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談《民主集中製》的問題

毛澤東談《民主集中製》的問題

 

 

看起來，我們有些同誌，對於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製，還不理解。有些同誌已經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別的什麽式的，總之，已經工作了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了，但是他們還不懂得這個問題。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越有鬼。我看不應當怕。有什麽可怕的呢？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我們的工作中是和非的問題，正確和錯誤的問題，這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隻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隻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那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麽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麽隻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麽隻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麵的經驗，得到很大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一試看。司馬遷說：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屆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無其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以不去理它，讓專家們去研究吧，但是司馬遷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的確有其事，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的一例之外，都是指當時領導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了一些幹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的，都應當按照具休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誌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我在這裏申明，我不是提倡對於部對同誌，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我是說，人類的各個曆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很多。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的領導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別，在正確路線領導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而在錯誤路線的領導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隻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的時機，通過民主集中製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至於自己犯了錯誤．經過同誌們的批評和上級的鑒定，作出正確處理，因而下降或調動工作的人，這種下降或調動，對於他們改正錯誤，獲得新的知識，會有益處，那就不待說了。

現在有些同誌，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製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製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同誌們，我們是幹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於黨的事業，不利於人民的事業的，就應當征求人民群眾和同誌們的意見，並且自己做檢討，這種檢討，有的時候，要有若幹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滿意，再來第二次，還有不滿意，再來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再做檢討。有的省委就是這樣做的。有一些省比較主動，讓大家講話，早的，一九五九年就開始做自我批評，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開始做自我批評。還有一些省委是被迫做檢討的，像河南、甘肅、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現在才剛剛開始作自我批評。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做檢討，晚做檢討，隻要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群眾批評，隻要采取了這種態度，都應當歡迎。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製，就不可能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

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幹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但是，如果不向群眾和幹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幹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麵。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麵，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製就建立不起來。什麽嗎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如果大家對問題不了解，有意見還沒有發表，有氣還沒出，你這個集中統一怎麽建立得起來呢？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製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領導機關，就製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麵說來，隻是個加工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分的、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製造出好的成品來。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麵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隻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麵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我們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不是要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嗎？如果離開充分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隻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

我們的集中製，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製。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各級黨委是執行集中領導的機關，但是，黨委的領導，是集體的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會內部隻應當實行民主集中製。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隻要大家不讚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我這是指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後的日常工作。隻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於複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麵，好的和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不可能辦到的。盡可能地慎重一些，周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製的“班長”。以前有個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裏有個範增，給他出過主意，可是項羽不聽範增的話。另外一個人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采納不同意見。有個知識分子叫酈食其，去見劉邦。初一報，說是讀書人，孔夫子一派的。回答說：現在軍事時期，不見儒生。這個酈食其就發了火，他向管門房的人說：你給我滾進去報告，老子是高陽酒徒，不是儒生。管門房的人進去照樣報告了一遍。好，請。請了進去，劉邦正在洗腳，連忙起來歡迎。酈食其因為劉邦不見儒生的事，心中還有火，批評了劉邦一頓。他說，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為什麽輕視長者！這時候，酈食其已經六十多歲了，劉邦比他年輕，所以他自稱長者。劉邦一聽，向他道歉，立即采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此事見《史記》酈食其和朱建傳。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曆史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我們現在有一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誌不改，最後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誌如果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笑聲）我為什麽講得這樣厲害呢？是想講的挖苦一點，對於一些同誌戳得痛一點，讓這些同誌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睡不著覺。如果他們睡得著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戳痛。

我們有些同誌，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裏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誌，你坐到那裏去幹什麽呢？為什麽不坐到自己房子裏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紛紛議論呢？本來養成了這樣一股風氣，當著你的麵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回避一下。有了錯誤，一定要做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誌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誌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做了第…書記，對於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就要擔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製，就不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製。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麽狀態呢？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成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

沒有民主集中製，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這兩個方麵是分不開的，把這兩個方麵結合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叫人民民主專政。我們的口號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怎樣實行領導呢？經過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無產階級團結一切讚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和階層。對反動階級，或者說，對反動階級的殘餘實行專政。在我們國內，人剝削人的製度已經消滅，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已經消滅，現在反動階級已經沒有過去那末厲害了，比如說，已經沒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過剛建立的時候那麽厲害了，也沒有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時候那末厲害了，所以我們說是反動階級的殘餘。但是對於這個殘餘，千萬不可輕視，必須繼續同他們做鬥爭，已經被推翻的階級，還企圖複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我們的公安係統是掌握在正確的同誌的手裏的。也可能有個別地方的公安部門，是掌握在壞人手裏。還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誌，不依靠群眾，不依靠黨，在肅反工作中不是執行在黨委領導下通過群眾肅反的路線，隻依靠秘密工作，隻依靠所謂專業工作。專業工作是需要的，對於反革命分子，偵察、審訊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實行黨委領導下的群眾路線。特別是對於整個反動階級的專政，必須依靠群眾，依靠黨。對於反動階級實行專政，這並不是說把一切反動階級分子統統消滅掉，而是要改造他們，用適當的方法改造他們，使他們成為新人。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實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有複辟的可能，這個問題應當警惕，也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

[yongbing1993]

文化大革命時期新中國經濟發展






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在毛澤東生前，新中國的工人階級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製並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這些進展，使全世界為之震驚。同時，農村人民公社還通過興修水利、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培育推廣良種、提倡科學種田，較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生產水平和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

有的人說，如果按照人均，新中國比其他國家（地區）發展的慢，比改開後發展要慢。

關於改開前後人均指標發展對比，用數據證明了，改開後的人均指標與世界主要國家（地區）相比，反而比改開前的差距加大了，直到10幾年甚至20幾年後，才與改開前的差距一樣。

中國人均GDP占法國人均GDP比例，改開後，除1984年、1985年外，其他年份的人均GDP都低於1976年，直到20年後的1996年，才超越1976年。整整20年才超越。

中國人均GDP占意大利人均GDP比例，就更誇張了，人均GDP都低於1976年，直到24年後的2000年，才超越1976年。24年。

中國占德國的人均GDP比例的數據與法國差不多，但是比法國還要晚一年，直到21年後的1997年，人均GDP所占比例才超過1976年。21年。

英國的對比，直到2003年，人均GDP占比才超過1976年。整整27年。

中國人均GDP占日本GDP占比，直到26年後的2002年才超過1976年占比。26年。

過了19年以後，在1994年，中國人均GDP占美國比重才超越1976年。

中國人均GDP占韓國人均GDP比重的數據就更難看了，直到2003年也未超越1976年的比例。

我們再看看人口增長速度情況。

中國人口，1949年54167萬人；1978年96259萬人；2007年132129萬人。

改開前1949-1978的27年間，人口年均增長率為2%；改開後1978-2007的27年間，人口年均增長率為1.1%。

改開前，1978年比1949年人口增加了77.71%；改開後2007年比1978年人口增加了37.26%。

改開前，新中國的人口年均增長率為2.05%，在主要經濟體中僅次於印度。改開後，中國人口年均增長率為1.1%。

在總經濟指標相同的條件下，人口增長速度快的經濟體的人均經濟指標肯定要低，這是常識。即使在上圖增長率的條件下，改開後的人均指標與世界主要資本主義人均指標相比，直到20幾年後才超越改開前（1978年）。

到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國家所擁有的工業門類，中國幾乎全有。

美國著名學者莫裏斯·邁斯納曾說：“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在1978年底之前，新中國擁有了完整、獨立自主的工業體係，意義特別巨大。這樣的國家（地區），在當時是極少數的極少數。

工業化初期對比。美國資本主義工業化初期的工業生產增長速度最快，1850-1859年為6.1%，1860-1869年為8.2%，1870--1879年為3.1%，1880-1889年為5.5%，1890-1899年為3.3%，而我國經濟正常運轉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18%。其四，起點相近時期對比。1952年我國工業生產的“底子”，總要比1860年美國工業生產的“底子”大，而以這兩個年份為起點的工業增長速度，中國大大地快於美國。1860-1880年美國工業總產值從18.9億美元上升到53.7億美元，20年才增長180%；1952-195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從270.2億元上升到650.2億元，5年就增長141%。

與發達國家工業化初期相比，用數據證明了新中國比歐美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都要快得多。

鋼產量從130萬噸到3170萬噸所用時間，新中國用時26年，美國用時33年，英國用時90年（最高年產量為1970年的2829萬噸），法國用時76年（最高年產量為1973年的2526萬噸），蘇聯用時26年（與新中國一樣），印度用時63年——直到2003年。

鐵產量從190萬噸到3500萬噸所用時間，新中國用時26年，美國用時42年，英國用時120年（最高年產量為1965年的1774萬噸），法國用時93年（最高年產量為1973年的2251萬噸），蘇聯用時58年，印度用時67年——直到2007年。

文化大革命時期新中國與全世界國家（地區）GDP增長率對比

絕大多數人都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濟停滯，經濟崩潰。走資派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圍繞著要不要四個現代化，我們曾經同“四人幫”進行了尖銳激烈的鬥爭。“四人幫”胡說什麽“四個現代化實現之日，就是資本主義複辟之時”，瘋狂進行破壞，使我國國民經濟一度瀕於崩潰的邊緣，科學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

有學者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財政狀況做了論述：《新中國前三十年留給改革開放的大紅利》走資派鄧小平說 ，窮了幾千年。

但看看新中國前三十年與改革開放-積累與借債。

走資派鄧小平說的“再也不想回到過去，窮怕了”是完全違背曆史唯物主義的，《鄧選》中的 文革期間經濟崩潰了嗎？

《新中國前三十年留給改革開放的大紅利》文中的前幾部分對1949-1978年、1952-1978年新中國經濟增長數據與世界各國（地區）進行了對比。本部分單獨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年平均增長率與世界各國（地區）作對比。數據來源與本文第五部分相同。

以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為基數，新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濟年平均增長率7.66%，排名第十，依舊超越了所有發達國家（地區）以及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地區）。

文化大革命時期新中國是全世界發展速度最快國家之一，作者：井岡山觀心

很多人都說新中國前三十年發展得太慢，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發展停滯、經濟崩潰。

新中國前三十年以及文化大革命時期發展得到底是快還是慢，要由數據來支持。

主要經濟體工業發展速度

美國、蘇聯、日本、西德、英國、法國、印度工業生產指數。數據來源：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國外經濟統計資料》編輯小組編輯的《國外經濟統計資料1949年-1976年》

中國1949-1978工業生產指數。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

根據上述數據，計算各國1949-1976年工業年平均增長率如下：

可以看到，在1949-1976年間，新中國的工業增速是最快的。

可以看到，新中國一騎絕塵，超過了戰後發展最快國家之一的日本。

有人說，1949年解放戰爭剛剛結束，以此時間點作為基準點不公平，要按照恢複期結束後的1952年為基準點才行。

我們計算1952-1976年各國工業增長率：可以看到，即使以1952年為基數，新中國的發展也排名第二，僅次於戰後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的日本。

我們再看看被走資派鄧小平稱之為發展停滯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工業增長率與上述各國對比。

以1965年為基數，1966-1976年的工業年均增長率為：9.53%。

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新中國的工業年均增長率僅次於高速發展時期的日本，位居第二。

改革開放前後工業發展速度

1949-1978工業生產指數如上。

1978-2008年工業生產指數。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9》

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工業生產包括了製造業、建築業，因此與表中的第二產業相對應。

新中國1949-1978年（29年）工業年均增長率為13.48%，相對應改開後29年1978-2007年工業年均增長率為11.47%。

同樣，有的人會說，以1949年為基數不公平。為“公平起見”，筆者按照相同年限，做了四個對照組，計算年工業平均增長率。

上述每個對照組均使用相同年限，比如第一對照組為改開前1949-1978年，共29年；改開後也用29年，即1978-2007年。其他對照組以此類推。

按照走資派鄧小平的說法，“十年是浩劫，破壞了生產，發展停滯不前”。事實是什麽樣的呢？

以1965年為基數，1966-1976年的工業年均增長率為：9.53%；

如果以1978年為基數，改開後的第一個十年，1979-1989年的工業年增長率為10.33%。

如果按照包產到戶開始的1980年算起，以1979年為基數，1980-1990十的工業年增長率為：9.85%。與文革10年的9.53%基本持平，或者說差距不大。

中國1949-1978農業生產指數。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

可以看到，在1949-1976年間，新中國的農業增速是最快的。

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直都在說新中國農業發展緩慢，結果竟然如此耀眼——璀璨。

與工業數據一樣，新中國的農業生產年增長率依舊是一騎絕塵，超過其他最主要的經濟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蘇聯農業被黑了這麽多年，從數據中可以看到，蘇聯的農業生產增長率也是高於歐美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

看看1952-1976年各國農業發展速度。1952-1976年間，新中國的農業發展速度僅次於蘇聯。

1978-2008年農業生產指數。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9》

新中國1949-1978年（29年）農業年均增長率為4.32%，相對應改開後29年1978-2007年，農業年均增長率為4.58%。

如果從包產到戶的1980年算起，以1979年為基數，改開後29年1979-2008年，農業年均增長率為4.55%。可以說，幾乎持平。

新中國與全世界國家（地區）GDP增長率對比

世界銀行的各國（地區）GDP增長數據，該數據最早是1961年。根據該數據，筆者統計了這些國家（地區）1961-1978年間的GDP年均增長率，個別國家（地區）因為數據缺乏而沒有列入統計，還有幾個國家（地區）因為沒有完整數據，隻能做部分統計。

作者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2》數據計算，新中國1949-1978年社會總產值年增長率為9.37%。

統計排名結果如下：可供統計的國家（地區）共有103個，可以看到新中國社會總產值的年增長率排名第四，超過了歐美日等發達國家，也超過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排在新中國前麵的有阿曼（第一名）、博茨瓦納（第二名）、韓國（第三名）。

我們看看前三名，第一名是阿曼，該國在1964年發現石油，從此GDP開始騰飛。第二名是博茨瓦納，該國於1966年獨立，不久後發現了鑽石礦，從此GDP開始騰飛。以1952年為基數，計算的新中國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7.92%。新中國的年增長率也非常矚目，排在第八位。前麵增加了新加坡、中國香港、科特迪瓦、伊朗。

新加坡、中國香港、韓國與中國台灣並稱亞洲四小龍，主要是承接了歐美的工業轉移並得到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力投資，從而創造了經濟騰飛的奇跡。伊朗的飛速發展是因為石油以及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是美國的大力投資。科特迪瓦上世紀60年代獨立後經濟飛速發展主要原因是咖啡、可可和木材出口增加以及宗主國法國的大力投資。

可以說，排在新中國前麵的國家（地區）的高速發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地區）是在被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陣營聯合禁運的情況下取得的，無一例外都是得到了歐美的大力投資。隻有新中國例外。

在被世界上最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聯合禁運的情況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地區）的經濟能夠正常增長，就更不要說飛速發展了——隻有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除外。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取得了經濟飛速發展，這本身就是世界奇跡——尤其是在美國脅迫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禁運的情況下。

除新中國外，也許隻有列寧、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蘇聯了。

[yongbing1993]

徹底清算鄧小平在文革滔天罪行





【鄧小平女兒大字報】

文革中鄧榕揭發批判鄧小平的大字報，最早發表於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編報，鄧榕文章的題目是《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期。後被光明日報、解放日報等轉載公開發表。

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鄧小平一手操縱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過我給工作組一些黑指示，並控製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嚴重的錯誤。

6月1日，毛主席親自指示發表了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我校的運動就轟轟烈烈地起來了，那時，群眾都起來了，形勢大好。這時，我們因為對運動中一些問題不知怎麽辦，就去找鄧小平，當時，我們要求派工作隊，鄧小平告訴我們工作隊不久就要派下去了，並讓卓琳打電話給李雪峰(是其秘書)，讓他們商量一下怎麽辦。不久，鄧小平派的中學第一個工作組進駐我校，工作組到了我校後，把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鎮壓了下去。

運動開始不久，鄧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對我說：“你們一定要相信工作隊，一定要聽工作隊的話，現在你們和工作隊的意見一致，你們當然聽，以後你們的意見和工作隊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你們也要聽。”我們當時對鄧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這些黑指示告訴了革委會的同學，使得他們也在這種思想控製下，死保工作組。後來當一些革命同學起來造工作組的反時，我們就本著“一定要相信工作隊”這一黑指示，打擊群眾，把反工作隊的人說成是野心家……。以後，運動的大方向變了，矛頭轉向了革命群眾，在學校裏不僅把反工作隊的同學鬥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也拉出來鬥爭。鄧小平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我是鄧小平的女兒，所以對他的指示更是積極執行，由於非常聽他們的話，所以對同學鬥同學更加積極。毛主席說：“……如果把同誌當成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正是這樣，我做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的立場錯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而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站在鄧小平一邊。

鄧小平積極支持我校的同學鬥同學，因為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眾起來奪他的權，他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動路線，借口要了解情況，解剖一隻麻雀為名，把我校當成了他的試驗田。他原想叫秘書來搞一次，後大概又覺得自己找工作組更好些，所見他親自找了一次工作隊，這樣更便於他控製工作組，控製運動。在談話中，他大力支持學生鬥學生，他也曾對我說過開兩次辯論會不算轉移目標，不算學生鬥學生。鄧的黑指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堅定了工作組鬥同學的決心，也控製了群眾。那次談話後的一切行動都是圍繞鬥群眾。有一天晚上，胡啟立把革委會的人都找了去，發了許多黑指示，並確定了鬥同學計劃：暫停鬥同學，轉向鬥黑幫，肯定革命群眾還會貼工作組的大字報，那就有借口再轉回矛頭鬥同學了。胡啟立的理由是：“我們鬥黑幫，你們他XX的在後麵開黑槍!”因此，後來連開幾次鬥爭會。(這也是鄧小平批準的)

鄧一方麵布置了我校的鬥爭會，另一方麵他叫秘書打電話給劉誌堅，意思是讓他專整那些同學的家長，給他們施加多方麵的壓力，企圖使他們投降。

鄧小平極端仇視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複黨團活動來控製運動，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鄧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組勿匆恢複了黨團隊活動，組成了臨時黨委、臨時團委，臨時大隊委員會。從此，我校運動便變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革命群眾，這成了我的指導思想。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一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麽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你是領導小組的，明天一調查出你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一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這樣做了一個時期，基本上各班都換上了我們信任的人，大大打擊了廣大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被打擊的群眾抬不起頭，喪失進步的信心，覺得沒出路，由於沉重的精神枷鎖，廣大群眾隻好俯首聽令，奴隸主義十分嚴重。我們這一陣奪權活動，扼殺了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我們是在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奪權，為更深一步推行劉鄧路線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以及給後來的對聯辯論提供了思想基礎。這同一時期，高年級的學生鬥學生也是由於忠實執行了鄧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這裏我向反動路線的受害者賠禮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輔導員，責任主要應由我負。

在鬥學生的同時，鄧還多次指示要做教師工作，其目的是把矛頭對向教師，這和鬥同學是同一性質同一目。

運動以來，鄧從未叫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因為他知道廣大群眾一旦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他的陰謀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納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我校運動，在這上麵也是按照他的意願發展的。原來，根本沒有什麽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時間，工作組自己也不學，革委會的同學也不學。後來才在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下，製定了所謂一天二小時雷打不動的“天天讀”，工作組員也才在同學們的批評下開始了“天天讀”。可是，工作組借此把同學鎖在校園內，不許亂說亂動，束縛了群眾的手腳。我們對鄧小平的指示百依百從，而對毛澤東思想則不學不用，這說明了我們的立場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的，站到劉鄧一邊，幹的事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運動以來，工作組在鄧小平的控製下，把許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個人野心家，為了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給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須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戰爭。現在還有許多同學由於受反動路線的迫害，不敢說話，我希望這些同學起來，造我的反，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我在前一階段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我相信我能在同誌們的幫助下得到改正。對我的錯誤，我的認識是非常不夠的，希望同誌們給我提出嚴厲的批評，我一定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

鄧榕

1967.4.5

[yongbing1993]

文化大革命中的紅二代的大字報






《 賀捷聲的大字報》

同誌們！戰友們！現在我們把反黨、篡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賀龍揪出來了，真是大快人心！我要堅決與三反分子賀龍劃清界線，堅決站在黨和毛主席一邊，徹底清算賀龍的罪行，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

一、我是怎樣受迫害的：我生於長征前十八天，出生之後就隨紅軍長征到延安，寄養農民家。當時賀龍在軍閥部隊裏所結拜的兄弟，國民黨旅長秦光遠、團長瞿玉屏，抱著升官發財目的來到賀部，但軍委不同意賀龍將這兩匪安插在賀部，並指示賀龍，如秦、瞿兩人願意參加革命，必須先到抗大改造，再由學校統一分配工作。賀龍對這一指示不滿，對兩匪說：“你們倆回去吧，現在共產黨裏，我無權安排你們的工作。”“我四十多歲了，僅有一女，托你們撫養了。”於是，將我交與秦、瞿兩匪帶到白區“教養”。此雖區區一例，便看出賀龍反動的本質：（甲）賀龍認為白區比解放區保險；（乙）封建的結義兄弟比共產黨可靠。

我到白區後先住在秦匪家，秦死後又到瞿家侍候全家大小，直到解放初期，我的親生母親經過重重困難才將我找回去。可恨賀龍這個混蛋將我強行要去，他揚言說：“她是賀子賀孫，應回賀家。”到賀家後，後母薛明（賀龍現妻）對我倍加歧視，賀、薛兩人限製我與親生母親通信，迫得我曾跳井自殺，未遂，我曾想上告，賀龍氣勢洶洶對我說：“你要告我嗎？我在公安部掛號了，我在總理那裏掛號了，我也在毛主席那裏掛號了，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我是副總理，我是元帥，你這個小孩、小黨員，告不倒我的，讓你姨與你媽都告去我，她們也告不倒，要告的話，我就對她不客氣。”以此威脅我。直到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我才離開賀龍，回到了親娘的身旁。毛主席就是我的救命恩人，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在心底裏呼出“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二、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瘋狂反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我和三反分子賀龍接觸的十幾年中，從未見過他學習毛主席著作，經常見到他手不離卷，形影不離，讚口不絕的是那些《七劍十三俠》、《說唐》、《小五義》、《佘賽花》、《濟公傳》、《西遊記》等神怪小說。賀龍把黑書《燕山夜話》視為珠寶、奉若神明，將它擺在書廚裏供欣賞，而把革命曆史小說隨意放在筐旁邊不理。

更可恨的是賀龍不僅自己不學習毛主席著作，而且還阻撓我們學，有一次他問我：“你在學什麽？”我說：“在學習毛主席著作。”他不滿地說：“你在宣傳部工作，不能犯錯誤太多，特別是《論共產黨員修養》，你這個小黨員要好好看，研究研究，你就是政治嗅覺不靈，幹不了什麽大事，一定要向《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請教。”一九六六年我去大連養病前，賀龍又問我帶些什麽東西，我說：“我帶了毛選四卷和主席語錄，準備讀一讀。”賀即強調說：“你應帶《論共產黨員修養》，你這個小黨員應好好學習劉主席著作，不學怎能行呢？”言下之意叫我不要學毛主席的著作。賀龍反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有一次賀龍對我說：“你的毛病就是吃不了虧，脾氣不好，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嘛！”這一語道破了賀龍篡黨篡軍的野心，賀龍就是一貫反對毛主席，一直等待時機，妄圖變天。

一貫反對和敵視毛主席著作的三反分子賀龍，突然在一九六六年二月指示薛明與何家為（賀龍辦公室副主任）起草了一個賀辦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指示，裏麵是有鬼的！一是賀龍知道文化大革命將要在全國開展，賀龍作賊心虛，怕露出其一貫反對毛主席的馬腳，急忙打起了這麵紅旗；二是賀龍對軍委表揚林彪同誌辦毛主席著作很不服氣，賀龍就不滿地說過：“我就不相信他們能學得那麽好？我們也要搞個樣子！”以此反對林副主席，與林彪同誌唱對台戲，更甚的是賀龍對賀辦的學習指示說：“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反對教條主義。”把毛主席著作誣蔑為教條主義，其心何等險惡！賀龍就是打著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招牌來反對毛澤東思想。

三、廣結黨羽、陰謀政變：一九五九年賀龍到天津大比武，當時是彭真、羅瑞卿同去的。賀、彭二人同住在水上俱樂部，賀龍住樓上，彭住樓下。一次中飯時，羅、賀、彭三人大談比武，羅得意地說：“我們軍事上就是過得硬，就是突出政治。”聲落，三人發出了使人肉麻的大笑。賀、彭、羅以為陰謀得逞，大功告成，天下即將到手，得意忘形，可惜這班混蛋錯估了形勢，高興得太早了！飯後，彭真向羅瑞卿說：“你回北京了嗎？”羅答：“我要留下給部隊講一講話。”說完，轉向賀龍說：“你還有什麽指示？”賀別有用心地說：“毛主席對大比武也很支持嘛！”賀龍就是羅瑞卿的後台，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造謠攻擊中國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其心多麽惡毒！

羅瑞卿與賀龍的關係極為密切，羅常到賀龍家，有時羅把電影帶來賀家放，一起看電影，談笑風生，感情之深不難理解，羅對賀的講話都是逐一紀錄，駕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之上。

賀賊與吳晗來往也很密，賀常與吳一起打麻將、打橋牌、釣魚，吹吹拍拍。吳晗寫的書送給賀龍，並在書上恭恭整整地寫上“敬愛的賀元帥、總理、同誌，請指示。”賀對此當然非常欣賞。其意很明顯，就是讓吳晗這班黑文人通過文藝作品為其陰謀篡黨篡軍作輿論的準備。

文化革命期間賀龍對賀鵬飛（賀子）等人說過：“劉少奇的檢討是被迫的，毛主席錯了！”這是明目張膽的拉開陣勢的猖狂進攻，挑動賀鵬飛一夥，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賀鵬飛喜歡打籃球，賀龍就語氣雙關地對賀鵬飛說：“我是你們的領隊，你媽是你們的政治指導員。”由此可見賀鵬飛這一夥在清華園幹的壞事後台是誰不是清楚了嗎？賀龍苦心孤詣地培養和支持賀鵬飛一夥，就是把自己的後代培養成像自己一樣的資產階級接班人。解放前我們的災難還記憶猶新，賀龍妄圖變天，我們一萬個不準！

四、腐化墮落，任意揮霍人民血汗：賀龍是一個大土匪，生活上充滿了資產階級腐化的臭味。平時隻要賀龍起床電鈴一響，賀家工作人員就為他一人忙碌，公務員趕忙進屋給他穿衣服、穿襪子、穿鞋；醫務人員前來量血壓；炊事員立即做美味的早餐，其每餐要保持一定熱量，為此特讓北京醫院營養科的人來賀龍處精密計算食物所含熱量。

賀龍每天至少有兩、三次散步活動，常要老婆、秘書、護士、警衛人員陪同，因怕冬天院內散步冷，花了國家數千元，將原來的走廊披上了大玻璃，專供散步之用。夏天因大院太小，有時到體育館去散步，由於那裏人多吵鬧，賀龍就將體育館的人全部轟出來。

這個揮霍無度的賀龍還喜玩猴子，給猴子吃香蕉、桔子。一次從東北帶回一隻價值幾千元的警犬，狗病了還請醫生看、吃藥、打青黴素，甚至還住醫院，狗吃的飯比人還好，頓頓有肉有魚，堂堂副總理、政治局委員，竟對猴子和狗如此關懷備至，這跟西方“自由”世界的大資本家整天無所事事，玩貓、玩狗沒有什麽區別。

賀龍這個土匪頭子，幹盡了壞事，對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像這樣的一個腐爛透頂的修正主義分子，我們非把他打倒不可！毛主席教導我們：“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曆史舞台。”三反分子賀龍雖被揪出來，伹賊心不死，賀龍的走狗還通電話對我的母親進行威脅、恐嚇。我們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窮追猛打，堅決把賀龍鬥倒！鬥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