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佞小人國之蟊賊》什麽意思

《奸佞小人國之蟊賊》什麽意思

 

 

《奸佞小人》什麽意思？在百度共產黨員網上解釋：《奸佞小人 國之蟊賊》。小人做官，人們稱他們為“奸臣”。奸臣的危害，概括起來，可以說是一誤君主，二害忠良，三禍國家，四殃百姓。

一誤君主：奸臣往往偽裝忠誠，曲意逢迎，博取信任後便蒙蔽君主，玩弄君主於股掌之中，引導君主在邪路上越滑越遠，走上身敗名裂的不歸路。對於奸邪小人誤導君主走上邪路的能力，絕對不可低估。元代賢臣許衡對此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說：“除非人君沒有喜怒，隻要有高興，奸邪小人就會極力稱讚人君所高興的東西（包括人、物、事），以求得到人君的好感；人君隻要有生氣，小人就會進一步鼓動人君生氣，並借此擴大自己的權勢。除非人君沒有愛憎，隻要有愛，小人就會利用他的愛來滿足自己的私利；隻要有憎，小人就會利用他的憎恨來為自己報仇。”無數曆史事實證明許衡所言不虛。《誤華國鋒》

二害忠良曆史上，奸臣殘害忠良的事例不勝枚舉，可以說曆代皆有。在無數被打擊迫害的賢臣忠良之中，於謙可算作一個冤死的典型（本是盡忠報國，而罪名卻是叛逆）。《害四人幫》

三禍國家：奸邪小人的各種危害都是相互聯係的，誤君主、害忠良，自然也就給國家和百姓帶來禍患。小人直接禍害國家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小人一旦得勢，便趾高氣揚、盲目自大、目空一切，因而決策輕率，行事任意，往往給國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複辟資本主義》

四殃百姓：小人得勢，並不打算報效國家、造福百姓，他們熱衷於兩個目的：一是滿足自己的權力欲和吃喝玩樂，並希望這種腐朽生活能夠享之長久，延及子孫；二是引導君主腐化墮落，而這樣做就是為了保住前一個目的。那麽，怎樣才能享盡榮華富貴呢？天上不會掉下金銀財寶來，隻能是千方百計地搜刮民脂民膏，橫征暴斂，巧取豪奪。因此，奸臣當道，便會無一例外地殃及百姓。《工人下崗，農民流浪打工》

走資派鄧小平的“三起三落“之《起》是怎麽上來的？“落“不難懂，不是被打“落“就是自己不幹。《起》就不一樣了，三顧請出山也是《起》，三次被選上也是《起》，趨炎附勢死皮懶臉自己要上台當官做老爺也是《起》。走資派鄧小平的《起》顯然是屬第三種。

《三起三落》有很多同義詞：如《奸佞小人》。《趨炎附勢者》。《精致利己主義者》。《機會主義者》。《投機取巧者》。《牆頭草隨風倒》。《兩麵三刀者》。《說謊造假者》。《混水摸魚者》。《當麵是人背後是鬼者》。《信仰不堅定者》。《說話不誠實者》。《缺乏誠信者》。《台上說好話台下捅刀者》。《見風使舵者》。。。。。

在政治上能《三起三落》者，這不僅是中國政治史上，而且更是世界政治史上不可思議的奇跡。為什麽唯獨走資派鄧小平能行？因為走資派鄧小平是個變臉的多麵人，隻要對自己有利就會不擇手段。

走資派鄧小平的第一次“落”與“起”。首先鄧小平不在“皇位“上，隻是一個中下層幹部，在戰時官職的上或下是隨時變化的，一個師長一仗下來隻剩一個團的人了，就是團長。一個幹部犯了某種錯誤從一個高的職位上調到一個低的職位上，根本談不上什麽“落”與“起”。而且憑鄧小平變臉要比翻書還快的本領，很快又竄到和劉佰承等平起平坐的官位了，劉鄧大軍的頭了。

走資派鄧小平的第二次“落”與“起”。是因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的鄧小平是和劉少奇，被定為劉是一號走資派，鄧是二號走資派而“落”的。“落”後的鄧小平又拿出看家本領把“走資的行為”都推給劉少奇，強調劉是主導的，徹底和劉少奇劃清界線，也算慣用的方法先是出賣主子，活活將劉逼死。後又“深刻檢查“，向毛澤東寫信表忠心下保證《永不翻案》。說好話求情減罪給於“小小的工作“。在此努力下，走資派鄧小平的第二次又“起”來了。一九七二年出來工作之後，立馬為自己翻案，還是白貓黑描摸石頭複辟資本主義那一套。應該說，毛澤東相信鄧小平保證的《永不翻案》之後扶鄧上來試用一下，誰知大失所望。毛澤東說，《永不翻案》靠不住啊。還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此時的走資派鄧小平己升為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己被鄧氣死，這是原因之一再加上生病。這個最大的走資派前麵又加上《死不悔改》四個字，完整的稱謂應該是：《鄧小平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死不悔改》了還能再“起”嗎？別說《三起三落》了，如無特別變化鄧小平的政治命運就此打住。

然而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幾年之後，毛澤東逝世。華國鋒當上了領袖，黨政軍三大最高職位一肩挑，權力可大了。此時的鄧小平還在“落”。“落”在江西一座將軍豪宅裏打橋牌喝茅胎養尊處優呢。看到華主席己掌權穩定，鄧小平的心又開始活動了。老一套寫信表忠心下保證。主人換了應該有用的。上麵講到《三起三落》有很多同義詞，這裏舉一個如《趨炎附勢》《奸佞小人》。趨炎附勢的意思是奉承、依附有權有勢的人。奉承和依附有權有勢的人，任何時代都不鮮見。他們沒有原則，對上級或者權勢俯首帖耳，百依百順。他們往往因為善於奉迎，如獲得上級重用後，即刻反臉不認人就是“農夫與蛇“的重現。並借此官位狐假虎威地欺壓百姓。古人將這樣的人稱為《奸佞小人》。這種人對國家的危害極大。因為這種人的出發點是一己私利，他們不過是利用權勢，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就講講走資派鄧小平的第三次“落”與“起”：“落”是華國鋒仍然遵照毛澤東親筆給他所寫的“照過去方針辦”的指示，要“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此時鄧小平在江西一座國民黨將軍留下的將軍樓裏，名曰“落”難，實質喝喝茅胎打打橋牌，拿著高工資，亨受高福利待遇的生活滿足不了啦。還想“東山再起。所以就向華主席表忠心，要求出來工作。這樣就“起”來了。

鄧小平的效忠信一開頭就說：“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誌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

鄧小平又一封信先是效忠再是承認錯誤後是提要求：

效忠是：“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

承認錯誤是：“我在七五年的工作雖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

要求是：“至於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麽，什麽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

走資派鄧小平，1979年1月29日，在卡特總統歡迎鄧小平的國宴上，鄧小平說：“如果對政治上東山再起的人設立奧林匹克獎的話，我有資格獲得金牌。”這不僅是中國政治史上，而且更是世界政治史上不可思議的奇跡，尤其是，鄧小平第三次複出時已屆73歲高齡了。

鄧小平第三次是怎麽複出的？請看下麵：

鄧小平第三次上台前寫給華國鋒的兩封信

鄧小平寫給華國鋒的第一封信

1976年10月10日，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這篇社論因泄露了中共“最大機密”而引人注目，它公開出現了“團結在以華國鋒同誌為首的黨中央周圍”這樣的提法，這表明，中共中央已經“群龍有首”。就在1976年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的時候，鄧小平給華國鋒主席寫了一封親筆信，表達了自己對於粉碎四人幫的歡悅之情。按照當時的慣例，信的開頭是寫“華國鋒、黨中央”。

鄧小平第一封信原文：

東興同誌轉呈國鋒同誌並中央：

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誌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

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鬥爭，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後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緊接著發生的，以國鋒同誌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這是社會主義道路戰勝資本主義道路的勝利，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勝利，這是鞏固黨的偉大事業的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勝利。

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鄧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鄧小平的信，沒有提及他自己的問題。但是，他寫這封信給華國鋒，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幫已經被粉碎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也該結束了!

但是，華國鋒看了鄧小平的信，撂在一邊。

10月24日，下午3時，百萬群眾雲集天安門廣場，“雙慶”大會在這裏舉行。這是華國鋒作為中共領導人，第一次在萬眾歡呼聲中登上天安門城樓。

和華國鋒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中共領導人之中，沒有見到鄧小平的身影。這個時候，華國鋒仍然遵照毛澤東親筆給他所寫的“照過去方針辦”的指示，要“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

鄧小平給華國鋒的又一封信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又給華國鋒寫了一封信。這一回，鄧小平破例把葉劍英的名字也寫上去，一開頭寫著“華主席、葉副主席並黨中央”。鄧小平這麽寫，另有用意：因為1976年10月10日他寫的那封信，隻寫給華國鋒，被華國鋒撂在一邊;  這一回寫上葉劍英的名字，那麽，華國鋒看了之後，不能不轉給葉劍英看，華國鋒也就無法一手遮天。

鄧小平第二封信原文：

華主席葉副主席並黨中央：

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雖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

我感謝黨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幫沒有關係這件事，我特別高興在華主席的講話中肯定了廣大人民群眾去年清明節在天安門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

至於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麽，什麽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的時候，我曾向中央用書麵表達我內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在黨中央決定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會主席的時候，我知道了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確的方式戰勝四人幫的偉大勝利的時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國鋒同誌和中央用書麵表達我的真誠擁護和歡欣鼓舞的感情。 .

如果中央認為恰當，我建議把我這封信連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發黨內，究應如何處理，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決定。

順致誠摯的敬禮!

鄧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5月3日華國鋒同意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了鄧小平的兩封信。中共中央轉發鄧小平的信，成了向全黨發出了鄧小平第三次複出的訊號。

這是走資派鄧小平在《落》的時候的嘴臉。一旦《起》後，走資派鄧小平的嘴臉變成虎狼般的凶惡。

1979年1月29日，在卡特總統歡迎鄧小平的國宴上，鄧小平說：“如果對政治上東山再起的人設立奧林匹克獎的話，我有資格獲得金牌。”吹捧走資派鄧小平的吹鼓手們如是說，這不僅是中國政治史上，而且更是世界政治史上不可思議的奇跡，尤其是，鄧小平第三次複出時已屆73歲高齡了。通常認為，人生七十古來稀，一個70多歲的老人，他還有多少新思想呢? 還是老一套，不管黑道白道用腳摸著石頭過河搶到財富就是好貓，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不準爭論信資信社，全心全意複辟資本主義私有化，全民經商一切向錢看不看老百姓的臉色，大膽地去私吞公共財產。這就是第三次複出時已屆73歲高齡的走資派鄧小平對中國的貢獻。這就是《三起三落之鄧實為奸佞小人之徒》。在中國不肅清走資派鄧小平的流毒，將會繼續禍害幾代中國人。一切向錢看，人人自私自利，造謠說謊滿天飛。

[yongbing1993]

文革中鄧小平是如何出賣劉少奇








鄧小平：《為什麽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鑒於蘇聯變修的經驗……當時黨內就有劉少奇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毛主席糾正了多次，沒有糾正過來。”》

鄧小平：《一九五五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參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

鄧小平：《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

鄧小平：《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

鄧小平：《文化大革命，我們是肯定的，我們在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指出這樣性質的大革命今後還要搞，當然怎麽搞，采用什麽方式，不是照抄過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對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確的評價。他說，文化大革命有缺點，但基本是正確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我們中國人民對七分成績是感覺到的。》

鄧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批評，他立刻檢討，事實上是同劉少奇劃清界限，這就是當時已流傳在外的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的檢討。之後，鄧小平在下台後又於一九六八年寫了《我的自述》，保證“永不翻案”，為以後的複出鋪下後路。在林彪事件後，鄧了解到毛澤東有意解放老幹部，又寫信給毛澤東，終於在一九七四年，由毛澤東推薦複出。毛澤東在後來批鄧時說：“他說永不翻案，我看靠不住啊”。

文革中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出賣了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後，為了與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劃清界線，不停地給毛澤東主席寫信以示忠心。以下內容是走資派鄧小平寄給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鄧小平：我的自述》。分別檢討在北京工作時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

鄧小平：在北京工作時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一九五五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參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在討論時我講了些什麽記不起來了，但思想上對農業合作社發展過快，怕不鞏固的想法是有的。

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讚成的。

我的這個罪過，對於黨和人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

“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

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

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讚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

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於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

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麵，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麵，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參與製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

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

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

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

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係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

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

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隻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隻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

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

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

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麵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

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

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

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

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

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麵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麵貌。

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

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

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

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

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

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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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重申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線，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還存在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因此，在這個曆史階段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葉劍英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也重申了毛澤東這個理論和路線。

鄧小平在閉幕詞中說：“我們這次代表大會，在英明領袖華國鋒同誌主持下，在以華主席為首的大會主席團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全體代表的共同努力……圓滿地完成了我們的莊重任務。

我們這次大會，是堅持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大會，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團結、堅持光明正大的大會”。

1978年7月17日《鄧小平同英國朋友詹金森的談話》中說：“中國人民永遠懷念毛主席。我們所取得的成功是與他的領導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是肯定的，我們在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指出這樣性質的大革命今後還要搞，當然怎麽搞，采用什麽方式，不是照抄過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對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確的評價。他說，文化大革命有缺點，但基本是正確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我們中國人民對七分成績是感覺到的。為什麽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鑒於蘇聯變修的經驗……當時黨內就有劉少奇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毛主席糾正了多次，沒有糾正過來。”

[yongbing1993]

中國的國家製度不應該是走資派








毛澤東：中國的國家製度不應該是一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製度。

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作者：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抗日的一般《綱領》

毛澤東：我們的一般綱領

為著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並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迫切地需要一個互相同意的共同綱領。

這種共同綱領，可以分為一般性的和具體性的兩部分。我們先來說一般性的綱領，然後再說到具體性的綱領。

在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國的現階段，我們共產黨人在這樣一個基本點上是和中國人口中的最大多數相一致的。這就是說：第一，中國的國家製度不應該是一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製度，因為這種反人民的製度，已由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十八年統治證明為完全破產了。第二，中國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建立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因為在中國，一方麵，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表現得很軟弱；另一方麵，中國早已產生了一個覺悟了的，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表現了強大能力的，領導了廣大的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其它民主分子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領袖——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新條件。第三，在中國的現階段，在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製度。

那末，我們的主張是什麽呢？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製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製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

這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要求的國家製度，因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數百萬產業工人，數千萬手工業工人和雇傭農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占了三億六千萬的農民階級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及其它愛國分子的同意。

自然，這些階級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勞資之間的矛盾，就是顯著的一種；因此，這些階級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殺這種矛盾，抹殺這種不同要求，是虛偽的和錯誤的。但是，這種矛盾，這種不同的要求，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上，不會也不應該使之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這種矛盾和這種不同的要求，可以獲得調節。在這種調節下，這些階級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項建設。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並且主張在推翻和廢止這些之後不是建立一個舊民主主義的政治製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製度。我們的這種主張，是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完全一致的。孫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製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孫先生的偉大的政治指示。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它一切民主分子，必須尊重這個指示而堅決地實行之，並同一切違背和反對這個指示的任何人們和任何集團作堅決的鬥爭，借以保護和發揚這個完全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

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製，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隻有這個製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並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軍隊和其它武裝力量，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部分，沒有它們，就不能保衛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切武裝力量，如同其它權力機關一樣，是屬於人民和保護人民的，它們和一切屬於少數人、壓迫人民的舊式軍隊、舊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於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上述宣言裏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製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製資本之要旨也。”在現階段上，對於經濟問題，我們完全同意孫先生的這些主張。

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讚成發展個性，不讚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讚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著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破壞著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製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和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按照孫先生的原則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在現階段上，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所主張的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製度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說來，這是我們的最低綱領。實行這個綱領，可以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狀況和社會狀況向前推進一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況，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這個綱領所規定的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因素。但是這個綱領的實行，還沒有使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汙蔑、謾罵或譏笑；對於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對於那些善意的懷疑者，則不是給以排擊而是給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鬥，為著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鬥。我們果然是這樣做了，我們共產黨人，協同廣大的中國人民，曾為此而英勇奮鬥了二十四年。

對於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為這個目標奮鬥，如果看不起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對它稍許放鬆，稍許怠工，稍許表現不忠誠、不熱情，不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什麽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就是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隻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麽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麵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彎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而說什麽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什麽要將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畢其功於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民眾的欺騙手段。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任何的空談和欺騙，是不會讓它迷惑我們的清醒頭腦的。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似乎不是忠誠的。這是由於不了解我們所承認的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我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裏的若幹基本原則，是互相一致的。應當指出，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和我黨在現階段上的綱領，隻是在若幹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東西，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東西。我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比之孫先生的，當然要完備得多；特別是孫先生死後這二十年中中國革命的發展，使我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綱領及其實踐，有了一個極大的發展，今後還將有更大的發展。但是，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按其基本性質說來，是一個和在此以前的舊三民主義相區別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當然這是“中國今日之必需”，當然“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為本黨的最低綱領而奮鬥和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而奮鬥，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麵）是一件事情，並不是兩件事情。因此，不但在過去和現在已經證明，而且在將來還要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三民主義的最忠誠最徹底的實現者。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製度。我們的答複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製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製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製度。隻要共產黨以外的其它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俄國的曆史形成了俄國的製度，在那裏，廢除了人剝削人的社會製度，實現了最新式的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製度，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都被人民拋棄了，人民僅僅擁護布爾什維克黨，因此形成了俄國的局麵，這在他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國的政權機關中，即使是處在除了布爾什維克黨以外沒有其它政黨的條件下，實行的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或黨和非黨聯盟的製度，也不是隻有工人階級或隻有布爾什維克黨人才可以在政權機關中工作。中國現階段的曆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製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製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