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放棄戰爭賠償的《中日和約》

蔣放棄戰爭賠償的《中日和約》







蔣介石集團與日本於1952年4月28日簽訂的《中日和約》: 所簽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議定書》中如下文字：“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金山和約第十四條甲項第一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  這意思就是說，關於戰敗國賠償問題，戰勝國“中華民國”將《金山和約》第十四條所規定的“服務賠償”予以自動放棄。  也就是什麽賠償都免啦!    整個的條約中沒有提到賠償條款，這在世界曆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

此中屈辱，請看葉公超對日本代表說的一段話：

金山和約對戰敗國之寬大已屬史無前例，而我方約稿甚至放棄服務賠償，是較之金山和約不及則有之，絕無過分之處，有何令貴國難於接受者?自貴我兩國開始談判以來，貴方所提異議者均屬金山和約之條文，換言之：貴方所要求者無一而非更改金山條約之提議，是誠有令人難於索解者。

蔣介石在抗戰勝利時不同任何中國人商量，單獨決定“以德報怨”。在退守台灣後，又屈膝求全“放棄賠償”。根據《中日和約》談判時日本首席隨員木村四郎七回憶，最初“中華民國”提出的條件，隻要日本承認他們是“正統政府”等三項，根本就沒提出賠償問題。後來加入這一問題，乃是作為談判籌碼的換取條件，換到手後，賠償都可以不要。

《蔣介石集團與侵華戰犯關係曖昧》

一、放棄戰爭賠償的《中日和約》

1987年11日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約》的外交檔案。日本報紙《朝日新聞》第二天(12月1日)還以頭版頭條的位置進行處理。《中日和約》的揭秘，讓蔣介石集團的賣國嘴臉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蔣介石集團與日本於1952年4月28日簽訂的《中日和約》第十條明確規定：“中華民國國民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台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而具有中國國籍之一切台灣及澎湖居民及前屬台灣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後裔;中華民國法人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台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所登記之一切法人。”又在“照會第一號”中明定：“本約各條款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製下或將來在其控製下之全部領土。”

其實，條文中的關鍵字就是那個“或”字。照蔣介石的原案，用“或”字則表示他沒有控製中國大陸領土的含義，應該用“及”字。但是日本不肯。早在頭一年，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就對董顯光說過：“我國固極敬重貴國政府，所惜者目前領土僅台灣耳!”如今簽約之際，蔣介石自己以“僅台灣耳”的台麵，卻要日本簽下“含大陸也”的條款，日本人當然不肯。事實上，日本根本就不願同“僅台灣耳”的蔣介石簽約，日本的原意是附和英國的提議，“邀中共參加對日議和”。蘇聯也有這種想法。美國不在乎蘇聯，卻在乎英國。因此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趕赴英國，於1951年6月15日，把結果告訴“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說：“此次在英與英外相等商議對日和約，餘對英主張邀中共參加堅決反對;而英對美主張中華民國政府參加簽字，亦反對甚力。

最後，餘提折中方案——即由若幹國家與日簽訂多邊條約;另由日本自主決定與何方國家商訂大致相同之雙邊和約，英國已表同意。此雖未能滿足貴國希望，然十之九成當如貴國之意。”杜勒斯並以嚴守秘密為囑，對顧維鈞保證：“餘知日本政府對貴國態度甚好，必願與貴國簽約，而反對與中共成立關係。”就這樣，1951年9月4日，對日媾和會議在舊金山歌劇院開幕了，“中華民國”根本不在邀請之列，簽訂的《金山和約》自然也和它完全無關。蔣介石臉上無光，隻好等日本單獨和他簽約。所以第二年日本在美國壓力下，跟“中華民國”做簽約談判時候，蔣介石就亟思不惜代價，挽回麵子了。

日本派來的代表是曾任藏相(財政部長)的河田烈，這個鬼子是台灣通。他在二次大戰時任“台灣拓植株式會社”董事長，是搞亞洲經濟侵略的能手。他被派出來同蔣介石政府談判，早把蔣介石的處境與心態摸得一清二楚。他在台北演的是白臉，黑臉留給東京那邊演。談判過程中，東京那邊作弄蔣介石的小動作，一直此起彼落，一會兒說台灣是地方政府非中央政府，一會兒又說中共如肯他們就同中共簽約，一會兒又推翻前議說有了新訓令，一會兒又要把“中華民國”的秘密約本公布……反反複複，把蔣介石弄得團團轉。前後鬧了70天(日本在對美國等國簽約時服服帖帖，隻用四天時間)，最後戰勝國的蔣介石對戰敗國的日本乖乖就範。

所簽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議定書》中如下文字：“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金山和約第十四條甲項第一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這意思就是說，關於戰敗國賠償問題，戰勝國“中華民國”將《金山和約》第十四條所規定的“服務賠償”予以自動放棄。也就是什麽賠償都免啦!整個的條約中沒有提到賠償條款，這在世界曆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

此中屈辱，請看葉公超對日本代表說的一段話：

金山和約對戰敗國之寬大已屬史無前例，而我方約稿甚至放棄服務賠償，是較之金山和約不及則有之，絕無過分之處，有何令貴國難於接受者?自貴我兩國開始談判以來，貴方所提異議者均屬金山和約之條文，換言之：貴方所要求者無一而非更改金山條約之提議，是誠有令人難於索解者。

蔣介石在抗戰勝利時不同任何中國人商量，單獨決定“以德報怨”。在退守台灣後，又屈膝求全“放棄賠償”。根據《中日和約》談判時日本首席隨員木村四郎七回憶，最初“中華民國”提出的條件，隻要日本承認他們是“正統政府”等三項，根本就沒提出賠償問題。後來加入這一問題，乃是作為談判籌碼的換取條件，換到手後，賠償都可以不要。

二、蔣介石力保侵華戰犯岡村寧次

事實上，蔣介石在死要麵子的同時，對日本總是奴顏婢膝。僅以他對日本頭號戰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態度為例，就可看出蔣介石的媚骨和奴才相!岡村寧次以侵略中國總司令之尊，怎麽可以被判無罪呢?可是蔣介石硬要判他無罪!不但要判他無罪，甚至在受降典禮前，把降書內容先給他過目，還“打招呼”叫他不必當場獻出軍刀。另外還特別召見他，問他“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處，希勿客氣的告訴我或何總司令”。最後，當蔣介石兵敗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岡村寧次時，岡村寧次還得到蔣介石之蔭命，快速潛歸日本。

與蔣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蔣廷黻後來論斷說：“個人盡管愛國，但一旦加入政權的爭奪，免不了隻顧目的，不擇手段……這樣的爭奪，久延下去，國家將賣盡了。”蔣介石從“以德報怨”到“放棄賠償”，一再喪權辱國而不惜，除了對日本的媚骨外，保住他政權的私心也是主要原因。盡管蔣介石一身媚骨，卻時常被日本人出賣。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認中共時表示：“《中日和約》已失去了它的意義，業已終了。”消息傳來，蔣介石感到灰頭土臉，無地自容。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蔣介石死後，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約》的秘密文件，再次出了蔣介石的洋相。

《中日和約》簽訂之前，張群對日本代表談話時說：“在中日戰爭之前，我們竭力消弭戰禍，惜無所成。在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之後，我們但有悲哀警惕之懷，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這番話真把中國人的臉都丟盡了!抗戰前“竭力消弭戰禍”，戰勝後卻“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這還是人說的話嗎?(台灣外交文檔：《中日和約簽訂後各國之反應》，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

三、日侵華戰犯極力頌揚蔣介石集團

日本投降以後，岡村寧次的運氣極好，因為他碰到蔣介石的“以德報怨”;運氣更好的是蔣介石派何應欽去受降，何應欽一直是對日本軍人矮半截的人物，從《何梅協定》時代到南京受降時代，腰彎得一直比日本人還多。岡村寧次後來回憶投降時情景說：

我麵臨這空前的投降，雖感不安，但極力保持沉著冷靜，默誦白隱禪師夜船閑話語句，並以將上斷頭台的心願處之。我僅凝視會場的一點，時常轉視何應欽將軍的動作，因向中國友人中最親近的何應欽投降，頗有安全感。(轉引自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頁一一九二)

岡村寧次無罪回到日本後，何應欽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號的《文藝春秋》上，登出這樣的對話：

岡村：久違久違，您好麽?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見到岡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談判塘沽停戰協定的時候。

岡村：是的。在士官學校我比您高好幾班，所以沒見過您。在九一八事變時代，我們才首次見麵。當時我是關東軍副參謀長，您是中國軍總司令官，不過，互相並沒有敵對的感覺。那時候我時常到北平去見您，而到現在仍然未能忘懷當時您所講的一句話：“日本應該就此罷手了，如果仍繼續向中國本土揮兵侵略，則必使中國共產黨回益坐大，結果，也必使日本吃個大苦頭。”經過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在東京聚首，回憶起來，不幸得很，當年您所講的這句話，到今天變成事實了。

何：是的麽!當時我一直憂慮日本的一般軍人想要侵略我國，可是，碰到岡村大將——

岡村：當時還是少將。

何：碰到少將，一談起來，才認識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認為中日兩國非攜手友好不可。總而言之，中國和日本是同文同種，從曆史上、地理上或從文化方麵來說，都必須攜手合作。關於這一點，先生和我們看來很像是同誌，這是我得到的第一個印象。

岡村：其後我們再度見麵，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在任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的時候，適值排日運動最激烈之時，空氣緊張，我在南京宿了一夜，當然無法訪問中國官廳，隻好到領事館找現在國會議員的須磨彌吉郎君。可是，您來了電話，要我到您使館去吃飯，並約定不做任何有關政治的談話，這使我高興極了。那時候我記得您是參謀總長。

何：不，是軍政部長。

岡村：您在重慶的時候，常常受到很厲害的轟炸吧?

何：時常有轟炸，就是日本的疲勞轟炸較為討厭，你們叫做什麽?

岡村：日本叫做神經轟炸。

何：一連轟炸一整天，教人無法工作。

岡村：都是我的部屬幹的。

何：多謝多謝!(笑)

岡村：可是那裏的氣候很壞，真使飛機師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陽，有“蜀犬吠日”之說。

岡村：府上受過炸麽?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兩三次。

岡村：不是有防空洞麽?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彈，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會晃動。這種情形前後有過三次。

岡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館屋頂上做一個記號，我可以叫他們不來炸呢!(笑)

岡村：還有一件事，應該向您深深感謝：就是我們打了“敗仗”，卻沒有一個人變成“俘虜”，這是您的鼎助所賜。照國際上的慣例，戰敗的軍隊應被繳械，分別拘集軍官與士兵，並分開受戰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蘇俄、中共均是，但是我們卻不同。我們所受的稱呼，不是俘虜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說，沒有武裝的軍人，在簽字投降次日，九月十日清晨您召我去，當我去見您的時候，您一開口就說：“日本已經沒有軍隊了，現在我們兩國可以不受任何阻礙而真正攜手合作。”您鼓勵我：“我們一同努力做吧。”那時您並曾把中國政府的派令遞交給我，把日本全軍及僑民的遣回事務委任我來辦理，那張派令是怎麽寫的?

何：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那個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發布命令。我們為遣返貴國人民，曾調配船舶三十萬噸，這占當時中國船運力的百分之八十。

岡村：中國也曾給我們增配火車。因而，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止，在短短十個月期內二百萬人終獲全部遣返完畢，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僑回國的情形，令我不勝其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後，感覺不需要時，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們遣僑的速度來計算，我們自中國大陸回來，必須要四十二三年的時間。

何：若按這種蘇俄式的速度來說，是需要四十多年。

岡村：你們當時因把整個運輸力量集中到揚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濟東北的軍隊，從而影響到國軍敗於共產黨，實使我們感覺抱歉!

何：不，事情已經過去了。

岡村：關於這一點，根據我所聽到的，美國顧問團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國貽誤了遠東的局麵。它妄圖國軍開往東北，但擁有美式裝備的精銳部隊，多為南方人，中國自黃河以北沒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飯、吃饅頭，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須吃米的精銳部隊開往東北，而為遣返日僑，大米不能運往接濟，結果在內戰上招致了不利的條件。也可以說，為了盡速遣返二百多萬的日僑，結果受到很大的犧牲。

何：戰爭結束的時候，斯大林曾揚言以此報複了日俄戰爭的宿仇。但是當時蔣總統卻聲明“以德報怨”。

岡村：我最佩服的是您總不懊喪訴苦，您也許更謙虛地說你們本身有致敗的原因。當時美國報刊等對於何應欽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湯恩伯先生，頗有酷評，說你們過於“袒護日本”。

何：不，日本軍隊的複員，還是由於岡村先生的決心堅強，在戰後混亂時代未得日本陸軍部任何命令及日本複員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萬軍隊的複員，這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

岡村：我所以能擺脫戰犯，亦多虧了您派來的律師幫助。這雖然是件私事，我是應該向您致謝的。現在我又想起來的一件事，就是您認為我過去打仗的對手是中國，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國軍隊。我答應，如果對外不發表，我可以做，因其內容一經發麥，我必被殺害。於是我以鏖戰了八年的中國軍為對象，以其缺點為主，寫了一篇《從敵陣看到的中國軍》。

[yongbing1993]

蔣介石就是中國人民的千古罪人





蔣介石到底是不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事實勝於雄辯，如果蔣粉們不實事求是，寧願睜眼說瞎話舔蔣，那就是精神有問題，建議快去精神病院治療。以下是蔣介石所犯的十宗罪：

一.1927年，蔣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背叛孫中山先生，背叛革命，破壞國共第一次合作，屠殺共產黨員和愛國群眾。從此，無數抗日救國的共產黨員和愛國誌士，被蔣殘暴殺害，蔣罪孽深重，血債累累。

二.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不顧民族大義，不顧國家危亡，不顧國人被日軍欺辱，任由東北被日軍占領，不僅不去抗日，反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投降政策，繼續圍剿主張抗日救國的紅軍，1934年，蔣介石在蘇區屠殺人民，罪行累累。

三.1935年，蔣依舊不顧民族國家危亡，對日本帝國主義策動華北自治，妄圖建立第二個偽滿洲日偽政府，采取妥協政策。

四.1938年，蔣不顧百姓安危，為了抗擊日軍，下令炸開黃河大堤，淹死百姓89萬人。

五.1941年，蔣發動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破壞國共合作抗日戰線，再次背叛民族，背叛國家和人民。

六.因為蔣的消極抗日，以及昏庸無能的領導，導致國軍傷亡慘重，國土不斷淪陷。

七.1945年，日本投降後，蔣背棄雙十協定，發動內戰，致使共軍國軍官兵大量傷亡，國土生靈塗炭。

八.1945年8月14日，蔣分裂國土，國民政府和前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意並承認外蒙古獨立，將外蒙古分裂出中國。

九，1959年3月，蔣介石支持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分裂西藏、維持西藏農奴製度。

十，蔣介石在到台灣省的二十六年裏，推行反動統治，大搞個人崇拜，歧視台灣本地人民，殘暴鎮壓台灣人民的愛國行動二二八起義。蔣家王朝時代的台灣省在應對民主運動時候，大搞綁架暗殺等激化社會矛盾的黑社會手段，以此方式來管理台灣，導致了台獨勢力的猖獗。

朗朗乾坤，無數事實已經證明，蔣介石就是一個覺悟低下，隻顧一己私權，不知民族大義，不顧國家危亡，不關心人民疾苦的昏庸政客，且也是一個無德無能，虛偽無信，陰險狡詐，心狠手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無恥之徒。無論那些精神不正常的果粉蔣粉怎麽舔，也舔不白。蔣介石就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注定被釘曆史恥辱柱，遺臭萬年！蔣公仁，六度追扒毛氏墳；蔣公義，馮閻學良好兄弟；蔣公信，東北華北饋倭人；蔣公智，每搖羽扇必喪師；蔣公忠；可憐三民僅四姓；蔣公勇，笑扒黃河淹數省；蔣公豪，賣了外蒙鑄屠刀：蔣公禮，張口就放娘稀屁！恃此八德，北向與中共爭天下；於是敗東北、棄華北、潰江南、躥海島……公，奇人也！

“九一八”發生的當天，蔣介石應該電令張學良抵抗，那麽日寇就得不到東北軍的大批飛機和大量武器裝備，占不了整個東北的海量戰略資源，鬼子就沒能力發動“七七事變”，也就不會有南京大屠殺了、黃河大決堤等等慘劇了。

鐵一般的曆史表明，蔣介石不但不是中華民族抗日的功臣，而且，是抗日戰爭的破壞者，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凶，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首先，蔣介石不抵抗，導致了東北、華北等地的淪陷。早在1928年5月北伐戰爭期間，蔣介石在對日鬥爭方麵就表現了其可恥的懦弱、投降的一麵。1928年5月1日，北伐軍占領濟南。日軍於5月3日主動侵入蔣派出政府的駐地，“俘虜”了前來交涉的外交部長，並將蔡公時等外交人員全部殺害(手段極其殘忍)。日軍進攻國民黨軍駐地、在濟南城肆意燒殺，據資料，此次事件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殺害人數高達兩萬餘，受傷者兩千餘，被俘軍民七千餘。日軍在濟南大量扣留車輛，截斷交通線路，並強占膠濟沿線的行政機關。蔣介石不敢抵抗，忍氣吞聲，最終繞道北伐。這次事件，蔣介石表現了對帝國主義不敢抵抗，讓日本人看出了其懦弱，也為以後的“九一八”事變埋下了罪惡的種子。

1931年9月18日淩晨，日本軍隊炸毀沈陽近郊柳條湖附近的鐵路路軌，誣稱是中國軍隊為，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中國東北軍軍營，發動“九一八”事變，這也是對中國東北侵略的開始。蔣介石奉行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集中力量於“圍剿”紅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強令東北軍不準抵抗，直接導致東北全境迅速淪陷。

蔣介石不但不準東北軍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且，對於“擅自”抵抗侵略的中國軍民，則采取打擊、瓦解、迫害手段，加以破壞。這是蔣介石對抗日革命力量的一貫做法。

除了重點剿殺中國共產黨、紅軍和革命群眾之外，1936年，蔣介石還抓捕了堅決主張抗日的“七君子”，瓦解了兩廣地方實力派的“六·一”抗日運動;破壞了“一二·九”抗日愛國運動，壓製愛國輿論，嚴禁排日運動，各報紙、通訊社禁止刊登排日和抵製日貨消息。極力宣揚恐日、媚日、崇日意識。高喊“奢言抗戰者殺無赦”“如果在這個時候隻是好高騖遠，奢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來除滅共產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中國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夠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

其二，試圖用賣國的辦法，獲取日本帝國主義的高抬貴手。在對內殘酷鎮壓抗日愛國力量的同時，蔣介石對日本侵略者，則步步退讓，關懷備至，日本人要他開放哪裏，他就開放哪裏。在當時的蔣介石眼裏，中日關係是維護其統治的前提，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他要拚命維護中日關係大局。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奮起反抗，全國人民大力支援。但，蔣介石卻極力破壞，並派代表與日本侵略者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劃上海為非武裝區、自由貿易區，中國不得在上海到蘇州、昆山一帶駐軍，而日本卻可以在許多地方駐軍，出賣了上海主權。1933年5月，蔣介石再次對日本侵略讓步，簽訂了《塘沽協定》，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中國東北、熱河省的占領，承認了長城是中國與日本一手扶持的偽滿的邊界，同時，蔣綏東、察北、冀東作為日軍自由出入的地區，華北主權也相當程度上喪失，為日本侵略華北敞開了大門。1933年7月，蔣介石又與日本侵略者簽訂了《何梅協定》，主要內容是罷免日本指定的中國軍政人員，和去年的按照美國人的意思改組中興高管一樣;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國民黨政府黨政機構;撤退駐河北的中國軍隊;禁止抗日活動，如同今天的禁止反美活動一樣。1935年5月，蔣介石與日本人簽訂《秦土協定》，向日本侵略者出賣了察哈爾主權。

然而，蔣介石對日本的投降讓步、對內壓製抗日力量，不但沒有獲得日本侵略者的友好對待、沒有維護和平，而且讓日本侵略者認為中國人民軟弱可欺，於是得寸進尺，終於導致了“七七”事變，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事業一場極其慘重的災難。蔣介石實際上長期做了日本侵略者的幫凶，是這場災難製造者之一。

第三，全麵抗戰爆發後，極力利用日軍消除異己。在全國人民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極力勸說、聲討、逼迫、讓步之下，尤其是“西安事變”的發生，蔣介石看到，如果不抗日，其“領袖”地位難以保證。於是，蔣介石終於抗日了。

全國人民對於蔣介石的抗日，是支持的，而且，也隻是在蔣介石抗日的前提下，全國人民特別是各地方實力派才承認其領袖地位。蔣介石終於嚐到了當國家領導人的味道。但是，其人私心自用，對中央軍、雜牌軍區別對待，尤其是，對於那些曾經反蔣的實力派，蔣卻想著利用日軍削弱其力量，而且，試圖通過抗日戰爭，實現消除地方實力派的目標。於是，抗日戰場上，各地方實力派懼於被蔣消滅，不敢拚盡全力。這就是蔣指責的各雜牌軍“保存實力”。其實，消極抗戰、保存實力最突出的不是地方實力派，而是蔣係中央軍。蔣的做法，是雜牌軍被日本消滅一個師，就撤銷其一個師的編製，消滅一個軍，則撤銷其一個軍的編製。東北軍在抗日戰爭初期尚有七個軍，到抗日戰爭結束時，就餘下一個53軍，其他的軍，要麽被日本消滅，要麽被蔣介石中央軍吞並。有人說東北軍、西北軍等雜牌軍投降叛變甚多，而中央軍投降甚少，說明雜牌軍抗日不力。其實，雜牌軍投降叛變固然是對民族的犯罪，但是，蔣介石利用日軍消除異己，打擊抗日力量，更是犯罪，這是導致雜牌軍投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發動三次反共高潮，極力破壞共產黨人的抗日行動。在抗日戰爭防禦階段，國民黨軍在正麵戰場，的確進行了相對比較積極的抵抗，緩解了日本侵略的步伐。即使在這一階段，雜牌軍同樣顯示了氣壯山河的氣概，而中央軍不聽指揮、消極避戰、見死不救的事，屢屢發生，導致雜牌軍傷亡慘重，而且喪失了對蔣的信任。

蔣介石打擊的重點對象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敵後抗日軍民。

1938年10月，以武漢、廣州陷落為標誌，中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軍鑒於其戰線過長，開始調整侵略政策，對蔣介石由軍事進攻為主，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蔣介石鬆了口氣，於是，在暗地裏與日本侵略者媾和的同時，開始想法消滅中國共產黨和敵後抗日軍民。當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毛主席寫了《論持久戰》，指明勝利前途，指導鬥爭方法，領導全國人民抗戰，他一心想的是如何進行全民族的動員，開展人民戰爭，以爭取這場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而蔣介石呢?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會議的中心議題居然是抗戰和反共。此次全會確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動方針，實質上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把槍口指向共產黨領導下的堅決抗日的中國軍民。不久國民黨頑固派就依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東的沈鴻烈、山西的閻錫山、陝西的胡宗南、河北的石友三朱懷冰，在日本配合下，紛紛向八路軍發動摩擦，襲擊殺害抗日軍民，製造流血衝突，破壞抗日。

沈鴻烈為首的頑固派提出“寧偽化，不赤化”，“寧亡於日，不亡於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動口號，很能體味蔣的苦心。

戰略相持階段是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蔣介石的抗戰決心更加動搖。1940年8月，為打破日本的“囚籠”政策，並阻止蔣介石的動搖、投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和華北軍民發動了“百團大戰”，達到了戰略目標，顯示了敵後抗戰的偉大力量。但是，蔣介石看到抗日革命力量的壯大，不但不喜，反而非常擔憂。於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上演。這次反共高潮，重點是針對新四軍。1940年底，蔣介石強令新四軍軍部北移，並設下口袋陣，次年1月6日，當新四軍轉移到皖南涇縣雲嶺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軍的預有準備的突然襲擊，新四軍軍部九千餘人，除少部分突圍外，大部分被抓或犧牲。蔣介石趁勢取消新四軍番號，誣蔑新四軍是“叛軍”。是為“皖南事變”。

1943年，蔣介石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勝利，趁共產國際解散之機，大造輿論，宣稱“馬列主義已經破產”“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要求解散共產黨，取消“陝北特區”，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軍事上，蔣介石指使胡宗南，從對付日軍的河防軍中抽出6個師，向西調動，加上原本用來封鎖陝甘寧邊區的數十萬軍隊，準備分九路“閃擊”延安。看好了，蔣介石不把胡宗南這種所謂的精銳對付日本，而是用來對付共產黨。

試想，蔣介石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中，先是堅決反對並破壞抗戰、堅決鎮壓抗戰力量、對日本卻屢次做出喪權辱國的讓步，慫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當看到如果再頑固反對抗、不得不開始抗戰時，卻又試圖利用抗戰消滅異己，導致各雜牌軍離心離德;當抗戰遇到困難時，暗地與日本媾和，甚至不惜出賣東北換取日軍的停戰;當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革命軍民力量壯大、取得勝利後，又極力製造摩擦，試圖消滅抗日力量。蔣介石抗戰無能，還製造了花園口決堤、長沙大火、重慶大火等悲慘事件，中國人民死亡無數;水旱黃湯，成為中原人民的四大災難;抓壯丁，肆意敲詐百姓，對抓來的壯丁極其殘忍，無數壯丁還沒有走上戰場，就被虐待死在走上戰場的路上。

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為了反共，可以對日投降;為了投降，可以更加賣力地反共，可以出賣更多中國主權。蔣介石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罪人!他對日投降、阻止抗戰、破壞抗戰，居然還要搶奪抗戰勝利成果。說蔣介石是什麽抗戰領袖，請問，他為抗戰做過什麽?說蔣介石是抗戰功臣，他們為抗戰立過什麽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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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消極抗戰是為了積極反共







如果“九一八”發生的當天，蔣介石電令張學良抵抗，那麽日寇就得不到東北軍的大批飛機和大量武器裝備，占不了整個東北的海量戰略資源，鬼子就沒能力發動“七七事變”，也就不會有南京大屠殺了、黃河大決堤等等慘劇了。

鐵一般的曆史表明，蔣介石不但不是中華民族抗日的功臣，而且，是抗日戰爭的破壞者，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凶，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首先，蔣介石不抵抗，導致了東北、華北等地的淪陷。早在1928年5月北伐戰爭期間，蔣介石在對日鬥爭方麵就表現了其可恥的懦弱、投降的一麵。1928年5月1日，北伐軍占領濟南。日軍於5月3日主動侵入蔣派出政府的駐地，“俘虜”了前來交涉的外交部長，並將蔡公時等外交人員全部殺害(手段極其殘忍)。日軍進攻國民黨軍駐地、在濟南城肆意燒殺，據資料，此次事件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殺害人數高達兩萬餘，受傷者兩千餘，被俘軍民七千餘。日軍在濟南大量扣留車輛，截斷交通線路，並強占膠濟沿線的行政機關。蔣介石不敢抵抗，忍氣吞聲，最終繞道北伐。這次事件，蔣介石表現了對帝國主義不敢抵抗，讓日本人看出了其懦弱，也為以後的“九一八”事變埋下了罪惡的種子。

1931年9月18日淩晨，日本軍隊炸毀沈陽近郊柳條湖附近的鐵路路軌，誣稱是中國軍隊為，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中國東北軍軍營，發動“九一八”事變，這也是對中國東北侵略的開始。蔣介石奉行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集中力量於“圍剿”紅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強令東北軍不準抵抗，直接導致東北全境迅速淪陷。

蔣介石不但不準東北軍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且，對於“擅自”抵抗侵略的中國軍民，則采取打擊、瓦解、迫害手段，加以破壞。這是蔣介石對抗日革命力量的一貫做法。

除了重點剿殺中國共產黨、紅軍和革命群眾之外，1936年，蔣介石還抓捕了堅決主張抗日的“七君子”，瓦解了兩廣地方實力派的“六·一”抗日運動;破壞了“一二·九”抗日愛國運動，壓製愛國輿論，嚴禁排日運動，各報紙、通訊社禁止刊登排日和抵製日貨消息。極力宣揚恐日、媚日、崇日意識。高喊“奢言抗戰者殺無赦”“如果在這個時候隻是好高騖遠，奢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來除滅共產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中國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夠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

其二，試圖用賣國的辦法，獲取日本帝國主義的高抬貴手。在對內殘酷鎮壓抗日愛國力量的同時，蔣介石對日本侵略者，則步步退讓，關懷備至，日本人要他開放哪裏，他就開放哪裏。在當時的蔣介石眼裏，中日關係是維護其統治的前提，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他要拚命維護中日關係大局。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奮起反抗，全國人民大力支援。但，蔣介石卻極力破壞，並派代表與日本侵略者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劃上海為非武裝區、自由貿易區，中國不得在上海到蘇州、昆山一帶駐軍，而日本卻可以在許多地方駐軍，出賣了上海主權。1933年5月，蔣介石再次對日本侵略讓步，簽訂了《塘沽協定》，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中國東北、熱河省的占領，承認了長城是中國與日本一手扶持的偽滿的邊界，同時，蔣綏東、察北、冀東作為日軍自由出入的地區，華北主權也相當程度上喪失，為日本侵略華北敞開了大門。1933年7月，蔣介石又與日本侵略者簽訂了《何梅協定》，主要內容是罷免日本指定的中國軍政人員，和去年的按照美國人的意思改組中興高管一樣;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國民黨政府黨政機構;撤退駐河北的中國軍隊;禁止抗日活動，如同今天的禁止反美活動一樣。1935年5月，蔣介石與日本人簽訂《秦土協定》，向日本侵略者出賣了察哈爾主權。

然而，蔣介石對日本的投降讓步、對內壓製抗日力量，不但沒有獲得日本侵略者的友好對待、沒有維護和平，而且讓日本侵略者認為中國人民軟弱可欺，於是得寸進尺，終於導致了“七七”事變，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事業一場極其慘重的災難。蔣介石實際上長期做了日本侵略者的幫凶，是這場災難製造者之一。

第三，全麵抗戰爆發後，極力利用日軍消除異己。在全國人民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極力勸說、聲討、逼迫、讓步之下，尤其是“西安事變”的發生，蔣介石看到，如果不抗日，其“領袖”地位難以保證。於是，蔣介石終於抗日了。

全國人民對於蔣介石的抗日，是支持的，而且，也隻是在蔣介石抗日的前提下，全國人民特別是各地方實力派才承認其領袖地位。蔣介石終於嚐到了當國家領導人的味道。但是，其人私心自用，對中央軍、雜牌軍區別對待，尤其是，對於那些曾經反蔣的實力派，蔣卻想著利用日軍削弱其力量，而且，試圖通過抗日戰爭，實現消除地方實力派的目標。於是，抗日戰場上，各地方實力派懼於被蔣消滅，不敢拚盡全力。這就是蔣指責的各雜牌軍“保存實力”。其實，消極抗戰、保存實力最突出的不是地方實力派，而是蔣係中央軍。蔣的做法，是雜牌軍被日本消滅一個師，就撤銷其一個師的編製，消滅一個軍，則撤銷其一個軍的編製。東北軍在抗日戰爭初期尚有七個軍，到抗日戰爭結束時，就餘下一個53軍，其他的軍，要麽被日本消滅，要麽被蔣介石中央軍吞並。有人說東北軍、西北軍等雜牌軍投降叛變甚多，而中央軍投降甚少，說明雜牌軍抗日不力。其實，雜牌軍投降叛變固然是對民族的犯罪，但是，蔣介石利用日軍消除異己，打擊抗日力量，更是犯罪，這是導致雜牌軍投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發動三次反共高潮，極力破壞共產黨人的抗日行動。在抗日戰爭防禦階段，國民黨軍在正麵戰場，的確進行了相對比較積極的抵抗，緩解了日本侵略的步伐。即使在這一階段，雜牌軍同樣顯示了氣壯山河的氣概，而中央軍不聽指揮、消極避戰、見死不救的事，屢屢發生，導致雜牌軍傷亡慘重，而且喪失了對蔣的信任。

蔣介石打擊的重點對象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敵後抗日軍民。

1938年10月，以武漢、廣州陷落為標誌，中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軍鑒於其戰線過長，開始調整侵略政策，對蔣介石由軍事進攻為主，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蔣介石鬆了口氣，於是，在暗地裏與日本侵略者媾和的同時，開始想法消滅中國共產黨和敵後抗日軍民。當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毛主席寫了《論持久戰》，指明勝利前途，指導鬥爭方法，領導全國人民抗戰，他一心想的是如何進行全民族的動員，開展人民戰爭，以爭取這場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而蔣介石呢?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會議的中心議題居然是抗戰和反共。此次全會確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動方針，實質上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把槍口指向共產黨領導下的堅決抗日的中國軍民。不久國民黨頑固派就依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東的沈鴻烈、山西的閻錫山、陝西的胡宗南、河北的石友三朱懷冰，在日本配合下，紛紛向八路軍發動摩擦，襲擊殺害抗日軍民，製造流血衝突，破壞抗日。

沈鴻烈為首的頑固派提出“寧偽化，不赤化”，“寧亡於日，不亡於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動口號，很能體味蔣的苦心。

戰略相持階段是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蔣介石的抗戰決心更加動搖。1940年8月，為打破日本的“囚籠”政策，並阻止蔣介石的動搖、投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和華北軍民發動了“百團大戰”，達到了戰略目標，顯示了敵後抗戰的偉大力量。但是，蔣介石看到抗日革命力量的壯大，不但不喜，反而非常擔憂。於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上演。這次反共高潮，重點是針對新四軍。1940年底，蔣介石強令新四軍軍部北移，並設下口袋陣，次年1月6日，當新四軍轉移到皖南涇縣雲嶺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軍的預有準備的突然襲擊，新四軍軍部九千餘人，除少部分突圍外，大部分被抓或犧牲。蔣介石趁勢取消新四軍番號，誣蔑新四軍是“叛軍”。是為“皖南事變”。

1943年，蔣介石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勝利，趁共產國際解散之機，大造輿論，宣稱“馬列主義已經破產”“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要求解散共產黨，取消“陝北特區”，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軍事上，蔣介石指使胡宗南，從對付日軍的河防軍中抽出6個師，向西調動，加上原本用來封鎖陝甘寧邊區的數十萬軍隊，準備分九路“閃擊”延安。看好了，蔣介石不把胡宗南這種所謂的精銳對付日本，而是用來對付共產黨。

試想，蔣介石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中，先是堅決反對並破壞抗戰、堅決鎮壓抗戰力量、對日本卻屢次做出喪權辱國的讓步，慫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當看到如果再頑固反對抗、不得不開始抗戰時，卻又試圖利用抗戰消滅異己，導致各雜牌軍離心離德;當抗戰遇到困難時，暗地與日本媾和，甚至不惜出賣東北換取日軍的停戰;當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革命軍民力量壯大、取得勝利後，又極力製造摩擦，試圖消滅抗日力量。蔣介石抗戰無能，還製造了花園口決堤、長沙大火、重慶大火等悲慘事件，中國人民死亡無數;水旱黃湯，成為中原人民的四大災難;抓壯丁，肆意敲詐百姓，對抓來的壯丁極其殘忍，無數壯丁還沒有走上戰場，就被虐待死在走上戰場的路上。

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為了反共，可以對日投降;為了投降，可以更加賣力地反共，可以出賣更多中國主權。蔣介石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罪人!他對日投降、阻止抗戰、破壞抗戰，居然還要搶奪抗戰勝利成果。說蔣介石是什麽抗戰領袖，請問，他為抗戰做過什麽?說蔣介石是抗戰功臣，他們為抗戰立過什麽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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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聞中的重慶軍和中共黨軍







當年的《朝日新聞》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電：日本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敵大半為中共軍，與之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中共黨軍的作戰占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屍中，中共黨軍約占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中共黨軍所占的比率，則隻有三成五。這一方麵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朝日新聞》報道的這則消息，內容和數據均來自日本華北方麵軍的年度工作總結。被蔣介石以及它的徒子徒孫們汙蔑的“遊而不擊”的軍隊，一年作戰次數竟占一萬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與日寇交戰的軍隊占半數以上，戰死的遺體中，中共軍隊也占半數。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落入敵寇之手的俘虜人數，比蔣介石國民黨軍隊交戰次數多、參戰人員多的八路軍，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虜卻比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少了接近一半。連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認：“這一方麵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在這裏要問一句：一個“劣弱”的軍隊能稱為抗戰的主力嗎?一個交戰意識“昂揚”的軍隊能說他們是“遊而不擊”嗎?

再看看叛國投敵的偽軍自己是如何說的——

《新民報》(為北平偽政府辦的報紙)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　載中華社(筆者注：北京偽新聞社)訊：中共軍……潛行於地下，發動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遊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跡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共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在日偽軍眼裏，消滅八路軍已經上升到結束“大東亞聖戰”的戰略高度。自詡“武運長久”的大日本“皇軍”已經不把國民黨軍隊看在眼裏，而把“遊而不擊”的八路軍作為主要的作戰對象。那些對自己國家沒有好感的“精英”們，不相信大陸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說的話吧，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總結報告吧!其實，當年投降日本皇軍的“二鬼子”們對這場戰爭最有發言權。因為他們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衝在頭裏。他們是見過真槍實彈的，也多次領教過八路軍的厲害，所以感受深，說話也比現在的“精英”們實在。

蔣介石的“抗日”語錄

1.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麽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1931年9月)

2.ZF現在既已此案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國民ZF《告全國民眾書》(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ZF可同意與日本協商，或可在不損我國尊嚴之前提下讓出東北。——國民ZF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轉述蔣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GCD，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蔣介石在南昌的講話(1931年8月22日)

5.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的講話(1933年9月23日)

6.我們要以專心一致剿匪，要為國家長治久安之大計，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礎，皆不能不消滅這個心腹之患，如果在這個時候隻是好高騖遠，奢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除滅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無論外麵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後倒置。——蔣介石對剿共高級將領訓詞(1933年4月7日)

7.外寇不足為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決不能禦外侮。——蔣介石對圍剿紅軍將領訓話(1933年4月10日)

8.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蔣介石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殺無赦。——蔣介石在中日簽定《何梅協定》後的講話(1935年底)

蔣介石的抗戰前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並大舉進攻長城各口，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因蔣介石國民黨破壞而失敗。5月31日國民黨ZF派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武裝區，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

塘沽協定內容：

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於昭和8年5月25日，在密雲接受國民ZF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派軍使、該分會參謀徐燕謀所提出的正式停戰提議。依此，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關於停戰協定，委任全權於該軍代表關東軍參謀副長少將岡村寧次，在塘沽與國民ZF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委任的停戰協定全權、華北中國軍代表、北平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簽訂停戰協定於下：

一、中國軍隊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又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麵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業已遵守第一項規定時，不再越過上述中國軍的撤退線繼續進行追擊，並自動回到大致大城一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麵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五、本協定蓋印後，即發生效力。

作為以上證據，兩代表於此簽名蓋櫻

蔣介石“抗戰到底”的“底”界

蔣中正在1937年8月7日國防聯席會議上講話：“許多人說冀察問題、華北問題，如果能予解決，中國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劃個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賂。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之行為，這我敢做。可以以長城為疆界。”——國防聯席會議記錄(1937年8月7日)

1939年1月，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闡述“抗戰到底”的“底”界說，正式提出“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的方針。他說：“抗戰到底的‘底’在哪裏?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國亡了才算到底，必須有一個界說”。“在盧溝橋事變前現狀未恢複，平津未恢複以前不能與日本開外交談判。”“我們不恢複‘七七’事變前原狀就是滅亡，恢複了就是勝利。”——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會議記錄(1939年1月)

蔣中正就這樣把“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說成是“抗戰到底”的“底”界。他對內：試圖以“恢複了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就是勝利”界說，來統一全國對抗戰的認識;對外：“以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對日議和的交涉條件。

1937年11月5日，蔣中正對德國大使陶德曼說：“假如日本不願恢複戰前狀態，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至德國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日本ZF不理睬蔣中正的條件。他們用行動回答：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禦前會議決定：“對中國現中央ZF，帝國采取的政策是設法使其崩潰”;終止“陶德曼調停”;近衛首相於1月16日發表“今後不以國民ZF為對手”的聲明。

1939年3月，蔣介石親自指揮複興社的杜石山、柳雲龍與日本宣野長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談判。3月17日，柳雲龍向宣野提出和平條件;必須“恢複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關於滿洲，另行協定”。“小川、宣野對蔣的條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ZF於9月13日發表聲明，決定扶植汪精衛成立中央ZF。香港日蔣談判告吹。——《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東京1973年版，614頁。

抗戰期間賣國反共的《和平意見》

據日本檔案《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憶錄》收錄的雙方“對答記錄”和中國方麵3月10 日提出書麵的《和平意見》記載，重慶代表在交涉中對日本方麵作了大幅度的讓步：

(一)“滿洲國的獨立是既成事實”，蔣委員長“對此表示承認毫無異議”。目前，中國方麵主張中日“締結特別協定，兩國共同將其作為保護國”。(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4、136、341頁。)

(二)原則上同意“締結防共協定及使內蒙地區特殊化”;萬一“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7、340頁。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的表述是：“中國方麵提出，當撤兵之際，在具體方法上，日本軍可在必要地點，相當長期地延緩撤兵。”)

(三)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協定後中國所取之必然步驟”。(注：《和平意見》第二條;《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9頁。)重慶代表、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強調：“自然停止抗日”;“中國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問題可交給中國好了。”(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2—133頁。)

(四)可以把華北、長江下遊地區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注：《今井武夫回憶》第133頁。)“絕對同意”給日本臣民以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自由。(注：《和平意見》第五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中國招聘日本的軍事、經濟顧問。(注：《和平意見》第六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蔣介石投敵賣國“檔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過三次議和，檔案材料顯示，蔣中正的國民ZF一方，以苟安性質的“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底線”，對日謀求妥協。而天皇製日本的權力機構則明確決定要設法使中國現中央ZF崩潰。1938年7月，五相會議決定的《適應時局的對中國的謀略》規定，日本ZF的方針是“推翻中國現中央ZF，使蔣中正垮台”，這就是明證。在雙方“底線”有天壤之別的交涉中，日本方麵的條件一步步升級，變本加厲，而且對重慶寸步不讓。蔣中正及其代理人卻一味地單方麵讓步，答應諸如對“滿洲國加派公使或大使”;締結特別協定，認可偽滿作為日本、中國的“保護國”，同意“討共”，“用密約辦理”;重慶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劃內蒙為“特殊地區”;可以華北和長江下遊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承認共同開發中國資源、接受日本顧問“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戰爭前期蔣介石對日議和問題再探討》

直到1940年秋，蔣中正才中止以“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為條件的對日言和，擱置他原來已經同意親自與日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將舉行的“長沙會談”。蔣介石轉而決定采納“苦撐”的方針，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發生變化。

這些事情發生在七七事變以後，但在蔣中正的心目中，東北是可以放棄的。雖然在七七事變以前,蔣中正沒有明確表示，但一個人的指導思想總是會在其政策中透露出來的，比如1934年簽訂的《塘沽協定》，認可長城線是與偽滿的政治分界線，默認了“滿洲國”的存在。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的所謂“對華三原則”，其內容是：一、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二、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間，中日雙方就“廣田三原則”多次進行談判。1936年1月，國民黨ZF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國民ZF既非全部承認三原則，亦非全然不承認”。

1936年11月間，蔣中正的代表張群曾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進行秘密談判(高宗武參與其事)，談判達成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認“滿洲國”。

—錢昌照：《縱橫》民國八十八年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