孫中山為起義製定戰略方針，並在海外奔走，為起義籌募經費。

大陸國民黨的三個大佬都是親日的：孫中山，汪精衛，蔣介石。

孫中山對日本還是有感情的。但在日本入侵中國時，孫中山己逝世。

汪精衛賣國求榮，成了日本的傀儡，在中國的曆史上早已盡人皆知，人人喊打的史比秦檜式的人物。

汪精衛與蔣介石爭鬥：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衛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宣傳部長等職。7月2日，汪精衛在10萬廣州軍民參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布：“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

汪精衛於1927年2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在汪精衛途徑莫斯科時，斯大林專門接見了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4月歸國，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一度與叛變革命的蔣介石進行爭權鬥爭。4月5日，汪陳兩人一起聯名發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4月18日，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請國民黨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自己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公開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

“九·一八”事變之後，汪找到了與蔣合作的機會。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長履新之日，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肇事挑釁，給汪精衛一個下馬威。

1939年5月，汪精衛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回國後於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布“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12月，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其成立偽政權的支持。

蔣介石從抗戰爆發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蔣介石綱要是：“事實上承認滿洲國；締結日華防共協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貿易、自由飛行。”

蔣介石的親日還要從他的留學經曆說起，蔣介石的一生一共三次留日，分別是在1905年18歲的蔣介石自費留日，想學軍事可惜當時日本和清政府簽訂的協定是隻有經過清政府陸軍軍部報送的學生才可以學習軍事，作罷！無奈蔣介石隻能去了一所普通大學學習日語，期間因為妹妹出嫁而回國，雖然隻有短短的八個月時間，但卻讓蔣介石對日本有了一個初步的印象。

第二次是1906年蔣介石考取全國陸軍速成學堂後被保送到了日本軍校學習炮兵，學了三年後還被分配到日本野炮團實習。

第三次是1912年因蔣介石領導刺殺了光複會主要領導人陶成章，不得已以深造的名義三赴日本。

三次的留日經曆讓蔣介石有了自帶親日光環。

再一點就是從1926年蔣介石當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開始北伐，本應該驅除韃虜恢複中華，但他卻做了一件讓日寇更加肆無忌憚侵華的惡劣開端，事件的起因便是“濟南慘案”，讓日寇占領了濟南這座大城市。第二次北伐期間日寇擔心中國的統一會阻礙其侵略中國的步伐，所以在1928年5月3日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借口，強行侵占濟南，並且殺害了中國官民達到1萬人以上，而作為總司令的蔣介石卻下令北伐軍撤出濟南，這是何等的喪權辱國，這宗罪放到蔣介石的頭上一點也不為過！

1927年蔣介石以私人身份訪問了日本，期間做了一件大事，第一件就是為了獲得日本對國民政府的支持，蔣介石公然表達了中日親善，並且和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簽訂了日蔣密約，首先就是承認並維護日本在滿洲的既得權益，第二點就是蔣介石堅決反共立場，第三點日本堅定支持蔣介石政府並提供4000萬日元的借款。

蔣介石和日本達成了默契，就為日寇發動的九一八事變為什麽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做了最好的詮釋，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蔣介石出賣了整個的東北三省，中國的大好河山就此讓日寇糟蹋了十幾年的時間。

如果以上的理由還不夠充分，那抗戰時期的消極抗日，抗日勝利後去日不徹底，為了對付共產黨軍隊竟然聘請了罪大惡極的岡村寧次充當軍事顧問，這些都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蔣介石是真正的親日派，最大的親日派！

[yongbing1993]

十四年彰顯蔣介石沒有積極抗日






《十四年抗戰》，實際上那時候的蔣介石國民黨擁有的百萬國軍並沒有派去東北積極參加抗戰。還要把張氏父子的東北軍幾十萬人從東北調往西北去剿殺共產黨。而留在東北積極參與抗日戰爭的那主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當地的東北抗日聯軍，還有當地的東北民間的抗日武裝，它並不是全民抗戰。所以《十四年彰顯蔣介石沒有積極抗日》。

因為1931年的時候，當時毛澤東受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命令帶領一部分南昌起義失敗後逃亡的殘兵敗將才剛上井岡山，帶領井崗山附近的工人農民進行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組織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解放了的《井崗山》周圍一大片地區的勞動人民，當時又成立了《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吋間從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22日為被蔣介石國民黨派百萬國軍分五次進行剿條驅起後被迫去《長征》。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於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政體。 先後轄有18省、4直轄縣。 該政權主張推翻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的統治，在全世界消滅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徹底的民族自決。

而蔣介石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正統的170萬左右的國軍，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調集10萬重兵，采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直撲江西南部中央根據地。

從1931年2月起，蔣介石調集約20萬重兵，采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分四路向中央根據地的中共紅一方麵軍大舉進攻。

從1931年6月開始，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自任“圍剿”總司令，依仗10倍於紅軍的兵力，企圖把紅軍主力壓迫到贛江東岸加以擊破，然後分路“圍剿”。

從1932年5月開始，蔣介石調整策略，先進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準備得手之後再全力進攻中央根據地。1932年底，蔣介石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軍，開始對中央根據地和紅一方麵軍發動進攻。

從1933年秋開始，蔣介石調集70萬軍隊對中央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中國工農紅軍敗退逃亡去長征。

而毛澤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重點是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圍剿，反對國民黨圍剿、蔣介石在忙於剿殺中國人在國內一心一意在打內戰。那時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對蔣介石的國軍共五次反圍剿以後，被蔣介石國民黨打敗了。中國共產黨就率領著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實際就是逃亡。也可稱為戰略轉移打不過就跑，君子複仇十年不晚。最後中國共產黨勝利了，戰略轉移也成立了。如果中國共產黨勝利最後沒有勝利就稱逃亡了。

在1931年-1934年，這麽長時間是一個國共之間的剿殺和反剿餘的內戰過程，根本沒有形成抗戰。首先作為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蔣介石國民黨就根本沒有過抗日的部署，一心隻想消滅共產黨。即便在外敵入侵時也沒有團結起來共同抗日。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陳獨秀和王明其中包括蘇聯給錢和武器，希望都寄托在蔣介石，相信他會抗日的。但最終是：讓全世界所有人失望了，蔣介石就是不積極參加抗日。所以沒有中國共產黨在整個領導抗戰，實際上是打內戰的階段。

到了1934年10月，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一年艱苦的長征，到1935年10月，長征勝利。1935年才在延安紮的根。那麽，這個時候，1937年以後，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從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這整整六年中，蔣介石的國軍根本就沒有積極參與東北的抗日。蔣介石根本就沒有積極參與東北的抗日，也就根本談不上蔣介石來領導抗戰了。

由於蔣介石不想來領導抗戰，發生了張學良楊虎誠將軍捉蔣，逼迫蔣介石參與抗戰的事件。史稱《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分水嶺”，它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由此拉開了中國從長期內戰到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的序幕。

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所率領的部隊，在蔣介石的軍事體係中屬於所謂的雜牌，曆年來受盡了蔣的壓迫與歧視；在“剿共”戰役中又不斷遭到紅軍的嚴重打擊，實力日益削弱。

1936年11月，蔣介石趁解決“兩廣事變”的餘威，把他的嫡係部隊約30個師，從兩湖調到平漢線漢口—鄭州段和隴海線鄭州—靈寶段，準備入陝，達到一舉消滅紅軍的目的。

12月4日，蔣介石攜張學良由洛陽到西安，向張、楊攤牌，提出兩個辦法，要他們作最後的抉擇：

一個是服從命令，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投入陝北前線，在其嫡係部隊監視之下積極“進剿”紅軍。

一個是如果不願“剿共”，就將東北軍調閩，十七路軍調皖，把陝甘讓給其嫡係部隊。蔣介石所提出的這兩個辦法，都是張、楊所不能接受的，他們既不願再替蔣介石打內戰，也不願讓自己的部隊離開西北這個根據地，為蔣介石所消滅。

出路隻有一條，就是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張學良將軍為了最後爭取蔣介石能同意聯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還向蔣介石進行了一次“哭諫”。不料蔣介石聽了勃然大怒，罵張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張、楊忍無可忍，才下了“硬幹”的決心。

當時西安各階層的廣大人民，都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團結抗日的主張，中國共產黨通過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在知識青年中進行的抗日愛國教育，有力地激發了學生們的愛國覺悟和革命熱情。12月9日，西安一萬多學生為紀念“一二·九”一周年，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的特務警察竟開槍打傷了遊行的小學生，激起廣大群眾的義憤。群眾當即決定前往臨潼華清池向蔣介石請願。

蔣聞訊後令張學良嚴行鎮壓，“格殺勿論”。張急忙趕往十裏鋪勸說學生回去，學生們群情激憤地向張請願，張深為學生們的愛國熱情所感動，更加堅定了逼蔣抗日的決心，他當場對遊行的群眾說：“我與你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你們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機關槍掃射，我不忍看到你們遭受傷亡。你們現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內我一定用事實答複你們。”言至此，聲淚俱下。結果，不到3天，張、楊就發動了震驚中外的“雙十二”西安事變。

我在十七路軍的時間比較久，知道楊虎城將軍是一個有愛國心的人，他與共產黨發生聯係是很早的。他和蔣介石之間一向有矛盾，更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1936年10月，我外出考察學習一年後回到陝西，先後和楊談過好幾次，我著重向楊陳述了當前形勢，說明日本帝國主義企圖進一步滅亡全中國的各種事實，同時也談到我在平、津和濟南與宋哲元、韓複榘見過麵，以及在南京、上海等地徹底看清了蔣介石政府禍國殃民，腐敗透頂，人們怨聲載道的情況。楊注意地聽我說，還不時點頭。我知道楊與中共早有聯係，就直言不諱地談到我們可否派得力的人員，與紅軍進一步加強聯係，以便將來共同抗日。楊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我們要慎重考慮。

在最後一次和楊談話中，我看情況甚緊，便提出：“是否可以考慮，蔣如果來西安，必要時我們把他扣起來，逼他聯共抗日。”楊聽了顯得有些驚異，望著我說：“天大的事，我們敢幹？”我說：“隻要你把當年打李貞的精神拿出來(李貞是蒲城縣的大惡霸，楊在青年時把李擊斃)，就敢幹！”楊看起來不反對我的意見，但他卻以深沉而又帶責備的態度對我說：“你這些話隻能對我說，絕對不能對其他任何人講。”

1936年12月8日，張、楊已商定準備扣蔣，並作了適當的分工，大體是：臨潼歸東北軍負責，西安歸十七路軍負責。11日晚9時許，楊派車接我到他的住所，楊對我說：“今晚要行動。”命我任西安方麵軍事總指揮。

12月12日早晨，約5時許，聽到臨潼已有槍聲，各部隊就同時開始行動。約到7點半鍾，已將大部分蔣軍解除武裝。到8時，西安的軍事行動全部結束。張聽我報告以前，曾接到劉多荃的電話報告說：“委員長跑掉了，尚未找到。”張即要臨潼電話查問，接電話的是白鳳翔。張問找到蔣沒有，白說還沒有，張即命令白：“如果9點找不到委員長，就把你們的頭送來！”張打罷電話與楊出室外散步，他們走到假山上站住談話，情緒緊張，心情都有些不安。張說：“虎城兄，如果委員長到西安後，采納了我們的意見，我便送他回南京。”楊低頭沉思說：“委員長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當他們回到室內時，即有電話來，報告蔣介石已經抓到。張、楊聽了憂慮頓失。9時許，蔣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綏署大樓。南京政府在西安的軍政大員在蔣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來。

張、楊在蔣被扣以後，立即向國內發出了抗日救國8項主張的通電，並打電報給陝北中共中央，請他們馬上派代表前來共商抗日救國大計。12月17日，黨中央派出的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代表團到西安，與張、楊協商並一起和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齡和端納)進行了談判。經過談判，蔣被迫接受了聯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張、楊釋放了蔣介石，張並親自把蔣送到南京，西安事變遂告和平解決。

蔣介石回南京後背信棄義，扣留了張學良，並積極調派軍隊向陝西推進。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內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戰，相持不下。這時漢奸、特務和別有用心的人在兩軍內部進行挑撥，破壞團結。1937年2月2日，以孫銘九為首的少壯派槍殺了元老派軍長王以哲後，東北軍內部發生分裂。十七路軍方麵，馮欽哉部和沈璽亭、唐得楹兩團叛變投蔣。1937年5月5日，蔣介石批準楊虎城將軍辭去本兼各職，楊被迫出國。十七路軍其餘部隊被改編為38軍，此後，蔣介石進一步采取“金錢收買”、“擴編利誘”以及“分割使用、戰場消滅”等手段對付十七路軍。

1936年“雙十二”，在“雙十二事變”(即西安事變)前一天晚上，即12日早晨，張學良走進了新城大樓，先是張學良叫了聲委員長，接著是蔣介石說，既然這樣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員長，把我槍斃好了。張學良趕緊遞上了一張紙，這是八項政治主張，隻要委員長在上麵簽了字，就還是我的委員長。蔣拍起了桌子說，讓我簽字，除非把我槍斃了！接著張學良說到了東北失陷，熱河棄守，就是蔣指示的結果。蔣介石還擊說：我讓你棄守你就棄守了？張學良聞言很惱怒地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當時棄守就是服從你的命令造成的。接著就是兩人爭吵，聲音越吵越高。在新城大樓被扣押兩天後，蔣介石就被轉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館，當時張學良也住在高公館內。

中國共產黨麵臨重兵進剿的嚴重態勢，毛澤東仍從抗日的全局出發，提出：“迫蔣抗日，造成各種條件使國民黨及蔣軍不能不與我們妥協，以達到兩黨兩軍聯合反對日本的目的。”

“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9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要用各種辦法逼蔣抗日。……我們改倒蔣為批蔣，改反蔣為聯蔣。”

國共兩黨曾有過一段愉快的合作，就是因為蔣介石的反目，昔日的夥伴才成為仇敵。從1927年的“四一二”到1936年的“雙十二”，不到十年的時間，蔣介石對共產黨詆毀、通緝、追捕、殺戳，對紅軍一次一次的“圍剿”，紅軍不得不實行戰略轉移，即二萬五千裏長征。紅軍曆經千難萬險，斬關奪隘，才來到陝北，蔣介石還是不放過，又親自督戰，非要在“最後五分鍾”徹底剿滅共產黨。

那些淌過龍潭虎穴、九死一生的共產黨人，在得悉致他們於腥風血雨中疲於奔命的生死怨家，如今已成籠中鳥，怎能不高興，可謂“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審蔣”乃至“殺蔣”，在人們的情感上都是最自然不過的了。　

毛澤東還電示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20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讓派人去胡宗南等黃埔係將領處，表示“願與談判恢複蔣(介石)自由之條件”。蔣介石在與周恩來會談時，態度明顯改變，願在“統一中國，受他指揮”的前提之下，“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在蔣介石回南京後，周恩來仍可與他直接談判。從“抗日反蔣”到“聯蔣抗日”，西安事變作為一個轉折點，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於顯現曙光。

[yongbing1993]

孫中山聯蘇聯共扶助工農均田地






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聯蘇、聯共、扶助工農》以及《耕者有其田》和早期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等理念讚同。

孫中山會厚著臉麵全世界去乞討求援助。而得到的援助很少。蘇聯斯大林的共產黨給他援助，而西方國家不給他援助。那時候孫中山為了打倒袁世凱，孫中山跟日本人簽了比廿一條還廿一條的條約。袁世凱跟日本人簽廿一條，孫中山也是跟日本人說，他可以提供更好的條件。幸好孫中山沒能成事，如果他成事就是賣國賊了。

在感情上，他也是利用身邊的女人，元配, 盧慕貞, 日本籍妻子, 大月薰, 日本情人, 淺田春, 妾, 陳粹芬, 末任妻, 宋慶齡等女人對他來說算是什麽呢？是真正的愛情，還是事業的工具？他可是幾次拋棄自己家的人丫。有人指責他是孫大炮。

有人說他是開皮包公司的天才，什麽都不是的時候敢以大總統的身份跟人打欠條，承諾成功後連本還息。這個世界沒有白吃的午餐，沒有豐厚的條件，人家憑著什麽要給錢幫你？皮包公司與真實的公司並不一樣。有著理想，不代表懂得經營。連蔣介石都為了打共產黨而要投靠美國，在1946年跟美國簽了賣國商約─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結果美國人在中國無法無天，引起民情憤怨。

人無完人，孫中山作為當時的醫生完全可以享受人生，卻為中國低層老百姓代言並以此奮鬥終生，如今走資派時代的磚家叫獸中有嗎？

孫中山為中國革命實踐過程中雖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精神可貴，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聯蘇、聯共、扶助工農》以及《耕者有其田》和早期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等理念讚同。而國民黨推孫中山為國父是為國民黨創始人。

孫中山懂得武裝的重要，所以在蘇共幫助下建立軍校。在推翻清皇帝上懂得統戰，但為此讓大總統位是犯了大錯。所以進行北伐戰爭。在接班人上也不如意。汪精衛背叛了。蔣介石也背叛了。何奈？理念不同，孫中山為扶助工農及耕者有其田。而蔣介石代表地主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就如走資派鄧小平們背叛了毛澤東一樣，毛澤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而走資派是為地主資本家階級服務的。毛澤東時代己經不存在地主資本家了，但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一上台就製造出地主資本家來，“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如今的特色中國還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嗎？所以走資派特色黨和蔣介石國民黨都是代表地主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的。而孫中山雖然是資產階級革命家，就為《聯蘇、聯共、扶助工農》以及《耕者有其田》和早期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值得稱中華民族的英雄。而《反共華人》就因這一點而反對孫中山。

再回到中華民國初期，孫中山讓位袁世凱，即時稱帝，將孫中山排除在外，孫中山隻能退回廣洲。後袁世凱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後下台，引起軍閥混戰。此時有軍閥請孫中山去北京共事。孫中山抱病入京。

一九二四年十月，正當直奉戰爭打得如火如荼之際，馮玉祥再次於北京發動了政變，華北平原的局勢頓時風雲變色，出現了段祺瑞、馮玉祥、張作霖的臨時聯合政府。臨時聯合政府邀請孫中山到北京共商國事，孫中山在汪精衛等人的隨行下前往北京。

就在1925年一月一日抵京後，孫中山腹部絞痛，嘔吐大作，緊急送入協和醫院治療，初步診斷結果為惡性腫瘤。一月二十日以後，孫病勢加劇，已不能進飲食，醫生眼看不是辦法，隻好動手術摘除腫瘤。將孫中山的腹璧切開後，眼前的情況讓所有在場的人吃了一驚，隻見整個肝髒表麵、大網膜和大小腸麵上長滿了大小不等的黃白色結節，結節發硬，整個腹腔內髒器粘連在一起，已經無法進行手術。

醫生從肝上取出小塊組織做活檢標本後，就將傷口縫合了。術後，醫師隨即對孫中山的肝組織活檢標本進行了化驗，得出的結論是：肝癌末期。

協和醫院為了搶救孫中山，引進了當時最先進的放射性鐳錠照射治療，對孫中山進行治療，可惜不論如何，孫中山的病情還是持續成長，肋骨下方的腫瘤也隨著時間持續擴大，此時孫中山已經下不了床了。

孫中山終其一生視西醫為正(他就是從香港的西醫大學畢業的)，始終討厭中藥，認為這東西簡直跟偏方一樣，不僅禍害百姓，還延誤就醫時間，不過諷刺的是，醫生後來有試著用中藥藥材來做醫治，初期還頗見成效。沒想到孫中山得知自己服用的是中藥後，竟然拒絕再服用！凡事不宜癡，如果見得成效，大可以改變觀點，不必堅持己見呀....

一九二五年二月，孫中山病情加劇，吐出大量鮮血，染紅了整片床單。眼見自己的身體已經撐不住了，孫速請汪精衛通電孫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北上赴京，商討後事。

宋子文等人在北上探望時以為孫中山會提出立一個遺囑，並且指定將來的接班人，可是北上前後，孫中山都沒有立遺囑的消息，於是汪精衛召集中央人物商定，先在探望孫中山前起草一個遺囑，再根據孫中山的意思修改。汪精衛是眾多北上官員當中文筆最佳的，被推舉為撰寫者。寫好後便穿著一套黑西裝前往醫院。

《國父遺囑》的首次發布：汪精衛走到了病房的門口前，盡量小聲地稍稍開門，推至半處，看見了孫中山，此時他在病榻上閉著眼睛歇息，相比起昨日的探訪，今日的孫中山臉型又顯得更加凹陷不堪，體型也因癌細胞的擴散而顯得更為臃腫。孫中山心中的接班人是汪精衛而非蔣介石。

1922年，英國著名曆史學、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揭露英屬報刊有意製造於孫不利的報道消息，他在《中國問題》中寫道：“無疑，孫過去的經曆表明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而廣州政府是中國最好的政府，這也是無可懷疑的。但我們報端所載有關這方麵的報道卻有意留給讀者虛假的、不利於廣州政府的印象。”並點名批評《泰晤士報》將孫的部隊描繪成暴民，就起到了這樣的效果。

1923年2月20日，孫赴香港大學發表演說，港大學生會主席何世儉致歡迎詞雲：“用任何言語介紹孫中山先生皆無必要，因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就是中國的同義字。孫中山先生的經曆如用書本記載下來，無疑的將是最吸引人的事跡；如果愛好自由是偉大的考驗，那麽孫中山先生將與偉大共存。因此現在我們麵前的，就是這麽一位中國的偉人，一個真正的君子，和一個胸懷廣闊的愛國者。”

1924年2月，蘇聯顧問鮑羅廷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孫反對剝奪地主，他打算在保持古老的土地關係的同時，借助於稅收和贖買來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現象。……國民黨的民生主義被他們完全叫錯了，它的實質就是通常的小資產階級的改良。”又說：“到現在為止，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義革命者孫從小資產階級的空談家中拯救出來還很難說。有時我覺得，無論給這頭老狼喂多少東西，他還是盯著‘自由民族’，他始終期待著以此來拯救中國。”

1925年4月12日，蔡元培在倫敦舉行孫中山追悼會，致詞說道：“我們信仰孫先生，敬愛孫先生，並不是因為孫先生的五官四肢有特別驚人的形式，無非因孫先生有卓越的識見、強毅的魄力、豁達的度量，可以使我們信仰與敬愛。”稱讚孫為共和而革命，不再是帝王將相的重複。認為孫意誌堅韌，抱定主義，奮鬥不懈；待人寬容，即使從前反對他的人，一旦肯讚成他的主義，他就引為同誌。並在會上比喻：“孫先生的體魄，我們就是有法保存，也無法候他活動了。然而，他的精神，還是活現在我們的精神上。”提醒大家應以其精神為標的，以實現其主義為最佳紀念。

1934年9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軍人應確立革命的人生觀》講話，念及孫時說：“曆史上凡是能夠維持或發揚整個民族的人，他個人生命，也就格外放出光彩，照耀千秋永垂不朽。例如我們總理，是我們大家親眼看到的。他自民國十三年去世到現在，已經十年，試問那一個人會忘記了他？到現在全國四萬萬同胞，還有那個人不尊信他的三民主義？這不就是他永久的生命的存在嗎？而且在他死後的生命，反比生前生命更為偉大更光榮！當其在世時，不僅一般反對派敵人對他攻擊毀謗，不遺餘力，就是全國民眾，也有很多人不了解他。……現在他雖已去世十年，隻是軀體不見了，而他的生命，卻寄托在我們一般革命黨員革命軍人和一般的國民身上，一天比一天更能發揚光大！不但無人再敢輕蔑他，並且無不尊敬他信仰他，他的生命不但沒有死亡，而他的生命的光輝，且永遠照耀著整個民族生命的洪流，滾滾不停的日增其偉大。”

李大釗說：“中山先生的人格偉大，無論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敵，都沒有不承認的。”

中共早期領導人趙世炎說：“孫先生是創造民國的元勳，這是三歲小孩和萬惡軍閥都是承認的。”

1945年3月31日，毛澤東〈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稱：“對孫中山講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們要善於引用他，這沒有害處，隻有好處。……他的遺囑中‘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兩條是基本策略，他關於民主講得最好，要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國共產黨現在把華盛頓、林肯都當作自己的旗幟，我們就有孫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緣，曾經和他合作過。內戰時期不講他不能怪我們，因為那時我們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孫中山丟開自己就站不起來，如同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一樣。現在不同了。對黨內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孫中山的情緒，應該說服。”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稱：“在十年內戰中不要孫中山，這也很難怪，因為我們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戰初期，我們的力量也還小，所以那時候我們要孫中山所發生的影響不大，因為人家還看不起我們。將來我們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麵旗幟。”

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民的先進分子，其中傑出者有如領導辛亥革命的偉大革命家孫中山先生，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政府的壓迫，領導廣大的人民，進行了不斷的鬥爭，百折不撓，再接再厲”。

1952年8月4日，毛澤東《團結起來，劃清敵我界限》（在全國政協一屆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上講話要點）：“孫中山先生是個好人，但他領導的辛亥革命為什麽失敗了？其原因：一、沒有分土地；二、不曉得鎮壓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銳。”

1956年11月12日，毛澤東為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寫《紀念孫中山先生》：“孫先生是一個謙虛的人。我聽過他多次講演，感到他有一種宏偉的氣魄。從他注意研究中國曆史情況和當前社會情況方麵，又從他注意研究包括蘇聯在內的外國情況方麵，知道他是很虛心的。他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像很多站在正麵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曆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麵。這是要從曆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

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稱：“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應該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

1926年3月10日，魯迅在《國民新報》發表《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批評社會上“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其中聲稱：“中山先生的一生曆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著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隻要這先前未曾有的中華民國存在，就是他的豐碑，就是他的紀念。凡是自承為民國的國民，有誰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

1927年3月，魯迅發表《中山大學開學致語》，再一次強調：“中山先生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的結果，留下來的極大的紀念是中華民國。”

胡適稱：“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真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的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裏說：專尚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隻可說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真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但是大多數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聽見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就蒙著耳朵逃走說，我們是不尚空談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這個虧，不是吃他的理想的虧，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認作空談的虧。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實行，全是為了這個原故。”

[yongbing1993]

蔣介石對滿洲國和井崗山的不同






在混亂的中華民國時代，除了全國各地有軍閥割據之外，還有兩個不被承認的小國家存在。一個是被日本侵略軍占領的東北《滿洲國》，另一個是被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工農紅軍解放了的《井崗山》地區，當時稱《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22日）是中國共產黨在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於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政體。 先後轄有18省、4直轄縣。 該政權主張推翻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的統治，在全世界消滅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徹底的民族自決。

作為自1927年蔣介石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正統的170萬左右的國軍來說，是區別對待的。對於被日本侵略軍占領的東北《滿洲國》采取不抵抗政策，任憑日軍占領。而對《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動了五次圍剿戰爭。

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調集10萬重兵，采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直撲江西南部中央根據地。

從1931年2月起，蔣介石調集約20萬重兵，采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分四路向中央根據地的中共紅一方麵軍大舉進攻。

從1931年6月開始，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自任“圍剿”總司令，依仗10倍於紅軍的兵力，企圖把紅軍主力壓迫到贛江東岸加以擊破，然後分路“圍剿”。

從1932年5月開始，蔣介石調整策略，先進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準備得手之後再全力進攻中央根據地。1932年底，蔣介石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軍，開始對中央根據地和紅一方麵軍發動進攻。

從1933年秋開始，蔣介石調集70萬軍隊對中央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中國工農紅軍敗退逃亡去長征。

而對《滿洲國》，不但不派一兵一卒，而且還將調走駐守在東北的張氏父子的軍隊去西北剿共。

而日本1879年吞並琉球，1895年吞並中國台灣，1905年通過日俄戰爭奪得南庫頁島和千島群島，1910年徹底吞並朝鮮，一戰又攫取了南洋群島。

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已經擴張到了60萬平方千米。而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又占領了富饒的中國東北，直接控製麵積多達200萬平方公裏，已經成為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國”。

日軍瘋狂掠奪占領區的資源，服務於侵略戰爭，美其名曰“以戰養戰”。這些資源包括但不限於耕地、鋼鐵、煤炭、金銀、銅礦、高嶺土、稀土、木材（森林）、糧食甚至人口。

我們先說耕地資源。1936年，日本頒布了《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劃案》，準備要分四期向中國東北移民百萬，這些移民被稱為開拓團。

他們獲得的土地，其實就是侵占中國農民的土地。而中國的農民，被迫遷至集團部落，美其名曰撤村並屯，又叫“人圈”。中國的老百姓如同牲畜一樣，被強製生活在“圈”中。

從1934到1939年，全東北總計建成13451個“集團部落”。這種集團部落，其實就是集中營。遷往部落內的農民多數沒有住房，有的露宿柴草堆旁，有的搭草為棚，有的就地挖個“地窨子”。

由於部落內不是住房簡陋狹小、四處透風，就是無處容身、風吹雨淋，因此染病死亡者甚多。這裏的人們饑寒交迫，瘟疫流行，又無醫無藥。

這裏條件很差，但徭役很重。這裏的農民，不僅要承擔部落內各項設施的建設，參加各種勞役，還要承擔地租、糧食、人頭稅、保甲費等稅負。

再說森林資源。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日本開始經營中國東北南部，從鴨綠江流域開始，大肆砍伐中國東北的森林資源，並逐步推向長白山地區。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在東北成立了偽滿洲國，更是有組織、有計劃、機械化地掠奪東北的森林資源，為此還修了1700公裏的森林鐵路，被稱為拔大毛式兒的砍伐。

日本用這些木材供暖、架橋、修鐵路、造線杆、造槍托、造火柴、燒木炭、造紙、造船（日本缺鋼，能用木頭的地方一定用木頭）等等。

就這樣，日本至少毀掉了東北五分之一的森林資源。遼河流域、鴨綠江流域、鬆花江上遊的原始森林基本被砍禿了。

日本的瘋狂掠奪，使東北的生態環境遭到極大破壞。森林具有涵養水源、保持水土的重要作用。由於森林被大麵積砍伐，水土就失去了保護。

舉個栗子，我國的遼寧省，19世紀總共5次特大洪水，而從1907年到1971年64年間就發生了17次，給人民的生活生產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失。

沒有了森林，土地存不住水，所以又導致了旱災的頻發。1932年到1949年，東北地區發生旱災8 次，而且每次旱災都持續時間久、波及範圍廣。

沒有了森林，動物失去了家園，珍稀動植物瀕臨滅絕了。自然界的食物鏈發生中斷，老鼠失去了天敵，開始泛濫成災，所以1949年前東北鼠疫持續爆發。

我們都知道山西是黃土高原，生態極為脆弱，但山西的森林資源卻遭到了日軍毀滅性地砍伐。據山西省林業部門估算，日本侵略期間，山西木材損失8.4億立方米。

到日本投降時，山西森林已所剩無幾，僅在偏遠深山區域殘留30餘萬公頃的殘林，全省森林覆蓋率低至2.4%，生態環境雪上加霜。

日本還瘋狂掠奪中國的煤炭等礦產資源。如果研究抗戰曆史，我們很容易發現一個規律，隻要是1945年已投產的中國煤礦附近，都有萬人坑。

這跟日本一項叫作“以人換煤”的掠奪計劃有關，比如山西大同煤礦萬人坑，遼寧阜新煤礦萬人坑，安徽淮南煤礦萬人坑，吉林遼源煤礦萬人坑，黑龍江雞西以及鶴崗東山萬人坑，河北井陘煤礦萬人坑……

其中山西煤峪口的一個萬人坑，就發現了六萬具屍骨。這些屍骨有的頭顱被擊穿，有的四肢被砍掉，有的脊骨被扭折，有的被鐵絲捆綁著，有的仿佛掙紮著向洞口爬去，有的張大嘴好像在呼救。

也就是說，當一名勞工失去或者部分失去勞動力的時候，他們會被活活地扔進萬人坑。他們多久會失去或部分失去勞動力呢？一般來說，一個健壯的青年也隻能扛三四個月。

日本在河北井陘煤礦的八年間，掠奪了800多萬噸煤炭，而萬人坑中共被丟棄了4.6萬具屍骨。這意味著日本平均用一條中國命換170多噸中國煤。

假如一個勞工一天挖兩噸煤，這意味著他們從下井那一天開始，平均壽命也隻剩下了80多天，也就是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因為這裏勞動強度極大，每天在監工鞭打下12～16個小時，吃的住的比牲口還差。日本侵略者完全不把中國人當人，甚至地位還不如牲口。

養過牲口的人都知道，主人可心疼牲口了，每天好草好料地喂著，生怕牲口傷了病了，甚至連一鞭子都不舍得抽，因為牲口是財產，是勞動力。

但在日本人眼裏，中國人不如牲口，因為中國人傷了病了死了都沒關係，會有源源不斷的中國人補充進來，活著被趕入萬人坑，可能還省得抬了。

更令人發指的是，大同萬人坑中的勞工還有童工，他們這麽小就在鞭子抽打下無休止地勞作，直到被虐打致死，人間地獄莫過於此。

煤礦周圍都有萬人坑，而萬人坑卻非煤礦獨有。隻要是被日本人占領的礦山、林場以及大型工程設施或軍事要塞，其附近必然有萬人坑。

1939年日本實施“大查哈陽”計劃，強抓中國15萬勞工修築黃鬆溝蓄水工程，造成數萬中國勞工死亡，而現在的太平湖水庫就是當年的那個萬人坑。

從1931年至1945年，日本僅在東北和華北，為了修築工事和掠奪資源，就強征了3700萬中國人充當勞工，而這些人中有上千萬人被迫奴役和迫害致死。

對日本侵略者而言，把中國人累死已經算是“人道”的了，更慘絕人寰的是拿中國人的活體當“馬路大”，什麽活體解剖，活體注射病原體，活體人畜實驗，凍傷燒傷槍傷實驗……

說起這些，人們往往想起罪惡滔天的731部隊，其實類似這樣的部隊還有很多，比如廣州的100細菌部隊，8604部隊，1875部隊，1855部隊，1644部隊，9420部隊，第14防疫給水部……

比如這個1875部隊，總部設在山東濟南。 這支部隊除了搞細菌戰，還經常抓大人小孩以及被俘的八路軍戰士做活體解剖、活體感染病菌病毒等實驗。

僅1943年日軍在冀魯豫邊區製造的霍亂疫情，就導致了四十多萬人死亡，成為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細菌戰慘案，給根據地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日本占領中國隻是為了占領中國的土地，掠奪中國的資源，可沒打算統治中國人，他們是要把中國人分批給徹底滅絕掉，就像美國滅掉印第安人一樣，而且手段極為殘忍。

中國人民麵對的敵人是全世界最凶殘、最泯滅人性的。所以中國人民的抗戰最為艱苦卓絕，中國人民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所作出的犧牲和貢獻，也是最大的。

中國人民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亞洲戰場的中流砥柱，歸根結底是中國人民有自己的中流砥柱，那就是以毛主席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

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開始，毛澤東就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那就是農村包圍城市。抗日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把這個思路應用到了抗日戰爭——到敵後創建抗日根據地。

有人問，為什麽不到敵前？道理很簡單——國民黨嚴格限製八路軍新四軍的活動區域。沒淪陷之前算是國統區。在國統區，國民黨防共產黨比防日本人還上心。

全麵抗戰爆發之初，蔣介石劃分了五大戰區，陝北紅軍被改編成了八路軍（後又改稱第18集團軍），作戰範圍被限製在晉察綏地區。

而在陝甘寧邊區的外圍，國民黨內外修了五道封鎖線，部署了50萬重兵，進行了重重包圍。國民黨要是拿出這個態度對付日本人，抗日也不會這麽艱苦。

陝甘寧邊區原本就是貧瘠之地，12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人口隻有200萬。在日寇和國民黨的雙重圍攻下，邊區麵積減少至9萬多平方千米，人口少了50萬。

國民政府還頒布了一係列法令，嚴令國內各界人士將棉花、布匹、藥品以及電訊器材等一係列物資輸送邊區。在這種情況下，八路軍一方麵向敵後發展，一方麵發起大生產運動。

新四軍也有類似的遭遇。有抬杠運動員提問，說新四軍為什麽不參加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這是因為1938年1月，新四軍改編談判才完成，此前國民黨不給南方遊擊紅軍合法地位。

南京淪陷後，蔣介石慌了才做出了些許讓步，以極為苛刻的條件允許南方紅軍改編為新四軍。新四軍歸第三戰區，作戰範圍限於（南）京滬杭，連打遊擊的根據地都要讓出來。

可當新四軍還沒完成集結，原來的第三戰區已經基本完全淪陷。就這，蔣介石內心還有自己的小九九，敦促新四軍各部離開建設多年的根據地，向東挺進。

蔣介石甚至不讓新四軍在江南活動，也不允許在地方上招兵擴編。蔣介石曾經當麵警告葉挺：如果擾亂地方便是破壞抗戰，我是要剿的，你們絕不能在江南。

可這時原本第三戰區的作戰範圍，已經幾乎全部淪陷。自古以來，淪陷區作戰都是極為艱難、極為危險的，隨時可能陷入重圍，隨時可能彈盡糧絕。

但毛澤東畢竟是一位辯證大師，最善於從絕望中看到希望，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敵後作戰大有作為。為什麽呢？淪陷區雖然有日寇，但沒有國民黨；淪陷區雖然沒有後方，但有群眾。

就這樣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逆行，與淪陷區的人民群眾打成一片，然後與日寇打成一片，硬生生在淪陷區中開辟了一塊又一塊的抗日根據地，這些根據地連片成區又把敵人分割包圍在一個個據點之中。

人民軍隊有多猛？1938年4月新四軍才完成集結，兩個月後陳毅已經把司令部設在了南京城外，三個月後，葉飛率隊攻入了上海，還炸了日本控製下的虹橋機場。

為了維護統一戰線，黨和人民軍隊放棄了深耕十年的老根據地，深入虎穴團結淪陷區到淪陷區作戰，極大地牽製了日軍保護了群眾，最終硬生生拖垮了日本。

沒有毛主席高瞻遠矚的敵後部署，中國抗戰形勢不容樂觀。雖然不少國軍將士在國難當頭之際慷慨赴死，但架不住蔣介石集團的腐敗無能，無法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根本無法應對凶殘的敵人。

蔣介石雖然不斷送非嫡係去填線，但效果很差，國軍總是一潰千裏，大片國土淪喪的同時，還導致了國軍將士的巨大傷亡。國民黨有多菜？1945年竟然還有豫湘桂大潰敗，繼續大麵積丟城失地。

雖然看似還有三分之二的國土沒有淪陷，但淪陷區基本都在胡煥庸線以東。胡煥庸線以東，集中了中國96%的人口。這些大好河山和人口如果被日本用於以戰養戰，戰爭前景不妙。

而共產黨的敵後抗戰，不僅狠狠打擊了敵人保護了人民，還限製了日軍從中國獲取戰爭資源的能力，日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用於掃蕩、用於修路，用於構築封鎖線。

他們每次出門都提心吊膽，就算是換德國的坦克卡車也不靈。他們擔心萬一卡車坦克路上被炸了怎麽辦。

上一張淪陷圖看似觸目驚心，國土淪陷了37%，但放大一看淪陷區中還套著一塊塊紅色的根據地。共產黨又把人民群眾從淪陷區中解救出來的。就算沒有解救出來的，偽軍漢奸也得收斂著點。

在領導抗戰的同時，黨也在根據地領導了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民主改革、經濟發展、婦女解放、文化教育，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讓中國人民在抗日鬥爭中浴火重生。

很可惜當時代表中國的是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國民黨政府不僅在抗戰中大跌眼鏡，在抗戰後表現也極為窩囊，放棄了琉球的宗祖國地位，放棄了日本駐軍，也放棄了蒙古主權。

難怪有人說，中國明明是戰勝國，卻沒有一點戰勝國的樣子。這一點在1945年9月3日的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上被國民黨一級上將何應欽表現得“淋漓盡致”。

關於受降儀式，我們經常看到的是這樣一張圖，中國代表昂首挺胸，接受了日本代表躬身低頭遞上來的投降書，中國人民終於揚眉吐氣了一把。

然而這張圖卻是假的，是一幅美化過的藝術作品。真正的曆史照片是這樣的，何應欽這貨根本沒有表現出戰勝國應有的氣勢，隻看圖一時還弄不清究竟誰向誰投降。

國民政府的表現配不上中國人民的偉大，以至於中國人民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中的犧牲和貢獻被嚴重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