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願意為蘇聯提供空軍基地

蔣介石願意為蘇聯提供空軍基地

 

 

 

蘇聯新任駐華大使彼得羅夫到達重慶。

第二天，蔣介石在官邸會見了彼得羅夫，正式向他提議舉行中蘇會談：聯俄，這是孫中山先生早就定了的。蘇聯參加對日作戰，這很好，我們歡迎。不過，蘇聯對中國應該采取明智的態度，這樣一來，中蘇合作就有了基礎。

蔣介石還向彼得羅夫保證：如果蘇聯出兵東北，幫助中國恢複滿洲鐵路，中國願意為蘇聯提供滿洲鐵路和商業港口的使用權，還可以共同使用那裏的空軍基地。

蔣介石的電報：......電報還強調：

外蒙古問題係中蘇兩國關係的症結所在，為了中蘇共同利益與永久和平計，中國政府願在擊敗日本及上述各項由蘇聯政府接受後，同意外蒙古獨立。

關於旅順港問題，斯大林還是不容爭辯的口氣：港內的行政管理權必須歸蘇聯。並且，中長鐵路現在還不能歸中國所有，因為這些鐵路是俄國人出錢修建的。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況且鐵路仍在日本人手裏。

轉載《蔣介石國民黨出賣蒙古主權始末》

作者：佚名

人盡深知，蒙古是在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亞洲戰場即將取得全麵勝利之際，於昏庸無能的蔣介石政府默許下由蘇聯策動獨立——但實際上，蘇聯之所以敢於在1945年煽動蒙古獨立出中國版圖，其蒙古境內的“民意基礎”，一定程度上來源於偽滿洲國時期日本關東軍的蒙獨戰略。

而不論是麵對日本還是蘇聯，作為當時國際上名義認可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國民黨無力捍衛民族大義、拱手放棄領土主權的懦弱卑微均一覽無餘，永遠不可洗白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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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12日，羅斯福會見了魏道明，向他透露：

在會議上，斯大林對遠東問題提出了三點要求：維持外蒙古現狀;中東鐵路由中蘇共管;  蘇聯要在大連及其附近地區取得一個不凍港。

十天後，羅斯福離世，杜魯門上台。

6月9日，杜魯門在白宮會見了宋子文，向他通報了《雅爾塔協定》的內容。

杜魯門顯然知道這個協定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利益，但是麵對一個在對日作戰戰場上潰敗不堪(意大利已投降、蘇軍已逼近柏林、共產黨軍隊已收複一百多萬平方公裏土地，蔣介石竟然還能丟掉河南湖南廣西福建的省會和兩百多座縣城)的中國政府，杜魯門傲慢地對宋子文說：

一旦蘇聯參加對日作戰，那麽美國政府對於《雅爾塔協定》不能不給予支持。

翻譯起來就是一句話：沒有蘇聯紅軍，你們國民黨擊退不了殘存固守的日本關東軍。

宋子文聽後當然是非常震驚，當場作出了強烈反應。

然而杜魯門不露聲色，如今的中國顯然已經不用在乎蔣介石政權的權威。

6月，蘇聯新任駐華大使彼得羅夫到達重慶。

第二天，蔣介石在官邸會見了彼得羅夫，正式向他提議舉行中蘇會談：聯俄，這是孫中山先生早就定了的。蘇聯參加對日作戰，這很好，我們歡迎。不過，蘇聯對中國應該采取明智的態度，這樣一來，中蘇合作就有了基礎。

蔣介石還向彼得羅夫保證：如果蘇聯出兵東北，幫助中國恢複滿洲鐵路，中國願意為蘇聯提供滿洲鐵路和商業港口的使用權，還可以共同使用那裏的空軍基地。

幾天後，彼得羅夫向蔣介石提出了中蘇在談判中需要解決的有關問題，涉及大連、旅順、滿洲鐵路、外蒙古、千島群島和庫頁島等。

彼得羅夫告訴蔣介石：中國隻有同意解決上述問題，蘇聯才會同中國談判，簽訂友好條約。

6月17日，宋子文從舊金山回到重慶，氣憤訴狀：杜魯門隻向我透露了《雅爾塔協定》的內容，除此以外什麽也沒說。

聽了宋子文的話，蔣介石亦是無奈，不能指望美國人，他隻能寄希望於蘇聯。

6月30日下午，宋子文攜帶蔣介石寫給斯大林的親筆信，與外交部副部長胡世澤、滿洲事務專家沈鴻烈、錢昌照、蔣經國、張福運、卜道明、劉澤榮，乘坐一架美國飛機從重慶飛抵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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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晚上，宋子文與蘇聯高層舉行初步會談，整個談話隻用了十五分鍾時間，據服務人員的調侃：

連麵包都還沒烤熱，我們接待宋的會議就結束了。

宋子文當時向斯大林遞交了蔣介石的親筆信，並表示：

孫中山先生留下遺囑，中國革命欲要成功，必須聯合蘇聯共同奮鬥。因此，我希望會談能為中蘇之間建立友好、緊密和長期的合作關係打下基礎。

7月2日晚，中蘇雙方舉行第二次會談。

會議大廳裏，燈火通明，威嚴肅穆，雙方代表陸續進場，然而大家就座後，斯大林卻站了起來，把厚厚一疊文件往宋子文麵前一推：

你知道這個嗎?如果你看過，就請發表自己的意見，但要在美國羅斯福簽字的文件基礎上進行。

宋子文低頭掃了一下文件，原來是《雅爾塔協定》。上麵，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的簽字清晰可見。

宋子文稟照蔣介石的旨意，首先回避外蒙古問題：

6月12日，蔣總統已經同彼得羅夫大使談過，現在不能解決外蒙古問題。我想，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暫時擱置起來。

斯大林一聽宋子文的話就火了，立即反駁，且語氣堅定：

蘇聯政府不能接受你們的意見，必須承認外蒙古獨立，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否則，一旦敵國從外蒙古進攻西伯利亞，比如日本打算這麽做，那麽蘇聯遠東的利益就會陷入嚴重的孤立狀態。

日本是一個富有侵略性的國家，即使日本現在戰敗了，又有誰能保證它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那樣，經過10年、15年東山再起?

中國是否承認外蒙古獨立，這顯然關係到蘇聯在滿洲和中共問題上是否接受中國的要求。

斯大林的用意很明確，如果蔣介石政權不同意外蒙古獨立，蘇聯就不會出兵東北，不會幫助中國消滅日本關東軍。

麵對斯大林的威嚴，宋子文幾乎無法給出有效的回擊。

隨後關於旅順口問題，斯大林作了讓步：

為了滿足蔣委員長的願望和要求，我們打算用'聯合使用’代替'租借’一詞。

7月3日，宋子文將第二次會談情況電告了蔣介石，在電報中提出解決外蒙古問題的三條方案：

第一，同蘇聯簽訂條約，在結盟期間，允許其在外蒙古駐軍;第二，外蒙古實行高度自治，並允許蘇聯駐軍;第三，外蒙古軍事、內政和外交自主，但與蘇聯各蘇維埃加盟共和國及英自治領地的性質不同。

會議室裏，天花板上吊著幾台電扇，有氣無力地轉動著。蔣介石召集軍政要員在這裏開會，討論宋子文的電報。

蔣介石心裏明白，斯大林以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作為蘇聯出兵的政治條件，這似乎不可能有妥協況且——同時，懾於中國共產黨的壯大，蔣介石深深恐懼蘇聯對中共的支持，因而不敢對斯大林有半點忤逆。

7月7日晚，莫斯科舉行了第三次會談，斯大林一開口就直人主題：

如果外蒙古問題得不到解決，也就不可能討論中蘇條約的問題。

宋子文依據《雅爾塔協定》關於“外蒙古之現狀，應加以保存”的字句，對維持現狀作了解釋：

中國不能承認外蒙古獨立。

可是，斯大林管不了這麽多，大聲嚷道：

我們絕不能同意。蘇聯政府出兵參戰，自然是為了拯救苦難的中國人民。但我們決不能白幹，是要報酬的!

對此，宋子文仍然以尚未接到中國政府的意見、本人無權決定為托辭，沒有答應。

斯大林繼續逼迫：

你不能做主，那你來幹什麽?

麵對斯大林咄咄逼人的氣勢，宋子文隻好以試探性的口氣說：

我們代表團的意見是讓外蒙古實行高度自治……

斯大林立即打斷：

什麽叫高度自治?

宋子文小心翼翼地向斯大林解釋說：

軍事、內政和外交權歸外蒙古，蘇聯政府可以派軍隊去。
斯大林要得到的並不是外蒙古的高度自治，他接著提出了四個協定草案：

一、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協定;二、旅順口和大連的協定; 三、中蘇和平友好協定;四、外蒙古獨立的聲明。

宋子文看了這些草案後，不敢接受，當場就退還給莫洛托夫。不料，莫洛托夫的語氣也很強硬，滿臉怒容地對宋子文說：

你最好把它們收下。

第二天，蔣經國以其父的“非正式代表”身份去找斯大林講理。

蔣經國當時任三青團幹部學校的教育長，他長期在蘇聯留學，熟悉蘇聯的情況。

一陣寒暄之後，蔣經國向斯大林敘道：

您應當理解，中國七年抗戰，為的就是要收回失地。現在，日本人還沒有趕走，東北、台灣尚未收回，大片國土還在侵略者手裏，如果再將這一大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違背了抗戰之本意嗎?

可斯大林根本不吃這一套，臉上露出一絲令人難以捉摸的笑容：

假如一支軍隊從外蒙古進攻蘇聯，攔腰切斷西伯利亞鐵路，那麽，蘇聯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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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彼得羅夫也表態：

外蒙古實際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中國接受蘇聯政府提出的聲明，隻不過是承認既成事實而已。

在中國代表團駐地，宋子文焦急萬分，如果丟掉蒙古，他就是蔣介石投降政策的替罪羊。

情急之中，宋子文搬出了美國駐蘇聯大使哈裏曼，請他征詢美國政府的意見。

盡管美國提出要在中蘇達成協議前發表意見，但實際上，華盛頓同時又宣稱：

美國在莫斯科的討論中不願對《雅爾塔協定》中的任何一點充任解釋者。

宋子文的最後一線希望落空了。

7月9日，雙方舉行第四次會談，由於斯大林的強硬態度，加之美國不願幹涉，蔣介石選擇妥協。

會談中，宋子文公布了蔣介石的電報：

中國政府今願以最大犧牲與誠意，尋求中蘇關係根本之解決，掃除今後一切可能之糾紛與不快，藉獲兩國徹底之合作，以完成孫中山總理生前與蘇聯合作之遺誌。

中國最大之需要為求領土主權行政之完整，與國內真正之統一，於此有三項問題切盼蘇聯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與援助，並且給以具體而有決心之答複：

第一，保證東北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中國準備和蘇聯共同使用旅順港，大連港辟為自由港，期限均為二十年，但旅順的管轄權屬於中國，以期中國在東北之主權行政真正能夠完整。中東南路幹線由中蘇共管，利潤均分。鐵路所有權歸中國，鐵路支線及鐵路本身以外的事業，均不包括在共同經營範圍之內，期限均為二十年。

第二，阿爾泰山脈原屬於新疆，應仍為新疆之一部。

第三，中國共產黨有單獨的軍事及行政組織，以至我軍令政令未能完全統一，深盼蘇聯隻對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援助，蘇聯政府對中國之一切援助，應以中央政府為限。

電報還強調：

外蒙古問題係中蘇兩國關係的症結所在，為了中蘇共同利益與永久和平計，中國政府願在擊敗日本及上述各項由蘇聯政府接受後，同意外蒙古獨立。

關於旅順港問題，斯大林還是不容爭辯的口氣：港內的行政管理權必須歸蘇聯。並且，中長鐵路現在還不能歸中國所有，因為這些鐵路是俄國人出錢修建的。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況且鐵路仍在日本人手裏。

宋子文依舊不敢多語……

見宋子文如此軟弱，斯大林立刻乘勢威逼：

蔣的電報說得不好聽，好像這條鐵路是中國人恩賜給我們的!

7月17日，宋子文從莫斯科敗興而歸，抵達重慶;同一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抵達波茨坦，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了最後的收尾階段。

[yongbing1993]

知識分子與知識騙子的本質區別






用知識為社會創造財富的是知識分子。以知識的名義為自己詐騙財富的是知識騙子。　　

創造財富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雖不直接創造財富，但為直接創造財富的人的正常而自然的需要提供服務即間接創造財富。真正的知識分子要麽直接創造財富，要麽間接創造財富。搞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多屬於直接創造財富。搞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多屬於間接創造財富。　　

既不直接創造財富又不間接創造財富（不為直接創造財富的人提供服務）的所謂“知識分子”不管是否真的有知識，都是假冒偽劣，都是冒牌貨，都是知識騙子。　　

創造財富改變客觀世界，導致社會財富總量增加。詐騙財富把別人已經創造出來的財富據為己有，隻改變受害者的主觀世界，隻改變財富的歸屬，不改變客觀世界，不增添社會的財富總量。　　

知識騙子是不折不扣的不勞而獲的吸血鬼寄生蟲，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反動階級，對社會毫無建設性，隻有破壞性。　　

知識分子與知識騙子的關係如同禾苗與稗草的關係——表麵上相似，本質上不同：一個對人類有益，一個對人類有害；一個創造財富，一個製造禍害；不鏟除稗草，禾苗就不能正常生長。沒有實踐經驗的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良莠不分，把稗草當禾苗，把知識騙子當知識分子。

[yongbing1993]

知識騙子詐騙的基本規律和手法





知識騙子詐騙的基本規律和主要手法　　

知識分子創造財富是改造客觀世界的行為，要成功就必須遵循客觀規律。任何有助於糾正主觀想象與客觀規律不一致的言論都有助於“創造財富”這個大目標，因此都最終能為知識分子容忍和接受——比如，如果有人跑出來告訴中國航空工業科技人員：你們哪裏哪裏做得不對，如何如何就能解決航空發動機的技術難關，而且實踐證明他說得對，你說中國航空工業科技人員會歡迎還是反對這種“不同意見”？——知識分子創造財富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怕別人明白，因此證明自己、說服別人、與不同意見爭論時能夠靠實事求是地擺事實、講道理、根據客觀的實踐解決問題。　　

知識騙子詐騙財富是改造受害者主觀世界的行為，要成功就決不能允許受害者遵循客觀規律。任何有助於糾正主觀想象與客觀規律不一致的言論都有害於“詐騙財富”這個大目標，因此都決不能為知識騙子容忍和接受——比如，一句“皇帝什麽都沒穿”的童稚之言就足以使騙子的全部嘔心瀝血前功盡棄，騙子對此豈能被容忍？——知識騙子詐騙財富是見不得人的勾當，最怕別人明白，因此證明自己、說服別人、與不同意見爭論就絕對不能靠客觀的實踐，絕對不能靠事實和道理，絕對不能允許實事求是地擺事實、講道理，隻能憑借主觀的誇張解決問題，隻能乞靈於弄虛作假招搖撞騙。　　

詐騙財富的本質是用軟暴力摧毀受害者的主觀思維，從而任憑騙子擺布——這是一切詐騙的基本原則：用軟暴力摧毀受害者的主觀思維，使其陷入盲目性、喪失自覺性、喪失自信和思維能力，任憑騙子擺布。　　

知識騙子的詐騙也不例外。不同的隻是用於作案的軟暴力的表現形式——知識騙子的一切都離不開“知識”這一包裝。　　

知識騙子用軟暴力摧毀受害者主觀思維的詐騙可分為直接詐騙與間接詐騙兩種。　　

直接詐騙——用“抬高自己、貶低對方”的辦法直接造神、造奴、造迷信，直接逼迫受害者盲目崇拜別人、妄自菲薄自己，從而陷入盲目性、喪失自覺性、喪失自信和思維能力。“抬高自己”——把自己說成不是人，是神；讓受害者因把知識騙子當神不當人而喪失自信、陷入盲目性。“貶低對方”——把受害者說成不是人，是劣等生物；讓受害者因把自己當奴不當人而喪失自信、陷入盲目性。“抬高自己、貶低對方”是“以詐為綱”，徹底摒棄“擺事實、講道理”，專門在“人”身上玩花樣、做文章；把一切都從客觀存在的東西歪曲為主觀意識的東西；把社會問題歪曲成個人品性問題、個人生理問題甚至人種“優劣”問題，按“優勝劣汰”的原則解釋一切、處理一切。　　

知識騙子在“知識”的掩護下抬高自己、貶低對方、直接造神、造奴、造迷信的主要手法有：　　

1．用知識學位“抬高自己、貶低對方”——首先製造出“學位=學問”的迷信公式，然後以自己的學位唬人：我有文憑、我有學位、我有知識、我是專家、我是“精英”，所以我正確。不成就借別人的學位唬人：XXX學術權威都這樣說，可見我正確。再不成就借外國的學位唬人：XX國XXX學術權威都這樣說，可見我正確。還不成就靠人多勢眾車輪戰術唬人：這麽多學術權威都這樣說，可見我正確……同時應用“學位=學問”、“無學位=無知識”、“學位低=知識低”的邏輯貶低對方：你沒學位、你連大學都考不上、你沒文化、你淺薄無知、你不學無術、你連XXX書都沒讀過、你連XXX都不知道、你連起碼的常識都沒有、你不懂，等你學會再來說、先去讀幾本書再來說……　　

2．用身份地位頭銜“抬高自己、貶低對方”——我是博士、院士、博導、海歸、專家、學者、教授、權威、XXX領域帶頭人、得過XXX獎、寫過XX部書、XX篇論文、給XXX上過課、成功人士、上流社會出身、書香世家、世代簪英、家教優越、見多識廣、學識淵博……而你出身低賤、孤陋寡聞、沒留過洋、沒經過係統培訓、沒經過名師指點、少調失教、少見多怪……　　

3．用人種生理“優劣”“抬高自己、貶低對方”——我聰明、睿智、“精英”、高智商、博聞強記、才思敏捷……而你不是正常人類，是“腦殘”、“智障”、“愚昧”、“智商低、文化低、素質低”、“無知”、“白癡”、“糞糞”、“低能”、“狂妄”、“痞子”、“傻逼”、“精神病”、“瘋子”、“失敗者”、“人格缺陷”、“人格分裂症”、“發育不正常”、“心理不正常”、“精神不正常”、“大腦沒有開化”、“有受虐傾向和虐待傾向”、“由於自身的低能、懶惰成了社會的弱勢群體”、“既無能力又無勤勞的人”、“進化不成功的物種”、“民粹主義瘋狂”、“暴民”、“愚民”、“劣等生物”……　　

間接詐騙——不再簡單地露骨地“抬高自己、貶低對方”，不再直接逼迫受害者盲目崇拜別人、妄自菲薄自己，而是用弄虛作假使受害者不知不覺地陷入盲目性、喪失自覺性，從而上當受騙。　　

手法：“以騙為綱”，在“擺事實、講道理”上做手腳、玩花樣——擺假冒偽劣的“事實”，講似是而非的“道理”——如：“人造政績”、“帶血的GDP”、“被幸福”、“被發展”、“餓死三千萬”、“毛澤東的稿費”、“毛澤東的身高”、“毛澤東的詩詞”、“毛澤東的行宮”、“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毛澤東整肅AB團”、“地雷戰沒有炸死一個鬼子”、“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是基本人性”、“人人為自己，合起來就是為國家”、“完成從革命黨執政黨的轉變”、“民主是個好東西”、“共產黨改名”、“普世價值”、“所謂帶路黨是為民族進步帶路”、“心中無愧，能怕帶路黨嗎？”……無論是“擺假冒偽劣的事實”還是“講似是而非的道理”都是讓受害者不知不覺潛移默化地被誤導，得出知識騙子希望受害者得出的錯誤結論，上當受騙還以為一切都是自己獨立研究獨立思考的結果。　　

直接詐騙屬於信息封鎖、信息壓製，間接詐騙屬於信息欺騙、信息誤導。直接詐騙是詐騙的初級階段，比較露骨，也容易識破。間接詐騙是高了一級的詐騙，比較隱蔽，不那麽容易識破。　　

最極端的情況是宣傳機器被知識騙子操縱——此時知識騙子不但把直接詐騙的信息封鎖、信息壓製與間接詐騙的信息欺騙、信息誤導結合到一起，而且充分利用宣傳機器的巨大威力全方位無限製地實施信息覆蓋、信息疲勞轟炸和強製性信息灌輸。這已經不是普通的詐騙，而是信息戰　　

——想讓你知道的信息鋪天蓋地叫你躲都沒地方躲，不知不覺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信以為真；不想讓你知道的東西用無數真假難辨的假信息把你層層迭迭包圍得水泄不通，叫你“三人成虎”、“眾口爍金”、“假做真時真亦假”，以至於拿到真信息都不肯相信；或者用各種垃圾信息對你沒日沒夜疲勞轟炸，叫你筋疲力盡麻木不仁，不知不覺忘了尋找真信息，甚至根本想不到還會有真信息。這一套雖然很毒辣，但也很虛弱——信息戰也是戰爭。戰爭狀態這一事實能讓受害者遲早明白自己在被迫受騙，盡管不一定清楚具體受騙細節。明白被迫受騙本身實際意味著詐騙的破產——詐騙要成功就不能使受害明白在受騙，受害者明白在受騙就意味著詐騙不成功。　　

不管是直接詐騙還是間接詐騙都不算知識騙子最高級的詐騙，因為那都是有形的、一時的、治標不治本，都是“後發製人”——受害者已經學會了思考，現在不過試圖改變其思考。而“改變思考”的本身意味著受害者“仍在思考”、“仍想思考”——即便是狂轟濫炸的信息戰也跳不出這個框框。隻要受害者“仍在思考”、“仍想思考”，那其思考即便一時被知識騙子改變過去，仍有可能以後自己又改變回來。這樣的詐騙就不徹底。　　

知識騙子真正最狡猾的詐騙不是使受害者“改變思考”，而是使受害者自己“放棄思考”——根本就不想再思考，而且是長久地不想再思考，主動把思考權奉送給知識騙子還心甘情願。　　

知識騙子實現這一點的王牌手段是“繁瑣哲學+故弄玄虛”——初級一點的是真真假假混雜在一起，弄成十件裏有七八件真、一兩件假，讓受害者被那七八件真的麻痹住，最後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高級一點的是用不計其數可真可假的東西打疲勞戰術，用黑話般的名詞術語把本來簡單明了的東西變成雲山霧罩撲朔迷離的鬼畫符，吃準受害者不可能放著創造財富的本職工作不幹而去一一核對、一一弄清所有名詞術語的真正含義這個致命要害，使受害者昏頭漲腦疲於奔命，最後不得不放棄自己思索，不得不交給以“專家”名義出現的知識騙子去處理。（這正是毛澤東指出的“黨八股”要達到的效果：“為什麽一定要寫得那麽長，又那麽空空洞洞的呢？隻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不要群眾看。因為長而且空，群眾見了就搖頭，哪裏還肯看下去呢？隻好去欺負幼稚的人，在他們中間散布壞影響，造成壞習慣。”）　　

日常生活的規律是“花多眼亂”，選擇越多越眼花繚亂難以決斷。比如不少人一進書店百貨商店就被滿眼的琳琅滿目繞得頭昏腦脹不知所措，“滿園挑瓜，挑了個眼花”，什麽決定也做不了，最後是誰號稱行家聽誰的。　　

“繁瑣哲學+故弄玄虛”就是專門利用這個規律有意識地製造眼花繚亂以詐騙。這類詐騙是摧毀受害者思維最厲害的手段，是詐騙中最高級的詐騙。　　

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律——用“法言法語”把法律變成普通人看不懂的密碼天書鬼畫符，以“健全法製”的名義用繁瑣哲學把法律複雜化神秘化，變成普通人“剪不斷、理還亂”的一團亂麻，使整個司法體係變成迷宮陷阱“威虎山”，除了“法律黨”誰也進不去出不來，最後隻好任由“法律黨”等知識騙子擺布　　

——賀衛方直言不諱：“法律行話”是“黑話”，是“法學家的‘獨門暗器’”，為的就是使“外行人一看，腦袋立馬就大了”，從而激發外行人“對於這個行業的好奇、尊重或畏懼一類的感覺”、“在內外之間劃界”、“強化某種行業化權力的合法性基礎”。　　

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這類詐騙是銷售合同——如今不但找工作、買房子、看病求醫，而且銀行開帳、電話開戶、購買電器等等都必須先簽合同。今天所有的合同都是密密麻麻連篇累牘的法律文件，普通老百姓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全看懂，甚至根本不可能全看完，也不可能事事都找律師審核，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盲目簽字。這就屬於“放棄思索”，主動地盲目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知識騙子如“法律黨”　　

——明知是這類法律合同等決不會對自己有利，明知一旦有事自己肯定倒黴，明知上當受騙，卻愣是無法避免，愣是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思索權、主動送上門去任人宰割　　

——承認自己看不懂、把一切交給“專業精英”處理，就等效於自己什麽都不想、聽憑“專業精英”怎麽吆喝就怎麽辦，等效於把人和人的關係變成了人和牛的關係　　

——牧人怎麽吆喝牛就怎麽動作，想都不帶想的，叫往哪兒就往哪兒，叫擠奶就擠奶，叫挨宰就挨宰，一切任其擺布；律師怎麽吩咐你就怎麽動作，想都不帶想的，叫簽字就簽字，叫說什麽就說什麽，叫幹什麽就幹什麽，一切任其擺布。　　

到了這種境界，受害者有思想也等效於沒思想。沒了思想，是人也等效於不是人，等效於成了牲畜。“繁瑣哲學+故弄玄虛”就這樣不僅不知不覺巧妙地剝奪掉了受害者思索能力，而且摧毀了受害者的思索意願，用軟暴力剝奪了受害者最大的人權——思考權，從而讓受害者“自願”變成了牲畜。

“繁瑣哲學+故弄玄虛”是知識騙子最蔫壞最惡毒最高級的詐騙。受害者明知有詐仍然防不勝防，仍然無法避免上當——別說普通老百姓束手無策，連“專業精英”都照樣中招，照樣對付不了用“繁瑣哲學+故弄玄虛”包裝起來的“有毒的金融產品”和“有毒的金融產品衍生物”，所以才會有金融風暴橫掃全球。由此可見“繁瑣哲學+故弄玄虛”這類詐騙的狡猾、陰險、凶惡、狠毒。　　

要避免這類詐騙沒有別的辦法，隻有徹底消滅“繁瑣哲學+故弄玄虛”。要徹底消滅“繁瑣哲學+故弄玄虛”必須首先徹底破除一個迷信：現代化意味著專業化，專業化意味著深奧神秘複雜化，深奧神秘複雜化意味著隻有少數專家才能掌握，所以“繁瑣哲學+故弄玄虛”是“科學規律”和“現代社會高度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普通老百姓隻能任憑形形色色的“專業精英”擺布。

[yongbing1993]

蔣介石國民黨出賣蒙古主權始末






《蔣介石國民黨出賣蒙古主權始末》

作者：佚名

人盡深知，蒙古是在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亞洲戰場即將取得全麵勝利之際，於昏庸無能的蔣介石政府默許下由蘇聯策動獨立——但實際上，蘇聯之所以敢於在1945年煽動蒙古獨立出中國版圖，其蒙古境內的“民意基礎”，一定程度上來源於偽滿洲國時期日本關東軍的蒙獨戰略。

而不論是麵對日本還是蘇聯，作為當時國際上名義認可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國民黨無力捍衛民族大義、拱手放棄領土主權的懦弱卑微均一覽無餘，永遠不可洗白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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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紀末，日本和沙俄為了侵占中國，都想要占領作為戰略要衝的蒙古地帶。

身為“緩衝區狂魔”，俄國人想把今外蒙古一帶當作緩衝地帶，日本則想把今內蒙古一帶納入偽滿洲國範圍，兩股勢力在此產生了矛盾和衝突。

侵占中國東北和蒙古的“滿蒙計劃”本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既定國策，關東軍設計的偽滿洲國版圖一開始便把熱河包括在內。

1932年3月，溥儀公開宣稱熱河是所謂“滿洲國”的一部分，隨後日本也露骨地承認熱河屬於所謂“滿洲國”。

黃炎培曾這樣形容熱河的戰略地位：

熱河是高地，東邊高過遼吉黑三省，南邊高過河北省，我國保住熱河，不惟華北一帶得了天然屏障，即由熱河向東出兵，依高屋建瓴的形勢，雖欲收複東三省，也是不難。如果被日本占據了，不但東三省無收複的可能，而且勢必從此不得安枕。

1933年1月1日晚，日軍謊稱一名日本士兵被打死，向中國軍隊提出抗議，但遭拒絕，隨後日軍又向日本憲兵和哨兵投擲炸彈，反汙中國軍隊挑釁，製造了“山海關事件”。

2月21日淩晨，日軍開始向熱河東部中國軍隊發起進攻，日第8、第6師團和混成第14、第33旅團分三路向熱河進犯。

1933年3月4日，日軍占領整個熱河省。

為以最小代價控製熱河，日本關東軍老調重彈，再啟“代理人方案”，妄圖在內蒙古培植代理人、建立親日政權。

1935年7月，關東軍參謀部製定《對內蒙措施要領》，提出：

為收攬內蒙人心起見，努力籠絡王侯和人民，特別是力求通過有勢力的喇嘛，貫徹日滿兩國政策的本意，進行各種工作，使他們自己意識到依靠日滿的必要，從而進一步釀成與滿洲國采取共同行動的趨勢。

由此，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世孫——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劄薩克郡王德穆楚克棟魯普(簡稱德王)，被日本人看中，成為了策動內蒙古獨立的急先鋒。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為了征服東北曾網羅了內蒙古東部各盟旗的一些封建上層人物，以草原土地主和各汗後裔為主，而在偽滿洲國日趨穩定後，關東軍又把注意力轉向內蒙古西部盟旗的上層人物。

錫林郭勒隨即走進了日本人的視線，此乃關東軍西進的要衝，因此日本人就同德王勾結起來。

1930年冬，日本駐張家口特務盛島角芳竄訪蘇尼特右旗德王府，加緊策反德王;1931年夏，德王同他的妹夫補英達賴因事到北平，盛島角芳尾隨德王來到北平，還在扶桑館宴請德王一行。

席間，盛島稱讚成吉思汗是一位偉大的人物，希望德王應該像他的先輩那樣“征服蒙古”，並暗示德王“關東軍可以幫助他成就大業”。

1933年7月16日，關東軍正式提出：

在內蒙古西部樹立排斥蘇、中兩國勢力的自治政權。

日本特務鬆石孝良也致信德王：

日本帝國願意幫助你們收複長城以北的疆土，聯合西部各盟旗，加入滿洲國，或組織自治政府，與滿洲國攜手合作。

1934年盛夏季節，盛島角芳來到百靈廟竄晤德王：

關東軍準備無償，送給你2000支步槍，現已運到林西，請你派人運回來。

一個月後，茫茫漠北草原上降落了一架飛機，不斷轉動的螺旋槳，將偌大的草原掀起了幾級大風——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賢二抵達蘇尼特右旗，進一步加速了扶植德王的步伐。

1935年冬，德王在關東軍的引誘下，冒著嚴寒前往偽滿洲國“首都”新京(長春)參觀，麵見了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和參謀長西尾壽造，進行了所謂“日蒙合作”的談判。

關東軍表示願意幫助他首先在內蒙古西部搞一個“獨立局麵”，然後再建立獨立的“蒙古國”，日本人還向德王許諾，將送錢、送槍給他，幫他擴編部隊。

在日本人的慫恿下，1936年2月12日，德王府舉行了“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典禮——這一年是成吉思汗誕辰731年，典禮大會決定改元易幟，用成吉思汗紀年，確定“蒙古旗”。

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孫自居，被推為所謂“蒙古軍總司令”。

在典禮上，德王發表就職誓言：

我誓願繼承成吉思汗的偉大精神，恢複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複興大業。

日本關東軍參謀長西尾造壽特地從長春趕來參加典禮，代表關東軍致辭：

日蒙攜手，親密合作。

隨後德王開始擴充軍隊，成立了兩個軍，轄八個師，一萬多人，他本人當了第1軍軍長，李守信任第二軍軍長。

在田中的指使下，德王同李守信、吳鶴齡再次前往長春，會見了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滿洲國”國務大臣張景惠、外交大臣張燕卿，同偽滿洲國簽訂了共同防共、軍事同盟、互派代表、經濟提攜的“滿蒙協定”。

日本在蒙古建立偽政權，實際上在蘇聯控製的外蒙古同日本控製的偽滿洲國之間建立了一個緩衝地帶，並作為日後進攻蘇聯(即“北進戰略”)的基地。

同時，內蒙古地帶的所謂“獨立”，也刺激了外蒙古地帶的蒙古族人，這為戰後的所謂“公投”埋下了隱患。

為防止日本以內蒙古作為向北進犯的跳板，蘇聯亟需在內蒙古與蘇聯之間建立一條深層次的緩衝地帶。

1936年3月12日，即“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後一個月，蘇聯就同外蒙古簽訂了《蘇蒙互助協定書》，規定：

一旦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受到第三國侵犯的威脅時，締約國雙方必須立即計議當前形勢，采取一切足以保護安全的辦法，並相互給予一切援助，包括軍事援助在內。

毫無疑問，這個第三國就是指日本。

也因如此，外蒙古地區對蘇聯的依附進一步加深。

1937年1月，關東軍參謀部製定的《蒙古工作的經過和將來關東軍的方針》，對其在蒙古的策反目的說得很清楚：

關東軍進行蒙古工作的目的，在於使……西部內蒙古民族，依靠日滿方麵，並阻止中國共產黨軍隊和屬於蘇聯勢力圈的外蒙古聯係起來，以確保滿洲國的治安，同時羈縻外蒙，以有助於完成我方對蘇作戰的準備。

可以看到，至此時，日本人已然不把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和國府軍隊放在眼裏，而是忌憚事實上早已身背民族大義、救亡圖存使命的中國共產黨對收複蒙古等陷落領土的決心。

自九一八以來，麵對東北地區和內蒙古地區的相繼淪陷、被日本人建立起偽政權的現實，蔣介石政府根本無心對抗，而是一門心思進行“剿共”，完全不顧國家民族生死存亡、領土主權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