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集國恨家仇的張學良怎能不抗日
1928年6月，日本關東軍在沈陽附近的皇姑屯炸死了奉係軍閥首領張作霖。原想趁張作霖剛死、東北群龍無首之機奪取東北。但張作霖的長子張學良化裝成士兵由華北迅速返回沈陽，接管了政權。使日本關東軍的陰謀破產。
1928年底，集國恨家仇於一身的張學良毅然宣布東北易幟，服從以蔣介石為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以此為標誌，蔣介石實現了對全中國名義上的統一。而張學良服從以蔣介石為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的目的是為報殺父之仇，同時駐紮在東北就是為了保衛東北這塊土地不被小日本入侵占領，集國恨家仇的張學良怎能不抗日？
1930年，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展開中原大戰。蔣介石兵精糧足，馮玉祥軍風彪悍，雙方殺得難解難分。張學良先是坐山觀虎鬥，後來明確支持蔣介石，率軍入關，占領華北，抄了馮玉祥的後路。馮閻兩軍潰敗後，蔣介石把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等地給了張學良，張學良還收編了馮玉祥手下大將宋哲元的部隊，給了這支部隊一個29軍的番號。
在“9.18事變”之時，張學良的東北軍在華北地區駐紮11萬人，在東北地區駐兵20萬人。如果再加上象29軍這樣的收編部隊，人數就更多了。
當時的東北軍經過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兩代經營，坐鎮中國北方六省兩市，在全國各路諸侯部隊中，是僅次於蔣介石軍隊的人數最為眾多，裝備最為精良的軍隊。不僅有陸軍，還有空軍和海軍。陸軍中還有裝甲部隊。
在”9.18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命令張學良撤軍東北不抵抗逃跑後，被日軍僅在沈陽地區繳獲的張學良的東北軍武器裝備就有步槍九萬五千餘支，機槍二千五百挺，大炮六百五十門，各式迫擊炮二千三百門，飛機二百六十架等。可見張學良東北軍的家底有多厚！
正是由於張學良有這樣的家底以及他對蔣介石的支持，年紀輕輕，便當上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以及剿共付司令，蔣為正司令。
而在”9.18事變”爆發時，日本關東軍有多少兵力？
簡單介召一下有關日本的《關東州和關東軍》：1898年，沙俄強迫清政府將旅順口、大連灣租借給俄國，並將此地取名為關東州。1905年日俄戰爭後，根據日俄兩國簽訂的《樸茨茅斯條約》，俄國將關東州及長春至旅順口的鐵路（後改名為南滿鐵路）以及相應的一切特權轉交給了日本。日本隨後便成立了相應的殖民機構，並派軍隊駐守，這支軍隊就叫關東軍。
所以，簡單地說，“9.18事變”之前，關東州，即旅順口、大連灣一帶3200多平方公裏土地，南滿鐵路及鐵路兩側數公裏之內的區域，是日本的租界地。關東軍就是駐紮在關東州及南滿鐵路的日軍部隊。關東軍司令部設在旅順。
在“9.18事變”之時，日本的關東軍部隊有一個師團（第2師團的兩個旅團）和六個鐵道守備大隊，共1.04萬人。另外，其他可動員的軍事力量還有僑民中的在鄉軍人(退伍軍人)1萬人，警察3000人。總共2.34萬人。日本總共有2.34萬人。
【日本總共有2.34萬人。】
【張學良的東北軍有30多萬人。】
在“9.18事變”之時，兵力對比：
日本方：當時在奉天的日本關東軍隻有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和第2師團的第29聯隊共幾千人。
中國方：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第7旅（旅長王以哲）1萬餘人，裝備精良，是東北軍的模範旅。
經過：當918夜晚日軍獨立守備第2大隊500餘人向北大營進攻時，留在軍營的旅參謀長趙鎮藩向在奉天主持東北軍政事務的東北軍參謀長榮臻請示對策時，接到的竟是“不準開槍，挺著死！”的命令。於是，1萬餘人駐守的北大營竟聽憑500日軍攻擊，不敢做任何有效抵抗。
23時46分，奉天關東軍以土肥原的名義（土肥原當時不在奉天）給旅順關東軍司令部發出第一份電報，謊稱中國軍隊在沈陽北大營西側破壞南滿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日中兩軍在衝突中。接到電報後，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經與參謀長三宅光治、參謀石原莞爾等人商議後決定，迅速將主力集中到沈陽，先發製人，“懲罰”中國軍隊，占領東北各地。同時，還向駐朝鮮日軍求援。最後，本莊繁將他的命令及戰況正式報告給日本軍部。為了便於指揮，19日淩晨3時30分，本莊繁率領關東軍司令部火速趕往沈陽。
9月19日晨4時許，日軍獨立守備隊第5大隊由鐵嶺到達北大營加入戰鬥。5時半，東北軍第7旅退到沈陽東山嘴子，日軍占領北大營。戰鬥中東北軍傷亡300餘人，日軍傷亡24人。
9月19日上午8時，得到增援的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沈陽全城占領。所有駐省城的中國軍警均被繳械。東北軍撤向錦州。全國最大的沈陽兵工廠和製炮廠連同9.5萬餘支步槍，2500挺機關槍，650餘門大炮，2300餘門迫擊炮，東北航空處的260餘架飛機，以及大批彈藥、器械、物資等，全部落入日軍之手。唯一的金庫所存現金7000萬元，亦被洗劫一空。據統計，僅9月18日一夜之間，沈陽損失即達18億元之多。
在“9.18事變”當夜，是誰下令“不抵抗”？
“9.18事變”爆發的當夜（即9月18日22點20分到19日淩晨），在奉天的東北軍代司令、參謀長榮臻是通過電話直接向在北平的張學良報告情況、請求指示的，當時張學良外出，榮臻沒與張學良聯絡上，因而隻能按照蔣介石8月16日“銑電”的指示，命令東北軍“不抵抗”。所以，9.18當夜最早下令“不抵抗”的是榮臻。
榮臻為什麽下令“不抵抗”？其依據還是蔣介石在8月16日和9月12日兩次做出的“不抵抗”的指示。所以，“不抵抗”的罪魁禍首還是蔣介石。
在“9.18事變”之後的9月19日，奉天事變情況被報告到南京，留守南京的國民黨大員們慌作一團，急電給在江西“剿共總司令”的蔣介石回寧主持一切。9月21日，蔣介石從“剿共”前方回到南京。麵對日寇赤裸裸的侵略行徑，依然采取不抵抗政策。《依然采取不抵抗政策》！
國民黨中央常委會除了決定9月18日為中國國恥日，23日全國下半旗哀悼奉天陷落外，沒有采取任何軍事措施去抵抗日軍的侵略、收複失地。《沒有采取任何軍事措施去抵抗日軍的侵略、收複失地。》
從9月19日到25日，日軍繼續侵占遼寧、吉林各地時，蔣介石、張學良仍然沒有組織任何抵抗、反擊，而且居然連表麵文章、文字遊戲都不肯做一下。《仍然沒有組織任何抵抗、反擊，而且居然連表麵文章、文字遊戲都不肯做一下。》
基本事實是：在9月19日奉天陷落之後，日本關東軍侵占東北的意圖已大白於天下。蔣介石作為國家領導人，守土有責，天經地義要組織抵抗。抵抗後戰敗撤退，與不抵抗白丟國土，對於一個國家政權、軍隊和領導人來講，絕對是兩個不同概念。
如果蔣介石下令抵抗而張學良沒有執行，那是張學良不抵抗。但是，從9月19日到25日，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過堅決抵抗、不許後退、反攻收複失地的命令嗎？沒有！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過酌情抵抗、相機行事的命令嗎？也沒有！
那麽，蔣介石下過什麽命令呢？9月23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告全國同胞書》中是這樣聲明的：“政府現時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誥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然為維持吾國家之獨立，政府已有最後之決心，為自衛之準備，決不辜負國民之期望。”
既然已經“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那麽，東北軍還怎麽抵抗？如抵抗就得有衝突。蔣介石給東北軍下了一個“對日軍避免衝突”的“嚴格”命令，然後又說我沒命令他們“不抵抗”，這不是胡說八道是什麽？
對於日軍武力侵占中國東北，蔣介石政府的解決方法是“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
在“9.18事變”之前，蔣介石的“不抵抗”隻是內部指示，但在“9.18事變”爆發後，“不抵抗”竟然成了國民黨蔣介石公開的國策，盡管換了個名詞叫“避免衝突”！日本打到中國家裏來了，中國頭說“避免衝突”？
到1931年9月25日，日軍攻占了遼寧、吉林兩省的三十座城市，並完全控製了十二條鐵路。基本完成了對遼寧、吉林兩省的控製。這樣的戰果連關東軍自己都難以相信。但這時，兩個難題擺在了關東軍麵前:
其一.在遼寧的東北軍大都撤到了沈陽以南的軍事重鎮錦州，聚集在錦州的東北軍達十幾萬之眾，繼續進攻錦州，關東軍兵力不足。
其二.吉林以北的黑龍江省是蘇聯的勢力範圍，貿然進攻黑龍江，怕導致蘇聯出兵。
所以，關東軍就此暫時停止了進一步進攻，一方麵鞏固取得的戰果，同時對東北軍政官員開始招降納叛。
日本對對張學良的東北軍中的官員開始招降納叛，結果就產生了大量的《日偽軍》。日本關東軍和《日偽軍》成了聯合軍。1932年3月1日，日本關東軍扶植的傀儡、清廢帝溥儀出任"執政"的偽滿洲國發表"誕生"通電。至此，東三省淪為日本殖民地。“9.18事變”以關東軍在軍事、政治方麵的雙勝利而告終。
以鄧小平為首的走資派的一切欺騙的伎倆，到目前為止，對某些人來說，是相當成功的。對這個騙局我們一定得揭穿，而且一定可以揭穿。根據對蘇東等國複辟資本主義的觀察，現代修正主義具有如下的特征：打的是社會主義的旗子，走的是資本主義的路子，他們一般都依然打著馬克思主義或種種社會主義的旗幟，但卻以實用的方法閹割其革命的靈魂。他們口頭上掛著新舊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以複辟資本主義製度為目的的。他們共同的手法是欺騙。因為他們深深懂得在社會主義國家內以反社會主義的麵貌出現，是不得人心的，是無法得逞的。因此，他們往往以改革社會主義社會的弊端為名，幹的卻是改變社會主義製度之實。他們有時甚至隻做不說，或者做成再說。他們是從來不說出自己真實的動機和目的的，僅僅以實用主義的口號和眼前的利益吸引群眾，實際上卻天天都在改變著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破壞著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一步一步地把人民引向資本主義的深淵。當人民覺察時大勢已去為時已晚。戈爾巴喬夫其人直到前蘇聯社會主義大廈傾覆時才最後說出：他“一生的主要事業已經完成了”。原來他的本意就是要改變蘇聯的社會製度。他在回憶錄中坦率承認，他是從大學時代開始對共產主義懷疑的，並認為：“隻有從這個製度的頂端，才能有效地改革這個製度。”他一生的事業確實完成了。
在國際問題上，對帝國主義妥協退讓，實行無原則的和平共處，是現代修正語言者的共同特征。因此他們必然放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和反帝國主義的旗幟。赫曉魯夫的“和平共處”與戈爾巴喬夫鼓吹的“全人類的利益超過一切階級、集團的利益”就是他們的口號。列寧說，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現在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其實並沒有過時，但卻被他們丟到九霄雲外去了。如今的中國特色黨拋出什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謬論, 帝國主義和資本家階級以及一切反動派邦凶能同勞動人民有"命運共同體"嗎?
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現代修正主義的顯著特征是推行全民國家全民黨的主張，或借口所有製履行的初步完成，不再提或漠視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包括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相當激烈的階級鬥爭。他們這樣做，實質上不過是放任資產階級思想對無產階級的進攻。前蘇東等國幾乎沒的有一國不是造成極端的思想混亂而垮台的。前美國駐蘇大使馬特洛克在其《蘇聯政變親曆記》中曾說：“隻要蘇聯領導人真的願意拋棄這個觀念（指階級鬥爭的學說），那麽他們是否繼續聲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裏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這句話確實說到了要害處。放棄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國家垮台的致命因素。在毛澤東時代雖然資本家階層不存在, 但想當資本家的大有人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證實了資本家階級很快形成, 貪富階級很快各自形成, 階級矛盾越來越深, 這就是階級鬥爭。走資派鄧小平一上台就取消階級鬥爭, 不就是為資本家的形成開縁燈。
在建設路線上，他們共有的特征是對市場經濟萬能論和私有製驅動力的迷信。為了掃除改變製度的強大阻力，他們聲嘶力竭地把計劃經濟貶斥為“斯大林的模式”，把它說得一無是處，而實際上卻難以解釋蘇聯為何在短短的時期內發展為如此強大的國家。其目的無非是以資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以資本主義私有製來代替已經實現的公有製而已。
在依靠誰的問題上，他們天天都說依靠人民，依靠工人階級，實際上卻天天都在改變其主人的地位，收回其已經到手的福利，並且使其淪為資本的雇傭奴隸。而其真正依靠的卻是黨內外的資產階級，把無產階級專政演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中國以鄧小平為首的走資派取得了政權之後，為什麽明明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卻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作幌子？欺騙人民？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對社會主義的擁護和支持，如果走資派確認社會主義真的是失敗了，資產階級完全可以說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失敗了，現在該由我們領導來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為什麽他們不敢這樣做？
其實由毛主席創立和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如果真的不得人心，資產階級完全可以將共產黨解散，另建一個新的政黨，好幾個東歐國家就有這樣的例子，但是中國的走資派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並沒有這樣做，他們的作法是利用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的擁護，把他們推行的資本主義說成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們利用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借著這個黨來徹底推翻社會主義，建立起資本主義。
40年之後，中國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已經認清了今天的假共產黨的真相，他們看清了今天的特色共產黨已經不再依靠人民，已經不再為人民服務，他們親身體驗到勞動人民在改革開放後的處境，原來在社會上被尊敬的工人階級，如今成為弱勢群體，工人親身體驗到當他們的勞動力被當作商品買賣時，工人失去了生活的保障，也失去了勞動者的尊嚴。
農民在人民公社被迫解散後，無法抵抗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對他們的欺壓。幾億農民離開了自己的家鄉，丟下了自己的上一代和下一代親人，出去打工以便寄錢來養活家人。
這些離家到外謀生的臨時的短期被資本家雇用的農民工，和被解雇的前國有工廠的老工人承受著各種艱難，工資低、沒有福利、住房難、看病難、上學難、養老難，新工人更承受了沒有工作地方的居留證，因此子女不能上學，他們被強迫承受與自己的子女和父母分離痛苦。
在今天中國的社會裏，以前已經被鏟除了的人剝削人、人欺壓人的事件，每天每時都不斷地重複著。錢財不斷地往上流，往有政治權力、有資本的方向流，讓極少數人過著極為奢侈的生活，這些人把他們的子女送去國外，在美、歐、加拿大等國的大城市，他們大量買房置產、開豪華車、戴高價的珠寶，成為當地極為引人矚目的富有華人。這些富豪子女帶走的財富都是中國勞動人民辛苦工作，卻滿足不了生活上基本需要的積累（每年在數字龐大的GDP裏，中國人自己的消費隻從30%多一點增加到39%）。
在這樣的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兩極分化的社會裏，當政者卻不斷地提倡所謂和諧社會，難道他們真的認為有人會相信？
在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下，除了最富有的貪官汙吏和私有公司的老板外，還有不少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也過著相當好的日子，這些人生活的富裕，每年有餘錢可以去各處旅遊，他們對目前的生活是滿意的。
但是這些小資產階級中多數是已經工作了多年，年紀比較大的，甚至已經退休的知識份子。年輕人為了能夠達到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水平而拚了命地努力，但是他們發現要實現這個夢想，越來越困難，他們幾乎要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比起一般勞動者他們的生活的確好多了，但是他們長期不顧自己健康的過份勞動能夠持久嗎？幾乎耗盡了生命換來的比較舒適的生活，值得嗎？
許多曾經在社會主義生活過的人對過去是懷念的，那時生活雖然清苦，但是有保障。社會是公平的，而且生活的有尊嚴、有希望。社會資源的分配是合理的，政府官員是清廉的，沒有人可以靠政治權力而致富。這些人仍然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他們中間包括忠誠的真正的共產黨員，其中有些人基於過去對共產黨的信任，以及他們自己到目前沒有遭受生活上的各種困難，而且還能夠過著小資產階級相當富裕的生活，因此對當今的共產黨雖然不滿，但是仍然寄予希望，他們認為共產黨過去也曾經犯過錯誤，但是經過整黨，共產黨把錯誤糾正過來，仍然可以回到正確的路上去。
40年過去了，在這40年裏，共產黨每一個新的領導出來，這些人都會對這位新領導寄予無限的期望，他們會細心地觀察他的言行，耐心地聆聽他的講話，一廂情願地去解讀新領導每句話的意思，他們是真心的不想要放棄對共產黨的希望，這也難怪他們，在他們的一生中，中國受盡了外國的侵略和欺辱，人民受盡了極端的苦難，是由共產黨領導的解放，給中國帶來新希望、新生活、和做人的尊嚴。盡管他們對現今社會懷著各種不滿，但是他們不認為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當今的共產黨。
因此總的說來，資產階級一切欺騙的伎倆，到目前為止，對這些人來說，是相當成功的。對這個騙局我們一定得揭穿，而且一定可以揭穿。如果我們更清楚地認識社會主義時期經曆過的兩條路線鬥爭，將會有助於認識今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繼續鬥爭的事實。社會主義時期，走資派所要執行的各種政策，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工人和農民堅持抵製，堵住了他們的路，這些政策今天在資產階級專政下可以敞開地、無遮掩地實行。隻要把他們所有要執行的都歸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這個口袋裏就行了，他們這樣沒有任何真實性的謊言還能維持多久？
兩條路線的鬥爭就是社會主義路線和資本主義路線的鬥爭，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要增強勞動人民（工人與農民）的力量來和資本作鬥爭，向社會主義過渡。因此，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上的一切具體政策都是根據這個目的來製定的，這就是社會主義路線。資本主義路線則是用一切力量來打擊勞動人民，以便增強資本的力量來建立和培養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為了加強勞動人民的力量，社會主義路線建立工人與農民之間緊密的聯盟，並且盡所有力量來加強和鞏固工農聯盟。資本主義路線則是盡一切力量打擊工人與農民之間的團結，並且竭力破壞工人與農民之間的聯盟。
綜觀二十世紀末的悲劇，足見現代修正主義影響之深，泛濫之廣，欺騙性之大，為害之烈，使曆史至少倒退了數十年，使億萬革命群眾和無產階級英雄兒女的鮮血付諸東流了！這個教訓實在太深刻、太慘痛了！因此，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徹底進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不能不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具有關鍵性的重大任務。列寧說：“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如果不同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密切聯係起來，就是空話和謊言。”（《列寧選集》第2卷，第686頁）可見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同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是不可分割的。
自從走資派鄧家黨執政以來, 這是一個齷齪的時代，奸佞當道，小人橫行；這是一個悲催的世界，英雄有淚，壯士無語。讓資本決定一切，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一句話，隻認錢！這還是中國共產黨的宣言嗎？黃世仁做了代表，穆仁智成了公知，大春做了農民工，喜兒去了天上人間。老爺們嘲弄工農的開國領袖，那是資本復辟，資本家高喊著讓下崗工人臨時農民工打工者們奴隸一樣996工作製是"你們的福報"時, 那是在逼勞動人民拿起武器再次進行革命造反！
提示：如同現如今中國大陸走資派特色黨政府講了四十多年的一句話：“台灣是屬於中國“。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一直要求全世界各國承認“台灣是屬於中國“的。而到今天為止，台灣是屬於中國嗎？
當年，在抗日戰爭之初，國民黨的蔣介石發布“告全國軍民書”，“要求國人鎮靜忍耐，努力團結，準備自衛，並信賴國聯公理處斷。”
《九一八》後的1931年9月22日，蔣介石在南京市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發表講演說：“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23日，國民政府發表《告全國軍民書》，聲明要求：“現在政府既以此案訴之國聯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全國軍隊避免衝突。”
爾後的事實證明，國聯的決議如同一張廢紙，日本根本不把它放在眼裏，反而不斷擴大侵略規模。《國聯的決議如同一張廢紙》
1931年10月上旬，關東軍派飛機轟炸錦州。10月下旬，日軍又向黑龍江省發起進攻，時任黑龍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黑龍江省軍事總指揮馬占山，在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高潮的影響下，先後於11月上、中旬，在嫩江橋、昂昂溪及三間房等地，給進犯之日軍予沉重打擊。日軍先後參戰人數計5900餘人，死傷1181人（其中戰死將校軍官5人、準士官以下53人，傷將校7人、準士官以下120人，凍傷996人），死傷人數占其參戰人數的20%。黑龍江省中國軍隊參戰人數約11800人，傷亡約1100人（其中戰死約600人，傷500人）。馬占山部抵抗關東軍的進攻及取得的勝利，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情緒。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對日“不抵抗”和完全依賴國聯的另一突出表現，是它接受美國的授意，企圖在錦州建立所謂“中立區”，來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從九一八事變到11月，日軍因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經相當順利地侵占了東北三省的大部地區。因而，日軍又隨即向遼西錦州進犯。11月25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顧維鈞電令駐日內瓦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為“中立區”，希望日本軍隊不要繼續進攻，並由美英法意等國派軍隊駐紮，而由中國軍隊退入山海關內為交換條件的建議。這個妥協投降的“建議”計劃，無疑是變相、自動地出賣中國東北，承認日本軍國主義占領東北的既成事實。因而，它一出籠立即遭到全國人民及海外華僑的一致強烈反對，最後在全國人民的憤怒指責下，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建立錦州“中立區”的計劃被迫於12月4日取消。
然而，由於日本更加看清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退讓，屈辱無能，侵略野心也越來越大。12月22日，關東軍發表了所謂“討伐遼西一帶土匪”的聲明之後，便開始了向遼西的進攻。此時駐遼西錦州一帶的東北軍，按照蔣介石的電令，早已全部撤至山海關內，錦州一帶隻留下維持治安的三個地方公安騎兵總隊，就這三個騎兵總隊，也可以“如遭攻擊不能抵禦時，可退入關內。”因此，日軍對遼西的進攻，又基本上沒有遭到什麽抵抗。日軍於1932年1月2日輕而易舉地占領了東北軍在東北的最後據點錦州，國民黨東北軍則全部撤退到了關內。
曆史證明，對於帝國主義國家發動的侵略戰爭，隻有用反侵略戰爭的軍事手段予以反擊，才是最有效的方法。用外交途徑和運用輿論的方法，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爭取世界輿論的同情和支持，這是應該的，也隻是次要的一個方麵，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把外交手段當作唯一手段，並且依賴國聯組織機構來製止日本的侵略，這就本末倒置了。
國際聯合會行政院常務理事會先後於9月19日、21日、22日、23日和25日，10月13日、16日、19日和24日等，連續開會討論九一八事變案，國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報告日軍在中國東北製造九一八事變、擴大侵略行徑的情況，請國聯“主持公道”。國聯決議促日軍撤軍，並“勸告中日雙方退兵”，但均被日本否認，稱這隻是“地方事件”，主張中日直接交涉，不容國聯或第三國插手。後來，日本幹脆以退出國聯相威脅，根本不把西方各大國的批評和國聯的決議放在眼裏，國聯也隨之態度軟化，轉而讚成日本的主張。蔣介石國民政府依賴國聯解決九一八事變的希望最終成為泡影。
從九一八事變爆發，到1932年1月2日錦州失陷，前後僅僅105天，遼寧、吉林、黑龍江等東北三省就全部淪陷，這完全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對日絕對“不抵抗”政策的嚴重惡果，其主要責任無疑應該由蔣介石承擔，因為他是“不抵抗”政策的最高決策者。但是，作為東北軍的最高長官張學良不打半點折扣地完全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東北軍大部不戰而退，或不戰而降，無疑負有不可推卸的曆史責任。
九一八事變前，蔣介石一再告誡張學良對日要實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1931年7月12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謂：“此非對日作戰之時。”7月13日，於右任也致電張學良：“中央以平定內亂為第一，東北同誌宜加體會。”7月23日，蔣介石向全國發表《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電》，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
在東北邊防軍司令部等首腦機關要人中，由於受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思想的嚴重影響，造成東北當局毫無戒備，以致事變後指揮失靈，被日軍各個擊破。張學良本人因軍閥混戰長期留駐北平。東北邊防軍代司令、參謀長榮臻在九一八事變前後正忙於為其父親作壽。黑龍江省主席、東北邊防軍副司令萬福麟及其兒子萬國賓均在北平遙控，而且急於將其眷屬家財由齊齊哈爾轉向哈爾濱，再轉運至天津。吉林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駐吉林副司令長官張作相，因其父親去世回到錦州老家治喪，由軍署參謀長、省政府委員熙洽代理。總之，在九一八事變前，東北軍及政府各界在張學良多次“不抵抗”電令的影響下，思想上不但毫無對日抵抗的準備，而且早已作好了如何逃退的打算。
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在北平的張學良一夜之間十幾次致電南京國民黨政府請示，而國民黨政府根據蔣介石的旨意，一再複電：“對日采取絕對不抵抗，……繳械則任其繳械，入占營房即聽其侵入。”請問，這跟投降有什麽區別？9月19日午夜1時許，張學良在北平獲悉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立即電令東北軍政大員要“聽命於中央，所候軍事、外交均係全國整個問題，我們隻應連報中央，聽候指示……這次日本軍隊尋釁，我們避免衝突，不予抵抗，如此正證明我軍對他們的進攻，都未予還擊，更無由我方炸壞柳條溝（實為湖）路軌之理。總期這次的事件，勿使事態擴大，以免兵連禍結，波及全國。” “如我不服從中央命令，隻逞一時之憤，因東北問題而禍及全國，餘之罪過，當更為嚴重。”張學良自己也承認：“當日軍進攻消息傳來時，餘立時又下令收繳軍械，不得作報複行動，故當日軍開槍並用炮襲擊北大營與其他各處時，中國軍隊並無有組織之報複行為。”張學良給東北軍一道道的“不抵抗”電令，無疑如一根根粗黑麻繩捆綁住了東北軍廣大官兵，他們雖然作了某些抵抗，也隻是零散的、無組織的，扭轉不了整個戰局。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導致了東北三省迅速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這一鐵的事實連國民黨政府自己也無法否認。1977年台灣出版的《抗日戰爭簡史》，是一部竭力吹捧蔣介石國民黨的著作，但在敘述九一八事變的曆史時，也不得不承認蔣介石是主張絕對不抵抗政策的。它寫道：“蔣主席至湖口，聞訊立即折回南京。21日，在陵園召集黨政首長續商應付對策。決定設立特種外交委員會，以為對日本外交之決策機關。同時發表告全國軍民書。沉著鎮靜，信任‘國聯’之公理處斷。希望全國軍隊避免對日衝突。”
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後奉行“不抵抗政策”，不準東北軍民抵抗日本的侵略，這一政策導致了東北的淪陷和偽滿洲國的建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麵對美國提供物資支持下的日本侵略，當時的蔣介石和他的留美精英組成的政府，卻迷信美國和西方承諾保護中國領土和主權，幻想美國和西方出麵製止日本的侵略，長期實施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多次不戰而獲，侵略野心膨脹，導致全麵侵華，使我國軍民傷亡高達3500萬，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在二戰即將結束的時候，美國又背著中國製定《雅爾塔協定》，割走了中國外蒙領土，占領旅大等港口。二戰後，更是提供了30億美元軍火等物資，遠超抗戰時期，幫助蔣介石鎮壓人民的反抗，屠殺中國人；還有表麵上聲稱歸還中國，實際將琉球群島交給日本。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意製造的侵華戰爭爆發，即“九一八事變”，標誌著日本對中國全麵侵略的開端。?
蔣介石的指令：麵對日本的侵略，蔣介石在東北地區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不準東北軍民進行抵抗。?不抵抗政策的後果是東北的淪陷：由於缺乏抵抗，日本很快占領了中國東北，並將該地區劃為偽滿洲國，開始對東北人民進行長期的殖民統治。?
日本全麵侵華的加劇：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主戰的軍部地位上升，日本走上了全麵侵華的道路，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戰場。?
“不抵抗政策”的責任：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被認為是導致東北淪陷和抗日戰爭初期失利的根本原因之一。
對抗戰力量的破壞：為了維護國民黨的統治，蔣介石對擅自抵抗侵略的中國軍民采取了打擊、瓦解和迫害的手段，破壞了抗日革命力量的團結。
九一八事變，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帶有轉折點性質的重要曆史事件。毛澤東曾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變，開始了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的階段。……現在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為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狀態。”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推行“大陸政策”的一個嚴重步驟，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而對日采取絕對“不抵抗”政策，依賴並乞求國際聯盟的所謂“國際公理之判決”，從而招致東北三省的迅速淪陷。張學良完全徹底執行蔣介石對日“不抵抗”方針，使東北軍大部不戰而退，或不戰而降，負有不可推卸的曆史責任。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自衛戰爭，是中華民族奮起抵禦外侮的民族解放戰爭。
《轉載》：辛無庸：蔣介石的十大罪狀
蔣介石，在中國近代曆史的舞台上曾占據重要地位，然而，其統治時期的種種行徑卻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沉重災難，以下將詳細闡述其罄竹難書的十大罪狀。
一、賣蒙求榮，外蒙古，這片廣袤的土地，自古以來便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元朝始，中央政權便對其實施了有效的管轄，此後曆經明清，外蒙古始終處於中國版圖之內。然而，在風雲變幻的國際局勢下，蔣介石為了一己之私，妄圖獲取外部勢力的支持，不惜犧牲國家的領土主權。
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背著中國政府簽訂了《雅爾塔協定》，其中涉及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地位問題，規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蘇聯以此為要挾，對蔣介石政府施壓。蔣介石為了換取蘇聯在其他方麵的支持，特別是在國共鬥爭中的所謂“中立”，竟然屈服於蘇聯的壓力。1946年1月5日，當時的國民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
這一賣國行徑，嚴重損害了國家的領土完整。外蒙古地域遼闊，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和重要的戰略地位，它的分離，使得中國失去了大片的戰略要地。無數外蒙古同胞從此被迫與祖國分離，骨肉離散。這不僅是中國領土主權的巨大損失，更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留下了一道難以磨滅的傷痕。外蒙古的分離，還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負麵影響，使得中國北方邊境的戰略防禦形勢變得更加嚴峻。
二、棄梁失地，唐努烏梁海地區，位於中國西北邊陲，這裏自然資源豐富，擁有廣袤的森林、豐富的礦產以及肥沃的土地，同時，它還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是中國北方的重要戰略緩衝區。
然而，麵對外部勢力對唐努烏梁海的覬覦，蔣介石政府卻表現出了令人不齒的軟弱無能。早在沙俄時期，沙俄就對唐努烏梁海地區垂涎三尺，並不斷進行滲透和侵略。十月革命後，蘇俄曾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承認唐努烏梁海是中國領土。但後來蘇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又對該地區采取了實際控製的行動。
蔣介石政府在麵對蘇聯對唐努烏梁海的吞並行為時，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捍衛主權措施，反而默認了這一事實。這種對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漠視，是對國家主權的公然踐踏。唐努烏梁海的失去，讓中國失去了一塊重要的戰略緩衝區，使得中國西北邊境直接暴露在外部勢力的威脅之下，國家安全麵臨巨大挑戰。這一地區的丟失，也讓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失去了豐富的資源儲備，對中國的長遠發展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
三、琉球棄守，琉球群島，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曆史淵源。自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起，琉球便成為中國的藩屬國，向中國朝貢，雙方保持著密切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係。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裏，琉球使用中國年號，學習中國文化，深受中華文化的熏陶。
二戰結束後，國際秩序麵臨重建。按照曆史和法理，琉球群島理應回歸中國。然而，蔣介石政府卻未能積極爭取琉球回歸中國。美國出於自身的戰略利益考量，私自托管琉球群島，並在琉球建立軍事基地。蔣介石政府對美國的這一行為坐視不管，采取了默認的態度。
琉球群島的丟失，使得中國失去了在東海的重要戰略屏障。琉球群島位於中國東海前沿，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它可以作為中國海軍前出太平洋的重要跳板，同時也對中國在東海的海洋權益起到重要的保護作用。由於蔣介石政府的不作為，琉球群島與祖國分離，中國在東海的權益和戰略利益受到了嚴重損害。這不僅影響了中國在東海的軍事戰略布局，也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中國海洋經濟的發展，使中國在東海的海洋權益維護麵臨諸多困難。
四、決堤害民，1938年，抗日戰爭進入關鍵階段，日軍一路南下，形勢嚴峻。為了阻擋日軍的進攻，蔣介石竟然做出了一個令人發指的決定——下令炸開黃河花園口大堤。
1938年6月9日，在蔣介石的指令下，國民黨軍隊在鄭州花園口炸開了黃河大堤。黃河水洶湧而出，形成了一片巨大的黃泛區。雖然這一舉措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日軍的推進速度，使日軍進攻武漢的計劃被迫推遲，但卻給黃河下遊地區的百姓帶來了滅頂之災。
洪水如猛獸般肆虐，所到之處，無數村莊瞬間被淹沒，大片農田被衝毀。據不完全統計，此次決堤導致河南、安徽、江蘇三省44個縣被洪水淹沒，受災麵積達5.4萬平方公裏，受災人口達1250萬，因災死亡人數達89萬之多。數百萬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他們被迫踏上逃亡之路，缺衣少食，瘟疫橫行。糧食絕收，餓殍遍野，景象慘不忍睹。
這一行為嚴重違背了人道主義精神，蔣介石為了達到自己所謂的軍事目的，不惜以數百萬百姓的生命和家園為代價，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災難。這種不顧百姓死活的做法，充分暴露了其反動統治的本質，也讓中國人民對其統治的黑暗和殘酷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此次決堤不僅在當時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而且對黃河下遊地區的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產生了長期的負麵影響，使這些地區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難以恢複元氣。
五、分裂祖國，解放戰爭後期，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長期的艱苦鬥爭，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全國人民渴望和平統一，結束多年的戰亂，重建家園。然而，蔣介石卻妄圖憑借美國的支持，劃江而治，分裂中國。
蔣介石頑固地堅持其反動統治，不顧全國人民的強烈願望，繼續發動內戰，妄圖保住其搖搖欲墜的政權。他企圖通過軍事抵抗，將中國一分為二，維持其在江南地區的統治。這種行徑嚴重破壞了國家的統一進程，加劇了國內的社會動蕩和人民的痛苦。
蔣介石的這一分裂圖謀，完全是出於其個人的私利和對權力的貪戀，他不顧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將中國人民再次推向了戰爭的深淵。這種對國家和民族的嚴重背叛，使得中國在走向和平統一的道路上又經曆了更多的磨難，無數家庭因此破碎，人民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他的行為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唾棄，也注定了其失敗的命運。
六、橫征暴斂，在蔣介石統治時期，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集團，通過各種手段瘋狂地掠奪民脂民膏，對廣大勞動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
他們首先通過苛捐雜稅來搜刮民財。在國民黨統治區，各種名目的稅種層出不窮，如田賦、鹽稅、營業稅、印花稅等等，老百姓幾乎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麵都要承擔沉重的賦稅。農民不僅要繳納高額的田賦，還要承擔各種附加稅，生活負擔極重。城市工商業者也在繁重的稅收下艱難生存，許多企業因不堪重負而倒閉。
同時，四大家族還通過通貨膨脹來掠奪財富。他們大量發行紙幣，導致貨幣貶值，物價飛漲。普通百姓手中的錢越來越不值錢，生活成本急劇上升，而四大家族卻趁機大發橫財。例如，在抗戰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通貨膨脹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法幣和金圓券如同廢紙，百姓辛苦積攢的財富瞬間化為烏有。
此外，官僚資本還通過壟斷金融、商業等領域來獲取暴利。他們控製著國家的金融機構，利用金融手段操縱市場，擠壓民族工商業的生存空間。在商業領域，他們憑借政治權力，壟斷重要物資的貿易，哄抬物價，從中謀取巨額利潤。
這種橫征暴斂的行為，使得廣大勞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掙紮在溫飽線上，而四大家族卻富可敵國。它嚴重破壞了中國的經濟秩序，阻礙了中國經濟的正常發展，使中國的民族工商業遭受沉重打擊，農村經濟陷入破產邊緣，整個國家的經濟麵臨崩潰的危機。
七、盜運國寶，在敗退台灣前夕，蔣介石為了給自己的反動統治保留所謂的“文化資本”，下令將大量珍貴文物運往台灣。這些文物是中華民族數千年曆史文化的瑰寶，承載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記憶和智慧結晶。
從北京故宮博物院到南京博物院，無數珍貴的文物被精心挑選、裝箱，然後運往台灣。其中包括大量的書畫、陶瓷、青銅器、玉器等，這些文物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而且對於研究中國曆史和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例如，著名的毛公鼎，這是西周晚期的重器，鼎內壁鑄有銘文，是研究西周曆史的重要資料；還有《快雪時晴帖》，這是東晉王羲之的書法作品，被譽為“二十八驪珠”，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珍品。這些文物的流失，使得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被迫離開故土，給中國文化遺產的完整性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
這些文物的被盜運，讓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麵臨巨大的挑戰。它們本應在中國的土地上，供後人瞻仰和研究，傳承中華民族的文化脈絡。然而，由於蔣介石的這一行為，許多文物長期與祖國大陸分離，給中國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這不僅是中國文化界的重大損失，更是對中華民族文化傳承的嚴重破壞。
八、殘害賢才，蔣介石為維護其反動統治，對具有進步思想和反抗精神的人才進行殘酷屠殺，無論是在文化、教育還是革命領域，眾多傑出人才都成為他的迫害對象。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蔣介石公然背叛革命，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勾結，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了血腥鎮壓。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無數有識之士倒在血泊之中。例如，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他為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做出了重要貢獻，卻在“四一二”政變中被殺害，年僅26歲。
在文化教育領域，蔣介石也對進步知識分子進行迫害。許多追求民主、自由和進步的文化人士，因為發表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言論，而遭到特務的監視、恐嚇甚至暗殺。如著名作家李公樸、聞一多，他們積極呼籲民主，反對內戰，卻先後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這些人才本是推動國家進步和社會變革的中堅力量，他們的犧牲使中國在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道路上遭受了巨大挫折。蔣介石的這種殘害賢才的行為，嚴重阻礙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使得中國的文化、教育和革命事業都受到了沉重打擊，也讓中國失去了許多寶貴的人才資源。
九、獨裁專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教育等多個方麵都有淋漓盡致的體現。
在政治上，他打著“以黨治國”的旗號，把國民黨變成了獨裁的工具。他排斥異己，打壓其他政治勢力，妄圖實現國民黨一黨專政。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他設立了中統、軍統等特務組織，這些特務組織遍布全國，對民主人士、進步群眾進行監視、迫害。同時，他還製定了一係列反動法令，剝奪民眾的基本權利，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人民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
在軍事上，蔣介石建立了獨裁的軍事體製，自掌最高軍權。他大肆擴充軍隊，將軍隊作為維護其反動統治的工具。為了維持統治，他不惜發動內戰，不顧人民的死活，使中國陷入長期的戰亂之中。他任人唯親，在軍隊中安插親信，導致軍隊內部腐敗嚴重，戰鬥力低下。
在經濟層麵，蔣介石縱容四大家族斂財，官僚資本壟斷經濟。四大家族通過各種手段控製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對民族工商業進行擠壓，使得民族經濟發展舉步維艱。廣大百姓在官僚資本的剝削下，生活困苦不堪，經濟發展受到嚴重阻礙。
在文化教育領域，蔣介石實行思想控製，打壓進步思想和文化。他強製學校教育灌輸其獨裁理念，限製學生的思想自由，對傳播進步思想的教師和學生進行迫害。許多進步的文化作品被禁止發行，文化界一片沉悶，嚴重阻礙了文化的繁榮和社會的進步。
十、戀權誤國，蔣介石看似身居高位，實則資質平庸卻極度貪戀權位。在軍事指揮上，蔣介石的能力不足暴露無遺。例如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他不顧實際情況，強行推進“堡壘主義”戰術，對紅軍進行殘酷的圍剿。他不聽取正確的軍事建議，一意孤行，導致紅軍在此次反“圍剿”中遭受重大挫折，被迫進行長征。這一決策不僅使紅軍損失慘重，也讓中國革命事業陷入了艱難的境地，充分顯示了他軍事指揮能力的欠缺。
在政治決策層麵，蔣介石同樣表現出了短視和無能。麵對複雜的國際局勢，他為了換取一時的外部支持，不惜出賣外蒙古、唐努烏梁海等地的主權，這種行為嚴重損害了國家利益。他在處理國內政治問題時，也常常采取錯誤的策略，導致國內矛盾激化，社會動蕩不安。
在用人方麵，蔣介石任人唯親，隻信任自己的親信和家族勢力。在政府和軍隊中，庸才充斥，真正有能力的人卻難以施展才華。這使得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軍隊的戰鬥力不強，嚴重影響了國家的發展和穩定。
然而，蔣介石卻對權力極度貪戀，他通過特務統治、一黨專政等手段牢牢把控政權，打壓異己。哪怕自身能力難以支撐國家的發展，他也絕不放棄手中的權力。這種戀權誤國的行為，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使中國在近代化的進程中遭受了嚴重的挫折，無數人民因此受苦受難。
蔣介石的這十大罪狀，樁樁件件都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沉重的災難，他的所作所為遭到了曆史的審判和中國人民的唾棄。
想減輕蔣介石不積極參加抗日的罪惡事實還多著呢。
在《少帥活捉蔣介石逼蔣共同來抗日》之後，張學良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最後反被蔣介石將張學良囚禁終身。這就是蔣介石的為人。
當時的張學良，正為陝北“剿共”失利，受到蔣介石的斥責而大為苦惱。後來，他到上海探望進步人士杜重遠，傾吐了心中的苦悶。杜建議張與楊合作，並向他指出：出路就在西北。
在延安，毛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等同誌正在研究紅軍東渡黃河抗日的軍事部署，李克農回來報告張學良希望與中共接觸、楊虎城完全同意《八一宣言》主張的消息。
毛主席決定派人與楊虎城聯係。張、楊回到西安後，中共上海地下黨通過杜重遠和李杜介紹丁力到張學良處。這時，楊虎城也秘密會見了毛主席派來的人，並收到了毛主席的親筆信。
蔣介石安插西北“剿總”的特務一直注意張、楊的活動，密報南京。
一、為什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在內？他認為國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蔣介石手中，蔣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須聯蔣。
二、抗日如何能取得勝利？
三、如何取得蘇聯援助？
四、紅軍東征抗日應取道寧夏、綏遠、察哈爾，不應取道山西。
雙方商定：
一、和蘇聯聯係，雙方可各派代表，赴蘇路線，張學良答應他可與新疆之盛世才商量。
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駐西安，以便保持聯係，由張學良給以名義掩護。
最後，張學良提出，為了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請毛澤東或周恩來親自來一次，地點在膚施，具體時間由中共方麵定。李克農表示，立即向中央報告。李杜從董健吾處了解情況後，打電報給張學良：“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了”。張學良很高興，即派高級參謀趙毅到上海把劉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張學良公館之東樓內。
張、楊在西安組織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已秘密加入中共，幾乎天天把中央軍胡宗南等部進剿路線、行止時間電告彭德懷。11月21日，紅軍在山城堡取得消滅胡宗南一個多旅之勝利。11月27日，張學良給蔣一份“請纓抗敵書”，遭到蔣拒絕。
張作霖本色：從胡子出身起家，靠的是江湖義氣、金錢打點、結拜兄弟式的人際關係。
東北豪爽講義氣：張氏父子處理關係的方式，本質是“我給你麵子、我送你銀子，你就要替我講義氣”。
在東北，這套邏輯行得通：無論是地方軍閥、洋行商人，還是某些日本政商界人士，都能被這種“利益輸送+義氣承諾”捆住。
把“買通的邏輯”套在日本國家機器上
張學良繼承了父親的做法，以為“東京政界收了錢，就會照規矩辦事”，即便少壯派鬧事，文官政府也會“出頭平事”。
這其實是一種 誤把國家政治當成江湖規矩 的想法。
日本政界表麵上確實存在被金錢影響的空間，但日本國內的權力結構在1930年前後已經急劇軍部化，少壯派不吃這一套。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張學良太年輕，用“土匪買路錢”的方式來理解列強政治。
一步錯，步步錯：918不抵抗，讓關東軍既成事實擴大戰果；東京文官被架空，少壯派坐大；東北丟失成為中國抗戰的痛點。
曆史諷刺：張學良想靠“豪爽講義氣”換安全，結果卻換來了“千古罵名”。
張學良當時的誤判，本質就是把“黑道買通邏輯”錯套到“國家戰略博弈”，結果天真到以為“日本首相會講義氣壓製少壯派”。曆史沒有講義氣，隻有實力與權力的邏輯。
江湖邏輯帶來的“安啦”心態
張家傳統：靠送錢、講義氣來買通對手，張學良自認東京政界有人“吃過自己飯”。
心理預期：他誤以為這類關係能轉化為政治庇護——即便關東軍鬧事，東京政府會出手收拾。
安啦心態：因此918突發時，他並沒有像一個純粹的軍事將領那樣立刻進入作戰狀態，而是認為事態會被“講和”“壓下去”。
信息與判斷的錯位
少壯派的速度：關東軍采取的是“既成事實”戰術，幾小時內就控製沈陽要地。
東京政府的遲疑：文官派即便想製約，也來不及改變現場局勢。
張學良的遲鈍：他以為事情會和往常一樣“不了了之”，卻沒想到這是壓垮東北的臨界點。
張學良的“安啦”：是一種來自江湖文化與中央政策疊加後的心理舒適區。
現實的打臉：當他“照樣睡大覺”時，東北已經在關東軍的鐵蹄下淪陷。
這種“不抵抗”，“天真與幼稚”的象征，成為張學良一生都難以擺脫的包袱。
少壯派與文官政府的矛盾：如果真存在金錢上的“買通”，那就解釋了張學良為什麽“不抵抗”，因為他寄希望於“買通的東京政界”出手平息局勢。
現實卻是：918事變正好發生在日本國內“文官政府被架空”的關鍵點，浜口雄幸已遇刺，犬養毅也將在1932年被殺。文官派沒有能力再壓製軍部。
結果：張學良的不抵抗，恰好讓關東軍製造了既成事實，反過來削弱了東京溫和派，幫助少壯派坐大。
張作霖時期：確實和日本人（尤其是南滿鐵道公司、關東軍、外交係統）有金錢往來。他既接受過日本的“借款”，也會通過饋贈、合同等方式拉攏日本在滿洲的勢力。
張學良時期：延續了父親的手段，試圖在中蘇、中日之間平衡。比如“中東路事件”後，他更傾向於依賴日本資本，同時又與南京蔣介石政權保持微妙關係。
性質：更接近於“政治賄賂+外交活動經費”，而不是嚴格意義上“腐敗收據”。這種灰色金流，在滿洲的列強之間很常見（蘇俄、英美也有）。
2. 張學良為何會幻想“東京文官政府能製衡少壯派”？
當時的日本：1920年代末到1931年前，確實仍有“政黨內閣”，首相和外務省多是溫和派，主張對華保持合作（因為經濟危機，日本依賴滿洲資源，但又怕與英美衝突）。
張學良的邏輯：
他知道自己曾經“打點”過日本政界人士，認為這會讓東京方麵更傾向於維持現狀。
他低估了關東軍“先斬後奏”的冒進做法，誤以為東京能像以往那樣“收拾軍人”。
他也相信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路線，覺得即便出了事，南京也會優先通過外交渠道解決。
1928年：張作霖被炸 & 日本國內右翼活躍
6月4日：奉係軍閥領袖張作霖在皇姑屯被關東軍炸死。
表明關東軍“先斬後奏”，東京政府無法控製地方軍。
同期，日本國內經濟困境，軍國主義思潮興起，少壯派在陸軍內部迅速成長。
1930年：浜口雄幸首相遇刺
11月14日：首相浜口雄幸在東京車站遭右翼青年開槍擊傷，次年病逝。
浜口屬於文官政府、推行裁軍和溫和外交，被軍部視為軟弱。
暗殺動機主要是反對倫敦海軍條約（削減軍備）。
1931年：918事變（九一八事變）
9月18日：關東軍以柳條湖事件為借口，突襲沈陽北大營，占領沈陽。
東京政府原本希望“外交解決”，但被既成事實綁架。
少壯派在“製造既成事實”方麵得手，文官政府進一步失勢。
1932年：五一五事件
5月15日：首相犬養毅被海軍少壯派軍官暗殺。
犬養主張妥協外交、緩和對外擴張，激怒了軍國主義者。
結果：政黨內閣體製幾乎崩潰，日本進入“軍部主導”階段。
1936年：二二六事件
2月26日：陸軍少壯派青年軍官發動政變，率部占領東京部分地區，刺殺多位政要。
雖未成功，但震驚全國，文官政治徹底瓦解。
從此，日本完全走向軍國主義道路。
與918事變的關係
模式一致：少壯派慣用手法是“先斬後奏”+“暗殺反對派”，918就是他們的軍事版。
文官失勢：從浜口雄幸遇刺到犬養毅被殺，表明溫和派首相根本保護不了既有秩序。
關東軍壯膽：國內政壇一次次政變與暗殺，讓他們確信“隻要先動手，東京政府就得認賬”。
張學良的不抵抗：正是在這種環境下，他誤判日本政府能壓製軍部，結果反被少壯派製造的事實吞沒。
張學良時任西北剿共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的東北軍將領。稱少帥。
楊虎城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軍將領。
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共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要求蔣介石立即抗日，停止“剿共”。
1935年秋，正值日本關東軍入侵中國東北成立《偽滿洲國》時，蔣介石將張學良的東北軍調入中國西北部去剿共，張學良的東北軍在剿共戰役中損兵折將。
1935年9月20日，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共匪總司令部”，統帥陝、甘、寧、青四省軍隊“圍剿”在西北延安之紅軍。蔣介石再次推薦張學良到“剿共”第一線，並擔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代行蔣介石之總司令職務。到了西北後，張學良統轄軍隊除調到陝甘近20萬東北軍外，還有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的軍隊有3萬人，寧夏馬鴻逵部有2萬人，青海馬步芳部約萬餘人。將近30萬人來延安地區圍剿屠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
1935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紅二十五軍在勞山伏擊南下之東北軍，殲滅王以哲之國民革命軍第六十七軍第一一〇師2個團和師部，師長何立中戰死。張學良指揮東北軍會同陝、甘、寧、晉、綏等省武裝，又對陝甘紅軍第三次“圍剿”。10月25日，東北軍第一〇七師在鄜縣榆林橋與紅十五軍團遭遇，經5小時激戰，東北軍死傷300餘人，被俘1,800餘人（包括團長高福源）。至此，紅軍分割王以哲之第六十七軍在洛川、甘泉、膚施。
1935年11月13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稱張學良為“不抵抗將軍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12月，張學良在南京開完會後，曾到上海找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負責人聯係，又找杜重遠商談抗日救國之道。中國共產黨中央認為經過努力，是可以爭取張學良和東北軍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李杜和宋慶齡有聯係，提出過此事，宋慶齡知道劉鼎住在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對剛到過瓦窯堡同中央聯係之地下黨員董健吾說，艾黎家中就住了一個共產黨員，可介紹他到張學良那裏去工作。董健吾見了劉鼎，告訴他到張學良要急於找共產黨之關係，共商抗日救國大計，希望他能去西安見張學良。劉鼎經過考慮後表示同意，並在上海做了許多準備工作，認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統一戰線之文件，調查張學良的曆史、為人處事之特點。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戰役中被俘之東北軍第一〇七師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回到王以哲軍部駐地洛川。王以哲聽了高福源報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張並秘密報告張學良。1月初，張學良剛從上海回到西安，正急於找到中國共產黨。張學良得到電報後就飛到洛川會見高福源。2月26日，張學良原來打算親自參加會談，因臨時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參謀長趙鎮藩先談局部合作問題，重大問題由張學良回來談。經過兩天談判後，於2月28日達成幾條口頭協議，主要內容是：一、為一致抗日，紅軍與六十七軍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複六十七軍在膚施、甘泉兩城六十七軍部隊所需糧、柴進城出售，恢複正常通商關係。三、恢複紅白兩地區通商，雙方有保護對方采購人員安全之責。四、紅軍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內之部隊換防。
3月2日，張學良由南京回到西安，當日即親自駕機飛到洛川和李克農會談；會談一開始，張學良即表示已聽過王以哲、趙鎮藩之報告，完全讚同雙方之口頭協議，並希望全麵合作；接著他請李克農先談中國共產黨對時局之看法。張學良同意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抗日聯軍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主張，但他提出幾個問題：
一、為什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在內？他認為國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蔣介石手中，蔣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須聯蔣。
二、抗日如何能取得勝利？
三、如何取得蘇聯援助？
四、紅軍東征抗日應取道寧夏、綏遠、察哈爾，不應取道山西。
雙方商定：
一、和蘇聯聯係，雙方可各派代表，赴蘇路線，張學良答應他可與新疆之盛世才商量。
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駐西安，以便保持聯係，由張學良給以名義掩護。
最後，張學良提出，為了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請毛澤東或周恩來親自來一次，地點在膚施，具體時間由中共方麵定。李克農表示，立即向中央報告。李杜從董健吾處了解情況後，打電報給張學良：“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了”。張學良很高興，即派高級參謀趙毅到上海把劉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張學良公館之東樓內。
張、楊在西安組織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已秘密加入中共，幾乎天天把中央軍胡宗南等部進剿路線、行止時間電告彭德懷。11月21日，紅軍在山城堡取得消滅胡宗南一個多旅之勝利。11月27日，張學良給蔣一份“請纓抗敵書”，遭到蔣拒絕。
1933年5月，楊虎城和第十七師師長孫蔚如，曾派參謀武誌平（中共秘密黨員）到川陝蘇區與紅四方麵軍商談訂立“巴山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蔣抗日”之密約；雙方根據這一密約，互不侵犯達兩年之久。
1935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汪鋒攜毛澤東親筆信到西安與楊商談合作；中旬，楊和汪談話，雙方確定聯合抗日之原則；下旬，北方局派負責人王世英到西安，與楊反複商談後，達成合作抗日協議。
當時的張學良，正為陝北“剿共”失利，受到蔣介石的斥責而大為苦惱。後來，他到上海探望進步人士杜重遠，傾吐了心中的苦悶。杜建議張與楊合作，並向他指出：出路就在西北。
在延安，毛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等同誌正在研究紅軍東渡黃河抗日的軍事部署，李克農回來報告張學良希望與中共接觸、楊虎城完全同意《八一宣言》主張的消息。
毛主席決定派人與楊虎城聯係。張、楊回到西安後，中共上海地下黨通過杜重遠和李杜介紹丁力到張學良處。這時，楊虎城也秘密會見了毛主席派來的人，並收到了毛主席的親筆信。
蔣介石安插西北“剿總”的特務一直注意張、楊的活動，密報南京。
東北軍高福源團長被我俘虜後，深受共產黨抗日救國偉大方針的感召，表示要回去做張學良的工作。一天，張學良接到東北軍王以哲軍長的電話報告，中共派李克農與張學良見麵。張學良去洛陽王以哲軍部會見了李克農。事後，李克農向毛主席等領導匯報了張學良要求見中央領導的意見。毛主席決定派周恩來在延安與張進一步會談。
“延安會談”達成共產黨與東北軍停火的協議，張學良還表示要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國民黨特務抓了張學良的趙副官，想弄清張飛往延安的內幕，但趙副官被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執法隊搭救脫身。張學良為這事怒火中燒，下令抄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丁力建議張給南京發電報，了卻此事。張、楊於此事中以誠相見，終於攜起手來。南京蔣介石接到張學良關於抄西安省黨部請求“處分”的電報，被迫表示“不予追究”。
1935年10月22日，蔣介石以“避壽”為名從洛陽轉抵西安，下榻臨潼的華清池。張、楊主動求見，以探虛實。楊已察覺蔣來意不善。當蔣約張個別見麵時，蔣譴責張學良辜負了他的器重。張則不斷苦諫，被蔣拒絕，蔣嚴令張、楊全力“剿共”，否則將采取斷然措施。此時，西安上萬學生衝出中山門前來臨潼請願，蔣命令憲兵團對學生“格殺勿論”。一場血腥的屠殺即將發生。張學良趕到，力勸學生保持鎮靜，並保證以實際行動，答應學生的請求。
12月12日，張、楊被迫對蔣實行“兵諫”，在西安、臨潼兩地同時進行。經過激烈的戰鬥，終於活捉了蔣介石。
張、楊互祝成功並決定一方麵以“八項主張”通電全國，一方麵邀請共產黨來西安共商解決事變。蔣被活捉的消息傳到南京，軍政部長何應欽與日本大使密談後，以“拯救委座”為名，準備轟炸西安。宋美齡堅決反對，並戳穿了何企圖取代蔣的陰謀。中共中央接受張、楊的邀請，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飛抵西安。周恩來對張、楊全麵闡述了中共關於和平解決這次事變的方針，又親自麵見蔣介石，不僅向他分析了中國國難當關頭的局麵，並且揭露了何應欽的滅蔣野心，蔣才不得不考慮何去何從。在中共和張、楊以及宋氏兄妹的三方麵會談中，達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協議。但是，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少壯軍官得知張、楊同意在蔣不履行簽字手續的情況下放蔣回南京，寫了“抗議書”，表示誓死反對。張學良看到“抗議書”後，匆匆親自送蔣回南京，當周恩來獲知這一消息趕到機場時，飛機已離開地麵，周恩來對此深感遺憾。
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在臨潼的華清池發動“兵諫”，扣押了正在度假的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以迫使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後蔣介石被帶到西安軟禁，直到1936年12月25日被釋放。
事變經過：1936年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事變，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協同行動，在臨潼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並且在西安逮捕了多位國民黨軍政要員。
目的：張學良、楊虎城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蔣介石被俘》：活捉蔣介石。蔣介石被扣押在西安，史稱《西安事變》。接受張學良、楊虎城的勸說，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問題進行談判。
結果：在周恩來等人的斡旋和各界輿論的壓力下，蔣介石最終同意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1936年12月25日，蔣介石被釋放，張學良將軍送蔣介石前往南京。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要力爭說服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就放蔣介石回南京去。張學良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最後反被蔣介石將張學良囚禁終身。這就是蔣介石的為人。
事件影響：西安事變的影響深遠，它促進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最終聯合抗日。
1935年8月1日，紅軍在長征途中，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由於國民黨執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中國東北四省後又繼續侵略華北，中國麵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1935年7月，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方針，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於8月1日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公布，通稱《八一宣言》。
宣言的主要內容有：
①分析了“九·一八”事變後的國內政治形勢，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侵略及企圖滅亡中國的野心，痛斥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
②指出中華民族正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號召全中國人民動員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③提出中國共產黨當前的政治主張是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並提出十條方針作為國防政府的施政綱領。
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國報》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產國際通訊》上刊登了此宣言，傳入國內後，在全國各階層愛國人士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八一宣言》的發表，標誌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戰線基本形成。在實踐上，它獲得全國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熱烈支持，在國民黨統治區發生了巨大政治影響，有力地鼓舞和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要力爭說服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就放蔣介石回南京去。張學良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最後反被蔣介石將張學良囚禁終身。這就是蔣介石的為人。
在《少帥活捉蔣介石逼蔣共同來抗日》之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討論了《西安事變》發生後的政治形勢及我們應采取的方針。經過反複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義為重，從抗戰全局出發，提出了解決事變的基本方針：
堅決反對新的內戰，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聯合南京的國民黨左派，爭取中間派，揭露並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利用擁蔣的口號，發動內戰的陰謀。給張、楊以積極實際的援助，使之徹底實現西安事變後提出的抗日主張。作軍事防禦準備。防止親日派的“討伐”進攻。
為此，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表明中國共產黨支持張、楊抗日主張及和平解決事變的立場，建議召開由各方麵代表參加的和平會議，商討解決事變問題和抗日救國大計。
為製止親日派發動內戰，紅軍主力集中到邊關附近的三原、涇陽等縣，準備配合東北軍、西北軍。同時，中共中央致電上海的潘漢年，告知我黨和平解決事變、避免內戰的方針。中央還致北方局劉少奇電，指示白區的黨員應充分發動群眾，擁護張、楊的革命行動。
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與張、楊共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大計。周恩來到達後隨即分別和張學良、楊虎城進行了會談。周恩來向張學良分析了對蔣兩種不同的處置方法可能導致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前途：
一是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會使中國免於被日寇滅亡。
二是宣布其罪狀，交付人民審判，最後殺掉，就會給日本帝國主義造成進一步滅亡中國的便利條件。曆史的責任要求我們爭取更好的前途。就要力爭說服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放他回去。
周恩來的一番話，更堅定了張學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心。周恩來在與楊虎城會談時，楊擔心輕易放蔣，一旦蔣翻臉，他的處境就與共產黨有所不同了。周思來對楊的顧慮表示理解，並做了許多解釋。楊聽後感慨地說：共產黨置黨派曆史深仇於不顧，以民族利益為重，對蔣介石以德報怨，令人欽佩。“我是追隨張副司令員的，現在更願意傾聽尊重中共方麵的意見。既然張副司令同中共意見一致，我無不樂從。”周恩來等還在西安廣泛接觸了東北軍、西北軍的廣大官兵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了解情況，宣傳我黨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黨中央根據對形勢的進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爭取中間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的策略”和“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對和平解決的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複蔣介石之自由”的行動方針。
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舉行談判。周恩來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主張：雙方停戰，中央軍撤至邊關以東；改組南京政府，肅清親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國方針；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實行合作。如蔣接受並保證實行上述六項，中共、紅軍讚助他統一中國，一致對外。經過以後的幾次談判，南京方麵基本同意接受這些主張，於24日達成了以周恩來提出的六項主張為基礎的協議。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再次向他闡明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真誠願望，尖銳地指出，目前的形勢是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必自速其亡；隻有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蔣介石表示接受談判達成的協議，同意“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在什麽條件下可以釋放蔣介石的問題，東北軍高級將領中爭論很激烈。張學良認為事態嚴重，惟恐夜長夢多，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12月25日下午，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至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發動與和平解決，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勝利；使麵臨危亡的中華民族，終於實現了由內戰到團結抗戰的曆史轉變。
正如毛澤東所說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作為西安事變發動者的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是功不可沒的。
周恩來等還在西安廣泛接觸了東北軍、西北軍的廣大官兵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了解情況，宣傳黨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毛澤東黨中央根據對形勢的進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爭取中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的策略和“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對和平解決的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複蔣介石之自由”的行動方針。12月23日至24日，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的全權代表，參加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齡所舉行的談判，並在會談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經過兩天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六項承諾：
（1）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群眾的自由民主權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4）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國方針；
（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6）實行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周恩來會見蔣介石，再次向他闡明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真誠願望。蔣介石表示接受談判達成的協議，但要不采取簽字的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擔保履行這些條件。隨後，張學良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最後反被蔣介石將張學良囚禁終身。這就是蔣介石的為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它粉碎了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促進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從此，基本結束了十年內戰局麵，國共兩黨關係開始改善。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第二次國共合作本應早日實現，但蔣介石不僅不履行承諾，而且在抗日問題上態度動搖。中國共產黨繼續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全民族共同抗戰，同時推動與國民黨的一係列談判，直到七七事變爆發後的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才得以正式實現。
為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指出：為達到抗日目的，必須“繼續督促與逼迫蔣介石實現他自己許諾的條件”，改革國內政治，擴大與鞏固陝甘兩省首先成為抗日根據地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即
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
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改善人民的生活。
電文指出，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願意作出四項保證，即實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
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
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製度；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五項要求是積極的、合理的，四項保證是中國共產黨為結束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實現國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的、有原則的讓步。這種原則的重要表現就是，
一是國民黨必須拋棄內戰獨裁和對外不抵抗的政策；
二是在特區和紅軍保持共產黨的領導，保持工農已取得的權利；
三是在國共兩黨關係上必須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批評的自由。
共產黨的主張得到廣大愛國人士的讚同，也進一步推動了國民黨內抗日派對親日派的鬥爭。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人在2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恢複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與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呼籲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會上，國民黨民主派同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進行了激烈鬥爭，最終通過了一個實際接受中國共產黨提議的決議案，表明國民黨的政策已經由內戰轉向抗日，由反共轉向聯共，正在接受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為敦促蔣介石履行其在西安事變中承諾的六項條件，促進國民黨早日實行聯共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派出代表直接同國民黨代表談判。從1937年2月開始到7月全國抗戰爆發前，先後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衝及蔣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廬山舉行了多次談判。
蔣介石在談判中的基本企圖是首先把共產黨、紅軍和陝甘寧邊區置於國民黨控製之下，不許共產黨有獨立性，不許人民革命力量發展。其真實目的，就是用和平方法限製和削弱共產黨的力量。黨中央對蔣介石通過談判來達到收編紅軍、取消陝甘寧邊區政府、溶化共產黨的企圖進行了揭露和鬥爭。同時，從大局出發，在兩黨合作的組織形式以及邊區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讓步。
在推進國共談判、促進國民黨早日實行聯共抗日政策的同時，黨中央采取一係列重大步驟，帶領全黨把工作重點由工農民主統一戰線轉向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開了由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參加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代表會議)。會上，毛澤東先後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兩個報告。
毛澤東的講話和會議主要精神包括：
一是進一步闡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勢和任務，明確了黨在當前階段的任務是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三位一體。
二是闡述了共產黨的最高綱領與實行三民主義的關係。
毛澤東指出：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形勢下，兩黨重新合作，並領導人民堅決地實行起來，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曆史要求，而應為每一個共產黨員所明白認識的。同時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三是強調在統一戰線中堅持黨的領導權的重要性。
毛澤東還提出了實現政治領導的方法：
根據曆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
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範。
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係，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
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
毛澤東指出，在新形勢下，過去在兩個政權敵對路線下的鬥爭方式、組織方式和工作方式，應當有所改變，為此需要重新學習，既要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作鬥爭，又要向尾巴主義作鬥爭。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白區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主要有北方局及其所屬地區黨組織負責人。劉少奇、張聞天作報告，毛澤東講話。會議總結了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瓦窯堡會議以來華北地區白區工作的經驗，比較係統地揭露和批評了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錯誤。劉少奇在報告中闡述了黨與群眾的關係，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關係，領導群眾鬥爭的策略以及黨的思想轉變等問題。會議著重闡明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新形勢下，黨在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策略和任務，以及為實現這些必須做的黨的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要求黨在白區的實際工作中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統一了新形勢下黨的政策思想，增強了黨內團結，批判了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傾向，進一步明確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和鬥爭策略，為即將到來的全國抗日戰爭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做了重要準備。
如果“九一八”發生的當天，蔣介石電令張學良抵抗，那麽日寇就得不到東北軍的大批飛機和大量武器裝備，占不了整個東北的海量戰略資源，鬼子就沒能力發動“七七事變”，也就不會有南京大屠殺了、黃河大決堤等等慘劇了。
鐵一般的曆史表明，蔣介石不但不是中華民族抗日的功臣，而且，是抗日戰爭的破壞者，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凶，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首先，蔣介石不抵抗，導致了東北、華北等地的淪陷。早在1928年5月北伐戰爭期間，蔣介石在對日鬥爭方麵就表現了其可恥的懦弱、投降的一麵。1928年5月1日，北伐軍占領濟南。日軍於5月3日主動侵入蔣派出政府的駐地，“俘虜”了前來交涉的外交部長，並將蔡公時等外交人員全部殺害(手段極其殘忍)。日軍進攻國民黨軍駐地、在濟南城肆意燒殺，據資料，此次事件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殺害人數高達兩萬餘，受傷者兩千餘，被俘軍民七千餘。日軍在濟南大量扣留車輛，截斷交通線路，並強占膠濟沿線的行政機關。蔣介石不敢抵抗，忍氣吞聲，最終繞道北伐。這次事件，蔣介石表現了對帝國主義不敢抵抗，讓日本人看出了其懦弱，也為以後的“九一八”事變埋下了罪惡的種子。
1931年9月18日淩晨，日本軍隊炸毀沈陽近郊柳條湖附近的鐵路路軌，誣稱是中國軍隊為，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中國東北軍軍營，發動“九一八”事變，這也是對中國東北侵略的開始。蔣介石奉行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集中力量於“圍剿”紅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強令東北軍不準抵抗，直接導致東北全境迅速淪陷。
蔣介石不但不準東北軍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且，對於“擅自”抵抗侵略的中國軍民，則采取打擊、瓦解、迫害手段，加以破壞。這是蔣介石對抗日革命力量的一貫做法。
除了重點剿殺中國共產黨、紅軍和革命群眾之外，1936年，蔣介石還抓捕了堅決主張抗日的“七君子”，瓦解了兩廣地方實力派的“六·一”抗日運動;破壞了“一二·九”抗日愛國運動，壓製愛國輿論，嚴禁排日運動，各報紙、通訊社禁止刊登排日和抵製日貨消息。極力宣揚恐日、媚日、崇日意識。高喊“奢言抗戰者殺無赦”“如果在這個時候隻是好高騖遠，奢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來除滅共產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中國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夠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
其二，試圖用賣國的辦法，獲取日本帝國主義的高抬貴手。在對內殘酷鎮壓抗日愛國力量的同時，蔣介石對日本侵略者，則步步退讓，關懷備至，日本人要他開放哪裏，他就開放哪裏。在當時的蔣介石眼裏，中日關係是維護其統治的前提，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他要拚命維護中日關係大局。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奮起反抗，全國人民大力支援。但，蔣介石卻極力破壞，並派代表與日本侵略者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劃上海為非武裝區、自由貿易區，中國不得在上海到蘇州、昆山一帶駐軍，而日本卻可以在許多地方駐軍，出賣了上海主權。1933年5月，蔣介石再次對日本侵略讓步，簽訂了《塘沽協定》，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中國東北、熱河省的占領，承認了長城是中國與日本一手扶持的偽滿的邊界，同時，蔣綏東、察北、冀東作為日軍自由出入的地區，華北主權也相當程度上喪失，為日本侵略華北敞開了大門。1933年7月，蔣介石又與日本侵略者簽訂了《何梅協定》，主要內容是罷免日本指定的中國軍政人員，和去年的按照美國人的意思改組中興高管一樣;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國民黨政府黨政機構;撤退駐河北的中國軍隊;禁止抗日活動，如同今天的禁止反美活動一樣。1935年5月，蔣介石與日本人簽訂《秦土協定》，向日本侵略者出賣了察哈爾主權。
然而，蔣介石對日本的投降讓步、對內壓製抗日力量，不但沒有獲得日本侵略者的友好對待、沒有維護和平，而且讓日本侵略者認為中國人民軟弱可欺，於是得寸進尺，終於導致了“七七”事變，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事業一場極其慘重的災難。蔣介石實際上長期做了日本侵略者的幫凶，是這場災難製造者之一。
第三，全麵抗戰爆發後，極力利用日軍消除異己。在全國人民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極力勸說、聲討、逼迫、讓步之下，尤其是“西安事變”的發生，蔣介石看到，如果不抗日，其“領袖”地位難以保證。於是，蔣介石終於抗日了。
全國人民對於蔣介石的抗日，是支持的，而且，也隻是在蔣介石抗日的前提下，全國人民特別是各地方實力派才承認其領袖地位。蔣介石終於嚐到了當國家領導人的味道。但是，其人私心自用，對中央軍、雜牌軍區別對待，尤其是，對於那些曾經反蔣的實力派，蔣卻想著利用日軍削弱其力量，而且，試圖通過抗日戰爭，實現消除地方實力派的目標。於是，抗日戰場上，各地方實力派懼於被蔣消滅，不敢拚盡全力。這就是蔣指責的各雜牌軍“保存實力”。其實，消極抗戰、保存實力最突出的不是地方實力派，而是蔣係中央軍。蔣的做法，是雜牌軍被日本消滅一個師，就撤銷其一個師的編製，消滅一個軍，則撤銷其一個軍的編製。東北軍在抗日戰爭初期尚有七個軍，到抗日戰爭結束時，就餘下一個53軍，其他的軍，要麽被日本消滅，要麽被蔣介石中央軍吞並。有人說東北軍、西北軍等雜牌軍投降叛變甚多，而中央軍投降甚少，說明雜牌軍抗日不力。其實，雜牌軍投降叛變固然是對民族的犯罪，但是，蔣介石利用日軍消除異己，打擊抗日力量，更是犯罪，這是導致雜牌軍投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發動三次反共高潮，極力破壞共產黨人的抗日行動。在抗日戰爭防禦階段，國民黨軍在正麵戰場，的確進行了相對比較積極的抵抗，緩解了日本侵略的步伐。即使在這一階段，雜牌軍同樣顯示了氣壯山河的氣概，而中央軍不聽指揮、消極避戰、見死不救的事，屢屢發生，導致雜牌軍傷亡慘重，而且喪失了對蔣的信任。
蔣介石打擊的重點對象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敵後抗日軍民。
1938年10月，以武漢、廣州陷落為標誌，中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軍鑒於其戰線過長，開始調整侵略政策，對蔣介石由軍事進攻為主，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蔣介石鬆了口氣，於是，在暗地裏與日本侵略者媾和的同時，開始想法消滅中國共產黨和敵後抗日軍民。當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毛主席寫了《論持久戰》，指明勝利前途，指導鬥爭方法，領導全國人民抗戰，他一心想的是如何進行全民族的動員，開展人民戰爭，以爭取這場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而蔣介石呢?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會議的中心議題居然是抗戰和反共。此次全會確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動方針，實質上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把槍口指向共產黨領導下的堅決抗日的中國軍民。不久國民黨頑固派就依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東的沈鴻烈、山西的閻錫山、陝西的胡宗南、河北的石友三朱懷冰，在日本配合下，紛紛向八路軍發動摩擦，襲擊殺害抗日軍民，製造流血衝突，破壞抗日。
沈鴻烈為首的頑固派提出“寧偽化，不赤化”，“寧亡於日，不亡於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動口號，很能體味蔣的苦心。
戰略相持階段是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蔣介石的抗戰決心更加動搖。1940年8月，為打破日本的“囚籠”政策，並阻止蔣介石的動搖、投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和華北軍民發動了“百團大戰”，達到了戰略目標，顯示了敵後抗戰的偉大力量。但是，蔣介石看到抗日革命力量的壯大，不但不喜，反而非常擔憂。於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上演。這次反共高潮，重點是針對新四軍。1940年底，蔣介石強令新四軍軍部北移，並設下口袋陣，次年1月6日，當新四軍轉移到皖南涇縣雲嶺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軍的預有準備的突然襲擊，新四軍軍部九千餘人，除少部分突圍外，大部分被抓或犧牲。蔣介石趁勢取消新四軍番號，誣蔑新四軍是“叛軍”。是為“皖南事變”。
1943年，蔣介石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勝利，趁共產國際解散之機，大造輿論，宣稱“馬列主義已經破產”“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要求解散共產黨，取消“陝北特區”，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軍事上，蔣介石指使胡宗南，從對付日軍的河防軍中抽出6個師，向西調動，加上原本用來封鎖陝甘寧邊區的數十萬軍隊，準備分九路“閃擊”延安。看好了，蔣介石不把胡宗南這種所謂的精銳對付日本，而是用來對付共產黨。
試想，蔣介石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中，先是堅決反對並破壞抗戰、堅決鎮壓抗戰力量、對日本卻屢次做出喪權辱國的讓步，慫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當看到如果再頑固反對抗、不得不開始抗戰時，卻又試圖利用抗戰消滅異己，導致各雜牌軍離心離德;當抗戰遇到困難時，暗地與日本媾和，甚至不惜出賣東北換取日軍的停戰;當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革命軍民力量壯大、取得勝利後，又極力製造摩擦，試圖消滅抗日力量。蔣介石抗戰無能，還製造了花園口決堤、長沙大火、重慶大火等悲慘事件，中國人民死亡無數;水旱黃湯，成為中原人民的四大災難;抓壯丁，肆意敲詐百姓，對抓來的壯丁極其殘忍，無數壯丁還沒有走上戰場，就被虐待死在走上戰場的路上。
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為了反共，可以對日投降;為了投降，可以更加賣力地反共，可以出賣更多中國主權。蔣介石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罪人!他對日投降、阻止抗戰、破壞抗戰，居然還要搶奪抗戰勝利成果。說蔣介石是什麽抗戰領袖，請問，他為抗戰做過什麽?說蔣介石是抗戰功臣，他們為抗戰立過什麽功?
張學良、楊虎城“十二事變”後提出的“八項主張”是：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救國會領袖及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實行孫中山遺囑，召集救國會議，以及停止“剿共”。這些主張旨在團結抗日，結束內戰，實現民族的救亡圖存。
“八項主張”的具體內容：
1，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
2，停止內戰，集結力量反抗日本侵略。
3，釋放所有被捕的愛國救亡運動領袖和政治犯。
4，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
5，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遺囑。
6，召集救國會議，團結全國力量。
7，停止對紅軍的“圍剿”。
8，與中共合作共同抗擊日本侵略。
這些主張是在“十二事變”後，張學良、楊虎城通電全國提出的，目的是改變當時的內戰局麵，促成國共合作抗日。
事變之後，中共代表團與張、楊會談，為和平解決事變奠定了基礎，也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雖然這些主張得到了各方的初步認可，但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食言，導致了張學良的長期監禁和楊虎城的遇害。
西北聯合抗日的局麵形成後，張學良、楊虎城多次向蔣介石建議“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然而蔣介石不但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反而一意孤行，派遣大批嫡係部隊入陝，並於1936年12月4日，親自率領陳誠等十幾名軍政要員再赴西安，催逼張、楊加緊“剿共”，否則即將東北軍調往福建，第十七路軍調到安徽。
張學良對此設想了兩個應對方案：繼續勸說蔣介石改變打內戰的政策，如果勸說無效，準備硬幹。12月7日，他到臨潼去見蔣介石，聲淚俱下，慷慨陳詞，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蔣介石不但毫無回心轉意的跡象，反罵張學良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拍著桌子大聲喊叫，“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楊虎城決定對蔣實行“兵諫”。1936年12月12日，張、楊扣留了蔣介石以及正在西安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衛立煌等10多人，並立即向全國發出通電，提出八項主張：(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2)停止一切內戰；(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5)開放民眾愛國運動；(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確實遵行總理遺囑；(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隨後，張、楊又采取了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由張、楊擔任正副委員長的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解散國民黨省黨部，成立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等重大軍政舉措。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後，引起了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的強烈反應，形成了極其錯綜複雜的緊張局麵。日本帝國主義力圖借此挑起中國內戰，以乘機大肆侵略中國，英美為使其在華利益不受損害，主張與張、楊妥協，繼續保持蔣介石的領袖地位。在國民黨南京政府中，以汪精衛、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主張立即調遣軍隊，進攻西安，擴大內戰；親英美派的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決事變，並派出代表赴西安談判。
愛國救亡團體和民主進步人士對事變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和救亡團體發表通電，竭誠擁護張、楊的救國行動和八項主張，呼籲全國人民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以挽危亡，主張和平解決事變。宋慶齡提出建議：在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下，可以釋放蔣介石，並表示願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國民黨內的馮玉祥、李濟深分別致電張學良、楊虎城和國民黨政府，支持張、楊主張，反對武力“討伐”，力求和平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