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掉了革命造反迎來了和平演變

扔掉了革命造反迎來了和平演變

走資派鄧小平們大力吹響“階級鬥爭媳滅論“和否定“文革造反的革命理想“之後，從胡躍邦開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引進了西方的絕對的自由主義。從而扔掉了革命造反的理念，也就是迎來了被和平演變的開始。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不惜一切代價動用所有宣傳機構抹黑否定文革之後，在民間特別是民間知識分子中間出現了一個失落的過程。與此同時，自由主義思想開始在民間社會成長。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西方思想傳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是相當有影響的，但是隨著那個時代的舊中國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的加重，這種思潮退出了知識界，取而代之的是馬列主義。

但這個自由主義的思潮經過了幾十年的沉寂和潛伏，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在知識界，包括知識青年當中開始恢複和成長。在當時的城市和農村，有知青聚居點和家庭文藝沙龍，青年知識分子傳閱書籍，交流思想，包括馬列經典、現代西方和蘇聯的文藝和政治書籍，大多是所謂“灰皮書”和“黃皮書”，因為是內部出版物，政治類書籍的封麵為灰色，文藝類書籍的封麵為黃色。在改革開放初期，北京的家庭文藝沙龍進入黃金季節。當時討論的問題相當廣泛，比如說有人在探討存在主義，因為存在主義在知識界普及是在80年代中期。

文革本來是批判走資派以揭示了中國新的未來，即中國共產黨應繼續革命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但是因為走資派鄧小平為自己翻案而否定文革的以及其他一係列原因，文革《繼續革命》的理想失落了。所以，當時敏感的知識分子開始探索中國新的道路即走資派鄧小平的有關中國要走一段資本主義的設計。而90年代在主流知識界被追捧的是西方的自由主義，也說明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生態發生了一個變化，這個變化甚至也反映在了執政黨和政府的文件當中。

1975年1月中國召開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周恩來總理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但是，這個報告是由走資派鄧小平主持起草的，走資派鄧小平排除了文革中的革命理想，堅持假借“四個現代化”來推行唯生產力的內容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就是在20世紀內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四個現代化”是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大已經提出的，在第四屆人大重提，意味著什麽呢?意味著跨過了文革這9年，意味著文革《繼續革命》的革命理念被“四個現代化”的理念置換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曆史細節。“四個現代化”的理念承接了1964年人大提出的這個目標。從此，中國的革命話語就開始轉換成了私有化話語，就是走資派特色黨政府今天的這套話語。

 在1975年以後，走資派鄧小平又被趕下台，私有化的理想又不斷被轉換。但又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幾年後，1987年特色政府十三大的時候，“四個現代化”被轉換成了“三步走”中的第二步：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四個現代化指的是經濟技術和產業結構的指標，但1987年走資派特色黨的十三大把這個理想置換成了“小康”理想。

“小康”是什麽概念呢，就是人均收入1000美元，是GDP的標準，鈔票的標準。這個小康標準在2002年十六大報告裏被表述為，到2000年中國“基本實現小康”，也就是說是一個平均數。因為大家知道有廣大的貧困階層遠遠在平均數以下，所以說是“基本”，打了一個折扣。從這些標準的變化，人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當代史的一種變遷。

人們所麵對的這四十多年來的中國，是文革結束之後的中國。所謂“當代”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在50年代，當時所說的“當代”是指1949年以後的時期。而今天所說的“當代”是文革結束以來的時期。這個當代直接承續的是文革的失敗，文革失敗直接導致了“革命造反”的概念在中國社會上的失落。以至於和“革命造反”相關的一係列價值，比如在毛澤東時代常說的“人民”、“黨”、“領袖”等等都失落了。到了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這些概念都成了被嘲笑的對象。“革命造反”在很多人心中都是一個負麵的概念，文革仍是一個被妖魔化的事件，毛澤東還是一個被妖魔化的人物。但還遠遠沒有停止的跡象。

對《革命造反》的妖魔化還遠遠沒有結束，2003年有一部電視劇叫做《走向共和》，那裏麵甚至對辛亥革命都是用一種半醜化的筆法來寫的。那裏邊的孫中山像一個小醜，而慈禧太後、李鴻章和袁世凱這些按照原來革命的敘述在中國近代史上都是負麵形象的人，卻都相忍為國，是識大體、顧大局的穩健派人物，孫中山則活脫脫像一個八九之後在美國在西方的那些窮途末路的民運小醜。這也是《革命造反》被妖魔化以後，又對《革命造反》反複一萬次的妖魔化的一種體現。

還有就是各種教科書，如上海的曆史教科書把毛澤東與曆次農民起義的篇幅大大壓縮，在網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教科書和電視劇都是控製社會意識形態的主要工具。在上世紀80年代，對《革命造反》的批判還僅僅是在學術界、知識界，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對《革命造反》的批判就滲透到了各層次的所有主流媒體，滲透到了各級各類各種各樣的電視中和教科書，這是值得中國共產黨人反省的。

今天中國大陸人民麵臨的現實，第一大特點就是對《革命造反》價值的失落，就是《革命造反》以及它所連帶的一係列價值都不再成其為價值，都被人淡忘，被人摒棄。對於工人農民一切底層人民，一切被壓迫被剝削者來講，淡忘，摒棄《革命造反》將意味著什麽？

再一個特點就是迎來了《和平演變》。

改開之初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是直接相關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就是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尊嚴、價值、權利等等。它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經被表述為“第五個現代化”，所以是中國現代化的政治上的含義。北京大學在1980年10-11月份的時候，出現了競選活動，競選海澱區人大代表，北大有兩個名額，滿18周歲的人都可以競選。當時北大出現了十幾個以上的競選班子，非常熱鬧，天天晚上都有競選人演講，演講主要是對中國現實的評價，對中國未來的暢想，等等。當時有一個競選人，他提出了“第五個現代化”的概念，實際上在社會上也有人提。就是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之後，還有一個政治現代化，而這個政治現代化就是指英美體製，就是多黨製、代議製。或者用上世紀90年代的說法叫“回歸英美主流文明”，也就是政治上的多黨製、經濟上的私有化和意識形態上的多元化，也是《和平演變》的理想。

20世紀中國人有兩大理想，一種是《革命造反》的理想，一種是《和平演變》的理想。剛才說了中國人的《革命造反》的理想已經被走資派們解體了，《和平演變》不久也進來了。《和平演變》理想的進來首先是八九事件，八九事件在中國的現實麵前雖然被碰得頭破血流而被走資派鄧小平開搶鎮壓，但《和平演變》也是走資派鄧小平做的。

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中國全麵實行市場經濟，全民下海，當時有個說法叫做“十億人民九億商”，大家都在想怎麽經商，怎麽賺錢，所以任何理想都被拋到九霄雲外，包括《和平演變》理想。大家覺得，在中國建立多黨製、代議製沒有現實的可能，最大的實惠還是跳進商海，撈一些現實的好處。讓少數人先富。八九事件和走資派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對《和平演變》理想是有幫助的。所以1993年上海的知識分子就開始討論《和平演變》理想的成敗問題，就是《和平演變》理想的如何進行的問題。他們當時感覺到了雙重的擠壓，一方麵是以八九事件為代表的國家機器的擠壓，另一方麵是市場經濟的擠壓。他們忽然發現自己是中美的橋梁。其實，中國人中很多人對這兩個理想都失落了。不知信仰什麽？

所以當中國人對這兩個理想破滅之後，中國就麵臨一個信仰的廢墟，就出現了信仰的危機，精神的空白，以至於現在所有每個中國人周圍的生活都能感覺到。形成了一種理想破滅之後的廢墟文化，一種都市主流人群的自私自利的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可以說隨處可見，調侃、嘲諷和混世，包括各種商品廣告宣傳都是這樣的混沌。這就是理想瓦解之後的一種症候群。

 這種自私自利的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實際上在當時已經感受到了文革《繼續革命》理想的破滅，對文革對革命造反對領袖英雄等已經產生了一定的懷疑。所以當時的小學生就開始學會了調侃、嘲諷、混世的這種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當時在小學不少同學就是這樣的，而這在改革開放之前是絕對沒有的。在這之前大家都是抱著世界革命這種理想，甚至小學生的日記都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具有這樣一種未來的視野。但在改革開放之後，那樣一種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就出現了，而有些人，他們的自我意識和社會意識萌芽和成長的時期正好遭遇到文革之後，遭遇了文革理想動搖，所以對他們的影響是刻骨銘心的。當他們在90年代以來成為文化主角的時候，就帶著這種態度和風格登上了舞台。從小說到賀歲片，到小劇場話劇，到網絡論壇，一直到手機短信，這種自私自利的態度和風格比比皆是。這是中國人現在所麵臨的一個精神的現實的空虛。

同時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人們也麵對或者目睹了知識界從社會良心這個位置上的退卻。知識分子首先是以“知識”來界定自身的，它生產和傳播知識，這是它的基本職能。如果再進一步的話，就要從“知識”上升到“良知”，就是說，不僅僅是關於客觀世界的一種知識，而且還有一種價值立場。但是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知識分子從“良知”這個立場退回到了“知識”的立場，甚至還在往後退，連“知識”的立場都守不住了，出現了大量的學術泡沫、學術腐敗。這些都與兩個理想的破滅有關。這是今天特色中國的現實，也是失去毛澤東之後的現實。

更重要的是，人們都看到，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工農大眾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迅速淪落。這個淪落都是體製上的原因。首先是農民的去組織化，包產到戶之後，農民就失去了自己的組織，又分散成了秦漢以來的原子化的小農，五口之家的小農。當年孟子就在說“五口之家”，在戰國時期農民就是這個狀態。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國的農民又退回到兩千多年前的狀態。工人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80年代是廠長經理負責製、承包製。進入90年代以後，出現大規模失業下崗的現象，同時原來的各種社會福利也一一喪失。這幾年網絡上有一個說法叫“新三座大山”，就是指醫療、住房和教育的負擔。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教科書》提到，蘇聯憲法規定蘇聯公民享有社會經濟權利，毛澤東當時說，重要的是要讓人民掌握社會政治權利，就是管理國家，管理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形態的權利，隻有掌握了社會政治權利，社會經濟權利才能得到保障。因為文革的失敗，人民群眾沒有掌握到社會政治權利，所以他們的社會經濟權利在90年代也開始喪失掉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醫療、住房和教育，這在過去國家社會主義時期是由政府來負責的。

但在上世紀90年代，國家或者說公共權力，把這三項福利甩給了市場，由資本來支配。我們現在都非常切身地感受到資本和市場在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方麵對我們的支配，對我們的壓迫作用。這是90年代後期以來的情況。1990年代以來，經濟高速增長，但並沒有帶來相應的社會進步，相反卻導致了社會環境和自然生態的惡化，北京的沙塵暴，北京的交通堵塞，北京的汙染，大家都有感受。同時還有社會生態，這在北京感受不那麽強烈，因為北京的治安力量太強大了。在其他城市和農村，在基層，每年有幾萬起以上的群體事件。

這些問題的解決都要回到那兩個理想破滅的問題。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崩潰了，中國人的心中再也沒有一個神聖的東西，所以他們什麽都可以做。失去過去的記憶，沒有未來的視野，隻剩下一個赤裸裸的現實，唯一可做的似乎就是撈一些實惠。所以，為什麽有這麽多貪官?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們的心理。如果一個人擁有一個正當的偉大的事業的話，他沒有必要，也沒有興趣去違法亂紀，撈取那些物質利益，因為一種事業背後是一種信仰，對人的激勵和拉動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源是文化問題，就是精神崩潰，沒有了未來的視野，隻剩下現實、實際和實惠。而毛澤東代表著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一個製高點。

我們知道“20年戰略機遇期”這個提法。這個目標，似乎是一個未來的視野，但實際上分析一下就會看到，實際上算得都是經濟帳。一本非常權威的關於學習中共十六大文件的輔導教材說，到2020年的時候，中國的GDP要達到4300億美元。當時中國人口是14億，那麽人均GDP是要達到3000美元，一共列出了10個指標，剩下的是國民人均收入，城鎮人口平均年收入是15000人民幣，農村人口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幣，恩格爾係數要到40%以下，以及電腦的普及率，住房等等。10個指標基本都是經濟指標。也就是說，目前的中國人好像對未來隻有經濟的想象，再也不可能提出一個政治的想象和文化的想象。這就是中國人的困境。

這一切的根源都跟毛澤東的逝世，以及毛澤東所代表的價值係列和精神世界的消失直接相關。而這一點，在毛澤東逝世的時候，在世界範圍內就已經被感覺到了。當時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人大常委會在毛澤東逝世時發表訃告說，毛澤東的逝世是一種“無法估量的損失”，在周恩來逝世的時候訃告是說“無法彌補的損失”，而其他人黨政軍領導人逝世都是說“重大損失”。這是當時中共中央對毛澤東逝世的一個估價。

在世界上，當時有123個國家的政府和首腦向中國發來了169封唁電，105個國家的首腦、政府領導人和他們的代表到當地的中國使館吊唁，53個國家下了半旗。當時國家的數量沒有今天這麽多，今天因為南斯拉夫、前蘇聯解體等等，包括東帝汶獨立，增加了很多國家。

另外，人們都知道這幾年中日關係不好，以至於首腦會晤多年沒有實現。中日之間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互相的好感越來越少。但是，在毛澤東在世的時候，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毛澤東逝世之後，在日本，從日本的首相、藏相、參眾兩院議長，到各大在野黨領袖和國會議員以及大批友好人士一共1700人，還有普通群眾一萬多人，都到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去吊唁。東京舉行了規模龐大的追悼大會。當時中國是在9月18號上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與此同時，除東京的追悼大會以外，日本的神戶、橫濱、千葉、劄幌、大阪、愛知、長崎、福岡等大城市，都同時舉行了追悼大會。許多日本人在自己的住處掛起了毛澤東的遺像，並走上街頭散發悼念毛澤東的傳單。當時的日本副首相叫福田赳夫，後來也做過日本首相，他說：對毛主席，“無論做多麽高的評價，都是不過分的”，而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國內後來對毛澤東的評價是三七開。當時的藏相大平正方，後來也做過首相，他說：“毛主席是一位胸懷寬廣如海洋的大人物，對今後的中國人以及世界產生的巨大影響，坦率地說，是難以估量的。”日本記者同盟發表聲明說：“毛澤東主席為人類解放事業立下的豐功偉績是永久的。”

在中國隋唐時期，那是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一個巔峰，當時日本有很多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學生到中國來，當時中國是亞洲文明的中心，也是日本景仰的國度。日本後來的“大化革新”，起主導作用的精英都是從中國回來的留學生。中國是日本的中心，而這種中日之間的關係，隻是在毛澤東時期短暫地恢複了。而當時中國跟日本的國力對比和隋唐時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因為中國是在1949年以後才建設不到30年時間。但是當時毛澤東有政治的、精神的力量，日本從政要到普通百姓都深深折服。我們中國人一直到今天都深深引以自豪。

當時世界各國政要對毛澤東都有很多的評價，非常多，念不過來。其中有一個一定要提一下，就是非洲博茨瓦納的總統，他說：“他(指毛主席)在活著的時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壓迫人民的最大希望。”這句話說得太好了。毛主席逝世半個世紀來，我們越來越對這句話有了深刻的體會。他在活著的時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壓迫人民的最大希望。那麽反過來講呢，在他逝世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大家會處於一種什麽境況呢。正是在毛澤東逝世之後，在70年代後期，世界上出現了一股向右轉的思潮。比如在發達國家，美國的裏根在1981年上台，稍前是英國的撒切爾夫人上台，他們都實行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而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出現了相應的改革。也就是說從資本主義陣營到社會主義陣營都出現了類似一個變化，這是毛澤東逝世之後世界曆史的一個動向。

與此同時，伊斯蘭世界卻出現了相反的變化。中國1978年底開始改革，伊朗1979年出現了伊斯蘭革命，扣押美國人質。從此，特別是90年代以來，伊斯蘭世界承擔了原來主要由中國承擔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曆史使命。但是，應該指出，從伊拉克戰爭以來的情況看，恐怖主義遊擊戰的性價比太低。犧牲了那麽多遊擊戰士和無辜平民的生命，卻僅僅消滅了2800多個敵人。過去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曾經把遊擊戰上升到戰略高度，這也是毛澤東在軍事鬥爭和軍事思想方麵的貢獻，其中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消滅敵人，保存自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這是毛澤東的軍事智慧。所以人民軍隊越打越強，越打裝備越好，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戰爭中壯大自己，而不是一味地和敵人同歸於盡。說到底，伊斯蘭抵抗運動的這種情況也是因為缺少了像毛澤東那樣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的指導，仍然屬於失去了毛澤東之後的一種現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